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后，各族军事首领纷纷入据中原，使黄河流域成了各族军阀混战的战场。原来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士族文人，纷纷随着东晋政权逃亡到长江以南。因此，在东晋及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南方的文化远远超过了原来作为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因此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东晋和南北朝初期，似乎只有南方有文人作品，而北方则除几首民歌外，并无他作。这种看法虽然有些片面，却也未始没有一定的道理。这是因为长期的战乱，使中原一些文人大都逃亡，即使留居在那里的，也无法安心进行创作。后来鲜卑拓跋氏虽统一了北方，但由于这个部族在入据中原前受汉化影响较浅，统治者对文学并不重视，所以北魏初期的文学似乎比十六国混战时更不发达。这种情况对辞赋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诗歌往往可以即景生情，脱口而出；文章则包括一些应用文字，自然不乏作者。至于辞 赋，则须呕心沥血地构思和雕琢，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朝廷的奖励，确实很难有人创作。所以从现存北朝的早期作品看来，传诵的辞赋的确很少。
当然，说十六国和北朝初期根本无人作赋，恐亦非事实。以现有材料而论，在十六国时代，留居北方的卢谌就曾作过《征艰赋》，此赋屡见引于《水经注》，但未见南方作者提及，可能与其只流传于北方有关。然其原文散佚，今已无从知其全貌。割据今甘肃西部的前凉、西凉等政权对文学提倡颇力，西凉政权建立者李暠就能作赋。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中，亦有人作赋，如前秦时有个“洛阳少年”，作赋受苻坚称赞，南凉的秃发归亦能作赋。这些赋虽多已散佚，但其影响是存在的。所以在北魏初期，一部分从凉州入魏的文人，就曾作赋。在他们影响下，北魏早期文人高允也作过赋。这些赋有些虽然留传了下来，却并无突出成就。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力提倡汉化以后，北方确实产生了一些文人，其中有些人也写过一些较可读的赋。这些赋多半模仿南朝，在艺术上比前阶段作品也有较大进步。当然比起后来由南入北的庾信来，还远远不及。在今天看来，北朝辞赋中杰出的作家，仍然只有庾信一人。然而对北朝原有作家的作用也应有适当的估价，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隋唐统一之后，较有成就的文人大抵是北方人而非南方人的事实。
一、十六国和北魏辞赋
西晋灭亡以后，中原文人大部分逃亡江南，因此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学活动几乎陷于停顿。当时留在北方的文人，只有一位卢谌曾作过《征艰赋》，却未能留存。但是，在十六国初期，割据今甘肃河西走廊的前凉张氏政权统治区还比较安定，一部分中原文人也逃亡到这里。加之前凉统治者提倡文化，因此凉州一带成了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前凉张骏、谢艾等人均有文集流传到南方，但今已亡佚，未知他们是否作赋。然而由于当时凉州文化发达，在整个十六国时代不断有文人出现。其中在赋的方面较有成就的是西凉的建立者李暠（351—417）。据《晋书》记载，他作有《述志赋》、《槐树赋》和《大酒容赋》等。其中《述志赋》全文见《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玄盛”是李暠的字，唐代自称李暠之后，故称他的谥号和字）。这篇赋主要抒写生平抱负，并叙述了凉州自前凉灭亡以后各政权兴衰的事迹。由于西凉的实力不如与之为敌的北凉，所以作者颇有自危之感。此赋叙史事较多，写法与潘岳《西征赋》有些类似。赋中对战乱中的人民有所同情，但艺术价值不很突出，所以不甚传诵。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为时不久，但当时出现过一些文人如刘昞等后来入北魏，为北魏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北魏的统治者是鲜卑拓跋氏。这个部族受汉化 较浅，因此从公元386年正式建立起，一直到471年孝文帝元宏即位止，很少提倡文化，没有多少人从事创作。当时作过辞赋的，现仅知有张渊和高允二人。张渊是一位天文学家，他历仕前秦、后秦和夏，晚年入魏，任太史令。他作有《观象赋》一篇，见《魏书》本传。这篇赋主要写天象，不很好懂，所以作者自己作了注释。他在赋中历叙诸星，有时不免涉及一些迷信传说，手法偏于铺陈。但篇末“尔乃凝神远瞩，矖（xǐ，看）目八荒，察之无象，视之渺茫，状若浑元之未判别，又似浮海而睹沧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诸语，表现了他在观看列星时感到宇宙的宽广和自身的渺小，则较有韵味。
高允（390—487）是北魏著名学者，他虽有诗赋，一般缺少艺术价值。据《魏书》本传说他作有《代都赋》，但久已散佚。现存只有一篇《鹿苑赋》，见《广弘明集》卷二十九。此赋是称颂魏献文帝拓跋弘兴建佛寺之作，内容和艺术技巧均无可取。张渊和高允的出现，说明北魏初年文学虽不发达，但仍有个别作家在从事辞赋写作。
魏孝文帝即位以后，北魏文学逐步兴起。这是因为孝文帝既大力提倡汉化，他本人又爱好文学。但统治者的提倡并不能马上奏效，因此北魏较有名的作家大抵出现于末期。其中较有名的如郑道昭、常景、袁翻、李骞和温子昇等。其中郑、常、温三人虽有诗文传世，却未作赋。现在可以见到的北魏辞 赋数量不多，艺术成就亦不如南朝。但北魏有些赋却能对现实有所讥刺，如元顺的《蝇赋》、卢元明的《剧鼠赋》等，都借物喻人，颇有意义。《蝇赋》附见《魏书·任城王澄传》，作者是北魏宗室，尔朱荣之乱中被害。此赋多四言句，较少文采，内容是讥刺谗佞乱政，显系针对北魏明帝时朝政混乱而发。卢元明《剧鼠赋》见《初学记》卷二十九，辞采及手法与元顺《蝇赋》相类似，但刻画老鼠的丑恶形象较生动。如：“其为状也，憯惔（疑即“惨淡”）咀吁，睢离睒睗（shǎn shì，目光闪烁）。须似麦穟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酒杯余沥”等，尚有情趣。
另一类如李骞《释情赋》、阳固《演赜赋》等，都写作者对现实的不满。《释情赋》比较明显，《演赜赋》则多述史事以寓鉴戒。这两篇赋较重辞藻，其写法与李暠《述志赋》一样，都是在叙事中兼抒情怀。这些赋的手法与潘岳《西征赋》等还相近，和南朝的抒情小赋则颇不同。至于袁翻的《思归赋》则纯属抒情，在艺术手法上明显模仿鲍照和江淹，在北朝赋中较为少见。如：
思故人兮不见，神翻覆兮魂断。断魂兮如乱，忧来兮不散。俯镜兮白水，水流兮漫漫。异色兮纵横，奇光兮烂烂。下对兮碧沙，上睹兮青岸。岸上兮氤氲，驳霞兮绛氛。风摇枝而为弄，日照水兮成文。行复行兮川之畔，望复望兮望夫 君。君之门兮九重门，余之别兮千里分。愿不见兮导我意，我不见兮君不闻。魄惝恍兮知何语，气缭戾兮独萦缊。
这种抒情笔调与南朝一些短赋十分相似。其虽有明显化用《楚辞》句子的地方，然辞藻华美，音节和谐，毕竟在北魏辞赋中是比较突出的。这篇赋说明北魏后期文人的辞赋尽管还不及南朝，但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二、颜之推和北齐辞赋
北魏衰乱之后，在北方出现了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东魏的大权由鲜卑化的汉人高氏掌握；西魏政权则归鲜卑族宇文氏控制。后来高氏代替了东魏，改号为齐；宇文氏篡了西魏，改号周。北齐割据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本是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北方文人大抵聚居于此。在北魏末至北齐的文人中，最有名的要数温子昇（495—547）、邢劭（496—？）和魏收（506—572）。温、邢成名较早，而且在东魏后期被北齐文襄帝高澄所害，因此邢劭又与魏收齐名。这三位作家在诗歌和骈文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但所存辞赋甚少。据《北史·魏收传》载，温子昇没有作过赋，邢劭作赋亦不多，而魏收据说作赋较多。所以魏收为了压倒温、邢，曾声称 要能作赋才算“大才士”。这句话可以看出北齐时的文人还十分重视赋的价值。但魏收赋已佚，只剩下《南狩赋》、《骋游赋》等五篇题目。邢劭作《新宫赋》，尚有佚文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二，但残缺过甚，已无法见其特色。此外像卢询祖的《筑长城赋》，只剩《北齐书·卢文伟传》所引六句佚文，更无从窥其全貌。现存北齐人所作的赋，最可重视的是一位由南入北的作家颜之推所作的《观我生赋》。
颜之推（531—？），字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祖上随东晋南迁。他初仕梁，西魏攻克江陵时被俘北迁，在途中逃奔北齐。北齐亡后入周，卒于隋代。他是著名的散文家，作有《颜氏家训》。《观我生赋》作于北齐灭亡之后，但历来因他久居北齐，其事迹亦见《北齐书》，故习惯把他算作北齐人。
《观我生赋》见《北齐书》本传，是一篇用赋体写的自传，作者自己为赋作了注，说明赋中所叙事实，使读者对他的经历有更清楚的了解。由于他经历了侯景之乱、江陵的陷落及北齐之亡等重大历史事件，所以此赋也是梁及北齐的重要史料。此赋的艺术成就历来被认为不如庾信《哀江南赋》，但它亦有长处，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此赋“修词洁适鲜疵，是其所长”（《管锥编》第四册第1547页）。这篇赋和庾信《哀江南赋》一样，能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辞赋史上罕见的。在赋中，作者写到自己的身世之感，也有很动人的句子。如：“予一生而三化，备 荼毒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最后作者自称“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就不会经历如此艰险。这种想法虽然有点消极，但从他的具体经历来看，这种心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庾 信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梁代诗人庾肩吾子，早年随父出入梁代宫廷，任太子萧纲（后来的简文帝）的“东宫抄撰学士”。“侯景之乱”时逃奔江陵，并奉萧绎之命出使西魏。当他到达长安后，西魏出兵攻克江陵，杀了萧绎，庾信因此留居北方，成了北周作家。
庾信早年的诗文和南朝萧纲、萧绎、徐陵等“宫体诗人”相近，当时诗赋虽多散佚，尚有一些存世。但到了北方以后，由于生活的变化，他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能用华丽的辞藻来表现身世之感和思乡之情，风格苍凉遒劲，堪称独步一时。同时，他到北周，对北周文风也起了很大影响。原来北朝自东魏、西魏对峙以来，西魏文化远不如东魏发达。所以庾信入北以前，北周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作家。再加上北周的建立者宇文泰对华丽文风颇有反感，曾命苏绰仿《尚书》作《大诰》，欲以改变文风。这 种行政手段当然不能奏效。所以当庾信、王褒等南方作家入北之后，北周文人群起仿效。因此北周文风比起北齐来似更近于南朝。但北周时间很短，原来的北方文人虽然学庾信文体，却未产生重要作家。特别在辞赋方面，北周一代值得称道的仅庾信一人而已。
庾信辞赋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南方所作虽与萧纲等人文风相近，但他的才华胜于时辈，艺术成就亦高出众人。这部分作品有《春赋》、《灯赋》、《镜赋》、《荡子赋》、《对烛赋》、《鸳鸯赋》等，其中以《春赋》和《荡子赋》较为读者喜爱。这些赋大抵用典较多，辞藻华美，音节和谐，却不免有纤弱之弊。如《春赋》开首：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出华丽之金屋，下飞燕之兰宫。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
这种文体代表着梁中叶以后辞赋的特点，如喜用七言句、注意声律、好用典等都与萧绎等人相近。至于《荡子赋》，内容则与萧绎《荡妇秋思赋》类似，而 音节更优美，感情亦较深。这说明他的才华确实胜于二萧。不过这些赋的内容只限于妇女生活，手法也少变化。如果没有后来的生活经历，庾信的成就也许不会比二萧及徐陵高出多少。
庾信到了北方以后，由于经历了梁代灭亡及背乡离井的种种不幸遭遇，他的文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作品风格显得沉郁悲凉，笔力趋于苍劲，和前期之作有着显著的不同。这时期的代表作《哀江南赋》更是以生动的形象描写了侯景之乱及江陵陷落的始末，与颜之推的《观我生赋》同属当时史事的实录；文学价值则历来被公认远胜颜作。在这篇赋中，他对梁武帝晚年的昏聩腐朽作了尖锐的批评：梁武帝本人忽视政务，不修武备，一味“谭劫烬之灰飞，辩常星之夜落”，空谈佛学；大臣们则“宰衡以干戈为儿戏，搢绅以清谈为庙略”，无异于“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卒致“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对元帝萧绎的批判尤为尖锐：
沈猜则方逞其欲，藏疾则自矜于己，天下之事没焉，诸侯之心摇矣。既而齐交北绝，秦患西起，况背关而怀楚，异端委而开吴，驱绿林之散卒，拒骊山之叛徒。营军梁溠（zhà，水名，在今湖北省），蒐乘巴渝，问诸淫昏之鬼，求诸厌劾之符。荆门遭廪延之戮，夏口滥逵泉之诛。蔑因亲以教爱，忍和乐于弯弧。既无谋于肉食，非所 望于论都。未深思于五难，先自擅于三端。登阳城而避险，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刑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
这里写萧绎在侯景之乱中袖手旁观，不救父亲之急难，而后来又一味消灭异己，对西魏的进攻毫无准备，终致江陵失陷。其每句差不多都有史事与典故作比喻，而且用得颇确切。这种写法给今天读者当然带来一些不便，但也可看出作者驾御典故的能力。赋中写江陵陷落后人民被俘北上之情，尤为感人：
冤霜夏零，愤泉秋沸，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闇（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
这简直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据史载，西魏平江陵后，曾驱赶许多平民入关，逼他们做奴隶，赏赐大臣贵族。这些被驱迫的人民家破人亡，一路历尽艰难的惨状，在这篇赋中得到了真实生动的描述。 像《哀江南赋》这样篇幅很长、用典极多的赋，一直被传诵不衰，正是由于它以如椽的巨笔写出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中种种动人心魄的场面。所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当然，《哀江南赋》也不是全无缺点，其中有些句子由于过分拘于对仗声律，也有欠通顺之处，如“崩于钜鹿之沙，碎于长平之瓦”两句，就为金人王若虚所疵议。所以钱锺书先生谓此赋“波澜腾泻，不免挟泥沙耳”（《管锥编》第四册第1547页）。
庾信除《哀江南赋》外，还有许多抒情小赋，亦颇传诵。这些赋大抵都用比兴手法寄托其乡关之思及身世之感。如著名的《小园赋》，被论者推为仅次于《哀江南赋》的佳作。此赋长处在于善用白描手法，读来亲切感人。如写园中景色：
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榹（sī，山桃）李薁（yù，一种果实，似李）。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问葛洪之药性，访京房之卜林。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 逐酒，鱼何情而听琴。
用美好的景色及闲居之乐来反衬自己内心悲苦，虽有这些乐事益增伤感，故令人倍觉自然亲切。
他的另一名篇《枯树赋》与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一样，假托古人之事以言情。赋中写东晋殷仲文对庭树的叹息和桓温感叹柳树之事，虽都见于《世说新语》，但殷仲文任东阳太守时，桓温早已死去，此赋却说桓温因闻殷之言而兴叹，显属虚构。此赋写的是树木，讲到了许多关于树木的典故，主旨在借以自喻。如写到兵燹之后树木被砍伐、焚烧而凋枯之状云：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文衰者合体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
这些形象正是暗喻自己离开了家乡，来到长安，备受困顿的经历。因此作品又加上了一段纯系抒情的话：
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釆葛，还成食薇，沈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
这真如画龙点睛，突出了全赋的主题。类似于此赋的还有《竹杖赋》等，手法亦与此相类，而艺术上稍逊，故不及此赋有名。
庾信的抒情小赋中还有一篇《伤心赋》，亦写个人不幸的遭遇，颇为沉痛，与《小园赋》等不同的是着重写家庭的不幸，较少涉及政治变故。总的来说，这些抒情小赋一般都较伤感，这是他身历种种不幸造成的。杜甫在《咏怀古迹》中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的确，庾信诗赋之所以动人，正与他饱经忧患有关，所以虽然悲愁，感情却真挚深沉，加以笔力苍劲，亦为同时作家所不及。
除了这些抒情之作外，庾信一些应制赋亦间有佳句，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前一句可能是化用南朝民歌《读曲歌》“青幡起御路，绿柳荫驰道”而来。后来唐代王勃作《滕王阁序》，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显然又出于庾信。这说明即使是应制之作，庾信的才华也有值得称颂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