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静”字下云：静，审也。而《释名》之释静字也，则训静为整。二训均精，盖古人所以言主静者，其故有二。一以制人心之粗率，一以息心念之纷扰。何则：人心有体有用，即不能有寂而无感。故《易》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有所感，则意念以生。
然意念既生之后，或直情径行，弗假思索，不知审措而熟思，即孟子所谓放其心而不知求也。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明胡敬斋曰：心粗最害事。此言人心粗率之为害也。人心粗率由于不思。或心无主宰，众念纷纭，致心驰于外，即《易经》所谓憧憧往来也。明儒薛文清曰：人不主静，则此心一息之间驰骛出内，莫知所止。欧阳南野曰：凡两念相牵，即是自欺根本。王塘南曰：
念念外驰是为逐物。此言纷扰之害也。欲矫二失，咸非主静不为功。《说文》训静为审，审者，详加审察之谓也。故能审则不率。《释名》训静为整，整者用志不纷之谓也。庄子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故能整则不淆。此汉儒立训之精也。
试即古籍之言静者考之，则《礼·大学》篇有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案：《说文》云：“定”，安也，从一从正。盖正者守一以止也，定字从正，则定兼含止义。又云：
“安”，止也。是安止二字亦可互训也。盖定字、止定、安字皆与静字义近，惟中分次第。
知止者，即用志不纷之义，所以禁外念之纷扰也。朱子曰知止而后有定向。能虑者，即详加审察之义，所以制人心之粗率也。故《说文》、《释名》之训，证之《大学》而益精。宋儒之说，其最得主静之义者，一曰涵养，如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诸说是。涵养者，所以矫粗率之失，即心不速动之谓也。涵养既深，其作事也必反覆踌躇而后出，不至流为急迫，亦不至流为浮露矣。一曰收敛，如朱子言藏心于密是。收敛者所以革纷扰之念，即心不妄动之谓也。收敛既密，则外物不足扰其心，不至役于外物，亦不至妄用思念而无所归矣。静字与动字为对待，主静者，即动心之基也，所以裁抑心念之自由，使动心之时必循一定之规律。《礼·乐记》言：人生而静天之性，又言：感物而动性之欲，与《中庸》所言已发未发之旨合。未发者为静，已发者为动，故《中庸》又言慎，如君子必慎其独是。
言中，盖能慎则详加审察，能中则用志不纷，使人于感物以后，动念之初，克尽主静之功，则动心之时自能中节，无复粗率及纷扰之失矣。此古人重主静之旨也。朱子论“中和”有四说。第一说，谓心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所谓未发如是而已。盖守程子未发为无心之说。故第二说斥前说之非，以心为主宰，以知觉为立本行道之枢要。盖朱子此时以心为主体，以知觉为客体。其第三说则谓未发之先当存养，已发之际当省察，此即动静交相养。故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其第四说亦以涵养为主，涵养则不急迫浮露，又谓涵养必有事非止察识。是朱子至此时知主静即为应事，其说较前三说为精。若程子言存养于未发之前，则可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不知静字本含两意，一为收敛，一为主一，主一则心有所主，不至为他念所牵，不为他念所牵，即为中道。是求中亦主静之功，即用志不纷之义，亦即《释名》训静为整之意也。若李延平谓须于静时体认大本未发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其说亦误。夫主静之功，当施于事物相感之后，即与事物相感之后，既于事物相感，则意念以生，故主静之功即为处事应物而设。若人不处事应物，何赖有此主静之功哉？且《中庸》言戒慎恐惧，言喜怒哀乐，若未与事物相感，何由生戒慎恐惧之心，又何由生喜怒哀乐之情哉？
又《周易·系辞传》云：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又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此即周子动静互为根之义。《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案：动而生阳即效实之义也，而静而生阴，则又储能之说也。是古人动静并言，未尝偏重主静也。《论语》言智者动，仁者静。亦动静并言之证。盖非动则不具活泼进取之神，非静则无坚固操持之力。若孟子言“不动心”即《中庸》“审思”《论语》“不惑”之义。审思者，所以去粗率之弊也，不惑者，所以革纷扰之失也。故又言勿忘勿助。勿忘者，心寄于事也，勿助者，不以他物扰其心也。所以申言不动心之旨。是则不动心者，即心不速动，心不妄动之旨。亦即荀子所谓不以梦剧乱智，谓之静也。非以静字之美名，而遂以动字为恶名也。故孟子又言动气动志。至宋儒以冥寂为静，程子曰：性静者可以言学。张子曰：始学者静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静。此皆未尝以冥寂为静，惟唐李翱有《复性书》近于以冥寂为静。
宋儒若李延平之流皆蹈其失。以为事物纷扰由于心念之驰逐外物也，夫驰逐外物由欲与理不两立，以为人心之恶由于有欲，而有欲之原，则由于动心，故言不动心之说可以绝一切嗜欲之原，而无欲之人亦不至习于恶矣。又虑其说之于古无征也，古人虽言主静，未尝废动而专言静也。乃援饰孟子不动心之说，复饰大《易》无思无为之言，朱子曰：《易》指蓍卦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者，言在册，象在画，蓍在椟而变未形；至于玩辞观象而揲蓍以变，则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其说较宋儒解无思无为为不思不为者迥不相同，惟稍附会耳。以为心体本虚，不著一物，程子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夫心体之初，本无一物，其说是矣，然心体之中，不可终于空无一物也。以澄观默坐屏绝思虑为主静。程子等专以静坐为功夫然《诗·柏舟》篇有云：“静言思之”，《氓》篇亦云则静非无思之谓也。《礼·月令》篇云：安形性，事欲静。又云：百官静，事无刑。黄以周曰：百官犹言百体也，百体静安以养之，不以气动其心，即所谓安形性也。
刑，郑注云：今《月令》作径，《吕览》、《淮南子》并同。径者，疾也，速也，不以梦剧乱之，即所谓事欲静也。则静非无为之谓也。《礼记》亦曰声容静。《诗》曰笾豆静嘉，亦静非屏绝各事之证也。《易》言无思无为，与何思何虑同意。言作事之不假思索耳，非谓不思不为也。即孟子言不动心，亦指未发之心言之，非谓心不动也。故思之欲静与息念不同，而事之欲静，亦与绝物不同。后儒言静寂动虚，岂古人言主静之旨乎？然欲矫其弊，致以静功为无用，则又启人民自肆之端，亦非古人动静交相养之旨也。近儒多蹈不知主静之失。殆所谓两失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