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云：“道”，所行道也。盖道路之道，人所共行，故道德之道，即由道路之道引伸。郑君注《中庸》曰：道犹路也，出入动作由之。朱子亦曰：道犹路也。即孟子所谓夫道，若大路然也。中国前儒分天道、人道为二，以气化之流行者为天道，如《易经》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张横渠曰：有气化有道之名，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朱子：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全体。又《易》言：形而上者谓之道。程传亦以阴阳释之。盖阴阳为天之作用也。以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为人道。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曰：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又曰：人伦日用之所行，皆是道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为道。是故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为道。亦分天道人道为二。是道字之义与行字同。凡事之悬一定准则，以使人共行者，皆谓之道。
特欲溯人道之起源，则各说不同。或谓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春秋繁露》。或谓道起于三人居室，章学诚《文史通义》。或谓道为人心所固有，吕与叔语。三说均非。夫人之初生本无一定奉行之准则，风俗习惯各自不同，则所奉善恶亦不同。一群之中，以为善，则相率而行之，目之为道，习之既久，以为公是公非之所在，复悬为准则，以立善恶之衡。一群人民以为是，则称为善德，一群人民以为非，则称为恶德。然溯其善恶之起源，则以人民境遇各殊，以事之宜于此群者为善，以事之背于此群者为恶。其始也，以利害为善恶。然一国多数人民之意向，既奉此善恶为依旧，及相习成风之后，即不能越其范围，此道之起于风俗习惯者也。盖善恶之起源，一由于境遇，一由于嗜好。因境遇之不同而嗜好遂不同，因境遇嗜好之不同，则利害亦不同，利害不同则所奉善恶亦不同。如杀人享神之事，文明之民视为极恶者也，而野蛮之民则迷信宗教，以为非此则不能使神降福，则因利己之故而称为善矣。又如谦让不争，中国人民视为极善者也，而太西之民则竞争权利，以为若此则放弃自由，则因不利于己之故而称之为恶矣。推之回民善坚忍，则以残害他教人民为善。西人倡强权之说，则以征服野蛮人民为善。既以为善，则必奉之为当行之道矣。即学士之论说，国民之舆论亦莫不皆然。则道德又岂有一定哉？ 又上古之初，一国之权操于强者之手，而人民遵其命令，罔敢或违，非惟握制定法律之权也，并握制定道德之权。见其有利于己，则称之为善，见其有害于己，则称之为恶。善德者，民之当为者也，恶德者，民之不当为者也。凡专制之君主莫不皆然。愚民不识不知，奉君命如帝天，而强者所定之道德，遂为一国人民所共遵。及人民渐摩濡染，遂本之以定是非。如中国人以弑君为大逆，以忠君为美德，以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为圣训。此何故哉？则以君主制定道德时，非是不足以固一己之权，乃中国人民则以为天理之当然矣。又如中国人民以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为粹言，以一夫多妻为习惯，以女子再嫁为不贞，此皆父权夫权盛行之时，制定此种道德以抑子权女权，而中国人民则又以为天理之当然矣。即有察其弊者，而愚民则信之至深，莫之或悟，承认三纲为至道，不敢稍疑，亦莫敢不从。盖法律之范民不及道德之范民也。戴东原谓“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此之谓也。此道之原于政体法律者也。则天下岂有一定之道哉？
然天下虽无一定之道，及一群之中奉为定则即有范围众庶之权，故中国前儒于道字之界说析为三端：一以道体为无所不被，即《中庸》所谓不可须臾离，陈安卿曰，人生天地之内，物类之中，全具是道，道不可须臾离，求道者就人事中尽得千条万绪当然之理，然后可以全体是道。是陈氏谓道即理也。及道不远人是也。朱子曰，道者，凡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尝不远于人。而赵岐则曰，道舒之则弥六合，包络天地禀授群生者也。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亦可被以道名。朱子《中庸注》以道为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是也，如《中庸》以五伦为天下之达道。而郑君《礼记·乐记》注曰，道谓仁义也。即用《周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说。又注《周礼·大司乐》曰，道者，多才艺者也。则道字又包一切德行而言矣。一以道理为不可或易，即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也。见《春秋繁露》，而《韩诗外传》亦曰，君子之于道也，犹农夫之耕，虽不获年之优，无以易也。与董说同。盖此语稍误，夫天下本无一定之道，则谓道理不变及道理无以易者，皆非也。故事物之有定理可循者，亦谓之道。如《易. 文言传》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时行者即地道之有定理可循者也。若夫今地图之有赤道、黄道，亦地球上一定之轨道也。《中庸》“道并行而不相悖”即指此言。故事物之有定理可循者亦谓之道，以其不可变及不可易也。一以人道为不可不从，如《论语》言何莫由斯道是也。《论语》以户喻道，犹孟子以大路比道。故事理悬一当然之的者，亦称之为道。《中庸》言，道之不行，由于智者过而愚者不及，道之不明，由于知者过而愚者不及。朱子注曰，道者，天理之当然也。故道之为用与法律同。
特儒家之言道也，或就事言，或指理言，以事之平易近人者为道，如《孟子》言道岂难知是。复以理之适于中正者为道，如《孟子》言中道而立是也。皆属至精。惟《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亦若道为性中所固有，而其原则出于天立说，稍误。盖一国一群之民既奉所定之道为准则，人生其间，自总发以来，耳濡目染习与性成，而人民之意中即具一笃于信道之心，一国之民莫不如是。古人不知其由于习染也，见道为人心之同然，遂疑道为人心所固有。吕与叔曰，人良心所发，莫非道也，在我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皆道也。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心所固有也。既以道为人心所固有，《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朱子以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释之，亦此意也。复推原道具于心之故，道疑其源出于天然。《中庸》有言，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以身践道也，道者事理当然之则也。《中庸》又言，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即自然之则，人道即人为，言以人力而践自然之则耳。即诚者自诚二语，乃言诚自为诚，道自为道，诚与道为二物，犹之言道为一物，而践道别为一事耳。则道非性中所固有明矣。宋儒解自为己，未明《中庸》之文法也。则道非心中所固有明矣。率性为道一语毋乃误与。
然周代之时，道字之训日歧，孟子言以道殉身以身殉道，则以一己之宗旨为道矣。《论语》言以道事君亦然。《学记》言大道不器，则又以人身所具之才能为道矣。皆非道字之本义。若老庄之学称为道家，于空虚恍惚之中坚求道体，以道字为绝对之词，与真宰真空相若，此则视道为至高。盖老子之义，以世人奉行之道不过由风俗习惯政治法律而生，然于习俗未成政法未备之前别有一自然之道。
故于世人奉行之道，悉加摧毁，以求道体之本然。故老子书曰：道可道非常道。又曰视之不见曰希，听之不闻曰夷，抟之不得名曰微。又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惚恍。又曰：道之为物，唯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又曰：道法自然。又曰：道常无名。又曰：大道已兮其可左右。又曰：道生一。又曰：道者万物之奥。此皆于未有道名之先，求道体之真，故于世人所奉之道，悉加摧毁。如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惠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欲去一切之道名，以世人所奉之道非真道也。故又言：唯之可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善恶不可据，则世人所奉之道亦不足为圭臬明矣。此老子所言之义也。然道训为行，道体非可行之物，道必寓之于人事，然后可行可由。故老子所言，循名责实只可谓之太极，亦不可谓之道也。两宋诸儒以道为形上，乃隐袭道家之说，如朱子注《论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云：仰弥高，不可及，钻弥坚，不可入，在前在后，恍惚不可为象。即用老子恍兮惚兮之说。又注“子在川上”章云：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儒家不言道体，道体亦道家之说也。惟复以日用事物之理为道。见《朱子语录》。
盖道分为二，一为本体之道，一为作用之道也。惟《宋史》又立《道学传》，而道字之义不仅属于实行，即穷理亦该于其中。若道统之说，则始于昌黎，继于二程，然道而有统，则是由道而行者，仅周代及唐宋数人，而他人皆为背道而行之人也。名之不正，莫此为甚。今欲正名，其惟改道统之名为学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