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氏《说文》“性”字下云：“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情”字下云：“人之阴气有欲者也，从心，青声。”“志”字下云：“意也，从心，之声。”“意”字下云：“意，志也，从心音。”“欲”字下云：“贪欲也。”此训不确，见后。案：性情属于静，志意欲属于动。
人性秉于生初，情生于性，性不可见。情者，性之质也；志意者，情之用也；欲者，缘情而发，亦情之用也。无情则性无所丽，无意志欲则情不可见。试一一申言之。
《告之》之言曰：“生之谓性。”仪征阮氏《性命古训》曰：“性字本从心从生，先有生字，殷周古人造此字以谐声，声即意也。”考《论语·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皇疏云：“性，生也。”《白虎通》云：“性，生也。”《春秋钩命诀》云：“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韩昌黎《原性》云：“性者与生俱生也。”盖人秉性而生，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乐记》言“民有血气心知之性。”盖血气心知即性之实体。戴氏《孟子字义疏证》曰：“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盖血气为人物所同，而心知则有智愚之别。草木有生性而无觉性者，禽兽有觉性而无悟性，惟人具有悟性。有觉性者，具有血气者也，有悟性者，具有心知者也。
故《乐记》言“民有血气心知之性”。古代性字与生字同，性字从生，指血气之性言也。人无血气则不生。性字从心，指心知之性言也。性生互训，郑君《乐记注》亦曰“性之言生也。”故人性具于生初。以上释上文人性秉于生初语。《礼记·乐记》篇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文子》、《淮南子》皆有此语，《说文》“才”字下亦有此言。静对动言，静也者，即空无一物之谓也，未与物接，故空无一物。王阳明言“无善无恶性之体”，即此旨也。故性不可见。以上释上文性属于静及性不可见二语。古人之言情也，或言六情，或言七情。《左传》昭二十五年云：“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此就六情言也。《礼记·礼运》篇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此就七情言也。案：欲生于情，而欲实非情，何则？欲即由喜怒哀惧爱恶而生也，安得与喜怒哀惧爱恶并言。故《礼》言七情不若《左传》言六情之确也。《荀子》亦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生于情。”《管子》亦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也，必以喜怒哀乐。”《汉书·礼志》亦曰：“人含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皆其证。然荀子言性之好恶喜怒生于情，不若言情之好恶喜怒哀乐生于性也。此疑荀子之文倒误。以上释上文“情生于性”语。
《荀子》又言“情者性之质也”，既以情为性质，则情必丽性而后见矣。以上释上文“情者性之质也”，及“无情则性无所丽”二语。然古人又训情为静者，《白虎通》云：“情者，静也”，《广雅》亦云：“情，静也。”盖人生之初，即具喜怒哀惧爱恶之情，故《礼运》言“情弗学而能”。有感物而动之能，见《乐记》。然未与外物相接，则情蓄于中，寂然不动，人日与外物相接，心有所感，而情始发见于外，不与物接则情不呈。即《中庸》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朱子以未发为性，以已发为情，不知未发为情之体，而已发则为情之用也。亦《易》所谓其静也翕也。周子《太极图》言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静也者，即就未发之情而言之也。汉儒训情为静，乃就情之体而言，非就情之用而言。
即许君训“情”为“阴”，又《论衡》云：“情生于阴”，《白虎通》云“情者阴之化”，又引《钩命》云“情生于阴”，皆足证《说文》之说。阴亦静字之义，与宋儒排斥情欲者迥殊。以上释上文“情属于静”语。《说文》于志意二字互相训释。
《左传》昭二十五年云：“以制六志”，孔氏疏云：“情动为志。”《鬼谷子》曰，志者，欲之使也。盖人情之动，由于感物，情动为志，即《中庸》所谓已发之中，亦《易》所谓感而遂通，《乐记》所谓应感物而动也。
心之所欲为者为志，《诗大序》曰：“在心为志”。汉儒亦云“心有所之为志”。心念之初起者为意。佛书所谓五识八识，皆即意也。故《说文》训意为志，近儒改志为识，盖志与意稍有区别。《说文》二字互训，尚属未精。心念既起，即本其情之所发者而见之于外，此志意所由为情之用，无意志则情不可见也。
以上释上文志意、“志属于动，意者情之用也”及“无意志则情不可见”三语。欲生于情，《乐记》言：“感物而动，性之欲也。”以性之欲训动，不若以情之欲训动也。感物既多，心念既起，此欲所由生于意之后也。则心有所注，此欲所由生于志之后也。心有所注，则意有所求，意有所求，不得不思遂其志而欲念以生。故欲缘情发，故《说文》言“情有欲也”。乃情之见诸实行者也。以上释上文“欲属于动”、“欲者缘情而发亦情之用也”及“无欲则情不可见”三语。
由是言之，未与物接，空无一物，谓之性。性指血气心知言，《孝经》言“毁不灭性”，灭性者，即伤血气也。既与物接，而为心念所从起者，谓之情，心念既发，谓之意，意有所注，谓之志，意所专营，谓之欲。稽之古训固不爽也。乃前儒之言性字者，或言性善，《诗》言“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性善说之始。《孟子》道性善，而性善之说大明。所据之证，约有数端，一以同类之人相似，一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人所固有，一以理义为人心所同然。然此仅可谓人性有善端，不得谓性即善也。或言性恶，《荀子》言人性恶，其善者伪也，言性善由于人为。告子言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棬，不知性亦善端也。或言性无善无不善，此告子之说，杨子善恶混之说本之。或言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亦告子之说。或言有性善有性不善，此公都子所引之说，韩愈性有三品之说本之。或言节性，《召诰》言节性，《礼·王制》言修六礼以节民性，《书·西伯戡黎》篇又言不虞天性，虞训为度，度与节同。孟子言忍性，忍亦节也。或言尽性，《诗》言弥性，《易》言成性，即《说卦传》尽性之说，即孟子所谓扩而充之也。或言反性，庄子曰反性以复初，即不扩充之谓。或言率性，《中庸》曰率性之谓道，率性即顺其善也。或谓性必待养而后成，《神农经》言养性以应人，孟子言养其性，周人世硕亦主养性之说，董仲舒曰性可养而不可改，皆此旨也。或谓性必待教而后善，《韩诗外传》曰“夫人性善，非得明王扶携之，内之以道，则不成君子”。董仲舒亦曰“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众说纷纭，折衷匪易。然律以《乐记》“人生而静”之文，则无善无恶之说立义最精。
性无善恶，故孔子言性相近，相近者，无善无恶者也。《大戴礼》言形于一之谓性，言为人既同，则其性亦同。孟子以同类者相似，为性善之征，似未足为据也。
而阳明王氏亦言无善无恶为性之体也。然孔子又言习相远者，则以人有心知，与禽兽不同。有可以为善之端，《易》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又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将以顺性命之理，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夫言性中有道德，有仁有义，则性有可以为善之端，然《易》言继之者善，董子亦言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又言性虽出善，性未可谓善。则性非即善明矣。亦有可以为恶之端，据西人天演学派，则人性多恶。惟未与外物相感，故善恶不呈。告子言性无善恶，本属不误，但误其在于不动心，不动心者，即欲心念之不起也，已蹈宋儒灭情断欲之弊。及既与外物相感，日习于善，则嗜悦理义之念生；日习于恶，则淫慝许伪之念生。故人性本同，悉由习染生区别。
《晏子》曰汨常移质，习俗移性。《后汉书》云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贾谊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言人性由习相远也。此董子所由言性必待教而后善，《易》言后以裁成，辅相左右。《周书》言刚克柔克。《中庸》言修道为教，皆所以化民也。故《大学》以止至善为归。而阳明王子复言有善有恶，性之用也。但以有善有恶为性用，则又不然。夫人性本无善恶，善恶之分由于感物而动，习从外染，情自内发而心念乃生。即意与志也。心念既生，即分善恶，是则有善有恶者，情之用，与性固无涉也。且善恶之分既由于心念，心念亦缘情而发，情也者，即所谓喜怒哀乐也。
《礼·乐记》篇言哀乐喜怒敬爱为非性，又言民无哀乐喜怒之常，则喜怒哀乐生于情，非复性中所固有矣。且喜怒哀乐既非性，则性之善恶又何从而起哉。善恶皆由与物相感而生，无喜怒哀乐，即是无所感也。
盖中国前儒多误情为性。孟子以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为性，然味色声臭皆情之所感也。荀子言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此亦只就人情言也。又云人之性生而好利，有耳目之欲，亦就人情言也。《大戴礼》喜怒欲惧忧为五性，性即情也。告子以食色为性，食色亦情也。性不可节，节性即节情也；犹《乐记》言好恶无节也。好恶属情不属性，即忍性亦指忍情言也。性不可率，率性即率情也。率与顺同，犹言顺人情也。至若尽性之说，则性字即才字，犹言拓充其用耳。又《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诚明者，言其才质之颖敏也。是性字亦当训才。则古人言性分善恶者，皆当易性为情矣。《说文》“酒”字下云，所以就人性之善恶。盖人得酒而情动，情动而善恶以分，人性二字，即人情二字之讹也。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此情可为善之证，然过用其情，则好恶以偏致流为乖戾，如《大学》言人之其所亲爱贱恶哀矜敖惰而辟，《论语》推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刚不好学之蔽是也。则情不能谓之善矣。故《礼运》言治七情而《左传》亦言制六志也。情有善恶，则意志缘情而生，亦必有善有恶。孟子言尚志，所以正心志之趋向也。趋向既正，即无恶矣。孟子言舜蹠之分，分于为善为利，为善为利即志于善志于利也。孔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志于仁则无恶，则非志于仁者，即不免为恶矣。《大学》言：“诚意所以戒意念之虚妄也。”虚妄既消，即无恶矣。盖情动于中，则意念自起，意念既起，则心有所营，故作事之善恶悉由起念之善恶而分，而心念之善恶悉由于好恶之偏，而好恶之生则由于中情之感发，此善恶所由生于情也。《管子》曰：“好不迫于恶，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此即古人治情制志之说也。特古人不言灭情耳。
欲生于情，未尝不善。有嗜欲之欲，如《礼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有欲望之欲，如《论语》言欲仁、欲立、欲达，《孟子》言欲义、欲贵、欲广土众民是也。人无欲则不生，亦无欲则人无所营，特过用其欲，则好恶以偏，或不知反躬，夺人所好，而以人之所恶加人，即《乐记》所谓物之感人，无穷人之好恶，无节灭天理以穷人欲也。穷人欲由于不反躬，故推所欲以侵他人之自由。天理者即公理也。宋儒所释非是。则欲由善而为恶矣。古人言寡欲、《孟子》节欲《易经》，复言欲不可纵，《曲礼》所以戒民之恣情纵欲耳，曷尝有去欲无欲之说哉？孔子以欲不行不可为仁，复言公绰不欲不可为滕薛大夫。则去欲无欲不足贵矣。故东原以情欲不爽失者为天理也。乃秦汉以降，异说日滋，汉儒以阴阳言情性，董仲舒曰，不明于阴阳五行，不可以言性，阳者善，故性善，阴有欲，故情有不善。《孝经钩命诀》曰，情生于阴，性生于阳，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白虎通》曰，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郑君注《礼记》曰，情以阴阳通也。故《说文》亦以阴阳言性。又汉儒以性为五常，见《白虎通》，又以仁义礼智信配性，谓其取象五行，见《礼·中庸》及《诗笺》。又以五常分合五藏，皆阴阳家言。近儒孙渊如《原性篇》引伸之，甚详。立说已流为迂诞，而宋儒之说尤属无稽。朱子谓性兼人物，言人物一也，其误一也。以相近者为气质之性，遂谓孔子、告子皆以气言，孟子专以理言，因别求理义之性，且深斥气质之性，与古籍以血气为性者相背，其误二也。以性具于心，虚灵不昧，万理毕具，不假外求，而以外物为足以乱性，不知无外物则情不可见，其误三也。谓人生而静，以上未可名为性，排斥古说，其误四也。自庄子有反性之说，而佛书复有灭情断欲，汉儒如郑康成、班固皆言情主制欲，而郑氏复训欲为邪淫，又言穷人欲则无所不为，又言性不见物则无欲，孔安国亦言无欲故静，皆斥欲为恶。故《说文》亦斥欲为贪欲，而李习之《复性书》又言情弗息则不能复性，情既不生乃为正思，则因欲而斥情。宋儒因之，误以佛书之蔽为欲，以为天理与人欲不两立，以天理为公，以人欲为私，惟断私克欲，天理乃存。则以人欲为可无矣。其误五也。馀所误尤多。近儒矫宋儒之说，然立说多偏。如东原心知即理义，其误一。阮氏《性命古训》多误情为性，其误二。孙氏《原性篇》谓贪利亦善，其误三。馀如陆耀、程瑶田之说亦多讹误。甚矣，性情之不易言也！故即周秦旧说引伸之。盖近儒多泥于孟子性善之说，不欲相背，故立说皆属附会，未能本之于心，岂不可叹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