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戏曲

清谢元淮著。是书兼论词曲，而以词为主;论词又以词之声律为主。前人谓“词别是一家”，而谢元淮亦力主“守定词场疆界”。他说：“词之为体，上不可入诗，下不可入曲。要于诗与曲之间，自成一境。守定词场疆界，方称本色当行。至其宫调、格律、平仄、阴阳，尤当逐一讲求，以期完美。”作者还主张守律而不拘于律。鉴于时人填词不顾词律，作者着重论述了词的声律问题。他认为填词家应当遵用沈去矜词韵，不必旁及曲韵。填词除注重使用专为歌词而设的十七宫调外，还要严守四声，区分阴阳。“盖平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反，入声逼侧而调难自转。”倘用乖其法，则不易歌唱。因“词曲既播管弦，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这样，便可做到字字精切，声声轻圆，声文并茂。但作者又反对拘泥死法，主张“词禁诸条，亦须活着”。因为四声平仄呼吸阴阳，均有自然之妙。“大略阴平宜搭上声、阳平宜搭去声，不必拘泥死法”，此论极是。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南北声音之不同。他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各具特色。

戏曲论著。成书于1909年。王国维著。该书首先对大曲的起源及其体制的流变作了详细考述。大曲之名始见于汉代蔡邕《女训》，汉以后大曲之体制不断发生变化，汉时由艳、趋、乱三大段组成，唐宋时由若干遍组成，每一遍都有专名。其次对唐宋大曲现有辞之可征者作了考释和辑佚，从宋词、诸宫调、元代杂剧和南戏中辑录了五十三支大曲。最后论述大曲演故事对后世戏曲的影响。大曲演故事，以《王子高六么》为始，其盛行则在南渡后，如《盘洲集》所载的《句降黄龙舞》、《句南吕薄媚舞》，《鄮峰真隐漫录》所载的《剑器舞》等。大曲演故事对戏曲的产生有很大影响，“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近，于此可见”。而且宋杂剧“一场两段”与大曲“一曲之中演二故事”有关。所不同的是由于大曲表演时动作一定，只能表演极简易之剧，故“元初纯正之戏曲出，不能不改革之也”。该书收入1957年出版的《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一卷。清胡薇元(1850—1920?)撰。胡薇元字孝博，号诗林，别署玉津居士。，河北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清末曾历官广西、四川、陕西等地。民国后成为清室遗老，卒于1920年以后。工诗，擅词曲，著有《铁笛词》一卷、《天云楼词》一卷、《天倪阁词》一卷、《岁寒居词话》一卷，以及《壶庵五种曲》：《鹊华秋》、《青霞梦》、《樊川梦》为杂剧;《繙书图》、《壶中乐》为北曲散套;并附《壶庵论曲》一卷。其一生著作，辑为《玉津阁集》十二种。此书据所论及其自序，名为薇元自著。然自《珠玉词》至《碧鸡漫志》诸节，皆出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提要，其书具在，转录实为无谓。《漱玉词》略增数语。又《白石道人歌曲》一节云： “《四库提要》，以纪文达之博，谓似波似磔，宛转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薇元按此宋人自记工尺四合上，非字也。”言之明晰，余皆不著《四库提要》之名，似全出自己手者，不知其是何居心。其他论韵、论律亦多采自旧书，援引既不广博，又不能疏通其义。论清初诸家之词，亦无独到之见。有 《玉津阁集》本。

清周济撰，亦称《宋四家词选自序》。自“浙派”朱彝尊编的《词综》问世以后，“常派”张惠言曾编《词选》，以严拣精取、独立旗帜而称著。周济则继张惠言之后，编有《宋四家词选》，更进一步立派别作家数来取两宋词人作品，令人颇难理解。周氏这篇自序，发展了张氏《词选序》的看法，提出“词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的观点，这是常派论诗的见解。“入出”之说，在诗论、文论、画论中早就谈过，周氏移植于词论并予以阐发，表现了新义。他把填词家的思想修养、才识、艺术造诣和读者体会联系起来，强调了词的审美教育作用，这种观点是相当精辟的，它纠正了过去把词看作是“娱宾遣兴”的工具这一陈旧观念，故谭献赞周氏“入出”说是“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徒填词为然!”周济这篇序文，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作家创作时形象思维的过程和读者欣赏时的种种感受，对后代文学理论影响颇深。

清孙兆溎撰。共五十一则，卷末附作者部分词稿，以为鸿泥之旧迹。唐圭璋《词话丛编》初版未收，新版据香甫辑《花笺录》卷一一收录。内容多记述清词人创作轶事，也兼收南唐、宋、明人词。如云：“巴陵乐府，旧传《临江仙》一阕，为滕子京所作。其词曰：‘湖水连天天连水’云云。又，秦少游前调云：‘千里潇湘挼兰浦’一首，两词工力悉敌，末韵皆用钱起律句，何巧合耶?”所记清人词作，间有评语。如称黄(仪)子鸿词，“风流逸迈，真可追响东堂，齐踪西麓”。

吴曾撰。其所著《能改斋漫录》之第一六、一七两卷为乐府门，计69则，唐圭璋师《词话丛编》析出收录，题《能改斋词话》。他卷及逸文亦时有话词条目，计约30馀则。曾字虎臣，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博闻强记，知名江西，应举不第，以献所著书得官，历敕令所删定官，宗正寺主簿权太常丞，太常丞权吏部郎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因“游时相(秦桧)之门，敢为大言，士流嗤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能改斋漫录》首刊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其编成约在此年之前不久。孝宗隆兴初(1163)，其仇家捃拾书中讥笑宗室文字，上告朝廷，旋被旨毁版。后人因以《复斋漫录》为名加以称引。光宗绍熙元年(1190)，京镗删去有碍文字重刊于成都郡斋。原本有著录，或云20卷，今本存18卷，13门，另逸文若干，计2000馀条。有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小瑯嬛仙馆旧藏)、《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词话丛编》本据《守山阁丛书》本收入。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标点本，以聚珍版本为底本，用临啸书屋刊本、守山阁丛书本、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词话丛编》原刊本等校过，补附若干逸文，较为完备。该书以考据、纪事为主，其资料丰富，后出之《苕溪渔隐从话》后集、《诗人玉屑》等书多加引用。其话词之条目，考证、品藻、评论、引述皆有之;与此前之词话专书或仅记本事、或仅论歌曲谱调、或以选词而顺及者有异。其所记五代北宋词人遗闻逸事，往往可资考证辑轶。如梅尧臣《苏幕遮》、欧阳修《少年游》咏草词，王安石《生查子》、《谒金门》词，均为本集所不载。其词学观点，则仍以“典雅”、“入律”、“清腴”为上，与南渡前后论词诸家大同小异。

清李宝嘉撰。一卷。宝嘉有《官场现形记》已著录。此编收词话四十七则,约一万五千字。大多为清末词坛趣闻逸事：有的反映当时社会崇洋习气，如泛填日本名词等;有的讥讽奸商贩米出洋;有的嘲弄校长渔色。所记皆一时谈资，词坛花絮。其间也偶记清初词人，如云朱竹垞咏美人词、吴梅村所填《金缕曲》(万事催华发)为绝命词。而所载“甲午中东之役，朝鲜武臣某，兵败自刎，从容赋绝命词”云云，对研究域外词颇有助益。是书《词话丛编》新版据《南亭四话》本收录。

二卷。清郭麐撰。郭麐著有《金石例补》，是有名的浙派词人。其论词推许南宋姜夔、张炎一派，于清代词人则奉朱彝尊为教主。本书论述清初及同时友朋之词，间亦及于宋元诸家。卷首即开宗明义，分词体为四派：风流华美，浑然天成，以晚唐花间诸人与宋初晏殊、欧阳修等人为代表;施朱传粉，学步习容，含情幽艳，以北宋秦观、周邦彦、贺铸、晁补之等人为代表;一洗华靡，独标清绮，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以绝代天才，凌厉气概，偶尔作歌，而自是雄词高唱，如苏轼、辛弃疾等人。郭麟说苏、辛“别为一宗”，略嫌其粗豪，而盛赞姜、张诸人于“词之能事备矣”，反映了浙派词人论词倾向的偏颇。卷二记载杨伯夔所作《续词品》十二则，所标轻逸、绵邈、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淡、疏俊、孤瘦、精炼、灵活之类，与朱彝尊主张的醇雅、清空、温雅、芊丽等等，如出一辙。《灵芬馆词话》对清代词人的作品多有品评，又特别记载了当时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研究清代词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郭麟本身是词人，其论词的拗调、拗句等言论，又都是经验之谈，对后人也有借鉴意义。有《灵芬馆全集》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清黄苏撰。黄氏所著《蓼园词选》选录唐宋词人八十八家，共二百十三首。每首词下，大多先择录名家词话或宋人词选、笔记等作笺，然后加以按语。如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下先引《古今诗话》、《林下词谈》和沈际飞评语，后按云：“柳绵”自是佳句，而次阕尤为奇情四溢也。有的径自评述，如张元幹《石州慢》(寒水依痕)。所作按语，或笺释词语，或结合作者身世以阐明词旨，或分析章句结构、用笔炼字等以显示其词学见解，或借评述古人词作以抒发其忧国之心和抨击时弊之意。所写评语虽详略不一，但能用不同词家的同调作品，或同一作家的不同题材进行比较，言之有物，剖析恰当，诚为初学词者有益之选本。是书有1920年惜阴堂排印本，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重印。唐圭璋《词话丛编》辑录其词评，更名为《蓼园词评》，题作“清黄氏撰”。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清人选评词集三种》，尹志腾校点。第一种即本书，经考证作者为黄苏。

清吴衡照撰，4卷。吴氏论词，重在文字与音律的关系上面，认为词的兴起，先有文字，然后宛转其声，以腔就辞;后来传播通久，音律确然，继起词人以辞就腔。由于古之作者皆善歌，故制辞度腔时对于字的平仄多少可以变化，只要与音律无碍即可。今则歌法失传，音律不明，故词家运辞，兢兢于尺寸不易之道。这种观点，颇有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词调同而体不一的现象;同时，吴氏关于词先以腔就辞，后又以辞就腔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吴氏论词，较为推重姜白石、张玉田，与浙西词派观点较为接近。他很重视词的醇雅，强调学者于雅俗正变之理是不可不辨的。他又强调音律、字面、过结、写景诸方面。吴氏对北宋词亦较重视，对苏轼、张子野、柳永、秦观、周邦彦都能予以好评。其对苏辛词之比较，以为犹诗中黄山谷与苏轼的关系，这主要是着眼于苏词之“大”，认为苏轼之“大”，姜白石之“高”，都是不可学得的。所论重在“写景之工”和“抒情之妙”，对词的起结、过换、衬帖等填词技法比较注意，可资参考。作者评定宋代词家优劣、折衷古今观点异同，比较稳妥圆通。在校正词律、考订词韵方面，对万树《词律》也多所修正和补充。今有退补斋刊本，收入《词话丛编》中。

一卷。清宋翔凤撰。翔凤字于庭，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嘉庆举人，官知州。其精心于经学，著有《大学古义说》等。此书为论词之作，只有十六则，颇有独得之处。主要为辨正性的文字，如辨古石刻 〔洞仙歌〕 为南宋人伪托，辨秦观〔踏莎行〕“斜阳暮”三字不重出等等。宋翔凤谈词着重从音乐方面进行探讨，他说：“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作词的人应该既讲文理，又讲节奏，二者兼顾。他对“度曲者，但寻其声，制词者，独求于意”的作法表示不满。其论慢词始于柳永一则，能联系宋仁宗时期的太平繁庶景象，认为当时的歌台舞榭，竞唱“新声”，柳永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迎合时代潮流，谱词造曲，为了方便妓人传唱，又以俚语俗言编入词中。其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作，慢词遂盛行于世。此外，论词的令、引、近、慢与小令、中调、长调的区别等见解，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宋翔凤受浙派诗人影响，论词以南宋为主，尊姜夔为诗家之杜少陵，认为姜词“继往开来，文中关键。”但是，他更偏重南宋词人感怀国事，系情旧京的作品，他肯定姜夔是如此，肯定张孝祥、辛弃疾也是如此。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浙派偏重形式姣巧而忽略作品社会内容的创作倾向。宋翔凤尊尚屯田，最为有识。慢词虽不尽始于宋仁宗之时，然女郎歌咏，会社流行，实为屯田之功。谓《草堂诗余》以征歌而设，真能知草堂者。惟小令、中调、长调之名，实始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顾从敬所刻 《类编草堂诗余》。翔凤竟谓《草堂》所固有，则为千虑之一失。有《云自在盦丛书》本。

本书（一册一七○面一○二○○○字）不分卷，林占梅撰。占梅字雪村，号鹤山；淡水竹堑人。以席前人遗荫，饶于财。少从丈人游京师，学日殖。后于里居建潜园，延款宾客，文酒极一时之盛。综其阅历，清道光二十一年英人犯鸡笼，倡捐助防，获奖以贡生加道街。二十三年又捐款防堵八里坌口，谕功以知府即选。二十四年募勇扼守大甲溪，绝嘉、彰各邑械斗蔓延，赏戴花翎。咸豊三年林恭事变，会办全台团练，并捐津米三千石，准简用浙江道。四年，又以克复「艇匪」黄位所踞鸡笼功，加监运使衔。同治初年戴潮春之变，输财召募，复大甲、克彰化，均与其役；事定，加布政使衔。福建督、抚奏请简用；辞不出。平居善琴，每藉以自遣；以此，所著诗稿称「潜园琴馀草」。「琴馀草」所咏，咸豊以降诸事蹟颇多涉及，而以戴潮春事件为最。今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存有「林鹤山遗稿」「潜园琴馀草」八册抄本，本书据以选编。稿本未定卷次，分年排比。本书仍依原序辑为一编，所取除上述涉及咸豊以降诸事蹟以外，以酬唱、纪胜、感怀之作为多；偶亦及于香奁、竹枝，存其别一风格。

近代诗集。8卷。陈肇兴著。约同治、光绪年间初版，后版毁。1936年杨珠浦等人集资重刻。1962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重新刊印。卷首有林耀亭《序》、杨珠浦《陈肇兴先生略传》、陈懋烈题词。该集共录诗233首，为作者壮年时期的作品，始于咸丰二年(1852)，讫于同治二年(1863)。其中前6卷所收多纪游、咏史之作。后两卷题为《咄咄吟》，多记戴潮春民变事，颇具地方文献价值。林《序》称其诗“贵写实，尚平易”。

四卷。《外集》一卷。唐李贺撰。李贺，字长吉，福昌 (今河南宜阳)人。其祖上郑孝王亮，系唐高祖李渊从父，故李贺可谓唐王朝宗室后裔，故自以郡望称“陇西”，但家道早衰。李贺七岁能辞章。深得韩愈、皇甫湜赞誉。在应河南府试后，入京赴礼部试，但不第。后以恩荫得官，为太常寺奉礼郎。郁郁不得志，死时二十七岁。著有诗集五卷。李贺长于歌行，尤善乐府，辞尚奇诡，构思奇特。其诗作想象丰富，善熔炼辞采，在唐代诗坛独树一帜，称为“李长吉体”。此集又名《李长吉歌诗》、《李贺诗集》等。又因李贺生于昌谷，故名《昌谷集》。有诗二百三十三首，分为四卷。杜牧为之作序，李贺亲自编定，授其好友沈子明，故得以传世。到了宋代，又增加《外集》一卷，并有五种版本流传，即京师本、蜀本、会稽姚氏本、宣城本、鲍钦止家本(又谓上党本)。宋以后，除鲍本外，其余四本皆不传世。现今通行的所谓金刻本，即碣石赵衍本。据赵衍称“此书原本系北宋司马温公旧物。”虽标金刻，实为元蒙哥六年，即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刻。《四部丛刊》据此影印，名为《李贺歌诗编》。元明时，刻本有复古堂本，复古堂本翻刻本，万历广平王家瑞刻本，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称此本“雕印极精”，可能出自碣石赵衍刻本。毛晋汲古阁本，依鲍氏本覆刻。

明诗总集。八十一卷。清钱谦益辑。此书收录明代两千人诗作。分乾、甲、乙、丙、丁、闰六集，乾集分上、下，丁集分上、中、下。乾集二卷收录明历朝皇帝及宗室诸王作品。甲集三十三卷收录明初洪武(1368)至建文(1402)期间作品。甲前集专收元末明初诸家(多为元遗老)，像刘基、宋濂、杨维桢这样有影响的诗人便在甲前集、甲集两次出现。刘基在元末所作，多哀时愤世之音，编入《覆瓿集》;他参加石抹幕府后诗风大变，诗作编入《犁眉公集》;两者分别编入甲前集、甲集之首。乙集八卷收录永乐(1403)至天顺(1464)六朝诗人作品;丙集十六卷收录成化(1465)至正德(1521)三朝诗人作品;丁集十六卷收录嘉靖(1522)至崇祯(1644)六朝诗人作品。闰集六卷，收录高僧、名僧、道士、异人、金陵法侣、香奁、宗室、内侍、青衣、佣书、无名氏、神鬼、滇南、朝鲜、日本、交趾、安南、占城诗。此编次大有深意，可见有明一代诗人的完整系列，又寓以明运虽然中衰，但必有中兴之日。而把有叛逆思想的李贽列于三大异人之首，可见其卓识。另外也收录一些孤寒之士和奴隶佣工诗篇。钱氏编此书仿《中州集》之例，以诗存人，保存有明一代文献，为研究明诗、明史者重要参考资料。因书成于明亡之后，钱氏虽曾降清，顺治三年(1646)罢归后，对清统治者多有不满，借此书以发泄，故在乾隆朝因“语涉诽谤”被列为禁书。现仅有清初绛云轩钱氏自刊本传世。

近代诗集。连横著。1960年11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辑出版。卷首有作者之子连震东《弁言》、魏清德《〈大陆诗草〉序》、胡殿鹏《〈宁南诗草〉序》、作者《〈大陆诗草〉自序》和《〈宁南诗草〉自序》以及林资修、李书等人题诗。该集为连横诗作的汇编本，共收4种诗集：《大陆诗草》、《宁南诗草》、《剑花室外集之一》、《剑花室外集之二》各1卷。各集之诗皆作于民国初年，共计915首。其中《大陆诗草》126首，《宁南诗草》275首，《剑花室外集之一》465首，《剑花室外集之二》49首。又附录词作4首。连横自谓“余固不能诗，亦且不忍以诗自囿“(《〈大陆诗草〉自序》)。然作者经历坎坷，尤其曾尝台湾沦亡之苦，故其诗多感时抚事之作，富怀乡亡国之痛，思想健康，感情真挚，不失为上乘之作。胡殿鹏谓：“连子旗鼓骚坛，独饶著作，其亦可谓三百年文献中之秀者欤!”(《〈宁南诗草〉序》)

蔡嵩云撰。共四十八则，多论词之作法，见解通达。如云词在宋代，早分为音律家之词和文学家之词，“音律家声文并茂之作，固可传世;文学家专重辞章之作，又何尝不可传世”。因此，“初学不必守四声”。又云“意贵清新，境贵曲折”。复论词人词作云：东坡词“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其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皆为有得之论。是书附录于作者所著《柯亭词》后，《词话丛编》据以辑入。

词论，一卷，清彭孙遹撰。彭氏论词崇尚自然：“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自然不等于粗率，它正是人工雕琢达到极致的结果。因此，作者认为咏物词最难写，它要“字字刻画”，又须“字字天然”，这样方为“上乘”。至于一些看似小巧的拆字、合字的写法，彭氏极为反对。他说：“山谷‘女边著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对于李清照的作品，他说李词“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李词的特点就是平淡浅易，但又极精练，正体现了“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的审美理想。彭氏还认为：“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但他对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的范仲淹《渔家傲》也持肯定态度。并认为“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纷有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书中亦论及清词，认为云间词派(以陈子龙、李雯、宋徵舆为代表，是清初第一个词派)“能作景语，不能情语”。同时还对清初几位慢词代表作家———龚鼎孳、吴伟业、曹溶的作品作了评价。此书共十八则，文字很少，但许多条言简意赅，亦较中肯。有中华书局1986年排印《词话丛编》本。

尝读《全唐诗》，载有《观邻人演昭君变》一首。《昭君变》者，当时剧名也。使逊清同、光以来诗人，执笔为之，必什九不敢用“昭君变”三字。观于《范伯子诗集》，偶涉及电报，辄以“电语”二字代之，特电话及有声电影犹未传播中国也。若在今日，直不知电话之类当作何语矣。揣其意，殆以电报二字非古，易以电语，则典雅近古。抑知“杂报”、“邸报”，皆古人所常用之语，仅更一字，即期期以为不可，毋乃泥古！

词论著作。近代陈洵著。一卷。前半为通论,阐述其词学观,后半则选周邦彦和吴文英词,逐篇串释。精义迭出,但也时堕玄虚。有《彊村遗书》本和《词话丛编》本。

词话。一卷。清王又华编。王又华(生卒年不详)，字静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古今词论》编于康熙年间，汇集宋至清初二十六家论词之语。其中较著名的词论家有杨缵(守斋)、张炎(玉田)、王世贞(元美)、杨慎(升庵)、张(世文)、俞彦(仲矛)、刘体仁(公勇)、贺裳(黄公)、彭孙遹(骏孙)、邹祗谟(程村)、王士禛(阮亭)、毛先舒(稚黄)等，而引毛先舒之词论尤多。《古今词论》主要内容多为对词的特点、作法和声律的论述，选录还算精当，但文字时有删改，也不注明出处，是不足之处。此书名曰《古今词论》，其实清以前古人只占十之一，而今人却占十之九。书中常为后人引用的词论有：李东琪论词的特色：“诗庄词媚，其体元别。然不得因媚辄写入淫亵一路。媚中仍存庄意，风雅庶几不坠。”又论小令与中长调的作法：“小令叙事须简净，再着一二景物语，便觉笔有余闲。中调须骨肉停匀，语有尽而意无穷。长调切忌过于铺叙，其对仗处，须十分警策，方能动人。设色既穷，忽转出别境，方不窘于边幅。”毛稚黄论炼意：“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语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又论婉约与豪放：“词句参差，本便旖旎，然雄放磊落，亦属伟观。”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但编者对所引词论均无论断、发明，也是缺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此书于“附存目”。清查继超编的《词学全书》中存有此书，今收入近人唐圭璋编的《词话丛编》第一册，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

清沈雄撰。凡八卷，包括《词话》上下两卷，《词品》上下两卷，《词辨》上下两卷，《词评》上下两卷。《四库全书》著录为六卷，并非完本。书前有曹溶《词话序》云：“岁在乙丑，余来金阊，偶僧沈子出示《词话》。”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可知此书至迟于是年已完成。序后有“凡例”四则，首云：“词话者旧有《古今词话》一书，撰述名氏久矣失传，又散见一二则于诸刻，兹仍旧名”。按《古今词话》有南宋杨湜撰本。而《历代诗馀》所引《古今词话》内容有关南宋及元、明人事，可见此书当为杨湜《古今词话》后另一种《词话》。钱曾《也是园书目》卷七著录《古今词话》十卷，或即此本。沈雄此书为第三种同名词话，名同而实异，不可混淆。是编搜集资料繁杂，引用书籍不下百种，在清初词坛上亦有开拓视野的作用。然所引前人论著，既不以时代先后为序，又不按著作性质分类，既引用书名，又夹杂人名，体裁杂乱。《四库提要》称“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于康熙中年。杂引旧文，参以近人之论，亦间附己说。分词评、词辨、词品三门，征引颇为寒俭，又多不著出典。所引近人之说，尤多标榜，不为定论”。至于作者《柳塘词话》一书，今虽不传，然本书仍辑存若干条，自唐宋至清初词人，皆有评述，足备一说，亦为后人所援引。是书由于辑录资料不注明出处，剪裁也欠审慎，因此书中难免舛误。故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第五册按语亦称“其书芜陋不足道”。唐圭璋《词话丛编》所录《古今词话》乃据澄晖堂刊本。

词话。一卷。南宋杨湜撰。杨湜(生平不详)，字曼倩。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此书已加称引，知杨湜为绍兴年间人。《古今词话》采辑五代以下词林逸事，仿唐宋说部体裁，所记本事每多不实，大都出于传闻。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驳之甚烈，以为“《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世所共知者，易甲为乙，称其所作，仍随其词牵合为说，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如以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为任世德作，《八六子》(倚危亭)为贺铸作，《浣溪沙》(脚上鞋儿四寸罗)为黄庭坚作，皆非。所记又侧重冶艳故实，品评亦时或失当。但这是现存宋代第一部以“词话”命名的论词专著，其体例为后人沿袭，在词话史研究上有重要价值。《古今词话》明以后久佚，宋以来公私书目罕见著录(《也是园书目》载《古今词话》十卷，未知是否此书)，卷数未详。近人赵万里从《岁时广记》、《笺注草堂诗余》、《花草粹编》、天一阁旧藏明写本《绿窗新话》中辑得六十七则，附载于《校辑宋金元人词》中。《历代诗余话》引《古今词话》，多涉宋南渡后及元明人事，盖另一书，与杨湜无涉。此外，清康熙间吴江沈雄(偶僧)亦著《古今词话》八卷，与此书名同而实异。有《校辑宋金元人词》本，唐圭璋收入《词话丛编》。

诗话著作。宋方岳撰。方岳，字元善，号匊田，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宋末隐居不仕，以诗名。有《匊田集》，吴子良为之序，今集与序均佚。《深雪偶谈》或误作《深雪斋偶谈》，一卷，今传本仅十六则(或误合为十五、十四则)，已非全貌。其中记有度宗咸淳二年(1266)事，则成书当在其后。就今传各条看，皆评论诗词之语。其论诗主性情，谓“诗无不本于性情，自诗之体随代变更，由是性情或隐或见，若存若亡，深者过之，浅者不及也”。又多称引苏轼之说，赞许“天成”、“自得”、“超然”，认为“词藻胜则糟粕，律度严则拘窘”。其评唐代诗人，则于贾岛推崇备至。惟引贾似道梅花诗句，以为绝唱，《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存目提要》指其“未免近于谄”。有《学海类编》本。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