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六卷。明蒋悌生(生卒年月不详)撰。悌生字仁叔，福宁州(今福建霞浦)人，洪武初举明经，任本州训导。此书乃作者为避元末战乱，潜遁蓝田深谷中修研经籍，时有所得，辄笔录而成。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书名为五经而实只四经，是因此书在蒋悌生时并未定稿传世，直到明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书稿于其后人，序而刻之，其时原稿已残缺不全，《礼记》部分已全佚。今所见传本中说经之文或大写或夹注，有些只有经文或章句之目而无训释，体例散乱，正说明此书为草稿而非定稿。悌生解经虽以宋人为主，却并不墨守宋学，对前人成说多所订正，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尤为后人所称道，认为他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上。但由于书稿成于穷山，所见书籍有限，考据引证非其所长，成为该书主要缺陷。取名“蠡测”，含义也正在于此。今存有明嘉靖十七年蒋世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六卷。明朱睦㮮撰。内容包括《易》、《诗》、《书》、《礼》、《春秋》。睦先作《春秋经传辨疑》四卷行于世，后又研读《易》、《诗》、《书》、《礼》四经，有所心得，且述且作，成若干卷，便把已流传于世的《春秋经传辨疑》与后来所得的若干卷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书，定名为《五经稽疑》。此书以抄本传世，不分卷帙。清修四库全书时，依据《明史》本传载其有《五经稽疑》六卷，便以其内容分其书为六卷，由于其《春秋经传辨疑》(《五经稽疑》自序称之为《春秋稽疑》)曾别行于世，故《明史·艺文志》载睦着述有《春秋经传辨疑》和《五经稽疑》两书，实为一书。睦于五经古义多所发明，特别是对《春秋》经传提出了许多有理有据的新见解，为全书之精华。

六卷。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号四如，莆田(今属福建省)人。南宋度宗咸淳七年进士，授国子监主簿不就。宋亡，更名渊，字天叟，号韵乡老人，教授乡里以终，除此书外，还着有《经史辨疑》。《四如讲稿》又称《黄四如先生六经四书讲稿》。内容涉及诸经，其说经多述朱子之论，但也时有新意，抒发自己心得。如他认为周时皆用井田制，否定郑玄畿内用贡、都鄙用助之说等，发前人所未发。此书至明嘉靖年间始有雕版印行，已有残缺。今存有明刻本一种二本，其一为清康熙年间黄雯重修；另有清抄本二种。

八十一卷。题为清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一字畹叔，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由监生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此书实为与廷芳同时的浦镗撰而由廷芳刊行的。镗(生卒年不详)字金堂，一字声子，号秋稼，嘉善廪贡生(参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证》)。此书或称《十三经注疏正误》，为校正十三经注疏而作，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音义和释文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诸经正义，宋代曾在端拱、咸平、景德年间多次校正，但由于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刊版也有据宋本刊正的，而所刊往往不同。此书把诸经原文每条标出本句，再疏其讹误于下，并标明据何本而改。不能确定的字句，一并存疑，即便是据某人所言也并附于后。对文字本身的形声六体，推究尤为详细，清代校经之书莫详于此。但此书也有缺陷，中国古代文字，经久嬗变不能尽以许慎之说为依据；且经学流传多由口授，又限于门户，经典之间的差别很大。作者囿于所见，未见古来善本，又以时文之体读唐代义疏，往往疑所不当疑，而援引俗刻他书肆意窜改。

清吴浩考证《十三经》疑义的著作。十二卷。是书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详加考证。考证周之军制与春秋列国军制多有变异,认爲周之军制一军爲一万人,而不是 《周礼》所记一军爲 一万两千五百人;其解《诗》所言“公车千乘”、“公徒三万”(《鲁颂·閟宫》),不主郑玄之笺举成数之解,而引《周礼·夏官司马》法以一乘总三十人,定千乘爲三万人,反对贾公彦之疏附会此法爲畿内之制。又引用南朝梁崔灵恩之説,考证《仪礼·聘礼》,认爲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诸侯虽正卿,皆不得称大,而《史记》所记鲁以孔子爲大司寇实谬。指出,《周礼·春官宗伯》中宗人虽亦掌礼之官,但位卑权轻,不能擅爲逆祀,而郑注以夏父弗忌爲宗人实是错谬。书中文字训诂,亦有新阐,如其解 《尔雅》 “夏曰复胙”,认爲复胙是复前日之礼。是书注疏之解虽未融会贯通,然能引据考证,不爲空谈,爲研究《十三经》 的参考资料。有清乾隆三十年(1765) 《四库全书》 本,1934—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景印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十三卷。宋钱时撰。包括《论语》、《孝经》、《大学》、《中庸》，均先列经文，略加音训，再诠释其大旨于后。其中《孝经》用古文，《大学》只分为六章而不分经传，又舍《孟子》而取《孝经》，与宋儒传统不合，这是因为宋儒严格遵从师说，门户之见极深，钱时之学师从杨简，而杨简之学又师出陆九渊，与宋代传统的程朱之学门户迥殊，所以不用程朱之本，内容上也出现分岐。正因为此书在四书的内容上取《孝经》而不取《孟子》，与传统不合，清修四库全书时才将其列入《五经总义类》而不列入《四书类》。

五卷。清江永撰。此书又名《读书随笔》。原取《易》、《书》、《诗》、《春秋》、《仪礼》、《礼记》、《中庸》、《论语》、《孟子》连同《周礼》共十经随笔诠释，未附杂说，共为十二卷，其门人戴震取《周礼疑义举要》七卷别为一书刊行，其余九经改为《群经补义》。此书考稽经传，敢于突破前人旧说，补注疏所未及，辨析精核，考证赅洽，对经文注义均有发明，足补注疏所未及。然对郑玄诸经正义则失矫枉过正。现存有《读书随笔》(含《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群经补义》五卷)二种，一种为清乾隆五十七年刻本，一种为清抄本。

一百九十九卷。清康熙年间日本人山井鼎撰，日本人物观补遗。山井鼎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又名神生，字君彝。物观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字叔达。史载日本上毛(地名)有参议小篁遗址，足利氏兴，因其地建学校，多藏古书。康熙初鼎即在此得《七经孟子》古本，是唐朝时传至日本的，又得宋本《五经正义》，遂作此书。日本御门帝享保年间(清康熙末年)，官府命物观等人搜集诸本，为之补遗(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说《补遗》成于清康熙九年，参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左传》、《礼记》、《论语》、《考经》、《孟子》。皆摘字为释，不载全文，先经次注次疏次释文。以汲古阁本为主，而以宋本、古本及明刻诸本校其异同，分为“考异”、“补缺”、“补脱”、“谨案”、“存旧”五大类。山井鼎所谓“宋本”，往往与汉、晋古籍及《经典释文》别本、相台岳氏诸本合，所称用古本及足利本(指日本足利幕府时期印行的活字版，今已无从考证)以校诸本，竟为唐以前别行之本。儒家经典流传下来的，除唐石经、陆氏释文、贾孔正义外，以此书最古，此书虽不完整，却可用来勘校唐以来经籍传播中的错讹。另外，此书对传注、释文、正义的校勘极为繁细，有些虽无足轻重，有些则极为精密，对经籍的整理功不可没。当然，山井鼎及物观所见，只限日本所有，其中错讹在所难免，清代学者对此多所考证。此书何时传入中国不得而知，清乾隆年间，阮元视学浙江时见之，命工依写，刊成小版，并校勘讹字附于卷末，共四十卷。此书列《孟子》于七经之外而不合称八经，是因为唐代《孟子》不列于经，此书仍袭唐制。

七卷。宋张大亨撰。张大亨字嘉父，湖州(治今浙江吴兴)人，宋代经学家。神宗元丰进士，官至司勋员外郎、直秘阁，卒于南宋初年。张大亨自称“少闻《春秋》于赵郡和仲先生”，和仲即苏轼。大亨之学亦以《春秋》见长。除《春秋五礼例宗》外，他还着有《春秋通训》一书。杜预在《春秋释例》一书中认为，《左传》之“凡”皆周公典礼，遂集而释之。后来唐陆淳又集啖助、赵匡之说而为《春秋纂例》。张大亨认为，杜预《释例》“与经踳驳”，且“不能该尽”，而陆淳所集《纂例》虽比杜氏《释例》“详显完密”，然亦“拘于微文、舍事从例”、“支离失真”。因而取《春秋》事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依类别记。一礼之中，又分子目，综合三传加以解释，与五礼相表里。以五礼总括《春秋》，是张氏之首创，后元吴澄作《春秋纂言》，亦以五礼总括《春秋》，可能吴氏当时未见此书。此书原本十卷，明代已佚其军礼三卷。现存有宋刻十一行本、《粤雅堂丛书续集》本、徐积余藏海虞女士王诵义手抄本。[改]

五卷。明梅鷟撰。《尚书》有今、古文之分，由汉儒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系用当时通行文字(隶书)书写而成，因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自壁中得《尚书》四十五篇，系用古文字书写而成，因称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311年)后，今、古文《尚书》相继失传。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一说当作梅颐)献孔安国《孔传古文尚书》于朝，其书分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内容同于今文《尚书》，另多出二十五篇，多出部分，后人亦称之为“晚书”。《孔传古文尚书》出现不久，便立于学官，自东晋至隋、唐，学者均坚信此即孔壁古文《尚书》，于孔安国传亦坚信不疑，最初怀疑晚书系伪作者，为宋人吴棫(见《书稗传》)其后朱熹赞成吴说(见《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其持论依据，主要为今、古文词句深浅难易不同。梅鷟此书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确认晚书二十五篇系由晋人皇甫谧伪作。梅氏自汉人所记载古文《尚书》传授情况入手，从晚书篇数、文体、来源、所载史实等诸多方面，对晚书和《孔传》进行分析与辨证，指出破绽颇多，其所指摘，皆有依据，言之凿凿、切中要害。此书影响深远，为后人《尚书》辩伪辟一蹊径，其功至伟，实不可没。此书坚信孔壁古文十六篇为汉人张霸伪作，则承孔颖达之误；至谓晚书为皇甫谧伪作，则尚待深入研究。此书《明史·艺文志》未着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库书据天一阁藏本缮录。天一阁本不分卷，缮录时以篇帙较繁，析为五卷。现存版本有明白崔山房抄本，不分卷，藏北京图书馆。另有清抄本三种，其中两种亦不分卷，一种分作六卷，前两种亦藏北京图书馆，六卷本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此外尚有《平津馆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十三卷。元朱祖义(生卒年不详)撰。祖义字子由，江西庐陵(今吉安县)人。仕履及事迹均不详。祖义于六经都有句解，均已亡佚。元代科举考试，《尚书》用古注疏与蔡沈《书集传》，蔡《传》简易，古注疏繁难，其后蔡《传》独立学官，而古注疏弃置不用。祖义此书专为启迪幼学而作，其说解以蔡《传》为宗，不复考证古注疏，训诂名物亦很少援据他书。此书随文注释，浅显易懂，便于初学。是元代较好的一种《尚书》通俗读本。现存《通志堂经解》本。

五十卷。宋黄伦(生卒年不详)撰。伦字彝卿，福州闽县(今福建闽侯)人，进士及第，授左承务郎。该书遍取前人《尚书》说解，依经文胪列，若有异同，则诸说并存，不加论断。每条首列张九成之说，似本九成《尚书详说》而推广之，其书虽嫌庞杂泛滥，然其搜集之功，盖不可没。书中所引杨绘、顾临、周范、李定、司马光、张沂、上官公裕、王日休、王当、黄君愈、颜复、胡伸、王安石、王雱、张纲、孔武仲、孔文仲、陈鹏飞、孙觉、朱震、苏洵、吴孜、朱正大、苏子才等诸家《书》注，均已久佚，赖此书得存其一二。该书《宋史·艺文志》着录作十六卷，原本久佚，库书从《永乐大典》录出，析为五十卷。惜《永乐大典》所载犹有缺遗，此书旧貌已无从恢复。今存本有清抄本，藏北京图书馆，此外尚有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二十卷。宋史浩(1106－1194)撰。浩字直翁，一名若纳，两浙路鄞县(今属浙江省)人。南宋着名政治家、经学家。绍兴十四年(1144)进士，孝宗为建王时，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讲，孝宗即位，迁翰林学士知制，浩累官右丞相，卒谥忠定。主要事迹见《宋史》本传。着述除《尚书讲义》之外，还有《鄮峰真隐漫录》。《尚书讲义》、《宋史·艺文志》着录作二十二卷，原书久佚，库书据《永乐大典》录出其文，依经文考次排订，厘为二十卷。该书以注疏为主，参考前人旧说，时出己意。体例为随经演绎，近似经幄讲章体。书成后，曾得到朱熹好评(见《朱子语类》)，孙应时《烛湖集·上史越王书》称此书“多所发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蕴，剖抉古今异同偏见，开悟后学心目，使人沛然饱满者，无虑数十百条”。蔡沈撰《书集传》，多用其说。版本有《四明丛书》本。

十七卷。清蔡德晋(生卒年不详)撰。德晋字仁锡，江苏无锡人。雍正时举人，乾隆初年因杨名时所荐，官为司务。最得孔门博约之旨，故律身甚严。着有《礼传本义》、《通礼》。是书前十六卷皆为《仪礼本经》，第十七卷附吴澄所辑之《逸礼》八篇，皆援引宋元明以来诸家旧说与注疏，相互参证，大旨不戾于旧说。于名物制度，考辨尤为详核，间有发明。如《士冠礼》文“白屦以魁柎之”，其释云：“郑玄注：魁，蜃蛤，柎注者。盖以蛤灰柎注于屦，取其洁素，《说文》所云：魁，蛤。是其确证。”辨析之精密为前儒所未发，然亦间有杜撰无稽之说。

三十六卷。元吴澄撰。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南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荐擢翰林应奉文字。泰定初年开经庭，澄为讲官，曾主修《英宗实录》，诏加为资善大夫，广招门徒，从学者数千百人，卒谥文正，为元代着名学者，着有《老子注》和诸经《纂言》等。据元代危素为澄所作《年谱》载，至顺三年(1332)澄年八十四，是年为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于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可见此书为澄晚年之作。《礼记》，据《汉书·艺文志》载为《仪礼》附庸，原有一百三十一篇，后戴德取其八十五篇而成《大戴礼记》，其侄戴胜则删作四十九篇，是为《礼记》。《礼记纂言》每卷为一篇，其大旨以为《戴记》经文庞杂，故疑其多有错简，故每一篇中，其经文皆以类相从，使其上下意义连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序也以类相从。共有《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有其标目。如《通礼》首篇为《曲礼》，而以《少仪》、《玉藻》等篇附后，与《礼记》原有体制大有不同。又如《大学》、《中庸》别为一书是为遵程朱之法；又以《投壶》、《奔丧》归入《仪礼》；并将《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义》、《燕义》、《聘义》六篇单辑为《仪礼传》，多有诸如此类迥然与古制相异之法，确为其独到之处。其说解亦常发前儒之所未发，颇有新意。全书结构严整、次序井然，颇得时人誉言。虞集于吴氏《行状》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靠者，统表而存之，各有所附。所评虽未免过誉之处，然作者不袭旧例，自创新制的方法确为《礼记》研究另辟了蹊径。有明正德间刻本、明嘉靖中新安黄氏刊本、崇祯中刊本、高安全书本。

四十六卷。清方苞撰。苞字凤九，号买皋，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曾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康熙五十年(1711)以《南山集》案入狱。后得赦，命入值南书房。雍正时，曾任一统志馆总裁，皇清文颖馆副总裁。乾隆时累官至礼部右侍郎。以散文着称于世，为桐城派创始人。所作散文多为经说及书序碑传之类。着有《仪礼析疑》、《方望溪文集》、《周官集注》等。是书以融汇旧说、辨诸家是非，断以己意而成。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郡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同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在《郊特性》中断言、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其论至为明晰。又如论《丧服小记》“慈母与丧母不世祭”一条，以为“庶子之子立祢庙，则可以祭父之生母”；论“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为宗子”一条，以为“大夫以公事书，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等，均有所见，可称礼家之一解。说解虽有武断之处，然无伤于宏旨，多有可取之处。是书亦有被当世以为不可训者，即为随意删削经文，其《父王世子》一篇所删尤甚。有《望溪全书》本、《抗希堂十六种》本，作四十八卷。

五卷。清毛奇龄撰。奇龄尝语其门人：“《尚书》事实乖错，如武王诰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宁周公、周公留召公，皆并无此事。”奇龄有见于此，欲注《尚书》而未及，乃取旧时杂记编为此书，凡一百四十五条，大旨在于辨证虞、夏、商、周之史事。作者笃信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说解未免多穿凿牵合之处。然于名物典故，则援据考证，其说颇有可采者。此书初作于禹州，继撰于嵩山，屡易其稿。迨《古文尚书冤词》成书，始删订为五卷，并取《汉书·艺文志》“书以广听”以为书名。现存版本有《西河合集》本，另有严修能手写本五册。

八卷。清江永撰。是书自《檀弓》至《杂记》，于注家异同之说，择其一是，为之折衷，与陈澔之注颇有不同，然其持论多为精核。如《檀弓》“殷练而祔，周卒哭而”，江永引《左传》、《大戴记》解诸儒之异同，其说甚为有据。又说《玉藻》曰“袭裘不入合门”，江永认为“裼衣上郡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又列孔颖达之疏相较，可见江说之甚确，足正孔疏之显误。诸如此类疏解明确，辨误精恰者，不一而足，尤见江氏深究古义之功。是书亦有臆度之不足，然终不损大旨。有乾隆辛亥刊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

三卷。李琪(生卒不详)撰。李琪字孟(梦)开，亦字开伯，号竹湖，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生平不详，宋宁宗庆元二年进士，曾任国子司业。此书以诸国为纲，而以其国之事见于《春秋》者类编为目，前有序，后有论断。第一卷为五朝及霸国，附以鲁。霸国中有宋襄而无楚庄、秦穆。第二卷为周同姓之国，附以陈、杞、宋“三恪”。第三卷皆周异姓之国而列秦楚吴越于诸小国之后。其安排深寓“尊王攘夷”之义。借《春秋》以刺时政是此书之一大特色。正如《四库提要》所指出“讥晋文之借秦抗楚而秦兴，晋悼之结吴楚而吴炽，则为徽宗之通金灭辽而言；讥纪侯邻于仇敌而不能自强，则为高宗之和议而发；称鲁于已灭之后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南渡之文弱，亦属显然。盖借《春秋》以发议，非于经义一一吻合也……盖借《春秋》以寓时事，略与胡安国传同。”此书成于嘉定四年(1211)。现存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乾隆末年当涂朱煌刻本。

一卷。撰人不详 此书体例为分条论述，按年代先后排次《春秋》大事。篇幅虽小，持论却较平允。如庄公七年“虽陨如雨”一条。《公羊》解释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又以记异为说。此书以为此只是润色旧文，与关涉褒贬的特笔无关，甚有见识。然其议论终不出前人窠臼。如哀公“十有二年春用田赋”条下云：“田赋，夏制也。而鲁用之，罪三案也。昭定以降数变旧章，非公也。是年螽，明年秋螽，冬再螽，应浚民深也。”此盖本《公羊》之说。再如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条下云：“当周之敬王鲁之哀公而孔子生，孔子之生不时也；当周之敬王鲁之哀公而麟至，麟之至不时也。然当周之敬王鲁之哀公而孔子不生，则人纪绝，人纪绝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然则孔子之生时也；麟之至应孔子，麟之至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终之以获麟，明乱极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也。”实属荒谬。现存有《小万卷楼丛书》本。

六卷。宋张大亨撰。张大亨学出苏轼，其观点亦近之。苏氏尊《左传》，认为“丘明之书与六经孔孟合者十常八九”。张氏此书旨在阐发《春秋》大义，然其所论多得苏氏之旨。如鲁庄十五年《经》“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条，张氏解释说：“此齐桓公始霸，九合诸侯之首也。”认为齐侯居宋公之上为合道当礼，他说：“齐侯以牧伯之酋，自当为诸侯冠”。又说：“齐之末霸也，宋每以王爵为诸侯先。既霸之后，则宋每序齐下，以终于《春秋》”。宋代《春秋》之学，主于“尊王攘夷”，而北宋尤偏重于“尊王抑霸”，南宋则更强调“攘夷”。张氏不执泥于尊王抑霸之说，正得苏氏之精髓。今本是《四库》编辑者从《永乐大典》辑出的，现存有《墨海金壶》本。

十三卷。黄仲炎(生平不详)撰。黄仲炎字若晦，永嘉(今属浙江)人，宋代经学家。穷经笃古，老而不第。黄氏不是朱熹门人，但其说却以朱熹为宗。黄氏认为：“《春秋》者，圣人教诫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何谓教?所书之法是也；何谓戒，所书之事是也。”他批评三传以《春秋》有褒贬之说，认为那些以《春秋》书人书名或去氏或去族为贬恶，书爵书字或称族或称氏为褒善，以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皆寓意褒贬之人“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专门师授，袭陋仍讹。”又指出汉以来治经者大都“争辩于褒贬之异，究诘于类例之疑”，结果反使“《春秋》大义隐矣。”此论正切中汉唐以来治《春秋》者之通病。又论三传之源，认为《左传》作者的楚左氏倚相之后裔，而《公羊》、《穀梁》则出处不明，因而三传皆不是“亲受经于圣人者”，故“于说经首失其义”。三传之中，只有《左传》“尚可考”。可见黄氏尊经而轻传，尊《左》而轻《公》、《穀》，此与黄氏重史实有关。此书成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现存有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十五卷，首一卷。清姚际恒(1647－1715)撰。际恒字立方，号首源，又号善夫，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初着名学者。着有《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好古堂书画记》二卷、《续记》一卷、《好古堂书目》四卷、《古今伪书考》十卷及《庸言录》。姚际恒通经学，立论精审博辨，勇于疑古，往往见解独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屡引其说。可惜他的着作大多散佚，只有《诗经通论》十八卷、《古今伪书考》十卷及《庸言录》行世。《春秋通论》存传抄本。卷前有《春秋论旨》，不入卷次。该书大抵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对逐条进行阐述。作者力辟三传“《春秋》有例”及“常事不书”之说，而以书法、取义二者论《春秋》。他认为：“自古说《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又说：“圣人据鲁史以修《春秋》，何尝先自定其例乎!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乌足为圣人之书!”(《春秋论旨》)但姚际恒标举书法、取义以说经，实际上与例无别。不过书中持论也时多新解，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该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十卷。旧题铁山先生陈则通撰。陈则通生平不详。此书分四门综论《春秋》大旨，所侵伐、朝聘、盟会、杂例。每门中又依类划分其事，称为“例。”如侵伐门下有王臣会伐、齐晋楚伐郑、晋楚争陈等十五例，每例之后则为论，主要为史论。虽名为例，但大抵皆参校其事之始终，而考究其成败得失之由，与诸家之例迥异，纯为史论之体。此书对胡氏之说有取有舍，如《杂例门》坚守胡安国“夏时”之说，其《元年春王正月》条云：“夏正乃万古不易之时，商周改之而不可改，秦人去之而不可去，左氏、杜预诸儒欲不用而终不能不用。夫子正恐后世疑周家之正月在冬之十一月，故曰‘春王正月’，则春乃王之正月也。”而《灾异门》则驳汉儒事应之谬云：“呜呼，自汉儒以《春秋》附《洪范》，而后世之言天也诬矣。一灾则一事之应，一异则一征之名，其言天人相与若甚密而不谬者，何休之解《春秋》又祖其说而被蔓之。呜呼天乎!若二三子之所见则小矣。”而胡氏之解经则正袭汉儒事应之说。现存元胡光世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二卷。顾奎光撰。顾奎光字星五，无锡(今属江苏)人，清代文学家。顾氏博学多识，诗、古文俱有名于时。乾隆十一年进士，历任泸溪、桑植知县，堪称循吏。除此书外，顾氏还有《然疑录》一书行世。此书乃其读《春秋》之心得。不载经文，偶有心得则录之，故名“随笔”。此书长于议论而疏于考证，如其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但应从大处着眼，不能苛细缠绕；又批评说《春秋》既云为贤者讳，又可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此乃自相矛盾，皆深中《春秋》家迂阔之弊。又如其谓春秋灭国自齐桓始，然齐桓之前已有郑灭虢、桧，晋灭魏、霍之事，失考之甚。又如鲁庄公取哀姜，顾氏谓因其色美；敬嬴因雨而不克葬，《公羊》以为咎征，已是附会，而顾氏乃借以明天道，此皆臆度穿凿之说。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现存《敷文阁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