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谭海运者，咸谓以变通河道之穷，河道通则无所用之。此但为运道言，而未为漕事言也；抑但可为江西、湖广之漕言，而未可为江苏之漕言也。江、广赋轻而船重，抵淮迟，汛涨辄虞堵闭，故言漕事则易而运道则难；江苏赋重而船轻，抵淮早，汛前尚可筹渡，故言运道则易而漕事则难。然江、广之船，去河远，去海尤远，终不能不以运道之通塞为利弊；若江苏之船，去河近，去海尤近，并不以运道之通塞为利弊。臣守土官，所职司者漕耳，请耑言漕事：
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漕，赋额几半天下，而其每岁例给旗丁之运费，则为银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两，为米四十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三石，计米折价，直银九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两，共计给丁银米二项，为银百二十九万五千七百五十八两。上之出于国帑者如此，而下之所以津贴帮船者，殆不啻再倍过之，通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
①选自《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412—414页。
官非乐为给也，民非乐为出也，丁非尽饱厚利也。军船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又有费，亦知其所从出乎？出于彼者必取于此，而公私名实之不符，有所赢者必有所绌，而良莠强弱之不平，吏治何由而清，民气何由而靖？惟海运则粮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而计费仅百四十万，抵漕项银米之数所溢无几，而帮船之浮费丝毫无有焉。诚使决而行之，永垂定制，不经闸河，不饱重壑，则但动漕项正帑，已足办公。举百余年丁费之重累，一旦释然如沉疴之去体，岂非东南一大快幸事哉！
彼谓变通济运者，所益固在国计；而调剂漕务，则所益尤在民生。圣人举事，无一不根柢于民依而善乘夫时势，故举一事而百顺从之。以是知儳然不终日之中，必无易简良法，而事之可久可大者，必出于行所无事也。
海运之利，非河运比；本朝之海运，又非前代比；江苏之海运，又非他省比；而苏、松等属之海运，又非他府比。诚欲事半而功倍，一劳而永逸，百全而无弊，人心风俗日益厚，吏治日益盛，国计日益裕，必由是也，无他术也。若夫谋议之始末，设施之纲目，前序、后纪备矣，不复及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