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十四卷。清代张伯行撰。此书依据宋代朱熹《近思录》书中的门类,摘录朱熹有关言论分别编入其中,并作了注解,计有六百三十九条,内容主要有“道体”、“论学”、“致知”、“存养”、“家道”、“辨别异端”等十四门类。有 《正谊堂全书》 本。

古汉语虚词著作。清王引之著。成书于嘉靖三年(1798),初刻于嘉靖二十四年(1819)。其“自序”云:“引之自庚戌岁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二十八篇䌷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鞠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后受其父启发,由《尚书》引申旁及于他书,“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成此书。凡十卷。收虚字二百五十(包括同义异形及同形异义者;自云一百六十,不包括同义异形者),按古声母喉、牙、舌、齿、唇之序编次。以研究经传中的虚字为主,以子书及其他古籍为辅。释义原则是:“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以解释特殊用法为主。释义时,先谈用法,后引书证,对不同用法一一辨析,追本溯源。全书体例严密,条理明晰,说解详备,引证详赡,多所创见。但收字少,取材过狭,常见用法解释不多。其释义缺漏较多,若干解释不确,对古书也偶有误解。增补之作有:清吴昌莹《经词衍释》、孙经世《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裴学海《经传释词正误》、黄侃《〈经传释词〉笺识》、俞敏《经传释词札记》等。中华书局1956年根据同治戊辰年(1868)成都书局本校勘标点排印出版,并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辨》、《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经传释词正误》。岳麓书社1984年排印,增黄侃、杨树达眉批370余条,附《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用王氏家刻本影印,附有《语词误解以实义》、《王伯申新定助词辩》、《〈经传释词〉笺识》、《〈经传释词〉正误》等。

清刘沅撰。沅著有《四书恒解》,认为文字简略,学者拘泥于常说,不能遽通其义,故又作此书,朴实说理,期在人人可知,故名《质言》。是书大旨多主义理,唯不宗宋儒。如谓“明明德”三字,“明明”二字相连,明而又明之意。德即无理,心在后天,朱子以知觉运动之心为德,谬矣;又谓至善即尧舜以来所说的中;又谓至善为本,止至善为始。其他所释,大都自抒己见,不拾他人牙慧。书首有刘沅的自序。该书有咸丰二年(1852)刊本。

一卷,清焦循著。本书将《论语》的内容择出十五个专题,每题一篇进行通释。十五篇为:释一贯忠恕、释异端、释仁、释圣、释大、释学、释多、释知、释能、释权、释义、释礼、释据、释君子小人。该书认为,历代儒生释《论语》,多失孔子的本旨,而原因在“未尝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也”。此书以孔子之言参孔子之言为主,“复以孟子之言参之”,“佐以《易》、《诗》、《春秋》、《礼记》之书,或旁及荀卿、董仲舒、扬雄、班固之说”(《前序》)。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仁恕是圣人之道的核心与全部内容,“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以此。故其道大,其事易。”今存《清代学术丛书》第一册。

一卷，旧题汉申培著。实为明代丰坊的伪作。何楷《诗世本古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都曾驳其书。此书之伪甚为明显，如《汉书·杜钦传》：“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后汉书·杨赐传》：“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注皆称为《鲁诗》说，此书则以为是“太姒思淑女”之作。《礼记·坊记》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为是卫定姜作;《经典释文》注：“此是《鲁诗》”。而此书却采《毛诗》说以为庄姜送戴妫所作，申培著《鲁诗》，怎采《毛诗》为说?毛奇龄称此书与《子贡诗传》于嘉靖年间传至庐江郭相奎家,原是黄文裕秘阁石本,字用篆体,附以楷体今人,但后人均视为伪作。一是因为只有二十四篇,无卷次,与《艺文志》、《隋书》所载不同;二是与散见于其他书籍的鲁诗说多有不符之处。只是本书引述之处往往各有所本,说明作者还是有一定水平的。现存《明刻汉魏丛书》版本。

《我的人生哲学》作者梁漱溟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坚持独立思考，特立独行，表里如一。人们在服膺他的思想的同时，尤为钦佩他的人格。梁先生一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一般大众往往无力遍读其著作，对他研究的问题和学问也不能一一涉猎。《我的人生哲学》则是一个能够简要而准确地反映其人生哲学的读本。《我的人生哲学》选入的是梁漱溟人生哲学专著之外谈人生感悟的小文章，大致分为对人的认识、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对人生具体问题的看法、对人生角色和时段的看法四个部分。一般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文章了解梁先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感悟人生真谛。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东汉许慎著。《后汉书·儒林传》:“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其后,郑玄针对许慎,著《驳<五经异义>》。《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记与《隋书》同,但言许慎撰,郑玄驳,是将许、郑之书合而为一,以便观览。《宋书》不见著录,大约佚于唐代。清王复辑有《驳<五经异义>》,陈寿祺又著有《五经异义疏证》,皮锡瑞有《驳五经异义疏证》。许慎这部书是为利用经传、师说缘饰汉制,但许慎的古文经学家的身分,使这部书带有偏袒古文经学的倾向。如“田税”、“娶迎”诸条,许慎皆以汉制与古文经学之说相附会。“刑不上大夫”、“诸侯数目”诸条,又引《易》、《书》为说,论证古文经学为正解。今文经学说,则多被斥为异义。此书按经学问题分列条目,每条皆列明何为今文经学说,何为古文经学说。客观上保留了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材料,是研究汉代儒家经学最可靠的材料。清末经学大师廖平就是依据《五经异义》的材料,著成《今古学考》,提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区分的根本在礼制之说,解决了两千多年悬而未决的儒家今、古文经学区分的问题。

礼文手钞，五卷，清颜元撰，子朱子曰：「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
　　

晋代袁准撰。《袁子正书》二十五卷。与《旧唐书·经籍志上》丙部子录儒家类、《群书治要》、《太平御览》（将其作为引用书目）、《全晋文》、《玉函山房辑佚书》及其《续编》、《丛书集成初编·袁氏艺文金石录》、《中国丛书综录》、《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汉晋学术编年》中均有记载。 今存不足两万言。分为礼政，经国，设宦，政略，论兵等十七篇。

家训，先秦任不齐著。记录任氏族人训言和教诲的 文本,它长期被任氏族人奉为修身养性之圭臬,反映了任氏族人的家族哲学。分为十二篇：《三才》、《为学》、《忠孝》、《言行》、《治道》、《进贤》、《刑赏》、《礼教》、《乐训》、《燕居》、《问答》(上、下篇)。

宋司马光撰。此文是作者写给儿子的一篇家训。作者在文中教导儿子,要“以俭为美”,决不可奢靡腐化。作者训诫儿子,是以维护封建家族出发的,但处于奢侈腐化的时风中,作者能够超出流俗,提倡俭素,反对奢侈,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家训,此文避免了板着面孔的枯燥说教,在亲切的说理中,援引了许多正反两面的实例,把讲道理和摆事实结合起来,文章显得充实而有说服力。这是此文写作上的突出之处。全文5个自然段,首段现身说法,叙述自身力排众议,“独以俭素为美”的情形,第二段称赞宋朝初年尚俭的世风,批评后来侈靡的陋习。第三段列举了为政清廉的“大贤”,借他们的口,说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第四段阐明俭的好处和侈的恶果。末段再列举“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事例,让事实说话,使人由衷地信服。

《春秋》学著作。今人陈世饶译注。是书选录《左传》原文约五分之一。所选篇目大多是历史大事的记述或有代表性的文学名篇。注释参考前人旧注和今人研究成果,择善而从。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语言的发展而形成的差距,译文则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某些词语或改变原来句式,以求明白流畅。每篇之首有提示,约略举出内容或写法上的某些特点。

清颜元撰。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博野(今河北保定)人。思想家、教育家。是书摘录《朱子语类》中第一百一十三卷至第一百二十一卷中“训门人”中条目,先列朱熹语,后附己说,对朱熹之说逐条加以批驳。其文犀利直率,嘲讽多于说理,甚或直斥,然其批驳间或断章取义,甚至扭曲朱熹原意。颜元的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初宗程朱,后反理学。是书之评正以“反”为基调。颜元力主“实学”,故批评朱熹“千余年来率天下人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认为朱熹之学不仅误人,甚至误国。本书从理学反面立论,虽常有过激之语,然亦不失于反观理学的一个角度。

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

一卷。清姚际恒撰。该书不见于《清史稿·艺文志》及诸家书目,与《春秋通论》俱为传抄本。该书附在《春秋通论》之后,共一卷,三十九条,各条之下,间或别分子目,大旨在于辨正 《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胡安国《春秋传》中以例说经的疏陋。作者对各书中所说的 《春秋》之例,分条进行辨正。所论大体比较精审,对先儒以例说经之弊进行了驳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书名，各家著录略有不同。经义考作古文尚书通论别伪例、安徽通志稿作尚书通论辨伪例。然依姚氏古今伪书考云：「予前作古文尚书通论……。」(经类，大戴礼条)可知这书自始即作古文尚书通论。根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所说，姚氏在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之前即已完成此书。由於有关古文尚书通论的相关记载太少，姚氏这部书的体例如何，今已很难确知。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中引有二十六条。根据这二十六条资料，可知姚氏论辨伪古文尚书的方法，与阎若璩相当接近，都是从伪古文尚书袭用古书文句；所述与当时事实、情理及制度不符；文章的文理不合经体等方面来考辨。

姚际恒的礼记通论，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清初以来的各家书目、史志及地方志等，皆未见著录。独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加以著录，云「上中下三帖」，不注卷数。本书原本已亡佚，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曾引用三十馀万字。礼记通论此书曾引到诗经通论。诗经通论作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可见本书成书年代更晚於诗经通论。杭氏续礼记集说云：「(姚氏)著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分上、中、下三帖。」(卷首，姓氏，页一○)这种编排方式，与传统按礼记四十九篇之顺序排列者不同。柳诒徵劬堂读书录云：「姚氏自以其意评判戴记各篇之高下，而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杭书所集姚氏之说，有所谓列上帖、列中帖、列下帖者。」(文澜学报第一卷一期)可知，姚氏通论分上、中、下帖是一种品评的等级。等级之高下，以是否能得儒学之真义为标准。有关大学、中庸部分，姚氏以二书皆禅学，应黜回礼记中。

西汉始元六年(前81年)汉昭帝召集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等就盐铁官营等现行重大国策进行讨论。宣帝时桓宽推衍当时双方论难之语,编成是书。此书记载了御史大夫桑弘羊与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关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政策的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论战的双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助手御史(发言19次)、丞相史(发言15次)为一方;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60余人为一方。双方论战涉及三方面内容:要不要实行盐铁官营等现行的重大经济政策;要不要备塞实边、抗击匈奴入侵;要不要实行法治。此书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和桑弘羊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重要资料。《汉书·艺文志》和隋、唐《经籍志》均有著录。

又称 《四书集注》。训诂书。 19卷。 南宋朱熹著。 本书是 “四书” 的合编, 计 《大学章句》 1卷, 《中庸章句》 1卷, 《论语集注》 10卷,《孟子集注》7卷。《大学》、《中庸》原是 《礼记》中的篇目, 后各单行, 平列于 《论语》、 《孟子》, 称为 “四书”,始于朱熹。《大学》《中庸》的注解称 “章句”,多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论语》、《孟子》的注解称 “集注”,多引用二程及其门人的义理之说,偶尔还引用汉唐旧注。此书注重章句训诂,强调得于辞而能通其意,坚持先本之注疏, 以通其训诂,参之 《经典释文》, 以正其音读,然后再发挥义理。文字洗炼,简明精要,是朱熹的代表著作, 元明清三代列于学官, 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标准注本。今有中华书局1983年版《新编诸子集成》 本。

一卷。宋家颐 (生卒年不详)撰。颐字养正,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其生平事迹不详。卫湜《礼记集说》曾引其语,可见颐为研经之士。是书为赵希弁 《读书附志》所著录,又载 《永乐大典》中。书中内容为语录之类,虽颇明白,而大率皆习见之语。后人疑此书非家颐自撰,如为自撰,不应自称 “子家子”,也可能为其门人所题。该书有 《诸子汇函》本。

梁启超的伦理论文。指独立与合群;自由与制裁;自信与虚心;利己与利他;破坏与成立等十种德性的相互关系。原为在日本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时的讲稿,经整理后载《清议报》第82、84册,1901年6月16日、7月6日出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第5卷。他认为独立就是要有人格、人权,不要做奴隶,但要关心群体;自由就是要充分享受人权,但要服从法律,“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他人之自由为界”(《梁启超选集》)。自信是对自己人格、人权、能力的自我肯定,但不能自傲,“愈自重者愈不敢轻薄天下人”(同上书)。自私利己并非恶德,“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同上书)。但利己时必须爱他,方能真正利己。“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进焉。”(同上书)崇信西方资产阶级一贯提倡的“合理利己主义”。最后提出要在破坏旧道德过程中建立新道德。他详论个人与社会之相互关系的目的在于要使人们明白,“知有合群之独立,则独立而不轧轹;知有制裁之自由,则自由而不乱暴;知有虚心之自信,则自信而不骄盈;知有爱他之利己,则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坏,则破坏而不危险”(同上书)。

训诂著作。7卷。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以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为底本,参校别本,旁以群籍所引颜书,是正文字,勘谬补缺。书后附录各本序跋、颜之推传、颜之推集辑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

《论语》注释本。二十四卷。清刘宝楠撰。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论语正义》按照《论语》的编排体例进行注疏,《论语》共二十卷,其中《八佾》、《乡党》两篇多言礼乐制度,刘氏详疏,分《八佾》为两卷,分《乡党》为三卷,书后又疏何晏《论语序》一卷,所以多出四卷,一共二十四卷。刘氏父子认为南朝梁皇侃、北宋邢昺疏解《论语》,颇多芜陋,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序》中说皇侃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道光八年(1828年)刘宝楠开始编撰自己的《论语》注本,他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作长篇,然后进行比较折衷。刘宝楠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在凡例上,经文注文都依从北宋邢昺疏本,注文讹错处多依从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本及后人校改。刘宝楠详采以往各家之说,列汉唐《石经》、《皇疏》及《经典释文》名本异文于疏中,又用何晏《论语集解》注,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并把清代对《论语》的考订训释加以汇编。在疏解体例上,刘宝楠也不墨守所谓“疏不破注”的积习,在《论语正义·凡例》上其子恭冕说:“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刘宝楠不空谈篇指章指,解说经义,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折衷大体得当。《论语正义》博取众家之长,考释详备,是当时注《论语》的最佳注本,也是公认的研究《论语》的必读参考书。

胡适撰。全文七个部分:先后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4期)、《新教育》(第1卷第3期)和《新中国》(第1卷第2号)。为中国最早系统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著作,亦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哲学主张。“实验主义”是胡适对实用主义的译名。介绍了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皮尔斯、W.詹姆斯和杜威,阐述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真理论和实在论。认为实用主义的“宗旨不过要寻一个方法来把我们所有的观念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这个方法就是求出观念“能发生何种实际的效果”。主张“有用即真理”。把实在比作任人打扮的姑娘,因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在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特别推崇杜威,称其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因为他用“经验”把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超越了唯心论和唯物论、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详细论述了杜威“经验就是生活”的哲学根本观念、“思想五步说”的方法论和“教育即是生活”的教育哲学。认为中国之所以需要实用主义,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实用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即“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为研究胡适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收入《胡适文存》。

十五卷。相传为墨翟所撰。墨翟人称墨子,鲁国人,后为宋国大夫,建立了墨家学派。墨翟生平的史料比较缺乏,《史记》中没有专门的传略。《墨子》一书内容也十分丰富。其思想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即天志、鬼神观念,主要在 《天志》 上、中、下,《明鬼》下,《鲁问》;非命的观点,主要体现在《非命》上、中、下,《非儒》下; 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主要表现在 《贵义》、《尚同》下、《非命》上、中等篇; 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史料,主要在 《尚贤》 上、中、下,《尚同》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等;逻辑思想微言大义的史料,主要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之中;军事思想的史料,主要收录在 《非攻》和城守诸篇之中。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墨子》在社会上流传愈来愈广,为其整理雕刻、校注发行的人很多。主要有:《墨子》十五卷,明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唐尧臣刻本。民国八年己未(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唐尧臣本初次影印《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