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禅外阅世》是丰子恺先生用禅意去感悟人生心得的散文集，全书分为艺韵书香、如烟往事、人生如梦、心与物游等五部分，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一些人生随笔。无常之恸，大概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吧。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伯，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一点心上。故佛教的要旨，被包括在这个十六字偈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校勘注释《抱朴子·内篇》的著作。中华书局1985年增订本,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20卷。王明撰。《序言》部分对葛洪其人及《抱朴子·内篇》的价值有颇为详尽的介绍。《附录》1列清严可均辑《抱朴子·内篇佚文》,《抱朴子·内篇序》(葛洪撰),《抱朴子外篇自叙》,《晋书·葛洪传》。《附录》2收入孙星衍《新校正抱朴子内篇序》、《抱朴子内篇目录》,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葛洪撰述书目表》。本校释以清孙星衍平津馆校刊本为底本,与其他10余种书籍参校。或采用前人校语,标明出处;或断以己意,迳作校语。《抱朴子》向无注本行世,此书先校后释,注解简明扼要。汇校和注释,于此书均属首次,然已有集大成的性质。

马叙伦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出版，7.3万字。该书是对《庄子·天下篇》的解释，也兼及文字的注释。在述义和注解两方面，作家列举自汉以来各家的意见，加以考订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全书由序言、述义本文、庄子年表序、庄子年表、后记几部分组成。书中认为，《庄子》三十三篇中，只有内七篇确为庄子所著，在杂篇中只有《天下篇》最有可能是庄子本人所作。《天下篇》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总结，也只有精通整个时代学术的大手笔才能胜任。马叙伦更认为《天下篇》作为《庄子》的自序，实在是天衣无缝了。

《膏兰室札记》是章太炎早年在杭州诂经精舍求学时所作的读书札记。章太炎先生早年著作《膏兰室札记》原有四卷,抗战时期佚失一卷,目前关于《膏兰室札记》的论述均基于存世三卷.收录章太炎于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十九年（1893）在杭州诂经精舍肄业时的读书札记。生前未发表，1982年据章氏家属收藏未刊稿本校点刊印。《札记》卷一有231条，卷二有155条，卷三有88条，共474条。

弘道录，明朝邵经邦撰。五十六卷，收入《万历续道藏》。此书选录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中有关纲常名教之「嘉言善行」，汇辑成编，并附加编者按语。全书分作仁义礼智信五品，每品又分君臣、父子、夫妇、昆仲、朋友五目。记事上起唐尧，下至明代万历年间。盛赞尧舜以来明君贤臣治世之业迹，历代名儒之经伦典范，宣扬儒家道德伦理。故此书虽名「弘道录」，其实与弘大道教无关。

近代章炳麟著。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日本初版。共三卷,上卷小学,中卷文学,下卷诸子学。凡七万言,以发扬国学传统为宗旨,被黄侃称为能“见古人之大体”、“识刑名之取舍”(《国故论衡赞》)。其中《原学》、《原儒》、《原道》等,阐述学术思想的源流,论辩诸子学说的优劣。书中肯定孔子删定六经、变“学在官府”为“学皆在家人”的历史功绩,然否认“六经皆孔子臆作”的说法。以佛学教义为论据,驳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谓人的意根都有“我见、我痴、我爱、我慢”四德,智出于见,愚出于痴,我见与我痴具生,故愚与智亦不相离。“上智无痴必无我见也,非生而具之。下愚者世所无有,诸有生者,未有冥顽如瓦砾者”(《辨性》)。体现出了作者“不一孔父,不蹩躠为仁义”(《原儒》)的立场。又曾言“宋世儒者之书盈箧,而言不能舍理气,适得土苴焉”(《明见》)。以示对宋儒思想狭隘僵化的不满。后收入《章氏丛书》,篇目和文字均有变动。

欧阳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佛学思想家和教育家。 作为思想家， 他终生治学求道、 讲经说法，把学问与生命体验、与医民救国结合在一起。作为教育家， 他通过办学以培养整理佛经和阐释佛学思想的人才。他的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讲学和书信中。像梁启超、熊十力、 吕澂等知名学者都曾是他的学生。本书主要根据欧阳渐晚年亲自手订的二十六种著作选编而成，依文章体裁和内容分为八编，如《佛学通论》、《佛典研究》、《儒学通论》、《论儒学书》等。

本文写成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主要内容为伍庸伯的讲学记录和严立三的著作，由梁漱溟与他人合作编辑，于1988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本文即为此书序言，表达了著者关于儒家养工夫的见解。此书于1991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现据《全集》文本将此文收入本卷，并据巴蜀书社文本校正个别错误。

《儒佛异同论》是梁漱溟所著作品，出自于《梁漱溟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 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 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 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 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 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 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 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 在一定意义上, 使佛家的“无我为本” 与儒家的“ 有本不穷” 会通了起来, 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 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 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 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 尽管如此, 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

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成于1955年，最早是一篇讲演稿，后经整理编辑出版。该书共分为道理、性命、德行、气运四个主题，其后又增添了自然、自由等补篇。钱穆在该书自序中就提到，欲通过探究“几个普泛论题”，分析并阐释几个特定名词的意涵，以此概括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轮廓。

《宋代理学三书随扎》为钱穆对宋代理学三书——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周濂溪《能书》及朱熹、吕东莱编《近思录》——所作的读书答记，以发挥理学家之共同要义为主，简明扼要地辨析了枕头代理学对传统孔孟儒家思想的阐释、继承和发展。书珍附有四篇论文，深入浅出地探计了中国文化、思想之大要、精义。

《淮南子》是汉高祖之孙准南王刘安与他门下的宾客们集体编写的一部大型哲学文综，其正式名称是《淮南鸿烈》，胡适则称之为“淮南王书”。胡适的《淮南王书》是他研究这部现在通称《淮南子》的书的哲学思想的一册学术著作。1923年3月胡适曾为北京大学的同事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写过一篇序言，缕述了从许慎、高诱、庄逵吉、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到刘文典诸人治《淮南子》的瑕瑜得失，他认为，“叔雅(文典)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刘氏此书毕竟只是一部校健考订、注释疏解的书,本意不在阐述发明《淮南子》的哲学思想。胡适研究《淮南子》文字校释多依刘氏《集解》。《淮南王书》是胡适1930年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中的第五章。《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从学术意图来说，一是为回北京大学授课编写讲义，二是为早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写续编作准备。但作为第五章的《淮南王书》则受到了特殊处理.1931年就抽出来由上海新月书店排印出版，流行多年，后来纸版归了商务印书馆，故又有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直至1962年初胡适临终前夕还在撰写《淮南王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手稿本的序,写了几稿，均不满意,等撒手人寰时仍是残稿，但这已看出胡适对他的这册小书的重视与钟爱。

明代洪应明撰。书约成于万历年间,共536条。作者从文献中和口头流行的语言里搜集了大量的古籍名句、民间谚语、先哲格言、佛家警语,在字句上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成为音节和谐、字句整齐的短语,便于诵读与流传。主要内容指出人应如何进行自我修养、培养品德意志、处理人际关系、对待人生甘苦、内心安适等等,强调人之“为善”和培养内心坚韧而恬淡气质的“培根”功夫。此书一出,对清代《昔时贤文》 等书产生了广泛影响。此为菜根谭原文+译文

道家哲学名著。因其为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故名。《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一样,不是个人论著,而是集体编撰的著作。据《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刘安好读书鼓琴,善为文辞,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本《淮南子》就是《内书》二十一篇。这部书称为《淮南鸿烈》,“鸿”为大,“烈”为明,意为此书包括广大而光明的道理。《淮南子》一书体系非常庞杂,大抵以道家思想为主,杂糅儒法阴阳诸家,故《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在“杂家”,而“道藏”又将其作为道家著作收入。《淮南子》的哲学思想不是几句话能概括的,其中谈到过许多哲学话题,如“道”、“气”、“阴阳”、“太一”等,也谈到许多其它的问题,如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四时月令等,可以说是一部包罗万象、网罗古今的大书。此为淮南子原文+译文。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政论著作。一卷。作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分“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正”、“离合”七篇,另附后序。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反对“孤秦陋宋”。反对“私神器”的专制主义,提出兵民分治、加重府权、选贤任能、关心民瘼等方针策略。强调“仁以爱其族,义以自制其伦”,认为黄帝轩辕氏的子孙当竭力“凝黄中之絪缊”,“拒闲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反映了作者坚持民族气节,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压迫的立场。收入《船山遗书》、《船山全书》。1956年中华书局将其与《噩梦》合编校点刊行。

8卷。旧题周列御寇撰。原本已佚,今本出于晋人收集。其内容庞杂,多宣扬道家虚无思想,兼言佛儒及神仙之说,但保存了较多的古代寓言,神话及民间故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散文发展颇有影响。《列子》注本以晋张湛注最早,有《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题作《冲虚至备真经》。

又称《小戴礼》、《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文集。西汉戴圣编。四十九篇,后订为十二卷。圣字次君,梁(今属河南商丘)人。戴德之侄,后仓弟子。世称小戴,为今文礼“小戴学”的开创者。其书本为解释、补充秦汉以前儒家治礼的传习资料,亦有古代故事。初,汉代流行两种辑本,一为戴德辑本,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从中精选出四十九篇,即《小戴礼记》。东汉郑玄为之作注,独立成书,简称《礼记》。

儒家经典之一。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礼制的汇编。十七篇。相传为周公制作,或谓孔子订定。实为战国初至中叶成书。《十三经注疏》中收东汉郑玄《仪礼注》、唐贾公彦《仪礼义疏》。

马非百撰。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全书分两部分:《论管子轻重》论文三篇,《新诠》十六篇。认为《轻重》与《管子》其他各篇不属同一思想体系,当是西汉末年王莽时代人所作,探讨了各篇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校释本文。校勘审慎,凡可通之文不轻易改、补、删、移。提出许多独立见解,对不同意见进行了驳辩。

《湖上闲思录》是由作者钱穆编写。该书是由作者在1948年徜佯于湖光胜景中闲思遐想的结晶，分别就人类精神和文化领域诸多或具体或抽象的相对命题。你若太过注意到自然界去，正如行人在大黑深夜的旷野里，老把眼睛张望到无边的深黑中去，将会使你恐怖，使你惶惑。但有些人又太过看重他个人的生命，当知个人的生命依然是一个自然，一样的虚实胜过真实，黑暗胜过光明，一样在无边深黑中。人类的心智，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黑暗中寻光明，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如情与欲、理与气、善与恶等作了灵动，细腻而深刻的分析与阐发，从二元对立的视角思索了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全书言浅意深，语重心长，既见出史家的沈潜与细密，又见出哲人的深邃和文学家的灵透与光彩、显示了作者多样的才华。

钱穆著。本书专为讨论庄、老两家之思想，而辩订其先后。其在于庄、老两家之生卒年世，及历史传说之种种考订，则均详见于《先秦诸子系年》。《老子》书之作者及成书年代，为历来中国思想学术界一大“悬案”。旧说老子在孔子前，近代学人梁任公批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乃主老子书出孔子后。顾颉刚、冯友兰两人从其说，主老子在庄子前。本书作者本着孟子所谓“求知其人、而追论其世”之意旨，梳理了道家思想乃至先秦思想史中各家各派之相到影响、传承与辩驳关系，言之成理，证据凿凿地推论出《老子》书应尚在庄子后。自民国十二年起，前后凡三十八年，历年递有发明，共得文十八篇，汇合以成此书 。

梁漱溟著。作者于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大、山东教育厅的讲演记录编辑而成。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30年,曾先后十次出版发行。1987年,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初版的影印本。1989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五章,申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的特质并标书其各自在“世界文化” 中的 “位置”。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由于人生态度的不同和意欲要求的方向的差别而导致西方、中国、印度三方文化的差别。西方文化 “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由此有了个性的伸展、科学的进步、民主制度的建立; 中国文化“以意欲的自为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成就了中国的艺术和道德; 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产生了宗教。西方文化是人类本来应有的第一期文化,中国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二期文化,印度文化是本来应有的第三期文化。暗示东方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断言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归趋是印度文化,而最近的未来文化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之不足在于没有第一期文化应有的充分发展,是谓之人类文化的早熟。若没有近代之东西交通,东方文化很可能要长此终古。东西文化的接触是东方文化的机遇,面对此机遇,中国对未来文化的对策应该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该书因论述东西方文化派的独特角度,体现了东方文化派回应西方文化的立场,受到广泛关注。某些观点,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1970年钱穆先生因撰写了《朱子新学案》，“分篇逾五十，全书超百万言，恐读者畏其繁猥”，作《朱子学提纲》，“冠于书端，庶使进窥全书，易于寻究”从钱穆先生的《朱子学提纲》，我们可以归纳出朱某理学思想的特性。朱来理学思想是在孔子内在思想性特征基础上，通过包括苟子、董仲舒、张载、二程等人的演化、桥梁，寓政治、道德与思想意识为一体，“朱子精神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简言之，“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而为集儒学之大成者，充分充分体现了其思想体系的时代创新性、民族文化传承性、集大成科学理性和经世致用社会大众性。

当代中国文化史家梁漱溟关于探讨人生问题的学术专著。全书21章。主旨在于从文化史角度论述人生哲学,人心的实质与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认为 “人心,应当是总括着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而说” 。人类生命之全部活动能力,应当从其机体内外两面来看它。所谓对外一面即: 人在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即有所感受,复有所施为,既有所施为,复有所感受的那些活动能力。作者认为自己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3期,第1期便是近代西洋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折反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2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3期。认为 “古东方文化如印度佛家、中国儒家,均是人类未来文化之一种早熟品; 因为不合时宜就耽误 (阻滞) 了其应有的 (社会) 历史发展,以致印度和中国在近代世界上都陷于失败之境。” 在中国古代,儒墨两大学派是相反的。墨家是实利主义者,只从意识计算眼前利害得失出发,而于如何培养人的性情一面缺乏认识。儒家则于人的性情有深切体认,既不忽视现实生活问题,又能照顾到生命深处。还认为,“儒家始终站在人生立场上,而印度佛家则否定人生”,超越乎人生立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以享受丰厚的净饭王太子,即有室家之乐乃弃家远走者,深有感触于人生问题而必求其解决也。此一大心大愿非生命本性向上奋进不已之表见耶?夫亦曰人类要求彻底认识其自己而已,岂有它哉! 作者指出 “孔孟论调太高,只能期之于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之共产社会。” 一般说来,在社会生命一面之所谓道德既要在尽伦,而人与人的关系随历史发展和各方情况却不一样,则以适合其时其地的社会要求为准。一时一地社会虽不相同,但从宇宙大生命来看,要求秩序稳定 (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又要求有所前进 (改良乃至革命) 却是同的。当需要稳定时,力求有助于稳定的行事,当需要改革时发动改革,那便合乎时宜,便是道德。

钱穆撰。凡二十篇,前十篇为上编,后十篇为下编。释《论语》之义,“语,谈说义,如《国语》、《家语》、《新语》之类。此书所收,以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为主……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可知。”“论者,讨论编次义。经七十子后学之讨论编次,集为此书,故称《论语》。”“书中亦附记诸弟子语,要之皆孔门之绪言也”。该书将每篇分若干章,先将此章难字难句加以解释,然后解说该章要旨,最后将全章译为白话。说“《论语》一书,乃孔门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但“孔子所开示者,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解说《论语》平实而多有新义,对历史上有关《论语》内容的争论,也在解说中有简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