筹漕篇上①
道光五年夏②，运舟陆处，南士北卿，匪漕莫语。先筹民力，乃及天庾。一壶中流，敢告幕府，作《筹漕篇》。
客曰：仆伏东海之壖，隶贡赋之乡。今者淮决湖涸，千里连穑，积如山冈。蓄清则无及，由陆则财伤，航海则非常。然东南之粟，终不可不登于太仓。窃耳当事之议，欲借引夫河黄，盖不得已用之，庶权宜济急之一方。或者其可行乎？
对曰：非下士敢议也。然窃闻之：利多害少，智者为之；害多利少，审时施之；有害靡利，无时而宜之。今者堰虽决矣，河未病也；清虽泄矣，可徐盛也；漕虽亟矣，策未罄也。智者因祸而为功，未闻加患而益甚。若之何用河而河病，助清而清病，济漕而漕病？夫黄宜合不宜分，分则力弱而沙沉；清宜鬯不宜淤，淤则倒灌而患深。将姑为济运计乎？窃恐运河浅狭，岂容浊泥，数日而胶，旬日而夷，衔尾磨浅，有如曳龟。进退触藩，计当安施，幸蚤图之，毋悔噬脐！
①选自《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398—404页。
②即1825年。
客曰：江、淮二渎，皆濒于海，淮为河夺，故道未改。赣榆沙船，运货吴淞，来往为恒，未尝失风，是沿海可行也。嘉庆中，开减坝，夺盐河，淮北之商，载盐海航，由福山入江，行千五百之内洋，是江口可通河北也。今者粮艘扼于清口，进退两难，盍令由江下海，入于云梯之关，逆溯而至中河，奚必濡滞乎湖干？
曰：是康熙中所曾议，而河臣张鹏翮格之未行者也。夫赣榆之浅船，无过二百石，故可载轻以涉沙，讵可行千余石之重艘乎？盐运自北而南，可进乎江口；粮艘自南而北，必上乎黄河。鸿流喷薄，百里为激荡，两岸绝纤道，岂能效逆上之鱼乎？改由海舟，费且无益，矧在漕舟，十无一济，如之何可行也？
客曰：古之漕运，皆用转般，沿水置仓，递输于官。江舟不入淮，淮舟不入汴，汴舟不入河，河舟不入渭，自宋崇宁中始改为直达纲。今清口龃龉，漕舟不能入黄，则盍仿建仓之意，截留滞粟于淮、扬，或仿转般①之法，集河北、山东、河南之船于北岸，接运乎清江。二策居一，可否其行？
曰：兹所策者，将以暂行乎，抑永行乎？其以济全漕乎，抑半漕乎？南漕正耗四百万石，以一仓贮万石，必四百余仓。
①指唐、宋以来所采用的分段转运粮食货物的方法。
木必坚厚，地必高燥，费巨时旷。其未成以前，截留之粟无所贮。将粜卖以易新乎？则出入之间，贵贱两伤，折耗百出；将修以备将来不时之急乎？则不遗力以造仓，仓成而河运通，仍归无用；将不建仓而第接运乎？则河南、山东、直隶额设之官拨船二千百有五十艘，每船止受二百五十石，仅可运米五十余万。纵尽签商民之船勿顾怨咨，亦不过百余万石，尚不足济南漕之半。必更增造五百石之船数千艘，为费数百万。而清江过坝每日仅能过二万石，非二百日不能竣，必误抵通之期。
且唐、宋漕运，皆以民不以军也。今循明代之军运，而用唐、宋之转般，则自黄河以北，其仍用屯丁乎，不用屯丁乎？用屯丁则虽转般而依然直达，且本艘之回空莫顾，拨船之兼辖难周；如不用屯丁而至淮即还，则接运北上者，民乎官乎？沿途稽察谁司，通仓勒索谁给，米色耗坏谁任乎？夫唐代沿途置仓，递相灌注，已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今不革数百年之运军与百余年之仓弊，而漫议永行者，左也；无素备之仓与一定之成宪，而仓卒暂试者，尤左也。子言师古，吾见其滞今也。
客曰：旧漕变价，新漕折价，可乎？
曰：太仓之储，非下士所测其数，可否停运，议俟庙堂。且以数百万米易银，银必贵；以数百万银易米，米必贵。出入皆耗，是变价之累在官。于秋成谷贱之时，而责以纳银，则贱愈贱；于浮收积弊之后，而责以敛银，则浮愈浮，是折色之累在民。况正供有定，河患无恒，停运其可常乎？是仓储之虞并在国，以此策之，又未见其可也。
客曰：救急之图，苟且之计，固皆踬矣。请舍一时之谋，商异日之画，亦有二议，或可久远乎？
曰：愿闻其说。
客曰：古言运道，必曰汴渠，讬始鸿沟，大辟于隋。起荣泽，引河入汴达于淮，曰通济渠；又因沁水南连河，北通涿，开以济运，曰永济渠。唐、宋以来皆因之，是古运道本出于河、淮之上也。自元濬会通河而汴道遂废，然其东支入涡者，上流虽塞，而其南支合颍名贾鲁河者，仍上受京、索、须、郑诸水。由祥符之朱仙镇周家口至颍州以注于淮，商舟辐辏焉。若再施开濬，引漕舟由洪泽溯淮而上，入汴以抵于河，则祥符之对岸即为阳武，距卫河仅六十里。又上游之沁河，旧本入卫，近改由武陟入河，仍可分流入卫。使由此泝之，则其南由淮入汴者，即今日商舟通行之水；其北由沁、卫达天津者，即今日通漕之水。不大烦穿凿而运道出于河、淮之上游，不复与清口相犯。高堰之水，可以毋蓄，而淮、扬下河之水患可免矣。微山、蜀山诸湖可以毋蓄，而山东之涝旱可免矣。
曰：若子之说，是移清口于河南，以邻国为壑者也。病河病漕，以之直达固不行，以之转般亦不行者也。隋之去今，千有余载，河底深通，视今数倍。然且旋开旋闭，唐刘晏①等即已改用转般，不能直达。宋都汴京，南漕本不入河，其北漕甚少，已岁虞河口之倒灌，故尝塞河引洛循广武以入汴，及河啮广武而运废。
①唐理财家。肃宗、代宗年间，历任户部侍郎、充度支等使，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等职。负责盐、铁转运、疏浚河道、整顿盐税，理财达二十年之久。
宋室南迁，金源河徙，诸渠淤废，是以元人改开会通河。岂不知汴、沁自然之利，甘凿空劳费之役哉！
况今又五百余载，河高地下，势同吸注，引贼入室，建瓴必溃。南决入汴，则必无开封；北决入卫，则必无卫辉。且南河有减水坝，而东河无之者，盖建坝必依石山而藉胶泥。自东河以上，地坦土疏，即减坝尚虞其夺溜，况引河通运乎？若欲泝汴而上，由郑水以至河阴，与武陟对岸，以截河而入沁，则郑水涓浅不可以舟。且沁性浊悍，岁虞横决，而欲以人力操纵之，使七分入黄，三分入卫，沁必全势北趋，不必河蹑其后矣。若即于阳武元人陆运之道，车载六十里而至卫河，则昔人所运不过数万至十万石，今以数百万之漕而三易其舟，两般其堤，劳费尚可问乎？且两岸之仓，接运之船，不与前议同弊乎？是以卫运则中滦、淇县之，陈州、新乡之运，元、明偶试之而不恒也，汴、沁则胡世宁建议于嘉靖，范守己贡策于万历，而皆不用也。
客曰：然则黄河者，运河之贼乎？故漕与河不双行。舍河用海，事有元、明，易安以危，世复望洋。窃极愤悱之思，欲去两短集两长，则盍舍运河开胶莱河，辟外洋从内洋？愚者千虑，必有一当，请为子陈其详：
夫江南之与北直，接壤海壖，里距不远也，而山东之登、莱二州，斗出海中，长如箕舌，由南赴北，舟行必绕出其外。故元人海运三道，皆放黑水大洋①趋成山绕至天津，远者万余里，近者四五千里。诚由胶至莱凿通故道三百里，则漕舟出射阳湖之庙湾入海三百八十里，至山东，入胶河，至莱州海仓口，复入海四百里至直沽，凡舟行千有四百余里，而沿海洋中不过六百里。内免黄流之隔，外辟黑洋之险，以海运之名，有漕河之实，计勿便此矣。
曰：元初之故迹，刘应节、崔旦之遗说，仆亦尝考之，马家峡之难开，分水岭之难凿，两海口之潮沙难去，潍、沽河之水势难引，吾子谅亦闻之，今不更端矣。且即使沙石天开，海潮神助，扬帆莫御，而抑知有不可行不必行者乎？
夫海舟不畏深而畏浅，不患风浪而患沙礁。江南沿海，横亘五大沙，舟行所最畏。元初沿海求屿，逾年始至，旋辟其险，径放大洋，而旬余即达。况今黄河云梯关外，复涨千里长沙，皆舟行必避之险，若由胶、莱故道，则舟当何出乎？将北出淮河口，则今已为黄河所夺，将南出射阳湖，则口若仰盂不可以通大艘，断不能不出商船所由之福山、吴淞二口矣。既出福山、吴淞，则由崇明十滧直放大洋，必绕逾大沙暗礁二千余里而至山东，但再行内洋千里，即天津矣。岂有已过险远之外洋，反辟平恬之内海，而折入胶、莱之小河，是不知地利。江舟不可以行海，海舟不可以入胶，而胶河拨舟，又不可以泛直沽，将必一米而三易其载，一运而三增其费，是不审人事。惩会通之穿凿，而复以穿凿易之；辟大洋之险远，而更以险远益之；舍径即迂，求奇反拙，尤未见其可行也。
①指今北纬32°—36°，东经123°以东一带海域。
客曰：然则海运其可行乎？
曰：天下，势而已矣。国朝都海，与前代都河、都汴异，江、浙滨海，与他省远海者异，是之谓地势。元、明海道官开之，本朝海道商开之，海人习海，犹河人习河，是之谓事势。河运通则渎以为常，河运梗则海以为变，是之谓时势。因势之法如何？道不待访也，舟不更造也，丁不再募、费不别筹也。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其道一出于因，语详贺方伯复魏制府书中。其大旨曰：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所不利者亦有三：曰海关税侩，曰通州仓胥，曰屯丁水手。而此三者之人所挟海为难者亦有三：曰风涛，曰盗贼，曰黦湿。此三难者，但以商运为海运一言廓之而有余，故曰：为千金之裘，毋与狐谋其皮；筑数版之室，毋于道谋其疑。众人以讻讻败事，圣人以讻讻决机，苟非其人，法不虚创，功不虚施。时乎，时乎！智者争之。
筹漕篇下①
道光七年夏，减坝既筑，御坝仍不启，黄高于清，漕舟复舣。天子命相臣行河，群难复起。作《筹漕下篇》。
客曰：尔者海运则既行矣，顾所欲海运者，为河漕不能兼治，故欲停运以治河也。河通而漕复故，则海运何所用之？其将河、海并行乎？抑将以海易河乎？
曰：此河臣明于河不明于漕之言也；又但知治江西、湖广之漕，而不知治江、浙之漕之言也。河之患在国计，漕之患在民生。国家岁出数百万帑金以治河，官民岁出数百万帮费以办漕，河患即有时息，帮费终无时免，孰谓河治而漕即治乎？全漕即不由河，河未必因此而治，况江、浙之漕即由海运，而湖广、江西之漕，断不能不由河运，孰谓海运行而河即可无事乎？
江、楚赋轻而船重，抵淮迟，汛涨辄虞堵闭，故言漕事则易而运道则难；江苏赋重而船轻，抵淮蚤，汛前尚可筹渡，故言运道则易而漕事则难。海运者，所以救江苏漕务之穷，非徒以通河运之变也。且河运帮费既不可去，海运亦需僱舟，而谓帮费可尽去者何哉？屯艘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有费，丁不得不转索之官，官不得不取赢于民。合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尚何暇去帮费！
①选自《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404—411页。
海运则不由闸河，不经层饱，不馈仓胥。凡运苏、松、常、镇、太仓五州、郡百六十万石之粮，而南北支用经费止百有二十万，以苏藩司岁给屯丁银米折价给之而有余。是漕项正帑已足办漕，尚何取乎帮费？无帮费则可无浮勒，无浮勒则民与吏欢然一家，然后可筹恤吏之策。或将江、浙二省地丁钱粮向例收钱者，奏改收银，以免火耗申解之赔累，以剂一切办公之需费，视收漕之浮勒不及其半，舍重就轻，民必乐从，吏无少绌。故海运于治河无毫发之裨，而于治漕有丘山之益，较河运则有霄壤之殊。舍是而徒斤斤补救，议八折，议恤丁，禁包户，禁浮收，皆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即不然，名议海运，仅斤斤于河道之通塞，而不计东南民力之苏困，吏治之澄浊，亦见其轼不见其睫也。
客曰：海运为苏、松漕计则得矣，浙江、淮、扬仿此可识矣，湖广、江西之漕，其无可筹乎？
曰：内河之贡道，天庾之正供，其不能全归于海运明矣。越重湖大江千余里，而至淮安，则屯丁、屯船不可裁亦明矣。然江、楚赋轻，则输纳之困，差缓于江苏；江、楚船重，则闸河之累，亦甚于江苏。赋重者既于其赋捄之，船重者亦于其船治之而已。
人知黄河横亘南北，使吴、楚一线之漕莫能达，而不知运河横亘东西，使山东、河北之水无所归；人知帮费之累，极于本省，而不知运河之累，则及邻封。蓄櫃淹田，则病潦；括泉济运，则病旱；行旅壅塞，则病商；起拨守冻，则病丁；捞溶催攒，则病官；私货私盐，则病榷；恃众骚扰，则病民；皆由于船大而载重。
夫大与重岂例应尔哉！《会典》所载各卫所运粮之船，名曰浅船，阔毋逾丈，深毋逾四尺，约受正耗米五百石，入水毋过三尺，过淮验烙，有不如式者罪之。必使船力胜米力，水力胜船力，虽河浅闸急，亦可衔尾遄进而无阻。曩惟江南、河南、山东之船，尚不逾制，其江西、湖广、浙江之船，则嵬然如山，隆然如楼，又船数不足，摊带票粮，入水多至五尺以外，于是每大艘复携二三拨船以随之。是以渡黄则碍黄，入运则胶运，遇闸则阻闸，一程之隔，积至数程，北上之后，复滞回空。而迩日山东、江南之船，亦复仿效逾制，继长增高，日甚一日。其实所载额米仍不过六百石，余悉为揽盐、揽货之地，沿途贩售，所至辄留，稍加督催，辄称胶浅。夫既知大而窒碍，何不使小而便行。诚使严勅有漕各省，每遇更造之年，力申违式之令。凡粮艘至大以千石为度，以六百石受正供，百石受行月口粮，余三百石许其载货，不出数年，悉改小矣。
夫然而旗丁之困穷可以恤，帮费之浮甚可以轻。何则？丁之苦累者五，曰：遇浅拨载之费，过闸缴关之费，回空守冻之费，屯弁押运之费，委员催攒之费。今既改小则不胶不拨，遇闸提溜，通力合作，勒索无由，而费省十之一二矣。抵通不踰六月，回空不踰十月，而费省十之三矣。各帮惟迟重难行，故本帮千总领运而外，复委押重押空各一人，沿途文武催攒而外，复有漕委、河委、督抚委，其员数百，每船浮费，其金又数百。今既载轻行速，冗滥尽裁，而费省十之五六矣。所省各费，即足应通仓之胥规，而所余尚半，大益于本漕者以此。
夫然而泉河灌引之禁可以弛，诸湖淹田之害可以损。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尺，河员惟恐误运，复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而遇旱需水之年，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东之水，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实然，天则何咎？今漕艘改小，入水仅三四尺，则湖可少蓄，而民田之涸出者无算；旱可分引，而运河之捞濬亦可纾；大益于邻封者以此。
客曰：会通之河，非第运粮，亦以通货。今漕艘不许多载，则京师百物踊贵，而水手工食不敷。且江、楚船数不足，每多洒带。今改小既不敷分载，增造又费将安出？越洞庭、彭蠡，涉长江，非重大其能御风而压浪乎？粮舟三载小修，五载大修，十载拆造。如必逐年渐改，则势不画一，一舟不前，千艘皆滞，安能望十年之迂效而捄目前之急难乎？
曰：贱货必在通商，通商必在利行，未闻旅滞而物集，途通而货壅。船既遄行，则荆、扬、豫、兖之货循运河而上，江、浙之货附海漕而北，物价必贱于前。且船大则水季必多，多则不得不各贩私以裨工食。今则向用数十人者，止用十余人，利散见少，专则见多，赢绌较然矣。船大则造费亦大，故不能足数。若以二千石之船，改归千石，则即使二船造三，亦有赢无绌矣。四川、湖广贩米、贩货之船，穿巫峡、历洞庭而下者，或五、六百石，至千石而止，往还无失，知船之胜风涛在完固善操驾，不在巨观矣。是三难者皆不足虑。
至逐年渐改之期，则以二船改三计之，江西十三帮，但改六百艘，已足九百艘之数，六年而始画一；湖广六帮，但改二百七十艘，已足四百余艘之数，三年而始画一。若求易简速效之方，尤有一举两利之策。考江苏一省，漕最大，船最多，而较浙、楚为制最小，江苏既全归海运，则所余空艘，即足以受浙、楚三省之粮。诚使江、广重运至瓜州，即卸粮于吴船，仍令原省屯丁水手接运北上，易船而不易人；如浙江未归海运，则并将吴船移至杭、嘉、湖受载，亦易船而不易人。其浙、楚三省重船，售与大江运盐贩货之巨商，变价归官，以安置江苏水手；如浙漕亦归海运，则估变浙艘亦即以安置浙江水手。是一转移间而江、广重运为轻运，岂必求三年之艾，始捄七年之病耶？
客曰：南漕固不可全归海运，而河患难必。万一江西、湖广之漕，灌塘亦不能济，庸遂无策以筹之？
曰：海运独除江、楚、安徽者，为经久计，非不可为权宜计也。且河运所难于江、广，非独船重，亦以途遥。夏汛启坝，恒虞倒灌。至海商豆麦之利，则在春、秋、冬三季，其时船价皆增，而夏季则北方缺货，船价亦减。此时江、广重运，正抵瓜州，顺风赴北，至平至速，是海运反以江、广为便。谚云：“五月南风水接天，海船朝北是神仙。”如使河运中梗，漕艘不能飞渡，原可兼前策而暫行之，令海船春季则举江、浙之漕一运而至津，夏季而举江、广、淮、扬之漕接运而赴北。俟河运既鬯，则仍罢海运归故道，权宜变通，夫奚不可！
且当事所难于江、广之海运者有二：一则漕费已给旗丁，而海舟雇价无从出也；二则瓜州至福山口二百里粮船不熟水道，海船又不肯就兑也。不知重船既不北上，尽省闸河通仓之费，独收沿江售货回空迅速之利，且非江、浙永行海运，尽废漕丁者比，则但酌给帮费，已大欢忭。而其未给之漕项银米，移归海运，乘夏季海船价减之时，每石尚可酌省，当无不足。江、广漕项不及苏、松之宽裕，故必节省方足。至扬子江下汔福山口水道，则崇明买米之船，可至江宁、安庆，岂不可至瓜州？而其自上而下者，尚有焦湖之米船，镇江之红船，咸熟于沙线。国初海寇张名振、郑成功皆以海艘直闯金、焦，往返如户闼，谁谓海艘不可入江者？但令沙船三月末齐集福山口，先雇米船数十向导海船往反，试行一次，使沙礁洞然，即催各帮海船泝至京口受兑，计江、广百万之漕，但用海门、通州、崇明三帮已足，其沿江弹压则有通州、狼山镇，而京口南北两岸，可泊数千艘，天时地利，皆出十全。以海受江，可经可权，谁谓宜吴船而不宜楚船也？
虽然，此议暂行，则南货多由南通州附载，不尽由上海，于海关牙侩又有不利焉。显阻阴挠，势所必至，吾故总策运事而始终断之曰：苟非其人，法不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