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像欧洲纪行之二——《地中海之滨》——是以法国南部的碧绿的海滨的大城，意大利的艺术的发源地，瑞士的湖光山色作背景一样，这部欧洲纪行之三——《大西洋一角》——是专门纪载作者在英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卢森堡等国旅行时的见闻。
三百年来英国是欧洲的政治经济的中心，无论文学、哲学、史学、自然科学，甚至应用科学，英国都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英国人做事，从远处着眼，从近处着手，深谋远虑，脚踏实地。他们能够尊重光荣的历史传统，同时又能够吸收他人的特长来弥补自己的缺陷。浓厚的自尊心和隽永的幽默感，造成安定的社会秩序；有了安定的社会秩序作基础，一个国家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够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由这个角度去看英国，谁都觉得英国有许多地方供我们学习。代议制度的堡垒的国会，庋藏丰富的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和动物园，精神教育的摇篮的威斯敏斯特寺，言论自由的象征的海德公园，导师制度卓著成绩的牛津剑桥等大学，物美价廉的舰队街的报纸……凡此种种，无一不是造就人才的温床。
除英国外，荷兰的水利，丹麦的合作社，比利时的工业，都可供我们借镜。这些小国之所以能够屹立天地，主要的是靠它们所产生的特出的人才。
1月24日（星期一）
早起，收拾行装，预备去伦敦。
十一时，王麟曾、谭荣泰二兄来送行。我雇了一辆汽车赶到巴黎北站，由侍役招待上车。这是由巴黎到伦敦的特别快车，别号“金箭牌”，速率高，设备好，虽然收费比较其他火车稍为多些。
十二时十五分钟开车，七个多钟头的行程很愉快地过去。途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英伦海峡。在航空时代没有降临之前，英国是海上霸王，这个英伦海峡把她和欧洲大陆隔开。她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大陆上的战争。假如不参加，她简直是隔岸观火；假如参加，她还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甚至希特勒全盛时代，德国的飞机日夜不断地轰炸英伦，但英伦海峡的怒涛仍使德国的海军无法前进。任何英国人一谈到英伦海峡，总觉得这是个“天堑”，可以加强他们的安全。
今天风平浪静，由法国加来到英国多佛的渡船十分平稳。英国移民局在船上检查护照，手续简单敏捷。我这次是到欧洲各国去花钱，不是去赚钱，所以移民局的职员对我总算是相当客气。
下午七时三十分（伦敦的时间晚了一点钟），安抵维多利亚车站，王家松兄亲自驾车来接，并招待我到他的府上休息，感甚！感甚！
伦敦这城真大，由市中心区到近郊，足足走了一个钟头。伦敦的建筑不如巴黎那么整齐，街道不如巴黎那么大，但车辆的数目比较巴黎更多，车辆的坐位比较巴黎更舒适。除地下车和火车外，这儿的电车和公共汽车都是两层。“条条路通罗马”，由四面八方来的电车和公共汽车总要经过维多利亚桥畔。由维多利亚桥畔换车或步行，很快可以达到市中心区的目的地。这么大的城，这么多的人口，幸亏有健全而又繁密的交通网把各地沟通起来。假如交通发生问题，那么这个大城及其居民的一切活动恐怕都要停止了。
自工党政府执政以来，英国实行“不流血的革命”，日常用品的价格天天减低，使一般平民衣食无忧；但是奢侈品的税收却天天增加，使富人多负担一点政府的经费。同样的，公立学校完全免费，但是私立学校的学费却尽量提高。
家松兄的府上雇了一个女佣，每天工作两个钟头，报酬五先令。他的女佣自置一层楼房，里边有地毯、有钢琴、有收音机，儿子已经读完高中。这种女佣的生活水准之高，简直使国内的大学教授羡慕不置。
英国的公务员的报酬并不比工人高，同时他们无法舞弊，而且不愿意舞弊，所以他们只好谢绝一切无谓的应酬。据说，你请英国的公务员喝一杯咖啡或一杯啤酒，他们很高兴，但是，假如你请他们吃大菜，他们倒感觉头痛。原因是，公务员的收入有限，简单的酬酢他们还可以应付；大规模的应酬，他们实在吃不消。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多洁身自好，不愿意因一时口腹的快意，致冒贪污的罪名。
英国的文化高，治安好，一般社会生活非常安定。只要第三次大战不致爆发，我相信在五年之内，英国大可以恢复战前的繁荣。
人家的社会革命，需要很多人流血；英国人的社会革命，不需要任何人流血。这正是英国人的绝顶聪明的地方。
1月25日（星期二）
当神权全盛时代，宗教与政治不但分不开，而且教会就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源泉。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寺（Westminster Abbey），像欧洲各国的大教堂一样，是皇帝受洗礼、结婚、加冕的所在，万民景仰，中外共瞻，的是市民生活的中心。
罗马和巴黎，都有国葬院（Pantheon），但伦敦的国葬院却设在威斯敏斯特寺里边。从皇帝到大政治家，从诗人到大文豪，在英国历史上有数的人物，多半长眠于威斯敏斯特寺，虽然英国的灵魂——莎士比亚——还是静悄悄地躺在他的故乡。
据历史的传说，远在1300年前，威斯敏斯特寺这个地方，原来是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小岛。一天晚上，有个旅客叫渔夫把他从泰晤士河南岸横渡到北岸。旅客下船时，渔夫看见他跑到这座新教堂，突然间，一道霞光，把天空照耀得通红，同时，天使的歌声响彻云霄，教堂的围墙有人撒着圣油圣水。渔夫目睹这情形，惊异不置，他静待旅客回船，可是这旅客宣称自己即“圣彼得”，今天特来举行奠基礼。为酬报渔夫的善意起见，圣彼得祝他每天都能够捕到很多鱼，只要他愿意把每天的鱼呈献十分之一给这座新教堂，同时答应星期日不捕鱼。
那时的伦敦城小得可怜，威斯敏斯特寺的地址已算是郊外。爱德华忏悔王（Edward the Confessor）的行宫既然也在郊外，所以他毫不犹夷地把威斯敏斯特寺这个地点拿来做他的教堂。这样一来，威斯敏斯特寺便与英国皇室发生密切的联系。
爱德华苦道修行，为宗教牺牲一切，他的行动甚得举国人民的欢心。他的加冕大典是由教皇亚力山大三世主持，死后即葬在皇帝宝座的前面的空地。亨利三世（Henry Ⅲ）对于威斯敏斯特寺很有兴趣，他特斥重资，大兴土木，把这个寺变成英国的中枢。许多教士得到皇帝的信任，他们的言论大可左右政局。
威斯敏斯特寺的前门正对着维多利亚路，后门与国会遥遥相对，左邻相当局促，只有右边，即向纳尔逊广扬的大门外，才有碧绿的草场。旅客一踏进这草扬，凝视前面的一座古色古香的教堂，他的思想和情感马上倒退到五百年前。遥想中古时代的高僧，特立独行，闭门谢客，皓首穷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然他们的生活与现实社会脱离关系，但他们对于宇宙和人生问题的探讨的确下过苦工夫。
争取“不朽”，是人类的天性。高明的人，立德、立功、立言，文治武功，勋业彪炳，千古永垂史册。普通人在著名的建筑物上用刀子或笔锋书写自己的名字，甚至在厕所的墙壁上，发表个人的牢骚。表现的方式虽不同，心情却是一样。就在英皇加冕的宝座上，有人刻着这么一句话：“亚博·彼得（Peter Abbott）于1800年7月5日在这张椅子上睡了一宵。”我们相信写这一句话的亚博氏，至少会感到阿Q式的精神上的胜利，因为他不但坐过宝座，而且睡了一宵。这比较一生坐过两次宝座的维多利亚女王（按：维多利亚加冕时坐过一次；即位五十周年纪念时，又坐过一次）所占的时间还长久些。
普通英国的教堂坟场（Church Yard），是指教堂的后边专用来埋葬教友的露天的空地。威斯敏斯特的坟场，不是露天的，也不是隐藏在地窖底下。教堂四周围墙内都是坟墓。就方向而论，历代帝王的陵寝是在祭坛后边，那些帝王的名字，除极少数英主外，早已被人遗忘了。教堂左厢都是英国第一流的政治家，这边是嘉森（Earl of Chatham，1708—1778），那边是福克斯（C. J. Fox，1749—1806）；这边是格兰斯顿（W. E. Gladstone，1809—1098），那边是的累拉里（Disraeli，1804—1881）。有的深谋远虑，有的富于雄才伟略，其中十九都是滔滔不绝的雄辩家。
教堂的左厢是“诗人的角落”，（Poet's Corner）。这儿原名“学者”或“史家”的坟场，为的是地下的死人并不一定都是诗人。从乔叟（G. Chaucer，1343—1400）、约翰生（S. Johnson，1709—1784），华斯华士（W. Wordsworth，1770—1850）、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到吉卜林（R. Kipling，1865—1936）、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凡是英国的大文豪，尤其桂冠诗人，都在“诗人的角落”里占了一席地。据我个人的观察，诗人文豪的遗像和纪念碑所吸引的游客比较多，虽然他们的派头不如政治家那么大。政治家的大理石像雕刻得十分雄伟，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将随时代的推进而逐渐消逝；诗人文豪有的只刻了一个名字，有的只塑一个小型的像，但他们的大名永垂宇宙，由近及远，由国内推广到全世界。
我个人所拳拳服膺的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s）也在教堂的右边作永久的休息。这一对老夫妇和萧伯纳都是英国费边社的创办者。他们有崇高的目标，有共同的兴趣，有不断的努力。他们献身社会运动，同时致力学术，专心一志，数十年如一日。每人严守自己的岗位，根据自己的特长来解决社会问题。精且博，寿而康，给世界文坛艺苑树立良好的规模。我希望将来萧伯纳“圆寂”后，他的遗骸也搬到寺里来，与韦伯夫妇作高邻。
苏格兰的诗人和文豪只有两人进威斯敏斯特寺，其中一位是彭斯（R. Burns，1759—1796），另一位是斯各特（Sir Walter Scott，1771—1832）。彭斯的诗篇，斯各特的小说，早已变成世界文学的遗产，他们的影响不是国界所能限制了。
英国的名将，十九都葬在圣保罗教堂，威斯敏斯特寺没有他们的份儿。可是教堂前部的中央的地板上，独平铺一块大墓牌，纪念世界大战的无名英雄。据说，当那些无名英雄的骨殖从大陆上搬回伦敦的时候，英皇乔治五世、烕尔斯亲王、约克公爵，及海陆空军将领都亲临执绋，给那些“无名而又最有名”（Unknown and yet well-known）的将士以最后的安慰。
刚出大门前，翘首看见拱石上有一块纪念碑，是纪念小庇得的。小庇得以24岁的青年，一跃而为英国外长，大史家马皋莱把他捧到天上。在近代的英国史上，只有丘吉尔有这么能耐，而丘氏的文才学识实远过之。将来丘氏长逝，他的躯干和灵魂，事业与著述也要变成英国的宝贝了。
到英国游历的人，首先要参观威斯敏斯特寺。这是英国精神教育的地方，这是英国训练人才的所在，这更是英国历史文化的菁华。
1月26日（星期三）
像中国的名山古刹时常要回禄一样，欧洲的大教堂也时常要遭祝融的光顾。迷信的人把这不幸的事件委诸天意，其实，照我们的看法，这主要的是由于人谋不臧。一来，古代的寺庙多是用木头建筑的，里边又没有救火的设备，一遇火灾，简直没有办法；二来中外的寺庙的数目很可观，中国的名山差不多都给高僧占完，欧洲的闹市到处也有洋和尚的踪迹。因为寺庙很多，所以失火的机会也较多，这完全是统计学上的“或然律”（Law of Probability）的作用，不必大惊小怪。
英国的圣保罗大教堂，一再毁于火，可是它烧了一次，重建了一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圣保罗大教堂就有这么一股劲儿，它永远能够从废墟中复兴起来。
最早的一座圣保罗大教堂建筑于7世纪，据传说，这教堂之所以采用这名称，为的是耶稣的信徒保罗曾到过英国参观。
征服者威廉对于圣保罗大教堂有特殊的爱好，但是到了他的晚年，这教堂付之一炬。莫利斯会督（Bishop Maurice）着手重建，不幸再度失火，教堂烧了一半。
旧的圣保罗大教堂，长度达586英尺，造成世界的纪录。当中古时期，它以搜集古董著名，耶稣所用的刀子，圣母的头发，以及名士贵族的遗骸都埋葬在里边。主管教堂的教士们把这些古董视为无价之宝，他们利用这机会向教徒索取金银，这好像中国的寺庙的住持利用传说上的神迹向善男信女索取香油一样。
说来谁也不相信，当16世纪时代，教堂的围墙贴满广告，教堂的内部变成各种各色人的逋逃薮，甚至阻街女郎和盗贼都利用教堂作聚会的地方。因此，伦敦的参议会通过一个法案，不准任何人骑马或骑骡经过教堂，而伊丽莎白皇后也发出一通告示，禁止人家在这神圣的大厦里拔剑比武。但是，禁令是禁令，现实是现实，圣保罗大教堂还是谣言的制造所，强盗的安乐窝。
1516年，圣马丁教堂触电起火，圣保罗的尖塔在两个钟头内烧完，屋顶坍塌。迷信的人马上想到这也许是亵渎圣殿者应得的报应。但是看惯北平的庙会，及各地上山进香的人，谁也觉得这事情很平常，因为教堂像寺庙一样，是大众聚集的地方，人多品杂，大家的目标不同，为慈善为罪恶，是神圣是庸俗，全看各人的环境和情绪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英皇詹姆士一世与查理一世都想拨款修理圣保罗大教堂，但是二人都不成功。凑巧1666年伦敦大火，这个教堂又被波及，一连烧了五天，屋顶的铅板给火烧熔，流满附近的山坡，红光遍地，热气腾腾，无论人马都不敢经过。只因这一着，旧教堂变成历史上的名词，新教堂须完全按照新图案来建筑，而负责建筑的工程师为武莲爵士（Sir C. Wren），自奠基至落成，足足花了35年。
新教堂的建筑费达一百万镑（照现在的币值，须加上十几倍），这笔钱大部分是从煤炭的税收项下筹出来的。火烧教堂，教堂靠煤捐来建筑，煤烟又把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熏得黝黑不堪。一报还一报，这倒是个讽刺。
埋葬在教堂底下的要人，一个是纳尔逊（Nelson，1758—1805），一个是惠灵顿（A. Wellington，1769—1852），另外还有许多海陆军的英雄。这些人对于英国军事史政治史上固然有不少贡献，但是把他们放在世界文化史的天平上，他们的分量是微不足道。
我个人的观感是，圣保罗的建筑虽然雄伟，唯前后左右都是窄狭的街道及噪杂的商店，使人觉得它是局促如辕下驹。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是得力于前面的大广场，巴黎的圣母堂是得力于左边的塞纳河及前面的空地和后面的花园，英国的国会是得力于泰晤士河。所谓“牡丹虽好，全赖绿叶扶持”，就是这意思。
中国的星相学家的言论迹近迷信，唯他们注重背山面水，左环右抱的风景区，这话又有相当理由。神好像人那样，必须住得很舒适，然后精神充足，心平气和，不然，自顾不暇，哪里有闲心替别人服务。
还有一层，圣保罗虽然有传说上的古董作号召，但里边所埋葬的只限于军人，这比较威斯敏斯特寺成为皇帝的陵寝，及政治家、诗人、文豪、社会改革家的安息地，规模显然窄狭得多。地以人传，人以文传，穷兵黩武的武夫究竟比不上潦倒一生的大文豪，假如从远处着想。
因为这缘故，威斯敏斯特寺可以代表整个英帝国，而圣保罗大教堂只能代表一个伦敦城。
1月27日（星期四）
世界闻名的“伦敦塔”，像罗马城那样，不是一年半载建筑起来的，而是经过几百年的工夫，慢慢扩充，逐渐发展起来的。远在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er）的时代，他便开始建筑这个塔来保护伦敦城。起初这个塔是建筑在罗马人所筑的城墙的废墟上，到了12世纪，塔的范围日益扩大，有一部分在城外，有一部分在城内，占地达18英里。
中国大江南北都有塔，在我们的心目中，塔这东西十九都是高耸的孤零零的建筑物，普通塔的高度为七层，即所谓“七层塔”，它的作用是镇压山妖鬼怪，与军事政治毫无关系。伦敦塔和我们是两样。它是一座小城，每重城墙上都有堡垒和炮眼。城里有皇宫，有监狱，有铸币厂，有兵工厂，有档案保管处，在某时期里，曾充天文台。
游客从大塔山的斜坡下来，经过三道门，和一条甬道，才抵达正门。正门名叫“血塔”（Bloody Tower），顾名思义，这个塔好像“毛森”的名字那样，使人觉得毛骨森然。它的原名是“花园塔”（Garden Tower），因为从这大门进去，便是御苑，青青的草地，各色的名花，点缀得非常雅致。自爱德华五世（Edwad V）和他的兄弟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在这塔里被人惨杀后，那血淋淋的景象，使人不能不改变旧的观念。
伦敦塔的中心为“白塔”（White Tower），这是整个建筑中历史最悠久，收存最丰富的大楼。从远处看来，这个白塔好像是四四方方的，可是走到近边，你才知道四面围墙的长度不大一致，其中三面的角度，并非90度的正角。白塔的角顶有四座堡垒，其中三个为四方形，靠近东北面的一个为圆形。塔的高度不过90英尺，外表的围墙，经历800年的风霜，已经呈露苍老的状态，可是内部的建筑仍坚固异常。这个建筑的内部，从南到北，从地下到顶楼，筑了一道高墙，西边的部分比较东边的更大，东边的部分又划分为圣约翰教堂和地下室。
就在这地下室里，我看见许多惨酷的刑具。房子的中央有个普通吃饭桌那么高的大砧板，砧板前面刨成脖子的形状，砧板上放着一把锐利的大斧，斧边切痕处处。在无情的刀俎的合拍下，把敌人作肉鱼来乱砍乱切，这就是政治法律的尊严。除刀俎外，那五马分尸的刑具的模型，也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囚犯放在绞架的中央，他的四肢和首部各用一条绳子绑住，架上的机器一转动，全身的关节完全脱落。还有一种压榨手指的机器，把手指放在机器里，然后用螺丝往里弄紧，手指的感觉最敏锐，受刑的人苦不可言。
从收存刑具的地下室往西跑，游客会看到历代的武器，从火绳枪（Match-Lock）、轮机枪（Wheel-Lock）、燧石枪（Flint-Lock）到近代的手枪，长的、短的，旧的、新的，本国的、外国的，一一陈列在玻璃柜里边。
从前英王宴会的大厅，现在用来收藏重要的武器，如17世纪的骑兵矛兵所用的盔甲、锤矛、斧头及其他武器，都分门别类，按时代的先后来展览。他如臼炮、大炮，也从全国各地搬运到这儿，使参观的人对于历代的武器的进步有切实的认识。
在白塔的西边与圣彼得教堂的南边有个绿塔（Tower Green），塔的中央有一个小四方形的花岗石，这就是一等政治犯受刑的地方。据说，这块花岗石是奉维多利亚女皇的命令来铺置的。在这儿结果生命的有下列几个要人：
（一）布灵女王（Queen Anne Boleyn），即亨利八世的第二位皇后，时间是1536年。
（二）马格勒（Margaret），即骚利斯柏莱伯爵夫人，时间是1541年。
（三）何佛王后（Queen Katherine Howard），即亨利八世的第五位皇后，时间是1542年。
除上列三位外，还有其他四位皇亲国戚，他们的尸首都埋葬在圣彼得教堂。
在白塔和绿塔的西边有个鲍参塔（Beauchamp Tower）。这个塔原先是建筑来作防卫用的，可是因为它的地点僻静，不像白塔那么引人注意，所以它时常被皇室用来作监牢。在监牢里，到处有囚犯用指甲或小刀来刻划的痕迹。有的签字，有的题辞：例如“今生越为基督受罪，来生也越能享受基督的光荣”，签名者为安伦得尔（Arundel）。这位先生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1584年被捕，起初关在他自己的家里，后来才搬到鲍参塔的监狱。在监狱的十几年间，他誓不反叛自己的宗教信仰，结果死于狱中。
在詹姆士一世（James I）之前，英国历代的国王和皇后都住在伦敦塔的宫殿里。到了登基那天，才以非常隆重的仪式从伦敦塔跑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举行加冕典礼。
我参观伦敦塔后，不禁发生几种感想。第一，世间最剧烈最残酷的斗争是政治经济的斗争。政治为名，经济为利，有名有利，才产生无比的权威。在权威的争夺战中，“兴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死我活，没有中立的余地。第二，同行如敌国。皇室最大的敌人多是皇亲国戚，政党最大的敌人也是政党。大家势均力敌，谁也不肯互信互让，结果只有屠杀一条死路。第三，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同时也就是最痛苦的所在。你瞧，娇生惯养的皇族，住在深宫之中，养于襁褓之手，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生活是多么快乐。同时，在门禁森严的黑暗的监狱里，许多政敌却过着惨绝人寰的生活。“有人欢喜有人愁”，到处都是如此，不过伦敦塔更有具体的表现。
现在的伦敦塔已经改为博物馆。它是研究英国政治史、建筑史、兵器史的好地方，它再也不是什么皇宫和监狱了。时移势易，杀人的武器，禁锢敌人的机关，跟着时代进展。一个大规模的集中营可以关闭一万八千人，一颗原子弹可以炸毁十万八万人。单从杀人的本事这一点来看，谁说人类没有长进？
1月28日（星期五）
站在泰晤士河边，遥望前面的巍峨的国会，你不能不承认这是近代哥特式建筑的杰作；站在维多利亚路的林肯纪念碑前，看看左边的雄壮的国会，看看右边的严肃的威斯敏斯特寺，你不能不承认国会的气魄更为伟大；站在白宫门前，听听国会的报时的大钟，很有节奏地发出美妙的钟声，钟声响彻云霄，再由无线电台转播到整个英国及整个世界，你不能不承认这就是英国的统治的力量。
我们现在所见的国会，不是原来的国会。原来的国会早已烧掉，现在的国会是1840年至1858年间建筑成功的。工程师为柏莱氏（Sir C. Barry, R. A.）。柏莱氏生长于威斯敏斯特的桥街（Bridge Street），从小就熟悉旧国会的建筑，因此，当旧国会被毁的时候，他心血来潮，立志要做未来国会的工程师。经过长期的努力，他的图案得到通过。他有两位好友，托马斯（John Thomas）和蒲震（A. W. Pugin），前者长于石刻，后者精于木刻，新国会开工后，这两位专家变成他的最得力的助手。
国会紧靠泰晤士河边，长940英尺，占地8英亩，一边为维多利亚塔，一边为大钟楼，雄奇壮穆，气象万千。一进大门，迎面的草场上矗立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的纪念碑。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可是她的国会有无比的威力。你瞧，暴君查理一世（Charles I），须出席国会，受克伦威尔的审问，结果，上了断头台。查理一世受审的日期——1653年4月20日——早已变成英国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这说明人民的力量的抬头，这证实法律的权威的伟大。
我到国会时，侍者引导我去见警卫处处长（Sergeant-At-Arms），他即派了一个招待员指导参观。普通人一提到英国国会，只知道里边有上议院（House of Lords）和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其实国会里边有五百多个房间，而议长及警卫处处长还住在这儿呢。
1941年5月10日，下议院被德国飞机炸掉，现时正在修理中。百年前，整个国会的建筑费不过200多万镑，现在修理下议院这个角落的费用，就要200万镑，单是这一点，便可看出百年来物价的贵贱，币值的高低。
目前下议院的开会地点，是借用上议院，上议院这个房子并不大，长90英尺，阔45英尺，高度与阔度相等。里边金碧辉煌，洁净舒适，好个贵族的气派。
开会的时间一到，警卫处处长手提锤矛（Mace），领导议长到会场。议长登台，锤矛安放在桌上后，便来个祷告。这是英国传统的礼节，到现在还保留着。议长的台前为三位秘书，他的右边为在朝党的议员，左边为在野党的议员。长条的有红色皮垫的椅子一排一排地陈列着，党魁和政要坐在前排，普通议员坐在后排。议长的权威很大，任何议员进场和退场都要向他致敬。议会讨论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时，丘吉尔、阿特立等角色都要出席。
招待员领导我到图书馆去参观，只见四壁的玻璃书架里珍藏着各种图书杂志，其中全套全套的泰晤士报合订本，经济周刊合订本，及国会的报告，都是无价之宝。这位招待员在国会工作二三十年，娴于掌故，长于辞令，他能够把每个重要的人物如数家珍一样解释给我听。他领导我去看地下的小教堂，给我说明每幅壁画的渊源。他引我去参观正在重建中的下议院。下议院的地板上，刻着英国历史上几个大案件有关的日期和人物。我看见哈斯丁（Warren Hasting）受审的地方，不禁联想到大史家马臬莱在《哈斯丁传》这篇大著里所描写的热烈紧张的场面。
我们跑到国会后门的空地去散步。这块长条的空地，位于河滨，是议员们休息的所在。当议员辩论得面红耳赤，舌敝唇焦的时候，他们抽暇到客厅里喝了一杯威士忌苏打，润一润喉咙，然后再跑到这块空地里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们马上可以恢复疲劳。
谈到国会的任务，我们要注意伦敦大学拉斯基教授的权威著作《英国的议会政府》（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England）。他说：国会是诉冤的地方，是听取消息的所在，是辩论问题的场合。当一个新内阁组成之后，国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人民诉冤。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满足各界的要求，那些不满现状的个人或团体可以请求国会议员把他们的问题，在国会里提出来讨论。被控诉的部会的首长们，不得不起来辩护，释解事件的经过。事实上，独裁与民主的分别就在这儿：在独裁的国家里，人民如要诉冤，或作不平之鸣，那么他们就犯着“反中央”的罪名。在民主的国家里，人民如要诉冤，政府大员马上站在被告地位，他要受各议员的盘问与指摘。人民作主人，政府大员作公仆，这才是民主的作风。
政府大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消息灵通。除报章、杂志，及秘密报告外，各议员的口头报告，也非常重要。报告的范围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凡是政府有关的各部门，从外交到财政，从海空军到交通运输，议员都有所报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只因言者无罪，所以各议员才敢侃侃而谈，不必顾忌，不用虚报。政府大员听完那些有价值的报告后，谁都难免有了新的刺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政治进步自在意中。
从前曾子的超凡入圣的工夫，全在于“三省”，同样的，英国政治的清明，是得力于国会的辩论。在剧烈的坦白的辩论下，谁是贪污无能，谁是尸位素餐，马上可以暴露出来。为慎重起见，国会时常组织一种“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inittee），请某种问题有关的专家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详细的报告。“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在这种光荣的传统下，政府大员要运动“猪仔议员”糊里糊涂地通过一条议案是绝对不可能。
三百年来英国的繁荣、富庶、和平、安定，造成浓厚的安全感。这种浓厚的安全感，是民主政治，即议会政治的温床。目前全世界战云弥漫，各国实施严厉的统制，加以英镑贬值，经济困难，使英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大受威胁。注意国际问题，尤其英国现状的人，对于议会政治非常关心，因为安全感如发生问题，自由讨论的程度恐怕要受限制了。
1月29日（星期六）
九时三十分出门，因为浓雾笼罩整个英伦，车行极慢，由家松兄的府上到市中心区，足足走了一个半钟。伦敦的雾早已闻名，不过今天亲历其境，才知道浓雾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觉得地面的雾好像天空中的云，云层有厚薄，雾层也有轻重。在重雾笼罩的地方，视线不能超过十码，对面街的景物完全看不清楚。天空的太阳孤零零地飘泊无依，看他的样子极像蛋黄。不，不是生蛋黄，而是咸蛋黄甚至像北京的馆子特制的醋蛋黄。平素威力无比的太阳的辐射，这时候一点也不发生作用，显出十分可怜的样子。
车中翻阅新书，看威廉所著的《三种问题的挑战》（Triple Challenge, By F. Williams），其中有一段叙述英国经济的现状，很有价值。他说：“英国3/4的粮食，55％的肉类，75％的小麦，85％的牛油，100％的茶、可可、咖啡，75％的糖完全是靠国外输入的。”
这些单纯的食料，每年须输入2000万吨，才可维持国民的健康。在工业方面，英国除煤炭外，她须输入下列各种东西：“一切的棉花和树胶，5/6的羊毛，100％的煤油，2/3的铁矿石，大部分木材。”
简单说一句，英国的“国民所得”（National Income）须拿出1/4来偿付舶来品。
艰苦卓绝的英国人，面对着这恶劣的气候，和贫乏的资源，他们自然而然地陶冶成功几种好习惯。他们“不怨天，不尤人”。他们只是沉着地坚忍地想法应付。久而久之，个人的美德，蔚为全国的风尚。凡是留心研究英国的文物制度人情风俗的人，谁都会看出英国人的特点。
第一，奉公守法。英国之所以成为法治的国家，并不是由于“法令如毛”，而是由于切实履行。“讲一句，算一句；讲两句，算一双”。政府大员和普通人民一样遵守，谁也不敢推诿。例如公共交通，无论什么人到车站都要排队，不用警察弹压。车厢滿座时，售票员一声“不准上车”，谁也不敢上车，绝不会把售票员揍了一顿。既上车之后，不管售票员有没有注意到，乘客都自动地交钱或者请其他乘客代交。乘客不揩油，售票员也不揩油，结果，交通机关赚钱。因为交通机关赚钱，所以他们才能够增加车辆的设备，改善职员的待遇，减低乘客的负担。乘客越多，交通事业越发达；交通事业越发达，乘客越感觉便利。论者研究英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多归功于全体人民奉公守法的精神。
第二，见义勇为。伦敦城这么大，街道这么复杂，车辆这么多，不但普通新客摸不到头绪，就是住了十年八年的老客也弄不明白。伦敦的警察和居民，一见徘徊十字街头的“外江佬”，不用你开口，他先向你招呼，手指足画，甚至拿笔画地图，把你所想到的目的地解释得清清楚楚。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在别的国家是不容易见到。
第三，随机应变。英国人是最尊重传统。但是，当传统的方法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又懂得随机应变。例如殖民地问题，英国人知道殖民地可以统治的时候，他们便继续统治。反之，当殖民地运动已经达到高潮，弹压的手段不再发生效力的时候，他们便自动放弃。我们只看英国让缅甸印度独立，而荷兰不让印尼独立，便知英国的政治外交的高明。在经济方面，英国自知战后英镑的地位不如美金那么吃香，所以她对于美金的汇兑管理得特别严厉。另一方面，英镑比较荷盾或法郎更为稳定，所以她对于荷盾和法郎的管制比较放松。这种随机应变的手段，正是深谋远虑的人的拿手好戏，不是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者所能想象。
第四，优游自得。英国的天气这么恶劣，物资这么缺乏，生活这么困难，所以一般人民都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但是，被迫的受苦，体力上精神上都吃不消；自动地劳动，随处都可安心立命。英国人酷爱运动，同时也喜欢闲静。“动如脱兔，静如处子”，这是何等工夫。动的时候不必说，静的时候充分表现优游自得的态度。白天在公园碧绿的草地上，薄暮在繁华的咖啡馆的客厅中，晚上在熊熊的火炉的旁边，一个人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时间，培养高尚的兴趣，绝不受局外人的干涉。我觉得英国人的思想的深刻，这和优游自得的态度很有关系。
二十年来从书本的研究，和师友的谈话中，我对于英国人的性格有这么一种认识，而最近的实地考察都证明过去的认识是有根据的。
1月30日（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伦敦所有商店都关门，街道比较清静，我趁机会到城里去散步。
伦敦的泰晤士河北岸，好像上海的外滩或新加坡的红灯码头一样，是全市的中心区。我在威斯敏斯特的桥畔下车，迎面是英国的政治生命所寄托的国会，国会背靠威斯敏斯特寺，面临泰晤士河，和隔岸的市政府大厦遥遥相对。自然的景物，人工的建筑，周遭的环境，在在把国会的雄壮伟大的局面烘托出来。国会后面的克伦威尔的铜像，大教堂对面的林肯的铜像，代表英美两国的民族英雄，我在他们的面前低徊留连30分钟，才敢转移方向，直上白宫大道。
白宫是英国政府的所在地。白宫门前有两位骑士，身着戎装，头戴电镀的钢盔，骑在马上，仿佛整装待发的样子。另外有个步兵，手拿了一个指挥刀，好像神经病者那样，自言自语地走来走去。这本来是小节，但这儿可看出英国人之重视传统。
白宫的右边有一条古色古香的街道，这就是道宁街。相传这条街是17世纪道宁爵士建筑的，后人便袭用他的名字，以示不忘。道宁街10号是英国首相的官邸，11号是财政部长的官邸，地以人传，你一提到道宁街或白宫，谁也会马上联想到英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
白宫的左边为杜拉发尔嘉广场（Trafalgar Square），广场的中央为纳尔逊的纪念碑，四周各有一个狮子，据说这些狮子是用纳尔逊生前所乘的战舰的废铁铸成的。记得有一本书说：“第一次战争时，纳尔逊断了一只手；第二次战争时，纳尔逊瞎了一只眼；但是他从来没有吃过败仗。”寥寥数语，大可表达英国人崇拜民族英雄的心情。
由广场往左走，才看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抬头一看，英皇的宝座所在地——白金汉宫——就在眼前。我不是外交使节，没有机会到白金汉宫里去看个究竟，但就外表而论，白金汉宫不但远不如北京的故宫三殿，甚至赶不上巴黎的罗浮宫或凡尔赛宫。英国的建筑，像英国菜一样，过分单纯，使人一览无遗。这种建筑，实用有余，幽雅不足，而幽雅正是中国一切的艺术的生命，这一点恐怕普通外国人不会领略得到。
由白金汉宫的左边往后走，就到海德公园。现在是隆冬时节，公园里的树木只剩枯枝，看不出美丽的景象，虽然公园的碧绿的草地，怪惹人爱怜。这个公园占地360英亩，是英国各政党，尤其在野党扬眉吐气的地方。我穿过公园，直达牛津大道，就在“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的大咖啡馆吃好点心后，再往前散步。
牛津大道是英伦的标准大道，市容也比较整齐。玻璃窗里陈列的商品相当充实。英国人的刻苦耐劳的精神是值得人佩服，他们自知战后经济困难，所以一切精美的商品都输出国外，以便换取外汇。本国人如想购买名贵的东西须付加倍的税收。这种“劫富济贫”的方法，是工党政府的经济财政政策的关键。事实上，名贵的东西普通平民根本买不起，而那些能够购买名贵的东西的富人，就多付一些税收也没有关系。
由牛津大道往左转，就到摄政王街（Regent's Street），这条街的街尾又和杜拉发尔嘉广场相衔接。我在广场上走了半个圈，就踱进斯特兰街（Strand）。这条街是英国的高等法院所在地。总检察官、大法官、大律师，经常聚集这儿。英国的法官的报酬高，权力大，结果造成政简刑清的好风气。中国的法官一个月的收入不过美金十几块钱，正式收入不够开支，只好拼命找“外快”。执法如山的法官还要找“外快”，这等于宣布我们的法律破产。
斯特兰街的下半截，就是舰队街（Fleet Street）。这条街等于上海的三马路，或新加坡的罗敏申律，是英国各大报（泰晤士报在外）的总汇。战后因经济困难，英国各报的篇幅减少，特派员也不多，比起纽约时报似乎有些落后。但是，就文论文，我还觉得英国报纸的言论很够味儿。
由舰队街再往前走，经圣保罗大教堂，即到银行区。除英国各大银行外，世界各国的国家银行都在这一区里占一席地。银行支持工商业，工商业依赖银行。我们单看英国银行业的发达，便知英国的工商业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
逛了一天，只走了七八英里路，不过这短短的距离内却蕴藏着世界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最高权威。在危险中过日子的英国人，从没有办法里找出种种方法，这不由得不使人——无论敌人或友人——肃然起敬。
1月31日（星期一）
午后和屈哲夫兄到柴灵十字架街（Charing Cross）去逛书摊，每个书摊都挤满顾客，有的专卖文艺，有的专卖苏联问题的书，其中规模最大的一间名叫浮尔书店（Foyle）。这间书店好像一个大图书馆，旧书固多，新书尤伙。一切图书都分门别类。我跑到二楼去参观政治、经济、社会那一部分，只见满目琳琅，好像每本书的作者都向我招呼的样子。我看了半天，检了三本新书，两本旧书。旧书便宜的只值1先令或6便士；新书贵得很，起码十几先令，而剑桥大学克拉潘教授和伦敦大学包尔教授合编的《欧洲经济史》第一册，竟贵到35先令。我把这本书翻翻一下，放回原处；翻翻一下，又放回原处。力不从心，这又有什么办法。
往伦敦大学访问阿雪吞教授（Prof. Ashton），畅谈甚快。阿雪吞教授出身曼彻斯特大学，财政金融是他的本行，后来才专攻工业史，尤其工业革命这阶段。1945年包尔教授逝世后，他才应伦敦大学之聘，担任经济史教授。我问他几位经济史大师的近况，蒙他一一相告。伦敦大学的陶尼教授（R. H. Tawney），现已退休，除经常到校开校务会议外，再也没有授课了。剑桥大学的费教授（C. R. Fay）也已退休，经济史讲座由波斯坦教授（Postan）担任。牛津大学的李甫孙（Lipson）已经脱离教学的生涯，经济史讲座由汉谷教授（Hancock）担任。
谈到这儿，他请我到茶室去喝咖啡。英国的教授的生活很简朴，大家自动地拿一杯咖啡，一两件蛋糕，站在桌边吃喝。在喝咖啡的时间，蒙阿雪吞教授诚恳地介绍，得认识了几个专家，我问他们英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蒙他们详细说明。十年战乱，学业荒废，谁料一夕的谈话，又使我死灰复燃。环境的熏陶，师友的鼓励，实在太重要了。
蒙阿雪吞教授惠赠他的就职演讲一册，题目是《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关系》，我一气把它看完。这问题过去的几个大学者——例如英国的阿士力教授（Ashley）、德国的桑巴德教授（W. Sombart）——都有详细的讨论，所以阿雪吞教授的论据并不怎样新奇。但是他的结论颇精辟，他说：“无论经济学者或经济史家，都要把男男女女的意志、嗜好、行动作最重要的资料。”的确，经济学和经济史固然要注重数字，但是人类的一切活动一点也不能忽略。
2月1日（星期二）
在伦敦的一条冷冷清清的后街布龙斯柏莱（Bloomsbury），有一排铁栏杆，铁栏杆里有一块小空地，空地的后面矗立着一个庞大的建筑物。那黝黑的墙壁，朴实的外观，苍老的气氛，宛若一间年久失修的古庙，谁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不列颠博物院。
博物院的正面有44根圆柱子，每根高106英尺。因为前面的一块空地太小，不能把她烘托起来，所以在气魄上赶不上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或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院，虽然她的大图书馆的圆顶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大约二百年前，爱尔兰有一位医生斯龙爵士（Sir Hans Sloane）搜集了不少书籍、稿本及艺术品。1753年他逝世，这些东西便由政府出资两万镑买来。接着，政府又收买哈利（R. Harley）所藏的稿本，同时把柯桐图书馆（Cottonian Library）接收过来。东西积得相当多，必须有适当的屋子来陈列。第二年，政府购入布龙斯柏莱的大厦作馆址，到了1759年，才以“不列颠博物院”（British Museum）这名义公开展览。
从那时起，博物院的图书馆、稿本、照片、古物，逐年增加。旧的馆址不够用，于是东边起一间楼，西边也起一间楼，而原有的大厦，经过一再修改重建，早已失去原来的面目了。
博物院主要的是分为两部分，即图书馆与古物陈列馆。图书馆的大阅览室是圆形，直径140英尺。周围的书架陈列8000本常用的参考书。而书库里的全部藏书约五六百万册，所占的书架长达60英里，现在所增加的书籍的数量，平均每年有1英里那么长。
阅览室有500个座位。经常来阅览的人，有20岁左右的大学生，有名震文坛的大人物。大家好像春蚕一样，拼命钻研图书，把古人的精华一一细心咀嚼消化，变成自己的血液，然后振笔直书，吐出文艺或学术上的鸿篇巨著。科学社会主义的大师马克思，就在这间图书馆埋头研究30年，写成他的千古不朽的《资本论》；列宁亡命于伦敦时，也时常到这间图书馆来阅览，而当代英国文坛怪杰的萧伯纳，当他尚未成名的时期，曾充分利用这间图书馆作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根据地。
我曾说过，要观察一个城市的工商业发展的程度，只须检查它的电话簿。同样的，要考察一个图书馆的藏书的情形，只须翻阅它的图书目录。这间图书馆的新目录就有250册，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分门别类，一查便得。具备这种大规模的图书馆，检查便利的书目，触类旁通的索隐，稍为有训练的学者，单靠自修，便可变成专家。这比较我们的三家村的冬烘先生单凭记忆，不懂得运用科学方法，其正确的程度，涉猎的范围，不知道相去多远。
图书馆的藏书固多，报纸也不少。全世界各国各省各市的重要报纸都在她的注意之列。单是报纸的合订本，就有几十万册之多。在这儿，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只要你有饱满的精神，充足的时间，优良的工具和方法，那么你的研究的兴趣和成绩将天天增加。
名人的稿本，是陈列于阅览室外边的玻璃柜里。有的人的书法清秀，有的人的书法潦草。稿本有的一目了然，有的东涂西改，如看天书。无论如何，你看你所服膺的作家的手迹，这好像见过相片之后，又见本人的真面目，你一定有深切的感觉。
谈到古物，最重要的还算是香尸，即普通所谓木乃伊（Mummies）。这东西是藏在楼顶，占了几个大房间。时间是从纪元前300年到1300年，离现在已经两三千年了。香尸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有，全身用丝绸捆得紧紧，放在楠木的棺材里，有的棺材还有“椁”，外边用埃及文说明。从前我看见死尸会发抖，偶尔在荒山古墓遇着破棺材简直会恶心，可是我到博物馆来参观棺材和死尸的时候，不但不害怕，不恶心，反而把我的想象力带到几千年前的世界去了。在现实的社会里，生命是短促到不可思议。在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的心目中，好像刘伶所说：“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他们对于两三千年前的事迹的认识，比我们对于本地风光还洞悉底蕴，为的是他们肯用心作专门的和比较的研究，把来龙去脉弄得清清楚楚，所以一看古物，便可判断它的时代，它的特点，它的意义。
古物陈列室里，全是真珠宝贝，金质的东西尤其多。这些东西多是皇宫的所有物，由各国进贡来的，或者是由收藏家往世界各处去选购，然后转让给博物院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纤巧，没有一件不瑰奇，更没有一件不是真材实料。因为博物院聘用各种专家，他们的知识充实，经验丰富，一经品题，真伪立见，所以要用赝品来瞒骗博物院的当局，绝对办不到。
从埃及来的古物，没有巴黎罗浮宫那么多，但东西也相当精。当拿破仑于1798年征埃及时，他曾率多数著名学者及考古学专家同往，他们发现“罗塞达石”（Rosetta Stone），根据这种石，他们可以解释古代的象形文字，甚至可了解六千年前的尼罗河流域的文化。这种石，不列颠博物院也有收藏。
邮票的搜集和保存也煞费苦心。这儿的邮票不是贴在簿子里，因为这种办法对于增减的工作不大方便。它们是放在四周木架的玻璃片下，每个玻璃片占一层，按每个地名的第一个字母的先后来摆列，一来增减容易，二来参观便利，三来不易失落。国内玩邮票的人，多是业余的工作，随随便便，没有什么关系。假如要认真搜集，那么对于邮票的知识和保存的方法，不能不悉心考究。
博物院所收藏的五六百万册书，四五十万册报纸合订本，及许多奇珍异宝，名画墨迹，这到底值得多少钱呢？有人说，这值得几千万镑。但我个人认为这些宝贝根本无法估计。用中国的成语来说，这就算是“价值连城”罢了。
2月2日（星期三）
I Saw the spires of Oxford
As I was passing by,
The gray spires of Oxford
Against a pear-gray sky.
——W. M. Lefts, The Spires of Oxford
二十年前，初读这一首《咏牛津大学塔尖》的诗篇的时候，我已经给想象中的古色古香的大学迷住。你瞧，银灰色的天空，笼罩着一些古老的学院和教堂的塔尖，四周还有碧绿的草场及静静的小河，这是多么深不可测的环境啊！
牛津大学是个空洞的教育行政机关的名词，真正读书的地方是叫做“学院”。有的学院叫做College，有的叫做House，有的叫做Hall，名称并不一致。原来中古时代，社会上只有僧侣最有学问，有的僧侣变成硕学鸿儒之后，很愿意收罗几个学生来传授毕生的心得。那些最早到牛津来讲学的宗教团体，如天主教的多明尼派（Dominicans）、法兰斯派（Franciscans）、卡米尔派（Carmelites）的僧侣，对于牛津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他们盖一间四合院的屋子（Quadrangle），里边有一个教堂，一个饭厅，及几间课室，多余的空房就拿来做僧侣和学生的宿舍。学院办得有相当成绩，学生人数天天增加，原有的房间不够分配，于是继续建筑第二第三学院，到如今，单是牛津大学就有21个学院（其中最早的成立于13世纪，最晚的创办于19世纪，发展的成绩最好的为16世纪），学生七八千，靠学生吃饭的教职员和普通商店的店员有六七万，人才辈出，蜚声国际，这就是名称其实的牛津大学城。
牛津大学各学院都有一个图书馆，另外有一个大图书馆（Bodelian Library）。它是15世纪的建筑物，苍老朴实，富有中古的情调。那些旧书多用拉丁文写成的，书脊为牛皮烫金字，分量相当重，与《牛津大字典》和《不列颠百科全书》相伯仲。玻璃柜满藏名人的手迹和遗物。我看见诗人雪莱的照片也在里边，他的眉目清秀，骨相不凡，一看便知道他是个美男子。他的黄金色的头发还有人给他保藏，而且很珍重地放在一个精致的金质的盒子里。外国人对于保存遗物的精神和方法都比较我们高明，而这事情是与博物院和图书馆的发达很有关系。苏东坡说得好：“子孙奉祀我，不如许都之民。”事实上，名人的后裔不见得都成器，与其让遗物遗迹给不肖的子孙败坏，不如化私为公，将个人搜罗的珍品交给公共机关保存，这比较容易持久。
往博物院参观。这个博物院的规模虽不大，然而珍奇怪异的矿物动物的标本搜集得相当多，尤其贝壳一项，光怪陆离，使我鼓起莫大的好奇心。“科学起于分类”，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的积聚。积聚到相当时候，很容易找出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冷门”。高材捷足的科学家，就在“冷门”上做一番工夫，很快就有所收获。
博物院的墙壁的下边，陈列各大科学家的遗像，而幽克里、加利略、达尔文的遗像更引人注意。牛津大学的学生，朝夕受科学界的泰斗的精神上的感召，不知不觉地会发奋向学。加以图书便利，标本丰富，成绩当然可观。论文写成之后，一面有良师益友观摩，一面有出版家愿意出版。国家提倡，社会赞助，造成良好的学术空气。在学术空气非常浓厚的环境里熏陶了几年，只要中等以上的学生都能成器。
往圣约翰学院参观。这个学院有两个四方形的院子，后边还有个绿草如茵的花园，清极秀极！牛津各学院，除最新的克培尔学院（Keble College）是砖墙建筑的外，其余各学院都是石头造的墙。墙上照例刻着拉丁文和名人的遗像。每个遗像，每间宿舍都有一大堆故事。英国的大政治家多出身于牛津，所以名学院都夸耀那些在历史上有地位的人才。
各学院都有院长和若干名“学侣”（Fellows）。学侣拿钱不做事，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拿来做研究工作，积之以年，惊人的著作陆续出来，把个人和学校的地位逐渐提高。
至于教授法，牛津是得力于导师制度（tutorial system），同时也得力于公开演讲。导师制度等于我国的私塾，因材设教，按学生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兴趣，而没有躐等或敷衍的毛病。公开演讲是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吸收最新的发明和发现。前者志在专精，后者志在博大。前者是小锅菜，适合个人的口味；后者是大锅饭，鼓励人认识社会的风尚及最新的潮流。“博而不杂，约而不陋。”学问之道，不过如此。
和我到牛津去参观的为马寅初教授的女公子仰曹女士，指导参观的为现任牛津中文讲师的吴世昌兄。
马吴两位都是燕大旧同学，他乡遇故知，所以玩得更痛快。
2月3日（星期四）
今天逛旧书摊，买了十几本书，其中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史，一部分是关于英国国会的书籍。
从前我住在故都，我的最大享乐之一，就是逛书摊，收买心爱的旧书。书摊逛久了，书店老板也认识了几个，他们一遇到我心爱的书，往往会关照我一声，有的时候还可以挂账，等到过年过节才偿清。
自抗战以来，我一直在香港及南洋各地流浪，生活不安，心绪不宁。加以这些地方是文化的沙漠，书店没有几间，旧书摊更不用说了。在南洋久居的人，要不落伍，实在不容易。
巴黎的塞纳河两岸的旧书摊，应该可以说是巴黎的胜景之一。在空气清爽的露天下逛书摊，东翻西阅，逛了半天，临走时买了几本旧书回去，这的确是人生快事。
伦敦的旧书摊，不是在露天，而是在闹市。自然的环境虽然不如塞河两岸那么秀丽，但伦敦的旧书摊里的藏书之多，实在使一个爱好书籍的人如获至宝。可惜我在伦敦的时间不久，不然这些地方将变为我的享乐的一个源泉。
今天我得到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除学校、图书馆、报馆书店外，旧书摊的藏书是否丰富也能够供给我们一个测量的尺度。
2月4日（星期五）
英国人最喜欢炉边谈话，爱好屋外生活，乐意饲养畜生。这几个特性的表现，就是宁静舒适的家庭，终年皆绿的草场，搜罗丰富的动物园。因为钟爱动物的缘故，英国政府特定几条法令来保护畜生。谁把家畜倒悬过市，他就算犯罪。
由于全国人民爱好畜生，所以伦敦动物园的标本的多而且精，在欧洲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伦敦动物园是在摄政王公园里边。伦敦的公园最得力于草场。碧草如茵，春花似锦，无论你是股票经理、银行大班、军政要人，到了这么一种诗情画意很浓厚的环境，你的紧张的心情，总要得到舒展休息的机会。
动物园原先为御苑，是皇帝狩猎的地方。1826年，莱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组织“动物学会”，1834年才开始搜集标本。标本越积越多，游客也与日俱增，到如今，伦敦动物园已经变成游客必经之地。
我到动物园，正是狮子和老虎进食的时间，狮子和老虎，不吃面包，不吃蔬菜，只爱吃肉。工人把大块牛肉和骨头扔在铁笼里。它们便蹲下来，用前脚帮忙取食物，我看它们啃骨头时那一副狰狞凶恶的相貌，恨不得像武松那样，一下子把它们打死。牛肉吃完之后，它们又用前脚醮着口水来洗脸，一切动作跟我们家里的小猫一模一样，无怪动物学家们把它们和小猫归并到一类。
企鹅（Penguin）的样子很奇怪，身材那么胖，两翼那么短，整天缩着颈在池边站岗，绝不像小鸡小鸭那么忙碌，到处去找食物。企鹅貌似笨劣，其实胸有成竹。假如你把白鹤比为诗人，那么企鹅显然像个学者或思想家。英国有个书店，出版“企鹅丛书”，把企鹅拿来做商标，这恐怕是暗示“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意思。
犀牛的格子，比较水牛还大。头顶正中有个短角，颈的中央又有个长角。这家伙的膂力很大，但是嘴儿小得很，不会吃人。在中药上，羚羊犀角都是名贵的药品。犀角不易得，我怀疑有些人也许会拿牛角做代用品。老实说，犀牛的样子真不聪明，我不知道诗人写“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个句子的时候，他到底有什么根据。
豹鹿的名字叫做Giraff。我开始读英文的时候，一位爱尔兰的牧师就教我认识这么一个字，可是它的真面目，直到今天才看个明白。豹鹿的脖子特别长。躯干像鹿，但没有玲珑的双角；皮的花纹像豹，但没有害人的爪牙。中文译成豹鹿，这倒是很恰当。
鸵鸟在国内的公园里已经见过。它有白鹤那么据傲，可是没有白鹤那么飘飘然；它有鹅儿那么厚重，可是不像鹅儿能够水陆两栖。我看它那种高视阔步的神气，知道它是个挑重担，走长路的坚实斗士。
普通公园所搜集的蛇多以大蛇为目标。这儿独辟一个深坑，专养毒蛇。三五成群的毒蛇散处于草地和树梢，样子并不十分可怕。人们时常诅咒毒蛇猛兽，其实毒蛇猛兽并不凶，最可怕的还是人吃人的社会。
水族馆的规模宏大。屋内没有光线，只剩四壁的玻璃柜透露一点灯光。这儿的玻璃柜的构造比较蒙特卡罗的水族馆还高明。柜底有的铺沙滩，有的装岩石，有的还安置几节瓷管，让鳗鱼一类的东西在瓷管里游来游去。鱼类分为好几门，淡水鱼、咸水鱼、热带鱼，奇形怪状，不一而足。一般说来，小鱼比较大鱼更可爱。小鱼娇小玲珑，天真活泼；大鱼贪婪卑鄙，笨重不堪。今天我看了一种飞鱼（Angel Fish），她的花纹的雅致，色泽的鲜艳，宛若小天使。把这种鱼来点缀客厅，实在漂亮极了。
鹦鹉也占了一个大房子。除普通常见的全白全绿的鹦鹉外，还有全灰全红，及各种颜色配合得很适当的鹦鹉。今天我对于鸟兽的羽毛，鱼虾的鳞壳，发生莫大的趣味。我相信造物主一定是个图案专家，不然，各种动物的花纹，尤其孔雀、雉鸡、鸳鸯，蝴蝶、老虎、豹鹿，不会那么整齐均匀，巧合调和。
我们四川出产的熊猫是整个动物园里最惹人注意的东西。她是个小姐，英文的芳名叫做Giant panda，中文的别号叫做“联合”。在几千几万种标本中，她算是有中文别号的唯一动物。这位“联合”小姐，因为娇生惯养，淘气得要命。她不像她的同宗——普通家里养的小猫——那样，吃饱饭后，便乖乖地躺下来睡觉。反之，她却跑到一个诺大的铁笼的顶点上，四脚朝天，使人无处寻找。我久仰她的大名，极愿意看清她的面目，谁知三顾她的闺房，她老是含羞地不肯下来。
动物园的管理人特备几只骆驼、象、骡子给小孩骑。骆驼和象的身材虽大，然而他们没有锐利的爪牙齿角，所以连小孩子也敢接近。假如骆驼和象的躯干，配着狮子和老虎的杀人工具，恐怕“百兽之王”和“大虫”的徽号，将由它们独占了。
在动物园里逛了两个钟头，我所得的印象是：伦敦的标本比较巴黎丰富，但巴黎的布置的巧妙远非伦敦所及。未来中国的大动物园当兼采伦敦巴黎两地的优点。标本既要丰富，布置又要美观，而地点的选择最好是南京紫金山下，或杭州西子湖边。这样一来，无论中外游客，在饱看湖光山色之余，还可增进动物学的知识。假如我的美梦在二三十年后能够实现，那么中国已经踱进名称其实的一等国了。
2月5日（星期六）
在“大理石拱形大厦”（Marble Arch）的对面，即“海德公园”（Hyde Park）的一个角落，是旅行伦敦的人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儿没有北京中山公园的参天的古柏，这儿也没有巴黎凡尔赛皇宫或卢森堡公园的迷人的喷泉，这儿更没有蒙特卡罗公园的香艳的花丛。事实上，这儿只有一片青草的广场，质朴简单，不加点缀，然而这个公园到底凭什么力量能够引起一般旅客的注意力，因而使它的大名传播遐迩呢？
人是个怪东西。他明知“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可是贪吃和爱说话，几乎变成天性。普通人既贪吃又爱说话，高明人对于吃东西还可以马虎，说话却非痛痛快快不可。有话无处说，闷在肚子里，简直会发神经病。我相信，假如自杀的人，在他作最后的决定前五分钟，能够找个适当的对象，尤其知心的朋友，让他把许多不可告人的苦衷全盘吐出来，十九都可以临时改变方针，不会执行最后的决定。
伦敦的海德公园，就是这么一个无所不谈的所在。
每天午后，海德公园照例来了许多人，他们不知不觉地形成几个临时的讲坛。这种讲坛十分简便，唯一的设备就是一条破椅或肥皂箱，这比较我的家乡的街头讲故事先生轻敲锣钹来助兴，猛拍戒尺来助威的神气差劲得多。他们一站起来就发言，话盒一开，听众慢慢靠拢，爱听的从头听到尾，不爱听的站一会儿就跑开。同意的随声附和，反对的当面驳斥。在驳斥的时候，主讲者也许可以置之不理，让那些同情者来想办法。听众不必买入场券，主讲者也不负任何责任。不拘形式，不守礼节，问答自由，来去自由，这倒是个真正民主的作风。
演说的题目，主要的是宗教与政治。宗教不分宗派，普通以“救世军”出场较多。政治各党各派，无党无派都有。只要有人发言，总是有人听。这些天真的听众不是慕名而来，他们靠常识和经验来判断演讲的内容，只问是非，不顾利害。在这种场合里，公开演讲术不能不考究。
我们中国人谈天的机会在于茶楼。在茶楼里，不论广东人的一盅两件，或者北方人的一冲再冲得十分稀薄的龙井香片，总可以谈上几个钟头。因为谈话的对象只限于二三知己，所以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这种谈话的方式，风趣有余，条理不足，久而久之，我们便养成迂回曲折的习惯，缺乏直捷了当的作风。
英国人则不然。英国人多数都能够作公开演讲。他们的训练是得力于学校、教堂、国会，及海德公园，而海德公园更是群众扬眉吐气的地方。
谈到公开演讲，坊间有许多现成书本可以阅读，而英国大学者兼政治家布莱斯（James Bryce）的一篇《论公开演讲》的文章，更值得我们参考。
一般说来，从事公开演讲的人须注意下列数点：
第一，言之有物。在你没有发言之前，你的胸中应有成熟的意见，或具体的事实。假如没有成熟的意见，或具体的事实，单纯想靠语言文字来耍枪花，结果是空空洞洞，不能发生作用。事实上，无话可说时，最好不要多开口。
第二，思路清楚。在未发言前，须把你的言论详细分析，井井有条。假如你的头脑糊涂，你的听众更感觉莫名其妙。把有关的论据和事实汇在一起，将无关重要的完全撇开，然后单刀直入地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你才可以给人一个很好的印象。有的人学问很不错，懂的东西实在多，可是他不能把他的意见形成论据，结果是使听众不知所云。
第三，有条不紊。中国的老先生教人做文，须注意“起、承、转、合”；英国人教人做文，须注意“起点、高峰、终点”；辩证法告诉人，事件的发生，基于“正、反、合”的原则，这是很有道理的。演讲的人须以识途老马的姿态，发出引人入胜的言论，使听众好像被你催眠一样，听完一段，又要听第二段，造成欲罢不能的趋势。
第四，认清对象。演讲者对于听众的程度须有把握。在学术演讲的场合中，你不妨引经据典，发挥高深的理论。在普通中下层的社会里，你须紧握“深入浅出”四字，少谈理论，多举例子。一般说来，在公开演讲时，宁失之浅，勿失之涩。浅还有补救，涩将引起误会。到了被人误会的时候，你的演讲的目的已经失掉了。
第五，抑扬顿挫。无论一篇演讲，或者一篇文章，假如平铺直叙，毫无波澜，那么听众和读者将昏昏欲睡。须知“文似看山不喜平”，单调的声音，平凡的句子，陈腔滥调的理论，妇孺皆知的故事，一定不会惹人的注意。我们如记住著名的公开演讲家，如罗马的西塞罗（Cicero）、英国的伯克（E. Burke）、美国的林肯总统，便知他们是得力于抑扬顿挫的工夫。我们如再注意先秦的外交家的谈话，便知他们是多么善于运用抑扬顿挫的技巧。“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演讲的人如能懂得这种奥妙，那么他一定会成功。
我没有到伦敦以前，早就耳熟海德公园的大名；到了伦敦后，我对于这个地方更发生兴趣。我觉得海德公园的公开演讲是健全的民主政治的象征。凡物不平则鸣，心里不愉快的事情，一经倾吐，谁也不会图谋不轨了。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压迫舆论是最不聪明的办法。
海德公园可以透露民意，可以训练公开演讲，这个质朴无华的街头讲坛给英国所带来的声誉委实是太大了。
2月6日（星期日）
牛津和剑桥是姊妹学校，到牛津而不到剑桥，似乎太偏心，因此我决定到剑桥去。
说来很奇怪，这两间大学不但齐名，而且它们和伦敦的距离也相去不远——牛津离伦敦60英里，剑桥离伦敦57英里。因为我准备在剑桥过夜，所似我特地延至今天下午六时才动身，车抵剑桥时，已经快到八点。我在三一学院斜对面的一间旅店（Blue Boar Hotel）开好房间，匆匆吃完晚饭，便到这个大学城去散步。
一出大门，迎面而来的尽是学生，他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步行。无论男女学生，大多数都着制服。制服是黑色的，短袖敞胸，好像和尚穿的袈裟。原来这些古老大学的研究生是叫做“学侣”，学侣的生活类似僧侣，食用无忧，专心向学。僧侣须着道袍，学侣也须着制服，以便和普通人民有所区别。现在时间虽隔了几百年，但尊重传统的英国人对于中古的遗风仍蓄意保留。事实上，英国人所谓“传统”，等于中国人的“气派”“派头”，或“家法”；我们只看一个人的“气派”“派头”，或“家法”，便能够相当正确地判定他的历史和身份。
剑桥大学一共有28个学院，历史最长久的为彼得学院（Peterhouse），教堂最漂亮的为英皇学院（King's College）凑巧这两个学院各有一个教授和我相识，所以在我未到剑桥之前，早已耳熟他们的大名。不幸我所认识的两位教授已经逝世，物在人非，更动起我的思古的情绪。
晚上月光如水，屋外清凉而没有冻冰，我趁机会到剑河去散步。英国人最懂得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同样一条小河，在听天由命的农业国的人民的手里，始终是一条小河，在懂得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英国人的手里，很快变成各种姿态。他们疏濬河床，建筑水闸，使河水的深度增加，以便泛舟，同时当河水从水闸上边往下冲的时候，水声潺潺，饶有诗意。自然的美景，加上人工的修饰，好像天生丽质的西施，加上淡妆浓抹一样，更显出销魂夺魄的风韵。风韵就是魔力。在魔力的引诱下，谁都要依依不舍。剑桥的风景之所以驰名宇内，原因就在这儿。
往酒店喝咖啡，同座多是身着制服的学生。他们围在火炉旁边，一杯啤酒，畅论上下古今。有的人仍旧静悄悄地坐在灯下阅读书报，凝神苦思，旁若无人。普通人都说剑桥的学生贵族，据我今天的观察，他们也许大多数出身贵族，但在学术的造诣上一点也不松懈。
像牛津以文学、政治、古典闻名于世一样，剑桥是以历史、经济、数理独擅一时。数理我完全外行，不敢乱加评论。关于历史和经济，尤其经济史，剑桥老是有特出的人才。著名史家马皋莱（Lord Macaulay）、特里维扬（Trevelyan）；杰出经济学者马歇尔（A. Marshall）、凯因斯（Keynes）；超群经济史家克拉潘（J. Clapham）都是剑桥的产物。假如你向剑桥的校友提到上述几个人的名字，他们不知不觉地会报你以会心的微笑。
2月7日（星期一）
早饭后，我专诚往英皇学院凭吊克拉潘教授。蒙该院的兰西牧师（Ivor Ramsay）代向注册部调查，才知道克拉潘教授于1946年3月29日由伦敦回到剑桥的火车中突患心脏病逝世。4月3日，他的遗骸就在该院的教堂举行火葬，一代学人，名登鬼录，良堪痛惜！
克拉潘教授，以毕生精力写成近代英国经济史三册，博大精深，堪称经济史巨著。1940年，蒙作者的好意，惠赠一部。香港沦陷后，我的藏书完全抛弃，独带这部书作亡命时的伴侣。在逃难时间，我不能从事任何活动，于是鼓起勇气，试译这部巨著，谁料战后三四年生活越形不安，积稿没有出版，原著者已经长逝。今天我特往英皇学院的饭厅瞻仰作者的遗像，我看他着红色的礼服，精神奕奕，宛若红衣主教。我向他的遗像致三鞠躬，便悄悄地退出饭厅。
往博物院参观。这间博物院搜集我国的古物甚多，宋朝的泥菩萨，元明两朝的器具，清朝的瓷器，满满装了一屋子。康熙瓷的色泽的光润，质地的结实，图案的雅致，一看引人注意。楼上满悬各国的名画，分门别类，各学派都有一个大房子陈列真迹。后楼左边有一间小房子专门陈列日本画。日本画无论山水人物花卉，多脱胎中国画，纤巧有余，魄力不足。把日本画和意大利、法国、荷兰的大师的名画放在一起，未免有点寒伧。
今天我是先看画然后看画师的大名。一到陈列室，就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端详名画，看看有真正得意的作品的时候，才跑到玻璃柜下去看画师的大名和作品的名称。我想这种看法很容易养成正确的鉴赏和批评。
午饭后往几间大书店参观，每间书店都等于一个大图书馆。教授和学生都好像找寻食物的饥鹰一样，到处去找他们的目的物。书店的职员宛若活动的书目，你问他什么书名和作者，他马上会给你相当指导。
往剑桥大学出版社参观，该社的门市部只有一间屋子，四壁陈列剑桥大学出版的书籍，其中有许多书已经绝版，现在正准备择要重印。
四时往彼得学院拜访波士顿教授（Poston）。波士顿教授现年55左右，前额已秃。他夫妻两人都是经济史学界的耆宿。他的夫人庖尔女士（Eileen Power），专攻中古经济史，曾任伦敦大学教授，已于三年前辞世。他本人研究农业史，以前曾在伦敦及其他大学任教，自克拉潘教授死后，他才正式到剑桥大学当经济史教授。
他告诉我说，他曾费了五年时间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史》，这种工作是由15个专家合作，他只负主编的责任。此外，他还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册、《经济史评论》，及其他学术刊物。专心一志，有恒不懈，这才有今日的成就。
“学者的工作，主要的在于细心。”这是波士顿教授的临别赠言。
2月8日（星期二）
英国人崇拜莎士比亚，比较中国人爱护孔子还厉害。中国人爱护孔子，多少有政治作用。政治这东西，反复无常，因此，孔子的运气有时好，有时坏；有时大兴孔庙，把孔子捧到天上；有时任意毁坏孔庙，孔子被人骂得一文不值。到如今，普通大学毕业生，十九都没有读过论语。英国人崇拜莎士比亚，纯粹是从文学和艺术的观点出发，不受任何政潮的影响。文学艺术这东西是历久常新，所以关于莎士比亚研究的专书，年年都有增加。
今天我以玄奘取经的心情，特地到莎士比亚的故居去参观。他的故居是在英国西部的小镇，镇上有个小河，河名阿芬（Avon），镇名斯特拉福（Stratford）。这两个地名合并起来，叫做阿芬河畔的斯特拉福镇（Stratford-On-Avon）。这个镇不过有几条街，长度和宽度都不到半公里。从伦敦大城跑到这个小镇，好像从大人国到小人国一样，什么东西都显得渺小。假如这儿不是莎士比亚的故乡，恐怕白送车票，白住旅店，也没有什么人到这儿来参观。
莎士比亚的故居是在亨利街（Henley Street）。这是两层楼的木屋，一边为卧房，一边为铺面。四面围墙都用9英寸见方的硬木作框架，中间塞以灰石，所以坚固异常。他的卧房的地面是用大小不同的石块砌成，靠左的一边有个大火炉，火炉内还悬挂一个煮水的铁锅。遥想当年莎士比亚在这火炉边烤火的时候，他怎么也想不到这间破屋会变成千年万代后的学子瞻仰的对象。铺面那边陈列他的一部分著作和遗物。壁上挂着他的家谱及一百年前当地拍卖行要拍卖这间古屋的广告。原来莎士比亚的父亲是个小商人，只靠贩卖农产品来维持家用。他的父亲生了七个儿女，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字）排行第三。威廉结婚后，也是生男育女，但是传到第二代便绝种。这间屋子由他的妹子哈特（Hart）继承，哈特的后裔传到若干代，至一百年前（1847年）因经济困难，准备把这间破屋拿去拍卖，后来由一般好事者集资买来，作永久的纪念。
往楼上参观。除各种遗物和画像外，最值得人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在乡村小学读书时代的书桌。这个书桌是木板钉成的，正中有个抽屉，桌面上刻了许多名字。物以人传，这个破破烂烂的书桌已变成绝代的珍品。
楼上的后房，黝黑不堪。据说，这间房子就是莎士比亚出世的地方。房里有两三张破椅，椅子都用绳子拦住，免得给游客弄坏。
由后房的楼梯下来，经过一个小花园便到大街。我沿大街前行，一会儿就到斯特拉福河边。河水清且涟漪，河东有个偌大的草场。在这“青青河畔草”的环境中，建筑着一间莎士比亚纪念堂。纪念堂与教堂遥遥相对，一边是钢骨水门汀的方块形的近代建筑，一边是石灰砖块的宝塔形的古代塔尖，一新一旧，一俗一雅，造成一幅幽雅静穆的风景。
往莎士比亚旅店参观。这间旅店真够风雅，所有墙壁都挂着莎翁名剧的油画和钢笔画，一切房间都引用莎翁的剧名，例如饭厅名叫“如你所愿”（As you like it），客厅名叫“暴风雨”（Tempest）。我问侍役说莎翁是否常到这间旅店来喝酒，他很幽默地答道：“想当然”，不过详细的情形须请教莎士比亚专家。侍役满肚子都是掌故，谈吐很有风趣，这种情形在别的地方不容易见到。
晚上往纪念堂看戏。这间纪念堂于每年四月间——即莎翁诞辰前后——总有名剧上院。今晚演的是摩根氏新编的三幕剧《佳偶天成》（Set to partners, by Diana Morgan）。这虽然是个喜剧，但是在恋爱的过程中，曾经过悲欢离合，爱憎恩怨等阶段。演员以斯宾塞女士为最高明，她无论表演母爱、妻爱、热恋、失恋都有工夫。布景过分单纯，缺少变化，三幕布景，一模一样，虽然时间上略有不同。
散场后，我在寒风料峭的深夜，在灯光暗淡的小街曲巷中，踏着自己的影子回寓。
这个镇的居民不多，其中大多数都靠莎翁这个大名来吃饭，尤其旅店、饭馆、照相馆、古董店。他们不大爱看戏，真正到莎士比亚纪念堂来看戏的，多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旅客。今晚卖座不佳，平时恐怕也是如此。无怪当年莎翁立志献身舞台的时候，他只好硬着心肠，静悄悄地离开可爱的故乡，跑到伦敦这个大城去表演和写作。
寒微的家庭未尝不能播下天才的种子，但是天才的培养和发展，仍靠繁华的都市。孔子周游列国，莎翁混迹伦敦，中外圣人，同出一辙。
卡莱尔说得好：“大英帝国宁愿失掉一个印度，但不愿失掉一个莎士比亚。”现在印度已经独立，英国照旧能生存；假如385年前英国没有产生这么一个伟大的诗人、剧作家、演员，英国的文学史文化史难免黯然失色了。
2月9日（星期三）
由莎士比亚的故乡跑到伯明翰，好像从北京的西山碧云寺跑到前门外大街，前者是幽静雅洁，娇小玲珑；后者是龌龊零乱，乌烟瘴气。我们从农村中生长的人，老是觉得静静的农村可爱，目迷五色的繁华的都市，对我们总不大适宜。
伯明翰离伦敦一百十三里，人口百万。这儿是英国工业的中心，同时也是西北的铁路网的中心。她的地形高低不齐，所以她的市容也不大雅观。主要商业都集中于新街（New Street）和公司街（Corporation Street）。新街的西陲有许多很漂亮的建筑，如市政府、邮局、美术陈列所。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全市的房屋被毁了十万间，连市政府、美术陈列所、大教堂也不能幸免。现在战事已经结束了好几年，但战祸的痕迹还是到处可以见到。
从文字学上看来，伯明翰（Birmingham）这个大城的名字，原来是指“伯姆的家乡”（Beormes-Ham, or Birmsham）。因为盎格鲁·萨克逊人喜欢加个语尾“英”字（ing），所以逐渐演变为“伯明翰”。这个城本来小得很，她之所以发展为大都市，据说是得力于下列两个条件：第一，信仰自由。任何宗教的信徒，如教友派（Quakers），唯一神教（Unitarians），或犹太教人，都能够在这儿安居乐业，四面八方的人越来越多，无形中造成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变成大都市。这儿没有行会（guilds），没有任何限制，这对于一般被压迫的人正是无价之宝。第二，煤铁丰富。因为煤铁的产量较多，煤烟和铁碎笼罩全城，这儿便得个绰号“黑邦”（Black Country）。有了煤，燃料不成问题；有了铁，原料问题就算解决，煤铁加紧生产，工业才可发达。
伯明翰的金属工业，在世界上算是很有名的。这儿能够制造任何金属的器具。历史悠久的钢铁公司也许会慢慢衰微，或者搬到外地去，但是，就整个钢铁业而论，它还是很兴旺。目前钢的地位已经比较铁重要，但是，熟铁还有它的用途，而伯明翰就是出产熟铁的一个中心。铁板制造业已经搬到威尔士，不过铁管的工业还在。利器业的地位早已给设菲尔德（Sheffield）占了上峰，不过各种工具，尤其近代工程有关的工具，多是伯明翰制造的。因为这儿的钢管造得特别好，所以制造单车的工厂便以此地为中心。至于螺丝制造业，这儿已经达到独占的地位。
英国人最爱吃的糖果是朱古力。伯明翰的朱古力驰名海内，尤其卡特柏莱兄弟公司（Cadbury Brothers at Bournville）的产品，是英国每个家庭必备的糖果。据说，这家公司所在的小镇，差不多有半数以上的人口都是靠朱古力吃饭。
提到英国的汽车，谁也不会忘记奥斯汀（Austin）这家公司。奥斯汀公司就坐落于伯明翰的郊外，离市区约有一个钟头的路程。我跑到商会的新闻处去请求介绍书，办完手续，购买一些零用的东西，等到我赶到奥斯汀工厂时，已经下午四时。古人说“侯门深似海”，这句话应用于外国的衙门完全不适合，因为外国的衙门的地方小，人才多，效率高，同时长官没有什么架子，重要的事情都由主管长官亲自经手，所以你并不觉得衙门有什么神秘。可是一谈到外国的大工厂，事情可两样了。规模的庞大，机器的复杂，分工的细密，使一个外行人简直有丈八和尚摸不着头的感觉。
汽车工厂的附近，房屋鳞次栉比。隆冬的薄暮的斜阳晒到身上，使我感觉无限的慰藉。我独立山岗，一面欣赏周遭的景物，一面询问过往的工人，请教他们领我到招待处去。
我到了招待处时，蒙负责人亲自接见。我说明来意后，他马上很抱歉似的告诉我说：“时间已经来不及。凡是到本厂来参观的人，必须在三星期前预先约定。”说时，他即刻翻着登记簿说：“现在才2月，可是4月份的参观日期已经摆好了。”
时间不允许，干焦急也没有办法，我只好利用这机会，把汽车陈列室看了一遍。
这间陈列室的规模比较一座容纳3000个听众的戏院还大。陈列室里有各种各式的汽车，有的价廉物美，有的奢侈华丽；有的轻便省油，有的笨重不堪。从车胎到外轮，从车头到车身，一一陈列出来，让人参观。最使我注意的，就是一辆用淡黄色的喷漆涂的汽车。这辆车是奥斯汀汽车公司所制造的第一百万辆汽车。为纪念这个里程碑一样的号码起见，参加制造的工人在车身上一一签名。白流的是工人的血汗，享受的是富商巨贾，公子哥儿。我不知道奥斯汀公司的工人，当他们执笔签字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否好过。
我在陈列室盘桓一会儿，就想告辞，招待处负责人留我茶叙。凑巧第一批参观的几十个人已经来到，经过介绍后，大家便在一起谈天。
英国制造汽车的地方，除伯明翰外，还有牛津、卢吞（Luton）、达尔卑（Derby）等城。不过把那几个城来与伯明翰相较，这好像小巫见大巫。伯明翰的重工业条件很完备，其他各城不是少了这种原料，便是缺乏那种人才，可见任何事业的成功，全看天时、地利、人和等要素的合拍的情形而定。
真是环境决定一切。以工商业著名的伯明翰，她的最高学府——伯明翰大学——也以工商业等课程著称。关于采煤冶铁的学科，伯明翰大学固然独步一时，关于商科和经济学，她更有把握。记得战前太古兰烟筒轮船公司曾资助燕大毕业生到伯明翰去研究经济，不知道战后还继续否。
伯明翰的公园和游戏场占地4000英亩，可惜因时间和天气关系，不暇盘桓，这只好留待他日了。
2月10日（星期四）
以地名来做报名，报纸办得成功，地名也跟着响亮，曼彻斯特就是一个例子。
曼彻斯特在伦敦西北189英里，人口73万，她的铁路网与电车路网，星罗棋布，把附近的几个小城市合并起来，成为一个都市。
曼彻斯特的商场和重要机关在市中心及城南，工厂分散郊外。在铁路时代未降临以前，这儿有大规模的运河工程。她的船坞码头的设备，虽然赶不上利物浦，但在全国商埠的地位上，她仍占着第六位。
这儿的大建筑物为市政府，它是哥特式的，钟楼高达300英尺，里边有一组钟，共21个，每次报时刻的时候，它们奏出和谐的音调。
新图书馆为圆形，外表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的形式，馆内藏书虽不少，但是参观过伦敦博物院图书馆及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人，跑到欧洲中等的城市的图书馆来看，总不会过瘾。
交易所大厦酷似意大利的建筑。这是八十年前盖的，到了1914年至1921年间曾加以扩充，自由贸易厅是威尼斯式的建筑，里边容纳5000人，所有市民大会、音乐会多在这儿举行。此外，邮政总局、警察总局的规模也相当大，可惜附近的煤田及工厂的烟突所冒出来的烟，把所有建筑物弄得又脏又黑，加以这个都市的发展并没有一定的计划，街道窄狭，交通拥挤，一遇下雨，更是龌龊不堪。除专门研究工业的人外，普通游客对这种城市不大感觉兴趣。
这儿是全世界的棉业的一个中心。纺织、漂白、制造工厂，都设在附近的村镇，而棉业的交易却在市区内进行。自第一次大战后，棉业渐走下坡路，代之而起的是人造丝。和棉业一样重要的是工程。这儿制造各种机械，纺织机器、火车头、飞机，以及各种电器。由于棉业和机械的发展，这儿的化学工业和染料工业也很有名。此外，制衣业、制帽业、树胶业、制纸业、钉书业也相当发达，每部门都容纳很多工人。
进口贸易，以油、木材、水果、谷物为大宗。吃水28尺深的一万多吨的大船能够开入这个城，所以她的海上交通也很便利。因为工商业发达，银行业也跟着很活跃，而银行清算处所经营的业务，比较伦敦以外任何一省的银行都多。
这儿有一间设备完善的工艺专门学校，学生7000人。另外还有艺术学院、师范学院、音乐学院、盲哑学校。最高学府为维多利亚大学，历史不到100年，大学的唯一学院叫做欧文学院（Owens College）。过去一二十年间，许多“慈善家”一再捐助巨资，所以她能够建筑一座物理大楼，同时扩充病理学系。在课程方面，史学系、地学系、神经学系、物理学系比较健全，而社会经济学系，尤其经济史，在学术界上也有相当地位。
本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无论怎么小的大学也能够出个把人材。可是一个人成名后，必须跑到人文荟萃的京师或国际大都市，为的是只有京师或国际大都市才能够培养第一流的人才。那些成绩较差的人被杀退小城市，到了小城市后，因为设备欠佳，难免孤陋寡闻。起初什么都看不惯，久而久之，不觉自甘下流。后进的优秀青年继续往京师或国际大都市跑，落伍的又被杀退小城市。这种人才的对流是漫无底止的。我在国内已经看个梗概，到了欧洲后，看得更明白。
回头我们要谈一谈《曼彻斯特导报》（Manchester Guardian）。在英国，除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外，比较最前进的就是这家报。凡是反对“死硬的”帝国主义者，同时又没有勇气作过激的行动的人，对于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报纸，多少寄予无限的同情。我们国内受过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教育的知识分子多数喜欢阅读这种报，为的是从短评到专论，从琐碎新闻到长篇通讯，都能够表达英美式的自由主义。
在《曼彻斯特导报》的鼓吹下，合作运动也突飞猛进。曼彻斯特是英国的“趸卖合作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的根据地，同时也是一般合作社最发达的地方。原来煤炭工人和纺织工人都是优秀的合作社员，到处煤田满是合作社。这儿既然是棉业和煤业的中心，所以合作社之多自可想见。据经济史专家的意见，曼彻斯特的罢工事件特别少，为的是趸卖合作社是个好雇主，他们往往按章缴纳工会的会费。加入这种合作社的工厂的工人，有机会深悉全部的合作事业，谁也不把他们当做局外人看待。有人主张合作社须达到工厂共有的目的，社员们得选举自己的经理，分担一切损益。这理论固然不错，但是截至现在止，分担损失这一点还是走不通。
总之，在英国的工商业的发展上，曼彻斯特有很大的贡献；在教育的设施上，她给贫民制造许多机会；在合作运动及自由思想的传播上，她的最有名的报纸永远坚守思想和文化的前锋的地位。
2月11日（星期五）
绰号“船城”（City of Ships）的利物浦，她是英国的大门。当第二次大战期间，无数的物资，成千成万的兵士，联军的护航队，都以此地为根据点。
利物浦在麦塞河（Mersey）北岸，离伦敦200英里，离伯明翰100英里，人口76万。她的最有名的东西就是船坞，所以我到利物浦后，什么事情都不干，先到船坞去观光。利物浦的船坞长达二三十英里，徒步是走不完的。我跟一个当地的英国朋友同往参观，走一段，坐车一段，这样比较可节省时间和精力。
历史最久的船坞是1715年建筑成功的“老船坞”，占地3英亩。后来，因为海上运输逐渐发展，船坞的面积也慢慢扩充，到了18世纪末期，已经有5个船坞，占地27英亩半。
当19世纪的时候，来往的轮船的吨数和只数又大大增加，从前简陋的设备，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于是大兴土木，改良旧的，建筑新的船坞，其中最重要的工程，算是格兰斯吞系的船坞，在这儿，任何大船都可以容纳。
从前读英国经济史的时候，我对于“干船坞”（dry dock）这个名词老是不大明了。现在到利物浦来参观，这才知道“干船坞”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干船坞”造成一个大船的样子，地基和三面墙壁全是钢筋石块水门汀的混合物筑成的。需要修理的大船开进干船坞后，由工人用电力把铁门一关，然后用大型的抽水机将船坞里的海水完全抽出去，以便船坞工人在这干干净净的工场上工作。到了修理竣事后，铁门一开，海水涌进来，轮船又能够很平稳地驶向大洋去。
船坞沿岸有400架起重机，规模最大的能够起卸200吨重的货物。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真是方便极了。
利物浦之所以成为“船城”，为的是她有这么好的码头和船坞，可是摆在眼前的白浪滔天的麦塞江把她和对岸隔开。假如没有一个大隧道把两岸联接起来，单是渡江的困难，便会阻碍她的发展。
英国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工程师早就注意这问题。他们觉得建筑隧道比较架桥更实用，更耐久。经过国会多次的辩论，结果决定兴工。干线是从利物浦的“旧干草市场”（Old Haymarket）的英皇大道开始，斜度为每30码低1码，直至离岸260码那么远的地方，隧道才恢复平坦的状态。这种平路计557码，接着又慢慢往上升，斜度也是每30码高1码。除干线外，还有支线。隧道的表面的直径为46英尺3英寸，里面的直径为44英尺。干线的马路宽36英尺，可让四辆车同时开行；支线的马路宽19英尺，可容两辆车同时开驶。隧道全长达2.87英里，这算是全世界最长的水底的隧道。
英国人对于隧道的通风工作富有经验。他们所造的通风的机器，每分钟内能够输入250万立方尺新鲜的空气，抽出同一数量的污浊的空气。所以在隧道里工作，跟在露天工作，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隧道于1925年通车，建筑费共700万镑，不过25年来它对于交通上的贡献，实在不容易估计。
× × × × ×
利物浦的中小学教育，像英国其他城市一样，是相当发达。小学300多间，学生90000多人；中学15间，学生8000多人。此外，还有艺术、商业、家政等专门学院。至于利物浦大学，她是1903年正式成立的。校舍主要的有个维多利亚大厦，其余各学院——如建筑学院、社会科学院、教育考古学系——都是很简陋的楼房，虽然合并起来可造成一个四方形的院子。
几十年来中国人中了留学生的毒，以为非留学就得不到学问，这种观点完全错误。其实所谓欧美先进的国家，每国至多有两三间大学真是人才辈出，其余各省会各州府的大学，无论仪器和图书的设备，教授和学生的造诣，绝对不比我们国内的第一流大学高明。假如一个学生的学问基础本来很浅薄，出国后又没有死心塌地下过苦功夫，鬼混几年，单靠一纸文凭回国去骗人，这时代可过去了。
利物浦的华侨较多，为着这问题，我特地跑到中国领事馆去找旧同学曾毓剑君，请他陪我去参观。
旅居利物浦的华侨约有三百人，他们是经营小本买卖，或过着海员的生活。他们集中于两三条街，最大的生理为几间小型的酒楼，其次为杂货店与中药店。我们吃完饭后，便到一间赌馆去参观。赌馆里边鸦片烟的味道很浓，穷苦的华侨们聚精会神地在呼卢喝雉。他们看见我进来，个个报以惊奇的眼光。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知道这些赌客们是常造之客，所以一遇外来的生客，他们马上发觉出来。
据曾君的报道，这儿的华侨有个共同的缺点，他们喜欢互相攻击，互相告密。例如张三和一个英国的女子恋爱，过了相当时候，张三把这女子介绍给同乡或同胞李四。照规矩，李四应该成人之美，想法帮忙张三。可是事实上适得其反，李四专门向英国的女子破坏张三的名誉，飞短流长，把他骂得一文不值。结果，张三固然失败，李四也不见得会成功。这种例子很多。同室鹬蚌相持，让外人坐享其成，无怪到处受人排斥。
据我看，利物浦的华侨的前途很黯淡。他们既没有雄厚的资本，又不能互相团结，加以收入不多，负担繁重，除极少数人能够维持温暖的生活外，大多数人都陷于悲惨的状态。他们远离祖国，它们没有机会接收中原的文化，辛苦一生，到头来葬身他乡。他们十九没有成家立业，偶尔有人结婚生孩子，至多不过加几个“峇峇”，对于祖国恐难有什么贡献。
2月12日（星期六）
中午应英国广播电台之约，作五分钟的演讲。题目是“旅英观感”。今天是先灌片，灌片的工作成功后，随时可广播，好像开留声机一样方便。
兹纪录演辞如下：
“二十多年来我读英国书，看英国报，结交英国的朋友，对于英国多少有些认识。但是，严格说来，书本上的认识究竟不如最近实地考察的印象那么深刻。
“大战期中，英国蒙受莫大的牺牲，从战前的债权国，变成战后的债务国，日子不大好过。但是自尊心甚高的英国人抱着‘好汉打落门牙和血吞’的精神，认真地加紧节约。从英国首相到普通平民，大家实行计口授粮的方法。大战期中，连面包也要配给。现在配给的项目虽然减少，但是一个人每星期只能买到一只鸡蛋和一片薄肉，人民的健康主要的是靠蔬菜和普通农产品来维持，这种修道士式的刻苦生活，无论哪个国家都赶不上。另一方面，一般婴儿可以吃到多量的牛奶，小学生花四个铜板可以吃一顿很丰富的午餐，个个脸如苹果，天真活泼，惹人爱怜。我在火车上看见一个11个月大的小孩，体重27磅，已经会走路。我又看见一个6个月大的小孩，除睡觉外，就是笑嘻嘻地坐在车上玩，极少哭哭啼啼。小时打好这么切实的基础，将来长大后，身体强，精力足，无论做学问或做实际活动都是绰有余裕。
“英国人沉默寡言，不轻易发表意见。无论在公园的碧绿的草地上，繁华的酒店的客厅里，舒适的家庭的火炉边，每个人除用功外，便沉思默想，不干涉人家，也不受人家的干涉。另一方面，他们却有急公好义，守望相助的精神。我从伦敦到莎士比亚的故乡，同车有个21岁的青年，是利物浦人。我告诉他说两天之后我也要到利物浦。他马上向我提议说，他可以领导我参观。我把利物浦的地址告诉他，他果然按时来找我，领我到市区和船坞去参观。我们在利物浦的电车上谈天，这位利物浦的青年告诉我说，当地只有一个大教堂，其余都是小教堂，隔座有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不以为然，到了下车的时候，她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们说：‘先生，这儿有两个大教堂，一个是天主教的，一个是耶稣教的。’说完，便扬长而去。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尤其坐车问路，任何客人都尽量给你帮忙。英伦的社会秩序这么好，警察的力量不到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都靠全体人民的急公好义，守望相助的精神。
“英国的国民教育已经延长到十年，所有公立学校都不收学费，所以她的国民教育的程度很高。在电车或火车里，每个旅客一坐下来就看书看报，连一分钟也不敢浪费。中国最大的报纸的销路不过十几万份，南洋最大的报纸的销路不过三四万份，可是英伦的报纸起码几十万份，日报多的达四百万份，星期报多的达七百万份。普通市民起码看三种报。除报纸外，还要看书，所以英国人的常识的丰富，是在任何国家之上。英国人的常识固好，专门的知识尤被重视。牛津剑桥的学生，在良师益友及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的中间熏陶四年，一出校门，就是专家。伦敦的青年，白天在公司或政府机关办完公事后，晚上还可到伦敦大学去上课。其他业余的专门学校实在多得很。只要你肯虚心请教，随时随地都有上进的机会。
“自己刻苦，让儿童快乐；无事沉默寡言，有事见义勇为；常识力求广博，学问力求深刻：这是英国人所给我的印象。我希望驻在远东的英国人能够把这种精神带到那边去，让我们一般没有到英国来参观的中国人也有机会学习学习。”
2月14日（星期一）
早起，收拾行装，准备搬到伦敦。
早餐后，家松兄亲自驾车送我到格洛夫诺旅店（Grovnor Hotel），感甚！我这次旅英三周，除在外埠旅行几天外，其余的时间都住在家松兄府上。家松兄是个职业记者，他只注意新闻，对于政治问题没有成见。他的夫人马仰曹女士，家学渊源，谈吐很有风趣。在燕大读书的时代，家松兄比较我高两级，仰曹女士不但和我同级，而且和我同系，大家很谈得来。
前天我给英国广播电台灌片，演讲五分钟，得到英币6畿尼（Guinie，1畿尼合1镑又1先令）的报酬。我把这笔意外的收获全部拿去买书，聊当纪念。关于工业革命及议会制度的权威著作，过去我曾有搜集，今天特地往伦敦大学附近的一间书店把几本新著都买来，痛快之至！
往移民局办出口证，一会儿就办完，虽然排队的时间费我一个钟头。英国人的法治精神实在好，一遇人多的地方，大家都自动地排队，用不着警察干涉或监督。这种浓厚的自尊心，恐怕是三百年来英国之所以成为强国的基本原因。据说，英国的居民每年须纳英币一镑作收音机的捐税。政府只在报纸上发一通告，全国居民都自动地到指定机关去缴纳，每年可得1000万镑。警察或税警用不着到你府上去催收，全体居民也用不着抗捐拒税。因为每个人民都是义务的公务员，所以真正受薪的公务员的数目可以尽量减少。因为公务员人数少，报酬多，法律严，所以他们不但没有舞弊的必要，而且也没有舞弊的可能。
下午四时约伦敦大学阿雪吞教授茶叙。他对我很注意，一再问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我老老实实地讲给他听。他希望我有机会再到伦敦，我当然很愿意，不过这机会又在何日何年。
晚上，约屈哲夫兄到香港楼吃饭，每人一碟炒面，另外加一碗汤，一碟杂碎。伦敦的英国菜固然难吃，中国菜也不高明。哲夫兄只吃了半盘面，我以埋头苦干的精神，勉强把一盘面吃完。吃完之后，从舌尖到肚子都不舒服。回顾邻座的外国人，把一碟没有肉丝，没有虾米，没有作料的“杂碎”——其实就是素炒豆芽菜——吃得津津有味，不由得不使我佩服。
司马温公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们中国人把烹调术发展到最高度，选材的精细，配料的丰富，制法的考究，远非外国人所能想象得到。可是一出国门，饮食就发生问题。外国人只讲营养，我们营养不大注意，但色香味却不能不讲求。外国人的茶里加半杯牛奶，一两茶匙白糖，便心满意足，我们的龙井香片，或铁观音根本不需要那一套。但是，我们最注意的白米饭，英国实在不容易找，而白米饭的昂贵，是中国人不能在欧洲各国立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晚饭后，经壁克得丽广场往公园散步。伦敦这地方，寸金寸土，可是酷爱园林的英国人还开辟那么大的面积作公园，让全市800万居民在乌烟浓雾的威胁下，有个呼吸新鲜空气的所在。
巴黎人爱花，伦敦人爱草，伦敦所有的公园的精华就是草地，草地比较花园更实用。因为花园只供人欣赏，而草地除悦目怡神外，还可以躺下来睡觉。英国人到处讲实用，连公园也不能例外。
2月15日（星期二）
伦敦的格洛夫诺酒店是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楼下有个大门直达车站。这间酒店的历史有多久，我没有工夫去细心研究，但就它的电梯而论，这间酒店已经超过60年。电梯内部有个铁索，电梯上落，由工人把铁索往下拉，这种原始的电梯最初装置的情形，恐怕只有93高龄的萧伯纳曾亲眼看见。
九时上车，搭的是普通头等车，不是特别快车。英伦的火车，头等与三等的座位没有多大分别。无论三等火车或地下电车，或公共汽车，所有座位都用呢绒，既舒服，又干净，交通工具这么发达，这才能够鼓起人们旅行的兴趣。
车抵多佛，海关没有检查我的行李，就让我上船。多佛的长堤做得很高明，宏伟坚固，俨若水上长城。长堤左环右抱，两个缺口为船只出入的地方。左边的堤里还有两个较短的码头，供船只停泊。我看见多佛这个码头，不由得不想到香港和威海卫。沉着刚毅的英国人，他们敢向自然挑战，将荒岛变成乐园，把狂洋划为小湖。的确，多佛港外波涛万顷，多佛港内水波不兴，这种规模宏大的海港设备，正是岛国的人民最值得自豪的地方。
多佛港内的水太浅，只能停泊小型的轮船。最大的邮船如“伊丽莎白皇后号”须在骚汉普吞（South-ampton）起落，将来重到英伦时须到那边参观。
中午在渡船上吃饭，从小窗往外看，只见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全是挂着英国旗。在第二次大战中，法国的船只损坏最多，战后三年，元气远没有完全恢复，所有船只没有大量补充。因此，英伦海峡中的轮渡只好用英国船。
船靠加来时，大家纷纷上岸。法国的移民局的职员把我的护照拿去看一看，就让我直接上车，不必经过海关。这比较我年青时代在福建内河旅行时一再受海关“厘金”的麻烦，其难易不可以道里计。可惜南洋各属地的政府，不懂得把欧洲的善政介绍到南洋，只知道把中国的陋习全部搬过来，弄得寄居南洋的华侨受惯“洋罪”后，再也不敢轻易谈到旅行了。
六时抵巴黎，仍寓第五区东方饭店第十号房间。房东夫妇把一大堆信件交给我，其中最重要的不消说是家信和南洋商报。
王麟曾兄来谈。我报告英伦旅行的经过，他报告《我选择自由》的作者受审的情形。这是轰动国际的大案件，日内当搜集资料，详细报道。
倦极，熟睡。
2月16日（星期三）
闲居无事，把伦敦和巴黎作个比较，倒也很有趣味。
伦敦人口800多万，城市无限制地扩充，坐电车走了一个多钟头，还是没有跳出伦敦的范围。事实上，伦敦不是一个城，而是把附近6个“郡治”（Home Counties）合并在一起，好在房屋鳞次栉比，看不出破绽，所以连郊外的平房也沾到世界第一大城的光荣。
巴黎人口400万，都市的设计独具匠心。就全市而论，东西南北各有一个繁华的区域；就行政区域的20区而论，每区总有一条大道，笔直宽大，均匀紧凑，使生活在这个大城市的人，无形中对于都市设计和建筑术发生浓厚的趣味。
× × × × ×
伦敦的交通事业比较发达，尤其地下电车，因为通风的设备比较优良，凉爽舒适，敏捷便利。
巴黎的交通事业比较落后，地下电车拥挤不堪，而且气味非常难闻，假如市政当局对于通风工作不加改良，这对于居民的健康是有很大妨碍。
× × × × ×
伦敦的工人的待遇高，一股人民的生活都在水准以上。他们的服装整齐，举止大方，无论茶楼酒馆或公共场合，没有人向你索小费。
巴黎的工人待遇低，一般人民的生活比较困难。他们的服装随便，举动浮躁，无论茶楼酒馆或任何公共场合，不给小费绝对不成。
× × × × ×
伦敦的生活紧张，每天下午的茶叙，是人们唯一的享受。市中心区的夜生活到了十时已经终止。
巴黎的生活比较舒适，普通人民以酒当茶，市中心区的夜生活是从下午十时开始，吃晚饭的时间是在午夜，许多舞场须等到雄鸡报晓的时候才告一段落。
× × × × ×
伦敦的男人沉着，不轻易发表意见，使人莫测高深。但是伦敦的小孩实在健康活泼，天真可爱。假如伦敦的朋友们肯把他们的小孩送给我做“干儿子”，我绝对欢迎。
巴黎的男人轻浮，说话时举手划足，耸肩皱眉，把对方当做剧场里的观众。但是巴黎的女人风骚妩媚，身材适中。假如我不是东方人，而且没有结过婚，我很想娶个巴黎的太太。
× × × × ×
伦敦的泰晤士河实用有余，美观不足。黄色的河水，上边笼罩着乌烟浓雾，把所有的美感都断送了。
巴黎的塞纳河宁静幽雅，悠远深邃。澄清的河水，配着四周的青草绿树，使人一看便乐而忘返。
× × × × ×
伦敦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学术文化须让给离城60英里的牛津和剑桥。
巴黎是政治文化的总汇，特殊的工商业分散在南方的马赛和里昂。
× × × × ×
伦敦人是达尔文的信徒，在崇拜光荣的传统中力求进化。他们比较稳健，不走极端。
巴黎人是马克思的信徒，他们是热烈地推翻旧制度，接受新思潮。除苏联外，巴黎的左倾分子的力量大可左右欧洲各国。
× × × × ×
伦敦的气氛是阳刚。
巴黎的气氛是阴柔。
× × × × ×
伦敦是年富力强的人钩心斗角的竞技场。
巴黎是青年人追求侣伴，老年人休养生息的安乐窝。
× × × × ×
伦敦巴黎说了半天，到头来不如堂皇伟大，古色古香的北京。
2月17日（星期四）
昨天把伦敦与巴黎作个比较，今天专谈巴黎的特色。
巴黎是国际大都市，是欧州的十字街头。在巴黎立足的人，当地居民占了三分之一，法国各省人士占了三分之一，世界各国的学生、商人、外交家、旅行家占了三分之一。因为整个巴黎是靠外省和外国来供给生活，所以巴黎的旅店、酒楼、咖啡馆、服装店、香水店、戏院、舞厅、电影院特别发达。久而久之，她便变成消金窟。巴黎的繁华盖世的市容是寄托于旅行业和各种娱乐场，巴黎的荒淫糜烂的生活也从旅行业及各种娱乐场产生出来的。
巴黎是“镜”的世界。蜡人馆里的凹凸镜固然会把你的牙齿笑掉落来，花花世界的镜子也会使你目迷五色。巴黎的旅馆和娱乐场所配备的镜子特多，一间屋子由两边的墙壁的高大的镜子反映出来，把屋子的面积好像扩大了几倍，尤其你在螺旋形的楼梯上落的时候，四面的镜子把你包围得不知道哪儿是出路。存在的“形”是现实的，镜里的“影”是理想的。巴黎的文风发达，文人喜欢做梦。我想他们喜欢做梦的原因，是和镜子有相当关系。
巴黎是“花”的世界。暮春三月的江南，它的普遍的风景，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儿“杂花”两字最能道出江南，甚至整个中国的风景。在欧洲，尤其法国和荷兰，她们的花儿，人工的意味太重。荷兰郊外的肥田，到处广植花卉，人工的接种工作，把花儿弄成奇形怪状。花儿的种类加多，但我总觉得那种花是不够香。巴黎的花圃没有荷兰那么发达，不过巴黎的花店之多，是出我意料之外。中等以上的家庭，逐日由花店供给鲜艳夺目的花儿；中等以下的家庭也要种几盆花，增加家庭的乐趣。巴黎的皇宫御苑的名花，谁都会赏识，但我所得的印象最深的，莫如花中的花。这是说，把花圃作成花的图案，然后广植花草；或者把花圃造成一个花篮，花篮的旁边植草，当中种花。自然的美丽，加上巧妙的人工，造成高度的美化的环境。
巴黎是“水”的世界。从全部文化史看来，历代各都市的发达，都靠着附近的江河的水。不过一个城所属的河如太小，水流急，沙石多，这对于交通很有妨碍。另一方面，假如河身太大，那么又黄又浊的河流，实在不大雅观。比较折衷的办法，就是城里辟湖。这虽然没有商业的利益，但对于都市的美化很有关系。伦敦的泰晤士河，利物浦的麦塞河，像我们的长江黄河一样，江面太大，浊水太多，实用有余，美观不足。瑞士的日内瓦湖，像我们的北京城内的北海、中海、南海，及杭州的西湖一样，可以增加游览的兴趣，但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关系。独有巴黎的塞纳河，河水酷似平静无波的浅湖，但下游可通达大西洋，而小型的轮船也可以驶到河边。兼江湖之美，尽自然的便利。像这种河流，只有威尼斯的运河，及佛罗伦萨的亚诺河可以相媲美。
塞纳河固然是巴黎的美的泉源，但巴黎的喷水池之多，实在给她增光不少。从罗浮宫步行到凯旋门，中间便有几道喷水池，而冈谷的喷水池虽然是模仿罗马，但规模之大，设计之真，似乎是青出于蓝。此外，夏悠宫前庭，凡尔赛宫后院的喷水池，更是巧夺天工。住在拉丁区的文人，每于业余课后，跑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从邃密的森林，转到喷水池边。200尺高的喷泉，给东风一吹，点点的水花，把你吹得心花怒放。靠着这些水池，巴黎的文人，不难找到灵感的源泉了。
巴黎是“月”的世界。谁说巴黎的月比较中国的月更漂亮，这个人应该打个耳光。一年四季，巴黎很难见个好月亮，唯其难得，所以每当“云破月来花弄影”的时候，更能逗动你的情趣。在月色朦胧的深宵，一双双一对对的情人，踏着马路边的树枝的影子前进，森林深处，忽然传到马蹄的声音，这是什么境界。我自分福薄，没有机会与外国的异性朋友周旋，但是喜欢散步的我，一遇有三分月色的良宵，我总不会放过这机会。有时独自步月，非至三更半夜，绝不会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寓所来。
巴黎是“灯”的世界。你瞧，从歌剧院门口到罗浮公司那一列灯光，香绮丽丝大道上那一列灯光，冈谷的喷水池周围那一列灯光，这已经说得上一派繁华的气象。假如你斜倚塞纳河的桥边，俯瞰水底的倒影，万家灯火，分外悦眼。的确，镜里的花，水底的光——不论灯光或月光——是最能发挥人们的想象力的。巴黎文人的想象力的丰富，这恐怕是得力于镜里的花，水底的光罢。
巴黎是“酒”的世界。巴黎的酒差不多有几千种。因为多，所以精，这倒合辩证法所谓“由量的变到质的变”的原则。巴黎人一坐下来就喝酒，红色的葡萄酒，一天喝上十杯八杯，这是常事。吃饭时候，男女老幼都喝酒。假如有宴会，饭前须喝开胃酒，吃饭时须喝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饭后才喝酒精较浓的酒。到舞厅，须喝香槟，不管你会喝不会喝。事实上，香槟的味道那么纯，无论谁都可以来一两杯。
巴黎是“香”的世界。巴黎的香水工厂战前有500家，战后一度增加到2000家，现在又减少到1000家。一家平均用了100个工人，至少有10万工人是靠香水吃饭。香水的名堂之多，这只在巴黎的几间大公司里才可见到一二。大公司的楼下照例是辟一角，专门售卖各种各色的香水，年青貌美的售货员，穿着合身的雪白的制服，个个都像天使。香水、口红、脂粉、指甲油……一阵阵的浓郁的气氛送到你的鼻尖。任凭你在深山古庙修行十年，一跑到这种沁人心脾的环境，难免凡心一动，即刻从真化俗。
巴黎是“红”的世界。巴黎的少女，不会瘦得像肺痨鬼，胖得像死猪。她们的身材适中，白里带红，矫健娟秀，兼而有之。加以理发的考究，服装的趋时，每个巴黎的少女都可以骗到一些外汇。巴黎的妇女对于有色人种并没有半点排斥的心理。反之，她们不但喜欢东方人，而且爱好非洲人。
镜、花、水、月、灯、酒、香、红，这八个字注定巴黎的命运。无论表面上的繁华，或骨子里的糜烂，都是逃不过这八个字的安排。“化朽腐为神奇”，这恐怕要期待旧的巴黎完全死去，新的巴黎整个生长茁壮的时候。
2月18日（星期五）
巴黎拉丁区有个教堂，这个教堂的规模之小，你怎么也想象不到，全部面积不过普通一间卧房那么大，而且在穷巷的陋室的底层，潮湿丑陋，简直像个猪栏。到这种教堂来做礼拜的全是白俄。白俄维护沙皇，反抗革命，到了革命成功后，他们只好浪迹天涯，过着“回忆”“梦想”的没落生活。他们希望上帝保护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重返俄国，过那穷奢极侈的日子，不过这种希望，随着时代的进展，越来越不易实现。无论上帝多么仁慈，对于罪恶贯盈的反动势力还是爱莫能助。
× × × × ×
欧洲的博物院是世界闻名的。巴黎罗浮宫，伦敦不列颠博物院的历史的悠久，庋藏的丰富，自不必说，其他二三流的城市，甚至一区一镇，都有博物院。从书本上去寻求古物的知识，多少有些“隔靴搔痒”，可是一到博物院，多年来摸不着头绪的问题，一看就明白了。我常说，在著名的博物院和图书馆中生活的人，他的常识自然丰富。假如再加上自己的细心揣摩，良师益友的朝夕切磋，迟早会变成大器。
今天报载：“南京政府将名贵文物8600件，由上海运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国博物馆、中国地质调查所等单位的图书。”政府大员这种断送祖国的国宝和美国政府这种趁火打劫的行动，实在是罪不容诛。
我曾记得1927年初到北京的时候，正值故宫开放，我一连看了三天，越看越上瘾。此后去一回，东西少一回，到了“故宫盗宝”的案件暴露后，名贵的古物已经很有限。英皇加冕那一年，孔祥熙负着“押运生辰纲”的使命，押运了大批古物到英伦去展览。这些古物一去不回头。有人说，沉在海底；有人说，跑到孔祥熙的口袋里。十年战乱，稀世之宝的古物时遭损害盗窃。现在南京政府不想做零星买卖，愿意做大宗贸易。因此，8600件古物便一古脑儿移交到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去了。
平心而论，在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古物暂时寄在美国或其他国家未尝不可。不过这儿须注意几个问题：（一）往返搬运是否会损失？（二）押运的人是否要索“佣金”？（三）将来中国全面和平后，“当铺老板”是否能将所有古物完璧归赵？
2月20日（星期日）
联合国经济署把去年世界各国的经济的动态作个考察，它的结论是：去年经济上最重要的进展可以说是粮食。去年的粮食比较战前多10％，而前年还比战前少了4％，工业的产品似乎也引人注意。去年的水准比较前年高了1/3。不过工业的发展大受美国的影响，因为去年美国的工业产品比较战前多了70％。
远东对于世界复兴的贡献，是在原料而不在粮食。战前远东所出产的粮食可以输出18％，最近的数字只剩4％。战前远东有900万吨米出口，去年只有360万吨，虽然去年的情形已经比较前年好得多。马来亚和荷印的树胶的产量有增加，不过美国所出产的人造胶——占全世界的树胶消费量1/4——越来越多，所以天然胶的价格提不起来。
欧洲的生产品的确有增加，不过各国的复兴的步骤不同。意大利的生产量等于战前4/5；法国的生产刚好达到战前的水准；比利时比较战前稍低；荷兰稍高；捷克也不如战前。去年欧洲各国最大的成就，须数到苏联、波兰、瑞士、瑞典。
欧洲的煤荒已经过去，但是钢铁和木材的生产还不够，而钢铁一项，美国竟占全世界的产量60％。
一般说来，去年的生产比较前年增加，但是国际贸易的总量仅及前年10％。
农工业的生产与国际贸易是世界复兴的指标。去年的国际贸易的总量反而不如前年，这完全是因为各国要多用国货，节省外汇。就全世界而论，东方多产原料，西方多产工业制造品；就欧洲而论，东欧多产原料，西欧多产工业制造品。西方和西欧可提高东方和东欧的农工业的技术，东方和东欧可供给西方和西欧主要的原料。互通有无，各得其所。可是目前各国并不想往这条康庄的大道走。
要发展世界各国的农工业，需要很大的本钱，可是目前西方的大亨们的眼光短浅，度量窄狭，他们认钱不认人，哪里肯在产业落后的国家投资？
经济复兴的背后隐藏着政治斗争的危机。马歇尔的援欧计划，表面上虽说得冠冕堂皇，骨子里是说明，美国的借款是给欧洲各国作反共的本钱，尤其自柏林紧张以来，欧洲各国又走上希特勒的没落的旧路，“以枪炮代牛油”，大家束紧腰带，把最宝贝的时间、金钱、资源都送给兵工厂。野心家的侵略和霸占的欲火不泯，世界经济复兴计划恐怕没有多大希望。姑定一切复兴计划得顺利进行，野心家的占有欲和安全感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还不是发动战争，把所有建设毁灭净尽么？
2月22日（星期二）
英国广播电台，不但要传达消息，而且也注重有系统的学术演讲。日前我在伦敦的时候，正值当代哲学大师罗素广播，可惜因时间关系，不能经常听讲，怅甚！
今天翻阅赫胥黎·尤利安（Julian Huxley）的《科学与社会的需要》。这部280页的书，就是五年前赫胥黎氏给英国广播电台的演稿改编而成。赫胥黎像他的祖父一样，既是科学专家，又是文章能手，言之有物，顺理成章。这种博大精深的通人，只有道地的英国的社会和教育才能够产生。
《科学与社会的需要》一书共13章，除最后一章为结论外，其余各章是说明科学与各部门生活的关系。例如第8章“研究与工业”，就是值得工业在萌芽中的中国的注意。
现代科学昌明，交通发达，一切事业都以突飞猛进的姿势往前进展。工业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的结果，才可适应新时代和新环境。科学的第一条件是“标准化”，因此，工业家对于原料的选择，制造方法的运用，产品的成分等问题也要“标准化”。
但是“标准化”并不会妨碍改良。事实上，工业应该跟着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改良。
赫胥黎氏非常重视“发明的天才”。他认为有天才的发明家对于机器和制造的方法往往有新奇的意见。他的意见在传统的学术上也许是站不住，在实施上也许会失败，但是这种意见仍是有价值的。可惜商人重利，使有天才的发明家不能尽量发挥他们的能力，这是社会的大损失。
据说，苏联对于有天才的发明家的鼓励不遗余力。只要一个人能够提出很好的意见，国家将给他以种种便利，提高他的地位，加强他的科学训练。在整个英国，只有一个制鞋工厂特设一研究室，延揽八名优异的人才，标明“发明家”，这些人整天忙着研究，想法改良机器。
科学影响工业，工业影响国防。例如德国科学家哈柏氏（Haber）从空气中抽出淡气，用淡气来制造亚莫尼亚，用亚莫尼亚来制造肥料及其他重要产品。德国之所以能够抵挡盟军长期的封锁，这多少应归功于哈柏氏的发明。
有发明天才的科学家，不但注意新原料、新方法、新产品，而且注意新用途。例如玻璃，玻璃的性质谁也知道，可是用玻璃来造建筑的材料却是近年的新发明。伦敦舰队街的“每日快报”的新厦，是用黑色的玻璃板来替代大理石，利物浦的大隧道也用玻璃板和钢铁来铺地洞。这是几个例子，将来玻璃的新用途还多着呢。
赫胥黎氏认为英国的工业机关花了太多钱做广告，花了太少钱做研究工作。据正确的估计，研究费只占工厂的产品的价值二千分之一。
没有动植物的标本的搜集和博物院的分类保存，近代的生物学简直无从着手，同样的，没有统计图表的编制，近代的社会科学也没有门路。我希望工业正在萌芽中的中国，须尽量吸收科学的知识，培养科学的精神，把学校和工厂打成一片，以便收获良好的效果。
科学先进的英国还这样重视科学，我们怎可不急起力追呢？
2月23日（星期三）
今天往联合国文教会的图书馆看书，读了一本《人口问题》，作者为伦敦大学的名教授卡孙德（A．M．Carr Saunders）。卡氏为人口问题的权威。这本书虽寥寥一百多页，然而深入浅出，十分切实。
我们中国人管生不管养，管养不管教。我们的人口天天增加，从二十年前的4亿，到抗战的前夕的4亿5千万，这数目是大得可怕。最近国内报纸偶尔提到4亿7千万，这数字是否靠得住，我们不暇深究，但是二十年来中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却是事实。
人口增加，而粮食没有跟着增加，这是世界上最惨酷的事情。加以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田园荒芜，粮食更形缺乏。穷乡僻壤的陕西甘肃不必说，就是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人民也陷于半饿半饱的状态。
饥民是最容易蠢动的。中国历史上的兴亡和人口问题有直接关系。当亡国之君执政的时候，政治腐败，贿赂公行，水利不修，饥馑频仍，于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便利用这机会，揭竿起义，屠杀几年而得天下。在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地旷人稀，衣食无忧。到了全盛时代，全国土地都好好地利用，所以家给人足，物阜民康。但是“饱暖生淫欲”，从皇帝到普通人民，都变成好吃懒做。人口天天增加，粮食年年减少，结果又陷于半饿半饱的状态。到了半饿半饱的状态变成全国普遍的现象的时候，这个朝廷的命运差不多快要断送了。
我觉得中国人口之多，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人中了古人的毒，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许多人连自己的生活都发生问题，但仍到处张罗，要成立家庭。据我在欧洲旅行的经验，在历史有地位的名人十九都“无后”，许多有名的作家根本没有结过婚。第二，重男轻女，因为女子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所以有的人生了女子不算数，必须生个男子，才算“有后”。
中国的人民也知道人口增加得可怕，于是不负责任的父母便实行弃婴，尤其女婴。这是最不人道的行为，我们应该加以法律和舆论的制裁。
司蒂文博士（DR．Stevenson）说：“婴孩死亡率的减少是和生育的减少有关。”我主张生一个要活一个。与其多生多死，不如少生不死，免得做母亲的人受着怀孕和生育的痛苦，做父亲的人加重生活和教养的负担。
提到节育问题，有的人主张晚婚，有的人主张婚后停止房事。这些办法利害参半。晚婚的人的经济能力也许会加强，但结婚的乐趣也会减少，古人所谓“人生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就是这意思。房事过多固然会斫丧元气，停止房事似乎是矫枉过正。最适当的办法就是实行避孕。现在医药很发达，避孕的方法很多，各都市的医生都能够给你正确的指示。
个人的生育问题要看个人的经济能力，一个国家的生育的问题要看国家的富强的地位，世界的生育问题要看世界粮食问题是否改善，一般生活程度是否提高。
大年初一，中国人一见面便说“添丁发财”。这句话很有意思。事实告诉我们，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添丁而不发财”。
2月25日（星期五）
法国的政治，现在显然划分为两大阵营，共产党亲苏联，现政府及其他各派亲美国。自日前共产党书记多列士的言论发表后，现政府及其他各派便大加攻击。他们给多列士加个很大的罪名“动摇军心”，在最近期间内，他们将想法制裁共产党领袖及其党徒。
今天法国的内阁总理揆宜特在他们官邸以“答问”的形式发表他的一套理论。内容把美国捧到天上。他的谈话刚好和多列士的谈话成个剧烈的对照。
他说，假如我们要维护世界的文明的话，那么我们应想法使法国和西欧不受苏联的侵略，而美国是有能力避免这种灾祸的唯一国家。
他又说，目前法国预算平衡，物价逐渐下降，法郎的价值慢慢提高，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日益加强，凡此种种，都是法国复兴的象征。
“法国是欧洲文明的前哨”，他很恳切地说明法国的地位。
提到共产党问题，他说苏联想支配法国和意大利。这一点苏联要失败，但是我们不能说苏联已经放弃统治欧洲的计划。因为这缘故，世界的命运是操在美国的手中，而行将签订的北大西洋联盟是支配世界的命运的一个重要工具。
“法国知道而且相信美国的友谊，同时我要你们注意法国是多么感激美国。法美两国的关系是那么密切，所以法国相信就是没有订约，美国也一定会帮忙。”他这种捧场的话似乎有点过火。
“问题是法国及西欧各国应避免侵略。假如苏联渡过莱茵河，那么我们真是灾难临头。共产党的怠工队及第五纵队将打击政府的机构，而一般人民因为怕死的缘故，弄得一点也不敢动弹。”
“站在欧洲前哨的法国不能孤立无援。她既不能单靠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又不能单靠英国，换句话说，西欧须靠美国的帮忙。”这几句话正是他的真情的流露。
“西欧的真正的疆界应该远离现有的疆界，因为这些国家的地理上的疆界一被侵犯，美国的帮忙已经来不及了。美国在西欧被侵后15天才动手已经太晚了。我这句话似乎有一点自私，但是我认为世人知道人类文明正遭遇很大的危险。”
最后他把自己的政绩颂扬一番。他说他上台的时候，正值煤矿罢工最剧烈的时候，现在矿区的共产党要员已被他撤职。此外，政府举办的公债已经超过2000亿法郎，这比较专家的估计多一倍。法国人民这样热烈购买公债，证明他们对政府有绝大的信心。
在朝者依赖美国，在野党接近苏联，这是法国政治的现象。目前双方钩心斗角，秣马厉兵，到了美苏正式“摊牌”的时候，法国的内政问题也许会同时揭晓。
2月26日（星期六）
中午约方镛、麟曾二兄到东方饭店吃饭。方君是四川人，到法国已经29年。他本来是专攻美术，战后因时代的号召，挺身出来办报。法国华侨的经济基础太薄弱，要维持一个像样的报颇不容易。他现在自己兼编辑和发行，另外还有一位刘国平君和他合作，每期印八九百份，赠送欧洲各国的华侨，所得的代价仅够邮资和纸张油墨的费用，个人的生活须另想办法。
以大公报的历史和地位，在欧洲仅推销三四十份，所以方君所办的华侨报能够推销到八九百份，这已经是难能可贵，方君希望南洋华侨的公共团体订阅他的报，使大家的消息能够灵通。
午饭后在卢森堡公园对面的一间咖啡馆谈天，窗外熙往攘来的尽是行人。欧洲人对于“周末”非常重视，平时努力工作，周末实行休息或旅行，生活既有纪律而又认真，这比较我们国内的一般平民毕生没有过着一天安乐的日子，简直是相去天壤。
晚上到“法国喜剧院”（Comedie Francaise）去看戏。这间戏院是莫里哀创办的。莫里哀以天纵的聪明和惊人的魄力，自己兼编剧、导演、主演等角色。他到全国各省轮流排演，经多年的奋斗，才积聚一些资本来创办这间戏院。到了死后，这戏院改由政府经营。演员的水准极高，由这戏院出身的人才，绝不怕有失业的危险。
今天是雨果诞生147周年纪念，所以这戏院特别排演雨果的作品。原作是散文，剧本是根据原作（Lucrece Borgia）改编的。
故事是这样，意大利威尼斯城有一班征逐声色的少年，于夜色苍茫的晚上在广场中寻乐。其中有个名叫曾拿洛（Gennaro）的孤儿到处找寻他的母亲。他随身的唯一宝贝就是一把剑，连睡觉也不肯脱下。那时他躺在井边的石凳上休息，一会儿呼呼睡去，他的同伴们个个跑走的时候也没有叫他同行。几分钟之后，有个年青貌美的少妇戴着假面具来到这广场上散步。她看见一个少年在石凳上睡觉，忽然动起爱怜的念头，于是轻轻地吻他一下。这一吻把他惊醒。年方弱冠的男子和半老徐娘在僻静的地方谈情说爱，越谈越起劲。这时候，曾拿洛的一群朋友闯进来，他们要追究这个女人的姓名，女人在大众的侮辱下，说出自己的名字为波治亚·卢克礼。
原来波治亚·卢克礼是教皇亚力山大六世的私生女，这个女人已经嫁过两次，在第二次结婚之前，亚力山大曾和她发生关系，生了这么一个儿子曾拿洛。因为他是私生子，从小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姓甚名谁，所以会造成这种悲剧。
那些市井无赖少年怂恿曾拿洛到波治亚的住宅的门前胡闹，并把波治亚（Borgia）的第一个字母B字拆下来，变成荷治亚（Orgia）。波治亚这一气非同小可，于是请求她的丈夫代为报仇。他的丈夫以毒药放在酒里和曾拿洛干杯，波治亚从后房赶出来，发现这个恶作剧的曾拿洛原来是她的亲生儿子，这时她心如刀刺，她即刻从胸前的小袋里拿出一瓶解毒水出来，给曾拿洛喝。起初曾拿洛还拒绝，经她再三恳求，才把解毒水喝下去，得免于难。
然而波治亚复仇之念并没有冰释。她在家里张灯设宴招待那些市井无赖的少年，到了酒酣耳热的时候，她又在酒里放了毒药。这时幕前的几个人寻欢作乐，引吭高歌，幕后却奏着出殡的哀歌。突然间波治亚从幕后跑出来，她对大众说：“你们都中毒了，里边已经预备好棺材，每人一具。”
“还需要第六具棺材呢。”曾拿洛理直气壮地向波治亚宣布。波治亚在极端恐慌下，又拿出解毒水请曾拿洛喝，曾不喝，这时幕后那五个少年作垂死的哀鸣，曾拿洛在盛怒之下，不由分说，把身边的剑拔出来，一下子把波治亚刺死。在死前一分钟，波治亚以微弱而又颤动的声调对曾拿洛说：“我是你的母亲。”
这个剧共三幕五场，又紧张，又热烈，真够味儿。女主角口齿之伶俐，表情的自然，可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她要求她的丈夫代她复仇的一幕，温柔、香艳、肉感、刺激，这在中国的话剧上不容易找得到。
这个剧的意义深长，一来是攻击伪善的教皇之不负责任，二来说明女人的报复的情绪的浓厚。我希望这种不健全的行动和心理将随时代的进展而逐渐消灭。
2月27日（星期日）
在国共的剧烈斗争中，国内有人组织“第三种势力”。在美苏对立的形势下，欧洲也有人组织“第三种势力”。欧洲的“第三种势力”，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和民主天主教党的合作，即普通人所谓“罗马伦敦轴心”。
从传统的自由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算是偏左，天主教党算是偏右。从共产党和法西斯两极端看来，社会主义和天主教党又算是中间。社会主义和天主教党的结合，或伦敦罗马的合作，为的是抵抗共产党和法西斯。
在本质上和历史上，社会主义和天主教党是无法合作的，因为前者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寡头政治，后者是拥护而又代表地主阶级的寡头政治。但是自1945年以来，天主教一面对意大利的共和国妥协，一面又不积极反对法国的统治。在意法这两个国家里，天主教的工会曾作这种重要的决定。换句话说，教会的政治观点稍为“近代化”，以便符合近代工业及劳工运动的发展。
的确，在近代工业的国家里，劳工的选举票会左右一切，而劳工组织再也不能容忍从前政治上的权威。反之，无论社会主义或天主教的工会都同样反对极权的思想，这种“中间”的倾向，迫得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和极右分子。
然而社会主义和天主教党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在意大利，天主教党极得势；他们在国会里占大多数，他们得到一切保守党的赞助，意大利首相可随时调换他的内阁里的两位社会主义的阁员。这种合作，梵蒂岗当然愿意。据说，梵蒂岗的战略家之所以愿意分一点余沥给社会主义者，为的是想淆乱视听，同时使其他进步分子的阵营起了分化作用。
老实说，在这金元外交占上风的时候，罗马和伦敦的合作，远不如罗马与华盛顿的关系那么深。梵蒂岗的要人希望多得华盛顿的军事和经济的支持，使他们能够进一步控制社会主义者，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的力量，给共产党以相当打击。
报载，意大利政府通过一个议案，要设立国际最高委员会来加强全国的军力。正副会长由总统和国务总理分任，各部部长和专家担任委员和顾问。他们一面乱抓“抗德军”，一面释放法西斯罪犯，这种违反理性的行动已经引起意大利的共产党的抗议，说政府给“反抗运动以奇耻大辱”。
就整个欧洲而论，苏联是极左，西班牙是极右；法国和意大利是中间偏左，英国是中间偏右。英国和苏联是极不相容的，她可以进一步和法意合作，退一步和西班牙携手，此中奥妙，只有政府要人有把握。至于梵蒂岗，它为取悦劳工阶级起见，有时也挂起社会主义的招牌，但在骨子里，它才是反共的大本营。
2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意大利的共产领袖托格里亚蒂（Togliatti）响应法国共产党的领袖多列士的声明。他说，假如苏联军队在穷追侵略者而跑到意大利的国土的时候，意大利人民是有帮忙苏联的义务。
意大利的共产党会帮忙苏联，这一点已变成公开的秘密。无论在上议院或下议院，意大利的共产党议员曾一再声明，苏联的解放军将受欢迎。
托格里亚蒂的谈话是采用问答的形式。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否赞成多列士的声明，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在最近爆发。他答道：“我不相信苏联会攻击任何国家，或者苏联会妨碍意大利的利益，反之，苏联将尽力攻击法西斯。”
他又说：“因此，我认为苏联与意大利的假想的战争简直是无稽之谈。谁提出这问题，这等于说他以为意大利之所以和苏联作战，为的是美国百万富翁要和苏联作战。须知苏联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的战争不是国与国间的战争，而是社会阶级和意识的战争，即反动分子和资本家对社会进化和工人的战争。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攻击反动派的进步分子的立场是怎样，我们可不言而喻。”
第二个问题是：“假如苏联的军队在穷追侵略者而开进意大利的领土内的时候，那么意大利的劳工和人民应取什么态度？”他答道：“在这情形下，意大利人民只好谴责侵略者，同时给苏联军队以最有效的帮忙，以便教训侵略者一顿，让全世界人士即刻知道意大利人民——至少大多数参加作战的人——认为这是阻止侵略者，维护和平的一种方法。”
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的领袖很露骨地袒护苏联，这问题使这两个国家的执政者十分烦恼。法国已经开始拘禁共产党的报人，搜查左倾的报馆，在最近期间内，也许会到法庭去控告多列士及《人道报》的社长。意大利的政府虽一声不响，然而它也暗中注意共产党的动态，看看机会成熟的时候，便一网打尽。
美国对于这问题也十分关心。昨天的《纽约时报》的社论《质问共产党》那篇文章是对美国的共产党而发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假如苏联控告加拿大为侵略者，随即在加拿大登陆，穷追加拿大的军队而抵美国境内，这时你们（美国的共产党）的态度是怎样；你们是否像托格里亚蒂一样，认为以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忙苏军是你们的‘显明的义务’？我们希望事情不至如此，但是我们有知道你们的答案的权利。”
目前是“冷战”阶段，在这“冷战”的时候，人们已经觉得喘不过气来。将来战争如爆发，我相信不用原子弹，单用最高度的“神经战”已经能够使双方同归于尽。
3月7日（星期一）
上午整理稿件。
午饭后，往湾塞纳（Vincennes）森林附近去参观动物园。巴黎的动物园闻名很久，今天才抽暇去参观。园址为三角形，地点在巴黎东部的森林和小湖之间，环境清静，阳光充足，是疗养的好所在。巴黎的市政府何幸，能够在这么好的近郊建筑一个偌大的动物园，收罗全世界的标本，供动物学家研究，给美术家写生，让一般游客增加见识，一举数得，这真是有远见有计划的市政当局应注意的事情。
园内到处都用士敏土来建筑假山岗和假岩石，高的达十丈，内有电梯直上山顶。岩石的内部建筑类似普通动物园的铁笼，周围有热气管，和暖舒适，宛若中等以上的家庭的客厅。岩石的外形为山坡，山坡的底下为水流，水流的外边为围墙。隆冬时节，有些怕冷的动物老是关在铁笼内，到了春秋佳日，把铁闸打开，让它们到假山岗和假岩石上玩耍，过几个月“复返自然”的生活。
猛兽栏里有十来个狮、虎、豹。我特别喜欢那三只小狮。小狮的身材不过哈巴狗那么大，可是结实壮健，气宇轩昂，一见使人相信它们是大器。母狮的脾气本来很大，可是淘气的小狮们一再在她的身边跳上跳下，有时咬一咬她的颈部的长鬃，或拉一拉她的尾巴，而她毫不在乎，足见浓厚的母爱出于天性，连凶猛的动物也不能例外。
每个兽栏里都有一个台，高度和宽度都在一码左右。我看见一个满肚子不高兴的雄狮绷着脸在台上跑来跑去，仿佛要找个对象来出出气。雄狮的高邻为老虎。这个老虎高大矫健，优游自得地躺在地板上休息。遥想当年武松在睡眼朦眬的状态下，忽然遇着这么一个“大虫”，不禁替他捏了一把汗。幸亏智勇兼全的武松能够表现毕生的本领，跟“大虫”一决雌雄，不然，他的性命早已断送了。
看了狮子和老虎之后，我对花豹一点也不感觉兴趣。花豹号称猛兽，然而我看他的尴尬的样子，即刻敢断定它的工夫很有限。在兽国里，花豹的地位只算是帮凶的“特务”，很难表现独特的性格。
来自亚洲热带的几只巨象，因为怕冷的缘故，所以也待在屋里，没有到广场上去溜达溜达。巨象的样子酷似臃臃肿肿的肥婆，丑恶不堪。它的身子摇摇摆摆，鼻子伸进伸出，很可怜地向人索食。有些游客扔了一片面包在地上，有一只眼明脚快的象即刻用右脚把面包按住，然后用鼻子把它捡起来送到嘴里。据说，在聪明的程度上，巨象也名列前茅，它的名次仅在猴子、老马、小狗之后，其他动物都不如它。
现在一般人都喜欢把苏联比作白熊。据我今天的观察，禀性刚毅沉着的白熊的确很厉害。白熊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不像其他猛兽整天叫嚣。此外，一辈子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的环境里讨生活，自然而然地养成雄厚的抵抗力。你瞧，其他猛兽冬天不敢出门，只有白熊在冰冷的石板上晒太阳，这种能耐，完全是环境迫出来的。
白熊的邻居有一对小黑熊，这东西的样子虽笨，但脑筋却相当灵活。游客给他们面包，他们会站起来用前脚摇一摇，表示“谢谢”的意思。
各种飞鸟是关在三丈高的铁线屋里边，屋内有树木，让飞鸟多少能过着自然的生活。有的鸟儿食牛肉，有的吃谷，工人须按时供给。
一群野鹤在露天的空地上站着，它们不用监禁，比较自由。他们偶尔长唳一声，其他同伴跟着唱和，噪得要命。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这说明野鹤叫的时候，一切同志都来个“大合唱”，所以声音特别大。
其他古里古怪的飞禽走兽多得很。每种动物的名称、种类、产生地都有木板标明。据说，法国各城市都有这么一所动物园，用意至善。我希望国内各大城市迟早都创办这么一个大动物园，让动物学家有研究的资料，使美术家有写生的对象，而一般游客无形中增加了不少自然科学的常识。
3月12日（星期六）
早起，收拾行装，准备去比利时。
八时半荣泰兄来送行。我们吃好早点后，即驱车往北站。到站后，才知道九时五十分的车是特别快车（Pullman），没有三等位。今天我买的是三等车票，三等车须等到下午两点半才开行。在候车的几个钟头，我就跑到车站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去喝茶，同时利用它来做临时办公室：写信、看报、看书、笔记。
午饭后，预备上车。由巴黎到比利时的火车须预先定好座位，我们到车站后，三等的座位早已定完，临时改换二等，补了300法郎。车开了不久，法国的移民局和海关的职员即来检查护照并调查每个客人带了多少法郎和外币出境，一问了事，手续相当简便。到了比国境内，移民局和海关也上车检查。移民局的职员看见我的护照上写着“客气的签证”（Visa de courtoisie）的字样，对我特别“客气”，连“入境”的图章也不用盖。我也很“客气”地要求他照普通手续盖个图章，他才照办。
欧洲地方狭小，交通便利，手续简单，这很能鼓励游客的兴趣。由巴黎到比京布鲁塞尔，坐火车不过四个钟头，等于南京到上海的半路。假如坐飞机，只须一顿饭工夫。欧洲人旅行多，见闻广，常识丰富，这完全得力于环境的便利。
同车有比利时人、西班牙人、波兰人。起初大家埋头阅读书报，没有招呼，到了比国境内，隔座的比利时人和我谈天，颇能减少寂寞。
比利时的人口850万，在密度上超过世界各国，她主要的是轻工业国家，比起高度工业化的英美，她可以说是瞠乎其后。产品以棉织品、毛织品为大宗，玻璃品也通销全球。目前生活困难，工资高，成本重，出口贸易大受影响。因为出口贸易疲滞，所以商业萧条，失业人数已达20万，在政治没有上轨道的中国，我们根本上是过着“轮流失业”的生活，所以失业问题我们不大注意。在欧洲，人家是实行个人主义，一天失职，一天挨饿，因此，就业和失业问题变成政治社会经济的安定和动乱的主要原因。
六时四十分，安抵比京，下榻世界饭店（Hotel Mondial）。比京的生活费用和罗马相等，比较巴黎贵一倍。1块美金按公价换40法郎，按黑市是47至55法郎，我问了好几家，知道他们要欺负生客，结果跑到一家中国饭馆去换20元，每元按50法郎计算，共1000法郎。
比京的华侨不过三四十人，他们的原籍，多半为青田和温州，少半为广东。他们的生意，主要的为饭馆，次要的为古玩店、杂货店。资本少，规模小，生意相当清淡，在比京没有地位。
谈到比京或欧洲各国的华侨，真够人伤心。当欧战前后，欧洲需要华人做苦工，于是和我国政府签订合同，招募四五万人。合同签好后，政府要员扣一笔佣金，大大小小的经纪又扣一笔佣金，真正卖力卖命的华工反而所得无几。他们以黑奴的身份卖给外国人做苦力，一路流离转徙，潦倒不堪。其中极少数人得天独厚，侥幸在欧洲成家立业，不过他们这碗饭完全是血泪换来的。
一般说来，南洋的华侨的经济力量比欧洲的华侨高，欧洲的华侨的见识经验比南洋的华侨广。这完全是环境关系，易地皆然。但是这儿有个共通点：华侨出国后，每百人中至多有一两个人回过祖国，所以他们对于国内情形非常隔膜。除非国内政治上轨道，农工商业发达，海陆空交通便利，大多数华侨只好以“海外孤儿”的地位过着悲惨的日子。
3月13日（星期日）
比京最有名的古迹是拿破仑吃败仗的地方——滑铁卢（Waterloo）——所以今天什么事情都不干，先要凭吊古战场。
滑铁卢在比京南部20公里，有W牌电车直达。由比京到滑铁卢须经过一个有名的森林——骚尼森林（Foret de Soignes）——一路野草闲花，衬着疏疏落落的红顶黄墙的楼房，充分反映城市山林的景象。车到滑铁卢，临面有个金字塔形的小山，山高45米，山顶上有个铜狮，这就是滑铁卢的纪念碑。
自拿破仑从埃尔培岛（Ile D'elbe）跑回巴黎后，他即刻召集从前的部下，重振旗鼓，准备反攻。六国联军知道时不可失，于是在主帅惠灵顿领导下，带着63万人马，浩浩荡荡，直捣巴黎。照惠灵顿预定的计划，须即刻进攻，可是各国的军队的实力参差不齐，迟至7月间才部署清楚。拿破仑知道敌人要来个总包围，他便先下手为强，来一套个别打击。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办法，他特地挥戈北向，与英普两军周旋。
6月12日拿破仑出兵，15日清晨已越过比国国境。那时惠灵顿在比京，他想召集联军各将领开个紧急会议，可是拿破仑的来势凶猛，锐不可当。因此，惠灵顿迫得暂时退到圣贞山（Mont-St-Jean）。这种有利的退却，使他能够把森林做掩护，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同时希望与普军会师，免得拿破仑冲入比京。
惠灵顿的军队驻屯山北，拿破仑的军队稳扎山南。拿破仑以步兵为中锋，以骑兵为左右翼，他想以全力打破英军的中锋，使他溃败，不料开战的前两天，大雨滂沱，炮兵不能按时到达，天公不作美，这场大雨，是拿破仑转胜为败的一个枢纽。
拿破仑的战略，固然比惠灵顿优越，惠灵顿的战术实在比拿破仑高明。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同时以重炮不断轰击法军，使法军疲于奔命。
英法两军正在相持不决的时候，英国的救兵突增。这时候，一刻千金，拿破仑倾巢来犯英军，使援兵无计可施。这场战争的剧烈，可以说是空前未有，据军事史家的判断，假如拿破仑早一点钟动手，他会有打胜仗的希望。
事实上，法国的援兵不至，英国的援军源源而来，拿破仑前后左右受敌，溃不成军，只好弃甲曳兵而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滑铁卢之役。
在这次大战中，法国死伤27000，被俘80；联军死伤22000。拿破仑失败后，囚于撒科斯嘉岛，至1821年便与世长辞。
今天我到滑铁卢参观，我对于这个金字塔形的小山与铜狮没有特别的感想，倒是小山左边的古战场的油画给我极深刻的印象。
原来小山左边建筑一个圆形的屋子，直径不过两丈。屋子共两层，游客跑到楼上参观，只觉得周围的油画不是近在眼前，而是绵延到几十里外。我不相信我的视觉，所以把眼镜脱下来连擦三遍，可是我细心再看时，我仍旧觉得这画不是平面的，而是绵延到几十里外。无论是幻灯作用也罢，或者是我自己的错觉也罢，这幅画的确是洋洋大观，把战场上极端残酷，无限凶暴的景象一一表达出来，使千年万代后的游客凭吊古战场时，稍为领略当时的情景。
归途在小摊子上买了一把小剑子，上边刻着滑铁卢的字样，聊当今天的旅程的纪念。
3月14日（星期一）
假如你说伦敦像个贤明主妇，罗马像个半老徐娘，巴黎像个大家闺秀，日内瓦像个小家碧玉，那么比京显然像个乡下姑娘。乡下姑娘本来也有那么一套，可是把她和别人一比，显然觉得微小寒伧，至少在神韵和气魄上远不如大家闺秀或半老徐娘。
说来并不稀奇。比利时建国不到120年（1830年才与荷兰脱离关系），她的人民有一半说弗拉芒文（Flemish），一半说法文，因此，她的学术文化，人情风俗，都可以说是荷法两国的混合品。
在美术史上，我们知道有意大利派、法国派、荷兰派、英国派，甚至西班牙派，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比利时派。的确，比利时的旧文化只算是荷兰的一小部分，她要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还须相当时间。
比京最重要的建筑，应推市政府、大教堂（Saint-Gudule）、法院（Palais de Justice）。市政府大楼的高耸的塔尖，哥特式的建筑，长方式的广场，完全保留中古的遗风。据说，广场内所有房屋都是市政府的产业。事实上，只有这样，才可保持完整纯一的气氛，不然，有些房屋落在私人手里，任由个人的爱憎，拆了再盖，盖了再拆，难免发生不调和的感觉。
大教堂也是得力于高耸的钟楼与哥特式的建筑，可是除此之外，你找不到独擅一时的名画，妙绝千古的雕刻。光就哥特式的建筑而论，这儿只有孤零零的塔尖，没有米兰大教堂的雄伟尊严的气象。“人比人，气死人。”乡下姑娘假如永远住在乡下，她还可以做当地的明星，可是跑到城里去和大家闺秀或半老徐娘相较，她是很伤感地觉得落后了。
法院雄踞于山坡上边，居高临下，俯瞰全城。它的高不可攀的圆顶，整整齐齐的四方形的大厦，无疑地是比京最大的建筑物。可惜它只是虚有其表，内容却十分空虚。好比学识浅薄的富翁，他尽可以在短期间内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绅士，可是举止谈吐仍要露出马脚。
我这种说法并非有意轻薄比利时，这主要的是求全责备的意思。事实上，比利时这么一个小国家，介乎英法德之间，处境实在不容易。然而她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工业相当进步。尤其沦陷时期，“流亡政府”的要员久居伦敦，吸收英国人的法治精神，所以战后三四年来，凡百事业都欣欣向荣，入口锐减，出口激增。由经济的复兴，造成社会的安定；由社会的安定，促进学术文化的发达，她的前途是相当光明。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比京的市容。她的街市不过两三条，可是这两三条街里有偌大的百货公司，有豪奢的旅馆饭店，而五步一咖啡馆，十步一酒吧，更把这个都市点缀得有声有色。政府机关集中于东城，四间大学分散于各处。交通工具主要的是电车，公共汽车看不见，私人汽车像我们贵国一样，大多数是用美国汽车。晚上所有商店给霓虹灯照耀得通红，这情形在节省煤炭的欧洲其他各大城市里不容易看到。
博物馆有好几间，今天我在“五十周年博物馆”里看到史前的陶器，整套的古代的棺椁及“木乃伊”，3500年前的金杯。这些稀世之宝，是值得人重视。
3月15日（星期二）
今天中午到安特卫普（Antwerp）去参观。由比京到安特卫普，不过一个钟头，每30分钟都有火车对开。安特卫普是此利时的第二大城，人口60万，商业繁盛，市容整齐，给游客相当好印象。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的商业中心，从地中海之滨移到大西洋一角。安特卫普地临三江——斯开特河、默兹河、莱茵河（Scheldt, Meuse, Rhine）的三角洲，往来欧美的船只都要扣她的大门。这个城离海55英里，最大的轮船都能入口。她的码头长达25英里。船坞设备良好。她有240条航线经常行驶各国。这种吞吐出纳的活动，是造成她的繁荣的重要原因。
我到安特卫普后，即刻坐车去参观市政府。市政府背靠河边，前面有个大广场，广场周围为旧时的“行会”（Guilds），全部建筑都是16世纪的遗迹。市政府的附近为大教堂，大教堂的建筑为标准的“哥特式”的建筑，塔尖高耸云霄，四周如雨后春笋那样，突兀巉岩。教堂里边有鲁本斯（Rubens）及其他名画家的手笔，其中以“圣母沉思”一幅最惹人注意。
紧靠河滨为斯汀博物院（Steen Museum）。这博物院原来是个堡垒，是卫戍及监禁政治犯的地方。博物院收世藏古代的家具、武器、乐器、钱币。监狱阴气森森，恐怕这儿一定有不少冤鬼的孤魂。
往公园参观。这公园是整整齐齐的三角形，里边有小桥、流水、山坡、花圃、草地。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忽然想起北京西郊的许多名园，和北京城里的几个大公园。北京的公园气魄大，堂奥深，庄重幽雅，兼而有之。欧洲的公园，大多数都是开门见山，一览了然，没有“回味”的余地。我很想将来回国后，级织个“湖山学会”，一面协助各地市政府修葺园林，一面鼓励同好眺水观山，多旅行，多看书，交换意见，联络感情，这是促进世界和平的一个途径。
往市中心区的咖啡馆去喝茶，迎面有个二十多层的摩天楼矗立十字街头。比利时这么小的国家居然有这么体面的建筑，这是出我意料之外。
六时回比京，梳洗更衣罢，金纯孺（问泗）大使亲自到寓来访。他和我到比京的郊外绕了一个圈子，便赴大使馆的宴会。同席有陈秘书与瞿参赞。陈秘书是福州人，上海震旦大学出身，昨天我到“五十周年博物院”去参观，就是由他领导。
欧洲究竟是近代文明的先进，报章发达，舆论极有力量，因此，记者的地位也提高。中国到欧洲的使节，受着良好的环境的熏陶，自然而然也重视记者。我到欧洲旅行，各地使领馆的负责人对我都很客气，不过大使亲临寒斋，指导参观，今天还算是第一次。
3月16日（星期三）
在比利时住了几天，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我觉得这儿的人很轻浮粗鲁。坦白说一句，比利时人的一举一动还脱不了乡下姑娘的特性。
午后搭车去荷兰。上车前正值毛毛雨下个不停。客中作客，又碰着这种坏天气，离愁别绪，塞满心头。在车上翻阅书报，一个字一个字看下去，但是里边到底说什么，一点也不知道。无聊之极，还是闭着眼睛养神。
火车原定下午七时抵达阿姆斯特丹，可是六时左右，火车发生故障，一步也走不动。铁路管理员连忙打电话通知总站，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个机车来，赶到阿埠已经九点多钟。
我在车站对面的小旅店开好房间，马上出去吃饭和换钱。阿埠这个城到处都是小河，万家灯火，反映到水底，宛若威尼斯第二，而街道的清洁，屋子的整齐，实超过威尼斯。
我跑到北京楼，吃了一碗炒饭，精神顿增十倍。世间只有尝过饥饿的人，才懂得“晚食可以当肉”的滋味。
3月17日（星期四）
上午十时往访荷兰侨领金梦仙君。金君是浙江青田人，到欧洲十几年，现在已经发了财。他自己开一间金龙酒家，一间新南京，另外和人家合股经营一间南京酒家。这间南京酒家的规模颇大，可以容纳200个座位。欧洲的中国菜馆总要悬挂一副宫灯，两副对联，规模小的菜馆没有什么东西可夸耀，索性在墙壁上裱着关公或五虎将的通俗彩画，表示他们念念不忘故国的意思。
南京酒家与众不同，她的正厅有一副对联做得很工整，这在欧洲各国的华侨开办的菜馆里不易见到。
对联云：
酒国神仙，海国英贤，南面称王无此乐；
家乡风味，外乡名气，京花照座总关情。
寥寥30个字，把南京酒家的招牌嵌在里边，同时把海外开菜馆的实情描写出来。在福州，一般名士成日家推敲诗钟和对联，妙语之多，不胜枚举。到了欧洲后，中国书报很难见到，今天偶尔看了这么一副对联，心里特别高兴，所以一看便记住。
中午在金龙酒家吃饭。金君知道我对荷兰的水利很有兴趣，特地陪我到荷兰北部各长堤去参观。跑了半天，经过二百多公里路，回到旅店，疲倦不堪，然而今天我总算把荷兰最重要的一段工程看个梗概了。
原来荷兰这国家算是“北海的低地”。全国地势，除东部和东南部较高外，西部靠海的地方比较水平面平均低6米。荷兰的领土狭小，人口稠密（根据1947年的统计，领土为33000平方公里，人口为950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80人），他们无处可退，只好硬着头皮与海水一决雌雄。几百年前他们早已懂得建筑长堤，以便防卫沿海各城；近百年来他们慢慢地把海滨变成良田。现在他们要实行百年计划，把荷兰北部与夫累斯兰（Frisland）衔接起来。这段工程已经做了30公里长，经常动员4000工人。我跑到半路的灯塔一看，只见这个笔直雄厚的长堤把大海切开。那时刚好遇着狂风暴雨，雪白的巨浪打着长堤，煞是好看。荷兰人的水利工程，计算精密，技术高明，他们认真工作，做一天有一天的成绩，将来两边的长堤合拢之后，把堤内的海水用机器抽出，这才知道“沧海桑田”大可由人工制造出来。
沿路所见尽是碧绿的草田，有的种五谷，有的养六畜。荷兰的农民家给人足，牛奶、鸡蛋、乳酪、生果都很丰富。他们拼命吃也吃不完，所以运到欧洲其他国家去换回机器。
中国自有史以来就吃了黄河的大亏，近年来闽江、韩江、珠江也相继泛滥，害得我们华侨的故乡个个破产。事实上，江防比较海防容易得多，而荷兰人不但要防御海水的泛滥，而且要向大海索“买路钱”，希望海水退出去，把海底的土地让出来给人民耕种。荷兰人时常很自夸地说了两句话：“上帝造地球，荷兰人造土地。”今天我实地考察之后，觉得他们的治水的成绩果然名不虚传。
在战略上，我们知道“能攻才能守”，同样的，在水利上，我们也知道“能攻才能守”。荷兰人早已向海水进攻了，他们把水害变成水利，这本是天公地道的事情。
3月18日（星期五）
上午十时三十分往海牙，一个钟头的行程，转眼已经到达。我下榻于大车站对面的大饭店（Hotel Terminus），这间饭店物美价廉，招呼也很周到。
中午应斯颂熙兄之约，往浙江饭店吃饭。颂熙兄系亡友斯颂德兄的胞弟，留学德国，精通德文，现在旅居荷兰两三年，荷兰话也说得来。
下午五时，往访徐谟先生。徐先生是苏州人，现任国际法官。据说，他所穿的法官的制服就是从前王宠惠先生穿过的，因为制服里边还写着王先生的名宇。王徐两位在国际上久著声誉，为我国增光不少。
徐先生对于华侨问题非常重视。他说，到欧洲各国做大使，华侨少，问题简单，谁也干得来。南洋问题复杂，华侨众多，非第一流人才绝不能胜任。可是外交部囿于成见，不大注意南洋。南洋各领馆的人员少，经费不多，什么事情都办不通，这是十分可惜。徐先生这一段话，正中下怀，尤其与拙著《华侨普遍的要求》一文相吻合。话盒打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
徐先生问我华侨的前途，我把南洋各民族的独立运动的原因，发展的阶段，未来的趋势一一说明。我的结论还是旧调重弹，说中国政府应坚持国策，扶助弱小民族。至于弱小民族真正独立后，他们对于华侨是否有利，这问题不用考虑。照中国圣人的教训：“爱人者人恒爱之”，我们既然有德于弱小民族，将来他们不至使我们过分难堪。
徐先生说国际关系只顾利害。在远东，大家注意日本而忽视小国，在欧洲大陆上，大家重视德国而小觑其他各国，为的是德日两国的基础雄厚，复兴较易。一念之差，可化劲敌为至友，这完全是现实主义作祟。
同座有于瑞人兄，他是我二十年前的老朋友，现住阿埠。他今年已经四十多岁，身体壮健，据说还没有结婚。
夜，应张谦大使之约，在他的官邸吃晚饭。张大使是广东新会人，在前清末年已经进外交部，可算是外交界的前辈。他在南美洲服务十来年，对南美印象极佳。他说南美进步的神速，实在使人惊讶。他初到南美时有些地方还是泥泞湫溢，十年之后都变成近代化的都市。尤其阿根廷，有些街道连纽约“第五大道”也赶不上。他的话没有说完，我已经“神游”南美了。
张大使说，在国际场合上，你跟苏联人说英文，他们绝不答复，他们一定要请个翻译来传话。俄文和中文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战后争来的，可是俄国人严守他们的地位，中国人却放弃自己的地位，以说英文为无上光荣。这一点还不如南美各国，为的是南美各国强盛后，西班牙话已经十分通行。
我说，中国迟早会强大，到了中国强大的时候，我们的国语变成世界语，我们儒家的思想成为大家立身处世的标准。只有这样，世界才会真正和平。
3月19日（星期六）
中午蒙浙江饭店的老板陈佐树君请吃饭。饭后同往他的府上，看看他的太太和三个中荷合璧的女儿。荷兰的妇女，个子高大，身体结实，家里布置得井井有条。他们的女儿的头发，黄里带黑，样子六分像母亲，四分像父亲。她们都进荷兰学校，读荷兰书，中国话一句也不会说。华侨千辛万苦地到外国谋生，好容易在外国成家立业，可是生了儿女，不识中文，不懂中土文化，这真是头痛。
南洋的华侨多，创办华侨学校较易；欧洲的华侨少，学校开不起来，加以国家多故，经济破产，侨汇受了限制，交通非常困难，华侨要遣送儿女回国受教育，真是谈何容易。现在的问题要看中国是否有一天翻身。假如中国能够发奋图强，不但华侨子弟，甚至那些紧握国家大权的买办及其儿女也要赶快补读中文。所以根本问题还是从国内着手。
× × × × ×
午后往海牙国际法庭参观。这个名震海内的国际机构，我仰慕了好久，所以今天参观时特别小心。
从我会运用思想那时候起，我就觉得狭义的爱国思想是人类的大敌。我憧憬着天下一家，我竭力反战，我尤其赞成各国间的纠纷，应该由国际的一个总机关用法律来解决。
在联合国没有成立以前，海牙的国际法庭，像日内瓦的国际劳工局那样，是多么动人的名词啊！在瑞士时，我既然参观过国际劳工局，所以到荷兰后，我当然要到海牙去参观国际法庭。
海牙是个拥有48万人口的小城，她右通阿姆斯特丹，左达鹿特丹。宁静、古雅、质朴、清洁，是这个小城的特色。
国际法庭是在海牙城的北端。远远看去，好像一座教堂。赭红的砖墙，高耸的钟楼，衬着邃密的古树，蔚蓝的天空，又美丽又和穆，这是多么精彩的一幅图画！
国际法庭是荷兰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建议者为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出钱者为美国人卡迺基（Carnegie），工程师为法国人柯顿尼（L．M．Cordonnier），天花板的精美的图案的设计者为荷兰人罗斯（H．Rosse）。卡迺基捐资美金150万元来建筑这座“和平之宫”，可是内部的陈设十九是由世界各国贡献。楼下的地面用意大利的大理石嵌成，每块石不过指头那么大，进门处还缀成一副拉丁文的标语：“正义的阳光照耀我们”。五彩的玻璃是荷兰“工业协会”捐赠的，重逾3000公斤的石鼎是俄国贡献的，大钟产于瑞士，喷泉的瓷器出自丹麦，女神制于美国，景泰瓶来自中国。最出风头的是日本，日本送了四幅顾绣，博得楼上的正厅名为“日本厅”。那四幅顾绣的图案是平面的，绣工也平淡无奇，不但赶不上法国的“哥布兰”，甚至不如我们的苏杭绣工。不过日本国家虽小，志气可不小；我们的国家虽大，政府要员只懂得“全躯保妻子”，一到国际场合，难免出丑。
国际法庭在楼下左边的前房，台上为15名法官的座位，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及翻译人员坐在台下，旁听者可坐在楼下或洋台。国际法庭的用意良好，不过目前还是炸弹和金元得势的时代，国际间的纠纷极少提到国际法庭来解决。
提到法庭，我不禁回想到中国的衙门。少时在福安县立小学读书时代，我时常跑到衙门去看审案，衙门前后的遮天的榕树，更显出阴气森森的样子。公堂的差人杀气腾腾，县长或承审员神气十足，无辜的被告跑到公堂，不用开口，全身已经冷了半截。的确，吃人的衙门，无法无天的官吏给我的印象太坏了，弄得我三十年来不敢再到衙门去旁听。
海牙的国际法庭，像欧洲各国的法庭那样，主要的是根据法律和证件。证件充足，法官根据某某条文来判决，律师又根据某某条文来反驳，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这儿没有“杀威棒”，这儿没有“胡椒水”，无论原告、被告、法官、律师，谁也不能恃势蛮干，这是多么文明的气象。
除国际法庭外，国际公法研究院也设在此间。这个研究院不给学位，它的性质等于青年会的夏令班，教授为各国专家及外交使节。讲义一一付印，没有工夫听课的人可买讲义。此外，国际公法研究院还举行论文比赛，各国学生都可参加，当选的人视为无上光荣。
然而“和平之宫”最精彩的部分倒在它的图书馆。这间图书馆藏书25万册，对于各国外交史、法律及和平运动的著作搜罗特多。其中有荷兰最有名的法学家格劳秀斯的全集。他的全集共55种版本，现在已搜集齐全，这件事情的成功，全靠出版家、图书馆员及慈善家的密切合作。
关于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33－1645），我们不能不略加介绍。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9岁会作拉丁文诗，12岁进大学，15岁得博士学位，学成之后，即开始著书和做律师。他的基本理论是信奉自然。他说：“法律是自然界现有的行为”（Law is the existing practice of nature），世界上没有任何组织之前，已经有法律了，而法律是以人类的理性和天性作基础。所谓天性，即中国人所注重的人情；所谓理性，即中国人所尊重的道理。近情近理，法律才可生效；背情逆理，任何法律都是具文。
格劳秀斯一生的杰作是《战争与和平的法律》（De Jure Belli Ac Pacis）。这部体大思精的巨著于1625年在巴黎发表后，格劳季斯这名字便变成国际法学界万世不祧之祖。后来的国际公法的权威，如莱蒲尼兹（Leibnitz，1646－1716）、秉克雪克（Bynkershioek，1673－1743）、沃尔夫（Christian De Wolff，1679－1754），多少都脱离不了他的影响。
历任国际法庭的中国法官，如王宠惠、郑天锡、徐谟，他们的造诣都在中国的一般外交家之上。但是，把中国的法官和欧洲先进国的法官相较，我们的基础似乎脆弱些。尤其拉丁文，欧洲人从小就得到切实的训练，少年人的记忆力强，打基础较容易。我们的方块字要弄得通顺已经需要十几年工夫，另外还要费了同等时间学习英文和法文，到了年龄长大，事务繁杂的时候来作拉丁文的初步记诵工作，这未免要吃亏。
现在全世界的火药气味很浓厚，但是忠于职守的国际公法专家仍不断地研究平时国际纠纷的仲裁，战时某种武器的限制等问题。这种有理性的法治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从前宋襄公主张“不重伤，不擒二毛”，人家笑他为迂腐、为傻瓜，但是当人人都是迂腐，都是傻瓜的时候，那些自命不凡的狡猾之徒无疑地要变成众矢之的了。
× × × × ×
四时往鹿特丹（Rotterdam）。今天正值鹿特丹开“花卉展览会”，我特地前往观光。在没有到荷兰以前，我只知道荷兰人精于水利，今天才认识他们对于园艺也十分考究。展览会设在玻璃宫，里边有假山，有草地，有各种各色的花卉。荷兰人对于接种的工作下过苦工夫，所以同一花卉可表现十几种颜色。尤其盆景，起码有十种以上的花卉合并而成，种类复杂，而颜色却很调和，真能够悦目怡神。
像英国的利物浦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一样，鹿特丹是个有名的制造轮船的地方。当大战期间，鹿特丹的船坞和房屋毁坏独多，战后三四年间已经次第恢复，船坞里满是油漆一新的大轮船。在吨数上，荷兰在全世界上占第五位。一个小国而有这么好的成绩，的确值得人钦佩。
3月20日（星期日）
上午十时从海牙赶回阿埠。
午后往访陈希孟兄，希孟兄原籍江西，寄籍福建，曾在协和大学读过书，说得一口福州话。他的思想进步，谈吐爽直，是个干才，虽然他在领馆里的地位并不高。我在他的府上茶叙后，即和他同往参观市立博物院及国立博物院。荷兰博物院的古物虽不如伦敦，油画虽不如巴黎，然而各种东西应有尽有，至少可达到“具体而微”的程度。
在宗教画这方面，《耶稣告别圣母》《耶稣说教》两幅可以算是代表作。前者描写生离死别的惨状，有的人欲哭无泪，有的人饮泣吞声，而整个气氛是表现无可奈何的姿态。后者描写耶稣循循善诱，群众倾心静听的样子，尤其圣母玛利亚的慈祥的态度，一看使人相信耶稣是得力于母教。
假如你说，意大利派擅长宗教画，法国派专精人体素描，那么荷兰派显然以风景画著称。荷兰的乡村没有一个地方没有风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运河，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花圃，而斜阳古渡，孤树乱鸦，更把所有乡村点缀得很有乐趣。此外，荷兰的畜牧十分发达，到处都有牛羊马鹿，这些动物配着宁静古雅的自然背景，很容易造成美妙的镜头。站在这角度来看荷兰的名画，你至少可找到下列这几幅：（一）维尔特（Van De Velde）的《渡船》，（二）李斯达（Van Ruisdael）的《风车》，（三）高阳（Van Goyen）的《野景》，（四）尼尔（Van Der Neer）的《月下小景》，以及（五）波特（P．Potter）的《旷野双马》，（六）《村庄放牛》。每幅画都代表荷兰的乡下特有的风景。老实说，写生的手腕，恐怕只有法国人和荷兰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荷兰人虽然以风景画雄称画苑，然而她的最有名的画师伦勃朗（Rambrandt）除几幅风景画（例如《石矫》）外，十九都描绘人物。他的作品在国立博物院特占一室，琳琅满目，给荷兰人增加无限光荣。这儿我要提到几幅画：（一）《伦勃朗的母亲》，她以虔诚古朴的老太婆的身份跪读圣经，专心一志，目不旁视，使听众在她的感召下，恨不得马上也回家去读圣经；（二）《贵族少妇》，她充分表现着花容月貌，秀外慧中的名门妇女，你除有机会和她作海誓山盟外，休想向她揩油；（三）《医生解剖头皮》，这不但描绘得活灵活现，而且可作百年前的医学史的资料；（四）《布商公会几个巨头》，个个都表现多财善贾的样子；（五）《守夜》，这是伦勃朗得意的作品，热烈、紧凑、迫真，实在够味儿。
他如梅斯（N．Maes）的《祷告》，维特（E．De Witte）的《哥特式教堂的内部》，韦美尔（J．Vermeer）的《少妇阅读情书》，都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而庄格（Jonge）的几幅帆船，很能够表现荷兰全盛时代的航海的情形。
走马看花地看了一遍，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完了。到欧洲来看博物院，一年的工夫只能看个梗概。假如要细心研究，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也不觉得太长。
× × × × ×
夜，应陈希孟兄之约，在香港酒楼吃晚饭，同席有丁振武领事夫妇。今天是星期日，外宾蜂拥而来，整个酒楼坐得满满。我常觉得中国的出口品的范围越来越窄。茶、丝、瓷器，甚至桐油的市场都给人家抢去了。现在唯一靠得住的出口品，就是出卖“食谱”，更正确一点说，还是出卖苦力，用苦力跟人家的机器产品较量短长，我们可以说是苦到底。
3月21日（星期一）
上午搭车往丹麦。
从荷兰去丹麦的旱路须经过德国。这几个月来，我很想到德国去参观，无奈签证手续十分困难，所以迟迟没有进行。因为目前德国还在盟军的统制下，门禁森严，除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有优先权外，普通人民要到德国，尤其封锁还没有解除的柏林，实在不大容易。就我这次办理“过境签证”（Transit Visa）而论，足足跑了好几天，才办理清楚。
车行几个钟头，已到荷德的边境。海关职员荷枪实弹，勒令搭客全数下车，排队到办事室去办理手续。办事室阴气森森，文武官员毫无笑容。德国人的聪明和努力固然可爱，但他们的态度的过分严肃，似乎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中午在车上吃饭，饭后继续开行，至暮色苍茫的时节抵达汉堡（Hamburg）。
汉堡是德国的第二大商埠。她的海陆空交通既十分便利，工商业又非常发达，所以在两次大战期中，她都遭遇严重的损失，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的铁路网、货仓、工厂、船坞、码头，时常受英国的轰炸，许多屋子都化为灰烬。好在德国的工业基础雄厚，只要和平安定，让她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相信她在“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3月22日（星期二）
在晨光熹微的当儿，我安抵丹麦的京城哥本哈根（Copenhagen）。我本来想在车站附近找一间旅馆，不料问了好几家都没有空房，结果雇了一辆车，径赴波罗的饭店。
丹麦是欧洲的一个小国，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南部毗邻德国，北部被大海包围，简直可以算是一个岛国。全国面积16500平方英里，人口不到400万，其中90万是集中于哥本哈根城。
因为受海洋的影响，这儿的气候温和异常。夏天平均为61度，冬天为32度。上半年为旱季，4月份达到最高峰；下半年为雨季，9月份是到了极点。气候的温和，雨量的充足，土地的肥沃，在在使丹麦变成农业和畜牧的国家。
丹麦全国有50公里铁路，其中一半为国有。因为铁路和轮渡联络得法，所以火车过河越海时，不必换车。昨晚三更半夜渡海时，我睡得那么舒服，根本不知道我的火车早已很安稳地横贯大海。
这儿的小学教育是强迫的，从7岁到14的儿童，大多数可受免费的教育。小学教师是由20间师范学校出身。普通学生受过五年小学教育，四年中学教育后，便可进一步从事高深的研究。这儿有21间农业学校，300间工艺学校，而15世纪创办的皇家大学（Royal University）居然也有5000多个学生。
丹麦的经济虽以农业为骨干，但她的渔业也十分发达。过去四十年间，由于交通运输的进步，渔业在丹麦的出口贸易上也占了相当地位。整个丹麦差不多有两万人从事渔业，至于间接地依赖渔业为生的人也很多，例如鱼商、网工、造船及制造马达的工人。他们有的在浅水里捕鱼，有的到海上去捕鲽鱼、鳘鱼，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鱼都运到外国。
真是经济决定一切，丹麦的进出口贸易都以英国为主要的对象，所以英文在这儿很流行。街上的书店多卖英文书。战后美国的势力膨胀，美国的商品也充斥于丹麦的市场。
丹麦的风俗质朴，人民多在户外过生活，加以营养充足，清洁卫生，所以一般人的体格魁梧奇伟，酷似荷兰人。这儿生活安定，没有巨富和赤贫。不用暴力而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主要的是得力于合作社。
3月23日（星期三）
丹麦是个农业国家，合作社是她的社会组织的骨干。没有合作社就没有丹麦，要了解丹麦，必须先考察她的合作社，尤其农业合作社。
上午往合作社总部参观，蒙主管人亲自接见。我表示要参观农业合作社，他就派一个青年的职员驶一辆崭新的汽车陪我到郊外去巡礼。
丹麦的公路建筑得很讲究，又宽又平又坚固，汽车好像风驰电掣一样，在公路上奔驰，一百几十公里的行程，不用两个钟头便能到达。
我很小心参观两个钟头，随即请这位指导员到海滨的一间大饭店去吃饭。三杯酒落肚，话儿怎么也讲不完。现在将他的谈话及我个人的观察合并在一起，另外加些参考资料，把丹麦的合作社作个简单的介绍。
在丹麦的农业合作社中，合作牛奶场（Co-operative diary）占着首要的地位。合作牛奶场散布全国各地，每个市镇总有一个像样的牛奶场。附近的农民们每天早晨把他们所挤出来的牛奶成桶成桶运到，先由牛奶场的职员衡量牛奶的重量，然后化验牛奶的品质，接着把所有牛奶倒在大锅里去煮，热度的高低，煮的时间的长短，完全用电汽控制。经过消毒的牛奶，用机器装在奶瓶里，分销附近的居民，多余的牛奶拿来做牛油和乳酪。牛油做成后，便装到木桶里边；乳酪做成后，须压成圆形，放在盐水里浸了两三天，然后捞出来排在木架上风干。
65年前，丹麦根本没有合作牛奶场。养牛的人家，多让主妇来经营牛奶、牛油、乳酪。因为规模小，资本不多，他们不能利用科学上技术上最新的发明。到了1901年，“丹麦合作牛奶场协会”成立，大家采用比较合理的方法，一切利润按照牛奶的质量来分配。参加的人既多，资本当然雄厚，而无谓的竞争及中间人的剥削天天减少，合作牛奶场一跃而成为丹麦农村生活的中心。
每个合作牛奶场都有一间冷藏室，温度在零度下二三十度。牛奶场待销的产品，及附近农家的食物多储藏在冷藏室里边。“全体如一家，一家像全体”（All as one and one as all）。这种共同负责的重要原则，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合作牛奶场普遍采用。
和合作牛奶场同等重要的是“合作肉厂”（Co-operative Bacon Factories）。合作肉厂的创办，煞费苦心，一来销路没有一定，宰得太少不够卖，宰得太多卖不出去；二来买家方面有时故意为难；三来私人银行不肯贷款；四来卫生局积极反对。经过多年的挫折后，合作肉厂不但能够成立，而且在伦敦设立分行。到了1940年，私人的肉厂所宰的猪只占15％，合作肉厂却占85％。
等待宰杀的猪，先用电力把它杀死，然后刺了一刀让猪血流出来，接着，整个猪放在滚水里去泡，泡完就刮毛、解剖、洗刷。因为有机器的设备，每个工人只须站在自己的岗位，担任一小部分固定的工作。这边进去的是活生生的猪，那边出来的是干干净净的整块猪肉。最后，兽医主任用显微镜来研究，看看猪肉里边有没有旋毛虫与肺痨等病菌，另外还有一批工人用仪器来量猪肉的肥瘦的程度。这几道难关都通过后，才盖上图章，装成包裹，通销国内外市场。
“合作鸡蛋出口协会”（Co-operative Egg Export Association）是丹麦农村第三种重要事业。在鸡蛋合作社没有成立以前，养鸡是主妇的业余的工作，对于饲养和生蛋的事情全不注意。商人们买鸡蛋后，囤积居奇，等到价钱提高后才放盘，弄得丹麦的鸡蛋在英国市场上声名狼藉。有个英国作家说：“丹麦人自己要享受好食的东西，但是他们希望我们闭着眼睛，塞着鼻子，去吃他们的鸡蛋。”
自1895年“合作鸡蛋出口协会”成立后，它便采用“编号”的办法。每只鸡蛋上边印着养鸡的农民的号码及乡镇的名称。谁把坏蛋交进来，合作社很容易把它查出，等到付款时打个折扣，以示惩罚。这种按照品质来作偿付的标准，可以保证各地农民只把最好的鸡蛋输往英国的市场。
丹麦的农民对于鸡的饲养非常考究，除普通食物外，还加上维他命，以便加强营养的成分。养鸡的地方十分清洁，有树有草，有沙有土，而且阳光充足，空气新鲜，所以鸡瘟极少发生。出口的鸡蛋须经过检查，检查的工作是用强烈的电灯来照，旧蛋呈现黑点，新蛋显着雪白的颜色；新蛋用最新的机器装箱出口，旧蛋退回原主。这样一来，丹麦的鸡蛋的销路与日俱增，为的是“坏蛋”根本混不进去。
丹麦的牛马在欧洲也很有名。牛马从旱路赶到德国和意大利兜售，沿途多少有损失。为保证共同的利益起见，各地农民组织小规模的合作社，然后合并为“合作牲口输出协会”（Co-operative Cattle Export Association）。每只牛和每匹马的价值高低不齐，这标准由评价委员会决定。据指导我参观的丹麦合作社的职员说，他对于看马的工作很熟行，十龄以下的马，他一看便可断定，十龄以上比较不易判别。四龄至六龄的良驹价值最高，精疲力尽的老马只有一条死路，主人把它送到屠场去宰割。
当第二次大战期间，丹麦的合作农场大起恐慌，因为刍草天天减少，迫得饲养牛马的农民忍心把许多牛马杀戮。战后美国的刍草虽源源而来，但是外汇难得，美金的价值不断提高，弄得丹麦人须忍气吞声地把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的牛油和乳酪大量输往美国去换回牛、马、猪、鸡所需要的饲料。
丹麦的农业合作社——无论牛奶场、肉类、鸡蛋、牛马——都是成功的事业。它的成功的原因，第一得力于教育，第二得力于交通，第三得力于组织。丹麦人有个成语：“对外虽失败，对内会胜利”，这是说，他们要创办良好的“民众高等学校”来促进合作的技术和运动，尤其农业和医学方面，丹麦人都下过苦工夫，不然，空谈“农业救国”，也无补于事。
丹麦的合作事业是踏进不流血的社会革命的一种方法，这方法是值得我们一试。
3月24日（星期四）
像农业合作社从事生产一样，趸卖合作社是专门做销售的工作。
趸卖合作社（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丹麦文简写为F．D．B）可以算是合作社的合作社。当1896年创办时，它的会员不过三百多个单位，到如今已经有二千个单位。权威人士说趸卖合作社的成功，一面是由于业务范围的不断发展与积极扩充，一面是由于它敢与私人企业竞争，不让他们垄断市场。
趸卖合作社的总社设于柯本哈根城附近。这是一落规模宏大的六层大厦。我到办公室时，蒙该社负责人指导参观。里边有的地方贩卖家私、服装、电器；有的地方出售五金、玩具及日常用品。它的目标是从事大量生产，以便分配于各地的消费合作社。物美价廉，传递迅速，杜绝中间人的重重剥削，点点滴滴的利益全数归于人民，这倒是一种德政。
趸卖合作社一天能够做50万到100万元丹币（Krone）的生意。因为销路天天扩充，它只好独资创办工厂，从事各种消费品的生产。在奥胡斯附近的维堡城（Viby near Aarhus），它有一间偌大的工厂，制造索赂、肥皂、芥末、菜油、化学用品。在科灵（Kolding），它有咖啡厂、朱古力厂、糖果厂。在埃斯比约（Esbjerg），它新近创办一间烟草工厂。他如制革、制袜、服装、鞋、单车、罐头，都特设工厂制造。万一自己不能制造的东西，它便委托某某工厂代办，但原则上，仍坚持物美价廉的标准。
由于分工合作的方法运用得很灵活，这个大机关与它所属的各部门的关系，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永远不会脱离关节。我到收发处参观时，指导员把总社和各地分社的信件往来的方法解释给我听。各分社的名称地址都印好在信封上，每单位占一个小格子的地方，当天应该寄出的账单发票，随手放在各自的小格子里，等到发信时间一到，各种不同的单据便装在信封里发出，井井有条，毫无零乱慌张的现象。近代工业最大的关键，就是组织和技术，想不到丹麦这个小国在近代化这方面比较我们老大哥进步得多。
据《丹麦合作运动》一书的记载，趸卖合作社的成功，是得力于左根森（S．Jorgensen）。这位先生为人刚毅木讷，他的口才虽不行，但笔锋矫健，爰笔立就。他不但使趸卖合作社发扬光大，而且他对于中央合作委员会及农民银行的创办尽了莫大的力量。此外，他眼光四射，从国内的合作运动扩充到国际的合作运动，而北欧几个国家，甚至国际的合作联盟，他都很注意。
我参观完后，所得的印象颇深。我觉得合作运动是铲除自私自利，积极服务人民的一个方法，这是值得我们提倡。
3月25日（星期五）
上午参观丹麦的博物院。这间博物院收藏的古物很有限，它不但赶不上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或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院，而且连英法普通二三等城市的博物院也不如。这儿的雕刻，多数是仿制的。仿制的东西，勉强得其形似，但神韵完全失掉。例如巴黎喜剧院楼上所藏的伏尔泰的半身像，目光炯炯，宛若生人，可是这儿仿制的伏尔泰像，只剩了驱壳，脸部毫无表情。
友人范君告诉我说，奥国有一部分精品运到哥本哈根作巡回展览，我趁机会往那边参观。这儿有蓝布兰、鲁本斯、丁托莱道等人的真迹，而委拉斯开兹（Velazquz）所绘的小公主栩栩若生。西洋画家在素描方面多数下过苦工夫，他们懂得几何学、解剖学、颜色学的基本原理和应用，凡是受过相当训练的人，他们总有一手，同时，他们的范围广泛，题材复杂，取精用宏，成就比较可观。
我常觉得西洋名家的交响乐（Symphony）和大幅的油画的成功，好像中国酒楼的大菜一样，主要的是得于充实的内容，雄伟的气魄，及千变万化的花样。另一方面，西洋菜的索然无味，好像中国的音乐和墨水画一样，主要的是由于内容过分单调，取材非常窄狭。天分高的人也许还能够以高深的意境来弥补技巧上的缺陷，普通人难免画虎类狗的危险。
在展览会里，我看见许多精巧名贵的珍珠、玛瑙、水晶、珊瑚，而光艳夺目的大量金器，造工好，设计精，这些东西除皇室外，民间是不容易见到。
往国会参观。这间规模不算很大的丹麦国会，内部大厅的布置，酷似法国的国会。今天刚好讨论丹麦应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这个问题，我问一个议员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他说，丹麦是个小国，经不了打击，她只好“一边倒”。我说“一边倒”对丹麦很不利，因为将来万一战事发生，丹麦的“友邦”的援助没有抵达前，她恐怕已经守不住了。
晚上，往南中心区的夜总会去听音乐，唱的是流行小调，没有什么新奇，有个艺员表演口技，一口气表演二三十种，高低抑扬，维妙维肖，尤其是他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来表演标点符号，并朗诵诗歌，娓娓动听，使全堂听众捧腹大笑。
3月26日（星期六）
丹麦的京城，有一个很漂亮的市政府。这个市政府大厦是1905年建筑成功的，赭红色的砖墙，洁净宽大的广场，配着天高云淡，日暖风和的景物，使人有心旷神怡的感觉。
市政府的进门处，有两个半身像，一个是这个大厦的建筑师，另一个是本市的荣誉市民。楼下的大厅是举行音乐会、展览会、盛大招待会的所在。四壁的绘画，栏干小柱下的浮雕，都可以代表近代丹麦的艺术。
市政府的最高权威为市参议会，和行政长官。参议员55人，执行长官11人，其中市长1名，参事员和区长各5名。市参议会每星期四晚上开会，会议公开，谁都可以旁听。行政长官会议每星期一日举行。这会议厅的四壁挂满前任各市长的肖像。面对市府广场的墙上刻着下列的警句：
Do not quarrel, but fight the battle
Keep watch, take heed of time
Keep safe what is your own
Take the first step yourself
A wise man is his own valet
Aim at a mark within your reach
Good advice has deep roots
A man must have the courage of his own will
这些警句很有意思，尤其最后一句话：“一个人应该有胆量执行自己的意志”，这正是赴汤蹈火的宗教家、革命家、探险家的用心。
楼上的图书馆藏书两万册，一部分是哥本哈根城的历史，一部分是各国京城有关的文献。这些书都摆在玻璃柜里，书脊是烫金的，因为一般人不能利用这些书，所以它们还是很新，好像刚从书店里买回来。
往钟楼参观。凭栏一望，整个哥本哈根城都可看个梗概。这儿的街市一横一竖，宛若棋盘，真是整齐极了。
然而我今天所得的印象最深的，还是安徒生的遗像。安徒生（H．C．Anderson，1805－1875）出身于寒微的家庭。父亲做鞋匠，终年辛勤，仅够糊口，一家人只住在一个小房间。他从小即表现丰富的想象力。11岁那年，父亲死了，他没有机会上学，但他的时间并没有白费。他动手盖一个洋娃娃的戏园，制造各种衣服给傀儡穿，同时到处去借戏剧的书籍来研读。14岁那年，他从故乡到丹麦的京城，人家把他当做疯子，戏院里的人给他白眼看，饥寒交迫，举目无亲，险些变成饿鬼。幸亏天无绝人之路，他结识了“皇家戏院”的负责人，专心搞舞蹈。接着，丹麦的皇帝腓特烈六世对这位天才的儿童发生兴趣，他保送安徒生进学校，可是在他没有继续上学之前，他已经发表第一部著作了，那时他才是17岁的青年呢！
一个有天才而又肯努力的人，有时受了一点挫折，这对他并不是坏处。我们这位天才的诗人，在28岁以前，一直过着穷愁潦倒的日子。但是，否极泰来，到了28岁那年，他有机会漫游欧洲，接着又到罗马。名山大川的启发，先圣时贤的诱掖，在在给他莫大的鼓励。30岁那年（1835），他开始发表童话，一举成名，此后，生活无忧，他可以倾全力从事创作了。三年之后（1838），他发表第二集童话，七年之后他又发表第三集童话。这些书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安徒生的大名满布天下。这正是有天才而又肯努力的人应得的报酬。
但是，他对于戏剧、诗歌、小说的兴趣仍十分浓厚，他继续不断地从事写作，可惜那些作品，都给他的童话淹没了。
1875年，他以七十高龄，静悄悄地与世长辞，他留下三十多种著作，这些作品给丹麦带来无比的光荣。
假如我们要选择一个人来代表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丹麦的代表无疑地是安徒生。
3月27日（星期日）
由友人范君的介绍，认识了几位留学丹麦的中国学生。据说，留丹的学生不过十几位，他们多数是到这儿来学习农业。在国内时，他们所学的外国语，只有英文，到此地后，须补习丹麦文。他们的生活很简朴而又勤奋，将来定能成为有用的人才，为社会服务。
我常觉得，在外国留学十年二十年，也有东西供我们研究及良师益友给我们请教。事实上，在外国住得比较久的留学生，多是乐而忘返。但是，据我的观察，欧洲只有巴黎和伦敦值得长住，一来她们都是大城，大城的气魄大，观摩的机会较多；二来他们都是欧洲的十字街头，对于国际的消息比较灵通；三来他们都有中国菜馆，这对于酷爱故乡风味的人是个兴奋剂。
欧洲的其他各城市，如罗马、马赛、日内瓦、比京、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利物浦也有中国菜馆，独丹麦没有，这是个缺陷。年来欧洲各国统制严厉，非在当地住了若干年以上的人不得开铺子。新到的生客，如要做生意，必须借用旧客的名义，才能够领到执照。
丹麦只有中国留学生，没有什么华侨，中国馆子开不成功；没有中国馆子的地方，中国人是住不下去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
× × × × ×
上午坐车离丹麦。车开了没有多久，就到轮渡。这种渡船，好像香港统一码头到油麻地的渡船那样，底层有路轨，可藏汽车和火车，楼上为华丽的餐厅。
中午吃饭时，认识一个英国的中年妇人，她现任英军占领区的谍报工作。她口齿伶俐，说话滔滔不绝。她告诉我说，过去二十年间，她每年夏天总要到大陆各国跑一顿。她精通德法意等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人情风俗。最近三年来，她才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工作。我问她那边的情形怎样，她说，那边一切都受统制，不过一般生活比英国还舒服。我想，假如我是英国人，此后再也不参战了，因为英国打了胜仗还是这么困难，万一打败，那前途更不堪设想。
车中阅读安徒生的童话，颇有所得。我想将来回家后，把安徒生的东西择要翻译出来，印成一个选集。外国的孩子，真是好福气，他们有《伊索寓言》《天方夜谈》《鲁滨孙飘流记》《格列佛游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好书可读，尤其安徒生的童话，里边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亲切的人情味，无论天资多么钝的小孩，读了这些书，总可以搞通思路。我们的儿童没有书读，除死沉沉的课本外，儿童们只可流落街头巷尾去看连环图画、“公仔书”，再进一步，只好看《七侠五义》《济公案》《彭公案》一类的东西来过过瘾。少时的基础这么脆弱，长大后当然很难期望有较大的成就。
3月28日（星期一）
中午到列日。列日（Liege）是比利时的一个城，坐落于东部，临默兹河，为比国军事工业的重要据点。附近产煤铁，制造兵器及机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以全力攻此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略有损失。
往街上跑一跑，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经过卖手杖的铺子，很想买一枝来作纪念。从前我在香港时，一年到头，时刻离不了手杖。自太平战事发生后，我开始过着隐居的生活。逃难时间，为避免人家注意，不敢再用手杖。没有带手杖上街，手里总觉得缺少一些东西，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好。
战后往泰国参观，蒙当地华侨送了一枝名贵的玻璃木的手杖。不料刚好启用两三天，就给人家偷去，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惜。
今天重见手杖，心里真想买一枝来玩一玩，可是出门人最怕行李多，携带不大容易，所以决定不买。
晚上早睡。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可以到卢森堡大玩一顿。
3月29日（星期二）
在巴黎的东北，比京的东南，有个芝麻大的国家。全国的面积不过1700平方英里，人口不过21万（首都的人口不到6万），这就是卢森堡公国（Grand-Duchy Of Luxembourg）。
假如你把瑞士的日内瓦当作近代化的公园的话，那么卢森堡显然是中古的堡垒。
据说卢森堡有130座堡垒。每个故家遗老，总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个堡垒式的别墅。堡垒有炮眼，有哨兵站岗的所在，有地狱也似的监房。这种堡垒式的别墅，每个有不同的风格，但是远远看去，却又十分和谐。高耸的塔尖，厚实的砖墙，苍老的外观，整个气氛是中古的情调。
卢森堡是个多山的国家。可是她的山不高，山脉也不长，用中国的古语来形容，这只可以算是丘陵。
岗峦起伏的丘陵，配合着蜿蜒屈曲的河流，这种地方最适宜建筑堡垒，同时也最适合种植森林。
苍松翠柏的小城，点缀着万紫千红的花卉，有光有色，有水有山，从热闹的地方跑到这种大村镇一样的小城市，人们的精神无疑地得到大解放。
我到卢森堡后，把行李安置稳当，便坐电车到市中心区。
卢森堡这城虽小，但市区相当整齐。街市作棋盘形，交通便利。市中心有个广场，这个广场，虽然不如比京的花市那么华丽，但也相当实用。
巴黎有个同业，介绍我认识当地一家报馆的女记者，我特地去拜访，蒙她接见。欧洲的工钱太贵，任何机关，极少冗员，平均一个人要做几个人的工作。好在他们的报酬相当高，营养又很丰富，一天的辛苦疲劳，很快便可恢复。
蒙这位女记者陪我到小山上去参观，一路她给我解释这个，说明那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欧洲的男女地位平等，女人的工作能力很强，许多职务多由女人担任。在工作的时间，她们绝不敷衍，散工后，她们才照个人的兴趣，从事各种活动。
往市政府参观。市政府大楼收藏古迹甚多，一切布置十分古雅高洁。我向新闻处索材料，一来就给我好几本精美的册子。这些资料有的是关于一般状况，有的是关于个别问题。书中有详细的地图，底封面有卢森堡在欧洲的地位的简图，这种宣传品，在欧洲的大国本来是司空见惯，可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是竭尽智能，作国际宣传，把国内的特点，尤其历史和文化，渲染得有声有色，这不能不使人佩服外国的政府官吏办事的精神。
卢森堡这个城，是建筑在山谷上。凡是凸出的山头，多有铁栏杆围住。游客从山头往下看，只见到处都是壁立千仞的危崖，既险峻，又雄伟。我一连在转湾抹角的山头看了好几处，每处都有新奇的景象和美妙的镜头。接着，我从羊肠小路跑到幽谷的下边。谷中有涓涓的细流，水色微黄，不大雅观。本来“在山泉水清”，可是卢森堡究竟是个城市，所以连山谷的小小的涧水也未能免俗，老是带着混沌的颜色。
卢森堡最好看的东西，莫如石桥。石桥把两山衔接起来，桥上有路，桥下也有路，上下的距离，约达一二十丈。至于远处的铁路，穿山越岭，凭空建筑高架桥，火车神出鬼没，煤烟若隐若现，煞是奇观。
晚上往咖啡馆闲坐。巴黎的三等的妓女，到这儿来很吃香。她们打着巴黎的招牌来招呼客人，其实她们在巴黎可以说是毫无地位。我看她们的妖冶的态度，以及富商巨贾，哥儿公子跟她们那么亲蜜的样子，真使人作三日呕。
3月30日（星期三）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身，梳洗更衣罢，便在晨光熹微的大道上，独自散步。我从火车站附近直往市区，由市区再绕到郊外。一路所见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把我的想象力往溯几百年前。我爱那座16世纪建筑的大教堂，我也喜欢那大桥头的拱形的大厦。老实说，这种地方，在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实等于一片石田，得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只有工业发达，铁路公路畅通的国家，才能够移山倒海，充分利用原有的地形，造成独具一种风格的城市。
记得前年我参观汕头时，全市见不到几辆汽车，可是今天我到这个小城遨游，随时随地都见到美国崭新的流线型的汽车。那些停在火车站口的几十辆汽车，起初我以为是私人自备的，后来细心一看，才知道它们是出租汽车。这种情形在巴黎很少见，在丹麦根本见不到。因为巴黎的出租汽车起码是一二十年前的产品；丹麦很少美国汽车。可是卢森堡这么一个小城市却无处不是美国汽车，这一面说明美国的经济势力是无孔不入，一面说明卢森堡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很成问题。
卢森堡的工业，以皮革、制酒、矿业为最有名。这些工厂多建筑于河流附近。至于钻石和珠宝，这儿的大街的铺子虽陈列得光耀夺目，但据行家的意见，买钻石最好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其次是荷兰的阿埠，而此地的钻石多从上列两埠转运来的。
往养老院参观。院里收容几百个老人，年龄在60岁至90岁以上。我进院时，蒙一位70岁的老媪招待参观。她领我到一间房子去看她的83高龄的大姐。她的女儿和侄女，今天也到这儿来问候。
我从前很赞成有养老院这么一个东酉。今天到这儿来参观后，心里又有不同的感觉。我认为养老院是“等死院”，周遭都是老朽昏庸的人，一天到晚，了无生气。假如像中国全盛时代那样，家给人足，物阜民康，老年人食肉衣帛之余，在家里抱抱孙子，这是多么好福气！
话又说回来，假如一个贫而无告的人，到处无路可走，最好还是送到养老院。
我在卢森堡逛了两天，整天在街上和山谷上跑。跑来跑去，我总觉得堡垒式的别墅很有风趣。香港的富人虽然也在半山或山顶上建筑别墅，但是懂得建筑堡垒的仅有已故新加坡的富翁余东璇。余氏在香港般含道盖一落，在浅水湾的海边又盖一落，前者比较局促，后者的气魄非常雄伟。我每次到浅水湾总要多看他两眼。我想余氏建筑这两落屋子前，大概到过卢森堡，不然，他对于堡垒式的建筑物不会那么爱好。
现在蕞尔的卢森堡也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看来，这是她的大不幸。因为像卢森堡这样的国家，最好是严守中立，偏左偏右，简直是自讨苦受。
3月31日（星期四）
今天由卢森堡回到巴黎，沿途饱看法国东部的风景。车过色当时，只见到处都是碎瓦颓垣。原来色当（Sedan）是法国亚尔丁州的一个市镇，在巴黎东北，和比利时毗连。这是个战略据点，是兵家必争之地。当1870年普法战争之役，拿破仑第三曾据此坚守，终以孤城无援而降于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儿损失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儿又遭无情的炮火的打击。战后法国有事于越南，国力消耗殆尽，所以几经炮火的色当只好让斜风细雨来吹洗她的斑斑的战痕，至于积极建设，恢复旧观等工作，须留到世界和平真正降临。
到北欧跑了三星期，今天回到巴黎，马上觉得市有大变动。
几星期前，美金一度高到达500多法郎，今天忽然跌到350法郎。几星期前，要在市场上买一点美金做旅费，还要向人家说人情，现在你不用开口，就有人向你兜售。商场上有个俗语说：“早晚时价不同。”的确，时间的因素在经济政治上是占着很大的地位。
自西班牙战争以来，欧洲才有“黑市”这个名词。“黑市”起于“统制”，“统制”取消，“黑市”不打自倒。
战前各国实行自由贸易，社会上贫富的距离不远，自有“统制”和“黑市”之后，长袖善舞的人固然腰缠万贯，一般小民是越来越苦。
最近欧洲各国的金融的大变动是起于法国。自月前法国的“复兴公债”募集成功后，巴黎的黄金美钞便开始跌价。以前商人是囤积粮食，拿粮食向银行抵押，所得款项便用来炒买黄金美钞。黄金美钞越炒越高，粮食越囤越贵。换句话说，法郎越来越不值饯。
自“复兴公债”募集成功后，接着，法国便取消粮食统制，囤积居奇的奸商马上把物品吐出来，市场上物品充斥，供过于求，物价普遍下跌，法郎的价值逐渐提高。
还有一层，以前法国限制往来旅客只带4000法郎，数目太少，谁都需要美钞作国际通用货币，现在往来旅客可带20000法郎。法郎的用途增加，所以它的价值提高。一般说来，无论黄金或美钞，公价和黑市已相去不远了。
法国是欧洲的十字街头，法国的市场一变动，欧洲各国都被波及。受影响最厉害的是比国法郎，其次为荷盾，及丹麦、挪威、瑞典等国的货币。大家都慢慢抬头，使人民对本国的货币增加信心。
4月1日（星期五）
这次到荷兰比利时等地跑了一顿，我所得的印象最深的画家，当推荷兰的伦勃朗和弗拉芒的鲁本斯。
伦勃朗（Harmens van Rijn Rembrandt）于1606年7月15日生于荷兰的莱顿城（Leyden）。父亲为殷实的磨坊主。伦勃朗少时，父亲原想送他到学校去学法律、医学、神学那些课程，可是自然环境非常优美的荷兰的乡村，变幻无常的荷兰的天空，对于热情奔放，天才洋溢的青年富有吸引力。伦勃朗14岁进大学，在大学里读了一年书，第二年即刻改行，从斯凡南堡（J．V．Swunenburg）学画。斯凡南堡是意大利留学生，伦勃朗跟他研究三年，已经打好切实的艺术基础。接着，他前往阿姆斯特丹城跟拉斯特曼（P．Lastman）学习半年。他所绘的人物，具备充实的生命，独特的个性，尤其光暗浓淡的分配法分析得很精，形骸酷似，神韵盎然，这完全得力于素描的工夫。
21岁那年，重返故乡，与李文斯（J．Lievens）合作，同时开始学腐刻法（etching，即制造铜版的方法）。
26岁那年，他画了一幅《塔尔普教授上解剖学的课程》（Lesson of anatomy of Prof．Tulp），一举成名。在这幅画里，教授手拿刀子，分析筋肉脉络，先生循循善诱，学生们倾耳听讲，布局紧凑，表情迫真。谁都承认这位青年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
27岁（1633）搬家到阿埠，以后36年间，他一直住在这个城。阿埠工商业发达，交通便利，各种人才都集中在这儿，观摩的机会既多，进步的要求自然更迫切。第二年结婚，女的名叫莎斯基亚（Saskia），是市长的女儿。结婚时，女家送了四万盾做嫁妆。他得了这笔钱，喜出望外，加以他的画名广播，顾客增加，所有出品都不胫而走。他费了一笔钱，在阿埠犹太区置业，金屋藏娇，养尊处优，能不令人羡煞。
莎斯基亚养了四个儿女，其中三个都早逝，到了37岁那年，爱妻也死了。经过这种严重的打击，弄得他万念俱灰。
在爱妻逝世的前夜（1642），他的杰作《守夜》（Night Watch）问世。从这一天起，他便稳坐荷兰的艺术界的第一把交椅。但是，人道喜盈，天道恶盈，他的大名满天下的时候，即是他的生活开始落魄的日子。《守夜》在艺术上很成功，可是一般观众和火绳枪手都不喜欢，顾客天天减少，生活毫无办法。穷极无聊，只好到处举债，到了债台高筑，无法偿还的时候，他便开始典当抵押，最后宣告破产。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就在经济万分拮据的时期，他还发生一宗韵事。43岁（1649）那年，他和女佣斯托夫尔（H．Stoffels）同居。因为他的精神有所寄托，艺术又见进步。他把此情妇做模特儿，画了幅巴塞比浴罢图（Bathsabee），另外还作了好几幅裸体画。这些画很有艺术价值，但他也因为女人惹了很多麻烦。
1654年，他的情妇养了一个女孩，他承认这是他自己生的，于是用情妇康尼利亚（Cornelia）的名字来名这小孩。但是，他与情妇并没有正式结婚，这种行为在当时社会是个大忌。1662年，阿埠的教会法庭不准他和情妇同居。穷愁潦倒，举目无亲。这也许是穷然后工罢，他的晚年的作品更见精纯浑厚，无论色彩或神韵都妙绝千古。到了1669年10月8日，溘然长逝，享年63岁。
伦勃朗平生爱读圣经，把新旧约的故事看得烂熟，胸有成竹，随时可以引证。当他全盛时代，他是个收藏家，各种古物看得很多，增长不少见识。假如我们懂得他的个性和背景，那么我们才可领略他的得意作品的意义。
第一，我们要谈他的“巴塞比”。这是用圣经的故事来反映他的情妇。据说，有一天下午，大卫午睡刚醒，走到国王的屋子底下，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绝代佳人站在上边。细询之下，知道这个美人就是乌利亚的妻子巴塞比。大卫送信给她，要求和她通奸。他把乌利亚杀掉，娶巴塞比为妻。这种不正当的行为触怒上帝，所以他们的爱情的结晶一出世便殇逝。大卫再三祈求上帝，上帝这才给他一个所罗门（Solomon）。
伦勃朗把他的情妇当做巴塞比，情妇浴罢，由女佣替她修脚趾。她的右手压在膝盖上，手里还拿了一封信，意态缠绵，宛若低头遥想大卫的样子。
这幅画最得力于神韵，因为巴塞比就是他的情妇的化身，他洞悉情妇的底蕴，神而明之，马上可造成崇高的价值。
第二，我们要提到自绘像。伦勃朗喜欢素描，他的父亲的肖像，画了11张；他自己的肖像，画了62张；他的母亲和妹子的肖像，他也有画。至于用妻子和情妇来做模特儿的画，更是指不伸屈。关于自绘像，我最喜欢1634年画的那一张。他头戴便帽，蓄着长发，嘴唇上留着八字须，精力充沛，神气十足。这是他个人生命史上最得意的时期的作品。
第三，《守夜》。在这幅名画里，一共有29个人。光线集中于站在前面的几个人物的脸部，背景神秘，深不可测。作者摆脱一切的束缚，他有自己的宇宙观。每个人都有人性，有热情，有生命，无怪艺术界公推这幅画算是他的代表作。
他如《浪子回头》一画，浪子跪在老父的面前，左脸紧贴父亲的胸部，老父忧喜交集，频频用双手抚摸浪子的背后，旁观三人，微露惊异的颜色。这都是够精彩。
伦勃朗一生到底画过多少张画呢？有些编订目录的专家说有988张，有人说有600多张，可是最近有人大胆断定他仅画了48张，其余的画多是掺杂他的学生的手笔。
无论如何，看了伦勃朗的画，等于欣赏荷兰的文化的精华。他的作品虽不敢说是绝后，至少可说是空前。17世纪以前的荷兰固然没有这种精湛的作品。即他死后280年间的荷兰还没有出过像他这么伟大的画家。
4月2日（星期六）
在比利时没有建国之前，弗拉芒曾产生了一个名画家鲁本斯。
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于1577年6月9日生长于普鲁士的薛庚城（Siegen），父亲是个药商，有相当学问，在当地做长老和参议员，信奉天主教。到了10岁，父亲不幸死了。他和母亲搬到安特卫普来住。他自小精通拉丁文，曾当某贵族的侍者。聪明的母亲不让儿子白费时间，特遣他跟人家学山水画。15岁那年，从当时最著名的画师诺特（A．V．Noort）游。6年之后（1587）诺特被选为安特卫普的画师公会会长，鲁本斯正式被认为画师。
23岁到31岁那8年间，是他一生最重要的阶段。他和曼迪亚公爵（Duke of Mantua）相识，公爵给他做宫廷教师。在这期间内，他被派往意大利去搜集拉斐尔的作品，旋又往西班牙，在马德里寄居一年。天分高，兴趣浓，根底好的青年，到了艺术的名城，眼界无形中扩大。一面学习，一面创作，就这样继续不断地做了几年工夫，他已经卓然成家。魄力似米开朗基罗，神韵似蒂提安，彩色似罗曼诺，融会贯通，毫无抄袭的痕迹。
31岁那年，在罗马得到母亲仙逝的消息，他兼程重返安特卫普。丧事料理清楚后，原想再到意大利去卖艺，但国王皇后要他在比利时长住。第二年，被选为宫庭画师，报酬优厚，不受画师公会的束缚。接着，跟布兰特（Isabella Brant）结婚，安定的生活，快乐的家庭，标准的模特儿，给他不少人生幸福，同时也增加题材的真实性。
1629年，他受到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到了1640年逝世，享年63岁。
鲁本斯生平最爱作大幅画。他曾说：“大幅的画面，使我们画师以自由自在的心情来表现我们的意见。我承认本能上我最适宜画最大幅的画面。”
他的杰作很多，伊丽莎白像一幅尤其生动。伊丽莎白就是他的第二姨太太，她的旁边站着两个孩子。年青的母亲态度十分慈祥，他的双手紧握，放在膝盖上。男孩站在旁边，女孩站得较远。在两个孩子中间，有一个鸟儿刚要飞到树上。色泽的鲜明，意境的超脱，配合的适当，是他的画的特点。
他的名画分散于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其中最有名的都以圣经的故事做题材。
他虽然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影响很深，但在骨子里，他是个弗拉芒人，即现代比利时人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