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赤眉、绿林等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东汉朝廷，形式上似是西汉的继续，其实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东汉的建立者光武帝刘秀虽然本是汉朝宗室，但已很疏远。他在起兵以前，原是南阳一带的豪绅地主，他的亲戚也是当地的一些富人。当他做了皇帝以后，一方面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曾对农民进行过一些让步，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所以在光武和明、章二帝统治时期，曾显得相当昌盛，特别是明帝永平年间，吏治号为清明，颇为史家称道。另一方面，光武帝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削平割据势力的过程中，也深深感觉到了地方上豪绅地主的实力，因此竭力拉拢他们以扩大统治的基础。他的这种政策虽能奏效于一时，但地主阶级在朝与在野派的矛盾并未因此消失。由于东汉初期的政策使地主阶级中一些在野派的势力得到发展，而在中期以后朝政日趋腐败，士人中奋起抨 击朝政之风日盛，不愿与朝廷合作的隐士也日见增加。因此反映在文学上，东汉一代的辞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支：一支是沿袭西汉司马相如等人的传统，以歌颂汉朝统治之盛为主。这些辞赋大抵出现于中期以前，其代表作为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两京赋》等宏篇巨制。另一支则抒写个人情怀，诉说仕途失意的痛苦，甚至对朝政有所非议。这些赋较近于西汉的杨雄、刘歆之作。这一类作品在东汉初年已经出现，而到中期以后渐盛，逐步取代了大赋的地位，如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这些作品不论思想内容或艺术风格都与西汉有别，并开了魏晋抒情小赋的先声。历来评论者对东汉辞赋的评价甚高。他们有时把班固和杨雄并称“班杨”，是着眼于班固的大赋；有时又把张衡、蔡邕合称“张蔡”，则着眼于他们的抒情之作。
东汉中期以前产生的一些大赋，虽然写的也是帝王豪奢的生活，在艺术上颇取法于司马相如、杨雄，但其用意和手法都与前人有不同之处。如班固的《两都赋》乃针对杜笃《论都赋》而发，虽然也是写给皇帝看的，但用意似在建议定都洛阳而非夸耀国力及帝王的奢华生活。其讽谕作用在于把东汉崇尚礼制与西汉之逾逸奢侈对比，有劝戒皇帝不要重蹈西汉覆辙之意。这些赋也有夸饰，但已很少西汉辞赋那种关于神灵世界的幻想，笔法趋于写实。张衡《两京赋》内容更繁富，但基本上与班固走的是同一 条路。
东汉辞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之作。这些作品在艺术方面，一般水平都较高。由于它们不再是专供帝王阅读，创作思想比较自由，因此文字也比较通俗流畅。如张衡等人的思想比较接近老庄，赵壹多愤世之语，都与正统的儒家思想不同。而赋的形体也开始呈现出骈俪化的倾向，可以说是从西汉的古朴浑厚向魏晋的奇丽俊健过渡的重要阶段。其技巧也因此趋于多样化，较细致的描写已成为必要的表现手段。东汉辞赋的这些变化在魏晋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所以尽管过去的论者往往觉得两汉辞赋中，似乎当以西汉为正宗的看法颇占势力，而在今天看来，恐怕未必妥当。从发展的观点看来，东汉一代的辞赋，还是有其重要的地位的。
一、东汉初年的辞赋家
东汉初年的辞赋家大抵出生于西汉末年，他们目睹了王莽篡位，赤眉、绿林起义以及光武帝的建立东汉，对当时的现实往往有较清醒的认识。但当时的朝廷因为战乱初定，还来不及提倡文艺。所以光武帝刘秀时代虽属东汉盛世，产生的辞赋并不多。其中较有名的是冯衍、班彪和杜笃。这三个人的政治态度很不一样。班彪和杜笃对光武帝是拥护的；冯衍本来是更始帝刘玄的部下，归降较晚，光武 帝对他不重视，他对此亦颇感不满。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大约生于西汉成帝时，卒于东汉明帝时。他早年曾为王莽命官廉丹的僚属，廉丹战败，遂投奔更始帝刘玄的部下鲍永。刘玄败亡后，光武帝派人招降，冯衍曾拒绝投降。后确知刘玄已死，才归顺刘秀，因此不得信用。他在东汉只做了几任小官，又常被黜免，生活贫困。他在失意之后，曾作《显志赋》以明心志。这篇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比杨雄《解嘲》更明显地表现了老庄思想，而且对当时朝廷的批判也更为激烈。作者写道：
悲时俗之险阸（è，扼守）兮，哀好恶之无常。弃衡石而意量兮，随风波而飞扬。纷纶流于权利兮，亲雷同而妒异。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熹。沮先圣之成论兮，邈（miǎo，远离）名贤之高风。忽道德之珍丽兮，务富贵之乐耽。
这不但是指斥那些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的人，像“弃衡石而意量”一语，简直是针对光武帝本人而言。赋中历叙了作者游览各地时对历史事件的感想，手法显然与刘歆《遂初赋》类似；但他所指斥的大抵是一些妒贤嫉能的人，可见是借喻东汉初的大臣。又其中写景之句常常和幻想连在一起，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畅茂。鸾回翔索其群兮，鹿 哀鸣而求其友。”这在形式上还多少带有模仿《楚辞》的痕迹，而主旨却是写自己在政治上失意之后，想到山林中去，在隐士中找寻知己。同时作者在赋中表现了较浓厚的老庄思想，这在西汉辞赋中较少见到：
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陂山谷而闲处兮，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於（wū）陵子（於陵子，古隐士）之灌园兮，似至人之髣髴。盖隐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王乔、赤松子，古之仙人）之妙节。
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下启魏晋名士之风，但从冯衍生平看来，他早年不但做过官，而且颇有志于做一番事业，后来光武帝不用他，他还曾上书陈情。只是到了仕进无望之后，才产生了隐逸思想。他后来确有点安贫乐道，所以《后汉书》本传称其“不戚戚于贱贫”。他的事迹亦颇为后人所乐道，如南朝梁刘峻和清代汪中都引以自比；而梁代江淹《恨赋》，写冯衍失职之恨，也很感人。
年龄比冯衍小一些，但死得较早的班彪（3—54），字叔皮，祖籍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祖父班况迁居长安，因此算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 市东北）人。光武帝建武元年（25），他年二十三岁，赤眉起义军攻入长安，他逃到割据今甘肃天水一带的隗嚣那里，劝说隗嚣投降光武帝，隗没有听他，他又到了河西投奔窦融。窦对他很尊重，后光武帝平定隗嚣，并征窦融入朝，经窦举荐，得到光武帝任用。但不久告病免职，专心著述史书，后任望都长，卒官。
班彪主要的贡献在史学方面，现在的《汉书》虽大部分出于他儿子班固之手，但实由班彪草创。他的辞赋有《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和《悼离骚》等。其中《北征赋》全文见于《文选》，可以算是他辞赋的代表作。其他诸赋均见于《艺文类聚》等书，都是残缺的佚文。
《北征赋》是他从长安出发赴天水时所写，也是记行述怀之作，与刘歆《遂初赋》、冯衍《显志赋》有类似之处，但此赋写得更平易而富于抒情气息。赋中有些句子写战乱中原野的萧条和游子悲苦的心情颇为真切。如：
隮（jǐ，升、登）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biāo，迅速）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jì jì，鸟鸣声）。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悢（liàng，悲伤）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
作者对当时的政局颇有惶惑。他说：
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阴曀（yì，天阴而多风）之不阳兮，嗟久失其平度。谅时运之所为兮，永伊郁其谁愬？
他对隗嚣并不抱太大希望，所以在篇末称：“君子履信，无不居兮；虽之蛮貊，何忧惧兮。”
如果说《北征赋》所表现的主要是儒家思想的话。那么他的《览海赋》则杂有神仙思想，这大约和当时人认为海上有神山有关。他的《悼离骚》则认为“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见《艺文类聚》卷五十八）。这种思想可能为班固《离骚序》指责屈原“露才扬己”、不能明哲保身诸语所本，由此可见他在东汉初年的赋家中，儒家思想较为显著。
杜笃（？—78）赋的内容与冯衍、班彪都不一样。他年纪较冯、班为小，基本上已生活于东汉初年的承平之世。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汉宣帝时御史大夫杜延年的玄孙，早年曾因事下狱，正好大臣吴汉死了，他为吴汉作诔，得到光武的赏识，曾在郡国做过小官。章帝时随妹夫马防出征西羌，战死。
杜笃的祖先在西汉时很贵显，而他本人在仕途上很不得意。他作《论都赋》是主张东汉应取法西汉，重新建都长安。在这篇赋的序文中，他自称：“窃 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可见是有意劝光武帝迁都。但他又不能直说光武建都洛阳不对，只能说“今天下初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忿葭（同“遐”）萌（同“民”）之不柔，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此赋盛夸关中的险要与富庶，歌颂西汉的武功，同时也多少流露出对往日杜氏盛况的憧憬。这篇作品的特点是偏于写事实，很少幻想的成分。这在汉代大赋的发展中是一个新的倾向。本来司马相如、杨雄的大赋虽写人事，但往往杂以神话事物。此后班固、张衡的大赋幻想成分就很稀少。因此《论都赋》虽不很传诵，在赋的发展史上却亦有其值得注意之处。
二、班固、傅毅和其他赋家
班彪的儿子班固（32—92）在东汉赋家中占有重要地位。班固，字孟坚，据《后汉书》本传载，他九岁就能“属文诵诗赋”，班彪死后，开始撰作《汉书》，续成父业。当时有人向汉明帝告发他私修国史，被捕下狱。他的弟弟班超到洛阳，上书叙述班固著书之意。明帝看了班固的著述很赞赏，因此授以兰台令史之职。章帝时，朝廷在白虎观召集儒生讨论五经，班固奉命作《白虎通德论》。后因与外戚窦宪过从较密，窦宪因专权被免职并被迫令自杀，班固亦受株连，下狱死。
班固的辞赋以《两都赋》为最有名。这篇作品作于汉明帝时代，他在序中说：“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清人何焯认为此赋是针对杜笃《论都赋》而发，大约是符合事实的。《两都赋》与《论都赋》的用意正好相反，它强调东汉应以西汉为鉴戒，不要像西汉那样奢侈过度。所以极写长安宫室之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奢，对东汉帝王则盛称功德。赋中虽也有几句写到帝王的威严，但主要是说东汉帝王讲礼制、崇节俭，不同于西汉。从班固的思想来说，他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因此作赋确有讽谏之意。他在《汉书·艺文志》中曾不满意司马相如、杨雄的赋过于夸耀靡丽，掩盖了讽谕的本意，所以他力图通过东汉与西汉的对比，以突出讽谏的主旨。然而，因为他所写长安富饶的情况多系目睹的景色及熟习的史事，所以不少片段写得有声有色；写到洛阳时，则未免把君主理想化，结果仍不免有空洞说教的成分。现在看来，《西都赋》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显然都高于《东都赋》，这也许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的。《西都赋》写长安的富庶曰：
建金城而万雉，呀（挖空）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 旋，阗（tián，充满）城溢郭，旁流百廛（chán，古代一户平民所居之屋）。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周代贵族多姓姬和姜）。乡曲豪举，游侠之雄，节慕原尝（战国时赵国的平原君和齐国的孟尝君），各亚春陵（战国时楚国的春申君和魏国的信陵君），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
虽然着墨不多，却已渲染出古代长安在西汉盛时人口众多、商业昌隆及游侠豪举等一片繁华景象。赋在描写长安宫室的壮丽时，亦多精彩的描绘。如后宫建筑穷奢极欲，殿堂城阙雄伟庄严，都较细致。至于太液池、承露金茎等处的景色，尤其动人。如：
前唐（即庭）中而后太液，览沧海之汤汤（shāng，水流大而急）。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qiāng qiāng，山高貌）。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崷崪（qiú zú，山长而高貌），金石峥嵘。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超过）埃堨（ái，青土）之混浊，鲜颢（hào，天边之气）气之清英。骋文成（汉武帝时方士李少翁封文武将军）之丕诞，驰五利（汉武帝时方士栾大，封五利将军）之所刑。庶松乔之群类，时游从乎斯庭。
班固对西汉的历史非常熟悉，他明知这些工程的来由是因为汉武帝想求仙而大兴土木，所以字里行间对这些行为不无批判之意。但他描绘长安这种气象，仍然使人了解到西汉盛时物力充裕，都城建设的宏大规模。《西都赋》之所以至今还有人阅读，主要在于这种真实而又形象的描绘。至于《东都赋》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作者为了要突出讽谕之意，就尽量按照儒家理想中的贤君来写东汉帝王。例如关于宫殿，他就说“奢不可逾，俭不可侈”；关于畋猎，则说“乐不极盘，杀不尽物”，似乎一切都有所节制。他认为东都高于西都的理由，显得尤其空洞。说：
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中土，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zòng，山名），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禽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
班固这些话本意在于戒奢侈、尚节俭，用心未尝没有可取之处，但在艺术上却缺乏感染力。从强调“讽谕之意”这一点来说，班固的主张并不错，而他的写作实践，却只是加强了说教部分，而在实际上并未真正摆脱司马相如、杨雄作品的弊病。《两都赋》所不同 于前人的地方倒是写实的成分有所增加，那种夸饰过度以至离奇的神话等内容，已不复存在。这大约是他作为一个儒家的信徒，对“怪力乱神”是不取的，同时，他也力避司马相如等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的作风。此后张衡、左思等人的大赋，也都基本上走着这条注重写实的创作道路。
除了《两都赋》以外，班固还作有《幽通赋》、《答宾戏》和《终南山赋》等。《幽通赋》只是模仿《楚辞》，但宣扬的是儒家守道安命的思想；《答宾戏》模仿东方朔《答客难》、杨雄《解嘲》，也有较重的儒家思想。这两篇赋在艺术上较少特色。《终南山赋》等作只有残存的佚文，历来很少有人注意。
和班固同时的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西安北）人，生卒年不详。章帝时，曾为兰台令史，后入窦宪幕，《后汉书》本传说他“早卒”，但据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考证，他享年在五十以上。曹丕《典论·论文》说班固对他很轻视，但实际上才能在“伯仲之间”。他的辞赋以《文选》所录《舞赋》最为著名。此赋开端假托楚襄王命宋玉作赋，只是文人的游戏之辞。但现存辞赋中假托古人之作，此赋是较早的例子，后来陆机《羽扇赋》托于宋玉，谢惠连《雪赋》假托枚乘、司马相如和邹阳，谢庄《月赋》之假托王粲，皆沿此习。此赋由于描写乐舞，手法自与大赋不同，有不少细致精妙之笔。如：
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其少进也，若翾（xuān，飞翔）若行，若竦若倾，兀动赴度，指顾应声。罗衣从风，长袖交横。骆驿飞散， 擖（liè， 擖，曲折貌）合并。鶣 （piān piáo，轻捷貌）燕居，拉 （là tà，飞翔貌）鹄惊。绰约（美好貌）闲靡（闲缓而柔美），掜迅体轻（舞姿轻盈）。姿绝伦之妙态，怀悫（恪）素之洁清。
在一些大赋中，也常常有帝王观舞之事，但往往只是提到，从不作具体描写。像这样形象地摹绘舞姿的旋转变化、进退俯仰和绚丽多彩，实系首见，其中保留了不少有关古代舞蹈的宝贵史料。至于写到舞蹈中精彩的场面，则尤见刻画之生动传神：
及至回身还入，迫于急节。浮腾（跳跃）累跪（跪着向前），跗（fū，脚背）蹋（tà，着地）摩跌（在地上滑动作倾跌状）。纡形赴远，漼（quì，弯腰状）似摧折。纤縠（hú，有绉纹的纱）蛾飞，纷猋若绝。超 （yú，鸟飞状）鸟集，纵弛殟殁（wēn mò，舒缓之状）。蜲蛇（同“逶迤”，wēi yí，曲折貌）姌嫋（rǎn ruò，修长貌），云转飘曶（同“忽”，形容转动如云之速）。体如游龙，袖如素蜺（ní，一种龙）。黎（慢慢地）收而拜，曲度究毕。迁延微笑，退复次列。
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其中以“纤縠蛾飞”形容舞者飞快转动，以“体如游龙”形容其宛柔合度，“袖如素蜺”形容长袖飘忽之状，都极尽体物拟状之能事。
除了《舞赋》之外，傅毅还作有《洛都赋》、《反都赋》、《雅琴赋》、《扇赋》和《七激》等，均系类书所载佚文，并非全篇。其中《洛都赋》和《七激》保存的文字较多。《洛都赋》文风与班固《两都赋》近似，但多一些幻想的成分，大约是受司马相如等人的影响。《七激》虽模仿枚乘《七发》，但把情节改成了一个“清思乎黄老”的“徒华公子”“托病幽处”，而“挟六经之指”的“玄通子”对他进行说服，结果使“徒华公子”终于放弃了过去的想法，愿意接受儒家的“法度”。这一情节后来成了不少作品仿效的模式，曹植《七启》、张协《七命》等，都以说服隐士出仕为结果。
和班固、傅毅同时的赋家还有李尤、崔骃等。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今四川广汉附近）人。和帝时为兰台令史，顺帝时卒，年八十三。他的赋多已残缺，其中《平乐观赋》一篇，写到汉代的杂耍，对张衡《两京赋》颇有影响。崔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他的赋仅存《达旨》一篇，见《后汉书》本传。此赋写法基本上模仿东方朔《答客难》，对当时的现实有所批判。
三、张衡、王延寿和马融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西北）人。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闻名世界的卓越的科学家。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善于写文章，曾游历三辅（今陕西中部），和帝永元年间到洛阳。当时东汉统治表面上尚称太平，但大臣和贵族的生活都很奢侈，于是张衡就作了《二京赋》，用以讽谏。《二京赋》的写作，据《艺文类聚》卷六十一云：“后汉张衡《西京赋》曰：‘昔班固睹世祖（光武帝）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这段话有些像序言，但在《文选》所载《两京赋》中却没有这段话，《后汉书》本传亦无类似记载，疑出后人之手。但此说可能有一定的根据，因为北周庾信作《哀江南赋序》，已有“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之语。可见《艺文类聚》所引之语，出于庾信之前，可以作为参考。今天我们读《二京赋》，总感到其主旨和情节都与《两都赋》差不多，只是文辞富赡弘丽则大大过之。这说明张衡确有与班固争胜的意思。
前人称赞《二京赋》往往从它的内容丰富着眼，如三国魏人国渊曾说：“《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三国志·魏书》本传）；东晋作家孙绰也有 “《三都》、《二京》，五经鼓吹”之语（见《世说新语·文学篇》）。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二京赋》所说到的事物，显然比《两都赋》详尽。值得注意的是，张衡的眼光已不同于班固。他似乎较能注意社会上的人情习俗，不局限于写都邑的壮丽和统治者的享乐生活。例如写到长安商业繁荣和游侠专恣时，班固只是抽象地提到这些人物，而张衡则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瑰（珍奇）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苦，蚩（欺骗）眩边鄙。何必昏于劳作，邪赢优而足恃（意为何必勤于耕作，作假谋利得益很有把握）。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西汉外戚许氏、史氏）。若夫翁伯浊质（翁伯、浊氏、质氏都是西汉时富商），张里（亦西汉富商）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都邑游侠，张（子罗）赵（君都）之伦，齐志无忌（信陵君），拟迹田文（孟尝君）。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涉），阳陵之朱（安世），趫（同“獟”，qiào，勇）悍虓（xiāo）豁（勇猛），如虎如 （同“貙”，shū，一种猛兽），睚眦虿芥（因小事怀愤），尸僵路隅。丞相欲以赎子罪（指西汉公孙贺欲为子敬声赎罪，欲捕朱安世事。）阳石污而公孙诛（指阳石公 主与公孙贺俱死于狱）。
这些描写都是历史事实，而且写得很生动，颇能切中西汉社会的弊端，既无“劝百讽一”的缺点，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至于有关鱼龙百戏的描述亦甚细致，例如关于“东海黄公”用巫术制虎失效、反而丧生的故事，是关于我国早期戏剧的史料，比其他一些著作的记载要早得多。又如写古代杂技艺人的表演，更为生动：
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zhèn）僮（幼童）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guà，同“挂”），譬陨绝而复联。
这段文字虽很简短，却形象地写出了艺人高超的技艺和令人目迷心骇的动作。这种描写手法，在汉代一些大赋中亦颇罕见。
《东京赋》在艺术上也和《东都赋》一样，较《西京赋》逊色。这大约是作者有意想把东汉君主理想化的缘故。但赋中写宫廷“大傩”（驱鬼的宗教仪式）一段，描绘也很细致，而且可与《后汉书·礼仪志》的记载相印证，是研究东汉风俗史的珍贵史料。除了《二京赋》以外，张衡还有《南都赋》，也是夸耀都邑壮丽的大赋。这些赋都作于和帝时代，当时政治还比较承平，作者对统治者还有一定的幻想， 所以作赋以歌颂为主。
到了安帝时代，东汉的朝政日益衰乱，张衡对统治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后汉书》本传载，他在那时曾对友人崔瑗提起杨雄《太玄经》时说道：《太玄》是“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后二百岁，殆将终乎！”这话虽然有些神秘，但可以看出他对东汉政权的没落已有所预见。他在《应间》中自称“与世殊技，固孤是求”，可见他对当时现实颇为不满。到了顺帝时代，他更受到宦官的谗害，因此作《思玄赋》以抒其愤慨之情。这篇赋在写法上较接近《离骚》，也有上天入地的幻想。它与其他汉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比较公开地吐露作者对当时现实的不满。赋中写道：
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圜（同“圆”）方。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袅（同“騕褭”，yǎo niǎo，千里马名）以服箱。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
这时，他对现实的不满已很强烈。但东汉的政治却一直走着下坡路。顺帝即位以后，政权进一步落入宦官手中。张衡对朝廷已不抱希望，写了《归田赋》 表示弃官退隐的愿望。这是一篇风格清新的抒情小赋，其中有些描写已与魏晋以后的小赋近似：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鸟名）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zhuó，带线的箭），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鯊鰡（鱼名）。于时曜灵（太阳）俄景，继以望舒（月亮），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
文字平易流畅，拟状春游之乐十分生动。有的地方已有四六句式，近似骈体，这是张衡的首创。
从张衡的《思玄》、《归田》两赋来看，他对于当时现实的不满，而又无法摆脱，因此多少接受了道家消极出世的思想。至于他的《髑髅赋》和《冢赋》，老庄思想的影响则更为明显。《髑髅赋》的情节取自《庄子·至乐篇》。不过，在《庄子》中是庄周对路傍骷髅说话，而在《髑髅赋》中成了张衡与庄周的尸骨说话。但赋的基本思想则与《庄子》类似。他写道：“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豺虎不能害，剑戟不能伤。”认为生不如死，这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结果。《冢赋》的内容与此相仿，认为在坟墓中的死人“在冬不凉，在夏不暑”，这说明作者那时的思想正处于极端的苦闷之中。
张衡另有《温泉赋》、《羽猎赋》、《鸿赋》、《舞赋》等作，但大多残缺不全。其中如《舞赋》中的歌“惊雄逝兮孤雌翔，临归风兮思故乡”诸句，抒情意味很浓。总的来说，汉赋发展到张衡时代，抒情气氛已比较浓厚，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也由夸饰铺陈而日趋于较细致的刻画，语言文字也由艰涩转向平易，这些都是由汉赋向魏晋以后抒情小赋转化的征兆。
稍后于张衡的王延寿，字文考，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他是《楚辞章句》作者王逸之子。他的《鲁灵光殿赋》见于《文选》，历来较受重视。灵光殿建于西汉鲁共王刘余之时，经过西汉末的战乱，“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王延寿认为是“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之故。《鲁灵光殿赋》专写一座宫殿的建筑，因此写得较细。例如画栋雕梁的具体情状，壁画的内容等等，赋中都作了刻画。其中描绘椽上所画的飞禽走兽之状等，都显得十分生动逼真。最后总写灵光殿的宏伟壮丽：
于是连阁承宫，驰道周环。阳榭外望，高楼飞观。长途升降，轩槛曼延。渐台临池，层曲九成。屹然特立，的尔（鲜明貌）殊形。高径华盖，仰看天庭。飞陛揭孽（高峻貌），缘云上征。中坐垂景，頫（同“俯”）视流星。千门相似，万户如 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
这里既有写实，也有夸张，形象地表现了建筑的宏大壮观。由于此赋辞藻华美，后人诵读颇盛，因此“灵光岿然”一语也成了常用的典故。王延寿的辞赋还有《梦赋》和《王孙赋》，虽不如《鲁灵光殿赋》著名，也有一定的价值。《梦赋》写梦中所见的鬼怪以及他和鬼怪搏斗之事，情节很离奇，也许有讥刺世事之意。《王孙赋》写猴子，亦颇传神，但用僻字太多，显得艰涩难读。
生年和张衡只差一岁，但一直活到桓帝后期的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他是一位经学大师，但也长于辞赋。安帝时，外戚邓骘召辟他，他未应命。后迫于关中羌乱，饥荒严重，遂游宦京师。他看到朝廷武备废弛，于是作《广成颂》以讽谏。这篇《广成颂》实际上是一篇写畋猎的辞赋，劝统治者畋猎习武，用以威服四邻。从它的内容看，并无讥刺之意，但邓骘等人认为不合他们的心意，使他长期困顿。后任议郎，转武都太守。桓帝时迁南郡太守。因为外戚梁冀作飞章诬奏正直之臣李固，为世人所非议。但不久又因事得罪梁冀，被免官。遇赦后复为议郎，因病去官，卒于家。
马融的辞赋除《广成颂》外，以《长笛赋》为最著名。此赋的基本构思和王褒《洞箫赋》相似，而且有模拟王作的痕迹。但其中一些句子却有自己的 特色。当他写到竹子生长于荒山的景象之后，就写道：
夫固危殆险巇（xī，“险巇”，山路艰险）之所迫也，众哀集悲之所积也。故其应清风也，纤末奋蕱（同“捎”），铮鐄（huáng，“铮鐄”形容声音）謍（yíng，小声）嗃（huò，大声），若絙（gēng，粗绳索）瑟促柱，号钟高调。于是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彭胥（彭咸，古贤人，失志投水死。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臣，为吴王夫差所杀）伯奇（周尹吉甫子，为后母所谗，被逐），哀姜（春秋时鲁文公妻，文公死后大夫襄仲杀哀姜之子而立宣公。哀姜过市而哭，市人皆哭）孝己（殷高宗子，父惑于后母，放之而死），攒（聚集）乎下风，收精注耳，雷叹颓息，掐（qiā，拍打）膺（胸）擗摽（拍胸，哀伤之状），泣血泫流，交横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御。
极写山林之音足以感人，虽有夸张，却也较细致。作品写笛子演奏时各种曲调的变化，也巧妙地运用了种种比喻，使人感受到笛音的悠扬美妙。至其认为从笛声中可以体会到诸子百家的学说，如“故论记其义，协比其象，徬徨纵肆，旷 敞罔（形容声音汪洋自恣），老庄之概也；温直扰毅，孔孟之方也；激浪清厉，随（卞随）光（务光）之介也；牢剌拂戾（形 容声音突兀慷慨），诸（专诸）贲（孟贲，皆勇士）之气也；节解句断，管（仲）商（鞅）之制也；条决缤纷，申（不害）韩（非）之察也。繁缛络驿，范（雎）蔡（泽）之说也；剺（lí）栎（lì）铫（táo） （huài）。四字意谓分别节制），皙（邓析）龙（公孙龙）之惠（同“慧”）也”，这种借喻也很新奇。
此外，马融尚有《琴赋》、《围棋赋》和《樗蒲赋》，皆非全文。从他的思想看来，受道家的影响也较多。但和张衡崇尚老庄、有愤世嫉俗之意不同，马融更偏于和光同尘。从作品的内容来说，他除了《广成颂》以外，均非庙堂之作，这是辞赋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个新倾向。
四、赵壹、蔡邕和祢衡
东汉朝政的衰乱，在和帝时已露朕兆，安帝、顺帝时代日益明显，到了桓帝即位之后，更是进一步加速，其覆亡的命运已迫在眉睫。当时的士人由于不满现实，有的就危言抗行，互通声气，抨击朝政，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专权的宦官，结果就出现了著名的“党锢之祸”，使许多名士遭到杀害。这些名士不但敢于大胆讥评朝廷，而且行为也颇狂放不羁。著名的辞赋家赵壹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例子。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桓、灵二帝之时。据《后汉书·文苑传》载，他为 人“恃才倨傲”。行为狂放，虽为一些名臣所重，但终生坎轲，“仕不过郡吏”。
赵壹的辞赋较少雕饰，因此过去选家很少予以重视。其实他的作品对当时的现实批判得很深刻，文风也朴素平易，自成一格。其中最著名的是《刺世疾邪赋》，在这篇赋中，他对汉代政治作了大胆的批评，认为：“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这在当时是很卓越的见解，因为在汉代人们常常以为西汉的文、景二帝和宣帝，东汉的明帝等时代是所谓“盛世”而加以歌颂，而赵壹这段话，却把这些统治者统统包括在内，指出他们也只不过是“利己而自足”，这在封建社会里应当说是非常大胆而有识见的议论。尤其作为汉代人而敢于否定汉代的统治，更见其胆识过人。赋对当时人情世态的揭露和谴责尤为深刻：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shì，舔）痔结驷，正色徒行。妪 （同“伛偻”，yǔ lǚ，弯腰）名势，抚拍豪强。偃蹇（高傲）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寥寥数语，就把汉末正直之士不容于世，而谗谄媚谀之人得势的情况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作 品更进一步说：
原斯瘼（mò，病）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
这不但指斥了外戚、宦官，简直是公然把政治腐败的原因归咎于帝王的“匪贤”。这样痛快地斥责最高统治者的文字，确是很少见的。历代赋家中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不乏其人，而在思想上能如此大胆直率地抨击封建帝王，实在难得。
赵壹另一篇作品《穷鸟赋》乃自悲身世之作。赋中的“穷鸟”即为作者自喻。它的处境被写得十分艰险：“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毂（同“彀”）左。飞矢激丸，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这正是他由于狂放自傲而不容于世的真实写照。此外，他尚有《迅风》和《解摈》二赋，都零星不全，已不足窥其全豹，故论者多不言及。
东汉末年的辞赋家中，最有名的要数蔡邕（132—192）。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早年博学，精于音律。桓帝时，宦官徐璜等专权，听说他善于弹琴，曾征召他进京，蔡邕半途托病而归。灵帝时，经司徒桥玄征辟，出任河平长，入为郎中，迁议郎。他曾上疏谏劝灵帝，因此得罪宦官，被贬斥到五原。后遇赦，亡命江海十二年之久。后又 为董卓举荐，任侍中、左中郎将等职。董卓被杀后，因受牵连，死于狱中。
蔡邕的辞赋以《述行赋》最著名。这篇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159）秋天。当时徐璜等人召他入京，他不得已应命，却于半途逃归。据此赋序说，时“霖雨逾月”，“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guàn）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陈蕃）以救云抵罪”。因此他在赋中颇有愤慨之词：
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qīn，日益）急。怀伊（尹）吕（尚；二人为商周时贤相）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唐虞眇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穷困）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
这段文字表现了作者对时政的清醒认识。其中“穷巧变于台榭兮”四句尤为论者所经常引用。这是因为那几句话流露了他对人民的同情；然而他对权贵们的批判也是很强烈的，而且预言汉代统治已不能持久；同时他不愿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心情也很清楚。至于他后来之应董卓举荐，正如吕思勉所说，董卓初掌政权时“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幽滞多所显 拔”（见《秦汉史》第348页）。这和马融之为梁冀诬奏李固，毕竟不能同日而语。
除《述行赋》外，蔡邕还有不少辞赋都仅存残篇，有的只有片言只语。但如《汉津赋》、《青衣赋》、《短人赋》、《琴赋》、《笔赋》等，保存的文字还较长。如《汉津赋》写江中风波的文字，颇有气势：
既乃风猋萧瑟，勃焉并兴，阳侯（水神）沛以奔骛，洪涛涌以沸腾。愿乘流以上下，穷沧浪乎三澨（shì，水边），覰（qù，看）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会。
这种描写已开晋代木华、郭璞之先声。但较之郭璞《江赋》更少艰涩之弊。他的《琴赋》恐原是长篇，惜残缺太多，不然当有很精彩的描写，因为他本人以善于弹琴著名。《青衣赋》对“青衣”（婢女）表示同情，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此外像《蝉赋》，只存“白露凄其夜降，秋风肃以晨兴，声澌咽以沮败，体枯燥而冰凝。虽期运之固然，独潜类乎太阴。要明年之中夏，复长鸣而扬音”等寥寥数句，但颇有抒情意味，语气虽较凄凉，但无悲观的情调。三国时曹丕作《典论·论文》，以“张蔡”并称。的确，就东汉一代的辞赋而论，确实只有蔡邕可以与张衡相比。其他赋家虽也有较好的作品，但数量或艺术价值均略有逊色。
比蔡邕稍晚的辞赋家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他少年时就富于才辩，性格狂放。汉献帝建安初年到许昌，他的友人孔融向曹操推荐他。但他恃才傲物，得罪了曹操，于是就被派到荆州去见刘表。刘表起初很敬重他，不久因其傲慢，将他送到江夏黄祖那里。黄祖的儿子黄射对他很好，但不久他又因得罪黄祖被杀。
祢衡的辞赋现仅存《鹦鹉赋》一篇。这是他在黄射大会宾客时作。此赋纯用比兴手法，虽写鹦鹉，实以自喻。如：
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离寒暑。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羁旅。矧（shěn，何况）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
完全是寄人篱下、不得自由的痛苦呻吟。他在赋中也预见到自己招祸的来源：“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他写鹦鹉哀鸣之状，更充满了感情：
若乃少昊（秋天之神）司辰，蓐收（亦秋天之神）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顦顇（同“憔 悴”）。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涕。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