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纪行之二地中海之滨_欧洲纪行_连士升_在线阅读

提要

欧洲纪行之一——《塞纳河两岸》——是以巴黎为背景，逐日记载联合国第三届大会的内幕新闻，以及法国各地的名胜。这本欧洲纪行之二——《地中海之滨》——是以法国南部的碧绿的海滨的大城，意大利的艺术的发源地，瑞士的湖光山色作背景，逐日记载旅行的见闻，虽然为排印的便利，页数的均匀，我不得不把联合国未了的公案接连刊载于卷端。

欧洲的南部，酷似中国的江浙闽粤，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男的聪明活泼，女的妩媚风流。这儿是艺术的圣地，是音乐的温床，是宗教的摇篮。尤其在政治上受着长期压迫的人，他们一跑到瑞士的雪白的山头，或碧绿的湖畔，把满腹牢骚，向大自然倾诉，无忧无虑，宠辱皆忘。思想一经解放，灵感便源源而来。在大自然的培养和指导下，高才捷足的人不难奠定千古不朽的学问和事业的基础。

假如环境许可的话，我希望读者到南欧去休养一些时间，晒晒太阳，洗洗温泉，高攀雪山以加强雄心，留连海滨以洗涤俗气，这比较辛苦一生，为的只是金钱的生活，实在有意义得多。

11月16日（星期二）

今天苏联先答复赖伊和伊瓦特两人的信。她提议重开四外长会议，她赞成立刻直接谈判，而西方集团却反对直接谈判。她主张币制问题须先解放，然后才可以谈到解除封锁。

像10月3日，苏联致美英法三国的照会一样，这封信也提出8月30日给柏林军事当局有关币制的训令应该被认为四国政府的协议。同样的，这封信也提出柏林问题和有关德国的其他问题应由外长会议来解决。

苏联的复文，措词很客气，兹照录如下。

先生阁下：

敝国政府训令鄙人将这封复文转达阁下。接读11月13日大札，谨悉一是。敝国政府对于阁下努力解决纠纷的义举，敬致谢忱！10月3日敝国政府已致美英法三国政府一照会，内容提出大家须把柏林当局的训令当做苏美英法四强解决柏林问题的协议。

敝国政府同时提出召集四外长会议，根据四强在波茨坦协定，讨论柏林的局面及整个德国问题。敝国政府仍维持原议。

来信说柏林问题的解决对于其他问题的解决——例如德、奥、日三国和约——将有断然的影响。阁下高瞻远瞩，敝国甘拜下风。

在增进邦交上，各国领袖的个别接触和互相信任实在很重要。敝国政府与尊见全同。专此敬请

大安！

苏联代表维辛斯基（签名）

一个月前，杜鲁门总统拟派文生为专使，径赴莫斯科商谈，嗣因马歇尔连忙由巴黎赶到华盛顿，三言两语，取消文生的行程。日前杜鲁门又有意亲赴莫斯科和斯大林直接谈判，经美国舆论，尤其军阀财阀一再攻击后，今天杜鲁门正式宣布他不打算会见斯大林。他说他不想离开华盛顿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开会，但是斯大林如愿意惠临华盛顿的话，他当然要尽东道主的义务。

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当大战期间，在敌人的枪林弹雨的威胁下，盟国领袖们时常会议，谁也不会摆出架子。到了战后，江山依旧，面目全非。从前的敌人变成目前的至友，当初的至友化为今日的冤家，仇恨越来越深，利害关系越来越显明。站在同一阵线的国家，彼此守望相助，连军事政治经济的秘密也可以剖腹相告；站在敌对的国家，啼笑皆非，恶意的举动固然不对，美意的举动也引起怀疑。“杯弓蛇影”这完全由错觉产生出来。这种错觉是人类文明的劲敌，但他是大腹便便的战争贩子、军火商人的救星。假如人类肯开诚布公，互信互让，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战争？

然而普天下无辜受罪的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11月17日（星期三）

美英法三国政府今天也有回信给赖伊和伊瓦特，内容是说，在封锁没有解除之前，反对与苏联直接谈判，但是在安全理事会的机构里，愿意想法解决柏林的纠纷。

这三封信虽然代表三个国家，但语气是大同小异。在没有发信之前，美英法三强代表曾在法国外交部密谈。因此，发表的时间比较苏联的复文晚一天。

第一，美国的复文

执事先生：

接读11月3日大札，谨悉种切。鄙人现奉敝国总统命令，奉答如左。

本年11月3日大会所通过的议案，敝国政府完全赞成。敝国希望该议案的目标，即早日解决战后的重要问题的目标，能够达到。敝国政府需要解决柏林问题。现在仍借重联合国这个机构，寻求解决的方法。安全理事会及其主席努力解决苏联封锁柏林西部所产生的威胁和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完全赞成。鄙人敢向阁下保证这是我们的途径和目标。

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叙利亚六国代表向安全理事会的建议，是有诚意有眼光的寻求解决的方法。敝国政府永远很忠实地要实施这议案，同时愿意受这议案所包含的原则的指导。除苏联及其附属乌克兰外，安全理事会所有会员国都接受这议案。只因苏联运用否决权，所以这问题不能解决。

敝国政府一再声明愿意谈判，只要苏联肯解除封锁，使谈判在不受威胁的条件下进行。我们一再确定这立场，因为这立场是和安全理事会六个会员国的建议相符合。

敝国一开始就按照宪章与苏联直接谈判。这种谈判直至苏联采取封锁的手段去取得她不应得的政治目标之前还继续举行。因此，我们以威胁和平的理由把这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而这问题还在安全理事会的提案中。宪章说武力不可以用来追求一个国家的目标。假如违背这原则，这会危害世界和平。

提到柏林，这儿有个基本问题——这是说，苏联政府是否可以运用武力，是否可以用封锁或经济压迫——例如币制、信用，或贸易——使西方国家不得参加柏林的行政权。

截止现在止，苏联单方所加的限制，使大会的议案不得实施，这是个遗憾。敝国愿意和安全理事会协力解决柏林问题，协力解决这问题所包含的许多重要问题，免得和平受威胁，同时使有关各方都可以善意接受。这一点敝国在直接谈判及安全理事会里已经一再表明。

阁下知道这问题还在安全理事会的提案里，所以大札的副本及敝国的复文统由鄙人转达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专此布复，顺颂

时绥！

马歇尔（签名）

第二，英国的复文

主席阁下（伊瓦特博士）：

本月13日阁下致贾德干爵士论柏林问题一函，经已转达敝国首相，并由敝国政府详加研究。阁下黽勉从公，拨冗裁书，探讨究极。敝国政府对于阁下的努力帮忙的精神甚表钦佩。

大札说到列强应充分地积极地帮忙安全理事会主席调解柏林的纠纷，这一点敝国政府经已拜领。鄙人敢向阁下保证，敝国政府誓必援助安全理事会主席及其他要员寻求解决柏林问题的办法。

敝国政府敢向阁下表明，敝国曾根据宪章在莫斯科和苏联政府直接谈判，以便解决柏林问题。不料苏联政府未曾将西方国家的代表与斯大林主席在莫斯科谈判时所达到的谅解，训令苏联驻柏林的军事当局，致功亏一篑，不胜遗憾！

因此，敝国及美法政府不得不将这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里，三强及其他八个会员国通过一草案。然而苏联敢说联合国无权过问，最后甚至加以否决。凡此种种，谅阁下当能忆及。

这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关键全在苏联的否决。敝国及英法政府曾公开声明，愿意受这草案所包含的原则的指导，同时还指出柏林问题还在安全理事会的提案里边。

在这环境下，敝国政府认为迅速地完满地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最有希望的办法，就是把这提案仍搁置在安全理事会。

只要目前柏林与德国西部间的交通运输上的障碍一解除，敝国政府随时都赞成举行四强谈判。

鄙人相信安全理事会也关怀交换意见的经过，所以也把这封信的副本送一份给他。耑此敬请

大安！

马克尼（签字）

第三，法国的复文

主席秘书长阁下：

11月13日大札（内容是根据11月3日联合国大会的议案），经已拜悉。阁下说柏林问题，法苏美英四强须即刻举行谈判，同时，阁下请四强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调停工作的赞助。

敝国政府非常欢迎11月3日之议案，这一点毋庸赘述。阁下深知在政治委员会及大会里，敝国代表毫无保留地拥护这议案。关于柏林问题及其他一切问题的议案，敝国完全遵从。此外，在议案未通过之前，敝国政府的行动也依照这种方针——国际合作与和平——进行。

敝国的立场是：这问题最好提到联合国来讨论，因为敝国及美英三强与苏联举行直接谈判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同时，据一般舆论，由封锁造成的形势会威胁和平与安全。

这问题已经提到安全理事会，这个步骤显然证明我们有意以和平的办法在联合国机构里寻求解决的方法。

经过深刻研究及有关各方面的讨论后，安全理事会，大多数会员提出一种解决的方法。这种方法似乎是准备良好的基础，以便解决柏林问题，同时可恢复和平解决有关的问题。

不幸事与愿违，苏联代表说安全理事会无权过问，甚至说他不能接受这议案。他的态度使这议案不能实施，因此柏林仍被继续封锁。

我们于失望之余，仍随时准备在联合国的协助下解决问题。我们赞成柏林问题仍搁置于安全理事会的提案里边。敝国政府仍准备把这议案提交贵会（安全理事会）。

在公开谈话或非正式的谈判里，贵主席都占重要的地位。他表示为调解的工作继续努力。鄙人敢向阁下保证，敝国政府愿意追随贵主席之后，决定支持光荣的解决的方法。有关各方面都有同一的善意的表示，可惜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里，苏联却提异议。敝国政府相信阁下调解的方法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因为有这种希望在前头，所以敝国政府训令鄙人向阁下敬致谢忱，因阁下之努力将使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得到便利，这对于国际和平有重要关系。此请

大安！

舒曼·罗伯特（Robert Schuman）

联合国当局及苏美英法当局忙了一星期，柏林问题仍原封不动，再进一步的努力恐怕要期待阿根廷外长正在研究的币制问题了。

11月18日（星期四）

南京政府当局与美国杜鲁门总统最近往来的私人信件，今天已透露内容。南京要求美国三点：（一）请美国肯定地说明将来给中国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借以重整颓风；（二）请美国积极参加中国的内战的指挥工作；（三）立刻给被攻击的国军以物质上的帮忙。杜鲁门的回信于上星期日（14日）到南京，内容很客气地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局面的关怀，但是除现有的4亿美金作军事经济的帮忙外，美国不负任何责任。

据说，中国政府当局的信里曾提到目前中国的国难是由于中苏条约，因为中苏条约使苏联在东北占了许多便宜。至于“中国之所以签订中苏条约，为的是站在美国的外交立场”（原文China signed the Treaty on the Basis of American），已故罗斯福总统要负雅尔达协定的责任，所以华盛顿当局应负责帮忙目前处于危机的南京政府。

从中美两国领袖的函件透露出来的消息，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因为南京政府大失民心，不能自力更生，所以美国不愿意被牵入漩涡。美国的明达之士深知美援不能解决中国的内战问题。美国所能够帮忙的只是有形的物质，但是无形的民心士气、行政效率、经济改革等问题，美国是爱莫能助。事实上，目前成为问题的是军心涣散，民心厌乱，行政腐败，经济崩溃。肺病到了第三期的人，要立刻起死回生，药到病除，真是谈何容易。

南京政府自己不努力，不争气，把整个希望寄托于杜威，到了杜威竞选失败，南京政府好像风烛残年的老人突然患着重伤风，连气也喘不过来。最近南京政府改变口吻，低首下心地直接向杜鲁门呼吁，这可以反映出望眼欲穿的情绪。但是我们着急，人家却不着急。今天美国总统与国防部长福莱斯达面谈45分钟。据官方报告，内容只讨论欧洲问题，中国的危机连一字也不提。

福莱斯达最近曾到欧洲跑了一星期，他把欧洲复兴计划，柏林的空运及其他重要问题向杜鲁门作书面和口头的报告。美国人是最重效能的，他们认为援助欧洲易见功效，帮忙中国宛若石沉大海，不易发生作用。因此，不管南京政府多么着急，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于欧洲。

然而美国还有一小部分人注意中国问题，例如纽约的伊斯特曼（M. Eastman）今天把美国政府攻击得体无完肤。他痛骂华盛顿当局“无知”。他说斯大林宣称苏联绝对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共存共荣，其中总有一面被征服。斯大林这种言论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可是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一点也不知道。他说美国的外交政策是自欺欺人。所谓无党无派的外交政策，其实是“两党没有外交政策”（a bi-partisan no foreign policy）。他还骂斯大林声东击西，把柏林问题悬而不决，使西方各国集中精力于柏林，然后出其不意地扩充苏联在远东的势力。

据我近来和美国人的谈话，知道伊斯特曼的言论只能代表极少数右倾分子的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在南京政府没有彻底改组以前，美国援华的金钱和军火简直是浪费。但是南京政府应该怎样改组，美国人却茫无头绪，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如干涉中国内政，凡是中华儿女谁都要起来反对，这一点美国实在吃不消。

11月19日（星期五）

今天联合国大会开会时，苏联裁军的提案——吁请五强于明年内裁去海陆空军三分之一——被否决，比利时的提案——把裁军题问题仍旧交给军备条约委员会——被采用。在“全世界各国恐惧苏联”的现状下，比利时的比较缓和的提案，西方集团才可以接受。

在没有付表决之前，东西两集团都有剧烈的辩论。美国代表杜勒斯说：“历史的教训现在还是很新很苦，谁也不能漠视。无论对或者不对，在没有达到有效的国际统制之前，怀疑和恐惧还存在。英国代表马克尼说：“我们除继续从事最低限度的重整军备外，没有选择的余地。”法国代表舒曼说：“没有统制的裁军简直是幻想。”

美英法代表说完后，苏联代表维辛斯基便起来反驳，他控告西方集团没有诚意裁军，只想继续做战争贩子，继续从事“军备比赛”。他理直气壮地说道：“天呀，我们真正是这么可怜，这么悲惨，只能够接受比利时的提案！”接着，他声色俱厉地说英美的军部“正在加紧准备和苏联及东欧新民主国家开火”。

西方集团的军事联盟的计划也是苏联代表痛骂的对象。他说这种联防的计划为的是对付苏联，而联防计划的主角实为美国。

关于裁军问题，维辛斯基说西方集团的反对可以算是反苏的“光荣的冷战”的一部分。英美的代表曾说，苏联的庞大的陆军就是减少三分之一也没有关系。维辛斯基反驳时便针对这一点来进攻，他说他的提案是把海军、空军，连“原子弹”都包括在内。他攻击美国“在世界各处寻觅基地”，他痛骂南京政府，他的弦外之音是指摘马歇尔。

维辛斯基说，马歇尔在最近的记者招待会里反对苏联的“和平攻势”。他又说，马歇尔的谈话完全是骂苏联和平的宣传为危险的宣传。他的话越说越多，可是西方集团不跟他来这一套，他们有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能够控制大多数的票数。到了表决时，38票对6票，苏联的提案被否决。

这几星期来安全理事会与政治委员会所剧烈辩论的问题暂告一结束。

苏联的裁军问题被否决，北大西洋公约的草案今天却起草成功，这倒是个巧合。条约内容绝对秘密。一般说来，这条约为期50年，他的目的是和布鲁塞尔条约——即西欧联防——大同小异。除西欧五国外，现在加上美国和加拿大，将来可能把其他国家也拉进来凑热闹。

这条约草案定于明天交给西欧五国政府详加研究。一星期之后，即转达华盛顿，由五国驻美大使及加拿大代表和美国副国务卿罗维特（R. A. Lovett）继续讨论。

据消息灵通方面的意见，这条约草案以政治为主。关于军事性质的问题，例如军事首领的人选，暂时不提，以便提前把原则通过。

第三次大战无法避免，这已变成铁的事实。现在所争的是时间问题。今天苏联裁军的提案被否决，北大西洋公约草案的完成，这无非给第三次大战作催生婆。

国际上的大变动，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大腹便便的战争贩子、军火商人高兴得高举香槟酒杯来庆祝，走投无路的一般老百姓只好暗中流泪。

11月20日（星期六）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十个月，和约已经签订；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三年又三个月，和约却渺渺无期。现在东西对立的形势日益显明，旧账暂时不算，大家准备再开新户口。这个户口的名称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关于军费的开支，就算“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办费”罢。

我不懂俄文，苏联的直接材料我不能运用，现在就英美人士对于苏联的和战的分析的资料记载下来，这对于国际问题的了解也许有些补助。

据纽约时报特派员密特吞（D. Middleton）的报道，苏联政治局的13个要人中对于和战问题的意见也不一致。

在政治局里，据说去年有少数人主战。自共产主义情报局的创始者之一的日丹诺夫死后，主战派的气焰稍为压下去。这派人认为美苏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横竖要战，迟战不如早战，至少1950年以前要打仗。

主战派的理论是，西欧的力量天天加强，美国的经济恐慌在最近五年内不易实现。与其等西方集团的羽翼丰满后来打仗，不如趁它尚未复原之前先动手。在工业上，美英虽然比较苏联高明，但是战争一爆发，苏联将席卷全欧，德、法、荷、比的工业完全由苏联控制。此外，各国的工人将支持苏联，各国将成立“人民政府”。在这情形下，美国将不敢乱投原子弹，免得增加工人的仇恨。

抱上述这种态度的人多是文官，他们不知道原子弹的破坏力。只有那些参加“比基尼岛”试放原子弹的军事观察家才知道原子弹的威力。

主和派多是洞悉西方集团的内情及承认苏联工业的落后的人物。他们的理论是，苏联的军事和经济的基础都不如西方集团那么巩固。他们主张等自己的基础打好后再说。因为假如目前马上开战，那么复员很慢的工业高度集中的政府，四面受敌的交通路线，经不了大规模的战略上的轰炸。

假如战争能够迟延几年后才爆发，那么苏联自己的工业加上她的附庸的国家的工业大可以和西方集团竞争。同时西欧各国的政潮和工潮以及美国迟早会发生的经济恐慌，将阻碍她们的生产。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需要调整，彼此间的裂痕需要弥缝。这工作没有完成以前，苏联不会轻易向西方集团挑战。主战主和这两派虽然意见分歧，但是苏联的最高当局斯大林及其最得意的助手莫洛托夫的意见，谁也莫测高深。斯大林是个最沉着而又最有把握的领袖。是和是战，是迟战是早战，他早已胸有成竹。各国观察家的预测也许有几点是对的，但不见得全对。

的确，“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我们天天拿笔写评论，做报道，至多是盲人摸象，何曾把政治、经济、社会的底蕴洞悉无遗呢？

11月21日（星期日）

上午写一封信给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我差不多有七年没有和他通讯，心里老是惦着他，但我老是找不到很好的心情给他写信。今天给他写一封信，一了七年的心愿，心里实在高兴。他对我的期望很高，惟多年战乱，东奔西走，使我不能按照固定的步骤完成学术上的计划，清夜扪心，愧怍莫名，这是我迟迟不能动笔写信的原因。

傍晚与谭荣泰兄到赵如琳兄的寓所谈天。如琳兄系广州中大出身，对于戏剧很有研究。他这次来欧，一面给广州某报写稿，一面也给南洋商报报道。我约他们到俄国馆子吃饭。席间我告诉他们经济旅行的办法。这问题他们感觉兴趣，于是我顺便发挥我的主张。我说到小馆子吃大菜，到大馆子吃小菜吃点心，这样，一个人可以花了最低限度的金钱得到较多的经验。小馆子的东西便宜，多叫一两个菜，花钱也有限，可是比较在座其他穷措大已经威风得多。广东有个土话：“不怕吃亏，只怕没有人陪。”例如我们到小馆子吃饭的时候，我们和同座的顾客都受同等的待遇，心里比较好过。另一方面，极端贵族的馆子，我们也不能不去尝试，可是到大馆子去吃大菜，我们的腰包不允许。最适当的办法，就是到大馆子去吃小菜吃点心，东西要吃得少，小费要花得多，免受侍役的奚落。

我不会跳舞，但我不反对人家跳舞。事实上，巴黎的夜生活是以跳舞看戏为中心。巴黎的电影院又多又便宜，三等的电影院收费几十法郎，头等的不到二百法郎。戏院比较昂贵，普通座位三四百法郎，头等座位八九百法郎。夜总会（Gabaret）最贵，起码要三五千法郎才敢进场。例如香槟酒，街上只卖五六百法郎，舞场内至少要卖三千法郎。假如你的目的不在夸耀你的金钱，而在观察人情风俗或增加社会经验，那么当你没有进场之前，你不妨在咖啡馆里喝一杯薄酒然后进场。侍役来问你要喝什么酒的时候，你只好推辞已经喝过酒，现在只要一杯柠檬汁或橘子水，这样，你只须付十分之二三的代价，同样可以达到你的观察人情风俗或增加社会经验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是万恶之源。假如你有工夫去细心打听那些挥金如土的舞客，你便知道他们的钱多是来得不明不白。法国的工人和店员每月赚一万五千法郎，这个数目不够大舞场的舞客两三晚的费用。因此，到大舞场的人，不是达官显宦，便是奸商市侩，正经的文人学者像工人店员一样，多是不得其门而入，虽然穷人也有穷人娱乐的地方。

晚饭后我们到卢森堡大道去散步，沿路看见几十对野鸳鸯交头接耳地在谈情。中国人因为旧礼教的束缚，男女关系讳莫如深，从来看不到男女当街公开接吻。在巴黎，公开接吻已经司空见惯，谁也不感觉奇怪。假如你呆头呆脑地“嘘”他们一声，他们即刻带你到警察局去打官司。的确，巴黎的男女像广场或马路上的鸽子一样，随时随地可以享受他们的自由，他们绝对不怕人家讥笑或陷害，这种生活我们中国人永远想象不到。

11月22日（星期一）

上午十一时与王麟曾兄同往拜访胡世泽先生。胡先生是浙江吴兴县人，现年54岁，是中国有数的外交家。他现任联合国秘书处副秘书长，有学识，有经验，深得各国人士的赞赏。

起初我说中国代表团人材缺乏，胡先生马上说明这是由于政治不安定。在外国，一个人可以找个终身事业，在中国，因为生活不安，一个人需要随时转业，因为随时转业，所以精神涣散，一事无成。

谈到外国的外交人材，胡先生说他最佩服英国的外交家，英国的外交家深谋远虑，手腕灵活，辞锋犀利，在国际会议里时常站在必胜的地位。法国人本来以外交著名，惟最近二三十年来因政局不定，没有出过特殊的外交人才。美国资格浅，步骤不一致，好在国力雄厚，说错了也没有关系，不过美国人精力充沛，办事认真，前途未可限量。苏联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重要演讲都由莫斯科用电报打出来，表里一致，方寸不乱，比较美国的确高明。至于中国，因为资料缺乏，人材有限，什么事情都是急就章，临时找材料，临时自己动手，所以工作比较外国的代表较为吃力。

联合国一共有八个副秘书长，每人分任一部分工作，胡先生是负责“托管委员会”，对于殖民地问题非常留心。我告诉他说，关于南洋问题，将来我可以供给他一点资料。

胡先生说，国内报纸和读者都关心国际问题，这是个可喜的现象。去年他到北平去跑一趟，他看见北平的报纸关于国际问题也有长篇大论的文章，这表明国内有专家写国际问题，同时也有读者注意。只要政治上轨道，中国的复兴并不太难。他说中国人手腕有余，果断不足。麟曾兄马上插一句说，果断不足，是由于根底浅薄，因此对于任何问题不敢作明确的表示。

提到胡先生的历史，他告诉我们说，他是1894年生的。他出世的时候，中国正给日本打败，所以他的父亲胡维德先生给他取个Victor（胜利）的英文名，暗寓“誓复国仇”的意思。他从小跟他父亲到俄国，到了13岁那年，他的父亲调到日本去做公使，但是老胡先生不愿世泽先生同行，免得俄文荒废，而日文也学不好，这一点他归功于老胡先生。他在俄国读完中学，在中学时期，英德文已打好根底。18岁那年他跑到巴黎，进政治大学外交系，三年毕业，名列第一，在同班法籍学生之上，至今为该校新旧校友所称道，同时在巴黎大学法科得到博士学位。

就个性而论，胡先生本来想学医，可是老胡先生认为外交是家学渊源，所以他才把外交作终身事业。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盟国准备召集巴黎和会。初出茅庐的胡先生，蒙陆徵祥先生的青睐，开始在代表团担任工作。三十年来东奔西走，始终没有离开外交的岗位。他在国外的时间，比较在国内的时间长。他最得意的时代是宋子文当外交部长的时代。在旧金山会议时，他当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回到重庆后，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可是在驻外使节的阶段中，他只做过瑞士公使，连大使也没有做过。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他便担任秘书处的职位，秘书处是个内勤工作，没有发言的机会，所以他和新闻记者的关系比较疏远。

在秘书处里，他的资格最老，许多人才都由他延揽进来，大家互信互重，所以他随时都走得开。现任巴勒斯坦调人彭蚩博士是他的得意助手之一，他盛称彭蚩博士的才情，他说会议没有终席，彭蚩已经把记录写好了。

麟曾兄写过一篇访陆徵祥的文章，我曾拜读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今天他顺便拿出来就正于胡先生。胡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麟曾兄的法文好，我趁这机会引用韩文公“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的名句作这次访问的结束。我希望麟曾兄有机会进外交界为国效劳，同时我更希望胡先生本着陆徵祥先生的精神为国诱掖后进。

11月23日（星期二）

今天美国和澳洲提议请阿拉伯和犹太人直接谈判，希望早日结束巴勒斯坦的战争，确定以色列国的疆界。

尼格甫的地位是阿犹争执的一个焦点。照调停委员会的意见，尼格甫这块地方，应该请犹太人割让给外约坦。

美国的提议把调停委员会的权力稍加限制。关于尼格甫问题，美国认为犹太人如把加利利（Galillee）西部当做战利品，他们应该把尼格甫吐一部分出来。

澳洲的提议还说假如直接谈判失败，那么调停委员会应该把这事情报告下一次的大会，届时大会对于巴勒斯坦的纠纷须取断然的决定。

关于犹太国请求为联合国会员的事情，澳洲代表请安全理事会加以善意的考虑，但是埃及代表一听到这提议，即刻起来驳斥。埃及代表说，假如犹太国加入为会员，埃及将自动退出联合国。他们的理由是，照联合国的宪章，犹太不能算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美英澳三国提议耶路撒冷须改为国际共管的城市，这一点犹太人大加反对。他们说驻在“圣城”（即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绝对不愿意把这个城和犹太国分开。

犹太人很愿意和阿拉伯人直接谈判，因此，澳洲的提议，大受欢迎。

关于巴勒斯坦问题，联合国本来有一个调停委员会，最近也许还要加一个新调委会。英国主张新调委会的职权应该缩小，澳洲主张新调委会的职权应该扩大，美国是站在中间，她认为新调会的职权不能过大或过小，这个小问题谈了半天还没有结论。

文章是自己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提案还是自己的好。因为各国的提案完全站在本国的利益着想，所以和衷共济，国际合作的前途恐怕很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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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伦敦太晤士报的社论对于中国问题十分关怀。该报说共产党的胜利是给东南亚的共产党以一服强心针，但是，南京政府的贪污无能，尽失民心，使英国人感觉爱莫能助。

尊重民意的英美政府是受舆论的影响，而舆论本身是受商人的支配。目前在中国的英美商人对于南京政府非常失望。他们觉得共产党得势，他们照旧有生意可做，因此他们主张严守中立，静待时机。在共产党占领的城市里，英国的领事馆一个也不撤退，这种决策与其说是英国政府的固定方针，不如说是英国商人的意志，由舆论的力量，传达到政府。“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只要有钱可赚，谁来做统治者都欢迎。中外商人这种普遍的心理是给共产党铺一条康庄大道，准备政局早一点变动。

11月24日（星期三）

今天英国赞成美国的提议，成立一个新调委会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同时赞成阿犹两国在联合国的协助下，举行直接谈判。

柏拿笃的报告书是主张把尼格甫这块地方从犹太人的手里拿出来，新调委会是主张尼格甫归犹太人管辖。英国本来是拥护柏拿笃的报告的，可是现在情形不对，机警的英国外交家即刻改变口吻，赞成新调委会的办法。

在巴勒斯坦问题辩论进行的时候，叙利亚代表说，假如受马歇尔计划支配下的国家继续支持美国的理论，那么他们将无权利用中东的煤油。他说，欧洲各国的汽车和飞机单独靠美国的煤油来供给是不够的，他警告各国不要为巴勒斯坦问题开罪于阿拉伯国家。

叙利亚又说，瓜分巴勒斯坦的理论，阿拉伯人绝对不能接受。“真正”和平的解决法，就是建设一个独立的国家，让阿犹共处。

苏维埃集团代表们对于巴勒斯坦问题不大注意，他们是利用这机会把英美臭骂一顿。他们说英美的煤油和战略上的利益，使原来瓜分的计划不能实现。他们说外国所有的军队都要退出巴勒斯坦。他们反对阿拉伯所属的巴勒斯坦割给外约坦，此外，他们极力主张联合国须实施原来的瓜分计划，成立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

说来说去，还是澳洲的提议得到一般人的同情。澳洲主张赶快成立一个新调委会，根据原来划分疆界的计划举行直接谈判。

就联合国本身而论，他所关心的是把耶路撒冷变成国际城市，一来这个圣城是带国际的性质，二来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这么一个议案，至于尼格甫与加利利这两个地方怎样对换，那是阿犹两国的事情，联合国不感兴趣。

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FAO）主张各国须努力增加西欧与苏联的卫星国家的贸易，该会深知欧洲各国人民和牲口所需要的粮秣的生产和输入须尽量增加。目前是求过于供，需要是天天增加，来源远不如战前。该会拟于最近将来开个世界粮食问题预备会，各国政府共同磋商肥料的供给，发展农业器材的中央区，同时拟与国际劳工局合作，借以解决欧洲农业上的人力问题。

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有的是成千成万花花绿绿的美金，但他们所缺乏的是粮秣和煤油。另一方面，苏联及其卫星的国家不但粮秣和煤油绰有余裕，而且鸡蛋、肉、糖的生产也与日俱增。美金重要，粮秣和煤油更见重要，这一点饱经战患的西欧人民更有深切的感觉。

谁也知道美国是目前最富裕的国家，可惜她有许多穷亲戚（指西欧集团）和顽童（指德日）要她帮忙，同时她还有个贪污无能的老舅舅要她支持，备多力分，缓不济急，天之骄子之美钞，现在已经走上通货膨胀的途径了。

11月25日（星期四）

过去几星期间，法国朝野人士对于鲁尔问题大声疾呼，他们说美国只为自己的权益，不顾法国的利害。法国人的呼吁今天已经得到相当的效果。

法国的要求——在对德和约没有正式签订之前，法国有权支配德国工业的管理——马歇尔表示赞成，英国也表示同意。这保证法国所谓“钢铁委员会”里的地位，而这个委员会是监督德国庞大的工业区的钢厂和煤矿。

原来“钢铁委员会”是英美的事情，该会的成立是想在签订和约之前，占领军得保留主权。

法国说鲁尔的工业须由国际共管，关于这问题马歇尔没有明显的表示，所以无从详论。

法国说钢厂和煤矿的国际共管，这和法国的安全有密切关系，只有国际共管，才能够使德国不至把鲁尔丰富的资源拿来备战。

马歇尔说，占领军可以保证法国的安全。法国人说，占领的时间不见得与“统制的时间”完全相符，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列强的伦敦协定里看出来。

第一，“钢铁委员会”这个机构是用来支配工业管理，所有工作是由英美包办，在德国政府没有成立以前，法国人没有发言的余地。第二，鲁尔国际统制局，这个机构是用来分配鲁尔的煤、焦炭和钢铁的生产。第三，盟国安全局，这个机构是用来保证德国须尊重被禁止的工业的条例。

在目前的计划下，鲁尔国际统制局及国际安全局在条约签订后仍可以运用，但是“钢铁委员会”必须取消。

法国人知道在反德的几个国家的大会里，国际共管的提议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赞助。尤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家，他们都被德国蹂躏，所以一谈到国际共管，使德国不能复兴的计划，这几个国家都一致赞成。

针对鲁尔这问题，马歇尔今天发表一个声明。我把他的声明细读三遍，深感大家庭的主妇实在难做。三年来美国不但要负担美国在德国占领的经费，而且要分担英法两国的一部分占领费。为使德国收支平衡，鲁尔的工业实在有发展的必要，可是鲁尔的工业一发展，首先受到威胁的无疑地是法国及其他小国，尤其目前法国政局不定的时期，任何问题都牵涉到政治的复杂性，无论左派右派，恨不得找个好题目来做文章。因此，鲁尔问题发生后，借题发挥者大有人在。马歇尔是个机警的人，他知道众怒难犯，所以上星期五晚上他在巴黎与法国外长舒曼和英国代表马克尼开会时已经有了默契，而今天的正式声明不过是办完外交手续罢了。

11月26日（星期五）

空前未有的欧洲联盟（European Federation）今天举行第一次会议，大家和衷共济，互信互让，借以解决英法两国政府根本的歧见。

英、法、比、荷、卢五国代表于今天下午五时开会，公推法国前任内阁总理艾理欧（E. Heriot）为主席。接着是创造一个自由国家，自由结合的机构，不过这种新机构绝对不是短期内能够组织成功。

英国政府以稳健著名，他不敢轻易参加欧洲联盟，为的是西欧各国党派既多，政策又时常变动，英国赞成有一个顾问团，团长由各国代表充任。

法国是公开主张欧洲联盟的国家，她主张最好先成立一个代议的咨询的国会，国会议员由各国立法机关遴选出来。

把这两方面的意见融合起来，各国代表主张成立一个顾问团和一个咨询的国会，后者特别注重文化的联络，规定人权的章程，以及成立一个具有制裁的权利的最高法庭。

这两个机构是互相补充的，不是互相敌对的，目前欧洲联盟是由五国组织，但将来他的会员不限于这个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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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日来安全理事会主席对于解决柏林币制问题下了一番工夫，他提出许多技术上的问题请求四强答复，希望从这些答复中得到相当谅解，谁料这种希望又落空。

苏联答应解除柏林的封锁，只要大家承认苏区的马克为柏林市唯一的马克。

西方集团赞成接受这条件，只要苏区的马克能够由四强共管，可是共管的性质和程度的问题始终不能解决，所以柏林问题依旧是个僵局。

苏联职权集中，办事敏捷，头一个答复老是苏联，内容是旧调重弹。据英美法三强的意见，这种公式会造成苏联独占整个柏林的政治经济。

第二个答复为美国，内容不消说早已复述多数，不过今天美国特别提出警告，说柏林的局面越来越坏，币制的最后协定非常困难。

第三个答复为英法，措辞相当严厉，因为苏联军事当局最近的政策有变动，所以英法不再支持今年九月间她们所赞助的计划。

事实上，柏林现在分裂为二，再也谈不到四国共管了。

四强的答复，证明东西集团的意见的分歧，并非币制的技术问题，而是四强都要共管柏林的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不能解决，这对于世界和平的确是个大威胁。

11月27日（星期六）

今天联合国大会正式请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三国，停止援助希腊的游击队。

大家说希腊北部三个国家运军火帮忙希腊的游击队马各斯（Markos）是危害巴尔干的和平，违犯联合国宪章，威胁希腊的独立。

美英中法四强的提议是控诉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的提议是替这三国辩护。像以往每次大会一样，苏联集团以雄辩胜，西方集团以票数胜。巴尔干问题已经辩论几星期，今天到表决的阶段，所以各代表都充分利用这机会来发表意见。

美国代表鲁尔说，大家说了一大堆话，反而把这个最简单的事实弄模糊了。希腊是个小国，几经战乱，贫苦不堪，现在又陷于内战，而内战的火焰因北部各邻国的支持弄得“如火燎原，不可向迩”。他呼吁东欧集团不要再用暴力政策，他斩钉截铁地说，美国对于东欧集团没有仇恨，但是对于采用暴力来传播思想的方式却深恶痛绝。

苏联代表维辛斯基说，美国派兵驻屯希腊，是一切祸乱的根源，希腊政府失尽民心，可是美国一意孤行，拼命帮忙这个不争气的政府。

美国自知理曲，要说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于是由主席宣布表决，西方集团得47票，东欧集团得6票，所谓四强的提议就算通过，其实又是通而不过。

但是今天的大会却通过了几项非政治性的事情。

第一点，比利时提议怎样处置现时散处于巴尔干各国的希腊儿童，大家赞成把这些儿童送回希腊，交还他们的亲属或朋友，这种遣送儿童回乡的工作是由国际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担任。

第二点，苏联的原来提案中有三项被通过，内容是吁请巴尔干各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总之，在联合国里，关于社会性质或空洞的和平理论谁都异口同声地赞成，但是一谈到政治问题，东西两集团便针锋相对，壁垒森严，谁也不轻易让一步。从第一次提出问题的时间起，至表决的一分钟止，说来说去，老是那一套话，所以联合国大会只有头两三星期比较新奇，以后就是炒冷饭，无论辩论多么剧烈，具体的理由不过是那几条。

国际问题如此，任何国内的问题也是如此。

今天法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煤矿罢工告一结束，政府宣告胜利，总工会也宣告胜利。政府说，虽然共产党一再反对，现在已经有90％的工人复工。总工会说，煤矿罢工，在阻碍马歇尔援欧计划上已经完成任务。

共产党说：“我们的斗争没有落空，矿工没有被打败，真正失败的只有少数脱下假面具，破坏矿工的团结的反动分子。”

这次煤矿罢工，为期八星期，法国的煤的产量减少500万吨。在目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法国不得不忍痛向美国购买300万吨煤，因为煤的来源减少，所以盖世繁华的巴黎每星期有两个白天停电，无怪共产党员在国会说马歇尔计划被他们挫折了。

11月28日（星期日）

在重庆时我见过雾，不过重庆的雾与欧洲的雾相较，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这几天来欧洲又是大雾，从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以及整个法国，都被浓厚的雾笼罩起来。欧洲冬季多雾的原因，是由于秋季的气候太好，整天风和日暖，天朗气清，因此，一遇地面寒冷的冬天，那种热风暖气即刻团结成为浓厚的雾。

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戴眼镜的朋友，跑到有火炉的房子，我们的眼镜即刻被一重薄雾盖住。喜欢俏皮的人说“眼镜出汗”。欧洲的大雾，就是云层上的暖气和地中海来的热风与地面上的冷气合并而成，假如你爱俏皮的话，你不妨说，欧洲的“地面出汗”。

这几天欧洲的交通大受影响。飞机停飞，汽车停开，轮船停驶。但是铁路因为有固定路轨，仍照常开行。

飞机轮船根本不动，所以没有出乱子，汽车出事的有几宗，其中有一辆汽车好像倒栽葱一样，撞到河里。最不幸的是一辆轻油车驶进火车站时，行人既看不见火车，又听不见车辆和喇叭的声音，一下子压死三个人，受伤的还有十几个人。

在浓雾笼罩地面的期间，出门最好坐地下电车，一来地下没有雾，二来轨道上没有人往来，不至撞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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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南洋，谁也不受浓雾的威胁，更不知道寒冷是什么一回事。我在北平住过十年，尝过冰天雪地的生活，可是最近十年来，因为久居香港、越南、新加坡的关系，忽然怕起冷来。巴黎各旅馆的规定，是11月1日开始有暖气，今年因为煤斤缺乏，弄到11月中才起火，在没有起火之前，屋内冷不可耐，我只好一早出门，整天待在联合国里，到了晚上才回寓睡觉。

尝过冻馁的滋味的人，才认识饥寒是多么难受。今年柏林问题没有解决，水陆交通断绝，西方集团以空运来给养柏林，粮食不用说是由空运，运笨重不堪的煤炭也由空运。现在柏林的市民平均每个家庭可得50磅煤，老翁幼童及拖病在身的人可以多分几块煤。柏林市区每天至少要用4000吨煤——烧汽炉用的煤不算在内——这东西要靠空运实在不容易。

西方集团宁愿用飞机来运粮秣燃料，不愿与苏联妥协，一来这是“面子”问题，二来这是马歇尔所施的“怒我怠寇”的战略。反正受苦受难的是柏林市民，美国大爷照旧享受清福。饱者不知饥者苦，我从来对中外的军人没有好感，就是这缘故。

11月29日（星期一）

除军人外，美国有一部分比较开明的人物对于国际问题的看法相当近情近理，他们不会一口咬定错误在苏联。反之，他们倒愿意平心静气把一个问题作面面观，所以他们的意见是值得紧握大权的政治当局的考虑。

美国上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莱（Tom Connally）就是这种人物。

康纳莱最近从欧洲考察回国，他告诉记者们说：“苏联的马克在柏林流通这问题，值不得小题大做，用空运来给养柏林，更谈不到有冲突的威胁。”

他认为让苏区的马克在柏林通行，同时使苏联解除封锁，一刀两断，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他发表三点意见：

第一，上议院外交委员会定于明年1月对于西方联防条约迅速通过。

第二，美国绝不派兵援助中国。

第三，柏林币制问题有个先决条件，即大家共管，保证有关各国不受金融上的损失。

他说美国政府须立即起草对德对奥条约，“把整个问题全盘解决”，但是在柏林封锁没有解除之前，和约是谈不到。

事实上，柏林的现状不能使人乐观。从明天起，柏林将分裂为两个城市——柏林城里有两个市参议会，两个市政府，两队警察，两个救火局，两种哲学。苏联骂西方集团须负分裂的责任，同时说他们庇护战争贩子，鼓动法西斯蒂，压迫民主分子。西方集团也说苏联须负分裂的责任，同时又说他为不民主，为独裁。双方都说自己是支持整个柏林市的人民实行自由选举，同时又指摘对方在警察强制下执行选举，报章杂志攻击还不够，而且利用无线电台的广播作政治斗争的用途。

柏林的形势虽然那么恶劣，但安全理事会的六个“中立国家”的代表们仍努力不懈，他们打算由“中立国”的币制专家拟定解决柏林币制问题的方案，径送四强参考，请各国把苏区的马克为柏林通用的货币。假如双方接受这意见，那么苏联的马克可以流通，柏林的封锁立即解除。

这是个理想，同时也是个希望，不过这理想和希望什么时候才可实现，谁也不知道。

11月30日（星期二）

美英法中四国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里提议缩小“否决权”的范围，赞成缩小的有八个国家，其中新西兰、古巴、智利三国代表更热烈赞助。反对缩小的为苏联，而捷克外长也帮忙呐喊。论举手的人数，西方集团是占优势，论措辞的巧妙，维辛斯基还找不到一个敌手。

新西兰的首相根本反对“否决权”的原则。他说：“否决权”是“战争的武器”，为的是否决权老是被人这样利用。

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组织里运用“否决权”的唯一机关。年来安全理事会一事无成，它的主要目的——避免战争和侵略——越来越远，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现实，召集一个大会来讨论“否决权”这问题。他的结论是，少数人应该“和多数人携手前进，以便达到自由的理想”。

维辛斯基深知那些小国代表的言论是受美国的指使，所以他大刀阔斧地回答几句，便倾全力来攻击幕后的抽线者。他说：“否决权是联合国合作的基石。”这次反对否决权的运动是由美国领导，其目的是想推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维辛斯基又说：“反对否决权的十字军是国际紧张的寒暑表。对于反动势力，否决权的确是个好箝制。年来美国之所以急急要取消否决权，为的是他想‘控制全世界的计划得以顺利地进行’。”

“没有否决权就没有联合国。假如你们要断送否决权，这等于你们要断送联合国。联合国没有否决权，他便不能存在，一天也不能存在。”维辛斯基激昂慷慨地这样呼吁。

“列强一致赞同的原则，是由已故罗斯福总统贡献给联合国宪章。”维辛斯基理直气壮地侃侃而谈。接着，他把罗斯福致斯大林的一封信念给大家听，其中重要的句子是：“列强都是和平的保护者，大家应一致行动。”

美国人是尊重罗斯福的，而否决权的原则是罗斯福提议的。无论什么时候，美国人要反对否决权，苏联代表便把罗斯福的金字招牌来抵挡，弄得美国人哑口无言。这种斗争的技术，苏联人运用得十分巧妙。在国内，他们引用列宁的言论来攻击反对派，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常用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的言论来压制对方。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斗争技术，如能妥善运用，无往不操胜算。

事实上，否决权是少数党自卫的武器，因为在联合国的五十八个国家里，受美国经济的援助的已经有三四十个国家，受苏联势力支配的只有六个国家。假如照普通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苏联到处要吃亏。好在罗斯福否决权的办法，给苏联开个很大的太平门，一遇大家合力围剿，前后门都被堵住的时候，苏联紧抓着“否决权”这个法宝做护身符，所以他用不着退出联合国。反之，他更可以充分利用这机构作他的宣传的根据地。

12月1日（星期三）

阿根廷外长不愧为一政治家，他在安全理事会的任务于昨天已经结束，可是他仍努力不懈地从事柏林问题的解决。他主张由六个“中立”国各派一个专家来研究柏林的币制和贸易问题。他的提议已经得到苏联及美英法的同意。

他希望各中立国的专家们于30天内提出解决柏林币制的方案。在起草方案的期间，将用今年8月30日四强给柏林的军事领袖的训令来作讨论的基础。他相信双方都有诚意解决柏林问题，同时他相信，最近这种提议有成功的希望，为的是西方国家早已把整个问题交给联合国了。

专门委员会的任务要提出具体办法，使苏区的马克在四强的有效的管制下成为柏林唯一通用的货币，同时保证金融和信用在柏林的西区也畅通无阻。

假如四强统治柏林的苏区马克的计划被接受，那么专家们须进一步起草另一个计划，使柏林统一币制及解除封锁的办法同时施行。

事实上，只要东西两集团能够解决监督币制的办法——例如保证柏林的经济不受任何一方操纵——那么柏林统一币制及解除封锁的办法同时施行并不困难。

假如这问题能够解决，那么十天之后，四外长将在一起开会，把整个德国问题解决。

西方集团的态度本来很强硬，说什么封锁未除，誓不谈判，现在他们居然赞成他们的金融问题专家与六个“中立”国及苏联的专家谈判，这表明他们已经让步，至少在技术方面他们愿意与苏联共同讨论。至于苏联那方面，他对阿根廷外长建议的文字毫无异议，这也表明他愿意解决问题。

平心而论，国际问题和个人问题相似，完全是善意和敌意的问题。在善意的态度下，最复杂的问题变成最简单；在恶意的态度下，最简单的问题变成最复杂。例如两性问题，善意时的交媾，一切都算神圣的恋爱；恶意的接触，一切都算是侮辱女性。又如金钱的授受，善意的赠与，算是慈善，慷慨；恶意的授受，算是掠夺，窃盗。

柏林问题本来很简单，这问题在三年前根本不成问题，然而不成问题的问题现在却变成国际纠纷的焦点，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东西集团的“占有欲”太浓厚，“安全感”太敏锐，把所有善意的事情当做恶意的解释，弄得国际前途黯淡，和平的大门越关越紧。

12月2日（星期四）

今天政治委员会赞成设立一个调解巴勒斯坦问题的三人委员会，这个会的职权很大，联合国嘱它马上开始工作，以便促进阿犹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安全理事会里，犹太国申请会员的提议，得到美苏两国的一致赞成。照以往的惯例，安全理事会把申请书交给那个由十一国组织成的审查会员资格的委员会去研究。

今天美国代表齐叔甫努力帮助犹太人，他的演辞娓娓动听。他说：“谁也知道美国完全赞成犹太国申请为联合国的会员。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不久会赞成他的请求，使犹太国得到大会的同情，许他在本届大会未结束前加入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

齐叔甫认为美国的态度并不至使人惊讶，因为一年前，美国已经努力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

自今年5月14日犹太国成立后，美国即刻承认，同时希望他早日加入联合国。

大家也许要问：“犹太是否算一个国家？”照国际法传统的定义，国家须具备四个条件：（一）人民，（二）领土，（三）政府，（四）外交关系——有能力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据我们知道，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上，犹太国有独立的判断力和独立的意志。她有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她有司法机关实施法律，她有行政机关负责进行一切事务。犹太的民族是清一色的，所有人民都效忠于犹太国家。

至于领土，历史上许多国家诞生时，都没有确实的疆界，美国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觉得犹太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从任何政治社会的观点来看，犹太国是有能力履行联合国的义务，同时能够协助联合国达到宪章上所定的最高的目标。

“美国是很同情地注意犹太国的诞生，注意她的政治社会组织的发展。我们希望犹太国的第一次普选于明年年头举行。我们期待在最好的民主传统下，犹太国的政治制度的实施得到充分发展。”齐叔甫很诚恳地提出他的期望。

在安全理事会里，剧烈反对犹太加入为联合国会员的，就是叙利亚。她起初是调兵遣将，想法阻挠犹太国的加入，接着便嘻笑怒骂，信口开河。但是，“笑骂由他笑骂”，犹太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迟早会加入为联合国会员。

犹太国之所以能够达到这地步，一方面由于主观的力量强大，这在年来阿犹的冲突上看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客观的力量薄弱，这从希腊的四分五裂，叙利亚的懦弱无能，大马士革（Damascus）的政治危机上也可以见到。事实上，阿拉伯集团的分歧混乱是给联合国的一个好机会。现在犹太请求加入国际团体。假如他的请求被接受，那么犹太的地位将巩固，威望将提高，而且使犹太与外约坦的谈判也有成功的希望。

犹太与外约坦的谈判成功，巴勒斯坦的战争也许会告一结束。

12月3日（星期五）

苏维埃集团反对“小型联大”（Little Assembly），西方集团赞成“小型联大”。这个问题是本届大会重要提案之一，经过70天时间的研究讨论，今天特地提出来表决。“小型联大”的委员们提议无期地延长下去，经美国做好做歹地加以修正，说暂延长一年，结果以40票对6票通过。

美国代表说：“我们已尝够否决权的滋味，现在苏联还不心满意足，她想把安全理事会那套法宝拿到联合国大会里来运用，这是不行的。”

苏联根本反对“小型联大”，因为“小型联大”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的根据，然而西方集团之极力赞成“小型联大”，为的是他们想避免“五强一致赞成”那个条款。

苏维埃集团的六个代表由马立克领导，大家相继发言，他们控诉美国成立这么一个“小型联大”，借以操纵联合国。

平心而论，苏联能够在安全理事会里运用“否决权”，在“小型联大”里便无法运用，难怪他要极力反对。另一方面“小型联大”绝对服从美国，所以美国想法支持。东西集团只站在本国的利害立场上说话，不为世界的前途着想。“和平，和平”，这简直是欺骗弱小民族的烟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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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月初东北失守，至本月初徐州陷落，自月前立法院吕复先生请老蒋出洋休息，至最近宋美龄赴美，中国的问题老是变成世界各国报纸最重要的新闻。五年前宋美龄到华盛顿时，罗斯福总统夫妇亲自到火车站恭迎，并请她到白宫为上客。欢宴演讲，几无虚夕。这次赴美，她却遭着冷酷的待遇，到机场欢迎的，只有二三流的角色。美国报纸故意奚落，美国漫画家一再讥讽。据我的看法，讽刺最厉害的就是《纽约时报》称南京政府为“她丈夫的政府”（Her Husband's Government）。旅欧中国人士，不论在朝在野，谁都觉得宋美龄这次赴美是个大失败。

赛珍珠女士在本月份的《联合国世界》（United Nations World）里发表一篇文章，她说：“二十年前年壮力强的蒋先生奠都南京，中国人民报以热烈的欢迎。他们给他以很好机会，他们让他统治二十年，看着他的政府是否能够为人民服务。现在中国人民又要四处寻找，寻找南京政府所不能够给人们的东西。他们挨饿，没有人给他们饭吃；他们衣服褴褛，没有人给他们衣服穿；他们生病，没有人给他们医治；他们愚蠢，没有人给他们教养。凡此情形，他们洞悉无遗，现在他们又要动手了。”

“拿金钱和配备给中国人民所唾弃的人，真是愚蠢不过。”赛珍珠认为暂时须撇开思想不谈，把金钱和配备直接帮助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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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近中国问题，我对于欧美的大报甚感兴趣。外国报纸的编辑方法新颖悦目。第一页完全是以新闻的重要性为基础，实行综合编辑。不论是国内、国际，本埠、外埠，只有在新闻上有重要的价值，才可以占第一页的篇幅。他们的驻外特派员的工作正像中国旧小说的套语“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平时他们是养精蓄锐，读书旅行，关于当地问题只是草草几句，编辑先生把那些无关重要的消息放在无关重要的地位。到了最近，中国问题忽然吃香，有的记者一天一篇，而且全部用电报打回来。记者成名，报馆赚钱，读者求知的欲望也得到相当的满足。

我希望中国和南洋的报纸在十年二十年内能够达到这水准。

12月4日（星期六）

政治这东西实在不好玩。“政出多门”固然不成，“日理万机”也不是办法。目前美国的外交阵容不大完整，所以一般政论家已经发出“新人物，新作风”的呼声。

问题集中到国务卿马歇尔的前途。马歇尔现在是杜鲁门总统首要的外交顾问。他是白宫外交政策的发言人。他是美国出席联合国及四外长会议的首席代表。他是德、日、奥、朝鲜等地的占领军的后台。他是援欧计划，北大西洋联防计划的领袖。

马歇尔以军人来办理外交，所以他运用军学的原则来治事。他是够辛苦，不过这种辛苦有什么价值还是个疑问。

熟悉内幕的人，知道国务院和军部的步骤不算十分一致。美国军部在德国的行动，这对美国与各国邦交上有直接关系。国务院说军部有许多事情根本没有预先通知，直到受委曲的国家的大使来诉苦的时候才知道。

军部的行动多少有相当的训令作根据，但是国务院的大员老是觉得在德国占领区里，文官没有什么力量。他们认为关于德国的消息不大灵通。德国的对外措置失当，兼以军人不大熟悉历史人情，所以关于德国及其邻邦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不大了解。

国务院和军部的对外关系的协调，已经变成美国朝野最注意的事情。现在北美和西欧的军事政治协定正在谈判中。将来美国在大西洋和欧洲大陆上也许会增加几个基地。但是美国的经济上的负担增加，无疑地会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1930年美国政府预算为35亿，现在增加到400亿。1933年政府的雇员为56万人，现在增加到200万人。在过去几年间，每个人所负担的税额是从37元增加到265元。

杜鲁门总统要求集中全国人才，以便应付今后的危机，但是政府人员的收入如太低，他们一定要跑去干别的事情，不做政府的工作。因此，杜鲁门决定提高他们的待遇，每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提高60％，5000元以上的提高6％。待遇改善以后，他们的工作的效率也许会加强。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支出增加，势必尽量发钞来弥补。

资本主义制度的破绽很多，而矛盾的事情更是层见不绝。美国现在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他的破绽和矛盾更是显而易见。美国人以为有钱万事足，据我看，将来被钱魔牺牲的第一个国家恐怕就是美国。

12月5日（星期日）

今天美英法三强又给苏联一个长达二千言的备忘录，内容是控诉苏联应负分裂柏林的责任。据说，自今年6月以来，苏联军事当局侵犯柏林的民政的事情达51次之多，其目的在于分裂柏林为两个市区，使统一币制的工作越来越困难。

美英法三强说苏区的选举为违犯宪法，同时请苏联“否认”这个新产生的市政府。

苏联的答复，就是一概不理。

三强为着面子问题，照旧以“空运”来给养200万柏林市民，以飞机来运粮食和燃料，这实在不经济。但是，在柏林的僵局没有打开之前，“空运”的数量不但不能减少，而且每天要增加到8000吨才能够维持柏林西部的市民的健康和日常必需品。美国的克莱将军自信“空运”不成问题。这完全是军人的想法，比较有理性的美国文官都认为柏林问题，应该迅速解决，用不着小题大做。

苏联的作风是“以逸待劳”，“声东击西”。三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空运来维持面子，结果，蒙受损失的还是三强，不是苏联。另一方面，在柏林危机日益尖锐化的时候，三强以全力注意柏林，苏联才可以“出其不意”地在别的地方扩大她的势力。

目前苏联的自然科学虽然不如美国那么发展，但是在外交、战略尤其“冷战”上，苏联似乎比较英美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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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集团对立，柏林分裂为二，这差不多已成为事实。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在美英法三强所占领的德国西部的问题也并不简单。

德国西部也许会变成欧洲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趋势并不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或政治压力，而是由于经济环境及德国人的坚决复兴的意志。战后三年来德国尽量采用社会主义的办法来统制工商业，一般德国人都认为这是达到富国强兵，恢复政治地位的捷径。

德国西部这种社会主义的趋势，英法两国赞成，美国却持异议。

不管美英法三强的军事当局怎样警告，德国的政治家们本同舟共济的心情，抱誓复国仇的信念，大家坚决拥护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主张中央政府在经济财政上有无限的权威，同时，德国西部的450万个工会也宣称以罢工这武器来达到工业社会化的目的。

尤其重要的是社会党和劳工的领袖都想直接参加私有工业的管理，借以实施他们的计划。

面对着德国西部的经济问题，美英法三强已经徘徊歧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假如要德国西部自给自足，那么所有统制须放松，可是统制一放松，饱经忧患的法国就吃不消。

美国要德国实行自由经济，德国人说在目前的环境下，德国绝对不能采用自由经济。反之，德国须实行国家统制，假如不实行国家统制，那么德国的前途，不是一团糟，便是倾向共产主义。

俗语说得好：“十个沙锅九个盖，盖来盖去盖不牢。”单是柏林和德国问题已经使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应付，何况他们彼此间的矛盾会分散他们的力量，使他们永远不能达到目的呢。

12月6日（星期一）

今天联合国大会决定于12月12日结束，没有讨论完的方案将于明年1月1日在纽约成功湖继续讨论。

英国对于巴勒斯坦的问题甚感兴趣，她主张在巴黎继续开会，虽然圣诞佳节转眼就到。其他代表归心似箭，谁都要赶回家做圣诞。至于继续开会的问题，有的人提议2月1日，有的人提议4月1日，结果大家赞成4月1日为继续开会的日期。

今天政治委员会开始讨论朝鲜问题。朝鲜问题又是美苏对立的一个难题。

在没有开始辩论之前，英国提议先讨论意大利的殖民地问题。英国之所以急急讨论这问题，为的是她很注意利比亚（Libya）东部的一个重要据点，即栖零纳卡（Cyrenaica）。她希望在讨论的过程中，能够争取多数国家的同情，让她托管栖零纳卡这块地方。

英国对意大利的殖民地有兴趣，美国对朝鲜问题更见注意。美国反对英国的提议，英国即刻收回成命。说来很奇怪，苏联对英美两国都没有好感，但是，根据“两害相权从其轻”的原则，她拥护英国的提议。苏联的意见是，意大利殖民地的问题比较简单，在最近几天内可以解决，朝鲜问题比较复杂，短期内的讨论得不到什么效果。说了半天，主席提出表决，结果不用说是通过美国的提案，先讨论朝鲜问题。

当大战期间，法国因战争失利，退到北非，到了战后，法国不但光复故土，而且在盟军统制德国的工作上，法国与英美苏三强平分秋色。中国抗战八年，主要的敌人为日本，可是战事结束后，日本让美国独占，朝鲜由美苏共管，美国管南部，苏联管北部，中国变成局外人。流血吃苦中国人有份，统制享福中国人没有份，这真是岂有此理。

刚才说过，朝鲜分为北韩和南韩，北韩南韩势不两立。起初由苏联的附庸捷克提议，请“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说话，赞成者为苏维埃集团的6个国家，反对者为西方集团的34个国家，方案通不过。接着由美国的附庸中国——我写这几个字时，心痛极了！但是事实如此，我不能抹杀——提议，请南韩代表说话，赞成者为西方集团的39个国家，反对者为苏维埃集团的6个国家，议案通过。接着，美国提议，请联合国保证南韩政府为朝鲜“唯一的”“真正的”政府，“只此一家，并无分号”。此外，美国请联合国促进朝鲜的独立，监督占领军早日退出朝鲜。在辩论的过程中，苏联骂美国以恐怖的手段，把南韩变成警察或特务的国家。美国及其附庸也骂苏联以恐怖的手段，把北韩变成警察或特务的国家，同时说苏联不准联合国所组织的朝鲜委员会在北韩举行选举。

我们平素以为中国的政党太多，但是数来数去数不到一打。今天我才知道朝鲜政党之多，甲于全球，大小政党共57个单位，几乎每个能说几句英语，能看一点英文报的朝鲜人都是“主席”“领袖”。今天我就收到好几张朝鲜的“主席”“领袖”的名片，他们大多数是久居美国的韩侨。无怪今天乌克兰代表提到朝鲜的代表时，讥笑他们为Made in U. S. A.（美国出品）。

12月7日（星期二）

今天联合国做一件大事，把讨论两年半之久的人权宣言通过。人权委员会的主席罗斯福夫人说这个空前的好消息传遍地球上每一角落。她告诉夏悠宫的记者们说：“不论有些国家不大欢迎这消息，但是普天下的人民将知道有这么一个宣言。”

人权宣言共分29条，起草者为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所属的人权委员会，宣言的内容是说全世界人民，不分种族、宗教、性别、语言、财产或社会地位，谁都能够享受个人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权利。这些权利是17、18、19世纪的文明的结晶，其中经济的社会的权利，可以说是20世纪的工业国家的产品。

因为美苏对于人权这问题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议案迟迟不能通过。苏维埃集团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来驳斥，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权利无法分开。苏联的代表们时常想法把这些新条款加进去，例如国家的义务是要保证个人享受他的权利，拥护少数民族等。他们主张许多权利只限于“民主”“进步”“群众”的利益。

黎巴嫩的代表说，人权宣言“正是”西方民主国家对付共产主义的思想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他又说：“现在西方集团已经紧握人权宣言，现在只看他们能否运用。我们的工作的结果，无疑地会产生一宗非常重要的文件，反映现代人对于人类的尊敬的基本信念。”

该宣言除复述个人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外，还注意社会安全的权利、保障失业的权利、财产所有权以及个人享受教育和参加文化生活的权利。此外，居住自由、选举自由、国籍自由等权利也一一提到。

在消极方面，人权须受相当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维持公共秩序和社会福利”。

人权宣言付表决时，赞成者为29个国家，保留者为7个国家，没有人反对。在保留的7个国家中，6个为苏维埃集团，另一个为加拿大。加拿大之所以不表示意见，为的是她的宪法不许中央政府干涉地方政府。苏维埃集团之所以保留，为的是该宣言没有保护“广大的民众”，没有说明“新的”社会的权利。

原则上，我是赞成人权宣言。这宣言虽然没有把苏联新宪法的最新的思想加进去，但它已经把俄国革命以前的欧美的大思想家对于争取自由的目标概括无遗。思想家永远是前进的，思想家老是不满现实的，只因他们不满现实，所以他们永远前进。反之，假如他们对现状完全满意，那么他们也是故步自封，不再追求新理想，新目标了。

现在我们所注意的，倒不是苏联的更“大众化”的人权有没有加到宣言里边，而是这个宣言须认真实践。假如不能实践，那么关于人权的条款虽加到29000条也没有用处。

12月8日（星期三）

今天法国内阁通过明年度的预算，总数为12810亿法郎或美金40亿元。凡是法国人，无论男女老幼，在明年一年内，每个人要负担3万法郎，或美金100元。

除政府的经常费外，还有一笔款用来做复兴的工作，这笔款也不少，预计须2750亿法郎，或美金9亿左右。

法国政府怎样才能够筹措50亿美金，作明年一年的费用，这问题颇费政府当局的脑汁。

财政之道，不外开源节流。现在法国政府既不能节流，他只好努力开源，而开源的办法，是一面增加税收，一面依赖美援。

在增加税收方面，政府把各种税收普遍增加，同时改善征收的方法，以便避免漏税。此外，政府举办公债，凡是购买公债的人，他的资金和利息是按当时的法郎的价值年年调整，免得人民的投资受法郎贬值的影响。假如人民对于公债不感兴趣，不努力推销或认购，那么政府将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实行征用人民的存款。

在美援方面，法国政府希望美国明年能够给他十亿元。美国的拨款委员会对于这数目还没有决定，为的是该会要先看看法国对于稳定金融的办法是否已经一一履行。话又说回来，放款的人虽然没有十分决定，但借款的人早已把美援十亿元当做明年度最可靠的一宗收入了。

老实说，今年一年内法国的货币贬值两次，这使一般人民对于本国的货币的信仰发生动摇。政府当局看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特地提出“信任案”，人民不但要“信任”政府的财政改良的办法，而且要信任政府对于任何问题的一切紧急措施。

近来法国和英国发生争执，原因是英国尽量减少法国货的输入，使法国得不到足够的英镑到英镑集团去购买原料。没有原料便没有生产，没有生产便不能输入。英国人答复得很妙。他们说，法国是否把所有资金投到工业，这一点英国不能没有怀疑。此外，英国不敢相信或依赖法国的产品的输出的数量，为的是有时多，有时少，这对于工业很有影响。听说英国财政部长克利浦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将于最近期间内到巴黎来讨论这问题。

近年来法国的预算增加一次，税收便要“调整”一次，税收“调整”一次，法郎无形中又贬值一次。我到巴黎才三个多月，公价美金虽然还是1元换310法郎左右，但黑市美金已经从350法郎涨到500法郎了。币值不大稳定，工潮起伏无常，政府施政困难，政党斗争剧烈，来日大难，我对于这个盖世繁华的都市，非常担心。

12月9日（星期四）

今天联合国大会全体通过禁止“集体毁灭”（Genocide）的议案，禁止各国以种族、宗教或语言的歧异的理由来迫害或毁灭某民族。

东西两集团对于实际的政治问题一向取敌对的态度，可是他们对于这问题却异口同声地赞成。大会主席伊瓦特主张这个议案须迅速地由各国签字和批准。他说，过去也有一两个国家很孤单地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维护人群，使他们不至毁灭。现在我们却成立一个国际的集体保障的机构来维护人群。无论任何人如以联合国的名义来实施议案，他就是代表这个大组织来行动。对于请求加入签订这议案的国家，联合国只能够根据国际法，不能够根据单方的政治上的理由来定去取。关于人群的生存的神圣权利，我们不能不宣称国际法有极崇高的地位。

伊瓦特又说，在国际法发展的过程中，这无疑地是划时代的事件。从前的国际条约是以消极的办法来制裁某些罪行——例如强盗、黑奴的买卖、妇孺的买卖——现在却以积极的办法来保护全世界的人民。

今天这个重要的议案的通过，有一个人特别高兴。这个人就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兰金博士（Dr. R. Lemkin）。他以十五年的精力著书立说，使国际法上加了禁止毁灭人群这一条。而“集体毁灭”一词也是他首创的。

但是今天的议案只能算是第一个步骤，至于把议案变成各国共守的条约，还须我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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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联合国开会开了八十多天，乱吵了一场，多议论，少成功。今晚加拿大外长皮尔逊（L. B. Pearson）特地在电台广播，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苏联身上。他说：“苏维埃集团的行动，是这次联合国大会的工作不能及时完成，联合国这机构不能发生作用的主要原因。对于每个问题，某些国家，尤其苏联及其友邦的代表老是发表又长又没有相干的演讲，其目的是想以宣传——错误而恶意的宣传——来掩蔽问题的真相。事实上，苏联是完全把联合国当做政治宣传的工具。虽然作宣传演讲的不仅是苏联的代表，但是他们把议程上每个问题都以东西对立的观点来看。他们从来不想调解或妥协。在这种情形下，联合国怎么能够发生作用？要对付苏联，我们只好严守我们的立场，坚持到底，以绝大数的票数把他们压倒。我们现在就是这么办。不过这种办法既费时，又费力，同时需要最大的忍耐。……

“旧金山会议时，苏联所给予联合国的赞助和善意，现在完全没有了。这对于我们和他们都是悲剧。”

皮尔逊氏言外之意是说联合国只剩躯壳，没有灵魂，西方集团如图自强，最好另觅途径。他的意思不消说是指北大西洋军事同盟。

12月10日（星期五）

联合国大会今天通过了国际人权宣言。

未投票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曾发表一长篇的演词，攻击美国支持下的英法政治领袖应负第二次大战的责任。他说，第二次大战并不因纳粹党违犯人权而爆发。他攻击这宣言为企图准备从事新的战争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吁请把这问题暂时搁置，等到下届会议时再讨论。罗斯福夫人说：“我们美国人尊重那些为自己的立场而斗争的人。苏联代表团已经为他们的立场来斗争，但我们应该认清我们有时必须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并不是说，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当我们尽力于斗争后，大多数反对我们时，我们最好还是尝试和他们合作。”

罗夫人要求大会立刻批准宣言草案。

菲律宾代表罗慕洛说：“罗夫人以其优越的精力、才干、勇气，已完成了协助拟具宣言的重任。”

今天表决时，苏联集团、南非联邦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弃权，没有人投反对票。

大会主席澳外长伊瓦特于宣布表决结果时说，这个宣言是人类踏上法治之途的一个大步骤。他赞扬罗斯福夫人对完成这个宣言的工作所尽的伟大贡献。

12月11日（星期六）

在巴黎夏悠宫开了83天会的联合国，今天告一结束了。大会议程上关于辩论中被提出的议题一共75项。其中50项已经表决，三项于开会的初期被撤回，其余各项不是仍在考虑中，就是留至明年四月解决。

已经表决的议案如下：

一、批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继续工作，并请五强与加拿大继续寻求和平的协议，以便达到国际管制原子能的目标。

二、以33对6票，否决了苏联要求五强裁军三分之一及禁用原子弹的建议。

三、以55对0票，通过禁止集体屠杀异族或异教团体案。

四、谴责阿、保、南三国协助希腊叛军，否决了苏联要求解散联合国巴尔干边境监察团的建议。

五、通过墨西哥的建议，请五强约束否决权的运用及寻求合作的原则。

六、继续小型联大的任期。

七、接受西班牙语为英法语外的联合国第三种工作语言。

八、指谪南非没有把西南非洲置于联合国信托统治制度之下。

在票数上，美国所能控制的比较苏联多几倍。因此，根据票数的多寡来定的议决案，十九是对美国有利，对苏联不利。因此，大会结束时，美国的代表团兴高采烈地庆祝成功，苏联代表团气愤愤地表示这个被美国包办的联合国，硬是要不得。

但是，在这次大会里，苏联不能说没有什么收获。至少，在宣传上，她是占上风，尤其在辩论的时候，维辛斯基的大名，借联合国的宣传网，早已传遍世界上每一角落了。

12月12日（星期日）

联大全体大会原定昨天结束，可是朝鲜问题的复杂，使各国代表发生剧烈的辩论，到了下午五时还不得要领，所以特地延长一天，到今天才闭幕。

联大对于决议案的表决数，是48票对6票，投反对票的只有苏联集团的六个国家，瑞典弃权。

苏联代表马立克继续抨击美国与李承晚总统之南韩政府，惟各国代表都无意作进一步的讨论。据说，西方集团同意参与一“阴谋”，迫联大闭会。

联大采纳之议决案内容如下：

一、批准朝鲜委员会工作。

二、声明大韩民国之政府是由朝鲜委员会监视下之选举产生，所以算是合法。

三、建议美苏两国占领军在可能范围内从速退出朝鲜。

四、延长朝鲜委员会之任务一年，指示其再度努力，以谋统一朝鲜。

五、批示委员会在占领军撤退时担任监视的工作。联合国大会暂告一结束，从明天起，各国代表和记者又要分散四方了。

12月13日（星期一）

在没到欧洲以前，我已经读过英国外长贝文的传记，到了欧洲后，又亲聆他的演讲。他的谈锋矫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个容易引人注意的一人。

“艾德礼号称首相，莫利孙以为自己是首相，贝文才是首相。”这三个人是英国工党内阁的三杰，而贝文又是三杰的灵魂。

贝文出身寒微，11岁离开学校，以后没有受过什么正式教育。单凭自己的不断学习，积极发展组织力及演讲的天才，到了人家快退休的年龄（59岁）才做国会议员。1945年，工党执政，贝文以三杰的灵魂的地位出掌外交。经验丰富，大器晚成，在艰难困苦中，支撑英国的外交，纵横捭阖，不卑不亢，而西欧联盟的倡导，正是英国在干戈扰攘的环境中，力争鼎足而三的苦心。

要明了战后的英国，必须先洞悉工党的情形，要研究贝文，当然也要从工党下手。所谓工党，就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理想，英国的工党还没有完全实现。工党，尤其贝文，主张所有英国人都能够享受优裕的生活的四要素：（一）职业有保障，（二）劳工可得适当的报酬，（三）工人须有幽静雅致的家庭，（四）工人须有享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他认为田连阡陌的百万富翁和地无立锥的赤贫的工人都是文明社会的怪现象。假如工业领袖无法使自己的工厂里所有的工人得到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那么他应该退位让贤。

贝文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当他13岁的时候，他没有家庭的束缚，孑然一身跑到社会找一口饭吃。茫茫人海，何处是归宿的地方。沿门求职，到处都遭白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在吊桥头找到酒楼的侍役的苦差。他一早须到旅店去洗涤早餐的顾客所用的刀叉，深夜还在那边擦完晚餐的顾客所用的杯盘。那时劳工法还没有实施，工人的劳作时间毫无限制。人们唯一的信念，就是有工做才是幸福。报酬的微少满不在乎。最使人不愉快的，就是酒店里空气龌龊，还不如露天工作那么舒适。因此，贝文改就马夫的职务，不久之后，又改就电车驾驶员及码头工人等职。这些卑贱的职业使他洞悉运输工人的情形。这对于他的后来的事业是无价之宝。

贝文深入下层社会，熟悉国内的实际情形及民众组织。因为他对于国内情报十分明了，所以他旅行各国，考察政治经济状况的时候，往往以本国的尺度来衡量各国工人的生活程度。有一次，他到美国俄亥俄州的一间著名的钢厂去参观，厂长不让他进去，理由是：“本厂不需要煽动家”，说完，叫他出去。他不动声色，悄悄地退出。虽然如此，他每次旅行都有大收获。他参观工厂、住宅及社会设施。他觉得美国并没有什么新奇，“因为自1919年以来，美国的财富增加89％，但生产的增加不过使工人得到6％的利益。”他认为生产效能的增进并不是要使人做奴隶。但是，在美国某些工厂里，工人的生活比较地狱还难受。

耿直、廉洁、刚毅，是做领袖的人应有的条件。贝文两袖清风，除薪俸外，从不利用他的职位来赚钱。据说，你可以用一枝好雪茄烟使他喜欢，但你绝对不能用百万金钱去收买他。

的确，在英国工党内阁里，他固然是个灵魂，在西方集团的外交家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他。

12月14日（星期二）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维辛斯基。

中等的身材，健康的体魄，一头雪白的头发，上唇蓄着整齐的短髭，笔挺的西服，硬领的衬衫，雄谋伟略，足智多谋，犀利中带点幽默，雄辩时多引经据典，这就是联合国第三届大会的苏联首席代表，现任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仪表和作风。

维辛斯基于1883年2月10日生长于俄国黑海边的奥迪沙城。他出身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e），少时进基辅（Kiev）大学专攻法律，同时在列宁的指导下，对于组织和行动很有心得。在十月革命成功前的十几年间，他是个实际革命家，在高加索一带活动。23岁那年，他担任巴库苏维埃的秘书。以后两年间，他被沙皇的警察抓过好几次，坐了一年监，到了十月革命成功后，他变成共产党内一个最积极的份子。

维辛斯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他当过教授，做过检察官，又是一位外交家，做什么像什么，这表明他是个精神饱满，认真负责的斗士。

1925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当法学教授，手订苏联法规。一般青年法学家对他推崇备至。1936年，苏联编制新宪法时，他是委员之一。

在苏联科学院里，他担任法制组主任，关于一般民法刑法的书籍，他差不多发表了一百多种。近年他主编《外交百科丛书》，这部大著是纯粹应用辩证法唯物论来阐释国际关系。

在法律问题的讨论上，他是偏向人道主义，尤其注重教育和反省院的功效。当1936年至1938年间苏联大举清党，他独特异议，说清党工作会冤枉许多人。

清党之后，许多著名的老党员如布哈林、李诺维夫、加米涅夫等人，死的死，跑的跑。这时候，精通法理的维辛斯基，以总检察官的地位引起举世的注意。在马列主义的派系上，他可以算是正统派的大人物。

至于他与外交界的关系，历史也相当长久。1920年至1923年间，他担任粮食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据说，这种邦与邦间的联络工作，给他以一个外交技术切实训练的机会。无论如何，他的行动和言论使苏联政治委员会的一般巨头相信他能够运用马列主义到国际关系上。

1939年，莫洛托夫任外长。第二年，维辛斯基被任为外次。1945年，他任盟军地中海委员会的苏联代表。雅尔达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时，他曾参与苏联代表团代表。过去两年间，他在美苏“冷战”的阶段里作主角，尤其去年联合国大会，他更很有把握地表现他的外交的天才。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时，各国的代表的座位是按照各该国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次序来排列。英国（U.K.）的代表贾德干和苏联（U.S.S.R.）的代表维辛斯基老是坐在一起，可是他们极少交谈。在大部分时间里，贾德干是扭转半身来听维辛斯基滔滔不绝的雄辩。有一次，维辛斯基也扭转半身思索问题，他的脸转后台，贾德干的脸向前台，聪明而敏捷的摄影记者描准这么一个好镜头，拍了一张照片。第二天在报上发表时，这个照片的底下题了几个字“东西对立”。

在开会的时候，维辛斯基要是一言不发，要是畅谈一两个钟头。他对那些代表和记者的态度，宛若教授对待学生，检察官对待原告和被告，先声夺人，不假思索，更不会“怯台”。

维辛斯基的英文法文的程度都够水准，可是在任何公开场合，他只说俄文。这比较以会说两句英文为无限光荣的我国外交官实在高明。

联合国规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五种为通用语言文字，同时规定英文和法文两种为法定的语言文字。无论你用上述五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来演讲，同时便有几批人才分担翻译的责任，但是发表新闻资料时，只用英文和法文。

在会场中，懂得中文的人固不多，精通俄文的人也很少。因此，维辛斯基演讲时，大家必须挂上听筒，静听翻译员的翻译。不过维辛斯基每次演讲的时间太长，弄得坐在台上的叙利亚的代表——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外长——呼呼睡去。好在这位老外长带着黑色的眼镜。他打瞌睡时不断点头，好像专心听讲的样子，局外人不易看出来。

记得有一次开大会时，美国代表也引用马列主义的辞句。维辛斯基以讥讽的语气，叫美国代表回家去多看几本书再来详谈。当时我听了这种话，心里不大赞成。我以为他是“车大炮”，故意利用他的地位来吓唬人。后来我到英国，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楼上买到他的著作《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国家论》。我费了一夜的工夫把它细心读完之后，这才对他有进一步的认识。

今年3月5日，苏联宣布莫洛托夫摆脱职务，改由维辛斯基升任外交部长。这是苏联建国后第32年间的第五任外长。以他的经验和才学，加上战后苏联国力的雄厚，他无疑地在今后的国际关系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怪不得他上台的消息一发表，欧美各国的报纸都拿他来作头条新闻及评论的对象。有的人说，莫洛托夫之所以去职，为的是斯大林的健康不佳，将来苏联的一切重任将由莫洛托夫负责；有的人说，维辛斯基之所以上台，为的是苏联将加紧反美的步骤。这些似是而非的评论虽然也透露一点消息，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苏联是组织严密的国家，内政外交的方针全由中央政治局详细设计，外交部长至多只能算是执行的官吏，一个人的升降对于大局没有什么大关系。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论你的思想是左倾或右倾，你不能不承认维辛斯基是个大人才。尤其在联合国的场合中，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的比例，老是一对五，众寡的力量悬殊，主客的地位不同，但他好像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措置裕如，到了雄辩不发生作用的时候，他只好高举右手，坚持他的“否决权”。

12月15日（星期三）

闲居无事，信笔写一篇中国的外交人才。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

我们不否认，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如得雄厚的国力作后盾，他更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力量。但是，真正有见识、有魄力、有手腕的外交家，不论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实力如何，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能够发生积极的作用。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是个例子，当代比利时的外长斯巴克又是个例子。

我们认为中国初期的外交人才，如曾纪泽、薛福成、黄遵宪都有过人之处。他们在困难万端的环境下，与列强折冲樽俎，语言不通，联络失灵，然而这几位前辈不顾一切艰辛，采访风俗，探求内情，公余之暇，振笔直书，给中国外交史增加不少资料。这种赤心为国的热诚，实在值得后生取法。

民国以来，外交界的第一部杰作是签订卖国条约——承认日本的二十一条件。当时负责签字的陆徵祥，到了晚年，深悔罪孽深重，于是洗手不干，跑到比利时的修道院去做“洋和尚”。今年1月16日他已经逝世。对于死人，我们本来不应深责，然而站在史家的立场来看，陆徵祥的卖国的成绩的确罪不容恕。

国民革命以九牛二虎之力把北洋军阀打倒，可是南京政府执政以来，不知道培养外交人才，这是个遗憾。在目前的外交界中，上焉者，至多能够做到职业外交“官”，多点头，少说话；下焉者，把全副精神集中到酒色财气，子女玉帛，哪里有闲工夫从事学问的修养和手腕的锻炼？

宋子文以买办资格来办理外交，既不通国史，又不懂内情，所以进退失据，动辄得咎。我们相信他从来没有做外长的志愿，或作外交学识的准备，只因身为国舅，“肥水不流外人田”，不管内行或外行，重要的地位总要留给“自家人”。王世杰以“学者”的地位来主持外交，他的学问有多深我们不知道，但他的外国语程度之低是出人意料之外。因此，他见了外国记者老是招架不来，落得在巴黎加个绰号“哑巴”。他除口才不行外，对于外交也没有固定的方针。去年宁沪几间大报异口同声地骂他为“低头外交”，这并没有冤枉他。

胡适的才气、风度、仪表、名望，在当代的中国外交界中算是凤毛麟角。可是他出使美国五年，只求无过，不求有功，并没有好成绩表现。他卸职后，还在华盛顿做了三年寓公，他不知道利用那么好的机会来著述有关于美国问题，或“使美回忆录”一类书，只斤斤计较《水经注》的版本，替他的小同乡——戴震——辩护，这种作风我们不敢恭维。第一次大战后，丘吉尔写一部大著，第二次大战后，又来一部大著。以当事人来撰述亲自经历的事情，他的“可靠性”的程度总较局外人高明。这种工作不但对史学有贡献，而且可提高个人的声望。

和中国外交界有接触的人，谁都惊异他们的国际问题的知识的贫乏。据说，他们在外交部里办的是业务，不大注意国际问题。可是资产阶级以上的人物一外放，起码是个公使大使。公使大使所办的是外交，办外交的人而不懂国际问题，这等于宣布他们自己不知道个人应负的使命。因此，这些人跑到外国后，无聊的是整天在“办公费”上打念头，高明的只好关了门写“斗方”或校对《水经注》。

但是外长的人选固然重要，整个外交阵容的刷新也刻不容缓。我们希望有志作外交家的青年须悉心研究几门课程：（一）近代史，（二）政治学，（三）国际公法，（四）外国语言。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一点也不能忽略，至少须熟读几部书：（一）《孟子》，（二）《左传》，（三）《孙子》，（四）《资治通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孟子这两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假如从今天起，我们有计划地努力培养有志青年，相信二三十年后，中国从不能产生半个维辛斯基，到少也可产生一个斯巴克，一个贝文。

12月16日（星期四）

谈过苏联和英国的外交人才后，我们不能完全忽视中国的首席代表。

中等的身材，毫无笑纹的铁青色的脸庞，刚愎自用，专权独断，貌似严肃，性实贪婪。这就是最近一二年间活跃于联合国的南京政府代表蒋廷黻。

蒋廷黻是恒河沙数的美国留学生中的一个。他从美国回来后，曾在南开、清华当过教授。课余之暇，也喜欢舞文弄墨，把《东华录》里有关的资料抄成两册《中国外交史资料》。洋翰林能够编中国书，这还了得，因此他一跃而成“专家”。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知道文人可以利用，于是通过翁文灏的关系，到北京去拉拢“名教授”。北京的“名教授”当然要数到“我的朋友胡适之”。蒋介石利用翁文灏，翁文灏利用胡适，胡适便召集他的一些朋友们创办《独立评论》，其中经常执笔的一个算是蒋廷黻。

平心而论，蒋廷黻教书还算不错，写文章也文从字顺，段落分明，虽然他的思想完全要不得。他崇拜独裁，他把汪精卫捧为“天生的政治家”。当时我看他的文章，心里有点难过。我知道他不甘寂寞，不能严守学术的岗位。他不过借教书和写文章做敲门砖，一有机会，他就要做官了。

“学而优则仕”，我们的蒋教授一到南京，便把头角磨得尖尖，专做钻营的工夫，不一会儿就发表为“中华民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凑巧“西安事变”发生，我们的蒋大使不管三七二十一，冒冒失失地跑到苏联外交部去“抗议”，硬说“西安事变”是由苏联“指使”。苏联外交部问他有什么证据，他哑口无言，很想用“莫须有”三字搪塞过去。他忘记“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口头禅：“拿证据来。”因为证据拿不出，苏联不理他，凡事根本不和他接头，这消息传到南京去，大家群起攻击，迫得蒋介石不能不召他回来。

蒋廷黻做大使失败后，照规矩应该善用所学，再回到北京去教书，至少，也应该像苏秦那样，闭门谢客，悬梁刺股，做几年“简练以为揣摩”的实在工夫。可是中国政治的腐败就腐败在这儿，一个混入政治舞台的人，吃大菜、坐大车、住大楼、讲大话，漫说大使，就是做过一任副领事或三等秘书的人已经自命不凡，再也不想过清寒的文士生活了。

抗战的几年间，蒋廷黻在重庆鬼混，一会儿有实权，一会儿有空名，但大部分时间都算是蒋介石官邸里的“上宾”。直至胜利前后，他才荣升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简称“行总”）的署长。

只爱虚名，不务实际的中国官僚真是害人不浅。本来救济中国的物资是来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简称“联总”），可是好名的蒋介石及其亲信认为堂堂的中国怎可由联合国来救济，非另立一个机关，改头换面，使一般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政府“恩泽下于民”，不足以收拾人心，因此，“行总”便应运而生。

“行总”别号“洋衙门”。名义上，她是行政院隶属下的机关，可是她来头大，物资足，一切待遇，要向“联总”看齐。当时社会上有个传说，蒋廷黻这个机关，并非“救济总署”，而是“救济本署”，把“联总”送来的东西，自己开销完。“行总”用人多，派头大，但办事却糊涂到家，许多物资让它在货仓腐烂，贫苦的老百姓得不到半点好处。实事求是的美国人看不过眼，三百名职员联名辞职。

那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为宋子文，宋子文是看洋大人的脸色吃饭的，洋大人既然反对，所以宋子文急不暇择地不照立法的手续，下个手令，把“行总”取消，蒋廷黻应免本职。

蒋廷黻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心里的无名火直高三丈。他一面对记者发表谈话，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要到美国去教书”（按：美国殖民地的中国，到美国教书，是抬高身价的意思），一面拜托他的死党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一篇痛击宋子文的文章，替他出出气。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宋子文的，凡是攻击宋子文的人，好像春秋时代攻击杨墨的学说的人那样，马上博得民众的同情。因此，傅斯年这篇文章发表后，他立刻赢得“傅大炮”的别号。

在“行总”当署长的时间，蒋廷黻有个插曲，他的部属中有个同事兼同学的沈太太，这个沈太太现在虽是半老徐娘，但十年前在南京上海的交际场中，颇能叫座。就在“行总”任内，蒋廷黻对沈太太非常有好感。他忘记自己家里还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共同艰苦的发妻。他现在钱多花不完，要找个会跳舞，会打扑克牌，会喝香槟酒的太太。这些条件，沈太太一应齐全，所以他不惜毁坏过去为人师表的资格，“停妻再娶妻”，决心把沈太太抢过来。

蒋廷黻离开“行总”后，迟迟不得志。封建意味十足的蒋介石看见这位贵同宗坐冷宫，不禁分外关怀。蒋介石知道蒋廷黻出过洋，他的特长在于巴结洋大人，虽然蒋廷黻的英文带着很浓厚的乡音，还不如宋美龄、宋子文那么利落、漂亮、铿锵，但一向被“外戚”和“宦官”总包围的蒋介石，对于“宗室”也不能忘怀。蒋廷黻在宦海中屡败屡战，三黜三升，这可以说是得力于他的姓氏。

蒋廷黻到了美国后，第一件大事是结党营私，安插门生故旧；第二件大事是恣情享乐。到了去秋联合国在巴黎开会时，他的“成绩”完全表现。

中国派往巴黎的代表团，共63人，这些人是四方杂凑起来的。蒋廷黻从纽约带来一大批；王世杰从南京带来五六位；驻法使领馆，有些现成人马；驻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小外交官也临时赶来凑热闹。同床异梦，彼此分肥，80天的会期，花了美金20万元。成绩呢？除了美国举手赞成，我们的代表也无条件举手赞成，美国反对，我们的代表也无条件举手反对外，可以说是等于零。

在开会时间，代表团驻跸于绮安娜酒店，代表顾问们住在威尔斯亲王酒店，秘书以下的职员住在附近二三流的酒店。蒋廷黻与众不同，他不住公共的酒店，特在巴黎最幽静的地方租个独院，另外租个房子贮藏阿娇。穷奢极侈，滥用权威，谁也想不到十五年前整天穿着蓝布长衫的朴实辛勤的好教授，竟变了一个人，跟南京的腐败官僚没有两样。

在开会期间，他丑态百出，语无伦次，时常遭维辛斯基的讥讽。这还算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在会场中不说中国话，硬把英文代替中国话。须知中国话之列为世界五大语言之一，这是八年抗战期间，全国军民以血泪换来的胜利品。事实上，中国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中国话应驾凌英法西俄四国语言之上。可怜“卑劣感”十分浓厚的蒋廷黻及其同僚，怕说中国话，硬要把独立自主的国家下降为殖民地，这的确是个大错误。

总之，蒋廷黻教书相当成功，写作瑜瑕参半，做官完全失败，虽然在官场上他也算是个“不倒翁”。现在他的大名被列为一等战犯，但是，只要他幡然改图，坦白地承认过去的错误，再跑到大学里去教书，我相信他还有他的前途。不过中国的官场是个大棋盘，一入宦海，好像过河卒子，极少有回头的余地。

话又说回头，蒋廷黻如老老实实地教书，他只好一辈穷下去，哪里有勇气向沈太太进攻，更不用说背着良心把友人的妻子占为己有了。

12月17日（星期五）

在巴黎夏悠宫的联合国会场，及印度代表团在丽斯大酒店举行鸡尾酒会时，我曾与林语堂先生碰过头，但正式和他谈话，却等到新年后我从南欧重返巴黎时才有这么一个机会。

林先生的办公处是在联合国文教会，我和他会谈的时间是由岭南大学旧同事庄泽宣先生代为约定。庄先生领导我到林先生的办公处时，郑重介绍一下，即刻退出，让我和林先生对谈。

林先生穿着咖啡色的西装，嘴里不断地抽着烟斗。他爱抽烟斗，我曾经听说过，他穿着这么时髦的西装，不禁使我惊奇。在我的想象中，他不会，而且不应该穿西装。因为他在一篇文章里，曾极力反对人家穿西装，并且说西装领带仿佛是“狗带”。

谈话开始时，我首先说明对他的敬慕的意思。我说，由我的浅见看来，《生活的艺术》一书，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他一面点头，一面含笑问我出身的学校。我告诉他说是燕京大学，他马上加个断语说“燕大办得很不错”。

多年的战乱，交通的梗阻，使我不能把林先生的作品一一读过。我不知道他已经著了几本书，最近有什么新书出版。他说，他的中文的著作，曾由上海和香港的书店印行几种，英文的著作，到如今已有十三种，最近出版的是以小说体裁描写美国华侨家庭的故事。

谈到国内问题，他也说国民党政府不会持久，为的是人心丧失净尽，谁都希望坏政府滚蛋。他对中共的前途不表示意见，据我的猜测，他的态度恐怕和一般受过英美式的教育，而且在社会上“很有办法”的人差不多。

我说，中国有一天不以做官为唯一出路，国事才有办法。他很赞成我的意见，不过他说，这事情要等到农工商业发达后才有希望。目前百业凋敝，读书人没有出路，所以大家只好注意到做官这一途。

我问他的中文打字机什么时候才可问世。他说：“还早呢，起码要三四年后。目前细心研究，一再改良，等到一点毛病也没有的时候，才大规模地制造出来。”

我很赞成他十几年专心著述，不担任固定的职务的办法，因为只有专心一志地著述，才有惊人的成绩表现。

他说：“是的，一担任固定的职务，时间要受人家的支配了。”他不但不喜欢做官，而且也不高兴任何固定的职务。即联合国文教会这么好的位置，他也决定辞掉，再往纽约，从事著述生涯。

谈到这儿，有个外国女秘书进来说，客厅里还有人要访问他，于是我起立告辞，相约以后时常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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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2年前的故事了。

1927年秋，我初到北京（第二年才改为北平），在图书馆里看见鲁迅先生主编的《语丝》有林先生著的《祝土匪》一文。这个新奇的题目引起我的注意。内容是说有野心的人，不妨纠合几百人啸聚山林，到了相当时候，就给政府收编，改为官兵；官兵做了几年，一遇事变，即行倒戈；等到羽翼丰满的时候，然后输诚。一翻一覆，扶摇直上，不到十年，便做个省长。那时翻印佛经，创设学校，举办一切慈善事业，功德圆满，名利双收。这种愤世嫉俗的讽刺文章，刚好是针对那时残暴无耻的军阀，很有时代的意义，虽然那时他在中国文坛上还是个配角，不是什么主将。

林先生的真正出名是在“九一八”以后。当1931年，日本借故把东北抢去的时候，平静的国际局面顿然掀起巨大的波涛。美国人开始注意远东问题。他们搜索图书馆里一切出版物，可是找来找去，连一本差强人意的作品也找不到。那时英文《中国评论》在上海印行，林先生经常在这刊物上发表文章。由于文字的因缘，他和赛珍珠（Pearl Buck，南京金陵大学贝克教授夫人，成名后才改嫁亚细亚月刊总编辑，但至今仍保留前夫的姓氏），斯诺（Edgar Snow）相识。这三个少壮有为的青年男女，同时开始著书，互相鼓励，交相吸引，每个人的处女作出版时，马上变成美国的“畅销书”。赛珍珠的《大地》（Good Earth），斯诺的《西游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林先生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都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尤其《吾国与吾民》出版时，赛珍珠运用她的简练、明快、有力的笔锋替林先生写一篇长序，只一着，便奠定林先生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

“人怕出名猪怕肥”，林先生成了名后，凑巧中日战争爆发，重庆政府曾请他到美国去做宣传工作，所以那时他除从事大部头的著述外，偶尔也写些政治性的文章，泛论国际问题。在非常时期，每个公民竭尽智能为国效命，本来是义不容辞，但是，有时社会关系太深，摆脱不大容易，甚至被最反动的统治者利用“中央政府”的大名义把你套住，弄得你“欲罢不能”，不知不觉地要跟他一同走死路。这是目前一般“白华”的苦恼，想林先生也有同感。

撇开政治立场和社会关系不谈，林先生的英文的造诣及著述的成绩是不容任何人抹杀的。他的天分高，工作勤，加以环境优良，所以从小就打好英文的基础。本来国内英文基础好的人并不限于林先生，可是别人从外国回来之后，便尽弃所学，专门走内线，拉关系，一心一意做钻营的工夫；有的人对中国的学问一窍不通，要假充内行，用英文写中国问题也写不来，除敷衍塞责，东抄西袭的博士论文外。林先生学通英文后，再回头精研中文（参阅《四十自述诗》），积之以年，所以才达到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的乐趣。

一般人看见林先生用英文写中国问题，拿到不少美金，便讥笑他的工作很容易，没有什么价值。这种评论我不敢苟同。别的不用说，单是把中国的名家小品文译成信、达、雅的外国语就够你伤脑筋，不管你的中西文的造诣是多高。此外，能写能译是一个问题，能否充分利用环境，从事长期奋斗又是个问题。语丝社享大名的只有一个鲁迅先生，创造社硕果仅存的仅有一个郭沫若先生，文学研究会最出风头的不过一个茅盾先生，其他同时出名的人，十之八九已经默默无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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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北欧重返巴黎的时候，听到林先生的女儿已经结婚（他的大女儿和美国广播电台的职员结婚，这事情他似乎不大高兴）。不久又听到他一家人坐汽车在里昂附近遇险，林太太受重伤，他自己的脸部也擦破了皮，在女婿家里休养。等到我动身回到新加坡时，文教会的负责人告诉我说林先生决定辞职，遗缺由蒋彝先生担任。

写好文章需要才具，尤其需要内容。林先生的才具的优异是有目共睹。假如他能够认清时代的趋势，毅然决然地把他这一部分力量加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上，他的成功正是未可限量呢。

12月18日（星期六）

初到巴黎的头两三个月，我时常到歌剧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去喝茶看报。我只觉得周围的女人多过男人。有个久居巴黎的同胞，问我时常到哪一间咖啡馆，我老老实实地把店名告诉他，他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声，这是“野鸡窝”。

因为少时家教很严，而且师长同学说我“品行好”，这个虚伪的徽号把我变成拘谨呆板的乡下人。我在北平住了十年，“八大胡同”的内幕一点也不知道；我在越南住了几年，“梅山街”的生活也完全外行。至于香港，我偶尔在湾仔的六国饭店的后街看见一般“咸水妹”向外国水兵兜生意，我看她们的脸上的粉涂了半寸厚，又热又闷的香港天气把她们的脸划成白一块，黑一块，实在没有什么好看头。

我有一个研究社会学的女学生，她写了一篇毕业论文《中国的娼妓制度》。我想女学生胆敢研究这问题，为什么我们做先生的人还是那么假正经，连看也不敢看。何况身在外国，熟人很少，调查一点实际情形也无伤大雅。

主意一定，我便开始注意她们的活动。

歌剧院附近有一家馆子，名叫辣利（Rally）。这间馆子的外表很华丽，但价钱公道，招待周到，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到这间馆子去吃饭。饭馆的楼下为酒吧，酒吧的门前老是站着十几个女人在那儿白相。她们有的穿獭皮的大衣，有的用狐狸皮围着脖子。肉色的丝袜，三寸高的黑色高跟鞋，大方雅致的手袋，稀奇古怪的帽子，把这些花枝招展的姑娘烘托起来，更增加她们的媚态。巴黎的香水是举世闻名的，而这些姑娘们所用的香水特多，半径20尺内总可以闻到香泽。行人经过这地方，好像圣诞节前后经过百货公司的窗橱前那样，很容易被她们吸住。

待价而沽的姑娘们，从下午七时起开始工作。她们站在固定的岗位，脚站累了，就到咖啡馆去喝葡萄酒；喝完酒后，又到附近的几条大街散步，走上来，走下去，好像很忙碌的样子。她们以饿鹰攫小鸡的姿态，不断地用眉目向每个服装整齐的路人进攻。路人如多看她们两眼，她们中总有一位马上轻启朱唇，很甜蜜地说了一声Bone soir（晚安）。假如你没有反响，那就算了。假如你也跟她招呼，那么她便不慌不忙地领导你到她的香巢。

因为她们是职业的娼妓，所以她们的工作的时间，活动的范围，工作的待遇，健康的检查，都照法定的规矩进行。

从华灯初上的时候起，姑娘们是风雨不移地严守她们的岗位。迎新送旧，宛若普通商店的买卖。这儿不谈感情，只讲金钱，金钱过手，什么都完了，谁也不负责任。

巴黎的姑娘，主要的集中于四个区域：（一）歌剧院，（二）凯旋门，（三）蒙马特，（四）蒙巴纳斯。第一流的角色多数集中于歌剧院和凯旋门，第二三流的角色分散于蒙马特，半老的徐娘多很无聊地屈居于蒙巴纳斯。

歌剧院和凯旋门附近多是名贵的大旅馆，外国的富商巨贾，达官显宦，在饱尝法国的美酒佳肴后，难免垂涎于巴黎的名花。富商巨贾有的是钱，达官显宦有的也是钱，他们所给的夜度资，总在美金十元以上。

蒙马特的夜生活的中心为“狂欢牧女院”，即普通人所谓大腿戏。看大腿戏的人多是过客，如普通商人或水兵之类。在这一区过夜的人，他们不能出到很高的代价。

和歌剧院及凯旋门相较，蒙巴纳斯显然冷落萧条。到这儿来征逐歌舞的多是小商人和公务员。他们的收入有限，夜度资至多不能超过美金两三元。

每个姑娘都有一张卫生检查证，每星期按时到卫生局去检查，如有暗病，便停止工作。

据说，巴黎的卫生局对于姑姑们的健康十分注意。假如寻花问柳的人突然染着花柳病，医生马上把该区的警察召来，把妓女的面貌、身材、服装告诉他，十拿九稳。没有执照的暗娼，一被查获，便科以5000法郎以上的罚金。有人说，私娼宜禁，公娼不宜禁，因为禁止公娼，私娼仍然存在。假如采用公娼，政府并加以限制，有一定的法令，做多少时间即可休息。公娼存在，不是要大家漫无限制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以为玩妓是阔老。事实上，做妓女的，出卖肉体，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不过公娼制度是比较好些。

巴黎的姑娘的漂亮、温柔、妩媚、热情，真是有口皆碑。顶会享乐的公子哥儿，往往把著名舞厅的一等红星带到法国南部的碧绿的海滨，或瑞士的黎蒙湖畔，作短期的旅行。像中国人要夸张苏州姑娘一样，整个欧洲人都夸张巴黎姑娘。无论你走到哪一个角落，只要有酒吧和咖啡馆的地方，堂倌们会向你招呼一声：“这儿有巴黎的姑娘。”

12月19日（星期日）

上午整理稿件。这几个月来为着抄写问题弄得我头痛，不抄恐怕稿件遗失，将来写不出来，要抄实在太麻烦。从今天起我用原子笔写复写纸，寄一张留一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午饭后和谭荣泰弟到巴黎南郊的“大同新村”去参观。“大同新村”原名“大学城”（Cite Universitaire），是法国各省及世界各国的学生住宿的地方。法国政府特在巴黎南部的郊外辟一块空地为“大同新村”，里边有“国际大厦”，有教堂，有运动场，有娱乐场。各国政府都在那儿建筑大洋楼给各该国的学生住宿。其中规模较大的为美国和英国，式样雅致的为日本，东方色彩浓厚的为安南，然而我个人觉得瑞士的房子较为新奇别致。我们中国本来分了一块大地皮，可是我们的政府一天忙着打内战，没有闲钱，更没有眼光做一宗比较远大，比较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这块地皮老是闲着没有人利用。抗战前孔祥熙路过巴黎时曾开个空头支票，说“不久就要盖一座宫殿式的大厦”。这种话哄哄小孩固然可以，假如要兑现，除非把这些豪门大户的财产全部没收，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

傍晚往大街去散步。圣诞节将到，各大公司一天到晚挤满成万成千的顾客。玻璃窗内陈列各种用品，从鞋、帽、衫、裤、手袋、手表，以至糖果、瓷器、书籍、乐器，都以崭新的姿态吸住顾客的注意力，尤其罗浮公司（Louvre）的玻璃窗内陈设各种风景，所有人物和鸟兽都有动作表现，一举一动全由机械支配，加上和谐的音乐，悦目的灯光，使所有顾客都乐而忘返。

像旧历新年的北平厂甸一样，圣诞前后的巴黎也有这么一种情形。各街道的路旁临时用木板盖了许多小摊位，售卖糖果和女人的化妆品，五光十色，富有引诱性。幸亏我没有带我的几个小儿女来逛巴黎，不然，我的男孩说：“爸爸，我要这个单车和手枪。”我的女孩说：“我要那个洋娃娃和朱古力糖。”这真是烦死我了。

一到晚上，巴黎所有铺子都关门，剩下只有咖啡馆、戏院、舞厅。近来因为圣诞节关系，几个大广场，例如巴斯蒂（Bastile）、共和国（Republique）都设备杂耍的场合，有标枪，有秋千，有电汽车，玩的人多，看的人更多。迷人的音乐配着强烈的灯光，的确给青年男女以无限刺激。

夜的巴黎，野花开遍路旁，是蔷薇还是荆棘，全看你个人的观点和经验来决定。假如你是个饱经世故的过来人，那么你尽可以抱美学的眼光去欣赏所有奇花异卉。反之，假如你是个初进大都市的青年，那么晚上你最好不要单身出门。的确，巴黎之夜实在太美了。

12月20日（星期一）

宋美龄这次到美国，开口要借30亿元美金，分三年交清，美国不但没有答应，反而把已有的援款的零头7000万元也钩销了。

寄居巴黎的中国人，不论在朝在野，对宋美龄赴美的行动深表不满。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把应说的话早已对美国政府说完了。美国如肯继续援助南京政府，她早已伸出手来；美国如看透南京政府，她当然不会再帮忙。宋美龄不知道审情度势，冒冒失失地赴美，除“死爱出风头”（这是一般华侨的批评）外，就是给中国出丑。我常觉得《水浒传》里的王婆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外交家。她懂得主观的条件（潘、驴、邓、小、闲）和客观的环境（十分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她那种深谋远虑的计划，灵活敏捷的手段来对付潘金莲固然马到功成；以类似的计划和手段来办理外交，胜利也如操左券。正名定义，王婆的外交手腕绝不在子产、晏婴、叔向、俾斯麦、维辛斯基之下。

据我的看法，南京政府在主观方面须具备五个条件：民、廉、效、公、勇。“民”是民主，起码须有英美式的民主，只许普选，不许“硬性圈定”，更不许庇护皇亲国戚及新式太监。“廉”是廉洁，国库和私囊分开，税收涓滴归公，不明不白的勒索敲榨须完全停止，而那些假借政府的力量来经营个人的生意的大员须“杀无赦”。“效”是效能，人有专权，事有专责，杜绝“公文旅行”，裁并一切骈枝机关。“公”是公平，分别是非曲直，绝不徇情。上海闻人的儿子可以坐监，南京贵戚的儿子更可以坐监，万勿立法毁法，知法犯法。“勇”是勇敢。撇开内战师出无名不谈，政府如要认真打仗，南京各大员须亲自督师，万勿到处拉夫，而自己的妻子早已安置于美国，害得香港大公报《无花的蔷薇》的作者费了很大的力量写两句妙文：“子女玉帛，一齐‘外交’”。

上述五个主观的条件：民、廉、效、公、勇，南京政府可以说完全没有准备。以主观的力量这么薄弱的政府对外国作那么大的奢望，这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什么分别？

现在再谈客观的形势。这儿我没有王婆那么耐心，细数“十分光”。反之，我仍旧提出五个条件：军、外、经、文、苏。“军”是军事。美国加紧成立“北大西洋军事联盟”，而没有提到太平洋军事联盟，这根本表示美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外”是外交。美国的外交方针，过去是欧洲第一，现在也是欧洲第一，在今后二三十年的将来，恐怕还是欧洲第一。这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传统，不能轻易更动。“经”是经济。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它的社会组织时常发生周期性的经济恐慌。美国的经济恐慌，将来当然不能避免，不过目前还没有这种迹象。“文”是文化，尤其报纸、杂志、书籍。美国的文化界，除极少数的例外，对于南京政府毫无好感。“苏”是苏联。美苏关系目前固然复杂微妙，但还没有达到破裂的阶段。除非美苏大战爆发，美国需要中国的优秀壮丁作炮灰，需要中国的锦绣河山作战场，她绝不会和穷愁潦倒，贪污无能的政府作进一步的交情。

根据上述的客观形势来分析，美国绝对不肯多贷款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可惜堂堂的外交部连一个没有学问，单凭绝顶聪明和丰富经验的王婆也找不到，无怪宋美龄到美国后，碰了一个大钉。

有人说，中国虽没有人才，这些浅而易见的事情谁也可以看出来。不过许多人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姑定你大胆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言论，下情也不能上达，说了也没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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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应麟曾兄之约，到国会食堂吃饭。这间食堂物美价廉，是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常到的地方。国会议员一有机会就当部长，他们需要记者帮忙，记者也需要他们供给资料，因此，议员和记者的感情十分融洽。法国的议员年俸160万法郎。共产党的议员每年实得34万法郎，余款完全拿出来作党费。左倾的议员工作积极，右倾的议员生活富裕，这是个大分野。

晚上应蒋用庄总领事之约，到金龙饭店吃饭，到公纪、麟曾二兄，萧君石、胡维望二领事，及四位安南小姐。蒋总领事沉着镇定，是个干才。席间我发表意见，说做外交官须聘一个好秘书，一个好厨子。蒋总领事插一句说：“最重要的还是许多好朋友。”这是个经验谈，值得注意。

12月21日（星期二）

上午收拾行装，准备晚上去罗马。

中午魏英邦兄来谈，旋即请他到里昂车站去吃饭。巴黎的华侨主要的是以里昂车站和葛拉维丽耶大街（Gravilliers）两处为根据地。住在里昂车站的多是青田人，住在葛拉维丽耶大街的多是温州人。青田人较穷，温州人较富，但是彼此互不往来，谁也看不起谁。

里昂车站右边有三条小胡同，房子老，街道窄，满街都是秽水和狗屎，这就是我们华侨常住的地方。这三条小胡同里有十几家店铺，其中主要的是饭馆，但是没有一家门外有招牌，大家都关着门做生意，一来免得纳税，二来免得受卫生局的限制。有的铺子在玻璃窗上用红笔写了一个“菜”字，顾客一看就明白。

比起南洋来，巴黎的华侨实在穷苦，大多数都是做苦工，能够开一间小饭馆的便是财主。根据生产四要素来解释，我们便知道为什么南洋华侨能够发财，巴黎的华侨不能够发财。第一，几百年前的南洋是瘴雨蛮烟的荒地，土地不值钱，谁都能够以最低的代价买到很多地皮，到了工商业发达，土地涨价后，这种人便坐收渔人之利。在法国，人家的商业已经发展到饱和的程度，所有土地全被利用，哪里有荒地给华侨开垦，或廉价的地皮给华侨购买。第二，南洋有的是廉价的华工和土人，他们的劳动的“剩余价值”十之八九被资本家剥削。在法国，工钱很贵，工人的待遇较优，工会的力量很大，谁都不容易榨取工人的血汗。第三，有了廉价的地皮和廉价的劳工，生产的成本便减低，获利的机会也较多。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在于资本的积聚，资本主义的妙用在于用钱赚钱。南洋的华侨由于廉价的地皮和廉价的劳工得到相当资本后，便开始用钱赚钱，所以越积越多。法国的华侨根本没有办法积聚资本，他们只能出卖苦力，所以一辈子穷到底。第四，在南洋，华侨比较白种人耐劳，比较土人勤力，而一般知识水准也比较土人高，他们是白种人和土人间的桥梁。在法国，我们的许多目不识丁的华侨不会饿死已算万幸，哪里还有支配人的力量。

法国华侨发财的机会不如南洋华侨那么多，但他们的不良的嗜好倒不少。今天我在里昂车站的三条小胡同的几间饭馆里就看见他们的赌风很盛，平均每间有三四台，玩的是地道的国货——麻将。据说，此间华侨多不识字，他们仅会说几句法文，不能看书读报，所以外国的赌博——赛马——他们不感兴趣。

午饭后，我和魏英邦兄到车站去定今天夜车的座位，扑了一个空。原来圣诞节前后是欧洲人旅行休息的佳期，每条路线的火车早已给人家定完。我本来准备到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去做圣诞，现在时间已来不及了，只好在巴黎圣母堂做好圣诞后，才搭车南下，预计28日可到罗马，在罗马过新年，才继续漫游。

魏英邦兄约我到他的旅店小坐。他的生活可代表中国旅法的极少数渊博的老留学生。他是青海人，来法国已经十几年，曾在巴黎大学得过文科博士和法科博士。学成之后，凭自己的兴趣，开始研究蒙（古）文、（西）藏文、俄文，同时在宗教民俗学上下过一番工夫。蒙古和西藏是我们的地方，可是国内同胞对于蒙藏问题漠不关心。另一方面，苏联、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对于蒙藏问题却细心研究。单就苏联而论，关于蒙古问题的俄文文献的目录已经出了厚厚一本，内容包括几千本书。

巴黎的房子多是七八层楼，老留学生多住在顶楼。十年前魏英邦兄初到巴黎时，每月只花100法郎做房租，十年的战乱，房租逐渐增加，但是巴黎各旅店的老板懂得眷念旧情，他们只向新房客开刀，老客却得到特别优待。他的房子现在每月只交800法郎房租，另外加汽炉800法郎，共1600法郎，比较我住的旅店便宜十分之九。他现在没有担任什么工作，每天照常读书与写作。他的书桌上放一架收音机，靠窗的地方放一个火酒炉，工作疲倦的时候，开收音机；肚子饿了，自己动手弄饭吃，无忧无虑，俨然是个饱学的隐士。

我曾说过，中国的留学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求知欲很强的真正学者，他们对于学术上的造诣是“欲罢不能”，学了一门，又想学第二门；写了第一本书，又想写第二本书。一种是到外国混资格镀金的富家子弟，他们与其说是“留学”，不如说是“流学”，或根本不学。

二十多年来只懂得做走狗，做洋奴的“流学生”紧握政权，中国怎么不腐败得无法收拾？

12月22日（星期三）

上午把稿件整理一遍，共58页，拿到邮局去寄，寄费1740法郎，约合坡币十四五元，贵得要命。

午后往马达莲（Madaleine）大街通济隆旅行社（Thomas Cook）附近散步。今天亲眼看见巴黎的骗子怎样骗钱的方法。巴黎是个国际都市，外来的旅客免不了要带美金或英镑来用。巴黎各报虽然天天报道外汇公价和黑市的行情，但是这儿没有像香港中环街市的“银号”那样，可以公开买卖。因此，各旅行社附近总有一批掮客和流氓在兜生意，一进一出，相差百分之十。旅客急急要找钱用，只好向他们偷偷摸摸地兑换，因为旅客如跑到银行去兑换，吃亏更大。这班流氓是有组织的，除大组织外，还有小组织。换句话说，他们“行动”的时候，起码有两个人作搭档。他们眼明手快，会打会骂，旅客如不小心，很容易上他们的当。他们有的用假票，有的设骗局。假票来自大战时期的德国，票面的花纹和真票一模一样，惟纸张较厚较粗，非内行人不易辨别。骗局比较简单，一个人把你的钞票拿到外边去看，一去不回头，另一个做搭档的人翻着脸，假装不认识。如果你遇着这情形，你的钱便算丢了。

初到巴黎的同胞，人地生疏，关于换钱的手续，最好托中国的菜馆的老板代办，这样比较可靠。假如你到旅行社附近和掮客或流氓兑换的话，你须特别警戒，在可能范围内，你须结伴同行，免得人家看见你是个单身的旅客，容易受骗。

外国的旅行事业，政府非常重视，这是政府给人民服务的机会，同时也是繁荣市面的一个办法。例如法国的旅行部，它把全国分为若干区，各区都有人负责。假如从巴黎来个贵宾，各区的负责人即设宴招待，并负责介绍参观。除大街小巷的咖啡馆和书店大量出售风景片外，地方政府还赠送有关于历史、行政及风景的书籍，以便增加旅客的兴趣。

年来航空事业发达，法国政府在经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仍尽力支持“法国航空公司”。法国和她的殖民地间的航空网固然很繁密，法国和世界各国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事权集中，效率增加，这是经济复兴的一个条件。

写到此地，顺便翻一翻今天的报纸。报纸上的一条重要新闻是中航机在香港附近失事。中航机管理不善，驾驶失职，在重雾气候中飞行，把旅客的生命作儿戏，真是该死！

记得前年圣诞节的时候，中航机在二十四小时内，一连失事三架，现在圣诞节将到，不知道中航机是否还要把飞机来替代熊熊的蜡烛。

从国际看中国，好消息我们没有份儿，坏消息我们老是占着头条。世运我们吃鸡蛋，联合国我们做哑巴，难民我们有6000万（比瑞士丹麦的人口多15倍），轮船失事已经打破铁达尼邮船的惨剧，飞机失事也层出不穷。这些不幸的事情不能说是运气不好。反之，这全是人谋不臧。

12月23日（星期四）

提到法国的雕刻，谁也马上会想到罗丹，而罗丹博物院在法国的文化的宝藏中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是生长于巴黎的一个贫苦的家庭。他的父亲在公安局里当伕役，母亲也是个平凡的妇女。罗丹少时对于美术的兴趣非常浓厚，没有事情的时候，他便把包糖果的花纸上的图案拿来素描。他曾三次投考美专学校（l'Ecole des Beaux-Arts），三次都失败。他受了这种刺激后，益发研究艺术。当他24至30岁的期间，因为经济困难，曾到某艺苑为雇员，地位很低，报酬又少，但他就在这时期，下了死工夫，克服雕刻术上的一切困难。普法战争后，法国的经济支绌，以雕刻为职志的罗丹在巴黎无法谋生，于是浪迹比京，在比京一住六年，到了37岁那年，他才以“青铜器时代”（l'Age d'airain）的雕像，引起世人的注意。从45岁起，他费了20年工夫刻成一个“地狱之门”（Porte de l'Enfer），这是最复杂最吃力的工作。据说，罗丹之所以呕尽心血来雕刻“地狱之门”，为的是他受了但丁的《地狱》（Dante's Inferno）一书的影响。诗人但丁坐在门楣上，诗人的脚下围着人欲横流的众生，门顶上刻着三个人垂头丧志地表示失望的神气。他的得意杰作“思想家”（Le Penseur）与“三个阴影”（Les Trois Embres），其实是“地狱之门”里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个别的雕刻的规模较大，合组的雕刻的规模较小罢了。

当罗丹倾全力来雕刻“地狱之门”的时期，他还余勇可贾地从事其他人像的雕刻，其中著名的为“加来城的小资产阶级”（Les Bourgeois de Calais）在这一组人像的雕刻上，罗丹抛弃传统的作风，背景并非用圆形或长方形，而是把五个人刻成前后左右的排列，把每个人表现得穷途末路的样子。

除上述的几个代表作品之外，罗丹所雕刻的人像最值得人称道的是雨果（Victor Hugo）的像。他所刻的巴尔扎克（Balzac）的像，曾引起艺术界剧烈的辩论，有的人说这是最新颖的作风，有的人说这简直莫名其妙。当我初看巴尔扎克拖着一个宽大的睡衣，我也觉得这好像是没有完成的作品。

关于男女接吻的铜像，今天看了许多精品。这些雕刻不是“无机体”的偶像，而是有血液、有骨肉、有神韵的艺术作品。西洋的雕刻和绘画对于人体的造像绝没有忌讳，无论胸部、臀部，甚至生殖器都纤悉毕露。这种接近自然的作品才合乎艺术的原则。国内的假道学的先生们，请你们少管一些闲事罢。罗丹不但是个雕刻大师，而且是艺术理论的权威，他对于艺术有深刻的见解和警句，现在译出几条，以便了解他对艺术的态度。

“我们越简练，越完满，因为简练是真理的一致。”

“生活在梦境的边缘，而忘却美满的实际的人，才会享受人生。”

“人体一点也不混沌：它是万物的模特儿，万物的发端和归宿。”

“少女们的姿态具备世上一切的尊严，一切的权力。她们经过的地方，使得生命光辉灿烂。……她们的谦恭是和能力作正比例的。……她们是都市和社会上的福音。她们带来了生命，具备着希望与快乐，成为一切杰作的题材。她们是那么接近自然。一举一动从来不违背神圣的几何学的定律。凡是了解她们的人，其灵魂才能够清醒。”

“街头是多么好的学校啊！举动既自然，悬挂的东西又井井有条。”

“万物归于一本，创世者的心灵是最和顺，他的深刻的思想支配了往古来今。”

“无论多么漂亮的东西，给愚蠢和无关痛痒的人一看就完蛋。”

“裸体的女人是多么炫目啊！她好像阳光透射过白云。”

以上的警句完全是罗丹一生经验的结晶品，他崇拜自然，他提倡简练，他注意街头，他歌颂裸体的女人。因为他深切了解人性，所以他的一切作品都充满着生命，而有生命的作品才能够使他不朽。

12月24日（星期五）

在法国住了几个月，我曾到阿尔卑山去欣赏雪景，我也到大西洋之滨去饱看夕阳，我曾到香槟酒区去痛饮三杯，我也到香水工厂去亲承芳泽。独近在我的旅店左右的国葬院，我天天都在她的门口经过，但至今还没有到里边去参观。“舍近而图远”，这恐怕是人类自寻烦恼的一个原因罢。

国葬院是巴黎的伟大建筑物之一，状为希腊式的十字架形，长110米，阔82米，中间有个高达83米的圆顶，所以在老远的地方也可以见到。前面有个半圆形的广场，左边为第五区（即拉丁区）区长办公处，右边为巴黎大学法学院，大厦正面的屋檐下大书特书“献给国家公认的伟人”（Aux Grands Hommes La Patrie Reconnaissante）。这座大厦是1764年开始建筑的，起初是做教堂，后来才改为国葬院。

国葬院起源于罗马。欧洲各国竞相仿效，各首都总有一个国葬院纪念丰功伟烈的将相，或成绩卓著的诗人文豪。法文的国葬院（Pantheon）是从拉丁文的国葬院（Pantheum）脱胎出来的，相差仅一个字母。英国威斯敏斯特寺（Westminster Abbey）就是英国的国葬院，虽然她同时也是国家举行最隆重的仪式的教堂。

今天我初到国葬院参观，只见四面都是油画，其中“殉道者”一幅，画着为真理牺牲的伟人，鲜血四溅，而他的双手还捧着头颅。这恐怕是暗示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忘的意思罢。

我往地窖下去看坟墓，里边电灯暗淡，阴气森森，好像那些死鬼个个都复活一样。我看了第一帝国的四十元勋的墓，我也看了一生潦倒的卢梭的墓。大文豪雨果和左拉，面面相对，他们两人同一陵寝，里边还空了两席，留给法国未来的诗翁。伏尔泰的运气更好，他不但在国葬院占一坟位，而且在显要的地方奉祀他的全身像。我看他骨瘦如柴，鼻子长长，嘴头尖尖，和普通中国的鸦片鬼差不多，可是他的相貌的优点全在一副好像发光的眼睛。转到后头，我又看好几个墓，而甘必大（Gambetta）的心脏，更是很珍重地藏在瓷瓶里。

我们中国没有国葬院。在专制时代，只有皇帝陵寝，普通平民都由子孙奉祀，偶尔有一二出类拔粹的人物由地方奉祀，如乡贤祠之类。比较普遍的为文庙与武庙。文庙崇拜孔子，武庙崇拜关公，自科举废除之后，学校考试的题目和四书五经没有关系，所以文庙门可罗雀。至于武庙，因为有“关公显圣”的一段神话，所以他的香火相当旺，尤其南洋各地，十家总有八家崇拜关公，这大概是因为南京政府不能保护华侨，迫得他们不能不请个民族英雄做保障。

将来中国的政治如上轨道，我们的首都应该建筑个国葬院。国葬院的人物，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里所提的32个人可作候选人。当选人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他们身虽死而名不死，骨虽朽而名不朽。只有这种人才可作万世师表。

12月25日（星期六）

巴黎的圣母堂（Notre Dame）是法国最著名的大教堂。这教堂在塞纳河的北岸，它的巍峨的大厦，峭削的尖塔，庞大的钟楼，碧绿的围墙，都是“歌特式”的建筑的杰作。

还在12世纪前，圣母堂的原址上本来有两座教堂。当时巴黎有一个名叫萨莱（Maurice De Sully）的主教认为这两座教堂应合并为一，于是画图筹款，大兴土木，从12世纪中叶开始建筑，至14世纪中叶才完成。到了1845年又全部修理一次。现在这个大教堂的外表虽黝黑不堪，然而它的基础的巩固，结构的紧凑，生活力的充沛，在在使我觉得再过一千年它还能够屹立于天地间。

圣母堂的内部长130米，阔48米，高35米。这长方形的教堂的里边划分为三个长条，中间为教堂本部，左右为走廊，走廊的周围有17个小教堂，其中耶稣复活，从棺材里跑出来的浮雕给我的印象最深刻。我恨不得我的已故的亲戚朋友也能够像耶稣一样从坟墓里爬出来。

圣母堂的上边为祭坛，下边为信徒的座位。在7米高的大门的上边为大风琴。两面庞大的彩色玻璃窗分占左右两翼的中央。今天我深切地觉得欧洲的大教堂是集建筑、雕刻、绘画、音乐、诗歌的大成。在大教堂里，浓厚的宗教艺术的气氛，使人发生悠远、深刻、神秘、奥妙、旷达、玄虚的思想。“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确，大教堂里的神秘性，是一般善男信女之所以皈依宗教的主要原因。

教堂建筑的高大，显着自己的生命的渺小，神龛祭坛的深远，显着自己的能力的微弱；四周黝黑，只剩明明灭灭晃晃荡荡的灯光在神龛祭坛上辉映，显出无限的神秘；悠扬婉转的音乐，使人有飘飘欲仙的感觉。然而最玄虚奥妙的还是那几面由红黄蓝绿的颜色很调和地配合成功的圆形的大玻璃窗。这种彩色的玻璃不是代表单独一个风景或人物，而是一无所有，同时又无所不有。它象征宇宙，它又象征众生。一个联想力比较强的人，面对着这种环境，难免发生宗教的思想。

今天是圣诞节，教堂里挤满成千教徒和观众。祭坛上有总主教、主教、神父及诗歌班。主教们口中念念有词，我一句也听不懂，然而因为听不懂，莫测高深，所以更显出主教们的神秘。圣母堂的音乐在巴黎很有地位，今天听了几首，果然不错。当礼拜完毕的时候，总主教、主教、神父们的行列富有戏剧性。前面有两个左肩荷着两个金黄色的钢钗，右手挥舞藤鞭的武士作开路先锋，然后来十个八个身穿黑衫的神父，然后来几个头戴红帽，身穿红衣的主教。最后来个全身从头到脚都穿金黄色的道袍的总主教。这位总主教年纪六十上下，笑容可掬，他所经过的地方，善男信女，尤其妙龄的女郎，即刻跪下来亲吻他的右手。他也优游自得地一路伸出手来让人吻。这时候，大门上的风琴固然大奏音乐，钟楼上的大钟也响彻云霄。主教们功德完满，教徒们也心满意足地回家去吃糖果和火鸡。

研究宗教的人不用说，研究欧洲的历史、考古、建筑的人在巴黎圣母堂里也能够发掘无穷的宝贵材料。

12月26日（星期日）

昨晚九时五分由巴黎的里昂车站上车，今天早晨九时到马赛，由马赛沿海东行，一路都是碧绿的海滨，常青的灌木，红顶黄墙的洋楼。火车一会儿跑进山洞，一会儿跑出来，因为白天火车没有开灯，所以跑进山洞时，漆黑一团，好像到了地狱一样。等到火车从山洞出来的时候，微风和海浪一齐来欢迎，又是一番新气象。

过去两个月间，巴黎的气候真是坏透了，整天阴阴森森，非雨即雾，我为着工作关系，每天要坐地下电车到处跑。无论在地下或地面，无时不与灯光发生关系，尤其下午四时开灯的时候，心里非常不愉快，因为这时候还在南洋的亲友才午睡醒来，继续工作，而我整天在过夜生活，晨昏颠倒，相当难受。

不但我个人有这种感觉，住在欧洲西北部的人也是如此。他们趁圣诞和新年的假期，大家成群结队往南跑，往地中海北岸的几个有名的都市跑，不是到尼斯（Nice），便是到蒙特卡罗（Monte Carlo）。我因为机会难得，所以这两个名城我都要逛一逛。

下午一时三十分安抵尼斯城，我把行李搬进车站附近的旅店（Hotel Choiseul）后，便往市区巡礼。尼斯城位于阿尔卑山的山坳，三面皆山，只有前部面对地中海。这个城别号“碧绿的海滨”，气候优美，一年都是春天，是欧洲人过冬的别墅。

尼斯城的市容相当整齐。它的马路好像棋盘一样，清爽干净。所有商业集中于维多利亚大道，其余大街小巷都没有大生意，只有疏疏落落的面包店杂货店点缀于各公馆别墅的中间。由维多利亚大道经过小花园而入海旁，这才领略尼斯城耐人寻味的地方。海旁一带全是第一流的大旅店和娱乐场，房屋的外表多是金黄和雪白的颜色。偶尔有一两间红墙绿窗的小洋房散布于遥远的山头，红屋的周围被常青树重重包围，“万绿丛中一点红”，实在秀丽极了。

海旁的马路长达7公里，状为弧形。尼斯人对英国非常有好感，他们把海旁最漂亮的大道叫做“英国大道”（Promenade des anglais），英国大道的后面为各大旅店，前面为行人道，行人道上密排18000张椅子，大家很优闲地坐在椅子上晒太阳，太阳晒了几个钟头又跑到旅店或咖啡馆去喝茶喝酒，喝完之后，继续再晒下去，直至薄暮黄昏，太阳躺下来休息的时候，游客才有一部分散回家去。

假如阳光可以卖钱的话，那么尼斯城的当局一定赶紧登记挂号，希望领到阳光的专卖权。的确，冬天的阳光实在可爱可亲。在这北风刺骨的时候，尼斯城得天独厚，永远有和暖的阳光供人享受，无怪北欧有许多游客特地坐车跑到这儿来晒两天太阳，吸收一些紫光线，加强一点生活力，以便回家后继续苦干。

12月27日（星期一）

早起，梳洗罢，又跑到海旁去散步。迎面的朝阳和粼粼的海波把我的内心洗涤得干干净净。在尼斯，一年到头都有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海滨，雪白的浪花，亲切的骄阳，可惜一般欧洲人只懂得在午后来晒太阳，不懂得多多享受早景和晚景；只懂得凑热闹，不懂得爱清静。在生活艺术这方面，我们东方人是有资格给西方人做老师。

九时，往皇家旅店楼下的咖啡馆吃早点，我一面吃，一面欣赏阳光和海色。我们中国名山固多，海岸线也不短，只因政治不良，百业落后，而旅行业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发展，名山大海和一般平民绝了缘。就我个人而论，30岁以前，我只住在乡村和城市，没有住过海滨，直至最近十几年来因战争关系，才跑到香港和南洋去饱餐海风。的确，香港和南洋也有不少海景值得我留恋，不过那儿的阳光太剧烈，热不可耐，一年到头很难找到几天工夫同时享受海色和阳光。比起尼斯来，我们住在香港和南洋的同胞对于大自然的恩惠，只能说是接受一半，奉还一半。

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坐车到蒙特卡罗。我下车后，把行李交给旅店（Hotle D'europe），独自跑到海滨去散步。论气候和风景，蒙特卡罗和尼斯是半斤八两，很难分出高低。论气派和名声，蒙特卡罗还在尼斯之上。后者仅是法国的别墅，前者却是国际的名城。说来很奇怪，昨天这时候我在尼斯看见几万人争着晒太阳，今天我在蒙特卡罗的海滨散步三个钟头，连大人和小孩见不到十个。海滨的旅店全部关门，只剩狂澜巨浪挟着沙石打到岸头，时常发出我的母亲炒豆的声音。

蒙特卡罗是摩纳哥（Monaco）亲王统治下的一部分。摩纳哥是全世界最小的一个国家，面积四平方公里，人口两万，其中十分之七都是外国人，真正的摩纳哥人不到五六千人。这个地方位于海滨，所有建筑都是背山面海，马路由海旁蜿蜒而上，直达山顶。海旁大道平坦干净，避风塘左环右抱，坚固大方，山上的房屋是清一色的红顶黄墙，远远看去，简直是一幅油画。

摩纳哥的居民不必纳税，政府的开支十九是靠蒙特卡罗的嘉施诺——举世闻名的大赌场。这间嘉施诺比较皇宫还堂皇富丽。大门前的山坡辟为非常美丽的花园，花园的周围有合抱的大树，花园的中央为碧绿的草地和万紫千红的花朵。一到晚上，树枝下和篱笆里放出几百盏强烈的灯光。花儿草儿给上下左右的灯光烘托起来，好像贵妃醉酒一样，更显出三分媚态。我先在这个花园绕了几个圈，然后慢慢跑进嘉施诺。

嘉施诺的大门内有秘书室，无论赌徒或游客都要登记。入门券分为每日、每星期、每月三种，这表明嘉施诺有长期的顾客，并不是像我们一样，住了一天就跑。嘉施诺有戏园，有茶室，有饭厅，而主要的部分就是赌场。赌场分为两个阶段，由浅入深，由小赌到大赌。小赌50法郎起码，大赌500法郎起码，最高限度为10万法郎。在大赌的地方，门禁森严，里边陈设华丽，地板上全部披着又厚又软的地毯。赌博的种类主要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玩扑克，一部分玩轮盘。姑定庄家和赌客的运气相等，一进一出之间，庄家凭空可占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便宜。

长期的赌客多懂得应用统计学，每个人的面前都预备表格，载明已经发表的号码的次数，经过比较研究后，才大胆下注。虽然如此，十个赌客总有十一个输钱，不然，摩纳哥政府的费用谁给他负担？

赌客男女参半。这也许因为心理的关系罢，我对于那些全身珠光宝气的女赌客一点也没有好感，虽然她们显着穷奢极侈的作风。

12月28日（星期二）

早晨下雨，不能出门，埋头在旅店写日记。中午雨停，我沿海旁到摩纳哥的水族馆和博物院去参观。水族馆建筑在摩纳哥海岸的岩石上边，规模宏大，布置合理，是欧洲有名的水族馆之一。

我先到楼下去看各种海产，只见四壁都是玻璃柜，柜内布置岩穴、水藻、树根。灯光到处四射，自来水流个不停。其中有各种奇形怪状的鱼类，有的鱼全身都是刺，好像刺猬一样（学名为Chupons）；有的鱼状如铜盘，灰黑色的面，白色的底，尾和身的长度相等，游来游去的时候只须全身的边缘转动，毫不费力（学名Pastenague）；有的鱼身长二英尺，全身花斑色，眼睛很小，状如鳗鳝（学名Murene）。但是我最喜欢看的还是章鱼。它的肚子时伸时缩，八个脚卷舒自由。它休息了几分钟后，便从玻璃柜这一边往那一边冲，全身在前，八个脚平排地在后，宛若长发的美人游泳一样。我们中国人时常把熟悉水性的女人们叫做“美人鱼”。据我今天的观察，应该特地标出“美人章”，或者“章鱼式的美人”这才能够表现美人的风姿和态度。

二楼一边为博物馆，一边为礼堂。礼堂的中央挂了一大幅海景的油画，笔力遒劲，神韵盎然，的是名家的作品。博物馆内满布各种鱼类的标本和骨殖。这儿的鲸鱼并不比杭州西湖的博物馆的鲸鱼大，不过这儿的鲸鱼放在大房子的中央，由周围较小的鱼类陪衬起来，更显得伟大。杭州的鲸鱼孤零零地放在简陋的玻璃窗里，既局促，又丑恶，一点伟大的神气也表现不出来。同样做标本，只因环境不同，结果判若天壤。环境的选择和适应实在太重要了。有个玻璃橱内放了两排大大小小的绿色的大理石，上书五大洋六大洲的面积，平均高度，平均深度的比较。谁也知道我们的太平洋和我们的亚洲都是首屈一指，不过我们的水陆比较人家究竟大多少，高多少，深多少，只有用标本放在一起比较，才可以得到更深刻的印象。

三楼也是陈列标本和捕鱼的工具。除各种鱼网外，还有刀和枪。这大概是捕获巨型的鱼类必要的准备。我们的山上有狮子，谁知海里也有狮子；我们的山上有象，谁知海里也有象。海里的狮子别号“海狮”（学名Otaria Juba A），海里的象别号“海象”（学名Macrochinus Leconius）。海象除皮毛也略带灰色外，和普通山上的象一点也不像。海狮的牙齿、皮毛、身材与普通山上的狮子大同小异，最大的分歧点在于脚部，因为他的后脚略似鹅鸭，比起山上的狮子的爪软弱得多。

法国的生物学家和渔人对于搜求标本的工作不遗余力。他们把海狮海象在沙滩上的生活状况一一摄影存真。这种纯粹为学术的努力是值得做我们的模范。

出场的地方有各种贝壳做成的小玩艺儿，及水族问题的专著出售，水族问题的著作非这一门的专家不感兴趣。贝壳的小玩艺儿做得颇精巧，惟携带不易，所以一个也没有买。

在这面积不到四平方公里的国家里，它有著名的赌场，同时也有著名的水族馆。我希望同胞忘记人家的坏处，多多请教人家的好处。虚心求教，集思广益，抱这种态度去游历，随时随地都有给我们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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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时坐车往意大利的边境，不到40分钟便到达。法国的海关把我的护照拿去看一看，盖了一个“出境”的图章便放行。隔了一重墙就是意大利的海关，海关的职员也把我的护照看一看，盖了一个“入境”的图章便放行。法国的海关只限人带4000法郎出境，其余的货币不管。意大利的海关只问你携带多少外币入境，其他各国的货币也不管。手续简便，旅客高兴，这比较南洋各属的殖民地动不动就把华侨的行李翻箱倒箧地来搜查，甚至脱光衣服来搜查，其难易的情形不言而喻。

赴罗马的火车须等到午夜45分钟才开，而且中途须在热那亚（Genoa）停留四个钟头，换车南下。在候车的时间，我先跑到一间饭馆去吃晚饭，并兑换意大利的货币（里尔Lire）。意大利通货膨胀，百货昂贵，比较巴黎差不多贵一倍。

意大利人看见我，个个报以新奇的眼光，其中十之二三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十之七八问我是哪个政府的中国人。他们告诉我说：“从会看报的时候起，没有一天看见中国没有打仗的消息。”我装着傻子反问他们说意大利有没有战争。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够了，够了，再也不打了。”

12月29日（星期三）

清晨六时抵热那亚。车站外又冷又黑，不便散步，只好在车站食堂里喝喝咖啡，写写东西。

十时上车南下，同房有四位意大利空军学校的学生。他们的年纪20上下，精神活泼，服装整齐，谈吐也很有礼貌，意大利的空军学校只收60名学生，三年毕业，一切费用全由政府供给。他们告诉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的飞机等于零。战后由美国半卖半送地给意大利一些飞机，他们才能够有机会练习。

沿途看见战痕斑斑，尤其“碧沙”（Pisa）附近的几个城市，只剩残垣碎瓦，断桥破屋。据说，意大利被毁坏最彻底的城市是在东部靠近匈牙利一带。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三年，我看见这些战争的伤痕，心里还有余痛。

战后的意大利对于复兴的工作相当努力。她先把交通网次第恢复，然后发展工商业。我看见这个战败国比较我们战胜国还强，心里颇难过。

下午七时三十分安抵罗马，我问了几间旅店都没有空房，结果在一间供膳宿的公寓住一晚，预备明天再找适当的旅店。

罗马的市容还不如巴黎。街道窄狭，电灯不明，马路不平。兼以经济困难，煤斤缺乏，所有房子多是冷冰冰。比起巴黎五步一个咖啡馆，十步一个电影院，有光有热，有谈有笑的生活，罗马未免太寒伧了。

罗马的烹调不十分高明。这儿最有名的菜是通心粉，但是做法也欠讲究。罗马人只懂得把通心粉煮熟了，加上番柿汁和牛油乳酪，另外没有别的花样。比起我们的十锦炒面、鸿图锅面、虾仁汤面，甚至炸酱面，罗马的通心粉实在太单调了，虽然在营养方面，我们承认番柿汁和牛油乳酪比较我们的油味太浓肉类太多的做法更为有益。

晚饭后，我和一位商人谈天。我问他为什么这儿的东西比巴黎贵一倍，他说这主要的是由于工资昂贵。这儿的工人平均可得3万里尔，因为工资高，成本重，所以一切东西都跟着涨价。此外，这儿的税收很重，尤其所得税，例如你一年赚了100万里尔，所得税就除去70万了。

这儿的牛奶、牛油、鸡蛋的来源颇充足，什么东西都公开买卖，不过价钱不便宜。

这儿的牙科医生很多，我起初怀疑罗马人爱吃糖，细询之下，才知道住在海滨的人不但多患牙病，而且多患风湿病。因为这缘故，牙科医生和温泉浴变成海滨居民最好的伴侣。

12月30日（星期四）

上午参观圣玛利教堂（Marie-Majeure），教堂的前部为钟楼，左右为圆顶，为小礼拜堂，中央为祭坛。教堂内到处都是精美绝伦的雕刻及栩栩如生的油画。然而我最爱左边的小礼拜堂里耶稣钉死十字架的金像。这个小礼拜堂特别黝黑，周围景物看不清楚，只剩一盏电灯直射到耶稣的脸上。耶稣的头向右垂，一副悲天悯人的态度在临死的一刹那也能够表现出来。我每次看见这种神像，心里总受感动，今天更是情不自禁地给耶稣以最大的敬礼。

意大利这个国家是宗教的国家，同时也是音乐的国家。她的人民有90％信仰天主教，同时也有绝大多数人会弹会唱。在这宗教和音乐的环境极优良的国度里，一般人民对于宗教和音乐的素养和造诣，的确在任何国家之上。

晚上到歌剧院去看《摩西传》。罗马的歌剧院的建筑不如巴黎的歌剧院那么堂皇富丽，但歌唱的人才和布景的艺术，却超过巴黎，这是今晚我参观歌剧院后所得的结论。

《摩西传》是个四幕剧。开幕时，那些被残暴的法拉乌王（Pharaoh）虐待的希伯来人祈求上帝，让他们重返故乡去会见父母妻子。这时候犹太的立法专家摩西上台，他以恳切的论调，鼓励人民依赖苍天。他答应他们可以重返“圣城”。他派他的兄弟伊里西庐（Elisero）往见法拉乌王，希望能够说服他，给犹太自由。伊里西庐和他的姐妹马利亚（Maria）及女儿安纳（Anaide）同往。伊里西庐宣称，法拉乌王已被不幸的犹太人的祷告所感动。为证明他的善意起见，他让他的姐妹马利亚自由。法拉乌的太子亚孟诺菲（Amenofi）和安纳的感情极佳，但安纳宁愿牺牲爱情，献身上帝。突然间，天空显出彩虹，这是上帝保护他的子民的象征，同时天空发出神秘的声音，请摩西接受“法律”。

摩西唯命是听。他接受神圣的法律后，便拿给犹太人看，犹太人一齐跪在地下，誓必服从天命。

亚孟诺菲钟爱安纳，安纳也喜欢亚孟诺菲，但她的坚定的意志使她拒绝亚孟诺菲的爱。亚孟诺菲这一气非同小可，他想将父亲给犹太人自由的诺言取消。这时候，希伯来人又到，亚孟诺菲对摩西宣称，国王不准希伯来人动身。摩西不理他，因为给希伯来人自由是上帝的主意。这种预言使亚孟诺菲十分生气。他下令杀死摩西，但摩西被他的群众重重保护，得免于难。摩西还挥舞神杖，大声喊道：“犹太人的上帝会保护他的子民。”这时候，日月无光，雷电大作，黑暗笼罩整个埃及，谁都怕得要命。

皇宫也在黑暗中，国王的周围有他的皇后西迺（Sinaide）、太子亚孟诺菲，以及许多权贵、教士、宫女、武士。国王自悔失约，他召见摩西，于是摩西和他的兄弟伊里西庐同往。国王答应给摩西和他的人民自由，假如他能够消除黑暗的话。摩西挥舞神杖，口中念念有词，大家又重见天日。国王暗示他的太子亚孟诺菲娶阿叙利亚的公主为妻，但是亚孟诺菲对于安纳还是藕断丝连。假如犹太人离开埃及，他将永远见不到安纳。虽然他的母亲西迺后婉辞慰藉，但他的破碎的心不易恢复宁静的状态。

埃及人在国王面前迎神赛会，载舞载歌。摩西及他的弟妹和女儿进来。摩西向国王提出他的盟约，但埃及的总祭司希望希伯来人在没有离开埃及之前须皈依女神伊西斯（Isis）摩西不听，国王下令把犹太人用铁链锁住，赶出孟菲斯（Memphis）。

亚孟诺菲请求摩西让他和安纳结婚，但安纳意志坚定，永远信奉上帝。亚孟诺菲没有办法，只好跑走。临走前，他扬言要毁灭所有希伯来人。

在红海沿岸，埃及的军队蹂躏犹太人。摩西想法安慰他的子民，并且恳求苍天爱怜。埃及的军队人雄马壮，犹太人束手待毙。这时候神迹表现。希伯来人平安渡过红海。亚孟诺菲及其军队兼程往前直追，一个个葬身于波浪中。

今晚表演摩西的雷孟尼（Lemeni）可以说是“性格明星”，他的魁梧的躯干，洪亮的声音，教士式的表情，十足是圣经里的人物。表演马利亚、安纳、西迺后的三位女明星唱做俱优，而扮演西迺后的李西黎（Rizzieri）的歌喉更是绝妙。至于舞蹈，那位比玉还白，比燕还轻的拉提斯（Radice）实在有工夫。她站在脚尖上转运如飞，几乎使我怀疑他的脚尖上装置一个轮子。

12月31日（星期五）

午后到梵蒂岗（Vatican）参观。梵蒂岗在罗马西部，欧洲最大的圣彼得大教堂就在这地方。教堂居高临下，前面有个广场，广场宽284米，长340米，两旁为走廊，走廊有284根柱子，上边雕刻了262个石像，这些雕刻是出于柏尼尼（Bernini）的铁笔。

广场的当中有个纪念碑，高25米，上边有个十字架，据说这个十字架有当年钉死耶稣时所用的十字架的遗迹。

由广场到大教堂须经过几十级玉阶，相传圣彼得是埋葬在这地方，所以君士坦丁皇帝建筑这个教堂的时候，便命名为圣彼得大教堂。到了15世纪中叶，又重新建筑。教堂的内部，光线十分充足。大祭坛在教堂的中央，祭坛的四周为铜柱，教堂的圆顶里，神龛下，四壁上，到处都是油画和雕刻，其中靠右的一个小礼拜堂有一组石像，刻着圣母紧抱耶稣被钉死后的情形。这个使我感动万分的杰作是出于著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的腕下。那时是1498年，米开朗基罗仅24岁。别的不用说，单是这个石像已经能够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

往角力场（Coliseum）参观。这个地方旧址为尼庐（Nero）的花园的假湖，罗马皇帝维斯巴西（Vespasian）开始建筑，他的儿子继之，至纪元后80年才大功告成。这个地方用来作角力场。开幕典礼延长到100天之久，当场被杀的牲口达500只之多。到了中古时代，这儿用来作堡垒；被毁之后，它的原有的材料多被移去点缀罗马的其他重要的高楼巨厦。

在角力场里，不但大力士们彼此互相肉搏，而且他们还须和牲口对打。“率兽食人”，自己从中取乐，专制时代独裁者的淫威于此可见一斑。

角力场的建筑为椭圆形，内分四层，略似近代雨盖球场的看台。普通平民不消说多坐“飞机位”，皇帝皇后及皇亲国戚是坐在紧靠角力场的包厢。

周围达527米的角力场早已变成破破烂烂的废墟。但是罗马人富有历史的观念，执政者不括地皮，平民不敢侵占公产，所以这块地方还能够保留遗迹，供后人凭吊。

夜，赴中国大使馆高尚忠秘书的府上过年。高秘书是江苏常州人，少年时代曾在罗马读书，所以意大利的语言文字很有基础。我问他罗马华侨的现状，他告诉我说，罗马的华侨本来有五六百人，战后因谋生不易，十九都返国，现在只剩下三十多人。

同席有林杰生、伍伯就、李罗南诸君。林君是福州人，旅居罗马16年，现时在罗马大学教授中文。伍君已经在罗马音乐院毕业，现仍继续研究，并在大使馆兼职。李君是闽南人，他在美国芝加哥音乐院毕业后，特地跑到意大利来跟世界第一流歌唱家斯托拉查利教授（R. Stracciari）学习。这位教授现年七十有三，为男中音特出人才，早年曾与已故男高音卡路骚（Caruso），男低音查利亚宾（Chaliapin）合演歌剧，时人誉为歌坛三杰，平生演唱歌剧达58出之多，当代歌坛能手多出他的门下。

在艺术和音乐上，美国是个后辈，不过这个暴发户的后辈，像前清的奸商一样，立志附庸风雅，而且努力到各国去罗致第一流的人才。现在世界钢琴专家鲁宾斯泰因（Rubinstein）、小提琴专家海菲（Haifeth）、指挥专家托斯卡尼（Toscaini）、著名男高音葆灵（J. Bourling）、著名女高音李门（L. Lehmann）等人都给美国用重金聘去。人家天天求进步，求发展，我们却不断地自掘坟墓，无怪罗马的报纸以特大号的标题来讽刺中国说：“死啊，死啊，永远是死啊！”

1949年元旦（星期六）

昨晚十二时前后，罗马全城大放爆竹，作送旧迎新的表示。异乡做客，最怕遇着佳节良辰，人家热热闹闹地举行庆祝，而自己却千愁万绪堆积心头，同样是人，苦乐之间竟相去天壤。

新年发笔，先写家信恭贺新年，并祝家里大大小小平安。

下午五时，又到歌剧院观剧。今天是排演伊利加（L. Illica）所编的三幕剧《百合姑娘》（Iris），音乐是采用马斯加卡尼（P. Mascagni）的歌谱。这剧情是描写日本的故事，所有屋内屋外的背景，人物的服装和头发，全部日本化。尤其重要的是，幕景以富士山始，以富士山终，使人一看便知这是有关于日本的歌剧。

剧情是描写一个绝代佳人在家里闲居，她的家庭的环境无限优美，小桥流水，青山白雪，到处富有诗意。当太阳东升的时候，天空中有人唱出生命之歌，这歌的结语是：“仁爱是我做人的本色，永恒的诗啊，热啊，光啊，爱啊！”

这百合姑娘，和她的盲目的父亲在门外享受阳光，突然间有一个登徒子和一个媒婆上场，他们特设个圈套，请一队乐师和排演木偶戏的人物在百合姑娘的门口表演悲欢离合，缠绵凄切的故事。百合姑娘听得出神，上了他们的当，给他们带走。她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的景物完全变了。这时候，登徒子向她求婚，她坚决拒绝，只想回去奉养老父亲。登徒子知道他的目的不易达到，于是实施更毒辣的手段，把她化装得十分华丽，放在洋台上，让万千观众欣赏。她的父亲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被骗，只以为她跟人家私奔，悻悻焉赶到洋台旁边，不由分说，用石子和泥土来打她。她受了这种严重的刺激后，纵身跳到危崖底下，结束微小的生命。她的忠贞的操节感动苍天，太阳大放光明，就在“诗啊，热啊，光啊，爱啊”的环境中，她与世长辞。

今晚的女主角名叫巴巴杜（E, Barbatu），一双媚眼，分外迷人。在歌唱方面，我特别喜欢开幕时有一批人在幕后所唱的“生命之歌”，抑扬顿挫，慷慨激昂，“泱泱乎有大国之风”。这比较南洋各地的靡靡之音，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散场后，在大街小巷散步，只见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都在收听各种不同的美妙的音乐。意大利人的耳福实在太好了。

归途想到我的第二女孩仁思对于音乐有浓厚的兴趣，我希望将来有机会送她到这儿来学音乐。环境优良，事半功倍，慢说追随名师，单是听听收音机，看看歌剧，已够把一个聪明的青年带到音乐的领域了。

1月2日（星期日）

上午赴吴经熊公使的府上谈天，吴公使是个博学多能的人才，他对于法律、文学、宗教都有研究。年来他集中精力来翻译宗教名著，已出版的有《圣咏释义》，在印刷中的有《新经全书》，至于法律哲学论文多数发表于国内外杂志中。关于联合国问题，他的见解和我相同，大家承认这是国联的翻版。关于国内问题，他认为美国的援助是有限度的。用国内流行的术语来说，这就是“小骂大帮忙”罢。

谈到教会的阶级，我们须知天主教的司铎或神父，等于耶稣教的牧师；天主教的主教，等于耶稣教的会督；天主教的总主教，等于耶稣教的总会督。此外，天主教有枢机主教（Cardinal），全世界共有70名（最少的时候，只剩三四十名），这些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事实上，教皇十九是由枢机主教中遴选出来的。

原则上，任何国的教徒都有资格做教皇，不过当今这个教皇不但是意大利人，而且是罗马省，罗马城人，因此，在官阶上他有四个头衔：（一）罗马城主教，（二）罗马省总主教，（三）意大利国的枢机主教，（四）全世界的教皇。

我不反对任何宗教，但我不赞成教徒以宗教作护符来干涉政治。我这次未到罗马前，本来想找于斌主教讨论这问题，不料他早已回国，失掉一个机会。

日前报载教皇发表宣言，说欧洲如发生战事，他的宝座将移到西班牙。据他的估计，苏联的军队不善于山地战，所以西班牙东北部的大山多少能给他以安全的保障，教皇的估计是否正确，我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一代教宗应该无偏无党，超然物外。假如念念不忘政治，这使存心养性的工作多少受影响。

1月3日（星期一）

上午到圣保罗教堂去参观。这个教堂在罗马南部的郊外，周围都是空地，既不如梵蒂岗的冠冕堂皇，又不如圣玛利的精美，虽然她的偌大的建筑，很够做第一流的大教堂的资格。

傍晚跑到小山上去参观圣三一教堂，这教堂的规模很小，但里边也有著名的雕刻，尤其右边的小教堂刻着耶稣被钉死后圣母还拿药布给他医治的情形，很能够使人感动。

现在把罗马和巴黎的大教堂作个比较：罗马的教堂广大，巴黎的教堂高深；罗马的教堂光明，巴黎的教堂神秘；罗马的教堂华丽，巴黎的教堂庄严；罗马的教堂像中国的关帝庙，巴黎的教堂像中国的阿婆庙；罗马的教堂得力于阳刚，巴黎的教堂得力于阴柔。简单说一句，罗马的教堂艺术的意味浓于宗教，巴黎的教堂宗教的意味重于艺术。

有人说，天主教和耶稣教的分别，就是前者崇拜耶稣，同时也皈依圣母，后者单独崇拜耶稣。就常识而论，前者更近情近理，耶稣之所以杀身成仁，视死如归，这完全得力于母爱，由母爱推而广之，爱人类，爱万物，这本是自然的趋势。

人格尽美至善的人，生为圣人，死为神明。但是，无论圣人也好，神明也好，他总脱离不了人性，而母爱是人性最充分发展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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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赴中国大使馆宴会，到大使馆、公使馆、武官处全体职员及其家属。罗马的大使馆比较巴黎的大使馆更漂亮，这是个很漂亮的别墅，有树木，有园庭，不过这房子是租来的，不是买来的，将来中国的经济如好转，政府应该自置产业，作驻外使节驻的所在（按：中国大使馆是墨索里尼生前的一个别墅）。

和于大使谈天，稍知他的履历和个性。他是河北人，现年50岁。他在南开中学毕业后，便跑到美国去读书，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博士学位。1928年进外交部，以后历任纽约总领事，古巴总领事，直至前年才升为驻罗马大使。他前后在外国住了23年，今后恐怕在外国的时间比较在中国的时间还多。

蒙于大使惠赠他的大著三种，这都是二十年前他未进外交部时的旧作，其中《条约的解释》一书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为该校丛书。他为人沉默寡言，但写作的能力很强。我觉得他如不进外交界，只在大学里当教授，继续国际法的研究，他的成绩也许更大。

话说回来，在中国当教授、作家、记者，肚子难免要挨饿。假如要免得挨饿，只有做官一途。可是一做了官，“等因奉此”，送往迎来，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断送了。顾得肚子就顾不了脑子；顾得脑子，就顾不得肚子。已经成熟的人才，不能发挥他的力量；没有成熟的人才，没有机会陶冶。这真是国家的大损失。

晚饭后，伍伯就、李罗南二君先后唱歌。这两位在音乐方面下过大工夫，前途未可限量。弹钢琴的是朱萝兰女士，朱女士从小在罗马生长，8岁开始学钢琴，十年毕业，现在已变成钢琴能手了。

我希望国内和南洋爱好音乐的青年，多到罗马来研究音乐。学成之后，须回国内和南洋去传播音乐的福音。的确，一般中国人的生活实在太悲惨了。我们有志的青年怎可不锻炼我们的歌喉，唱出大时代的交响乐，以便慰藉那些不幸的同胞吗？

1月4日（星期二）

罗马的整个市容虽不如巴黎，但就个别的建筑而论，罗马到处有她特殊的地方。她的市中心区的喷水池，白天固然好看，晚上尤其漂亮。我在罗马住了六天，无论白天晚上总要抽些时间到这儿来巡礼。我怀疑巴黎的刚谷（Concorde）的喷水池是以罗马的喷水池做蓝本。

中午十二时到车站，候车往佛罗伦萨。罗马的车站正在加紧建筑中，将来工程告成的时候，无疑地又变成欧洲最重要最伟大的一个车站。巴黎有八个车站，罗马只有一个总车站，事权集中，很容易表现力量的雄厚。巴黎的车站太老，许多设备不够现代化。罗马的车站是战后重新建筑，她一面采用最新的设备，一面保存光荣的传统，尤其第三层楼的一列拱门式的窗户，使人一看就联想到角力场的废墟。

一时开车，人多车位少，我只好把行李放在房里，自己站在走廊。开车前十分钟，看见一个穷苦的中年妇女一个人拿了五件行李，两肩挑两件包袱，两手提两个皮箱，另外用右脚踢一个木箱，走一步，踢一下，走一步，踢一下，疲倦不堪。我很想跳下车去帮她拿两件，但是一来语言不通，二来车上挤得要命，我一下车，回来恐怕没有地方站，结果我只好以同情的眼光送她走。

开车前五分钟，看见一个贵族的少妇艳装浓抹地跑到车站。她也有五件行李，全由脚夫搬运，连帽子也由人家代拿，她自己只拿个手袋，不慌不忙地上车。

前后不过五分钟，我就看见两个截然不同的景象。头一个妇人无罪，只因穷苦受罪；后一个妇人无功，只因富贵享福。我们不必引用克鲁泡特金的名言说“财产是掠夺”，我们只问一声，以财产来判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这是否合理？

下午六时在烟雨朦胧中安抵佛罗伦萨，我在格洛斯旅店（Albergo Groce）开好房间后，便冒雨到车站附近的饭馆去吃饭。佛罗伦萨的车站可以算是未来的罗马总车站的缩影，灯光和设备完全近代化，虽然她的规模不及罗马车站十分之一。

晚饭后，雨停，我找了一张地图，观光各街市。佛罗伦萨是个小城，不用一个钟头，便可以把全市走了一遍。我穿过一条小街，便到亚诺河边（Arno），这条河差不多有闽江珠江一半大，江流有声，很有风趣，沿河有短墙围住，短墙有我们的胸部那么高，所以沿河散步颇放心。

我在河边徘徊一会儿，就跑到伊曼纽尔广场（Plazza Emanuelle）去喝咖啡，咖啡喝完，又是下雨，我只好冒雨回寓。

佛罗伦萨的地方虽小，然而她有偌大的教堂，整齐的广场，四个博物馆，及一个面积达五万米的运动场，这几个地方都值得人仔细参观。可见地方不在大，而在特殊的名胜，杰出的人才。

1月5日（星期三）

佛罗伦萨的几个博物馆所陈列的东西有许多应该郑重介绍。例如拉法尔的《马端那》（Naphael Madonna of the Gold Finch）；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女神》《青春》；提西安（Titian）的《女神》；达·芬奇（De Vinci）的《自绘像》；洛蒂（Lotti）的《一个人的三时期》；马德西（Medici）的《女神》；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都是不朽的杰作。我忽然灵机一动，想编一部欧洲名画集，把欧洲的油画的代表作精选百种，按派别和作风及时间的先后编订成书。卷首附以长篇的导言及作者小传，内容用七色版精印，给一般记者浏览，借以提高他们对于美术的趣味。

下午坐车往威尼斯。沿途经过不少山洞，到了北部，桥梁大多数被毁坏，目前正在加紧建筑中。车在断桥破路上行走，心里倒有些害怕。我在车上睡觉，有两次都给同车的意大利人吵醒：“中国先生，你会游泳吗？我们又快到断桥了。”他们老爱问我是蒋介石的中国人呢，还是毛（泽东）的中国人，我告诉他们说，我是中国的中国人。

政治的生命是短促的，文化的影响是长久的，叱咤风云的Mussolini（墨索里尼）完了，但脍炙人口的Macoroni（通心粉），仍驰名海内。

傍晚安抵威尼斯。一到威尼斯，自己仿佛年轻了二十多岁，回到我的中学时代。我第一次和这个地名接触，不是靠外国地理教科书，而是由莎翁的《威尼斯商人》的剧本。从那时候起，我就想到这个历史上的名城逛个痛快，谁料等到二十多年后的今日才登临这个胜地。

威尼斯别号“水国”，地临海滨，整个城以“之”字的姿态的大运河贯通南北。居民沿河建屋，地平面与水平面相隔不到一二尺，从我们外来的旅客看来，整个城简直浸在水里。市区内没有人力车，没有马车，更没有汽车，家家户户的前后左右都是水，有小型的木船通达运河。由运河到海角，有许多轮渡川流不息地行驶。平均每百尺有一个码头，一左一右，一右一左，交通相当便利。

通心粉吃了几天，一到有鱼虾蟹章的海国，免不了要吃海味。今晚吃了一碟章鱼，清而不淡，浓而不腻，恰到好处。

千古情种的贾宝玉在情场上饱经风霜后，给女人下个定义，说“女人是水做的肉”，这个定义是再正确不过。历来我们形容生活浪漫的女人，说“水性杨花”。以水做肉的女人而有水性，本是天公地道，一点不足为奇。香港人把那些专门招待外国水兵水手的妓女叫做“咸水妹”（handsome maid），这完全是照当地的土话作音译，和原意漠不相干。但是咸水也罢，淡水也罢，翻译者懂得把“水”字用来形容女性，这表明他懂得女性的三昧。威尼斯城的女人生长在水国里，整天被海水、河水、水兵、水手大包围，所以他们的“水”的成分之多，自不必说。今晚我在街上散步，就看见二三成群的女人向男人进攻。这种情形，连淫荡著名的巴黎也少见。

欧洲好比中国，南欧的人好像中国南方的人一样，比较活泼；北欧的人好像中国北方的人一样，比较稳重。这是就他们的优点来说。另一方面，活泼流于浪漫，坚定变成冷酷，中间只隔着一层薄纸。

回到旅店睡觉，沿途遇了不少“拦路鬼”。水使人活泼，也使人浪漫，有利有弊，“观过知仁”，天下事本来如此。

1月6日（星期四）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的过程中，意大利人对于中国的贡献实在不可轻视。第一个详细记载中国情形的，是13世纪跑到中国来做元朝的官吏的马可勃罗。马可勃罗不但是意大利人，而且是威尼斯人。他的残破的故居，就在“马里毕安戏院”（Malibian Teatro）附近。在明清两朝的“耶稣会”的人物中，除罗马人外，威尼斯人一定也占相当数目。海引诱人向外发展，海给人以种种便利。你瞧，世界上大多数的名城哪个不靠近海滨或河边？

上午坐船到运河口的圣马各广场。这个广场比较墨索里尼当年在罗马的一个小洋台上演讲的广场更紧凑，更经济。可惜威尼斯不是政治中心，所以墨索里尼不会利用这个广场作他的宣传根据地。

广场上有几千只白鸽。我对这种又聪明又和蔼的鸽子特别爱好，所以花了一百个里尔买了四包玉蜀米来喂他们。我的两手各拿两包，他们不等我撒东西到地面，赶紧飞到我手上来抢食，弄得我连忙把玉蜀米扔下去。说来很奇怪，鸽子跑到旅客的手上来抢食，但他们不敢跑到两个毫无遮拦的摊子上去尝试。单是这一点可以知道鸽子是多么通达世故人情。

中午韩聆繁君请我吃饭，韩君是纽约华侨，曾在新加坡住过几年，现任美国商船的厨夫。这儿没有中国人，所以昨晚我在咖啡馆和他相见时，大家自然而然地露出同胞之爱。他原籍海南，十几年来因战事关系，先跑到新加坡，后跑到美国，东奔西走，所担任的都是烹调工作。他很想回到海南去奉养老母，可是老母却来信阻止。她的理由是，有钱的回去被打死，没有钱的回去会饿死，因此她宁愿自己牺牲，不愿儿子回家一齐受罪。

他请我到他的船上去参观，并介绍我和另一位华侨认识，这个人名叫林熙德，海南人，现年31岁，说得一口英文。据林君说，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新加坡，大家时常通消息。我问他船上的生活如何，他说工作极轻松，一天有三个钟头就可以应付过去。他和韩君都加入“美国海员协会”（N. M. U.），生活有保障，待遇相当优厚，一个月平均有美金300元。我告诉他们说，目前国内第一流的受薪阶级，一年也得不到美金300元，他们听了，不胜叹息嘘唏。

四时他们开始工作，一个煮菜，一个收拾餐厅，不用半个钟头什么都预备好了。他们留我在船上吃饭，招呼的周到，比较大规模的鸡尾酒会好得多。

晚饭后，林君仍留在船上，韩君和我到圣马各广场参观。晚上的圣马各广场实在美丽，在国内只有西湖的晚景可以和她媲美，庸俗丑恶的香港澳门哪里比得上。

我们在广场上兜了一个圈，便沿河散步回寓。威尼斯的小巷比较苏州还小，两个人对面相逢，差不多要摩肩而过。这些小路好像北平中山公园的走廊，弯来曲去，很有趣味，有的时候走到穷巷，四面都是住宅，只好打回头。我们走了一个多钟头，心里以为已经到了火车站附近，谁料抬头一看，又是圣马各广场。

我们走得相当疲倦，所以仍坐轮渡回去。威尼斯这个水国，一面用长桥把他和大陆联系起来，一面在海上装置电灯柱，灯光红红绿绿，轮渡像穿梭一样进进出出，煞是奇观。

这儿的海港相当深，避风塘的设备也不坏，无怪大型的轮船都停泊在港内。

轮船给威尼斯带来商品，也给威尼斯带来罪恶。是得是失，是利是弊，这只有当地人最明白。但是我爱威尼斯，我永远拥护威尼斯。

1月7日（星期五）

上午在寓整理稿件。中午搭车往米兰（Milan），韩君赶到车站来送行。一面之交的朋友而有这样热情，这完全是华侨的本色。他自己虽然浪迹天涯，但他念念不忘祖国。因为爱祖国，他自然而然地爱护同胞。这种由衷的祖国爱，远非“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贪官污吏所能想象。

傍晚到米兰，下榻于哥伦比亚旅馆。米兰是意大利第一商埠，人口200万，工业发达，商业繁盛，满街霓虹灯照耀得雪亮。初到米兰的人，谁也想不到这是战败国的商场。

意大利的机器，纤巧简便。任何咖啡馆全用机器来炒咖啡，磨咖啡，煮咖啡，而且每个咖啡馆都有不同的式样。我起初怀疑这些东西是从美国输入的，后来才知道这是道地的意大利出品。

在咖啡馆遇着两个印度人，他们先和我招呼。我问他们来做什么，他们说代印度政府购买机器。意大利的机械工业十分发达，普通机器，应有尽有。虽然价钱并不便宜，但交货迅速，给顾客以种种便利。我问他们说印度能不能制造汽车，他们说现有的两家工厂只能做配备工作，印度政府正在努力发展工业，希望三年内能够开始制造。

米兰市内的交通工具，像罗马一样，主要的为电车和汽车，各条路线都按数目字编号，比较罗马更整齐划一。

九时赴米兰最大的歌剧院（Teatro Alla Scala）听音乐。这间戏院是18世纪末年建筑的，战后重加修理，内部布置，华丽舒适，好个贵族气派。戏院作椭圆形，除池座外，楼上有六层包厢，每层有41间，这比较巴黎罗马的歌剧院能够容纳更多的观众。座位全是深红的天鹅绒的沙发，电灯全用雪白的灯罩，五盏一组，宛若梅花，而中央的一组电灯，虽然和巴黎罗马的式样不同，但也别具匠心。

今晚表演的是钢琴独奏，登场者为钢琴专家斯巴诺洛（P. Spagnolo）他是意大利人，现年18岁，但他已经有七年表演的经验。1947年（16岁）他荣膺日内瓦“国际钢琴演奏会”的冠军。他曾到美国和西班牙表演，直至最近才回到意大利。

今晚他所弹的全是音乐大师最得意的歌曲。他演奏两场，上场采用巴赫（G. S. Bach，1685—1750）和贝多芬（L. Beethoven，1770—1827）的歌谱，下场采用勃拉姆斯（J. Brahms，1833—1897）和波兰的萧邦（F. Chopin，1810—1849）的歌谱。学术没有国界，艺术更没有国界，意大利虽以音乐著名，但她对于德国、波兰、奥国的名家的作品仍同样重视。

在演奏的时间，这位青年钢琴家把歌谱记得烂熟，不必一面看，一面弹。他的十个指头像自动的发条一样，在钢琴上跳个不停，和谐清脆，高低轻重，无不合拍。弹到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最精彩的一部分，只有白香山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名句可以形容他的切实的工夫。

池座坐满听众，楼上包厢没有人，这表明单纯的音乐会不如有唱有做有音乐有布景的歌剧那么普遍化。听众有的是年老的教授，有的是年青的学生。据我的估计，今晚的听众中，女性占半数以上。

据说，这位青年钢琴家还会制谱，而且每次表演后，便回到他的故乡拿布尔继续深造。天才和努力，环境和造诣，无处不给音乐家以便利，意大利之所以变成音乐的国家，绝不是偶然的。

1月8日（星期六）

上午十时到米兰的大教堂广场（Plazza Del Duomo）参观。这个广场正面为大教堂，右边为伊曼纽尔市场，中央为气魄雄伟的大纪念碑。这间大教堂是14世纪（1386）建筑的。除正面为罗马式外，全部建筑为哥特式。教堂前部用中国的青铜造的大门，是20世纪初期罗杜维哥教授（Prof. Lodovico）雕刻的。人物花卉，鸟兽虫鱼，个个活灵活现。据说，两边的人像，一个代表旧的，一个代表新的。教堂的内部，像巴黎的圣母堂那么黝黑，不像罗马的圣彼得堂那么光明。微弱的灯光，越显出她的神秘性。

往玛丽教堂参观，这个教堂虽不大，但她内部的雕刻和油画完全出身名家的手笔，尤其教堂右边的静室，里边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真迹。当大战期间，这间屋子的三面墙都被毁，独这幅油画仍留在世间。现在虽加工修理，但油画的外表已经褪色。再过相当时候，这幅不朽的名画恐怕也要消逝了。我在教堂的贩卖处特买两张颜色照片，一张奉赠美术会，一张送给妻子。

做文章难在出题目，绘画雕刻也是如此。人民十九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她的绘画雕刻当然以教主一生的事迹为题材，其中生离死别一幕，又是题材的中心。米开朗基罗的圣母紧抱耶稣的尸体的雕刻，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绘画，就是抓住这个要点。

在《最后的晚餐》里，门徒们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耶稣的安闲镇静，视死如归，正可表现教主和门徒们的道行的高低。

“画鬼容易画人难”，唯其难能，所以可贵。达·芬奇这幅古色古香的宗教画，其实是最近情近理，而作者想象力的丰富，实在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想在这儿多住几天，但这儿生活费贵得可怕，只好匆匆告别。

下午二时四十分搭车去瑞士。在意大利和瑞士的边境，移民局的职员到车上检查护照，海关到车上检查行李。同车有个旅客带了几件新衣料，须纳1800里尔（合美金3元）。不知道是我的运气好呢，还是海关根本看透我是个行囊羞涩的记者，他们始终没有检查我的行李，省得我一些麻烦。

我到斯彼兹（Spiez）暂停，在车站食堂吃晚饭，然后再坐车到“交湖”（Interlaken）。火车在半山上走，遥望湖滨的灯光明灭，自己好像高在云霄。转了一个湾，火车又在山麓上行，山上的积雪被狂风打到玻璃窗，湿湿沙沙，宛若飞沙走石。

十时四十分安抵交湖。今天坐车的时间太长，相当疲倦，所以我一到车站旅店（Bahnhof Hotel）后，即更衣睡觉。

1月9日（星期日）

今天整天下雪。交湖的马路上积雪未融，新雪又堆上去，硬而且滑，步行相当困难。我冒雪上街，猛不提防，摔了一跤，屁股痛得要命。雪越下越大，街上行人绝迹，公共汽车停开，出租汽车又太贵，我只好在旅店附近的两条运河边散步，便跑到咖啡馆去谈天。

交湖是介乎两湖之间，离火车站较近的叫做敦湖（Thun），离火车站较远的叫做布利安湖（Brienz）。这个地方是避暑胜地。每年活动的时期，是从四月中旬开始，到了七八两月是全盛时代。现在时值冬令，游人绝少，第一流的旅馆完全关门，只剩几间二三流的旅馆接待寥寥可数的旅客。这情形和两三个月前我在法国的爱斯丽宾湖所见的极相似。

瑞士这个国家，是世界的乐园。她的人口450万，等于中国百分之一，比我们上海一市的居民还少。她的周围全是强国。她知道偏左偏右，给强国摇旗呐喊，不但无聊，而且太吃亏。因此，在国际关系上，她始终维持中立。这种正确的坚定的路线，给瑞士带来繁荣、安定、富裕、康乐。

生活的自由，湖山的秀美，使全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家、音乐家、革命家都集中到瑞士。英国的吉本、拜伦、雪莱，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巴尔扎克，俄国的巴枯宁、列宁，意大利的加里波的、马志尼，这些人物都在瑞士的湖光山色，水波雪影里找到他们的生命的源泉。

我不会游泳，所以不懂得游泳的好处。至于爬山，我是有相当经验。我觉得爬山不但是最适当的一种运动，而且最能激发人们的思想。你瞧，你爬上一个山峰，又有一个山峰；走过一个峻岭，又有一个峻岭；胜景层出不穷，远山老是引诱你前进。在造物主的面前，你把世俗的傲气完全消除。的确，骄傲由于无知。除却骄傲，虚心学习，这才是进步的出发点。

今天我很想冒雪游山，但是我的雨衣没有带来，同时鞋子早已给雪水湿透，走起路来，实在不舒服。游山不成功，待在静悄悄的交湖也很闷，于是决意坐车到洛桑（Lausanne）。由交湖到洛桑，须在伯尔尼（Berne）换车。我到伯尔尼时，只见车站聚集一千几百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个个穿着厚皮的大衣，头带羊毛帽，脚着平头鞋，手上拿着两块长条的木板和两把手杖。这些人都准备坐车到洛桑附近的山上去滑雪和溜冰。充足的营养和经常的屋外生活，使瑞士人个个身体壮健，精神活泼。我看见他们享受旅行的快乐，回想国内六千万难民深尝逃难的痛苦，心里万分难过。

八时三十五分安抵洛桑，我在外侨旅店（Hotel Etrangers）开好房间，即到附近的一间饭馆吃饭。瑞士人真是懂得享受，每个饭桌上都放一炉子，里边烧着蜡烛，热烘烘的大菜由厨房端到饭厅后，即刻放在蜡烛炉上。顾客夹一点，吃一点，从头热到底，这种吃法，颇有中国的火锅的风味。

在吃饭的时间，乐师奏乐，顾客开始跳舞。起初只有几对男女作交际舞，接着，有个醉眼矇眬的老头子到每张饭台上拉人参加，这样一来，整个饭厅差不多有五分之四的顾客加入，其中有白发的老祖母，有年纪十二三的少年，他们乱跳一场，越跳越高兴。这种狂欢的生活，我们中国的平民实在梦想不到。

1月10日（星期一）

洛桑这个城背靠阿尔卑山麓，面临莱芒湖，马路清洁，房屋整齐，很像地中海北岸的几个名城。

上午十时我到京都旅店第21层去喝咖啡。这间旅店是洛桑最高的建筑物，共22层，楼下和楼顶做咖啡馆，好像上海的国际饭店一样。电梯开到第20层楼为止，第20和21层楼辟为咖啡馆。我往四周一望，全城的景物可以看个梗概。

往几个教堂参观，外表和内容都平淡无奇。看过巴黎和罗马的大教堂后，欧洲的大教堂值得一看的，恐怕只剩了英国。

往洛桑的博物院和图书馆参观。这两个机关算是洛桑大学的产业，附设于大学内。图书馆规模很小，博物馆今天没有开门。

往银行换钱，吃了一点亏。巴黎的美金现钞值钱，“旅行支票”差5％，所以我离开巴黎时只好带美金现钞。今天到银行去换瑞士法郎，现钞只换3法郎又95分钱，而“旅行支票”可换到4法郎又25分钱，损失8％。中午由山上步行到湖滨，在拉伯兹酒店（Rappez）吃饭。和暖的太阳直射到屋内，粼粼的海波也反映到屋内，阳光海景，一览无遗。在这种耐人寻味的环境中，我的食欲增进。吃完饭后，我就在饭店里看书，聪明的侍役跑去做他的事情，让我安闲自在地做我的事情，无忧无虑，宠辱皆忘。我觉得在海角或山头做“灵修”的工作，比较到大教堂去做礼拜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接近自然，自然的影响如时雨春风，能够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者接近人为，人为的效果是矫揉造作，一出大门，所有教条教义都忘记得干干净净。尤其那些庸俗的教士，专门替有钱有势的教友祝福，使人听了恶心。

四时到湖滨散步，阿尔卑山的白雪，莱芒湖的绿水，交相辉映，使人觉得自己变成图画中的人物。那堡垒式的大厦，高耸的塔尖，在寂寞的湖滨欢送夕阳，更显出他们的风韵。湖里的游艇全体休息，他们希望黄金的时代快快降临，使他们以崭新的姿态再出来活动。

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我又搭车到日内瓦。瑞士的火车比较法意两国的火车更舒服，更阔绰。瑞士的二等火车，相当法意的头等，每排只坐三人，一边两位，一边一位，毫无拥挤的毛病。由甲城到乙城，距离既短，交通又便利，所以瑞士的人民能够充分享受旅行的清福。

一到日内瓦，我什么事情也不理，先跑到湖滨去饱餐夜景。我由车站对面的旅店出来，转了一个湾，即到白山大路（Mont Blanc），沿途商店多售卖手表及朱古力糖。这两件东西是瑞士的特产，到瑞士来观光的人，谁都免不了要买些回去馈赠亲友。白山路口紧接湖滨，我横渡白山大桥到对面的公园去走一遭。湖滨大商店一律用霓虹灯的招牌，街道上攘往熙来。七时左右，各商店关门，霓虹灯完全熄灭，只剩雪白的路灯光照耀通衢大道。这儿的治安良好，价值巨万的珍珠宝石都陈列在玻璃窗里，窗外不用铁门，没有人偷，没有人抢。这种成绩绝不是只懂得统制别人，不知道约束自己的“坏政府”所能想象得到。

日内瓦的湖就是莱芒湖，湖作长方形，东边的大城为洛桑，西边为日内瓦。日内瓦在法国隆河的上游，当地政府在湖上建筑几道桥梁和水闸，使湖水的深度达五六米，以便小型的轮船载客兜风。多余的湖水由闸口流到隆河，声如涧水，又像深潭，饶有风趣。

1月11日（星期二）

上午十时搭五号电车往国际劳工局访旧友朱家让兄。多年隔别，大家都互相悬念。他告诉我说日前在某杂志上看见我在巴黎的相片，特地写信到巴黎去打听，谁料回信没有收到，本人已到了。

国际劳工局是个有历史有成绩的一个国际机关，职员三百多人，现任理事长为美国某次长。我们中国人在这机关服务的有五位。

蒙家让兄引导参观。这间大厦的楼下为会场，楼上为图书馆及办公室。会场的规模小，唯座位作半圆形，类似欧洲各国的议会。据说，全体大会照例是借用联合国的会场，这儿只用来开理事会。图书馆的藏书虽不多，但是关于劳动问题的书籍却大量搜罗，尤其本机关所出版的刊物，一一装成合订本，参考十分便利，各种文献主要的限于英法两种文字，其他文字的书籍不多。

办公室的外表略似旅店的房间，门外没有招牌标志。每间办公室都有电话，楼下有传达处，来宾访问传达处便打电话通知。

女打字员有几十人。她们分占几间办公室，所有墙壁全用玻璃，管理员一览无遗，谁也无法偷懒，同时音浪隔开，不像工厂那样吵闹，使工作效能增加。这是科学管理的一个实例。

欧洲的人力缺乏，所以国际劳工局的职员，对于人力、职业，和移民的问题颇用心研究。

事情竟矛盾到这地步，欧洲这样重视物资和人力，但我们中国人把钞票当燃料，大学教授忙着挑水和买米，把应做的工作完全搁置下来，这种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午后二时往见市政府秘书长凯塞（Kaeser）。我问他找些资料，在五分钟内，他的两位助手亲自给我送来六本书。我问他参观表厂的手续，在两分钟内，他的助理就给我送来一张介绍片，上书两间表厂的招牌和地址。我夸奖瑞士人的效率高，他很坦白地说：“这已经变成习惯了。”

往华楚郎·君士坦丁（Vacheron & Constantin）表厂参观。这间表厂就在湖滨，是1785年创办的，现在已经有164年的历史。瑞士的著名表厂，像北平的同仁堂，杭州的张小泉一样，是祖传的手工业，不但各公司有不同的式样，甚至一间公司的工作人员每个都有自制或自置的工具。这间公司有两个工厂，一个在效外，工人800名，一个就在这儿，工人100多名。我们先到楼下的后边看制造表壳和工具的机器，这机器的压力15吨，把纯净坚硬的钢压成各种模型，丝毫不差。钢铁本来是坚硬的，可是它一遇巨大的压力，居然变成棉花那么软。我又看见利锯把钢管锯成一段一段，很快就成功，用不着工人费力。

二楼三楼都是配备的工作。每间房有一个工头，他把每个表所需的材料分散给各工人，让他们去配备，这间表厂的工人每次领到六只表的材料，其他表厂或多或少不一定。工人把六只表的机器放在桌上，有的专门装发条，有的专门装表针，有的专门灌油，单是油就有稀薄浓厚好几种，而灌油的针嘴比较绣花针还小。

这间公司所用的种种机器和工具都是自制的，独游丝和发条是由另一家公司买来的。据说，那公司对于制造发条的工作有祖传秘方，不肯示人，因此，谁都要向他买发条。最小的发条比较头发细得多。我看见一个女工把一个标准的发条放在玻璃的仪器下边，然后把每个表所需要的发条放在上边，看看上边的发条旋转的速率是否和下边的相等。假如合这标准，那么这种工作便告一段落，假如不合标准，那么发条须剪短，或者再换一个较长的新发条。

跑到四楼五楼，我看见制造最贵族的表的工场。有的表扁得只剩我们普通手表的一半厚，它的别号叫做“扁表”，这是穿夜礼服时带的。有的表小得几乎看不见，它镶嵌在金镯子里，只算镯子的一环。

最后的步骤，是把已经完全造好的表先放在冷藏室里，然后放在高度的电力下，看看温度的高低对于表的速率有无影响，经过相当调整后，便大功告成。

制表的工人，除极少数年青的女工外，多半都是中年以上的人，其中有个工人曾在这间工厂服务52年，现年70多岁，得过不少奖章。我和他谈天时，他很高兴地把他的褒奖状一一展开给我看。我赞美他以毕生的心血换来的光荣的地位，他很和蔼地报以会心的微笑。

关于表的价钱，今天我也作个调查。普通一个手表，它的价钱是从美金20元到200元。各种不同价钱的手表的关键，不在内部而在外观。例如一个钢壳的手表值20元，换了金壳便值60元，金壳上再用钻石来点缀，那价值就在200元以上。一个人有特长便可名家，同样的，一个国家有个特产，也可闻名世界。提到瑞士，谁不会联想到她的表。

1月12日（星期三）

日内瓦整个城可以说是大公园。自然的环境，加上人工的修饰，使整个城市美化了。她的山由近到远，由青到白；她的水由浅到深，由蓝到绿。她的交通方便，使游子可以随时眺水观山。她的奇花异草，丛林杂树，既可给植物专家以研究的资料，又可供普通旅客以鉴赏的对象。湖滨右边的“小休公园”（Parc Mon Repose）、慕尼公园（Parc Moynier）的美丽固不必说，而联合国和国际劳工局这两个大机关各有大公园和大花园给人游息。湖滨右边，无论码头或活水公园（Park Eaux-Vives）都能够引人入胜。无怪大诗人拜伦倦游之后，给日内瓦湖唱出美妙的诗歌：

息影湖滨的游子啊，你们幸福几生修；

久别重回的过客啊，你们幸福几生修！

湖心有几个沙滩，沙滩的周围有铁网，里边养着十几只又肥又大的白鹅。我看“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的鹅儿很优游自在地在湖里过活，它们一定会笑许多旅客无事忙。然而最得意的还是水鸟，它们在天能飞，在水能游，它们兼有鸽子和鹅儿的优点，虽然它们的丑恶和沉重的音调使人看了讨厌。

在巴黎和威尼斯的广场上，鸽子布满空地；在日内瓦的湖滨，水鸟也很吃香。因为它们有两栖的本领，无论在天空或水面都有生存的机会，所以它们不问人家欢迎不欢迎，自动地成群结队到这儿来觅食。今天我看见许多鬓发斑白的老公公拿了一提包一提包食品到湖滨来喂水鸟。他们把食物抛上天空，水鸟便以篮球圣手投篮的姿势，一一中的。水鸟眼明、翼长、嘴尖、喉大，吃完一块再来拿一块。我看它们旋转的迅速，扑食的准确，心里非常羡慕。偶尔扑了一个空，食品掉在水里，它们更以闪电的姿态来个“俯冲”，非把食物找出来不止。

日内瓦的好处可以用“城市山林”四字来形容。她有一切近代化的城市的便利，她也有中古的乡村的幽静。她有水门汀建筑的大厦，她也有古色古香的木屋。假如你跑到她的大教堂的钟楼去参观日内瓦全景，你一定证明我的话没有大错误。

谈到日内瓦的大教堂，我不能不歌颂她几句。她的建筑虽然不如罗马巴黎的大教堂那么雄伟，可是她的钟声却把我迷住。她的钟楼里不只有一个钟，而是有好几个钟，到了鸣钟的时候，周围的小钟先来个高低疾徐的音乐，又清脆，又和谐，周而复始地奏了几趟，然后当中的大钟正正经经地敲了几下，报告钟点的确数。我觉得这种设计，与瑞士的闹钟很有关系，因为我昨天所见的闹钟，不是发着单调的杂乱的声音，而是很调和地奏着音乐，使人慢慢地从甜蜜的梦里醒来。像这种讲究生活的艺术的国家，世界上究竟不多。因此，没有到瑞士的人，谁都想到瑞士，已经到过的人，谁也想重温旧梦。

1月13日（星期四）

昨天蒙朱家让兄热诚招待，临行又蒙他亲送上车，感甚！

在日内瓦的火车站里，瑞士和法国的海关联合办公，中间只隔了一扇门，海关办事敏捷，对于旅客没有什么骚扰，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

火车于十时三十分钟开行，到今天早晨八时三十分才安抵巴黎。巴黎给浓雾弄得愁眉不展，比起阳光充足的地中海北岸的尼斯、蒙特卡罗，意大利的威尼斯，瑞士的洛桑，这儿似乎太苍老了。

八时三十分抵东方饭店，仍寓第十号房间。饭店老板给我一大堆信件和电报，除妻子给我四封信外，还收到南京、上海、香港、西贡、新加坡、伦敦等地的友人的信札。南京的朋友说：“政府已至不能战的地步。”上海的朋友说：“和平如能实现，国事尚有可为，否则国家个人皆无活路。”伦敦的朋友希望我早日赴英，香港和南洋的朋友语多劝勉，鼓励我多多写作。唐诗“海内存知己”的“存”字，从前不大明白，现在可明白了。

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送我一部《商业资本主义》（Business and Capitalism），书中引用我的旧作一篇。这书是改订第二版，装璜比较初版漂亮得多。他希望我早日到美国，我希望明后年能成行。

1月14日（星期五）

“文艺复兴”导源于意大利，传播于德国、法国、西班牙，波及于英国与荷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四五百年，但“文艺复兴”的流风余韵仍支配于欧洲，甚至全球。

“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辞，本来带着“再生”（Rebirth）的味儿，但它的正确的意义是指“重新学习”（Revival of learning）。原来中古时代的欧洲，教会支配一切。教会与宫廷朋比为奸，它们不但垄断全国的富源，甚至人类的精神粮食，也受教会的操纵。教士们研究的范围那么窄，眼光那么浅，胸怀又那么小，凡是持相反的理论的人都以“异教徒”的罪名，置之于死地，连辩论的机会也不可多得。史家把这时代叫做“黑暗时代”（Dark ages），这一点也没有夸张。

“黑夜漫漫何时旦？”这已经变成开明人士普遍的心情。意大利位于碧绿的地中海之滨，水光山色，春雨秋风，无时无地不会启发人们的思想。凑巧那时意大利出了几个大哲人，如但丁（Dante）、彼特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维兰尼（Villani），他们有的用诗篇，有的用散文来表现他们的主张。不到几十年工夫，便酝酿为“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特别提出两个目标：（一）尊重人道，（二）崇尚自然。这问题相当复杂，须稍加解释。

在教会的统治下，人们不是憧憬不能再得的过去，便是期待虚无缥缈的将来，把此时此地的问题反而忽略了。人道主义者教人尊重人性，发挥人类的本能。他们以“重新学习”的方法研究希伯来、希腊、罗马的经典和稿本，同时借经典和稿本的媒介，扩大自己的知识的领域，加强自信心。过去他们读书，好像雾里看花，不求甚解，现在他们穷源究流，触类旁通，不但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过去他们的精神随便浪费，现在他们得聚精会神，发展自己的特长。过去读书是少数人的专利，现在读书是社会普遍的风气。在良好的读书环境下，精力充沛的青年个个都想有所表现。加以印刷术天天进步，书籍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一个人如想在学术上政治上有所发展，除真才实学外，没有第二条路。

宗教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整个大自然才是人类最优良的学校，最得力的教师。“久在樊笼里，得复返自然。”陶渊明这两句诗，颇能道出文艺复兴时代的一般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心情。在题材上，他们要向自然搜寻；在造诣上，他们要超越古代圣贤。这种高尚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终于使他们造成划时代的成绩。

当中古时代，一般读书人喜欢拉丁文，可是他们多数是食古不化，同时用一千多年前的古文来表达现代的思想情感，多少是隔靴搔痒，不够迫真。针对这些困难，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主张运用现代语来写作。在古籍的探讨上，他们比较前人更深入，更有彻底的了解；在著作的表现上，他们别开生面，胆敢运用现代语，发挥个人悲欢离合的感情，唯心唯物的思想。这样一来，著作的内容更切实，文字更畅达，深入浅出，吐出文学上灿烂的奇葩。

在艺术上，文艺复兴时代的“重新学习”的发难者为雕刻家，接踵而来的为画师及建筑家。他们重新研究希腊罗马的大理石的雕刻，把握古代巨匠的手法，参透现代的生活。由于适当的配合，他们的视野扩大，题材增加。他们注意大自然，他们研究裸体美。他们注意创造，反对模仿。他们虽取法于古人，但是绝不做古人的奴隶或应声虫。这样一来，他们才有大成就。

据我们的看法，文艺复兴时代最大的成就是批评精神。在中古时代，人们研究古书，生吞活剥，不求甚解，薰莸杂处，美丑不分。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知道褒贬善恶的工作是十分重要。在波利提恩（Poiltian）的指导下，大家开始批评“罗马法”。接着，又有人批评教会的传统，史料的真伪。这种批评史料的精神，使史学变成一门新科学，其中功绩最大的，应推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他一方面承认历史可按照固定的原则来写，同时加些个人的戏剧性的插曲；一方面要分析政治制度，研究行动的动机，以及探讨各种行为的成败利钝的原因。事实上，只有严厉的批评，再批评，甚至自我批评，才可促进学术的进步。

要了解欧洲近代文明，须把握文艺复兴的精神；要研究欧洲的艺术和文学，尤其需要抓紧文艺复兴的精神。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欧洲，我们觉得文艺复兴更有切实的意义，为的是文艺复兴与五四运动，正是后先辉映，殊途同归。

1月15日（星期六）

专精一艺不易，兼通数艺更难；搞艺术的人多不懂科学，懂科学的人不见得会搞艺术。“才难！才难！”多才多艺的大人物，一个国家找不出几个人。这种人的成就，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们简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

意大利的达·芬奇（Leonarbo Da Vinci）就是极少数多才多艺的大人物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

1452年4月15日，达·芬奇生长于意大利塔斯干尼省（Tuscany）亚诺河流域的文兹村。他的父亲是个律师，母亲是个贞淑秀丽的农家妇女。他本性倾向大自然，爱好露天生活。由于经常接近自然，所以他能够探天地之秘密，窥宇宙的奥妙。他注意葡萄的生产，研究水利的难题。至于鸢飞厉天，马跃平原，江头雾散，山边日落等景象，他都一一究心。这种以大自然为学校的实地考察，使他的想象力日益丰富。

1469年（17岁），他随父亲搬家到佛罗伦萨，天才洋溢的少年，到了艺术气氛十分浓厚的佛罗伦萨，无时无地没有可以供他学习的资料。

有一天，他的父亲和一位朋友维洛契乌（Verrochio）讨论他的前途。他的父亲本来希望他继承律师的职业，不过他的个性既不宜经商，又不宜治学，独喜绘画和音乐。维洛契乌一看他的作品，不禁瞠目结舌，惊叹为不世出的奇才。“因为他不但会画，而且会观察！不但会观察，而且会运用理知！不但会运用理知，而且懂得把理知渗透于绘画中。”维洛契乌这几句赞美词，充分证明他赏识少年达·芬奇的天才，于是收他为学生，施以基本训练。从1470年至1477的七年间，师生寸步不离，因此，达·芬奇得尽通绘画的原理和方法。

1477至1482那五年间，达·芬奇又拜伟大的罗兰兹（Lorenjo the Magnificent）为师。罗兰兹先试一试他对艺术的决心，特意问他几个问题。

罗问：“你的过去的老师告诉我，你选定艺术这么困难的门路，不走经商那么容易的路。”

达答：“是的，先生。”

罗问：“你知道艺术是个非常苛刻的主妇么？除非你把整个时间和全副精神贡献给她，她将会嘲弄你。”

达答：“是的，先生。”

达·芬奇答问时，并不明了罗兰兹的用意，因为他的性情接近绘画，他觉得他的工作是一种休息，而非苦工。

达·芬奇把“配景法”（perspective）当做构图的基础，同时把这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构图之所以能够达到统一性，主要的是这原因。

在本能上，他是个艺术家；在理智上，他是个数学家。他一选定题材后，便开始估计、衡量、推论，非把他的意思达到最正确的程度不止。在“合点”（vanishing point）上，他画几条配景线，其中须包括一个90度正角。在这90度正角里，他把主要的人物画在这儿。他懂得数学的正确性，他尤其明了内心的感情。既得形似，又能传神，每划笔都有意义，都有力量，加一笔太多，减一笔太少，画师有这种造诣，可以说是巧夺天工。

他的性情那么接近自然，但他又那么好学。他用心研究数学、解剖学、生物学、天文学、气象学。他说：“与其模仿近代人的作品，不如效法古代人的作品。”他注意人体、关心动作，一有心得，便作笔记或速写，然后继续研究参考，以便达到尽美至善的地步。

佛罗伦萨这个城，地方小，人才多。观摩研究的机会固然有的是，但是谋生可困难。在佛罗伦萨受过基本训练的人，迟早要离开此地，就食于四方。我们这位多才多艺的大师，当他的造诣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便离开佛罗伦萨，跑到米兰。在米兰一住18年（1482—1500），这一段时间，是他个人生命史的黄金时代，精力充沛，佳作层出不穷。接着，他漫游各地，但他念念不忘米兰的宁静舒适的生活。

1512年（60岁），他搬到罗马，在罗马住了两年，又应法国皇帝法兰西一世之邀，前往巴黎。那时，他名满天下，法皇对他优礼有加。直至1519年，才在安博尔（Amboise）附近的一间别墅逝世，享年67岁。

现在让我们来介绍两三幅画。

第一幅是《蒙娜丽莎像》（Monna Lisa Gherardini）。这个少妇是法兰西斯哥（Francisco del Gioconba）的第三姨太太，她的别号是“拉左龚”（La Joconbe），普通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就把这幅画叫做“拉左龚”。

这幅画是个巨型的半身像，77厘米高，53厘米宽。光线是从上边射下来。脸部稍为向左。她是坐在安乐椅上，两手交叉地按在椅子的一边扶手。头发红里带棕，面纱直垂两肩。眼睛是棕色的，视线稍为偏右。嘴唇作微笑状，而这种会心的微笑，正是大艺术家的大手笔下所透露出来的风韵。

少妇着绿色的衣服，微露雪白的胸脯。袖子是半透明的黄色的轻纱。左肩披着一个围巾。背景有青山绿水，浮云远树，急湍平湖，小桥朱栏。

这幅画是1500年绘成的，法皇以24000法郎的代价购得。原先是陈列于枫丹白露，后来又移往凡尔赛宫。到了罗浮宫博物院落成后，才珍藏于博物院。1910年，被意大利的瓷器上釉的工人偷去，两年之后，在佛罗伦萨发现，于是又物归原主。

在《最优秀的画师、雕刻家、建筑家》一书里，作者华萨里（G. Vasari）说：“谁想学习绘画是模仿自然到极致，必须研究这个头。这与其说是人工，不如说是天工。这无疑地是栩栩欲生的希有的东西，等于自然的化身。”

第二幅画是《岩下的圣母》（Virgin of the Rocks）。这幅画是最调和，最自然，最精纯。达·芬奇的第一个冲动是创造，第二个冲动是理知。当他一运用理知的时候，他马上要更改他的速写，把曲线弄得更均匀，把构图弄得更适合几何学，而每个人物的动作更要细心考虑后才可下笔。天真烂漫，庄穆和谐，这简直是一首抒情诗。

第三幅是《最后的晚餐》。这幅画是达·芬奇的想象力发展到最高峰。坐在正中的耶酥基督的首部和双手，刚好成为一个等边三角形。十二个门徒分为四组，每组三人，但在座的人的眼光都注射到耶稣的脸部。记得我到米兰参观这幅画的真迹时，足足端详了一个钟头。这幅画感人之深，比较普通牧师神父一万篇演讲还厉害。

的确，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史上的时代。在这大时代里，只有多才多艺的圣人如达·芬奇才可负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论籍贯，他是意大利人；在贡献和影响上，他早已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了。

1月16日（星期日）

今天穷一日之力读完罗曼·罗兰的大著《米开朗基罗传》（Life of Michaelango）。罗曼·罗兰以生花的妙笔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雕刻圣手立传，既迫真，又有趣味，的是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

米开朗基罗（1475年3月6日生，1564年2月18日卒）是佛罗伦萨人，6岁没有母亲。他一到学校，便用全部时间学习绘画。13岁开始给当地一个有名的画师做学徒，不久之后，便改习雕刻。他爱读但丁的作品，同时代人对于但丁的了解很少有他那么深刻。他的家累很重，重到他愿意卖给人家做奴隶，以便换回相当的代价，寄回家庭。

26岁那年回到故乡，他把一块抛弃荒郊的大理石刻成大卫的像，从此便名满天下。

他和他的同乡达·芬奇、拉斐尔三人算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苑三杰，可是赋性高傲的他和那两位都合不来。

达·芬奇长得亭亭玉立，服装很漂亮。有一天，达·芬奇和一个朋友在路上散步，走到圣三一堂附近，他们看见许多人正在讨论但丁的一句诗。他们要求达·芬奇代为解释。凑巧那时米开朗基罗也经过这地方，达·芬奇便对众人说米开朗基罗可以说明。米开朗基罗认为达·芬奇有意讥笑他，于是反唇相讥地说道：“请你自己去解释罢，你制造铜马不成功，亏你还有脸皮说话。”说完，扬长而去，达·芬奇的脸红得像火鸡一样，但是米开朗基罗还不满足，他大声嚷道：“只有米兰的贼徒们才认为你对这种工作胜任。”

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作风不同，“文人相轻”，有时难免流于轻薄。

但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对立却由于利害关系。自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后，拉斐尔坐稳罗马艺坛的第一把交椅，同时教皇李奥十世（Leo X）又喜欢他，一切重要工程都由他一手包办。米开朗基罗这一气非同小可，他到处写信和朋友商量，然而教皇的权威谁也不敢侵犯，他只好暗中叫苦。

1525年，他曾写一封信描写自己的情绪。他说：“忧愁也许对我有大影响……。一个人不能够手做一件事情，心想另一件事情，尤其雕刻。他们说，这是用来刺激我；但是我抗议刺激不是个好东西，有时还会发生相反的结果。自上次收到津贴后，已经有一年多未见分文。因此，我要和贫穷奋斗。在艰难困苦中，我是孤立无援，而我的许多困难问题会侵占我的艺术工作。我的腰包不硬，使我不能请人帮忙。”

1534年他回到罗马，一住30年，再也没有离开。在过去21年间，他为着衣食和政治问题到处奔走，一切作品都没有完成。现在健康不佳，精力枯竭，对于艺术和祖国的信念也发生动摇。父亲弃养，兄弟辞尘，人生至此，天道宁论？我们的天才艺术家真是不幸透了。

在穷途末路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忽然又有一线生机，好像大地春回，草木萌芽一样。他忘记个人不幸的遭遇，以全副精力爱护贫民弱者，同时对宗教也发生热烈的信念。这种生命的转机，是和卡发里尔利（T. Cavalieri）的友谊很有关系。

一个忠实于艺术和学术的天才，他的抱负高，志趣大，曲高和寡，知音十分难得。在这茫茫尘海中，偶尔找到一个知已，怎能不使人兴奋。我们只看卡发里尔利第一次给米开朗基罗的回信，便知他是多么佩服米开朗基罗：

顷接惠书，喜出望外，我之所以说“望外”，因为我自问没有资格和你通信。……你的天才，虽不敢说空前绝后，至少是当代无敌……我对任何人的钟爱比不上你，我对任何人的友谊的珍惜也赶不上你……今后如有用仆之处，当竭尽驽钝，为公驰驱。

米开朗基罗晚年受这位朋友的影响独多，有些重要作品都受他的怂恿才底于成。

米开朗基罗不但是个大雕刻家，而且是个有名的诗人，我们看他的抒情诗，便知他的想象力是多么强：

借你的漂亮的眼睛，我才能看见光辉，因为我的盲目早已看不见了。借你的双足，我才能荷重负，因为我的跛足早已不能支持了。借你的心灵，我如升青天。我的意志集中于你的意志，我的思想长成于你的心坎里，我的语言透露于你的呼吸中。我好像月亮，但是，只要阳光遍地，我是黯然失色。

人类的健康美，只有裸体才能够充分表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亚当与夏娃》《胜利者》都是有血肉、有筋骨、有神韵的作品，世俗的人不察，开口说他“失体统”，这算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例如教皇派他的亲信毕亚枝奥（Biagio）去看他工作，回来说道：“这种地方放了那么多裸体的东西，未免有失体统，他的画挂在洗澡间或旅店比较放在教堂更为恰当。”

一个纵横捭阖的外交家，只要舌头还在，他还有献身的机会，同样的，一个驰骋艺苑的艺术家只要腕力未衰，他也能够有所表现。米开朗基罗备受世人的诬蔑、讥笑、压迫，他总是漠然处之，到了1547年（72岁）他居然奉命为圣彼得教堂的监督兼工程师，一生的苦工夫，现在才可尽量发挥。然而万方多难，贫病夹攻，他的理想的大工程，到逝世前还未完成一半。

从艺术史的观点看来，米开朗基罗30岁前的几种雕刻已经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30以后至89岁以前的五六十年间的成绩好像锦上添花。不过天分高，精力富，想象力强的米开朗基罗，绝不以眼前的造诣自满，他要和历史上的大人物一决雌雄，稍负时誉的人全不在他的心目中。因为自负这么高，所以他时常发奋忘食。除忠实工作外，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第二件事情值得留恋。

这部传记对于米开朗基罗的性格的描写可以说是够深刻。作者时常引用米开朗基罗的信札和诗歌来证明，不过那些文件都是意大利文，我看不懂。

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已经译成中文，我希望国内的艺坛巨子，学术先进也能够把这部《米开朗基罗传》流传中土，增加国人研究雕刻绘画的兴趣。

1月17日（星期一）

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艺坛三杰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我们对于前二人已经有相当认识，现在须略述拉斐尔的成就。

拉斐尔（Sanzio Raphael）于1483年生长于厄宾诺城（Urbino）。他的父亲是个画师。他8岁丧母，11岁丧父，伶仃孤苦，至于成人，但他的父亲所给他的影响是既大且深。

1499年（17岁），他拜彼鲁齐亚（Perugia）为师。他虚心研究，尽通所学，到了第二年，他已经能够独树一帜，从事独立的作品。

1504年（21岁），他到了佛罗伦萨，一住四年。在这期间，他的艺术突飞猛进。他向米开朗基罗学习人体构造的技巧，他从达·芬奇处学到巧妙的造型及温柔的表情的方法。此外，他与建筑家巴邱（Baccio d'Agnolo）过往甚密。巴邱的家里是佛罗伦萨的艺人经常聚会的地方，通过巴邱的关系，他能够结交一切优秀的艺人。师友挟持，自己又加倍用功，所以他在佛罗伦萨的短短几年间的逗留，给他奠定艺坛的基础。

据说，在佛罗伦萨的期间，他对于人体的研究的确下过苦工夫。他不但注意裸体的模型，而且从事死尸的解剖，骸骨的分析等工作。这些独到的心得对他未来的造诣很有关系。

1508年（25岁），他在佛罗伦萨画了几幅得意的作品。那年9月，他应布拉曼（Bramante）之邀，跑到罗马。布拉曼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由他的热情的介绍，得识教廷与宫廷的最高权威。那时教皇酷爱艺术，吸收了不少第一流人才，在人才济济的罗马城中，这位后起之秀，好像蛟龙得云雨那样，一跃而为艺坛的领袖。

在罗马期间，他从事壁画的绘描。在宗教的情绪上，他保留佛罗伦萨初期的神圣的特点，颜色上爱用金黄和银白；在装饰的计划上，他似乎是受镶嵌细工的暗示，而他的题材主要的是宗教，“愿荣耀归着上帝”。

他的技巧的成熟，表情的迫真，笔锋的遒劲，在那些壁画里完全表现出来。

1514年（31岁）3月，当他的至友布拉曼逝世之前，他被推荐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到了8月，他才就职。大教堂的建筑计划进展得很慢，所以在设计上，他没有留下很多成绩。他还继续完成布拉曼的另一项工程，即梵蒂岗圣达马斯内院（Cortile Di S. Damaso）的浮雕和壁画，这种工作是在他的指导下，由他的门徒协助成功。此外，他曾给罗马好几间小教堂设计，一点一滴，都独具匠心。

他有许多图案，是由他自己打个草稿，由他的门徒雷蒙第（M. Raimondi）雕刻成功。从前他的老师彼鲁齐亚的作品里有他的手笔，现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有学生的贡献，师承有自，火尽薪传，这倒是艺坛的佳话。

现在让我们来介绍两幅画。

第一幅是《耶稣的埋葬》，这幅画是他替某夫人作的。某夫人有个漂亮而勇敢的儿子被敌人杀掉，所以特地请他画这幅画作纪念。据说，这幅画的结构，使他绞尽脑汁，图案一连换了好几次。的确，死生问题是个大关头，尤其最后入土这一幕，好像婴儿刚呱呱坠地那一幕一样，情绪是最紧张。我们这位大画师，最懂得画圣婴，同时他也能够了解最后一刹那的惨状。知生知死，通达物理人情。因此，他的画像外形酷似，内心的表情也和盘托出。绘画达到这阶段，可以说是“神乎技矣”！

第二幅是《基督化身》（Transfiguration）。1519年，枢机主教准备给拿邦（Narbonne）的大教堂的祭坛找两幅画。他请拉斐尔画一幅，同时又请拉斐尔的劲敌西巴斯提安诺（Sebastiano）画一幅。后者的题材为“拉札路复活”（Resurrection of Lazarus）。拉斐尔原拟画一幅“耶稣的复活”，以便凑成一对。可是他不久便改变题材，专画“基督化身”。当1520年，他突然长逝的时候，这幅画还没有完全竣事。因为这幅画是他最后的手笔，价值连城，所以枢机主教不便把它运到拿邦。后来几经易主，到如今，这幅名画仍悬挂于梵蒂岗。

老实说，拉斐尔的画，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那样，实在美不胜收。我们在短短的篇幅里略提两三幅，难免挂一漏万之诮。好在大师的作品，不同凡响，一鳞一爪，都可以表现他的卓越的天才。

我们须记住，拉斐尔死时，年仅37岁。普通人这么年青，多是湮默无闻，而我们的大师，却在人文荟萃，艺术气氛最浓厚的罗马城高踞宝座，这才是难能可贵。

据艺术批评家的意见，拉斐尔之死，是死得其时。因为当他逝世前，他的成绩已经达到最高的水准。假如他再活下去，他除多培养几个高足外，他本身恐难有更大的贡献。

诗人华兹华斯（W. Wordsworth）得享高寿，而拜伦和雪莱却不能尽享天年。画师米开朗基罗和大卫是老当益壮，而拉斐尔和凡高都是在三十七八岁的壮年逝世。可见寿命修短虽有数，但成功的大小，全看个人的天才和努力，及环境的是否顺利而定。一个没有天才而又不肯努力的人，再加上环境的折磨，虽活到一百岁恐怕也没有多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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