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储篇一①
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作《军储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
何谓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必不利于中饱之人。天储所仰，莫如漕盐，行之二百岁，百窦千蠹，昼夜朘蚀。苟有人焉，曰：江、楚曷改小粮艘乎？江、浙曷改行海运乎？则和者百，者亦百。者何人？曰：在南则漕丁、水手持之，在北则通仓胥吏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纲盐曷变行票盐乎？省改捆，省岸费，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缓纳，曷为不行？则默者百，挠者万。挠者即默者之人。曰：岸盐恐跌价则持之，岸吏恐裁费则持之，书吏、捆工恐清弊则持之矣。
何谓节用之利？普赐田租，普免逋负，自古旷荡之仁，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之世。
①选自《魏源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468—473页。本篇出自《圣武记》卷十四。
昔者，宋世常遇郊大大赦矣，三年一郊，辄百万，赦辄数万，其后至于不敢郊。苏轼所谓以不急之费，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后世庆典普恩，与郊郊赦何异？生齿赜矣，机变滋矣，有恃十载普免而争先逋欠者，则利顽民而不利于良民；官免赋而佃不免租，则利于富民而不利于贫民；海寇攻城，不及乡里，而遍免四乡之赋，则利于安堵之民，而不利于被难之民。国家正供，有岁入数千万之名，而常有逋欠千余万之实，异日国计愈匮，潦旱遍灾，何以蠲赈？则过厚于无事之民者，反无以备夫缓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议节者一。直省养兵，费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额三分之一。乾隆中叶，又以名粮改成实额，增六万之兵，即岁增百余万之饷，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夫养兵数十万，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复国初之旧额，再核目前之虚伍？或并三兵之费以养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费以募一兵，使一兵当十兵之用。此宜议节者二。
何谓塞患之利？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难禁内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轻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为酷者，惩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轻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耻且格是也。窃谓禁烟欲申大辟之法①，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载在《大清律》，以防窃盗之再犯，所谓耻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终之刑也。
①指死刑。
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黥之！则纨袴温饱之烟民，知令在必行，闻风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诛，则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终者，杀之无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不责以有犯必诛之事，专责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则人可按籍而稽，瘾可按期而验。倘有纨袴温饱之家，耻黥哀免者，许以金赎，视其职衔小大，为罚赎之轻重。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诛，不得再赎。惟贩烟之犯则立诛，不在黥赎之例。其贩烟吸烟，必许告发，告不实者反坐。未水师整饬，而外洋无庇贩之人；绣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内地无尝试之犯。如是而烟不绝者，无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是则禁民为非，实帝王理财之大柄。令不行，禁不止，所可蠹财者，宁惟鸦片？
何谓开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垦，货源莫如采金与更币。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请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外洋之用银币，亦先于中国。何者？宋、明以前，银不为币，币惟黄金及铜。而《汉书·西域传》：宾、安息、条支濒海诸国，皆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面，或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幕者钱背。】《唐西域记》：龟兹国、睹贺罗国、迦毕试国其货皆用金银钱，及小铜钱，印度兼用金银贝珠。是西域上古即用银币，先于中国数千年。其证一。
《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湖、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以金银为货币。韩愈及元稹奏状，皆言自岭以南用金、银，自巴以外交易用盐、布。宋仁宗景祐二年①，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两广易以银，江东以布。是闽、粤旧通番舶，故用银独早。其证二。
《文献通考》国家二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送，所失甚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暮夜贸迁，黠吏受赇，纵释不问，民用日以凋敝。又曰：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海商往来，钱宝所由泄，是以自临安出关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发，官必点视，监送放洋。然商人多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官验止为虚文，乃许党类首告，以其钱货之半充赏。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舶者有罚。其番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离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铜钱下海，与今日之禁纹银出洋无异。盖昔时番舶载银，以易中国之铜钱，钱之出海者既众，则银之入中国者亦必众。故昔时不闻禁出洋之银，犹今不闻禁出洋之铜钱。事所本无，患正相反。其证三。
《职方外纪》言：南墨利加州各国，多产金银，而孛露国、金加西腊国所产，尤甲天下。其场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万人。国王什税其一，每七日约得课银三万两。
①即1035年。
百物俱贵，惟银至贱。贸易银钱五等，金钱四等。欧罗巴岁岁交易，所获金银甚多。而中国银矿开采，则唐以前，史书从无其事。唐宪宗二年①，且诏言有银之山必有铜，铜有资于鼓铸，银无益于生人，其自五岭以来，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欲以闭银而广铜。洪武、永乐③中行钞，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欲以轻银而重钞。《通典》载唐度支岁入之数，粟、布、钱、帛而外，未尝有银。惟两广诸州土贡，每州贡银三十两，或二十两，以为贡，不为币。苏辙《元祐会计录》，及《元史·成宗纪》，岁入之数，银但五六万两。《洪武实录》岁入之数，银但二万四千余两。是则自明以前，重铜轻银如此，其采银贡银之少如此。而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国银矿已经开采者十之三四，其未开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气，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之而去，则中国宝气之秘，在山川者数千年，亦必今日而当开。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当变。故曰：开源之利。
①即公元806年。
②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主朱棣年号。
军储篇二①
难者曰：货源之为急标，开矿之为濬源，则闻命矣；若夫聚众则难散，边夷则易衅，税课将滋弊，则若之何？工巨而无款可筹，费重而无矿可验，则若之何？
曰：亦知云、贵无岁不开银矿，国家无岁不征矿税乎？《大清会典》：正供岁入之数，云南银场，岁课六万七千三百两有奇，永昌府及广东无定额。云南金矿，岁课金六十两有奇，贵州思南府无定额。云南铜矿，额课银万八百有奇，四川、两广无定额。云南铅锡矿，课锡三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两广无定额。岂滇、黔之矿不聚众，不征税，而他省独患众患税乎？岂滇矿不边外夷，黔矿不边苗疆，而他省独患其边夷乎？甘肃甘州八宝山之金矿，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矿，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为两提標之优差。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金矿，将军派兵守之，客民串谋潜挖，至今为驻防之利薮。广东琼州之银矿，挖砂百斤，煎银六十两，其工费仅六两。此外，四川马湖建昌番地之矿，浙江温、处之矿，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锸云趋、裹粮骛赴。官特置局，税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额，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得不偿失，财不足用乎？
①选自《魏源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473—479页，出自《圣武记》卷十四。
闻之滇吏曰：矿丁多寡，视矿苗衰旺，矿旺人众，矿衰人少，矿绝人散。有利则赴，无利则逝，不俟官为散遣，从无聚而难散之事。
凡矿所在，皆有场主，听其治，平其争。以七长治场事：曰客长，司宾客听断。曰课长，司财贿税敛。曰厨长，司工役饮食。有事皆听治于此三长。又有炉长、镶长、硐长、炭长，分司采炼。又有胥役游微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严制肃，万夫无谇。乾隆末，威远厅同知傅鼐结矿场之练勇以御猓夷，斩馘数百，亦称奇捷。是则有矿之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内患？从来但有饥寒之盗贼，岂有富足之盗贼乎？且铜、铁、铅、锡、煤、炭、硝、磺诸场，何一不聚众者？国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阉宦，行以苛暴者？秦、隋黩武亡国，后世不闻禁用兵；元代开河致叛，后世未尝废治河；明季加赋致寇，本朝未尝不征租税。岂有惩色荒而禁昏姻，恶禽荒而废蒐狩乎？
难者又曰：古币用黄金，其用金之多，倍蓰今日。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万斤；汉王予陈平金四万斤，间楚君臣；其余诸帝之赐臣下金，辄数百斤计；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或赤金十万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民间淘采之方，官府征敛之法，史册无闻焉。管仲、桑弘羊、孔仅之徒，始言天地之藏，当取以富国，而不可为豪强所擅。然其说不过曰盐、曰铁，不闻有榷金之政。蜀卓、程郑，皆擅冶铁以殖货；吴濞、邓通，皆铸铜山以致富，未闻其藏金之数。汉令私铸铁者钺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此令后唐长兴二年始除，止亩纳长农器钱一文五分。】铁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铁者，又置小铁官，遍于天下，独未闻有犯金之禁，何哉？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弛禁若水火。谓小民不盗采，有是理乎？马端临①亦求其说而不得，因谓汉世不贵难得之货，有古人遗意。夫不贵难得之货，曷为百金中人什产，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辄列名《货殖》耶？桑、孔心计，下至告缗算车，鹿皮荐璧，而独疏网于金币，是诚何说？
曰：《周官》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为之万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坑冶开闭禁令之始。《禹贡》荆州厥贡惟金三品，梁州厥贡镠铁银镂砮磬，此贡金之始。《管子》言禹、汤铸历山、庄山之金为币，以救水旱。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以权衡万物，以高下而御人事，此制货币之始。盖自太昊铸金，神农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泽不以封，金之开采，已足以备宇宙之用。
及至汉世，金无耗减，惟恐过多则贱，故无事于开采。
①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著《文献通考》，成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
②“仆”，矿的古体字。
既无开采，则亦无征榷，而藏在山泽。守自人者，民无从私立坑冶，非若铁为日用农器所必需，铜为铸兵铸泉时所用。有官采官铸之榷，即有私采私铸之禁，日增月益，法令斯繁，非民乐犯铜铁之禁，而不趋采金之利也。及后世铸像写经，融箔饰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从事于坑冶。
然唐初置陕、宣、润、饶、衢、信诸州银冶五十八，而宪宗元和中，特申重铜轻银封闭坑冶之令，于是天下银冶，废者数十，岁采银仅万二千两，宣宗增银冶二，亦止岁采银二万五千两，微不足数。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其见于《文献通考》者，登、莱、商、饶、沂、南恩六州金冶十有一，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一监，共银冶八十有四。自太宗至道末及神宗元丰初，大约天下岁课金万余两，银二十余万两。惟天禧末岁入银八十八万三千余两，则除坑冶外，丁税利市折纳互市所得皆数之。或出自商旅，或来自外夷，非尽坑冶之数。其时矿苗微，歇者屡，朝恒下蠲除之令。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发之矿，漕司虑发本钱，往往停闭。至建炎七年①，工部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变。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
①即1133年。
此皆宋以来开采之事，未尝有矿徒扰民，矿税病民也。
明太祖、成祖、仁宗，屡慎重开矿之事，然陕西商县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银屏山炉冶四十二座，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县银场局，皆始于洪武之世。永乐遣官赴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余，浙江增至八万余。宣宗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余，浙江增至九万余。英宗初，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既而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严禁不能止，言者请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亿过于公税，是则闭与开两失之矣。自是以后，矿事遂属于中官。天顺四年，始命中官分赴云南、四川、福建、浙江，于是云南十万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浙、闽如旧，总四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时，中官开湖广武陵等县金场，则得不偿费，一小扰。武宗时，复听内官奏开闽、浙银场，则无矿责银，再小扰。至万历二十四年，卫千户仲春奏请开矿助大工，于是河南之汝南，山东之沂州、沂水、蒙阴、临朐、费、滕、栖霞、招远、文登，山西之夏邑，中使四出，计十年间，共进矿税银三百万两，每岁亦不过三十万，而奸珰乘势诛索，中饱不啻倍蓰，利归下，怨归上，为任珰之极弊。回思洪、永、宣德时何政？唐、宋、金、元时何政？乃以此为封禁之口实，开冶者之厉戒哉！
更考国朝列圣之诏令：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奏，久经开矿之地，如云南、湖广、山西等县处，本地穷民自开，地方官查明记册。其别省人往开，及本处富户霸占者，罪之，其他省未开采者，禁之。上曰：有矿之地，初开即禁，则可。若久经开采，贫民措赀觅利，藉资衣食，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总之，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吏处置得宜，毋致生事。乾隆三年八月，谕曰：两广总督鄂弥逵议覆提督张天骏“矿山开采，恐滋聚众”之奏，据称：铜矿鼓铸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则为工，散则耕作，并无易聚难散之患。地方大吏，原以整顿地方，岂可图便偷安，置国计于不问？张天骏藉安靖之名，为卸责自全之地，其交部议处！四年六月，广督马尔泰奏：英德县长冈岭铜坑，近有炼出银矿，请给商人工费。惟该县洪矿出银过多，及河源县铜矿逼近铜山，均请封闭。谕曰：银矿议闭之说，岂因开银获利者多，则开铜者少乎？不然，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其详议以闻。四十二年二月，谕曰：刘秉恬奏促浸、攒拉二水沿河之地，可以开矿采金，是以呼为大、小金川。朕思金川之雍中刺麻寺有金顶，产则产金，自属不妄。若所产金沙果旺，不如官为勘验、试采，为两金川设镇安营之费。嘉庆元年六月，谕曰：据伍弥泰奏：昨委侍卫巡查塔尔巴哈台所属之达尔达木图、乌兰讬罗辉等处禁山，适有偷挖金两之众，献出金沙六十两，因复派兵拿办等语。向例，严察新疆产金之地，特恐匪徒聚众生事；今既畏惧，献出金沙，尚属遵法，何得派兵拿办？倘有一二流离贫民，偷挖金两，断不可若此办理也。此皆列代圣训未尝不许开矿之证，与《会典》载云南矿课相表里。或曰：雍正中，世宗不有慎重开采之谕乎？曰：是时朝廷百废备举，方兴直隶水利，清耗羡归公，户部库贮六千余万，直省仓储三千四百万石。外洋无透漏之银，司农无竭蹶之叹，天子不言有无，本强不问标末。帝王之道，张弛各因其时也。故普赐田租之事，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矿课开采之事，可不行于雍正，断不可不行于今日。
军储篇三①
问曰：近世银币日穷，银价日贵，于是有议变行楮币者。其法本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其用同于近日北五省之会票，淮南之根窝；其说倡于嘉庆中鸿胪卿蔡之定，推衍于近日吴县诸生王鎏。且述崇祯时部臣议行钞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广，藏之便，赍之轻，无成色之好丑，炉冶之销耗，绝银匠之奸伪，盗贼之窥伺，铜钱废而尽铸为兵，白金贱而尽充内帑。果足通银币之穷，佐国用之急乎？
①选自《魏源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479—484页。
曰：宋臣叶适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实诸法，桑弘羊所不为；蔡京改行钞币，以盗贼之道，诱赚商旅之财，又王安石所不为。何者？唐之飞钱，宋之交会，皆以官钱为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货，特以轻易重，以母权子。其意一主于便民，而不在罔利，犹是《周官》质剂之遗。譬如以票券钱，非即以票为钱；以窝引中盐，非即以窝为盐，皆有所附丽而行之。至蔡京改行钞法，则无复官钱，而直用空楮，以百十钱之楮，而易人千万钱之物，是犹无田无宅之契，无主之券，无盐之引，无钱之票，不堪覆瓿，而以居奇。宜乎奸伪竞起，影射朋生，不旋踵而皆废。金、元、明代，竟不鼓铸而专用钞，重以帝王之力，终不能强人情之不愿。如欲复行，窃恐造之劳，用之滞，敝之速，伪之多，盗之易，禁之难，犯之众，勒之苦，抑钱而钱壅于货，抑银而银尽归夷，有十不便而无一便矣。然楮币不可用，而更币之法不可不讲。请先陈历代各币之兴废，而后效其说：
汉世银价极贱，朱提银八两，直钱千有五百八十，他银八两直千。【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汉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民废不用。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价，而遂不行。况以楮代币，视白鹿皮荐直四十万，其笼利又甚倍蓰，其不可行一也。
宋太祖取唐代飞铁故事，许民入铁京师，于者州换给。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诣务入钱者，即日给券。又敕诸州，商人赍券至者，当日付钱，不得住滞，违者科罚。其后成都守臣寇瑊以蜀人苦铁钱之重，私券贸易，富户主之，及富人赀衰不能偿，争讼数起，请官置交子务，禁民私造。诏岁造交子，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贯，新旧相因，其用意便民如此。及大观中，蔡京更钞法，则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封桩旧积，绝口不言，尽失交会之本意。绍兴中年，始诏会子务隶都茶场，正以商请茶盐香矾等岁千万贯，不独恃见钱以为本。然钞引止凭以取茶盐香货，而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以一夫而运万缗于千里之远，赍轻用重，流落民间，即同见镪，其究必有最后受累之人，其罪究归最初作俑之人，仁者其忍出此？其不可行二也。
绍兴元年，因婺州屯驻，舟楫不通，钱重难致。诏造见钱关子，赴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三十年，又诏淮、浙、湖北、京西不通水路处，上借等钱，许用会子解发。是交会原以通舟运之穷，故大观中蔡京钞法，惟江、浙、湖广、福建不行，盖水乡通舟，运钱甚易，故至今钱票亦不行于江、浙、楚、粤。今欲以西北之票，强诸东南，纵有官钱，尚非民愿，其不可行三也。
王氏《钞币刍言》谓果欲行钞，必尽废天下之银然后可行。是即洪武、永乐禁银钱以行钞法之意。其时罚禁愈严，钞壅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银诱民市而执治其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贞祐三年，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民间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请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通，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窘乏坐化，商舟皆运钱贸易于淮南，钱多入宋，识者谓其弃货财以资敌国。今日果禁银行钞，不过尽驱纹银于西洋，其不可行四也。
王氏又谓前代钞币不行，由楮印潦草，制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行之矣。元世祖中统元年，别造丝钞，曰“中统元宝”，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矣。不但无楮印之潦草，且旧钞昏烂者，又委官以新钞倒换矣。乃金代则银价日贵，宝泉日贱，几于不用；元代则鼓铸不给，新旧滋弊，与银钞皆废，其不可行五也。
洪武八年，折收粮税，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计金五换】三十年，诏以折收逋赋，重则困民，令金每两准。
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计金亦五换。】永乐十一年，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当银七两五钱。】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二十引。【当银十两。】其时米盐断无如此之贱，特朝廷欲损上益下，故为此制。
以便民。使当时以银一两而买民四石之米，金一两而买民三十石之米，则势必不行。今行楮币者，为损上益下乎，损下益上乎？其不可行六也。
汉时银八两，直钱千，既过贱；金代铸银钞，每锭五十两，直钱百贯，旋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其价又过贵。【其后银钞不行盖由于此。】明洪武中造“大明宝钞”，每贯准钱千文银一两，每四贯准黄金一两，则银钱之价酌中，而金价不及今四之一。然某氏《谈往录》又言：明初银每两兑钱六百，是则抑银重钞之令，非民间通行之价。
及崇祯十六年，银每两兑钱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数百，乃严禁小钱，力复旧价，制卒不行。及国朝顺治初，而银价复以两兑千，其时非有鸦片之患，盖前归流贼，故贼平始贱也。顾氏炎武言：万历中赤金止七八兑，崇祯中十兑，江左至十三兑，亦非由鸦片之故，盖世乱则藏金者多也。近十余载间，纹银每两由千钱至千有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而至千有三百钱，人始知鸦片内灌透银出洋之故。夫流贼掠去之银，贼平即出，因避乱而藏镪兑金之人，乱定则其价平减，非若透漏外洋之有出无返也。【近日沿海多避夷氛，苏、杭赤金至廿三兑，近又复故。】
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夫岂无法以驭之？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而已。中国铜钱，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炉而止。自哈密以西，则行回部红铜普尔钱，【一当内地铜钱之五，以五十普尔为一腾格，形椭首锐，中无方孔。】打箭炉以西，则行西藏银钱。
【重一钱五分者，每六圆易银一两；重一钱者，每九圆易银一两；重五分者，每十八圆易银一两。】自乾隆平定新疆、西藏后，命于天山南北路各城设局鼓铸普尔钱，文曰“乾隆通宝”，皆镌地名用国书回字矣。又命驻藏大臣监造大小银钱，面文“乾隆宝藏”汉字，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如廓尔喀之式矣。是皆以天朝货币，而仿外夷之式。今洋钱销融，净银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若鹜。独不可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乎？此币之宜更者一。
古币以金、以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钱粮用银，始于金代，而成于明正统以后。】各视其时王之制。然必皆五行百产之精华，山川阴阳所炉鞴，决非易朽易伪之物，所能刑驱而势迫。《书》曰：“具乃贝、玉。”古者，财贿宝货，文皆从贝，锡我百朋，制详五等。【《食货志》大贝、壮贝、么贝、小贝、不成贝，凡五贝。两贝为朋，大贝一朋，直钱二百十有六。壮贝一朋，直钱五十。么贝一朋，直三十，小贝一朋，直十。不成贝者，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么贝二寸四分以上，小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为贝。】玉则古为上币，与贝皆行于三代，而废于秦世。我朝臣服和阗、叶尔羌，玉山玉河，岁时上进，充庭溢阙。乾隆时回部官山有禁，嘉庆中，始听民开采。今宜以贝、玉佐银币之穷，上出宫府之藏，外榷官山之产，镌其等直，广其流布，物华天宝，民珍国瑞，无倾镕冶铸之烦，无朽腐赝造之苦。此币之可推广者二。
夫开矿以濬银之源，更币以佐银之穷，皆因天地自然之珍，为国家不竭之府。苟舍贝玉，舍银钱，而以楮代之，是不若行冥镪于阳世，陈明器于宾筵之为愈也；不若施画饼于赒荒，易告身以一醉之为愈也。恐鞅、斯之酷不能行，桑、孔之计有不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