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这种文体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已经产生，但历来论赋者莫不以汉魏六朝为赋的全盛时代。这是因为战国赋家中虽有屈原这样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一般都不以赋名，其性质亦近于诗。继起的宋玉虽有称赋的作品，但它们是否出于宋玉之手，历来还有争论，而且其铺陈夸饰的特点也才露端倪。加之汉魏六朝拥有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其中颇多传诵之作，所以人们谈论辞赋，往往以这一时期为重点。
其实正如上述，汉魏六朝辞赋本身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难看到，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辞赋就不太一样。两汉虽也有若干抒情小赋，但毕竟以大赋为盛；魏晋南北朝虽也有大赋，而比较传诵的则多为抒情小赋。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大赋和抒情小赋的兴衰亦有其必然的原因。像西汉司马相如、杨雄的大赋，在今天也许较少受到读者的喜爱，但它们在文学史上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为在 西汉时代，我国文学的传统积累还不像后来那样丰富，因此像司马相如那样写作“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大赋，显然是一种艰巨的事情。加上他身处汉帝国的全盛时代，他的赋作也确实反映了这个时代兴旺发达的气象。继起的杨雄虽然处于西汉开始衰落的时代，但表面的繁荣景象毕竟还在，所以亦非有意粉饰太平。他们的辞赋至少有两大特点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是气势宏大、笔力雄健和辞汇丰富、善于夸饰。所谓气势宏大、笔力雄健，在内容方面主要是指作者们善于描写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事物。这种描写一般比较简炼概括而不失于繁琐。在形式方面则主要是多用排比，句法多变，不流于整齐划一。这一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后来文论家所谓的“阳刚之美”。汉代大赋的这一特点对后世的辞赋、散文均有影响。例如鲍照的《芜城赋》之所以为一些提倡散文的人所欣赏，就因为它继承了汉赋那种刚健的笔力。后来一些散文家之欣赏司马相如、杨雄的赋，也正是从这一特点着眼的。如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到“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就是因为他从司马相如、杨雄那里学习了这种笔法。他的《平淮西碑》典雅庄重，即取法于司马相如；他的《送孟东野序》气势雄骏，亦与司马相如、杨雄之作相类。其他辞赋家和散文家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影响。
至于汉代大赋辞汇丰富和善于夸饰的特点，对 后世的影响尤为明显。关于这点，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钧世篇》中曾认为《诗经》不及汉晋大赋“汪濊博富”。他说：
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指《鲁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指《郑风·叔于田》）卢铃（见《齐风》），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见《周颂》）《云汉》（见《大雅》），何如郭氏（璞）《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同见《小雅》）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
他这样比较虽不一定很确当，但汉魏两晋人的辞赋在描写手法的丰富及辞藻的广博华丽方面，确实大大超越了《诗经》。这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虽不能以此苛责《诗经》，却不妨说后人比前人确有高明之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汉代诗歌写作几乎陷于停顿，钟嵘《诗品》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这一时代的所谓纯文学作品，其实只有辞赋一体，所以文学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基本上依靠这些辞赋家的努力，而这些辞赋家也确实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篇》中曾谈到这些辞赋的长处：“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 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这个评价也许过高了一些，但这些辞赋家对丰富文学语言及描写技巧，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事实上魏晋以后诗多杰出的诗人，大抵都兼作辞赋。他们不但在作赋时曾向两汉赋家学习，就是作诗，也有不少意境取自汉赋。如曹操《观沧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等名句，显然化用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中“日出东沼，入乎西陂”之句。曹植的《白马篇》中“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与“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诸句，亦属化用张衡《西京赋》中“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之句。建安诗人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不能说和他们熟悉汉赋并从中汲取营养无关。建安以后如晋太康诗人和南朝元嘉诗人之作，其辞藻华丽，亦与吸取辞赋创作的成就有一定关系。特别像谢灵运、鲍照一些描写山水的诗，常有较古奥的辞汇，这显然是为了反对平淡无味的玄言诗，而向辞赋学习的缘故。事实上这些诗中的一些古字，往往是辞赋中常用而在前人的诗中较少出现的。所以汉赋本身虽不甚为今天读者所喜爱，而其影响后代诗人，特别是为魏晋以后诗歌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这个功绩亦不应忽视。至于魏晋以后的辞赋，在技巧和辞藻方面，亦曾不断地影响后来的诗人，如前面谈到的孙楚、颜延之等人的赋，就对唐代李白、杜甫等大诗人也有所沾溉。至于唐诗中效法辞赋的作品为数亦不少，如杜甫的《火》、《三川观水 涨》，韩愈的《南山诗》等，排比铺张，手法即与辞赋类似。
至于汉魏六朝辞赋在文体方面的作用，亦颇值得注意。历来论赋者常将赋分为“古赋”、“骈赋”和“律赋”等几类。其中律赋产生于唐以后，纯是应科举之作，没有多大价值。关于古赋与骈赋之分，其实也和散文与骈文之分一样，并无明确的界线。例如晋宋二代之赋，就像当时的文一样，有些很难说是“古体”还是“骈体”。因为一般来说，骈文之兴，本由于古代汉语是单音节词，便于对仗之故。散文中骈句的增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受了辞赋的影响。因为赋有铺陈的特点，势必使用排比对偶，排句而略求字数整齐，就自然形成了骈句。所以自汉以来，赋和散文就出现了一个骈化的过程。只是到了齐梁，骈文才占主导地位，辞赋中的骈赋，似亦正式出现于此时。由于骈文越来越讲求声律，于是骈赋就发展成了律赋，直到后来限韵作赋，则完全成了文字游戏。
在赋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文体方面和诗的相互影响。赋本身虽是由诗发展而来，但到后来似乎分了家。据陆机《文赋》的说法，赋是“体物”之作，而诗则为“缘情”之作。所以在汉魏，诗、赋在辞藻、技巧方面虽相互影响而文体则颇有区别。但自抒情小赋出现后，西晋傅玄、夏侯湛等人由于试图用接近诗的句子写赋，后经湛方生等人的努力，终于发展成为像沈约《八咏》那样的作 品。这种作品使梁陈的抒情小赋进一步接近诗，而这些小赋的句法又为隋唐歌行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试看唐代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诸作，从反映社会生活而论，显非南北朝后期那些短赋所能及，但从刻画贵族生活的手法以及文体特点方面看，都和萧纲、萧绎等人的小赋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可以说汉魏六朝辞赋不但本身有它的卓越价值，而且它为唐诗繁荣所作的准备，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