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三国”的概念似乎与“魏”无甚区别。因为三国时代的文人，基本上集中于魏国，吴、蜀两国虽有文人，其作品远不如魏国文人重要。但是我们在这里仍用“三国”之名而不用“魏代”，是因为根据目前通用的习惯，往往把“建安七子”等作家算作三国文人，而“七子”之死皆在魏文帝曹丕篡汉以前，而当时三国鼎立的形势却早已形成，所以还是用“三国”代替“魏”似较准确。
“建安”本是汉献帝的年号，然而人们将“建安七子”算作三国文人，是鉴于当时汉代皇室已名存实亡，而在文学上，建安时代确实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如《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 （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陈琳）归命于河北，伟长（徐幹）从宦于青土，公幹（刘桢）徇质于海隅，德琏（应玚）综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乐；文蔚（路粹）休伯（繁钦）之俦，子叔（邯郸淳）德祖（杨修）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此就整个文学情况而言，初不限于辞赋一体。但就辞赋而论，这种变化也很明显。例如“七子”的代表作家王粲在其《登楼赋》中，就想到过待天下太平，出来建功立业。他们这种希望，在曹操统一北方以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舒展的机会。这些作家中善于辞赋者如王粲、徐幹等人，据曹丕说可以与东汉的张衡、蔡邕相比。其实建安时代的文人，几乎都能作赋，如陈琳，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他“不闲于词赋”，但他有《武军赋》佚文传世。其他像刘桢等人，《水经注》及一些类书中也存有他们赋作的片段。尽管这些作家的辞赋现存者已不多，但当时人确实还是很看重辞赋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虽称辞赋为“小道”，那只是他在讲到自己想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业之后，又称“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 为君子哉！”在他看来，至少“辞赋”在“翰墨”中还是占主要地位的。曹丕的《典论·论文》评“建安七子”之才，先讲王粲、徐幹，也是因为二人长于辞赋。只是到了建安以后，由于诗歌的兴盛，“辞赋”一体独霸文坛的局面已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汉代，文人的代表作一般都以赋为主，即使像张衡之作《四愁诗》，其重要性还远不如赋。到了建安以后，像王粲、曹丕、曹植等人，都是辞赋的名家，但一般都把他们看作诗人，因为他们诗的成就已超过了赋。稍后的嵇康、阮籍的情况也与其类似。所以三国以后的辞赋虽然颇多传诵的名篇，而那些作者本人却往往很少被指为辞赋家。这也许是历来一些人认为辞赋独盛于汉代的一个原因。
三国以后的文人虽多数不是专门的辞赋家，但他们的赋却有着自己的特色，且颇有两汉作者所不及之处。这是因为诗的兴起，使赋受了诗的影响，抒情的成分逐渐增多。另外，由于三国以后的统治者，从曹操、曹丕起，都比较重视诗歌，因此作赋不再是显示才华的惟一手段。再加上战乱频仍的年代里，歌功颂德、夸耀奢侈享乐生活的大赋，一般也很难产生佳作。于是三国以后，此类大赋日益减少，而平易抒情的小赋则日益兴盛。现今的读者所爱读的常常是三国以后的抒情小赋，而不是汉代的大赋。三国在辞赋史上是一个文风转变的重要时代。
至于就三国一代的辞赋来说，其内容也有不 同。一般说来，前期如建安、黄初的赋家，抒情意味很浓，思想也多积极的追求；到了正始以后，由于政治的黑暗及老庄思想的盛行，道家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加剧，作品中的说理成分因此加重，在辞藻方面则不如前期华丽。这是三国辞赋的大致情况。
一、王粲和建安作家的辞赋
所谓建安作家，实指“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以外的六位文人以及其他依附曹操，并先后在邺城（今河北临漳）聚集，互相唱和的一些人物。这些文人据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到的有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还提到了杨修。如果以辞赋而论，据曹丕所言，这些人中“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这说明他最推崇的是王、徐二人。然而徐幹的辞赋流传较少，且不如王粲之作负有盛誉。所以今天论述这些作家的赋，当以王粲为首。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曾祖和祖父都是东汉时大官，父谦为何进长史。董卓胁迫献帝西迁长安，王粲也随着到了关中，受到蔡邕的赏识。后来王允诛董卓，李傕、郭汜作乱，王粲逃奔荆州，依靠刘表。刘表死后，曹操进攻荆州，王粲劝刘表之子刘琮投降。因此被曹操辟为丞相掾。曹操封魏公，他任侍中之职。建安二十一年 从曹操征吴，次年春在途中病死。
王粲的辞赋以《登楼赋》最为传诵。此赋是他在荆州时登麦城城楼而作 [1] 。此赋一开头写麦城一带富庶景色，却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突出地表现了他思乡心切。接下去，他写到遭乱离乡，“漫逾纪以迄今”，以至遥瞻故土而为山河阻隔，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感人的是：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qù，寂静）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dāo，忧愁）怛而憯（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既有抒情，又有写景，用原野萧条的景色烘托内心的悲愁。赋的前半部分写景：“华实蔽野，黍稷盈畴”，本是很乐观的，但因作者怀有浓厚的思乡之情，故这一切在他的眼中都是他乡景色，只能引起愁 思。所以此段文字写得萧瑟疏旷，回荡着一种悲凉之气。这不光是因为白天和薄暮的时间变化，而且更是作者心境的直接呈露。作者思乡之情益深，他所感受到的景色也就更加凄恻。从赋的内容来看，除了伤离悲别的思乡之情外，同时还有有志不获伸的失意之叹。据《三国志·魏书》本传载，王粲依附刘表时，“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所以他对刘表不抱什么希望。他是有志做一番事业的，因此以匏瓜徒悬、井渫莫食为喻，委婉地抒写了怀才不遇的悲哀。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卷六中引项平甫之说以为，王粲此赋主要不是思乡，而是忧虑汉朝政权。项氏谓其“虽遁身南夏，而系志西周，彼以为抚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浐泾渭之速清也，览昭丘陶牧之胜，不若终嵕吴华之亟（急）平也。冀道路之一开，忧日月之逾迈，故戛然以为不可久留”。罗大经也同意此说，认为王粲忠于汉朝。但如果联系其生平来看，说王粲忠于汉帝，恐非事实。因为王粲晚年曹操专擅朝政，逼废伏后，篡汉之势已成，而王粲对曹操还是竭力歌颂。不过，说王粲希望中原早日统一，以便做一番事业，这倒是事实。这种思想，在《登楼赋》原文中也写得很明白。
王粲除《登楼赋》外，据清严可均《全后汉文》所辑，尚有赋二十多篇，其中有些只存零星佚文，有些虽亦残缺，但还可以看出一些艺术特点。他的那些辞赋大多为抒情咏物之作，而且即使咏物，亦多 寓比兴。如曹丕提到的《槐赋》（一作《槐树赋》），写槐树“既立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鸟愿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实喻人之有权势而趋附者众。《鹦鹉赋》写鹦鹉“登衡干以上下，噭哀鸣而舒忧。声嘤嘤以高厉，又憀憀（liú liú，怨恨）而不休。听乔木之悲风，羡鸣友之相求”，也寄托了羁旅寂寞、不遇知己的苦闷。此外像《初征赋》中“野萧条而骋望，路周达而平夷，春风穆其和畅兮，庶卉焕以敷蕤。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等句，写久离家乡之后得北返时的欢乐之情；《思友赋》中“夏木兮结茎，春鸟兮愁鸣，平原兮泱漭，绿草兮罗生”诸句，写睹物思人的怀旧之情极为生动。前人论王粲的诗，往往称其为“七子之冠冕”；其实就辞赋而言，又何尝不可作如是观。
和王粲同被曹丕所推崇的徐幹（170—212），字伟长，北海剧（今山东昌乐）人。他传世之作以子书《中论》和《室思》诗最著，辞赋存者甚少，且均非全篇。曹丕所提到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四赋，仅《圆扇赋》尚有四句佚文，其他均亡佚。从现存的几篇赋的佚文来看，《齐都赋》、《序征赋》和《愁思赋》较多佳句。如《齐都赋》中写黄河的奔流，《序征赋》中“从青冥以极望，上连薄乎天维；刊梗林以广涂，慎沮洳（jù rù，泥沼）以高蹊”写旅途艰苦，当可窥见一些特色。但总的来说，他现存的作品很难与王粲相颉颃。
“七子”中阮瑀、刘桢和应玚虽不以赋闻名，却也有些赋有佚文存世。其中应玚在“七子”中诗的成就不高，而其《慜骥赋》却颇有佳句。此赋写骐骥不遇伯乐，受制于庸人之手，“思奋行而骧首兮，叩缰绁之纷挐，牵繁辔而增制兮，心慉（chù，恨）结而槃纡（萦结）”。至写骐骥“瞻前轨而促节兮，顾后乘而踟蹰；展心力于知己兮，甘迈远而忘劬”，则多系自喻。这和作者《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所表现的情绪颇为一致。他的《愁霖赋》写苦雨的心情，亦颇真切。刘桢的《鲁都赋》虽只存佚文，但辞藻华美，亦颇可观。阮瑀的《止欲赋》写的是爱情，如“予情说其美丽，无须臾之有忘；思桃夭之所宜，愿无衣而同裳；怀纡结而不畅兮，魂一夕而九翔”等语，对后来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均有一定影响。
陈琳的诗文都有名作，而其现存《武军赋》、《神武赋》等篇残文却少特色，所以曹植说他“不闲于辞赋”。“七子”中不和曹操合作，而且较早被杀的孔融，则没有辞赋传世。曹丕说他“气体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这一特点在他其他文章中还可以看得出。但曹丕又说：“及其所善，扬（雄）班（固）俦也”（均见《典论·论文》），则似乎他也善于作赋。
建安作家除七子外，像繁钦、杨修、丁仪、丁廙、崔琰等人也都有赋，并有佚文存世。这些赋大抵也 是以抒情咏物的内容为多，而文风亦趋于平易流畅，很少汉代大赋那种堆砌名词和好用僻字的毛病。在形式上则对仗有所增加。这都说明建安辞赋确已不同于两汉，抒情短制已取代纪事巨篇而成了辞赋创作的主流。
二、曹丕和曹植
曹丕和曹植兄弟，历来都被认为是诗人，其实两人也都善于辞赋。当然，就现存的作品而论，曹丕的赋远不及曹植。但据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曹丕也是“妙善辞赋”的。其实不光是曹丕、曹植，就是他们的父亲曹操，也能作赋，只是现今所见者，只有《文选》注、《水经注》等书所引佚句，因此无法推知其艺术成就。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操死后篡汉自立，在位七年，谥文帝。他的赋大抵作于称帝以前。刘勰虽称其“妙善辞赋”，但在《才略篇》中却只说他“乐府清越，《典论》辨要”，而没有提到他的赋作。现存曹丕赋据清严可均《全三国文》所辑共一卷，二十余篇，大抵采自类书，均已残缺不全。从这些残存的作品来看，其中有一部分是大赋，伹多数却是抒情咏物小赋。在建安文人的赋中，常有同样题目的作品，大约是当时唱和之作。如他的《寡妇赋序》说：“陈留阮元瑜， 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其实在同时人中，还有曹植、丁廙妻也有同题之作。在这些作品中，曹植赋仅存两句；丁廙妻赋所存文字较长，但中间缺误甚多；王粲赋也只是佚文。后来潘岳作《寡妇赋》，在序中特别提到曹丕。看来此赋是曹丕有感而作，他人只是唱和，所以真情实感不多，艺术上有所逊色。曹丕赋的确时有精彩之句，如写到阮瑀妻寡居时的悲苦说：
三辰周兮递照，寒暑运兮代臻。历夏日兮苦长，涉秋冬兮漫漫。微霜陨兮集庭，燕雀飞以我前。去秋兮既冬，改节兮时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伤薄命兮寡独，内惆怅兮自怜。
这种用节候变迁写内心痛苦的手法，对后来的抒情小赋，特别像江淹的《别赋》等作有较大影响。赋的文字虽然还不如后来六朝作家那样细腻委折，但对他们确已有所启发。如江淹的“夏簟清兮昼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长”（《别赋》）等句，显然即由此化出。
曹丕的《柳赋》，也曾得到一些作家的唱和。这篇赋有如下几句：
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舋舋（xìn， 动）以遄（chuán，往来频繁）征。昔周逝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而伤情。
写睹物兴情之感，颇为深切。这段文字自然使人联想起《世说新语·言语篇》所载晋桓温所言“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之语。桓温据说也能作诗，他的慨叹可能与曹丕此赋有关。
此外，曹丕还有《济川赋》、《沧海赋》、《述行赋》和《浮淮赋》等作。从这些赋的佚文来看，写法颇类汉代大赋，但已无堆砌之弊，也未用冷僻的字，只是铺陈较多，因此与“七子”的文风尚无明显的不同。
对辞赋曹丕也发表过一些自己的见解。《北堂书钞》卷一百引《典论》佚文云：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又《艺文类聚》卷一百引《典论》佚文：
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
从这些话看来，他还是主张辞赋应该有所讽谕的。 这和他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的说法也是一致的。他又认为辞赋与一般的文章不同，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诗赋欲丽”。因此他自己的创作，也致力于华丽。不过由于才藻不如曹植等人，所以他的辞赋作品缺乏传诵的名篇，所存多为佚文。
曹植（192—132），字子建，他的文学才能受到历代论者的推崇。《文心雕龙·才略篇》说他“诗丽而表逸”，却没有提到他的辞赋。其实曹植赋十分出色，其中最为传诵的当然是《洛神赋》。据赋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而据《三国志·魏书》本传，曹植那年并未去洛阳。参以同书《文帝纪》和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序》，都可证明其朝京师时在黄初四年而非三年，这一出入恐系传写之误。近人瞿蜕园认为“似乎作者有意不写真实年代，以表明所写的是寓言而不是事实”，可备一说，但无确证 [2] 。不过，此赋“是寓言而非事实”则无疑问。至于具体写作时间究竟是在黄初时或在黄初以后，则颇难考知。因为黄初四年那次诸王聚会，正好任城王曹彰被曹丕毒死。那次曹丕本想害死曹植，被母卞太后阻止才作罢（见《世说新语·尤悔篇》）。白马王曹彪与曹植一同离开洛阳， 却又不许其沿途同行同宿。当时作者处境确实很危险，心情也不好，恐怕未必有写神女之事的兴致。然而不论作于当时或以后，赋有所寄托是可以肯定的。但这种寄托隐藏颇深，后人一般难以体会和确指。有人认为“这篇赋表现了作者在受着迫害、壮志不伸的条件下，仍然有所追求的精神” [3] ；还是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的。关于此赋之作，前人曾有“感甄”之说（见《文选》注），亦于情理未合。因为甄后在嫁曹丕以前，曾为袁绍子袁熙之妻。她嫁曹丕时在建安九年曹操平邺之后。当时曹丕年十八，甄后初嫁袁熙，至少十五六岁，年龄不会比曹丕小多少，而当时曹植才十三岁，说他对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嫂子产生爱情，未免有悖常情；而赋序所言黄初三、四年正是曹丕处心积虑要置其于死地之时，如果赋为怀念甄后而作，那简直无疑是自找杀身之祸。
《洛神赋》的主题是写自己对洛神的爱慕及“人神道隔”，终于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之情。这篇赋的艺术特色是既善用比兴，又多细致的刻画。如写到洛神的美貌时，一连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 若芙蕖出渌波。
这些比喻纯属虚写，用以显示洛神的妖娆秀美，光彩动人。接着转入实写：
襛（nóng，茂盛、丰满）纤得衷（言胖瘦适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束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酒涡）辅承权（同“颧”）。瑰姿艳逸，仪静体闲。
这段描写美女的手法，与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有些类似，但显得更加细腻。赋中写到了曹植对洛神的爱慕之情，而这种感情也得到了洛神的理解，作者通过一系列关于动作的描写，表现了洛神内心的矛盾。她既有顾虑，又不能对曹植的感情无动于衷。最后，她终于吐露了自己的心情：
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流泪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
言语间含有无限深情，却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匆匆离去，给作者留下了铭心刻骨的惆怅。此赋妙在既形象生动，又一往情深，读后使人感慨万端，情意络绎。此赋不算长，但内容丰富，寓意深长，在曹植赋中首屈一指。所以后来不少艺术家都偏爱此赋，晋代的大书法家王献之曾写过《洛神赋》，现已残缺，只剩十三行，被视为书法珍品。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也是传世名画。南朝齐梁时代的文学家陆厥、沈约等也极推崇此赋。陆氏说：“《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沈氏说：“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均见《南齐书·陆厥传》）
除《洛神赋》以外，曹植辞赋存者不少，但有些已残缺。大体上说，他的辞赋创作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曹操未死时所作，当时曹植作为一个贵公子，作品只是以辞藻华美见长，生活内容并不丰富。其中有不少题名与曹丕相同，显然是邺中唱和之作。较有名的《登台赋》据《三国志·魏书》本传说，是奉曹操之命，登铜雀台而作，深得曹操称赞。此赋存有佚文，见《三国志注》。从现存内容来看，不过是歌功颂德之作 [4] 。但此赋已不全，可能有精彩之笔未能保存下来，不然曹操未必会如此赞赏。
曹植后期的辞赋也和他的诗一样，由于环境的变迁，对生活的理解较前期更深刻。如《感节赋》写 生命短促，有志不能伸展的痛苦，流露出对朝廷限制他行动的不满。如：
折若华之翳日，庶朱光之常炤。愿寄躯于飞蓬，乘阳风而远飘。亮吾志之不从，乃拊心而叹息。青云郁其西翔，飞鸟翩而上匿。欲纵体而从之，哀予身之无翼。
这种无可奈何的悲叹，使人联想起他的《杂诗》、《吁嗟篇》等诗作。
另外《鹞雀赋》在曹植后期作品中很值得注意。这篇赋基本上是四字句，内容写鹞捕雀，雀自称“身体些小，肌肉瘠瘦，所得盖少。君欲相噉（同“啖”），实不足饱”。鹞因为“三日不食”，仍然要吃掉雀。雀见哀求无效，就飞入棘林 [5] ，鹞见棘丛多刺，无法捕雀，就舍之而去。于是雀就向同类自夸其辩口与机智。此赋颇似后来敦煌发现的俗赋，疑当时已有此体。《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注引他《与杨德祖书》称：“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同书卷二十一注引《魏略》载，邯郸淳初见曹植，植曾“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可见他是比较重视民间文艺的。和《鹞雀赋》相类似的还有一篇《蝙蝠赋》，似是为 讥刺一些不行正道者而作，惜原文已佚，存者不过六十字，不足见其全貌，但这也可以说明曹植很喜欢用类似于俗赋的体式来写寓言题材。
曹植一生所作辞赋甚多，惜多残缺。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表示不愿仅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然而时势却决定了他只能以文学垂名后世。在他的整个创作中，首要的当然是诗，但辞赋的地位，显然也十分重要。
三、三国后期辞赋家
三国后期的辞赋家中，以何晏、阮籍和嵇康的成就最为突出。这三个人都受老庄思想影响，但在他们的辞赋中却不明显。
何晏是清谈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东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其母为曹操妾，从小长于魏宫。因与曹爽同党，后被司马懿所杀。他的文学才能不高，诗颇浮浅，赋唯存《景福殿赋》，因为《文选》所收，故传诵较广。景福殿是魏明帝曹叡（ruì，同“睿”）在许昌所建。这篇赋纯属歌颂曹叡之作，手法上模仿汉赋，以夸饰铺陈为主，结构取法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但辞采有所逊色。此赋句法少变化，说教成分较多。但其中写景福殿建筑的壮丽，如“既栉比而欑集，又宏梿（同“连”）以丰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远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 云”诸句，尚有气势。描绘画栋雕梁的片段，亦间有华美之句。
稍后于何晏的阮籍和嵇康，辞赋则各有特色。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瑀之子。早孤，性狂放不羁，为礼法之士所疾，几乎置之死地，幸亏执政的司马昭不愿因杀他而留下恶名，才得以善终。
阮籍在文学史上以诗闻名。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是历来传诵的名篇。辞赋却很少被人提到。其实他的赋亦有较好的作品，如《鸠赋》、《猕猴赋》等，均有所寄寓。如《猕猴赋》中写道：
婴徽缠（疑当作“纆”，指绳索）以拘制兮，顾西山而长吟。缘榱（cuī，椽子）桷（jué，方形的椽子）以容与兮，志岂忘乎邓林。庶君子之嘉惠，设奇视以尽心。且须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于堂下，长灭没乎形神。
这是写朝廷中一些怀禄贪势，不得不与腐朽官僚们相周旋的人物。他们在达官贵人面前强颜欢笑，贪图苟安，有的对时势虽也有所认识，但不能完全忘却山林的自在生活，苦于无法脱身，最后得到的只是须臾苟安。这些人往往“性褊（biǎn，狭小）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眒（shèn，张目）兮，似巧言而伪真”。赋对世态的讽刺比较深刻，比喻 也很形象。他的《鸠赋》据序所云，作于魏废帝齐王芳嘉平中。此赋写鸠寄巢于树木，结果巢覆子死；托身于人家，却又为狗所害。作品似乎在暗喻出仕与隐逸均有危险，颇有忧生之嗟。他的另一篇《东平赋》大约作于出任东平相之后。据《晋书》本传载，他为东平相，本出于自己要求，但上任十天左右就走了。他曾表示对东平“乐其风土”，而赋中所写则全然不同：
其土田则原壤荒芜，树艺失时，畴亩不辟，荆棘不治，流潢余溏（táng，池沼），洋溢靡之。
这显然不是写东平的风土，而是暗喻当时的朝廷，所以作者向往隐逸，希望离开那污浊的世界：
乘松舟以载险兮，虽无维而自絷。骋骅骝于狭路兮，顾蹇驴而弗及。资章甫以游越兮，见犀光而先入。被文绣而贸戎兮，识旃裘之必袭。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
显然这是吐露作者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心情。同类思想在《元父赋》中也有表现，他认为那里城郭“卑小局促，危隘不遐”；土地“污除渐淤，泥涅槃洿”；居民“顽嚣梼杌（táo wù，凶恶），下愚难化”。这并不是他对人民的蔑视，而是对当时朝廷的指斥。所以在 《首阳山赋》中，他又进一步认为伯夷、叔齐“进而不合”，“甘死而采薇”，“其思长，其旨远”。
阮籍的辞赋虽不甚传诵，但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却颇有辞赋的风格，这说明他在这方面曾下过很深的功夫。如著名的《大人先生传》的后半部分纯系赋体，其中有些具有神话色彩的句子颇似《楚辞》，说明辞赋的一些手法已对散文创作发生了影响。甚至他的哲学论文《达庄论》，也有类似倾向。后来晋代鲁褒《钱神论》、王沈《释时论》等刺世之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阮籍这种文风的启示。
和阮籍齐名的嵇康（236—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他出身于较贫寒的家庭，早年丧父，后来因娶曹魏宗室之女为妻，拜中散大夫之官。这是一个散官，并无实权。他也不乐为官，隐居山阳（今河南焦作附近），与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和阮咸等为友，时号“竹林七贤”。他对当时现实，特别是司马氏的擅权颇为不满。在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曾自称“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处世方面又“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因此深为司马昭所忌。后因朋友吕安为兄吕巽所诬，嵇康为吕安辩护，遭到司马昭和钟会的谗害。
嵇康在文学方面以散文和四言诗闻名。他的辞赋以《琴赋》和《卜疑》两篇最为称扬，其余均属零星佚文。《琴赋》被收入《文选》，是辞赋中描写音乐的名篇之一。这篇赋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王褒 《洞箫赋》影响，也是先从梧桐生长于山林写起，再写到琴声。由于他自己擅长弹琴，而且对音乐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描写琴声的悠扬和节奏的变化时，深得其中三昧：
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纷淋浪以流离，奂（huàn，盛）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è，遇）而竞趣，翕韡（wěi，光明）晔而繁缛。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怫（fú，愤怒） （wèi，“炥 ”，心不安）烦冤，纡余婆娑。陵纵播逸（形容声音骤起，四散），霍濩（水声）纷葩（开张之状）。检容授节，应变合度。竞名擅业，安轨徐步。洋洋习习，声烈遐布，含显媚以送终，飘余响乎泰素。
琴声之妙，变幻无穷。其又状演奏情况：
或徘徊顾慕，拥郁抑案，盘桓毓养，从容秘玩。
音律和缓，节奏较慢；忽而急调繁弦，高亢激昂：
闼而奋逸，风骇云乱，牢落凌厉，布濩半散。丰融（盛沛貌）披离，斐韡（明亮貌）奂烂， 英声发越，采采粲粲。
这种形象的描绘，在整篇作品中还很多，由此可见作者于琴道造诣精深，非常人可比。在写到音乐对人的感染时，作品亦妙句迭出，精彩纷呈：
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憯懔惨凄，愀怆伤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乐者闻之，则欨（xū，笑意）愉欢释，抃舞踊溢，留连澜漫，嗢（wò）噱（jué，极为快乐）终日。若和平者听之，则怡养悦悆（yuè，快乐），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
这和作者的《声无哀乐论》是同一意思。嵇康认为同一音乐，在不同的人听来，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一论断涉及人的审美感受的种种心理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使现代的美学理论，也不可能对此作出真正完善的解释。嵇康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是深入地思考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在当时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嵇康的另一篇辞赋《卜疑》，系模仿《楚辞·卜居》而作。此赋假托一位“弘达先生”因为“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看到了“大道既隐，智巧滋繁，世俗胶加，人情万端”，就起了归隐之念，去找“太史贞父”，请他占卜出仕与归隐的凶 吉。其实“弘达先生”所陈之辞，已将归隐说得高于出仕，而且讲到了“时移俗易，好贵慕名；臧文（仲）不让位于柳季（下惠），公孙（弘）不归美于董生，贾谊一当于明主，绛灌作色而扬声”。“太史贞父”在听了他的诉说之后，只是说“至人不相，达人不卜”，似乎像“弘达先生”那样是无适而不可的。赋中所谓“弘达先生”显然是嵇康自己。他本不想仕进，但不明言仕进不吉，可能是为了不使自己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思想流露得太明显。
除了阮籍、嵇康外，“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刘伶等人亦有赋传世。其中以向秀的《思旧赋》和刘伶的《酒德颂》颇见传诵。向秀《思旧赋》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字。其内容是写好友嵇康、吕安被杀之后，向秀路经二人故居时的哀悼。篇幅甚短，寓意良深。向秀、刘伶二人都由魏入晋，一般算晋代作家。但就思想而论，则与嵇、阮近似。
“竹林七贤”之外，三国后期还有一些赋家如魏国的孙该、吴国的韦昭、杨泉等，但都只有残篇存世。由于三国时文人大抵都喜作赋，因此到了晋初，辞赋作品又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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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粲所登之楼，有江陵、当阳、麦城三说。据《水经注》中《沮水》、《漳水》的记载，当为麦城。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和沈玉成同志《王粲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一第227页）均取此说。我觉得比较合理。
[2] 见《汉魏六朝辞赋选》第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此说尚可研究，因为古人有时把“四”字写成“亖”，因此误作“三”，亦有可能。
[3] 徐公持《曹植评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第27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版。
[4] 《三国志演义》中记诸葛亮对周瑜所诵《铜雀台赋》中的句子，不见《登台赋》，那是罗贯中的虚构。
[5] 原文为“依一枣树，藂（同“丛”）蕽（nóng。疑当作“秾”，茂密）多刺。”《说文》：“枣，羊枣也。”“棘，小枣丛生者。”可见“枣树”当指今之酸枣树，多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