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这本《印度洋舟中》，是拙作《欧洲纪行》之四，同时也是最后的一集。
二十多年来，我对于海洋发生特别的兴趣。中国和南洋的内河及沿江沿海的轮船坐过无数次，天空中也翱翔了二十多回，可是正式坐轮船，横渡欧非亚三洲，这还算是第一遭。
旅欧的初期，正值联合国开会。等到我动身回来之前，又遇着世界和平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国际性的，虽然政治的倾向不完全相同。关于联合国会议，因为时间较长，记载的也比较详细；关于世界和平会议，因为前后不过一星期，我只能稍为提一提。
在预备回家的期间，我有较多的时间看书，后来就读书的笔记，稍加整理，写成十几篇介绍的短文。
最难得的是在海洋中找到我的精神上的导师——萧伯纳。年来我虽然注意英国费边社的主张，但萧伯纳本人的著作究竟看得不多。这次一气看完他的大著七八本，得了不少有益的指示。的确，他是人类的智慧的储藏所，喜欢阅读他的著作的人，迟早要受他的影响，良善的影响。
海上的生活是多么清新而又有规律。海能洗涤庸俗的见解，海能充实伟大的怀抱，海能安慰我们，海更能鼓励我们。住在海滨的朋友们，纵不能个个有机会飘洋渡海，至少也应该时常和海亲近。
4月4日（星期一）
春到巴黎了。
树叶长得有蚕豆那么大，红白紫黄的花儿争妍竞秀，女人换了春装，小孩精神活泼。甚至我的旅店的老板也给我换了一套雪白的窗帘，视线所达的地方，无处不显出一番新气象。
春风一吹，春意油然而生；春情一动，春思越发活跃。接着，春光、春色、春雷、春雨、春游、春愁连绵不断地跟着来，怎么摆脱也摆脱不开。的确，大自然的力量的伟大，谁也逃不掉它的感召。
“一年最好唯三月”，尤其清明前后的两星期，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最宝贵的时间。在这阶段里，读书好，旅行妙，恋爱结婚更是再恰当不过。
假如你把女人的一生代表一年四季，那么生活力充沛的少女显然是青春，大权在手的主妇无疑地代表炎夏，顾影自怜的半老徐娘多少像深秋，潦倒龙钟的老媪正象征残冬。主妇踌蹰满志，不受外诱；老媪行将就木，无人过问。因此，中外古今的文人学士极少运用主妇和老媪作题材。但是，酷似春花秋月的少女和半老徐娘可不然了，她们老是有许多人追求，事实上，只有她们值得人追求。
我这样胡思乱想，地下电车已经把我送到布龙森林的公园。今天的公园真是热闹，热情奔放的青年男女固多，连银鬓斑斑的老太婆也扶着拐杖来游春。公园里到处都是小孩玩的东西，秋千、滑梯、飞轮、木马、悬空电车，应有尽有。游客多，玩具少，供不应求，大家排着长蛇阵来等候。有些年青的夫妇也将他们的几个月大的婴孩带到公园来玩。他们自己躺在草地上谈情说爱，不大理会婴孩，使婴孩急得把洋娃娃拿来出气。
话虽如此说，欧洲的小孩实在比我们的小孩幸福。欧洲人以小家庭为单位，在小家庭里，小孩子最被重视。加以一般主妇的知识水准高，懂得儿童心理，她们极少对小孩子乱发脾气，更舍不得咒骂踢打。小孩的饮食有一定的分量，起居有一定的时间，主妇一有工夫便用小车推小孩到公园去玩。吃得饱，睡得足，阳光和氧气吸收得多，所以每个小孩都健康。
中国人聚族而居，在大家庭里小孩没有地位。穷人让小孩到街上去爬土爬沙，富人把小孩交给没有知识的听差和老妈，自己整天去打牌看戏。赌钱赌输了，回家去骂老婆，打小孩。假如夫妻都爱赌，那么小孩更遭殃。
即以游公园而论，中国的公园多是中年人的世界，小孩没有插足的余地。这固然和交通工具有关系，但中国社会组织的不合理，无形中把小孩拿来作牺牲品。
今天公园路上的汽车真多，附近咖啡馆个个满座。这些咖啡馆和公共娱乐场的生意现在正开头，全盛时代当在六七月之交。
4月5日（星期二）
在巴黎前后住了半年，对于法国的人情风俗略有认识。现在趁动身回家之前，把法国历史上的大人物选几个出来，作简单的介绍。
人文荟萃的法兰西，无论文学、哲学、绘画、雕刻，都有惊人的成绩表现，可是谈到代表国格的民族英雄，我们不能不一致推崇贞德，连铁骑驰骋全欧的拿破仑都望尘莫及。
贞德（Jeanne D'Arc）生长于15世纪封建制度全盛的时代。在这时代里，地主和教会支配全国人民的命运。贞德出身于农民的家庭，对于农民的生活有亲切的经验。据史家的记载，那时的农村是局促、潮湿、淋溢、嘈杂。整个屋子里，除一张破床供全家人睡觉外，只剩一盏荧荧如豆的孤灯。鸡狗猪羊和人住在一起。农民的生产率虽高，死亡率也很可怕。收成好的年头，他们才有一顿黑面包好吃；一遇歉收，他们简直没有办法。尤其痛心的是，他们的生活永远没有改善的希望。他们既不能迁徙外国，又不能和异乡人结婚。从摇篮到坟墓，从祖父到子孙，他们只能过着惨绝人寰的生活。
农民的悲惨的可怜相，刚好和贵族的荒淫无耻的放荡生活成个剧烈的对照。贵族们一年到头都是“蜜月”，男不知耕，女不知织，他们只懂得向无知的农民的身上剥削，然后把农民的血汗变成的物质，恣意享受。国家的法律是他们制定的，教会的传教士是他们豢养的，最有学问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是他们的代言人。“水来土掩，兵来将当”，那些想法抬头的农民，无论意志多么坚决，很难渗透法律、教会、大学校这三道防线。
只因贵族们的享乐过度，朝政不修，所以很容易招致外侮。当15世纪初年，法国的军队驾驭无方，战略落后，而同时代的英国军队却懂得运用机动的步兵和弓手，良将和劲弩。在优胜劣败的原则下，英国几乎占领法国的半壁河山。
民族意识非常浓厚的贞德，就在国家垂危，而那些权贵又毫无办法的时候，挺身而出。在家时，她会帮忙父亲放羊。她长得不大美观，她没有进过学校，但她一身都是胆，而常识的丰富，意志的坚定，计划的缜密，是她成功的原因。
贞德从小爱着男装，喜欢过士兵的生活。除祈祷外，她整天和士兵在一起，同甘共苦，相爱相亲，害则居先，利则居后。她不谈爱情，不要金钱，她只想带兵杀敌，开炮冲锋。她之所以着男装，为的是她的周围都是老粗，假如穿女装，冶容诲淫，那些“兄弟们”难免作轨外的想头。反之，她着了男装，雌雄莫辨，这对她是个护身符。
贞德笃信上帝，一切行动依照神的启示。她会说：“你以为你说我孤单，就可以恐吓我吗？法兰西是孤单的，上帝是孤单的。当我的国家和我的上帝都是孤单的时候，我个人的孤单算得什么？现在我知道上帝的孤单就是他的力量……同样的，我的孤单也就是我的力量。”
孔子说得好：“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懼。”贞德是个上知、至仁、大勇的英雄，她的忧国忧民，本着真知灼见，生死祸福早已置之度外，无论在什么场合，她绝不改变她的坚定的信仰。除非你把她的嘴儿塞住，她一开口，总要坦白地流露她的信念。这不是固执，而是坚信，只有坚信的人，才可赴汤蹈火而不辞。
普通所谓勇敢的人，多是有勇无谋的匹夫，我们的巾帼英雄却是有计划，有远见的大人物。她的一切行动，不是出于盲目的感情冲动，而是步步交针，有条不紊。她洞悉民心的向背，士气的高低。她懂得持久抗战是操胜算的秘诀。当1428至1429年的冬天，奥尔良（Orleans）四面楚歌，走头无路。但是听天命，顺民意的贞德，知道师老无成，自动投降，是个奇耻大辱。她坚决主张冲锋突围。那些垂头丧气的失败主义者，给她一鼓励，大家抱必死的决心，结果使奥尔良城解围。奥尔良城解围后，贞德还要跑到兰斯城（Reims），立查里七世为王。当大主教给查里加冕时，贞德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她自信能够完成她的神圣的任务。照她的计划，查里加冕后，法国各军的将领才可倾全力直捣巴黎，巴黎得手，民族统一的大计才可及时完成。
根据“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原则，法国的民族英雄无疑地是英国的劲敌。英国知道决战于疆场，不如折冲樽俎较易为力，于是卑辞重币，贿赂对方的政府和教会当局，把贞德逮捕，屈打成招，迫她承认罪状。自诩得神的启示，亵渎上帝，一罪也；奇装异服，不知三从四德为何物，二罪也；顽固抗命，傲慢无礼，三罪也。在封建社会的淫威下，政府和教会以莫大的罪名加在年未及笄的少女的身上，使她百诼莫辩，其实怎么样辩护也是没用。她的最大的罪名为“异教徒”，“异教徒”的处罚是烧死。好在她的志愿是杀身求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在万千观众的监视下，她的玉体化为灰烬，可是她的一颗赤心仍是完整如昔，足见这位民族英雄生前固然骨相不凡，死后也迥异常人。
时代的先驱者往往以身殉道。苏格拉底喝毒药，耶稣被钉死十字架，贞德被热火焚烧。“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贞德这一死，使她超凡入圣，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法兰西的灵魂。的确，上知至仁大勇的贞德，岂特是法兰西的灵魂，简直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结晶品，它的作用已经超过空间和时间了。
4月6日（期星三）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我读完巴尔扎克的传记后，更觉得老杜的话有理。
巴尔扎克（1799年5月20日生，1850年8月17日卒）是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一个小说家。他生于贫农的家庭，长得怪模怪样，少时得不到母爱，长大后又受社会种种压迫，他年青时能够继续不断地长期开夜工，可是一到中年，百病齐发，连看书写信都没有精力。他时常穷得到处躲债，可是钱一到手，即挥金如土。他到国外旅行时，备受名公巨卿的优待，可是困居巴黎时，他老是给出版家、书店、讼棍、警察作敲诈的对象。他一心一志崇拜失恋的弃妇，及如狼似虎的中年妇人，可是目的一达到后，他很快就生反感。他一生追求安定的贵族生活，可是金屋筑成，富孀到手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再也不能享受了。
巴尔扎克是写实派的能手。写实的秘诀在于人生经验，有了他那么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这才有他那么充实而真切的作品。他创作的能力极强，18000字的作品，咄嗟可得，但是他校对时又那么小心，二校三校，一点也不厌倦。他的志向的高尚，责任心的重大，迫得他经常以咖啡来提神。他要领导读者，绝不逢迎读者，他宁愿坎坷一生，绝不会出卖良心。他的巨著《人间喜剧》虽没有完成，然而他的规模的宏大，分析的深刻，内容的复杂，故事的隽永，早已奠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哲人说“六经皆史”，巴尔扎克也说“什么东西都是资料”。的确，现实是无穷无尽的矿山，只要作家能够站在正确的角度来观察，无论任何人物都是人生喜剧的一个角色。志在描写人生的作家对于社会的形形色色都要留心，艺术家、律师、医生、农民、工人、贵族妇人、卖淫的娼妓，这些人物的生活是互相关系的，他们应该一一表现出来。
当巴尔扎克的写作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他想进一步作体大思精的大著，这种大著虽卷帙繁多，但它却有一贯的作风。我们只看他的书的谋篇布局的缜密，便知这位小说能手早已不把同时代的法国文人看在眼内。换句话说，他要站在世界文坛上和各国第一流的作家争短长。
第一步，“人情风俗的研究”，把各种社会状况描写出来。一切生活、一切职业、社会各阶层、法国各省份、政治、法律、战争，以及一个人的童年、壮年、老年的状态都不可忽视。经过这一番的苦工夫后，社会上各种人物的来龙去脉才见分晓。
第二步，“哲学的研究”，第一步工作是描写现象，第二步工作是追究原因。前者注重感情和生活的互相作用，后者注意感情的起源，生活的动机。前者以典型来描写个人，后者以个人当典型来描写。简单说一句，以批评的眼光来看人生，这才能够穷源究流，触类旁通。
第三步，“分析的研究”，原因和结果既然明了后，我们应该找出原则。人情风俗供给剧情，原因和动机代表舞台的机械，原则才是戏剧的作者。假如他需要24册来描写“人情风俗的研究”，那么他需要15册来著述“哲学的研究”，而“分科的研究”有9册就够了。个人、社会、人生经过这番描写和分析后，一切事情才可洞悉无遗。
当整个系统完成后，他还想提纲挈领地写一本书——《论支配人类的力量》，这样一来，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将如磐石那么巩固了。
他平生以拿破仑自况，他的书斋只挂着拿破仑的遗像，而且亲自写道：“他的未竟之志，我将以笔锋来完成。”他的志气固大，胆量也不小。在人生的过程中，他的事业一再失败，而经济破产更是司空见惯。平常人处在他的地位，早已心灰意懒，永远不能出头，可是他再接再厉，绝不灰心。他曾自夸地说道：“我的勇气克服我的不幸的遭遇。”
他的怪癖，他的高傲，使他和同时代的法国作家格格不入。除雨果外，谁也和他合不来。但是，只要雨果赏识他，其余作家的褒贬，都没有多大关系。“自古圣贤皆寂寞”，一代文宗的巴尔扎克的身后萧条、寂寞、凄凉的状况，绝非世人所能想象。
在巴尔扎克的墓前，雨果说道：“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不是结局，而是开头。不是空虚，而是永生。”这种身后的命名，也许能补偿生前的颠沛流离的痛苦了。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今天写完这篇短文，不禁为中外古今的天才痛哭流涕。
4月8日（星期五）
诗人雨果（Victor Hugo）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领袖，是贵族阶级的反对者。他永远对人民表示浓厚真挚的同情，所以人民始终热烈爱戴他。
雨果的童年，跟着他的父母东奔西走，过着流浪的生活。从巴黎搬到波尔多，从波尔多迁到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后来又从马德里重返巴黎。频年的奔波劳碌，使他增加了不少常识和胆量，尤其由盛而衰的家庭经济，使他尝遍人生的滋味，及认识贵族阶级的虚伪和浮夸。戏剧性的童年，陶冶成他偏爱剧烈的对照的作风。
从13岁起，他才正式读了几年书，这几年有系统的教育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他博览群书，精通数学。过去他爱读伏尔泰的作品，现在却被维吉尔（Virgil）和夏多勃里昂（Chateaubriand）的著名的诗篇迷住。古代的文豪诗翁的启示，鼓起他对文学的兴趣。他试用各种文体来创作，无论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他都敢大胆尝试。15岁那年，他以“读书工作的乐趣”作题材，写了一首诗，得到法兰西学院的奖金。17岁那年，又以“亨利四世纪念碑”为题，写了一首诗，得到该院的奖金。夏多勃里昂称他为“神童”，这种崇高的荣誉，增加他的自信和野心。
号称“神童”的雨果，不但在创作上早熟，在情场上也是早熟。17岁那年，他已经和一位年纪比他小一岁的名叫佛蚩（Adele Fouchet）的女孩订婚。据他自己说，他求爱时，全身发抖，才敢道破他的内心的秘密，等到对方表示同意之后，他才鼓起狮子一样的勇气，很坦白地说出他的心事。过了两年，这一对青年才正式结婚。女的有一副水汪汪的眼睛，脸上常露出会心的微笑；男的嘴唇有如诗人，前额酷似斗士。当他们举行甜蜜的热闹的婚礼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手持利斧，直奔新郎的身边。这位疯子并非别人，原来是雨果的兄弟，因为他也爱上佛蚩，现在恋爱失败，妒恨羞愧的心理交织于胸中，弄得他发疯。
结婚时的不幸的插曲，正是他一生悲欢离合的历史的开头。誉之所至，毁亦随之。他每次成功一部大作品，总有一件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他反对古典主义，提倡浪漫主义。他向所有的敌人挑战。他说：“在这部戏剧（Hernani）里，我把一切理论、韵律、章法打得粉碎。我撕掉那个掩没美的正面的旧石膏像。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规律和模范了。”
这个剧本演出时得到空前的成功，一举成名，大家称他为浪漫之王。他的作品受人普遍的欢迎，这虽然使他高兴，但是尘世的虚名究竟敌不过内心的苦闷，尤其情场失意，使他十分难堪。为排除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起见，他特拼命创作。他写了三部代表作：（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 de Paris，1831），（二）《哀史》（Les Miserables，1862）和（三）《海上的劳动者》（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1866）。他认为人类应从事三种斗争，即对自然战、对宗教战、对社会战。在原始时代，自然力是人类的共同环境，同时也是人类片刻不可忽视的强敌，所以自然算是人类的第一个敌人。后来由迷信造成了宗教，给人类加上了人为的神秘的束缚，使人类成为宗教的囚徒，有时，更利用宗教作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宗教算是人类的第二个敌人。此外，人类对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也不能不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不合理的社会算是人类的第三个敌人。
在《巴黎圣母院》里，作者描写一个花容月貌的舞女和一个弓手队队长相爱。不料她的美貌引起圣母堂的副僧正的垂涎。副僧正先把队长弄死，然后嫁祸于舞女，说队长是她谋杀的。只要她能满足他的欲望，他马上可以洗刷她的罪名。但是，这位舞女一往情深，她矢志不从，结果被判死刑。
圣母堂的司钟是个貌丑不堪的驼背侏儒，他也爱上这舞女。他劫法场，把舞女藏在钟楼里边。圣母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在这儿法官和警察不能行使职权。钟楼怪人小心翼翼地保护舞女，使副僧正无法染指。但是，巴黎的浪人不是教徒，用不着顾忌圣母堂的尊严。他们进攻圣母堂。副僧正趁机会把舞女交给法庭，自己却安坐在钟楼上看她受刑。说时迟，那时快，钟楼怪人把他推下去，跌死在法场中，同时，他自己也跟着跳下去，死在舞女的尸首旁边。
雨果故意把圣母堂作他的故事的背景。他把人欲横流的副僧正及见义勇为的司钟作个剧烈的对照，使人对于虚伪的宗教家有进一步的认识。
他的《哀史》动笔于巴黎，成功于革恩赛（Guernsey）。因为他反对拿破仑三世，所以他被流放于这个地方。在著述这部书的时期，他过着极乐与至苦的生活。他荣膺为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但他的爱女在塞纳河口游泳时，不幸淹死。他被举世公认为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但他的另一位女孩不幸殇逝。他到圣地去巡礼，但他个人又遇着爱的波折，同时又有一位爱女发疯。当他撰述这部极人间悲惨的境况的《哀史》的时候，他个人却从“诗人”的境界，进而为“预言家”的地位。他说：“我遭遇死的恐怖，我找到死的境域以外的生命之花。”
生命之花，失望中的希望，谦虚的人的福音，上帝对一切受苦的众生的慈爱——这就是《哀史》的中心思想。从痛苦变成怜悯，从怜悯变成仁爱。他说：“我以为这个世界上的凄惨的事情是可以减少的，而我是始终热烈地怀抱着这种希望的一个人。”这种抱负正是眼界高人一等的社会改革家的用心。
在《哀史》里，作者描写各种典型的人物。这儿有囚徒、僧侣、警官、卖笑妇、私生子、革命家、流氓。这部书的规模的宏大，想象力的丰富，魄力的雄厚，把整个社会相刻划到无微不至。无怪这部书出版那一天，过惯夜生活的巴黎人士特地于清晨六时起身，围着帕尼尔书店（Pagnerre），在几个钟头内，把初版5万册抢购一空。那时作者还幽居于革恩赛的监狱，可是他已被人捧为“世界第一公民”了。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自雨果荣膺为世界第一公民后，他越来越年青。他说：“在我的白发底下，隐藏着青春的爱情。”他一早就起床，到海边游泳，然后埋头著述。下午画了几笔画，接着，他到海边散步，在无力的夕阳和浪花四溅的环境中，他的文思源源而来。他出门不带伞，又不扶拐杖。他既不怕热，又不怕冷。他要学习永生了。
“不怕目前的失败，专心一志向一个目标努力，将来总会成功。”这是他的自信。
他最尊崇有目标的劳动，主张人类应与自然斗争，这就是他的第三部大著《海上的劳动者》的题材。在这部书里，他描写一位渔夫很英勇地与自然斗争，从暴风雨颠簸着的海上把沉没的汽船的机械夺取出来的故事。渔夫不但征服了自然，而且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当船主把女儿许配给他，而他知道那女儿已经有爱人的时候，他不愿牺牲人家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特地自动放弃。因为他不愿意破坏恋爱牺牲的誓约，他就想完全离开人生。
1882年，他做八十大寿。巴黎人士疯狂地忙着给他送鲜花，他的屋子差不多被各种玫瑰花掩没了。5万个男女青年，唱呀跳呀，跳呀唱呀，大家一齐庆祝这位老公公的诞辰。在巴黎的街道上，100万工人引吭高歌，唱着他所心爱的国歌——《马赛曲》。
当他的声誉登峰造极的时候，他又陷于悲惨的深渊。因为他的诞辰刚刚过去不久，他五十年来心爱的情妇柔丽亚不幸死了。在她的死前，他给她写过一封情文并茂的信：“假如你死了，我还是爱你；假如我死了，我也是爱你……。你真的死了，我当然活不成……”
自柔丽亚死后，他悲痛万分。他说：“当我要把一只蚂蚁踏死之前，它如高举两脚向我求饶，我一定会对它宽恕，为什么上帝不对我施恩呢？……我恳求上帝赐你……赐我……赐一切人类永生……”
1885年5月22日，他静悄悄地逝世。他的朋友打算给他来个大排场，可是他的遗嘱却是这样——“我愿意拿5万法郎给穷人……我愿意以穷人用的棺车送我的尸体到公共坟场。”
他同情人民，人民永远拥护他。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他的地位将更提高。
因为许多人把他捧为偶像，所以他所引起的反感也特别多。就文学史的观点来看，他无疑地是法国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影响既大且深；他死后的70年间，法国的各种文艺思潮，都逃不了他的正确的指示。他的影响主要的是在技巧这方面，可是技巧在法国的诗歌上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虽然他的戏剧已经不合时宜，他的小说也赶不上巴尔扎克，但他的诗篇仍吐出万丈的光芒。
他有惊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事实上，他的文字的美丽生动，是使他的作品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的一生的经过，简直是一首史诗。他有诗人的热情，他有诗人的才具。他不但是浪漫主义的宗匠，而且是法国文学上的一个巨人呢。
4月10日（星期日）
法国的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偏重观察，把搜集材料当做最重要的任务。他们不但注重科学精神，而且他们的作品的内容多以科学做基础。
在自然主义的小说家中，左拉无疑地是个大师。
左拉·爱弥儿（Emile Zola，1840－1902）是个混血儿。祖母为希腊人，母亲为法国人，父亲原是意大利的工程师，后来才改入法籍。左拉在法国东南部的爱斯城（Aix）过着他的童年，他7岁丧父，母亲给人家擦地板和洗衣服，赚了一些钱来教养他。在中学读书时，他拼命写作和研究名著，可是功课一点也做不好。到了会考时，他的法国文学的分数竟是零分。
考试的失败，给他个人，尤其他的母亲，以莫大的打击。原来他的母亲希望他考到大学后，专攻工程，借以继承父亲未竟之志。现在考试失败，万念俱灰，他除做苦工，一辈子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外，再也不能翻身了。
由于父亲的朋友的介绍，他才在船坞里找个书记的职位，对于这种工作，他一点也不感觉兴趣。因此，他坚决辞职，情愿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在人海茫茫的巴黎挨饿，谁也不会动起爱怜的念头。凑巧那时他有一位老朋友塞尚（Paul Ce'zanne）也从他的故乡赶到巴黎，他乡遇故知，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这两位天才青年，住在一起，有饭大家吃，有苦大家尝，二人互相鼓励，切实用功，一个用笔锋，一个用颜色，希望在文坛艺苑上有大建竖。
24岁那年（1864），他在阿赤书店（Librairie Hachette）当店员。他的职务是包书。公余之暇，他随便写些书评以自娱。有一天，他正在写作的时候，他给老板抓住。老板看完他所写的书评，很和蔼地说道：“左拉，你包书送货虽然懒惰，但你的写作能力倒不错，现在我想派你到广告部去工作。”
酷爱文学和写作的左拉，现在找到这种机会，宛若蛟龙得云雨，大可一显身手。他磨砺笔锋，昼夜不停地撰述，不久便出一个单行本《给尼侬的故事》（Les Contes a Ninon）。接着，他又当新闻记者，前后给《大事》（Eve' nement）和《费加卢》（Figaro）等报纸写文学批评的文章。他的作风开始转变。他说文学的目的是研究人类的心灵，心理学应当附属于生理学。简单说一句，他要研究某种气质的人在某种环境之下发生的反应。
随着文名的广播，他的生活现在开始有着落了。他在医学院附近租到一层楼。房东的千金是个高高的皮肤略带浅黑色的女孩。这位小姐和医学院的学生恋爱，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她的爱人把她遗弃，偷偷地跑到外省去了。在失恋的时期，她饮泣吞声，不料这个消息给左拉知道，他向她表示殷勤。二人一见如故，结为夫妇。左拉爱慕女的花容月貌，女的钦佩左拉的博学奇才。山盟海誓，恩爱缠绵，生活安定，衣食无忧，从此，他决定倾全力从事毕生的杰作了。
在左拉的心目中，他觉得巴尔扎克已经写过《人间喜剧》，所以他也应该写一部体大思精的大著和巴尔扎克相抗衡。这部伟大的作品名叫《卢宫马卡尔》（Les Rougon Macquart），这是“第二帝政时代的一个家族的自然的社会史”。在他没有写作之前，他细心研究背景、地点、人物、方言，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感情。他读书、谈话、旅行、参观，注意人家的语气和行动，然后振笔直书，一一纪录下来。经过相当时间，他又加进新鲜的资料，然后谋篇布局，修饰润色，造成天衣无缝的锦绣文章。
这部由20部长篇小说所构成的《卢宫马卡尔》的大著，内容是描写卢宫和马卡尔两家族的奇怪的结合，产生出来一个大家族，同时分析这个大家族在第二帝政时代的政治经济的组织中，怎样繁荣滋长。他明白当时的历史，他了解当时的社会。他刻画入微地表现出1250个人在第二帝政时代的生活状况。他不但注意上层社会，而且同情劳动阶级。他描写由商业资本到工业资本的转变时期的社会百相，如矿山罢工、农民暴动、梦想奇迹的少女、虚伪的僧侣，甚至政治家、学者、艺术家，都在他的描写之列。
文人的任务，并不在舞文弄墨，而在于崇高的人格。他敢正视环境，反抗环境，绝不屈服于环境，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这意思。当左拉驰誉国际的时候，法国发生一宗事情，即“杜莱夫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的公审。
这个案件公审的初期，左拉漠不关心，后来他才开始发觉里边有点蹊跷，他怀疑法官会冤枉好人。他细心研究案件后，这才知道他的怀疑竟是事实。他认为这种冤枉好人的不公平的审判，被告物质上精神上所受的损害事小，法国所受的不荣誉的损失事大。他不顾一切，用全力来打这场官司。他写了一个小册子《我控诉》（J' Accuse），内容是细心分析这案件的正误是非。他证明杜莱夫上尉无罪，他指出法官犯罪。理直气壮，义正辞严，不料他这种正义感和同情心遭人的妒忌怨恨。在政府的暗示下，有人高声大呼：“打倒左拉！打倒卖国贼！出卖给犹太人！”他的屋子的门窗户牖被人打破。他的书籍被禁止。有人用稻草做成他的肖像，然后抛它在塞纳河里。有人甚至主张暗杀左拉，劫掠他的屋子。
接着，左拉以诬告法官罪被捕。他尽雄辩的能事，起来辩护——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杜莱夫上尉。他说：“他（杜莱夫）无罪，我誓以我的生命和名誉来担保。在这严重的时期，在这个代表人类正义的法庭，在整个法国，在整个世界之前，我发誓杜莱夫无罪。仗着我四十年来的努力，及本国所给我的权威，我发誓杜莱夫无罪。仗着我所获得的一切东西，我的名誉，我的传播法国文化的著作，我发誓杜莱夫无罪。愿这一切东西破产，我的一切著作毁灭，假如杜莱夫不是无罪。他的确无罪……”
至于左拉本人呢，他说：“我很镇定……我也许受刑。但是我将胜利。将来总有一天法国会谢谢我，为的是我使她免受侮辱。……”
上述一段辩护，宛若莎翁的名剧《凯撒》（Julius Ceasar）里的主角安东尼（Antony）的演辞。意志那么坚决，态度那么镇定，辞锋那么犀利，这恐怕是熟读莎翁名著的一个结果罢。
4月11日（星期一）
二十多年前初读莫泊桑的《项链》时，我对于这位观察深刻，布局缜密，情节紧张，文字洗炼的短篇小说家有极好的印象。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他的东西的时候，绝不放过。月前在丹麦京城旅行，在书店里看到他的全集，即刻破钞买来，预备将来回家后，细心读它一遍。
莫泊桑（Guy de Mauparsant）于1850年8月5日生长于米罗梅尼尔别墅（Chateau Miromesnil）。少时在维洛特（Velot）和卢昂（Rouen）公学读书。及长，他的父母送他到神学院去研究神学。他对于神学固然没有兴趣，他的法文也不见得高明。平时他酷爱旅行，同时也喜欢参加当代文豪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家里的文学集会，在那儿他认识屠格涅夫、都德、左拉等人。据福楼拜后来告诉人说，年青的莫泊桑给他的印象不过是一位体格壮健的运动员，此外，并没有特别好感。
从23至30岁的七年间，莫泊桑跟福楼拜认真学习，尽通文学的技巧。福楼拜把心得的秘诀告诉他说，做文学工作的人有三个要素：“观察，再观察，最后还是观察。”30岁那年，他发表他的处女作《诗集》（Des Vers）。接着，他和一般朋友合著一部《羊脂球》，一举成名，大家承认他是个撰述小说的天才。
莫泊桑寄居巴黎的时间，得力于塞纳河独多。晨光熹微的春朝，薄暮黄昏的秋夕，无事一身轻的周末或午后，他总要到平静无波的塞纳河边去散步。这儿他可以摆脱俗务，远离醇酒妇人；这儿他可以凝神构思，寻章摘句。的确，要体验各种生活，固然要深入社会；要超凡入圣，又非接近名山胜水，浑然与大自然为一体不为功。《人间词话》所谓“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便是这意思。
从30岁到40岁的十年间，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三百多篇短篇小说。他又写过六部长篇小说，其中最有名的为《彼得和约翰》（Pierre et Jean，1888年出版）。他的身体似乎很壮健，可是五脏六腑，尤其脑神经都不大健全。由于经常患着头痛的毛病，弄得他抱着厌世主义。他认为活了几个钟头的苍蝇，活了几天的动物，活了几年的人类，延续了几世纪的世界，彼此到底有什么差异！充其量不过多活着几个早晨罢了。
他的花柳病越来越深，他知道死神越来越近。表面上，他虽然说，“我相信所有人类死后将绝对毁灭”，但他的怕死的心情却到处流露出来。他疑神疑鬼，整天怕死，可是梅毒的微菌早已散布于全身，把这位天才的短篇小说家活生生地吞噬下去。
42岁那年的元旦，他自杀不遂。他的亲友把他送到巴黎，进了疯人院，医药无效，到了1893年7月6日与世长辞，时仅43岁。
莫泊桑本来是福楼拜和左拉的信徒，可是自他成名后，他逐渐摆脱自然主义的色彩。他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很丰富，他对上流社会的生活也有深刻的了解。尤其《彼得和约翰》一书，他运用心理的分析和技巧，把主人翁的妒忌和痛苦的心情写得体贴入微。这种心理分析的作风是与自然主义分道扬镳了。
在法国的文学作品中，莫泊桑最容易被中国的读者接受。他的短篇小说已经陆陆续续地有人译为中文，虽然他的中文译本的全集的告成还须相当时间。
4月12日（星期二）
罗浮宫博物院的油画，实在太美了。这几个月来，我有闲工夫的时候，就到那边去参观。逛书摊时，多少也要买几本名家的画册来浏览。观感所得，拿来与书本相印证，这倒是很有趣味。
罗浮宫的油画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当然要首推大卫·路易士（Louis David）。记得第一次到罗浮宫时，单是拿破仑皇后约瑟芬加冕这一幅画（Le Sacre），就使我惊奇不置。这幅画有6.1米高，9.31米宽。加冕典礼举行时，宫廷、教会、外交使节的行列有条不紊，大家的眼光，从一切不同的角度直射到皇冠的上边，凝神屏息，肃穆尊严。每个人的脸庞和服装固然刻划得十分逼真，每个人的羡慕和妒忌的心情也和盘托出。这的确是宫廷画的圣手，写实派的代表作。
大卫于1748年生长于巴黎。9岁丧父。他曾跟蒲蚩（Boucher）学画，蒲蚩把他介绍给维恩（Vien），师友诱掖，自己用功，到了27岁那年（1775）便得到罗马的奖金。他旅居意大利的时候，深受威尼斯派的影响，于是专心一志，追踪古人。
当拿破仑全盛时代，他最佩服大卫，优礼有加。大卫感恩知己，曾画一幅拿破仑骑马图（1800年脱稿，这幅画现藏于凡尔赛宫），良将名驹，英气勃勃。接着，他被选为宫廷的画师，而皇后加冕图（足足费了三年工夫才画成功）就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
大卫不是单纯的画家，他也富有组织的能力和经验。欧洲，尤其法国的文物的宝藏——罗浮宫——是靠他奠定切实的基础。巴黎的“沙龙”是由他一手倡导组织成功。他不以为自己名满天下，便忘记一般不得志的画家的生活，反之，他尽量发掘新进画家，同时他把自己的成名的作品与年青人的习作摆在一起，藉资鼓励。
人道主义和理智，是他的思想中心。他曾参加革命。革命成功时，他得到相当好处；到了复辟时期，他曾被放逐，跑到比京去度他的晚年。
他最得力于鲁本斯（Rubens），他培养了一个高足安格尔（Ingres），师承有自，火尽薪传，大卫在艺术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确定了。
大卫以画人物始，以画人物终。他研究外表的轮廓和颜色，洞悉内心的喜怒和哀乐，同时他把握几何学的完整，体味心理学的深刻。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有资格稳坐艺术史上的交椅。
4月14日（星期四）
提到法国的印象派的画师，谁都不会忘记塞尚。
塞尚（Paul Ce'zanne）于1839年1月19日生长于法国南部的爱斯城，和大文豪左拉是同乡兼挚友。他的父亲是个制造商，后来才做银行家。塞尚年青时，他的父亲送他到学校去学法律，课余之暇，兼治绘画。他曾投考巴黎美术专门学校，不幸名落孙山。
24岁那年重来巴黎，专心一志地跟库贝尔（Courbet）和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学画，他受迪氏的影响尤深。迪氏为鲁本斯的信徒，所以他对于绘画的基本学问和技巧很有心得。
那时巴黎有一班青年画家，立志反对守旧的古典的作风，他们不加入官方组织的“沙龙”，他们7人成立一个艺术团体，标榜印象派。在这团体中，年纪比塞尚大9岁的毕萨罗（Pissaro）给他的影响独多。
塞尚的绘画的特点是简单明了，所有题材，都露出正面。例如他所画的人物，主人翁老是坐在正中，头部脸部整个可以见到。在山水画方面，他也运用同一方法，主要的景物是放在中央。这种非常均匀和简练的手法，可追溯到古代的意大利大师。这不但和塞尚的前辈的作风歧异，甚至和他自己初期的手法不同。
画面的简单明了，很容易流于单调，幸亏他对于颜色非常考究，同时由于颜色的不断调换，使各种动作都能够充分表现出来。他在一重颜色上再涂上一重颜色，初期涂得又浓又厚，后来涂得得较淡较薄。他喜欢用一种明快温暖而质量重实的沉静的浓绿色，及带黑的青调子，世人称之为“塞尚色”。无论他画什么东西，他总要找出综合，结构矫健有力，画面栩栩欲生，复杂而不零乱，调和而不呆板。他曾说：“太阳虽不能照样地在绘画中再现，但应用别种方法或借用颜色的力量，一定可以表现。”这便是印象派的真谛。
40岁那年（1879）他重返故乡爱斯省长住。此后，他偶尔到巴黎，但大部分时间，都消磨于故乡可爱的农村。有时濯足清泉，有时躺在草地上休息。虽然他到了60岁才享大名，但是真正崇拜他的人并不在少数。在1904年的秋季沙龙里，他的作品才被世人赏识，大器晚成，塞尚可以算是一个例子。
1906年10月23日，他很安静地消逝于画室中。
关于塞尚的作品，艺术批评家公认祁弗雷肖像（Portrait de Gustave Geffroy）一幅为最成功。祁弗雷坐在书桌前构思，周围满是典籍，他的态度的安详，环境的静穆，俨然是标准的学人生活。不过这幅画我只看过照片，没有见过真迹。就我的浅见而论，我觉得罗浮宫里所陈列的一幅《两人打扑克牌》很够味儿。这种景象，巴黎街头巷尾的小型咖啡馆里随时可以见到。简单明了，生动有力，很能够代表他的风格。
4月16日（星期六）
中午应一个华侨刘君之约，到他的府上去吃饭，他的家在鲁滨孙（Robinson），离巴黎仅7公里，有电汽火车直达。我到了他的家时，他即刻出来欢迎，并领导我参观他的庭园房屋。这是一个很雅致的别墅，前面有花园，后边有菜圃，周围广植梨树，整个院子的面积达3000平方米，照时价值400万法郎。
刘君到法国已经三十多年。三十多年的奋斗，才能够在异邦成家立业，足见各地华侨的财产全是血汗眼泪换来的。
午饭后，有几位越南的音乐家演奏音乐。我在越南住了几年，这种音乐已经听惯，不过到欧洲后总没有机会领教，今天一听“吉他”和三弦的声音，灵魂已经飞到越南。老实说，越南的音乐过分温柔，缺乏雄伟的气魄，这也许是多年来郁郁不得志的环境的反映。将来越南变成强国后，我相信越南音乐家将奏出雄奇壮烈的交响乐，给东方民族放一大光彩。
往鲁滨孙的山上参观，沿途满是从巴黎来的青年男女。山上有几个舞厅茶楼，其中“道地木屋”一间尤其热闹。法国的屋子多是砖石构成，木屋极少，物以罕而见珍，在清一色的砖石的屋子中来个道地的木屋，倒是新鲜别致。木屋的前面有个古树，古树上边建筑三间房子，刚好成个三层楼。这些房子现在用来装播音机，舞厅里的琴声一响，几个露天舞池的舞伴就跳个不停。我看他们那种得意忘形的样子，不胜羡慕。
往山顶的咖啡馆的洋台去喝茶，极目天涯，只见前面全是雪白的梨花，碧绿的森林，红顶黄墙的楼房。巴黎的屋子的内部陈设虽十分考究，但屋外的墙壁给煤烟熏得漆黑一团，看了实在不开胃。可是一到乡村，这种自然的景物配着明朗娇艳的颜色，实在使人精神焕发。
巴黎的气候和我国江南差不多。这一点从“梨花”可得到证明。古诗说：“梨花满地不开门”，“雨打梨花深闭门”，可见清明前后，梨花怒放的时候，谁也应该到郊外去游春。应该游春而不游，整天关了门长吁短叹，这种人不是失业，便是失恋，失恋关“情”，失业关“钱”。“情”“钱”都成问题，只好关了门，自怨自艾，过着穷愁潦倒的日子。
中国人深中精神文明的毒，对于物质生活过分漠视。其实，提倡精神文明的人，他自己对于物质生活倒相当注意。例如陶渊明，他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证明他做官的时候，“廉俸”剩了不少，所以他才有余钱买房子，房子旁边种了五棵柳树，房子东边还有个花园，这样，他才能够心平气和地过着隐居的生活。不然，他如住在上海小弄堂的亭子间，或香港的陋巷的四层楼的“尾房”，五个儿子啼饥号寒，黄脸婆一天咒骂，恐怕他也没有闲情逸致去写他的恬淡清新的诗篇了。
4月17日（星期日）
这一两星期来，巴黎的气候实在好，没有风，也没有雨，不太热，也不太冷。各校都放春假，七八岁的小学生，跟二十多岁的大学生一样，背上扛着一包衣服杂物，到远地去旅行。各路火车都挤满人；由巴黎到伦敦，由伦敦到巴黎的火车很不容易订到车票。
在巴黎，最热闹的是公园。人们把整个冬天所吸收的冷气和煤烟，都在和暖的阳光下扫除净尽。
咖啡馆的玻璃窗完全卸除下来，店内和骑楼打通。香绮丽丝大道的几间大咖啡馆的藤椅油漆一新，碧绿、朱红、雪白的颜色调和得又香艳，又鲜明。
我在咖啡馆小坐，一面阅读当天的报纸，一面观察面前来来往往的游客。他们精神奕奕，挺胸迈步，极少垂头丧气的样子。
“为什么外国人身体这么壮健，精力这么充沛，而中国人多是未老先衰呢？”我这样问一问自己。
正想念间，迎面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男的着黑色便服，女的头上披着两尺白纱，大家各拿一束白花，手携手地往前走，后面跟着男女老幼的亲友一二十人，他们也各拿一束白花。原来这就是结婚。我赶紧付了茶钱，尾随新郎新娘到市政府，看他们办理签字手续，十分钟了事，这对年青人便算是正式夫妇。
我问法国的朋友结婚的手续怎样，他跟我开玩笑，问我是不是要结婚。我含笑地告诉他说：“我快要做老公公了，还结什么婚。不过我对法国人的结婚手续很有兴趣，请你稍为解释一下。”
法国的朋友答道：“我们结婚的手续极简单。一对相亲相爱的男女认为有结婚的必要的话，可于婚期前两星期到市政府去登记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市政府把这张表贴在固定通告栏内，如两星期内没有异议或第三者出来干涉，那么这对男女便有资格结婚。结婚那一天，亲友们把服装稍为整洁一下，陪着新郎新妇到市政府去签字，彼此宣誓‘百年偕老’，一会儿手续就办清楚。假如男女两边是教徒的话，他们还须到教堂去跑一顿，在神父和亲友面前交换戒指。‘终身大事’的礼节就算完成。”
法国人的生活程度高，男女必需做工，男的极少游手好闲，女的绝不会“待字闺中”。因为劳工神圣，大家都是工人，所以他们多数都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结婚，婚后休息一天，第二天照常工作。
结婚天大的事情可以这么随便应付过去么，这一点中国人想不通。
中国人订婚要请客，结婚要办嫁妆，大排场。有钱的人固然要借机会来夸耀一番，没有钱的人也要举债来装门面，门面没有装好，家庭经济已经破产了。
年来中央大员的德政之一，就是举办“集团结婚”，这办法固然可以节省一些无谓的浪费，但是最直捷了当的办法，还是登记签字。这办法如能普遍实行，一般中下级的家庭经济不至破产，一般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十年。
4月19日（星期二）
2月22日，法国共产党领袖多列士发表宣言，说红军如占了巴黎，“法国的民众和工人对于苏军，哪能与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民众和工人所采取的态度两样？”这段宣言发表后，他的效力，好像原子弹一样，震动全球，首先响应的是意大利的共产党。接着，英、美、德、日等国的共产党都作同样的呼声。
各国共产党的一致行动，并不怎么稀奇。最重要的是2月25日“国际知识分子拥护和平大同盟”和“国际妇女民主同盟”也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记者，及宗教团体起来组织“世界和平大会”（World Peace Congress）。他们说得出，做得到。从3月起，他们就在巴黎法国总统府和英国大使馆中间的一落大楼里组织筹备会，筹备人员没有固定的收入的，仅拿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有固定收入的，根本连一个子儿也不拿。他们和各国民主团体间保持密切的联系，信使往来，函电交驰，同时印行会刊，筹募款项，招待记者。看他们一天忙到晚，谁也会受感动。
筹备会的工作，今天告一段落，从明天起，就正式开会，会期原定三天，现在因为是参加的团体多，发言的人也不少，会期可能延长到一星期。
中国代表团由郭沫若先生和马寅初先生率领，团员有田汉、丁玲、曹禺、郑振铎、张奚若、许德珩、翦伯赞、侯外庐、徐悲鸿、程砚秋等44人。这些人都是学有专长的知名之士，尤其郭沫若先生，不为威迫，不为利诱，三十年如一日的不断奋斗的精神，最值得青年人效法。我很喜欢他能到巴黎来跟欧美人士认识认识，这比较旧政府花大钱派“大员”到外国去“考察”更有意义。
但是世间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照外交惯例，入境必需有“签证”（Visa）。法国与其邻国及美国间签订互惠条约，彼此的公民入境不用“签证”，多少人来都欢迎；可是东欧与远东各国不能爰用此例，每个国家只限8名。中国代表们，不接受这条件，他们从北京起飞，经莫斯科而达捷克的京城。到了捷克后，因为没有签证，不能入境，咫尺天涯，真使人伤脑筋。
中国的代表们要求无条件入境，可是法国政府不答应，双方互不相让，造成一个僵局。
下午七时，筹备会招待记者，报告筹备的经过。据说，在捷克“搁浅”的几百名代表，今天也同时开会。巴黎会场所有活动将以无线电“传真”和“广播”的方式，直达捷克。
在记者招待会里，遇着一个英国作家。他刚从美国返英，今天又从伦敦飞到巴黎。我问他对美国的印象如何。他说，美国人远不如英国人那么宽宏大量。在英国，不同政见的人照样可做朋友。在美国，稍为左倾的人，便带上“非美活动”（Un-American Activities）的罪名，“非美活动”等于中文的“汉奸”，今天得这个罪名，明天饭碗即打烂。又，美国一面备战，一面最怕战争，普通人认为明天战争就会爆发，这简直是神经病。
截至现在止，世界最富强的是美国，同时“安全感”最敏锐的也是美国。“安全感”的无限增加，正是世界和平的劲敌。我希望各国记者和作家把这问题尽量发挥。
4月20日（星期三）
69个国家，2000名代表，1000多个记者和来宾，今天集中到巴黎凯旋门附近的大音乐厅（Salle Pleyel）来开世界和平大会。大门外，走廊中，主席台上，都悬挂各国国旗。各国代表们，不是第一流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便是备尝艰苦的社会运动家、妇女运动家，甚至职位上很容易被人怀疑为反动分子的人物——主教、神父、牧师——也有几十名当选为代表。
大会的主席为世界原子能权威，曾获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居里教授（Joliot-Curie，按：居里教授即镭学泰斗居里夫人的女婿）。他以诚恳的态度，清晰的音调，发表开会辞，字字珠玑，语语中肯，这比较一般职业外交家的陈词滥语，油腔滑调有意义得多。
居里教授首先说明法国政府不发“签证”，致东欧各国及中国的几百名代表不能参加这个大会，实在是个遗憾。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这并不是法国人民的意思。反正“真理的传播用不着签证”，同时我们提倡和平这个工作将揭破战争贩子的假面具，使大多数人镇定地坚决地起来阻挡这群战争贩子的门路。
“饱经战祸的人民，谁都渴望和平、安全、福利。他们热烈地希望重新建设国家。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包藏祸心的人，尤其奸商市侩，深怕许多国家得到解放。因此，他们积极地实施挑拨离间的手段，借收渔人之利，甚至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
“旨在杜绝帝国主义的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收获。可是有些国家因为经济困难，同时深中虚伪的宣传毒，越来越明显地为美国做奴隶。裁军的提案被否决，废除原子弹的提案也被否决。他们到处寻觅基地，签订军约，尤其北大西洋公约。所谓‘维护和平’的战争，事实上这就是‘反苏战争’。
“新战争的威胁，一天比一天迫切，所以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整齐步伐，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
“美国幻想用原子弹来作闪电战，但是我们知道新战争是个大流血的战争，连发动战争的人也不能幸免。
“事实上，备战的工作已经发生种种恶影响，重整军备，招募新军，已经使各国的支出增加，收入减少，因为支出增加，收入减少，所以各国都不能积极地改良人民的福利，增进他们的快乐、健康、繁荣。
“举一个例：制造一只巡洋舰的费用，就够创办十所研究机关；一百名士兵的生活费，就够创办一个大实验室。用原子能来制造原子弹，这是科学的滥用。反之，原子能须用来作和平的用途：诊治疾病，产生动力，以及发展生物、化学、物理等部门的科学。
“像法国这么一个国家，有20个‘原子能站’就够生产目前全国所需的电力。这20个‘原子能站’每年所需的原料装不满一辆火车。
“我们现在刚好踱进原子时代的黎明时期，这情形好像最初懂得用火的时代一样。当时的人只懂得用火来取暖、点灯、做饭，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用火来做蒸汽机、火车头等东西。
“北大西洋公约，在文字和精神上都违反联合国宪章。假如没有互信，联合国就没有意义。我们应该带回这种信心。”
最后，居里教授极力颂扬妇女和青年在世界和平运动上的地位。因为战事一旦爆发，首先遭殃的是妇女和青年，尤其妇女，她们除自身颠沛流离外，还有丧夫失子的惨痛。
居里教授讲完，全场掌声有如雷鸣。这位原子能专家挺身为世界和平努力，真使所有听众大受感动。从今天起，凡是有良心有能力的人都应该以世界和平为己任。“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择细流。”个人的能力虽小，集体的运动实在能发生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
此外，大会的七个口号是今后行动的南针，兹特纪录如下：
一、反对军备比赛。
二、提高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上的地位。
三、反对煽动战争的宣传。
四、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独立。
五、增进各国的经济关系。
六、鼓励妇女参加和平运动。
七、促进各国组织维护和平的机构。
4月21日（星期四）
假如法国是欧洲的和平堡垒，那么意大利的进步分子的力量仅次于法国。在这次和平大会里，法国占东道主的便利，派了522名代表，邻邦的意大利也派出455名代表，而记者和来宾的数目也相当可观。
昨天居里教授致开会辞后，意大利的首席代表南尼（Pietro Nenni）即席发表长篇演讲，他的意志坚决，辞锋犀利，真不愧为和平运动的健将。
“假如政治斗争是正式军事行动的前奏曲，那么我们须承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参谋处已于两星期前成立了。这种机关的首长们的精神上的武器是鼓励人民对苏联的仇恨和恐惧，好像百年前人们对自由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仇恨和恐惧一样。
“时局急转直下，弄到目前这个样子，这一点不但代表诸君不明了，连一般人民也感觉惊讶。回忆四年前，当光荣的胜利降临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美苏的士兵在柏林相亲相爱，互敬互重，那种真挚的友谊使人相信新世界可根据和平正义的原则来创造。
“本会并不想大家在苏联和美国，原子弹和红军二者之间有所选择。本会只想大家在和平的集体安全与战争的虚伪安全二者之间加以抉择。
“自1947年以来，联合国的社会经济的组织大受阻碍，经济委员会虚有其表，一点职权也不能行使。因为联合国的机构内的经济工具无法运用，所以野心家乘机瓜分欧洲，瓜分世界，把整个西欧供美国奴役。
“有杜鲁门主义，才有马歇尔计划。他们并不想欧洲和世界复兴与统一，反之，他们是想瓜分世界，把整个西欧供美国资本主义来奴役。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造成布鲁塞尔条约。布鲁塞尔条约是战后第一个军事同盟，它的目的不是反对德国复兴，而是直接进攻苏联，打倒那些牺牲一切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斗士。
“当丘吉尔在波士顿演讲的时候，他很懊悔1919年没有把苏联的革命势力斩草除根，同时他很坦白地说明北大西洋公约的真义在反对苏联。
“北大西洋公约第三条，是发动军备比赛。军备比赛必然会引起战争。因为各国不以集体安全来维护和平，而是以优越的军火来决定胜负，所以战争变成无法避免。
“现在美国干涉欧洲各国的内政，这事情在意大利看得更明显。去年4月意大利选举时，马歇尔及美国一般人员宣称，假如民主阵线的选举今天得到胜利，美国的经济援助明天就停止。
“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团结就是最优良的武器。各国人民须精诚团结，使北大西洋公约变成废纸，一点也不发生作用。
“签订北大西洋公约的各国政府如漠视人民的要求，不顾世界和平，只想发动战争，那么各国人民须坚决地以行动来答复战争贩子。”
4月22日（星期五）
英国的工党议员齐利亚加（K．Zilliacus）昨天发表一篇演讲，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状如演剧，声似洪钟，一看使人相信他是个英国国会的标准议员。
他说：“本人参加过第一次大战，我的儿子和女婿参加过第二次大战，我不愿意我的孙子到第三次大战时变成原子弹的炮灰，我更不喜欢英国的城市和乡村变成灰烬。”
他曾参加英国的工党30年，而这个工党却没有正式加入今天的和平大会，这是个遗憾。“因为工党往往是争取和平的先锋，而四年前工党选举的胜利，为的是工党答应站在社会主义和工人的立场说话，同时根据联合国宪章，与苏联携手合作。我们说过，假如我们偏袒苏联或美国任何一方，那么我们将断送和平。”
事实上，今天没有到会的人，好像到会的人那样，都渴望和平。英国人恳切地希望和平，他们都讨厌战争，不相信战争，反之，他们只相信文明。过去三十年间，英国费了十年去打仗，现在痛定思痛，对于战争的恐怖，简直是谈虎色变。
“和平不是第三种力量，和平是不可分裂的。”他坚决而雄壮地下个断语。
“过去的和平工作之所以失败，为的是西欧列强的保守党政府愿意亲法西斯，给侵略者以种种方便。他们以为这样讨好法西斯，可以保持资本主义的地盘。不知和平一分裂，第二次大战变成不可避免，而第二次大战的结果是造成欧洲半壁河山及亚洲大部分地方的纷乱。
“西欧各国现在提出‘反共的和平’的口号，这根本是个矛盾。他们又提出‘预防的’第三次大战，这更是大矛盾。
“据丘吉尔的理论，排在我们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苏联自动地彻底改变作风，一条是发动‘预防的’战争，‘预防的’战争是他们最后的决定。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
“自北大西洋公约发表后，联合国最高当局们即惴惴不安，同时‘冷战’更见白热化。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各会员国间如有争执，须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绝对不能诉诸武力。现在美国所领导的西方集团，借口‘自卫’及‘否决权’被人滥用，积极备战，希望以武力打破僵局。这种作风，简直是撕毁宪章，推翻联合国，分裂世界，陷人类于第三次大战的恐怖。
“大家知道，新战争已自去年夏天开始，发动者为驻扎柏林的美国长官克莱将军。据说，当时他曾派一车士兵准备冲入柏林。在没有动员之前，他曾征求英法当局的意见，问他们能否一致行动。英法当局唯唯否否，不作肯定的负责的答复，这才使克莱将军临崖勒马，拥兵不前。后来华盛顿得到这消息，知道军人执政，很容易出岔子，结果决定削小占领军的职权。
“总之，目前世界的真正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真正的胜利是普通人民对极少数特殊阶级的胜利。这次斗争中的胜利的工具，和平的基础，正义自由的保障，全靠各国工人的相亲相爱，精诚团结。”
齐利亚加的话，所有听众完全赞成。据我在欧洲各国的旅行考察，我深信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打仗，可惜目前他们要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吃人酒肉，替人消灾。”因此，当美国军人想积极备战的时候，他们只好违背良心跟着喊“打”“打”“打”。
4月25日（星期一）
世界和平大会定于今天结束。各国代表一致通过提案，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地点在巴黎。居里教授被公举为主席；副主席人选，由中苏英美意等国的首席代表充任。大会的宣言，简洁真挚，兹特转载如下：
“我们是从世界72个国家来的代表。我们包括一切文化，一切信仰，一切思想，一切民族。我们意识到一再威胁世界的‘战争的危机’的危险。
“世界大战的惨剧刚好结束了四年之后，各国又陷于重整军备的危险的途径。
“旨在保障人类的幸福的科学被人改变方针，用来追求战争的目的。
“世界各处又是烽火漫天。外国干涉内政，而且以军力来作直接行动。
“在世界和平大会里，我们高呼维护和平的精神，而战争的宣传绝对不能摇动我们的信念。列强间曾签订协定，确定各种社会制度得共同存在。我们知道谁撕破这些协定。
“我们知道今天谁撕破联合国宪章。我们知道谁把那些维持各国和平的条约当做废纸，谁否决裁军的提议，谁积极地重整军备，俨然以侵略者自居。
“原子弹并不是自卫的武器。
“我们绝不参加一个集团压迫另一个集团的把戏。
“我们反对军事联盟的政治，而军事联盟早已证据确凿。
“我们反对殖民地政策，因为殖民地政策时常引起武装冲突，而武装冲突在发动新世界大战上占着重要的地位。
“我们反对西德和日本重整军备，在那两个国家里，世界的刽子手又找到他们的军火。
“各集团国家所造成的经济分割的局面已经带着战时封锁的性质。
“但是，事实上，世界和平大会已经公开说明，各国人民停止被动，他们将从事积极的建设的活动。
“我们拥护联合国宪章，反对歧视宪章，引起战争的军事联盟。我们反对使人民陷于绝境的繁重的军费负担。
“我们赞成禁用原子弹及大规模地毁灭人类的其他武器，我们要求列强限制军备，设立有效的国际管制的机构，把原子能拿来作和平及人类幸福的用途。
“我们为各国的独立，各国的和平合作，各国的自主权来奋斗，因为这些条件是自由和平的要素。
“我们起来反对引导战争，加紧统制，压迫民主自由的一切事情。
“我们组织一全世界的阵线来拥护真理，使战争的宣传不发生效力。
“我们反对神经质的黩武主义，种族仇视，各国敌对的宣传。我们主张把那些发动新战争宣传的出版机关，文学电影完全取消。
“我们把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从事和平运动。我们须提高警觉性，组织一个国际文人和民主团体的大会，以便维护和平。民众爱护和平的力量，永远会给好战者每个阶段的阴谋以威胁。
“像妻子和母亲对世界的期望那样，我们把保护儿童的生命，保护我们的阶级的安全当做神圣的义务。像青年人那样，我们了解而且不分畛域地集中各种政见和宗教信仰，免得未来的光明的大道被人截断。
“世界和平大会高呼拥护和平是一切人民的任务。
“世界和平大会为六万万人民的代表提出一个口号，‘彻底勇敢’。我们精诚团结。我们互相了解。
“我们准备坚决地争取和平的斗争——这是说，生命的斗争——的胜利。”
× × × × ×
晚上八时世界和平大会在布龙公园法国俱乐部举行盛大的聚餐，到宾主600人，主席为《法国文艺》的社长摩根（C．Morgan），这个人有中国大儒的风度，他把《法国文艺》的一切成绩归功于他的亡友，即《法国文艺》的创办人德古（J．Decour，按：德古氏在大战期间被纳粹凶手陷害）。
主席朗诵贵宾的名单。不幸中国的代表在捷克“搁浅”，一个也不能来。全场只有两位中国记者，主席特别关照一下，弄得所有来宾也向我们鼓掌。我们拱手作揖，表示不敢当。
同席的客人一再请我题辞签名作纪念，我一一照办。最后，我请当代画坛怪杰毕加索签了一个名字，作这次世界和平大会的纪念。
归途认识英国名记者斯泰因（Gunthur Stein）。十年前他的处女作《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初出版时，我曾经引用过，所以谈起来很相得。我问他魏特夫先生（K．A．Wittfogel）和尤特立女士（F．Utley）的近况，他说前者受美国煤油大王的豢养，再也不前进了。后者受宋美龄的津贴，专门在美国作无聊宣传，将来还有什么面目和中国人见面。
4月26日（星期二）
美国进步党领袖，前任副总统华莱士拟请法国独立党领袖柯特（Pierre Cot）和英国工党议员齐利亚加到美国去作巡回演讲。美国国务院训令巴黎和伦敦的美国领事馆不发“签证”。为着这事情，柯特和齐利亚加二人特定于今天中午招待记者，发表下列的声明。
“我们二人的处境相似，所以我们愿意发表共同声明。
“第一，美国政府这种决定，伤害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们与美国有悠久的关系，同时我们对美国及其人民非常爱慕。现在我们好像被老朋友享以闭门羹一样的难堪。
“第二，我们是本国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而美国这种决定是伤害我们所属的国会的尊严。假如美国的上议院或下议院议员，只因外交政策与政府当局歧异，不准他们到英法两国来对英法人民发表他们的思想言论，请问美国国会将作何感想？
“最后，美国国务院居然采取这种不合民主的态度，我们觉得很诧异。美国曾经宣布自己为西方民主文明的救星。美、法、英三国政府所采取的共同的政策，我们不敢苟同。我们还站在我们的立场，履行国会议员的任务。美国国务院不准我们到美国去发表我们的思想言论，这等于剥削美国人民兼听双方意见的权利，使他们在不明事实真相之前，就要对生死关头的问题下个决定。此外，英法人民正式选出的代表得到这种空前无礼的待遇，这是个公开的侮辱，同时使人觉得大西洋各国间的关系，并不是各民主国家享受同等的权利，而是霸主与附庸的关系。我们相信英法两国的大多数人民都有这种感想。”
据齐利亚加说，自第一次大战后，他即献身世界和平。他曾任国际联盟的秘书，柯特曾任法国驻国联的代表。他很坦白地承认他们两人的政见与美国政府有一点出入，但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国家的起码条件。最使他难堪的，就是他留美半生，出身美国大学，事实上等于半个美国人。现在得到美国政府这种无礼的待遇，殊出他的意外。
有人提出问题，美国政府这种行动是否害怕他们两人的政治言论会影响美国国会和一般舆论。他们含笑地答道：“也许是如此。”
齐利亚加定于今日下午回英。在最近的将来，他将把这问题向英国国会提出，因为英国是工党执政，而他自己是工党议员，他相信他的主张能得到广大的英国人的同情。
据我个人的观察，英法这两位议员都是很能干的人物。齐利亚加擅长工人运动，他对于欧美情形的熟悉，不下于他的本国。柯特是个国际问题专家，家道富有，足迹遍全球，以他的资格和经验，就是做个外交部长仍绰有余裕。
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只能算是急进的社会党。他们与共产党中间还有相当距离。因此，在今天的记者招待会里，苏联的“塔斯社”和法国的“人道报”都没有代表出席。
但是，美国的政府当局整天疑神疑鬼，谁一提到“和平”，他们就说这是苏联指使，绝不相信这是全世界人民一致的要求。有个朋友说句俏皮话：“假如‘魔鬼’能够使世界和平的话，那么就让‘魔鬼’指使，也是心甘情愿。”
然而美国政府官员竟违背光荣的传统，他们不但不准英法的议员入境，甚至准备把美国电影界的老前辈贾波林驱逐出境了。
5月1日（星期日）
欧洲的军事专家对于第三次大战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空军派，美国以强有力的空军带着许多原子弹把苏联各大名城在短期内化为灰烬。一种是陆军派，西欧各国须有强大的陆军和苏联对抗，否则苏联的陆军将席卷全欧，美国的援兵不能发生作用。
空军派的理论近于幻想。他们唯一可以夸耀的地方，就是美国拥有原子弹。诚如芝加哥大学校长所说：“原子弹的秘密，在第一次爆发那一天已经不是秘密了。”美国拿原子弹来吓唬人，将来吃原子弹的大亏的恐怕就是美国，因此，关于速战速决的空军派的理论我们可以不必赘述。
现在让我们来看西欧的陆军的力量。
在西欧各国中，法国的陆军应首屈一指。1939年，她有50万常备军，500万后备军，虽然她的新式武器缺乏，使她不能充分发挥她的力量。目前法国的常备军稍增，总数达55万人，不过法国的军队分散于各殖民地，国内的驻军不过五师团，西德占领区也不过二师团。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后，法国比较谦恭，肯虚心学习各国进步的方法。法国的新军多过露营的生活，以便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坚强其意志，增进其智识。目前法国最感困难的，还是新式武器的缺乏，尤其坦克车、大炮、飞机。
其次，我们要谈比荷卢三国。在这三国中，比利时的陆军配备好，战斗力强，虽然它还不能达到第一流的水准。比利时的军力，平时为65000人，战时可能增加到60万人。荷兰的军力，平时为3万人，战时可能动员到40万人，不过配备和训练都很落后。卢森堡的军队更是微不足道，平时只有250名，现在计划增加到15000人。
“兵贵神速”，尤其现代化战争，时间的因素非常重要。恐怕这些国家还没有正式动员之前，对方的军队早已把它们吞下去了。
最后，要谈到英国。英国的陆军的数目达40万人，其中只有18万人为常备军。据英国国会议员的报告，英国的陆军有大部分驻屯德国和地中海东部，国内实力有限。
至于苏联，她驻屯德国的军力已经有30师团，其中有8师团是机械化部队，6师团摩托化部队，而红军的总数更是庞大，平时为200师团，战时为300师团，经过一年的动员，增加到550师团。
还有一层，苏联的军队最能吃苦，他们是随遇而安。在粮食缺乏，配备参差的环境下，他们还能够作战，不像西欧各国的军队娇生惯养，生活较苦，他们就吃不消。
就陆军而论，西欧各国远非苏联的敌手，这一点已经明若观火。因此，西欧各国唯一的希望就是依赖美国的空军、火箭队、原子弹。
问题在这儿，假如有一天苏联也有原子弹或者比原子弹更凶猛的武器时，西欧的安全将大成问题。
5月2日（星期一）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夜，德国面临万丈的深渊，大城沦为废墟，工商业机构完全毁坏，占领军所加的束缚将使德国降为奴隶的地位。然而战后四年来，德国已经以突飞猛进的姿态往前开展，工业产品比较两年前增加78％，出品贸易比较两年前增加两倍半。在不久的将来，德国人将重享自治的权利。
德国失败后，领土由四强分管。自东西两集团对立后，占领西德的三强——美、英、法——已经混合为一机构。去年此日，美国决定复兴德国，把西德包括到马歇尔计划之内。接着，改良币制，这给德国经济以稳定的基础。到了去年秋冬之交，美国决定德国的煤铁工业应由德国人自己经营，同时美国推翻既定的议案，不再摧残德国的工厂，为的是这些工厂的继续生产将有助于欧洲复兴计划。
原来美国对德政策是由三个机关决定的。第一，国会，尤其拨款委员会，希望美国在德国的开支越少越好；第二，军部，尤其军事设计委员，希望德国变成美国强有力的盟邦；第三，美国占领军，尤其顾问特雷波（W．H．Draper），希望德国变成欧洲重工业的中心。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雷波本人有关的大公司——迪翁·李德（Dillon，Read）——很积极地支持德国的重工业家，他曾于1926年借了一亿美金给一家钢铁公司，这表明他所定的政策，多少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事实上，特雷波的计划，不但要德国维持固有的地位——即欧洲重工业的中心——而且要保留重工业机构有关的第一流的企业家、资本家、银行家。例如鲁尔，每间大公司简直等于封建时代的诸侯。克虏伯（Klupp）、克李纳（Kloeckner）、夫力克（Flick）、蒂森（Tbyseen）、斯汀斯（Stinnes）等大公司，历史悠久，组织缜密。现在他们又得到美国的支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不难把所有“自由企业”的组织变为规模庞大的“卡特尔”。
西方三强对德政策实在矛盾万端。他们认为现在把德国压迫得太厉害，到了将来德国重整旗鼓之日，德国人将采取严厉的手段来报复。另一方面，他们吃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他们对德国的信义又相当怀疑。然而大敌当前，一切次要的问题都放在脑后。目前他们把苏联当做唯一可怕的“假想敌”，所以其他旧敌都可宽恕，甚至可用来作助手。这种天赐的机会，使德国的复兴计划可以提早三十年完成。
西方三强对德政策可以说是同床异梦。美国人恨不得德国马上恢复战前的地位，让德国打头阵。英国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法国人却暗中叫苦。从地理上、政治上、军事上看来，德国是法国的世仇。因此，美国复兴德国的政策，法国人实在吃不消。
然而美国现在变成西方集团的盟主。盟主有的是金钱和军火，谁要接受盟主的帮忙，谁就应该低首下心地服从他的命令。
法国想美援源源而来，同时又希望美国停止援助德国。这是个大矛盾——永远不会解决的矛盾。
5月3日（星期二）
德国的复兴，不但法国受不了，英国人也相当彷徨。法国人的忧虑，主要的是地理、政治、军事的原因；英国人的关怀，十九基于经济。
从一败涂地的灰烬中抬起头来的德国人，他们将以全力来争取国外市场。他们的工资低，捐税少，组织好，成本轻。在国际市场上，英国绝非他们的敌手。
去年10月间，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的主席曾说：“印度政府到伦敦来购买400架显微镜……德国莱兹公司（Leitz）接受这订单，价钱比较英国货减低10000英镑。……在两国的工资绝对悬殊的环境下，英国很难跟德国竞争。”
在德国复兴的声浪中，英国人想阻止德国不再“吞并”或操纵市场，这是徒劳无功。盲目的剧烈的竞争，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西方集团既然要支持德国的资本主义，到了那些老牌的大资本家卷土重来的时候，首先受烕胁的是英国的工业。
英国人吃了六年苦，好容易把德国打下去，现在又让美国把德国扶植起来做自己的对头。早知今日，悔不当初，至少，那六年仗算是白打了。
西方国家对德的办法颇值得斟酌。它们不懂得在西德占领区内把德国的重工业完全社会化，它们没有让德国工人在营业上有发言的余地，它们没有阻止德国的资本家实行过去的营业方针。德国的工人报酬少，购买力低，国内剩余的产品全数搬到国际市场跟英国竞争。英国顾得国际市场，势必减低工资，而减低工资难免演成国内罢工的不愉快的事情。英国顾得工人生活，成本未免太重，而成本重，价格高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很难找得适当的主顾。
用武力推翻一个敌国并不难，用政治手腕改造社会才是大工夫。
× × × × ×
目前的德国社会，只有纳粹余孽有钱。他们发军火财，胜利财，战后通货膨胀财。他们在希特勒全盛的时期，在战争打得剧烈的当儿，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发过横财。他们利用外国的俘虏给他们做事情。他们抓住种种机会，寻求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只有这些人不受战争及通货膨胀的影响。
现在德国又重新演奏流行的纳粹歌曲了。占领军让纳粹分子横行无忌。有些地方的市长还是纳粹余孽，而战时真正吃苦的德国平人，不但不能参与工厂的管理工作，而且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保障。无怪今年德国流行一句俗语说：“假如你要改善生活，最好做纳粹党徒。”（If you want to get along，better be sure you were a Nazi．）
5月4日（星期三）
中国有个俗语“饮鸩止渴”。“鸩”是种毒药，喝了会死。可是当你嘴渴喉干的时候，连毒药也喝下去，因为“止渴”在先，死亡在后，只要能解决眼前的困难问题，后患如何，暂且不管。
目前西德三国占领军违反波茨坦协定，临时通过两种办法，给德国复兴工作以极大的鼓励。一种是原来决定要拆除的159家工厂将原封不动，继续存在；另一种是目前有许多被禁止或被限制的工业，可以照常生产。
在应拆除而不拆除的工厂中，最重要的应推钢管工厂。钢管在战时极有用处，不过这东西和德国的工业复兴很有关系。因此，只顾眼前的占领军当局决定保留。
在被禁止或被限制的工业中，现在已有大多数得到解禁。其中最重要的应推钢铁工业。西德每年可出产1100万吨钢，这东西对德国的复兴最关重要。
然而英国人最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准许德国人制造7200吨重的航行海洋的轮船，速率每小时12海里，而原先的协定，只准德国人制造1500吨重的小轮船。此外，德国人可以购置17000吨的运油船，速率14海里，虽然载客的邮船暂时还不准制造。
农业机器、科学仪器、眼科仪器、化学药品的禁令却完全放松，但是人造胶、武器、军车、飞机、战舰仍不能随便制造。在和约没有签订之前，“军事安全局”（Military Security Board）须负责实施那些禁令。
这些新办法实行后，经济合作执行部（ECA）霍夫曼特别表示高兴。他说：“我早就以为德国的复兴应该从整个欧洲的复兴的立场来看。现在关于这些工厂的议决案，的确能够非常完满地解决问题。”
自去年四强谈判破裂后，西德三个占领区得不到东德的粮食和燃料，所以它们以“空运”来解决西德的日常生活。在“空运”和援欧计划上，美国人出钱最多。生意经很精的美国人，他们不会永久地白白出钱，反之，他们是急不暇择地要德国人恢复生产，增加出口。美国人的动机，英法虽表同情，但这种行动所生的效果，将使英法两国首先受害。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工厂和工业，在平时有用处，在战时更有用处。到了德国强大的时候，她大可在隔夜之间把一切条约撕破，那时要后悔也来不及了。
工厂和工业的管制的放松，将使英法两国受威胁，而德国的船坞开始制造船只，这事情更使英国的航业界惴惴不安。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军事安全局”多负些责任，经常考察和监督德国人凡事按照条例办理。
战败的德国，谁也以为50年内不能抬头。但是，照最近的情形来看，德国已经踏上复兴的大道。聪明而又耐劳的德国人，埋头苦干，忍辱负重，十年二十年之后，恐怕又要在欧洲大陆上驰骋了。
5月5日（星期四）
到欧洲后，我对于办报的大亨，及文章的能手非常注意。谈到办报，大家仍念念不忘英国的诺斯克利夫公爵。若论讽刺大师，那么英国的斯威夫特值得我们一提。前者已经逝二十多年，后者还是18世纪的老古董，但他们在报界和文坛的影响，并不受时间的限制。
在封建社会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寒士束发读书，十年窗下的苦功，希望中举人，点翰林，然后有官做，而做官是发财的捷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什么关系都是假的，只有雄厚的资本，严密的组织，高深的技术，优良的设备，科学的管理，才可以致富，而这种大企业的业主，是国内政治，甚至国际政治的后台老板。
已故的英国的报业大王——诺斯克利夫公爵（Lord Northeliffe）——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大企业家的一个典型。
诺斯克利夫公爵于1865年生长于爱尔兰。他的父亲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是个大律师，母亲是个绝顶聪明，而个性又很刚强的主妇。他是长子，其他六个弟弟都能成器。老二和他同行，后来也封为贵族（Lord Rotbmere），老三老四都当过国会议员。一门富贵，有权有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十年间，他无疑地是英国社会上红得发紫的一人。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个人的成功，主要的是靠自己的意志和努力，虽然环境的优劣对于成就的大小也有关系。诺斯克利夫13岁那年，已经在学校创办校刊，一切稿件由他手抄，有的时候还亲自排版。15岁，给一间报馆编辑做助手。接着，他给李尔福公爵（Lord Lilford）的儿子做秘书，陪他到欧洲去旅行。回国后，就做《青年报》（Youth）的助理编辑，同时给《晨报》（Morning Post）和《圣詹姆士报》（St．James's Gazette）撰稿。
因为用功过猛，健康大受影响，到了19岁那年，他不得不抛弃一切，远离伦敦去治疗。第二年，恢复健康，于是跑到考文垂（Coventry）给一家大规模的出版公司工作。过了两年，又回到伦敦参加出版事业。
1886年（21岁），诺斯克利夫创办《通信问答周刊》（Answers to Correspondent）。这周刊的成功对他一生的事业，甚至整个英国的报业有莫大关系。他研究出版事业。他注意读者的兴趣。他创办“联合出版社”（Amalgamated Press），大量出版杂志。这是英国杂志出版史上的革命，同时他每年可赚到五万镑。
赚钱到手后，他便漫游欧洲、印度、非洲、加拿大、美国。他眼光四射，到处虚心访问。这种丰富的国际知识，及洞悉各地的读者心理，是他未来在舆论界和政治舞台上胜利的主要原因。
1896年4月5日，《每日邮报》（Daily Mail）创刊。这个报别号“忙人报”，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看完，但是重要的新闻，有力的舆论，以及茶余酒后的闲话，长篇连载的小说，应有尽有，尤其长篇连载小说，多动作，少废话，读者看到兴高采烈的时候，故事已经告一段落。“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故事永远讲不完，长期的基本读者才有把握。
熟悉英国报业史的人，谁都知道《每日邮报》的成功，是由于下列几个条件：一来报纸卖得便宜，战前不过半便士，战后也不过一便士；二来人才集中，有名的作家尽力延揽，量才录用；三来新闻提要钩玄，无关重要的陈辞滥调尽量删削；四来多用电报，在消息上比较人家占上峰。具备这几个条件，所以她一开头就能够发生作用。
1903年，他创办《镜报》（Daily Mirror），这是目前英国销路最大（超过四百多万份，比较《快报》还多）的日报。没有开张前，他已经投下10万镑。初创办时，营业不振，发行网打不开，平均每周要亏本1500镑。机警的诺斯克利夫知道此路不通，赶紧把这个单纯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改为普通日报。他聘用基尼莱（Kenealy）为编辑，这位先生曾在美国赫斯特系（Hearst）的报纸服务多年，对于刺激性趣味性的黄色报纸的编排写作等方法很有心得。《镜报》注重图画，尤其注意有刺激性的资料，因此，一纸风行。
1905年，他在巴黎创办《每日邮报》大陆版，他的势力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于是被封为诺斯克利夫公爵。那时，他不过40岁。
一间大规模的报馆，每天所消耗的报纸的数量相当惊人。号称报纸大王的诺斯克利夫，对于纸张的来源当然不会忽略。1906年，他在纽芬兰买到大块土地，创办制纸公司，在大瀑布附近设立工厂。这样一来，只要海上交通没有断绝，纸张绝不成问题。
1908年，他插足泰晤士报，这是他多年来萦怀梦寐的事情。他借用培尔（Bell）的名义，在泰晤士报投资32万镑。但是，他并没有改变泰晤士报的论调和作风。反之，他主张在公司章程里特别加上一条，说泰晤士报要维持以往的高尚的水准，不受任何政潮的影响。
第一次大战发生那一年，他把《观察星期刊》让给人家，同时把《镜报》卖给他的弟弟老二。但他对于报纸的改良工作不遗余力，尤其对于员工的待遇，积极改善，例如每星期工作五天，提高报酬，均分红利等，都算是报业史上的创举。
大战期间，他亲赴各战场去考察，对于战略及外交政策贡献特多。他手下的报纸和杂志的力量简直是雄胜百万大军。爱斯葵内阁给他一攻便倒；乔治·路易内阁由他一手支持成功。大战后，英政府拟派他为驻美大使，他固辞不就。那时，他的健康欠佳，时常幻想有人要向他行刺。
他从德国寄到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些文宇，证明他的神经已经有毛病。
当1921年（即死前的一年）《每日邮报》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他请了七千个男男女女的客人参加宴会，这种伟大的场面，除专制时代的皇帝外，谁也没有尝试过。
的确，他是个皇帝——报业大王。他有做大王的雄心和魄力，智慧和机会。自小到老，他没有和报纸脱离关系。英国的舰队街的报馆的发达，直接间接地是受他的影响。现在他的墓木已拱，但他在英国的舆论界出版界的余威还没有完全消逝呢。
5月8日（星期一）
读过《格列佛游记》的人，谁都佩服作者想象力的丰富。他的观察深刻，笔锋犀利，谑而不虐，的是幽默专家。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于1667年11月30日生于爱尔兰的都伯林城。他未出娘胎前，父亲已经去世，幸赖亲族的抚育，才不至饿死。
6岁入学，碌碌无所表现。14岁，进都伯林大学三一学院。在校混了四年，勉强得到一张文凭。22岁那年（1689年），跟邓波儿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做秘书。那时邓波儿在政治舞台上栽个大跟斗，为着韬光养晦，特地跑到麻尔公园来休养。他有个女佣住在公园附近，女佣有个千金斯特拉（Stella），年方8岁，拜斯威夫特为师，谁料这种奇遇，竟把斯威夫特一生陷于情网。
他在邓波儿那边前后工作十年。在这期间，他勤于著作，很大部分稿件都付之一炬。由于邓波儿的关系，他熟悉当代的人物和掌故，这对于后来他的著作很有贡献。
邓波儿死后，他失去靠山，生活大成问题。他到处去找工作，可是失业的威胁始终跟在他的后边。凑巧他认识柏克莱夫人和她的女公子，同时由于她们的介绍，认识所有“上流社会”的人物。一个不得志的人，在荣华富贵的场合中厮混，不但得不到一点好处，反而惹了一身闲气。满腹牢骚，无处可以伸诉，不说还好，说了还遭人耻笑。在这种情形下，笔锋犀利的作家，当然要往讽刺这方面找他的出路。他讥笑这个，批评那个，虽然他的理由很充足，但是被攻击的人究竟不舒服，尤其约克大会督及萨麦塞公爵夫人对他的反感很深，他的政治上事业上的前途都给他的标准的讽刺文字断送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他虽然郁郁不得志，但他勤俭自持，一点分外的财物都不敢妄取。他曾给某政客做枪手，替他写些政论。有一次，某政客和他握手，顺便把一张50镑的支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不但不受，反而把这张支票即刻扔在对方的脸部，忿然离开屋子，直至对方亲自登门请罪之后，他才肯接见。
他逗留伦敦的期间，事业上一筹莫展，但在文学上他却名满天下。他变成伦敦各咖啡馆的红人。在咖啡馆里，四面八方来的才子整天唇枪舌剑，发挥每个人的雄辩，但是没有一个人的谈锋比他更矫健。
谈到恋爱，他曾经尝遍三角恋爱的滋味。上文说过，当他22岁那年，他曾给邓波儿的女佣的女孩教过书，这个女孩后来长大后，誓要追求他。当他从爱尔兰到伦敦的旅途上，他认识了凡妮莎（Vanesa），二人一见如故，爱苗也天天茁壮起来。
他喜欢这两个年青的女性，但他对她们之间没有特别的偏爱。当他在伦敦的时候，他偷偷摸摸地给斯特拉写信；当他在爱尔兰的时候，他又偷偷摸摸地给凡妮莎写情书。到了后来，他给圣伯特立教堂做副主教的时候，他深感无法同时应付这两个女人。斯特拉的家离他的公馆不远，凡妮莎的家就住在都伯林城的近郊。斯特拉和凡妮莎两人永远没有见过面，但是谁也知道对方的底细。她们彼此互相妒忌，明枪暗箭，弄得斯威夫特痛苦不堪。凡妮莎比斯特拉早死五年，结果得独占他的爱情。不久之后，斯特拉也死掉。风烛残年的老人，遭遇这种严重的打击，当然会感觉到人生毫无趣味了。
恋爱的失败，事业的失败，给他带来不少痛苦。晚景的凄凉，使他陷于六神无主的地位，终于1745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
他平生著作等身，政治论文和小册子写得很多，但至今脍炙人口的，还是《格列佛游记》这部名著。
当《格列佛游记》预备出版的时候，他用辛浦生·理查德（Richard Sinpson）的名字写了一篇介绍文字，其中有一两段很有趣味。兹照录如下：
“他（格列佛）离开瑞赘夫的时候，托我保管这文稿，并且给我随意处置的自由。我把稿子仔细披阅三遍，深感文词简练，唯一的缺陷是作者犯了旅行家的通病，叙事稍嫌过详。全书信实可靠，而作者也是以信实出名的。……
“我取得作者同意，把这文稿给几位可敬的先生看过，他们都劝我把这书刊行，公诸于世，希望至少在目前，青年贵族们读读这本书，比读那平庸的，谈论政治和政党的草率著作来得有趣。”
他把这部稿子拿去见出版家，要求200镑稿费，并且定了一个条件说，假如书卖得不够本钱，他将把差额如数偿还出版家。
这书于1726年出版，第一版在一星期内卖完。普通人处在他的地位，一定高兴得了不得，但是自负甚高的他并不把书籍的畅销当做什么一回事。他希望他的读者得到刺激，并不希望他们取乐。他写信给朴甫说：“我时常努力使一切精神健全的人结为朋友……这种人在一代里也找不出三四个；假如他们能够团结起来，他们将促进世界的进步。”
他的朋友不多，不过他们都是当代名士，朴甫、阿迪孙、斯退尔固然是他的好朋友，即法国的大文豪伏尔泰，也佩服他到五体投地。伏尔泰接受他的思想，模仿《格列佛游记》的体裁，写了一部《米克洛美加》（Microme' gas）。后来回到法国后，他也发挥新的见解，决心要清除全世界统治者的不义的行为。
他生平嫉恶如仇。在一篇《卑之无甚高论》（Modest Proposal）的小册子里，他说把健康的小孩的肉拿来炊煮烤炒都很好食，让爱尔兰的贫苦的农民们多养一些小孩送给地主们吃罢，反正没有良心的大地主们尽量剥削农民，使他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那种慢性的饿死，并不比活生生地把小孩杀死来吃好得多少。
由于观察的深刻，他时常有忍俊不禁的警句，尤其《关于各种问题的思想》一文，简直是字字珠玑。不管他的意见对不对，但他永远是流露自己的心声，造成一家言。
他死后110年，爱尔兰又产生了一个讽刺而又幽默的大师萧伯纳，先圣后圣，所走的完全是一条路。这是说，运用最犀利的笔锋，揭发社会的毛病，言者无心，闻者足戒，而社会无形中跟着进步。
5月15日（星期日）
回家期近，这一星期来忙得要命，连日记也停了好几天。一来，忙着办理出境手续，这种手续麻烦得要命，险些能去不能回。二来参加朋友的饯行的宴会。这些宴会不算多，而且酒肴不如南洋那么丰富，但是友情厚薄，和酒肴没有关系。这儿，我特地要提到周琳兄在莫斯科饭店的对话；赵如琳、沈思中、谭荣泰诸兄在金龙酒家的痛饮；王麟曾兄在我的寓所里共尝他亲制的红烧牛肉，隆情高谊，永远不会忘记。
回家不免要带些礼物，为着这礼物，我当然要跑大公司。一到大公司，不禁想到月前在香绮丽丝大道路南的故宫里所见的家庭用品展览会。
这个展览会所展览的全是有关衣食住娱乐各方面。关于行的部分，三个月前所展览的汽车和小轮船，及最近一两间大公司所展览的小型飞机已够引人注意，所以这个展览会不把大规模的机器包括在内。
楼下陈列电气用具，从电灶、电炉、电扫把、电洗衣器，以至大大小小冷藏器，使人一看便知道这是电气时代。电气用具的特点是：简单、敏捷、便利。虽然购置的费用稍高，超出一般平民的购买力，但从远处着想，它的确节省很多工钱和时间。
中国的普通妇女，等于家庭的“终身奴隶”。一天三顿饭，起码要八个钟头可以打理得清楚。一家五口的小家庭，每天洗衣服的时间至少要一小时。他如扫地、煮水，至少也要一两个钟头。假如将来普遍使用电气，那么一般妇女才能够从家庭解放出来，从事学术的研究及社会事业的活动。
举一个例，中国的旧式家庭要烧水泡茶来请客，至少要半个钟头。主妇忙得汗流浃背，满手都是黑烟。现在用电炉固然便利，否则花了500法郎买个电棒也很合式。电棒的构造等于普通电灯，所不同的是电棒不用灯泡而用铁丝。假如你要煮开水，你只须把电棒放在水里，同时把电门一开，不到半分钟就有滚水给你喝，省时省事，实在方便。
卖牛肉的部分也当场表演它的机器。工人把牛肉粉从一边倒进去，经过机器的磨、研、筛、压，便变成四方块形，然后用蜡纸包两重，用有商标的道林纸再包一重，最后每四小包合成一中包，所有动作，全用机器，不必经过手工。包装的形式，酷似我们盖图章，一按就成。这种包装糖果的机器在欧洲很普遍。清洁卫生而又省钱，这是值得我们仿制。
楼上陈列衣料、酒类、糖果、罐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新奇，但是家私的部分很值得参观。法国人最讲究艺术，最懂得享乐，所以食住两方面，他们的水准都很高，尤其家私，既雅致，又大方，既舒适，又美观，这一点我们的家私专家应该注意。
像电气用具的最大目的是节省时间一样，法国的家私对于节省空间这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表现。例如床铺，一间卧房放了两张床，简直是动弹不得，可是法国家私专家做了各种各式自由折合的床，白天折起来，藏在衣柜里，一点也不占地方，晚上放下来又是一张床，这比较帆布床又漂亮又简便。
法国的工商界对这个展览会甚感兴趣，大家都热烈参加，一来可以和同业作个观摩，二来增加广告作用，三来促进出口贸易。有个商人问我说：“中国有没有这种展览会？”我答道，战前的上海时常举行国货展览会，战后因时局不靖，没有举行。
总之，跟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用品是往时间经济，空间经济这方向跑，虽然在美观上仍要保持简洁雅致的标准。
5月16日（星期一）
上午往法国海外部，蒙政务处颁发签证，一会儿办成功。
往法国邮船公司买票，公司负责人给我一张临时收据，正式船票须到马赛兑换。
买一张三等火车票，定于下午八时二分动身。
旅居巴黎的中国朋友来不及辞行，歉甚！
身上还剩几万法郎，决定买一架收音机兼留声机，聊当旅欧纪念品。欧洲各国的收音机，据我的看法，应推意大利居首席。上次到罗马去参观，看见大街小巷都有式样雅致，声音清晰的收音机。巴黎市上流行的牌子，主要的是马可尼和飞利浦。我今天所买的大西洋牌，据说也是美国的产品，至少是用美国的机件来制造的。
目前美国的势力实在雄厚。她的金元，她的机器，她的香烟，甚至口香糖，通销地球上每个角落。她的几份流行的报纸和杂志——例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时报，及生活、时代、读者文摘——在欧洲任何城市也都能够买到。苏联真理报的记者看不过眼，日前特发一专电，讥讽欧洲各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人未抵欧陆前，可以不用签证，既抵欧陆后住大旅馆，吃大菜，喝美酒，玩最漂亮的女人。这封电报由巴黎打到莫斯科，同日由莫斯科打回巴黎，在先驱论坛报发表。我问法国的朋友们对这电报有何感想，他们只好摇摇头，说：“没有办法，钱要紧！”
魏英邦兄来访，失迎欢甚！
潘玉良教授打电话来，我不在寓。我很想离开欧洲前和潘教授详谈一次，现在时间实在不够分配，不胜惆怅！
谭荣泰兄来帮忙收拾杂物，感甚！六时同往中国小馆子吃饭，旋往书店买一部《罗浮宫名画集》，共100幅，分装两厚册，价值美金13元。我想我的《法国名画集》假如也印这么厚，卖这么贵，恐怕销路大成问题。
多灾多难的祖国，一般人民的时间和精力只在饥饿线下挣扎，所谓“上层建筑”的学术和艺术，暂时都谈不到。
七时，王麟曾、朱庆永二兄来送行，我们四人同坐一辆汽车，直抵里昂车站。
过去几年间，麟曾兄写了不少东西，我曾再三劝他编订成书，以广流传。最近一两星期来，他已经汇订成一集，今天他特地托我代为出版。我想我们的“湖山学会”如组织成功，我一定提早把他的稿本付印，免负友人的期望。
朱庆永兄已应北京一二大学之约，将在年内回国任教。
火车准时开行。汽笛一响，车轮齐动，这时我万感交集，恨不得跳下车来再搬到巴黎拉丁区去做学生。
去年新加坡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杭州住了二十年，一点也觉不得新奇，为什么我把西湖捧得那么高。同样的，在巴黎旅居二三十年的同胞，他们不大理会巴黎的好处，为什么短期寄寓的我却这样依依不舍。
我的答复是：地理好像人物一样，全看个人的趣味和调子而定。假如趣味相投，调子合拍，这才能够发生吸力。有了吸力，一见如故；没有吸力，白首如新。结交朋友是这样，迷恋湖山，何曾不是如此。
5月17日（星期二）
早晨八时三十分，火车准时抵马赛，下榻“车站终点饭店”（Hotel Terminus）。梳洗沐浴罢，即往殖民部办事处（Service Colonial）领回保证金，旋往法国邮船公司换回正式的船票，至十一时才办完。为着这张船票，足足使我等了一个多月。现在船票已经买妥，心里稍为舒适，特地打个电报给妻子说“回家去”（Homeward）。
中午在光荣饭店吃饭，我吃了一条鱼，淡而无味。马赛的鱼那么新鲜，可是厨子的手段不大高明，把好好一条鱼烧焦，实在可惜。
在法国各大城市的行列上，巴黎算老大，马赛算老二，不过老二和老大的距离太大，简直不成比例。用年龄作比，巴黎好像年富力强的老大哥，马赛好像嗷嗷待哺的小弟弟。老大哥和小弟弟同辈，事实上是高了一辈子。据我个人的看法，巴黎的繁华、香艳、美感、温柔，岂特是法国第一，简直是盖世无双。
马赛是地中海北岸的一个商埠，背山面海，地形高低不齐，交通工具和一般市容略似波尔多，比起尼斯和蒙特卡罗，总使人觉得她已经老态龙钟，没有清新妩媚的快感。
往商店看风景片，每张照片，尤其彩色照片，都把马塞美化了。镜头里的风景，好像强烈的五彩灯光下的化妆的女人，只见其美，不见其丑。人们喜欢拜倒电影明星及交际花，为的是他们只看电影明星及交际花的虚伪的化妆，没有看到她们的真实的本相。有个女主角说：“美的女人第一次见面时也许会觉得不错；但是同住三天之后，谁还会注意到她？”
我觉得往欧洲游历的人，最好不要先到巴黎，因为巴黎好像我们的八宝饭，八宝饭须留到最后吃，不然，你吃过甜热香滑的东西后，你的味觉将完全失灵，其他好菜都要黯然失色了。
夜应龚骏领事之约，在领事馆吃饭。龚君是江苏武进人，复旦大学出身，在外交界服务20年。我猜他的年龄，一猜便中。他问我这是什么一回事，我说猜测年龄和看相一个道理。精于相术的人，不过把人们的相貌和表情作缜密的分类，相貌为体，表情为用，体用兼顾，加以长期的经验作判断的标准，结果，多少和事实相符。
从前孔子很夸张他的相术，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孔子周游列国，每天所接触的新交旧识那么多。他对学生是“因材设教”，对普通人是随机应变，而应付的办法，不外“察言观色”，由对方的谈话和表情里看出他的动机。动机一明了，然后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可预先知道。孟子以“继往开来”自命，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透视人家的“眸子”，眸子可代表整个人格，善恶良窳，智愚贤不肖，一看便知。
5月18日（星期三）
早起，收拾行装，准备上船。
往旅店出纳处算账。我的房租本来是470法郎一天，可是旅店老板七加八加，账单竟达到714法郎，心里颇不愉快。
九时，旅店的汽车来送我上船，原先说定代价200法郎，可是汽车转了一个湾，有个工人来收费，硬要400法郎，我只好照付。想起妻子在家用钱那么节省，而我在外边花钱如流水，实在不应该。
九时二十分，车抵码头，法国的海关很客气，把护照一翻，即盖章放行。我的行李早由工人送到我的舱位，不用检查，不必自己动手搬运，省了不少麻烦。
马赛的码头相当雄伟，左右山环水抱，前面有个长堤，状若屏风，无论多么大的邮船都可停泊码头。法国当局现在还扩充码头的设备，海滨到处堆着大块的石头，石头堆积到相当程度，加上水门汀和沙石，便把沧海变成平地。我们时常称赞荷兰人的堤工伟大，其实欧洲各国，尤其英、法、德、比的水利工程都值得我们取法。每个国家都有设备完善的海港，平坦广大的公路，四通八连的铁路，长大坚固的桥梁，星罗棋布的飞机场。的确，交通工具是国家命脉所系，交通如发达，农工商业才可振兴，教育的提高和普及也容易见效。战后的欧洲复兴这么迅速，这完全得力于健全的交通网。
十二时开船。同船的人多和岸上的亲友挥巾告别。妇女们多数是伤心流泪，她们呆若木鸡地站在船旁，直至船离岸一千多码，还是手忙脚乱地给她们的亲友送飞吻，表示依依不舍之意。战后我几次离家远行，坐的是飞机，离情别绪在上飞机的一刹那间，已经给马达的声音和起飞时的紧张情绪切断，不像坐船那样慢慢地过着别离的痛苦。我常觉得世间最难过的事情莫如生离死别。生离既然可用飞机缩短痛苦的时间，死别也应该用打针或安眠药来减轻最后一幕的折磨。假如你记得你的亲友在逝世前的几个镜头满身出了大汗，呼吸非常困难的状态，你一定赞成我的主张。
船上的生活是不平等的社会的缩影。有钱的上天堂，没有钱的下地狱。我买的是二等票，我所得的待遇介乎头等与三等之间。二等三等客人同一食堂，三等客人吃饭时没有台布，饭菜较差，一天只有三餐；二等客人吃饭时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另外还有白手巾，一日三餐外，还加茶点；头等客人所受的待遇不消说更好。
这个邮船重10000吨，长150米，是法国邮船公司航驶远东较小的一只船。她的速率不大，由这儿到西贡须28天。回想去秋我从西贡飞到巴黎只须两天一夜的工夫，宛若两个时代——蒸汽时代和航空时代。但是，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论，我倒喜欢坐邮船，一来我不是军政要人或富商巨贾，用不着过那么紧张的生活；二来过去几个月间我到处奔走，资料虽搜集不少，但由资料变成文章还需要相当时间；三来由地中海到远东的航路我没有走过，现在趁这机会多参观几个商埠，多经过海上有规则的生活，这对我的生理心理都有益处。
今天风平浪静，天朗气清，在地中海航行，好像在西子湖中泛舟。船上没有报看，没有地方参观，没有朋友访问，唯一的伴侣就是看书。今天一口气把萧伯纳的剧本《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看了半本。
5月19日（星期四）
由繁华的大都市跑到邮船，仿佛是进了天然疗养院。在大都市里，整天电话、电报、信件、酬酢、送往、迎来，忙得你连气也喘不过来；在邮船上，你毫无责任，毫无义务，整天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在大都市的工厂、公司、煤矿、地道电车里工作的人，一年到头很难看到阳光或吸收一点清新的空气；在邮船上，你不但能够享受和暖的阳光，而且常有机会亲迎朝阳，目送斜晖。至于空气，邮船上简直是一尘不染，万虑皆空，而初夏或新秋的海风更容易把游客吹得如痴如醉。
在欧洲旅行九个月，最使我苦恼的就是吃饭问题。我每天吃饭的地方没有一定，因此，我不能过着正规军的生活，只能采用游击战术。游击战术固然增加我不少经验，然而时间和金钱的浪费是不可想象的。
有个经常旅行的朋友告诉我说，他的一顶帽子费了两万法郎。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贵。他说，帽子的代价不过两千，可是他整天出入茶楼、饭馆、旅店、戏院，为着储藏衣帽的小账，每个月总要付了两千，帽子带了一年，岂不是要多付两万？
一上邮船，吃饭问题完全解决，这是个快事。邮船的饭厅兼备学校食堂及普通饭馆的优点。时间固定，坐位固定，使你在吃饭前肚子不至过饱或过饿，这很合卫生。菜单天天不同，顿顿更换，使你不必费脑筋去开菜单，这很能增进食欲。就今天的三顿饭和一顿茶点而论，这东西在巴黎的一等饭馆至少须两千法郎，二等饭馆也要一千法郎。换句话说，我所交的全数船费，单是食住就可以扣回半数。
我主张每年有一个假期的朋友，至少须在邮船上过一两个星期。邮船比较海滨别墅还好，因为海滨别墅的外诱太多，名为休养，其实很容易使你的精力和金钱透支。去冬丘吉尔到蒙特卡罗的嘉施诺赌了一宵，输了几百万法郎，幸亏老丘的稿费高，一字一块美金，他抽足雪茄，口授三个钟头，就够中国和南洋的记者苦干三年。
今天无风无浪，中午经过科西嘉·撒丁（Corsica-Sardinia），海中的灯塔和岸上的纪念碑遥遥相对，我静默地向拿破仑的故乡致了最大的敬礼。的确，读地理不如看地图，看地图不如看模型，看模型不如实地参观。同样的，读游记不如看黑白相片，看黑白相片不如看五彩照片，看五彩照片不如亲身考察。将来中国富强后，我希望同胞们能够有固定的假期，及足够的旅费，让他们时常到国内外的名山胜景去遨游。
续读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临睡前已经读完。过去九个月间，我除旅行、采访、开会、应酬外，每天剩余的时间只够看几份报纸和几种杂志。书虽然买了一二百本，但总是东翻翻，西翻翻，很难找出整段的时间来读个痛快。现在趁坐船的机会，有系统地看了一些书，倒可以填补脑筋的空虚。照这两天的看书的速率，海上旅行的时间内至少可多看一些平时想看而没有工夫去看的书籍。
无忧无虑，一夜熟睡。
5月20日（星期五）
今天的天气三变，上午阴霾，中午下雨，傍晚明朗。五时左右邮船经过意大利和西西利（Sicily）的海峡。意大利南部多山，地瘠民贫，一般房屋都很简陋，因此，当墨索里尼全盛时代，他便提出他的“自然的愿望”，要他的邻邦割让三个大城给意大利。
温习《人与超人》，觉得老萧的警句真多。老萧最崇拜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兼哲学家（Artlst Philosophérs），因为伟大的艺术家兼哲学家的“特殊的”世界观与他十分接近。他很惋惜近代的英国剧本极少把两性的恋爱问题作题材的中心，所以这部剧本特借孤女安娜的婚姻问题来发挥他个人的恋爱观与人生观。
当安娜的父亲逝世前，他特在遗嘱里把安娜交给两位朋友监督。年老的一位保护者兰斯顿（Ranisden）希望安娜能够和一位诗人奥达维亚（Octavius）结婚，可是奥达维亚的诗人气质太重，同时胆量不够，落得安娜骂他“对女人太外行”（You are very foolish about women）。另一位保护者唐纳（Tanner）深知人情世故，他处处提防自己和安娜纠缠不清，可是安娜一步紧迫一步，始终不肯放松，结果，唐纳只好说个老实话，“我是受生命力的支配”（I am in the grip of the Life Force）。于是与安娜山盟海誓，结为夫妇。
老萧的剧本，情节简单，动作不多，他最爱长篇大论的对话，及洋洋洒洒的序言。他的主角的对话含义深刻，意味深长，使人看了之后，总要起了共鸣，现在摘译几条，以备将来参考。
“斫轮老手的经验，加上青年的生活力，实在再恰当不过。”
“女人的任务就是赶快结婚，男人的任务就是尽量延长婚期。”
“父子母女的公例不是爱的公例，而是革命、解放、新陈代谢的公例。我告诉你说，成人的男女的第一任务就是‘独立宣言’。男人徒遵父亲的权威不算男人；女人徒听母亲的命令不配给自由的民族生育公民。”
“已经驯服的象最爱看野象的被捕。”
“假如一种运动只限于哲学家和老实人，这种运动从来不会发生实际的政治势力。因为这些人实在太少了。当一种运动没有普及到流氓之前，它很难希望占到政治上的多数地位。”
“鬼门关上写了几个字，‘万虑皆空’，这是多么写意啊！事实上，什么叫做希望？这不过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罢了。这儿没有希望，因此，没有责任，没有工作，诚心祈祷既然得不到什么，胡搅一场也不会失掉什么。简单说一句，地狱是个无事可做，只有享乐的场合。”
“在盲人的心目中，美术展览会是个最沉闷的地方。”
“诚心追求，总有出路。”
“诗人的气质，是很好的，非常可爱，非常天真，非常诗意，可惜他略带老处女的意味。”
剧本的后边附载《革命家指南》和《革命家格言》，其中妙语警句，不可胜录。中国古代有老子的《道德经》，有孔子的《论语》，有孙子十三篇，谁料20世纪的英国的文坛上也出了这么一个怪杰——萧伯纳。他虽然著作终身，但他的妙语总是层出不穷。
老杜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萧翁的警句这么多，他大可不负此生了。
5月21日（星期六）
早晨醒来，阳光照满卧房。拿手表一看，才知道五时还未到。在床上胡思乱想，颇领悟大自然的盈虚消长的道理。自冬至那一天起，白昼的时间慢慢延长，到了夏至那一天便达到顶点；夏至以后，黑夜的时间也慢慢延长，到了冬至又登峰造极。夏季白昼最长的地方（例如北欧），就是冬季白昼最短的所在。越南一年有半载亢旱（11月至4月），所以也有六个月经常下雨（5月至10月）。大自然早就把一切事物安排清楚，那些违反自然，自夸聪明的人，简直是糊涂不过。
自到欧洲以来，因为到处奔走，脚气越来越厉害。每天晚上回寓后，总要经过一两个钟头脚痒的痛苦。脚气英文名叫“香港脚”（Hong Kong Foot），这大概是指香港的地方潮湿，很容易得脚气病。前天我特地请教船上的医生，医生给我药水涂，涂了三次，今天已经完全痊愈。我想国内及南洋的朋友患脚气病的不少，所以把这药水的成分开下，聊表野人献曝的苦心。
碘酒（Iodin）3克
西利西力酸（Selicylic Acid）1克
硼佐酸（Benzoic Acid）1克
火酒（Alcohol）50克
药品固然不可缺少，最重要的还是洗完脚后把脚趾擦干，使“香港脚”的细菌没有湿气让它繁荣滋长。
上午十时，请医生检查血压，检查的结果，知道血压正常，慰甚！从前曾国藩很注意卫生，他的秘诀是：“惩忿、窒欲、少食、多动。”月前看美国的杂志，知道保养健康的方法是：“少吃酒饭肉糖、多喝水、多吃水果生菜、多过露天的生活”。我国百业落后，国民健康更不如欧美各国。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容易悲观，容易消极。陈布雷先生在遗嘱里说“油尽灯枯”，这虽然是说明他个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末路，其实，国内文诌诌的羸弱的书生岂止陈布雷先生一人。
与同船一个军官谈天，这个人年未四十，头顶已经像个秃驴。我问他是否房事过度，他笑而不答。去年我有个香港的朋友患严重的肾病，终至不治。我研究他的致死的原因，多少和他的漂亮的太太有关系。
在地图上看地中海，只觉得她不过那么扁小的一条，可是今天走了一天，始终看不到两岸的青山。偶尔在两三千米外迎面开来一只船，我们总要以非常欢迎的态度来迎接她。庄子说得好：“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在海洋上航行，偶然看见一两只船，谁不愿意认她为同志，虽然在战时你要提防这是否海盗或敌国的战船。
下午四时，所有旅客都要实施救生艇练习。每个旅客把床尾的救生圈带在身边，跑到船长指定的救生艇旁边，学习怎样穿戴，怎样登艇。有备无患，这倒是个好办法。年来航空事业虽突飞猛进，但从安全上着想，轮船实在远胜飞机。
船上无事，今天读了一本书，《医生的难题》（The Doctor's Dilemma），这是萧伯纳先生四十三年前的作品。
兴奋过度，半夜醒了一小时。
5月23日（星期一）
船上食物很丰富，每天所供给的滋养料只会过多，不会过少。可是水源限制得很严，每天开放水管的时间只有两次，每次只有一个多钟头，同房的旅客谁都争着洗澡，因为时间一过，连洗脸的水也成问题。
船上的买办对我相当客气，经他的关照，我得到特别待遇，洗衣服不成问题。我上船的时候，所有衬衫完全穿脏。假如洗衣房不给我洗，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今天开始读萧伯纳的《不快意的戏剧》。这本书包括三部剧本，头一部叫做《寡老之家》，是个三幕剧。内容是以房产问题为经，恋爱问题为纬。它的意义的深刻，对话的隽永，最值得读者玩味。
英国有个人萨托利亚斯（Sartorius）和他的女孩白雪（Blanche）到德国去旅行，有个医生德灵兮（Trench）和白雪恋爱，大家一见倾心，愿订为终身伴侣。白雪的父亲知道德灵兮医生每年只有700镑收入，这笔款项很难维持阔绰的生活。他很想资助医生，可是医生最看不起“吃瓦片”的人，双方弄得很僵，几至闹翻。
原来托利亚斯有个专门替他收房租的伙计李克齐（Lickcheese）。李克齐是个帮凶，他常到贫苦人家去勒索敲诈，加租迫迁，尽走狗的能事，可是丧尽天良的托利亚斯对李克齐还不满意。有一天，李克齐代房客修理楼梯，费了一点钱。托利亚斯大发雷霆，立刻把李克齐辞退，李克齐百般哀求，房东誓不收回成命。德灵兮医生之所以看轻房东，这是有事实的根据。
医生看不起房东，为的是房东剥削穷人，可是他自己是个地产商人，大房东二房东由穷人家里找来的钱都要拿出大部分进贡他。当医生决定不接受他未来的岳父的津贴的时候，房东迫得说出老实话：“李克齐替我怎么干，我也代你怎么办。他和我同样是中间人，你才是老板。……因为你要向我收七分利息，这才迫得我向房客把最后的一个铜板也压榨出来。”
“天无绝人之路”，不久之后，李克齐也发了财。他来找房东谈生意经，房东起初还摆架子。他对房东说：“现在你我是平等了。过去做我的主人的是金钱，并不是你本人；别再乱想罢。现在我不受金钱的支配了。”
李克齐教房东和医生把一部分屋子改建为模范村，一部分地产租给他做“冷藏羊肉公司”的货仓。两年之后，这地方要拆下来盖公路，地产一定起价，名利双收，婚事借生意的媒介也可成功。医生将信将疑，最后终于接受李克齐的建议，既增加收入，又娶个有钱的女子。
白雪女士很聪明，她在结婚前将医生数落一顿，把“吃瓦片”的人的短处和盘托出。当医生和他的朋友重登女家的大门的时候，他的朋友说：“浪子回头”，白雪女士答道：“这还是钱做怪！”
现在各都市正闹房荒，房屋问题十分严重。国内和南洋的剧人如能把这剧本搬上舞台，一定能发生热烈的反响。
5月24日（星期二）
半夜三时，船抵赛义德港（PORT SAID），噪杂的声音把我惊醒。我跑到船舷一看，知道左右都平行地排列许多大船，码头上的强烈的灯光直射船上，富有引诱性。我很想漏夜到赛义德港去逛，然而“入境随俗”，在海关没有验明护照之前，谁也不准上岸。
六时，八只煤船集中我的轮船的两旁，埃及的工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他们从清晨开始搬煤，至午后三时才停止。中国与埃及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可是我们两国的人民的生活都是苦不可言。在巴黎的酒会里，我们看见埃及的王公大臣穿得非常阔绰。假如你单看那些大人物便来判断埃及一般人民的生活，好像你单看纽约、香港、台湾等地的宁沪要人便来判断中国一般人民的生活同样的可笑。
早餐后，埃及的海关来验船。警察们穿着白帆布的制服，头戴红呢黑缨没有边缘的高帽，身材臃肿不堪，举动非常迟缓。我们上岸后，先到邮局去寄信，旋往电报局去打电报，等这些杂务办好后，才到街市去观光。
赛义德港的市容，略似我们的汕头，马路寥寥可数，往来汽车也很有限，这儿最重要的建筑为苏彝士运河公司。这公司矗立河边，高两层，正中有个圆顶，雄伟不如新加坡的高等法院，唯古雅过之。街道两旁的房屋都有骑楼，一般市民多在骑楼下喝茶谈天，他们的态度十分悠闲，好像有生以来不知道紧张生活是什么一回事。
赛义德港没有什么出产。除土烟和椰枣外，各商店所卖的东西多是英、法、意等国的产品，沿途商店的伙计，好像上海滩的野鸡一样，实行“拉夫”，把每个上岸参观的旅客强拉到自己的店里，到了商店后，你多少总要破些钞票才可出门。
在电报局的后街看见“华人俱乐部”的招牌，心里很高兴。我特地跑到楼上去拜访。房门开处，只见屋内两三个妇人和两个中西合璧的小孩。那位年纪三十左右的埃及女人说他的丈夫马先生不在家，说时，领导我去参观“华人俱乐部”的办公室，室内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一架中国书，另外还有旅居埃及的华侨的全体照片。我从俱乐部出来，在大街上遇着一位华侨，是个商人。他告诉我说这儿只有一位马先生，可是开罗却有九个华侨。
三时开船，我们的轮船由苏彝士运河口开进河内，足足花了半个钟头。运河阔120米，深五六米至七八米。沿河到处有里程碑和系船的铁樁。每隔10公里远的地方便建筑一个办公室，室外的空地有电杆悬挂风球。假如你把苏彝士运河比做中国的运河，那么赛义德港实等于通州，苏彝士等于杭州。在赛义德港与苏彝士之间本来有几个小湖，法国人雷赛就设法把几个小湖加上人工的开凿，造成苏彝士运河。有了苏彝士运河，地中海和红海才可贯通，欧亚的航程缩短一半，用不着再绕转非洲的好望角。
运河的建筑是由工程师雷赛设计，由法政府资助。后来因为维持费浩大，于是由英法两国合股经营。最后，法国的股票完全给英国买去，所以整个运河的主权归于英国。现在往来运河的船只须向运河公司照章纳费。
我们的船开了两个钟头忽然停住，用巨缆羁在左岸。一会儿，迎面开来三只运油的货船，彼此互相招呼。那些荷兰的水手看见我们的船上的姑娘，咆哮不已。
运河的右岸有铁路，有公路，交通不算不方便，可是四处沙漠，一望无际，这种荒凉寂寞的环境，简直使这伟大的工程完全失掉诗意。
5月26日（星期四）
今天船在红海航行。红海波涛险恶，船身摇摆不定，颇能打破过去八天波平如镜的单调生活。我不知道地理学家有什么根据把这个海叫做“红海”，因为这儿的海水蓝里带青，跟“红”色毫无关系。同样的，“黑海”的海水也是蓝里带青，跟“黑”色漠不相干。世间的字汇那么多，为什么地理学家老是爱用奇奇怪怪的名词。
今天读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这部剧本情节紧张，意味深长，是老萧的“问题剧”的代表作。他指出娼妓制度不是由于妇女的卑贱或男人的浪漫，而是由于一般妇女职业的报酬太低，工作太苦，迫得有些贫苦而不甘寂寞的妇女去干这无耻的勾当。他也指出靠卖淫为生的不只是娼妓本身，连社会上“有名望”的绅士和教会都包括在内，为的是绅士和教会的地产有一部分是租给人家做妓寨娼寮。
这剧本的故事如下。华伦夫人是个穷苦的家庭出身的妇女。她有四个姐妹，其中一位在铅厂做工，中毒身故，一位嫁给工人，生活痛苦不堪。只有她和另一位姐姐自小进教会学校读书，粗知世故人情。她曾做过女招待，摆过鱼摊，但是她的收入实在太少，结果跟她的姐姐到比京去开妓馆。她长得漂亮，为人能干，于是和她的男朋友格洛夫特斯（Sir George Grofts）爵士组织一个大公司，资本四万镑，在比利时、挪威、奥国、匈牙利等京城开设妓馆，那位爵士做董事长，她自己做总理。营业所得，35％归这位绅士。
华伦夫人生了一个女孩，名叫维维（Vivie）。她钟爱她的千金，特地送她到剑桥大学去读书。维维学成之后，她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弗兰克（Frank）爱她，母亲的情人格洛夫特斯爵士也爱她。华伦夫人嫌弗兰克太穷，没有出息，她很想她的女儿跟那位爵士相好。可是维维受过高等教育，她的环境不同，见解也两样，她绝对不能接受她的母亲的要求。她坚决地镇定地对爵士说：“我现在觉得你这个人，值不得考虑。当我想到社会能宽恕你，法律会保护你；当我想到在你和我的母亲的手里的青年妇女十九都孤苦无依的时候，我简直恨透你们！”
维维女士决定和她的母亲脱离关系。她说：“从今以后，我要照我自己的方法在我自己的朋友中间做我自己的事情。”华伦夫人一再劝告，维维女士一句也不听。她说了一句近情近理的话：“妈妈，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也许会像你那么办；但是，要我过一种方式的生活，信仰另一种方式的生活，这我可不干。”说完，母女不欢而散。
记得抗战期间，我因为有所感触，写了一篇短文，题为《清高与卑鄙》。我的结论是：“一个人也许是前半生清高，后半生卑鄙，或者前半生卑鄙，后半生清高。一个家庭也许是自己清高，让子孙卑鄙；或者自己卑鄙，让子孙清高。”读完《华伦夫人的职业》后，深感我的结论与老萧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胜快慰！
社会问题，归根究底，由于社会制度不良。思想家艺术家只能找出这问题的重要性，至于彻底改革，还靠大刀阔斧的革命家的努力。
5月27日（星期五）
天气热得要命，一夜没有好睡。
房舱里太热，甲板上又太凉，太热固然难受，太凉也很容易伤风。离家万里，疾病痛苦，简直是活受罪，因此，我不敢在甲板上多逗留，硬着头皮跑到房舱去睡。
今天海不扬波，船身非常稳定，迎面吹来一阵阵的热风，把人吹得神志昏迷。看书没有精神，谈天也没有劲头，灵机一动，忽然想到船上所认识的女性可以选出三个来分析。
头等舱有个姓D的女孩，今年23岁。他的父亲是银行家，曾在北京、上海、西贡等埠住了多年。她长得眉清目秀，又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一举一动都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她自小在学校寄宿，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单是欧亚的航路，她已经走过了13趟。她一天看书写作，极少跟人家接谈。日前她破例和我谈了一个钟头，我这才知道她原想研究医学，后来她看见父亲年老，兄弟姊妹又多，所以改习看护，缩短学程。现在已经学成，所以特地跑到远东去和父母同住一年半载后，便与政府某要员结婚。
二等舱里有个姓M的女孩，今年21岁。她的父亲是个暴发户。这位女孩抱广交主义，来者不拒，和谁也谈得来。她是个懒精，从来没有翻书本，可是到了华灯初上的时候，她显得特别活跃。她可以继续不断地从九时跳舞跳到半夜。她的舞伴不限于一人，或一阶级，同船头二三等舱的客人都可以和她跳舞。在饭厅里，她的谈笑的声音最大。前天下午喝茶的时候，她跟人家谈天，忽然大声哭起来，热泪夺眶而出。据说，她将往吉布提和她的未婚夫结婚。
三等舱里有个姓T的女郎，今年20岁，是个中等家庭的女孩。她的肉色白晳，服装入时。她很想跟人家结交，可是“社会身份”把她和别人隔开了。
照萧伯纳的理论来解释，头等舱的D女士的祖父母很可能是经营华伦夫人那样的职业，所以她的父亲才能够当银行家，她自己也能够受高等教育。除非社会有大变动，她将以贤妻良母的身份过了一生。二等舱的M女士的“水”的成分太多，将来难免随波逐流，一嫁再嫁。最痛苦的还是三等舱的T女士，她的家庭有“光荣”的历史。可是在这“认钱不认人”的社会，谁都只顾眼前，极少人曾回想过去，展望将来。
写到这儿，我自己倒有一点彷徨。我徼天之幸，得朋友的帮忙，受过高等教育，可是在这大变动的时代，文章不值钱，我的几个儿女的教育颇成问题。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但没有献身社会的才具，而且连个人的生活也不易解决。要受良好教育，小半是靠家庭经济的改善，大半是靠社会制度的彻底改革，不然，我的儿女的教育问题也许能解决，大多数同胞的儿女的教育问题还是没有办法。
5月28日（星期六）
今天天气热得难受，一天到晚见不到风。在这酷热的环境中，我真想吃两个西瓜，或喝几杯北京的酸梅汤，然而船上只有洋酒，不喝酒的人只好喝“矿水”。
同船的少女少妇全部解放。她们大多数穿白色的短裤，上边披一露胸露肩的背心。严格说来，她们裸体的部分占全身75％。她们会下棋，会打桥牌，爱跳舞，爱喝酒，所有行动，和男人没有两样。用易卜生的术语来说，这种妇女可以算是“不像女性的女性”（unwomanly woman）。
同船有五位教会的神甫，他们穿着黑色或白色的道袍，袖子那么窄，衣襟那么长，真是活受罪。他们的生活最有规则，早晨做礼拜，礼拜完便读书写作，疲倦的时候，躺在睡椅上养神。他们不进酒吧，不到舞厅，循规蹈矩，宛若处子。用易卜生的术语来说，这种男人可以算是“不像男性的男性”（unmanly man）。
我的行动和他们相反，我是“有可无不可”。我不会跳舞，但舞厅我常去，为的是我很欣赏舞姿翩翩的仙子。在巴黎时，我看过几次西班牙舞。这种舞，也是一男一女合舞，男人的双手各拿一只小夹板，疾徐顿挫，高低起落，夹板的声音都能够和他们的步伐相合拍。女人和男人形影相随，所有动作，配合得像梁间的燕子或湖畔的鸳鸯。可惜船上的男女只懂得交际舞，没什么看头。
船上的酒吧是个安乐厅，里边有沙发椅，有棋盘，有钢琴，有留声机，的是松弛脑筋的好地方。从前我在这种场合，一页书也看不下去，一行字也写不下来。自经巴黎的咖啡馆的训练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我的书房和办公室，因此，船上唯一舒适的酒吧变成我常到的地方。
旅客们的结合，主要的是靠地域的关系，除越南和法国的旅客因为人数太多，不能不分为各小组外，其他国籍的人，无论头二三等都常在一起。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同胞来往，非洲的黑人也跟他们的乡亲玩耍。中国的旅客只有我一个人，势力非常单薄，不过我是抱“天下一家”的人，无论哪一个国家的人我都谈得来。
船上生活大抵够得上“舒适”二字，不过消息隔膜，信件断绝，真够人烦闷。平常我每星期可收到两封家信，现在已经在船上过了11天，可是家里人的生活如何，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后悔不坐飞机回家，因为假如坐飞机，我早已和家人团聚了。
“为天下者不顾家”，这话的确不错。我这样爱惜儿女，所以先天注定我不能做赴汤蹈火的革命志士，或刻苦修行的宗教信徒。我充其量只能在火炉边过着平凡的家庭生活。普通英国人都喜欢“火炉和家庭”（hearth and home），我也喜欢“火炉和家庭”。我不敢夸张说整个英国人学我，但我也不承认我学英国人。这只能算是中英两国的国民性的巧合罢了。
5月30日（星期一）
清晨船抵吉布提。四周吹来的热风比较中午的巴黎还热。少时读地理，知道由远东到欧洲的航路须经过亚丁。吉布提的大名，自墨索里尼向法国提出来之后，才引起我的注意。在我的心目中，吉布提虽不如地中海之滨的名城——马赛与尼斯——至少应该像赛义德港。谁料今天参观之后，使我大失所望。
吉布提是非洲东部的一个小城，她和亚丁城遥遥相对，是红海至亚丁湾的咽喉，几十年前这儿是一片荒地，自经法国政府开辟为军港后，已变成一个军事据点。
吉布提的气候又热又闷。高度的湿气，加上沙漠的热风，使人如从蒸笼里跑出来后又到烙饼的火炉里去烤。这儿看不见花，看不见草，而一望无际的森林或稻田，更是梦想不到。我们久居南洋的朋友们时常埋怨那边的天气。假如他们跑到非洲或伊拉克去住几天，他们一定觉得南洋是个天堂。
吉布提的唯一产品就是盐，码头附近的盐场堆积雪白的精盐，这东西可供民用，也可作重工业的原料。
枣子是吉布提的特产，这儿枣子很大，不过做法不大高明，在华北，我们有红枣、乌枣、蜜枣，这儿只有半甜不淡的枣干，除枣干以外，其他生果或农产品几乎找不到。
这儿的居民如阿拉伯人，皮肤黝黑，身材短小，他们的衣服十九都是破破烂烂，服装整齐的居民，路上不容易见到。我在街市里步行一个钟头，热气由鞋底直透脚底，实在不好过。可是我环顾周围的阿拉伯人，他们都没有穿鞋。长期的训练，已经使他们的皮肤不透热了。用英文来说，他们的皮肤已经“Heat-proof”了。
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厉害。同船有个欧洲人，他在吉布提经商十九年，皮肤已经像酱瓜的颜色。他为人狡猾，爱占人一点小便宜，谁都不喜欢他。我们对吉布提的印象本来不太好，看了那种面貌可憎，专吃殖民地的人后，心里尤其不舒服。今天他已经上岸，我们的饭量可以增加了。
船上的食水已经告罄，今天特地在吉布提加水。这儿的水咸得很，初喝时很恶心。在这万里航程中，沿途能够加煤加水，这好像平沙无垠的沙漠中遇着一片绿洲，我们只有感谢，不敢作分外的要求。
我到邮局寄信发稿后，拟在街上多逗留一两个钟头，然而天气热不可耐，交通工具又很缺乏，实在走不动。我在市中心区左顾右盼，只觉得到处是满目荒凉。
没有原料，没有市场的吉布提，她的发展是受了很大的限制。在平时，她不会引入注意，只有战时她才能够吃香。
然而无情的时代已经把吉布提摔下了。现在是由蒸汽时代踱进航空时代。在未来的战争中，空军最关重要，海军只站在配角的地位。月前美国把已经动工制造的大型战舰，突然停工，足见大家的视线已经从地面海面转移到天空了。
午后开船，此去滔天白浪，遍海信风，须八九天工夫才可登陆。好在行箧有书，开卷有益，面对着津津有味的书本，你还说无聊，这应该打屁股。
6月1日（星期三）
早晨八时看见瓜达斐岬（Cape of Guardafui），这是非洲东部及亚丁湾内最后所见的海角。海角为寸草不生的山岩，其中还有一片沙丘。这个沙丘约三五十尺高，比较去年我在大西洋之滨的亚卡孙城所见的沙丘低得多。船过海角后，天气突然凉爽，精神也较集中，比较前天在吉布提给蒸笼一样的热气熏得昏头昏脑，实在舒服得多。
自离马赛以来，一路所经过的地方都是范围较小的海——地中海、红海、亚丁湾——从今天起至印度锡兰岛的科伦坡止，我们一直在大洋上航行。船长下令说每天的时间拨快二十分钟，这等于每天往东进展五度。
自探险家证实地球不是平方而是椭圆之后，地理学家便把地球划分为360度，从英伦格林威治天文台（Greenwich）往东的180度为东半球，往西的180度为西半球。因为地球每天自转一次，每次24小时。把360度给24小时除一除，刚好每小时得15度。伦敦和巴黎的距离是15度，所以时间相差1小时。我们的福州和伦敦的距离是120度，所以时间相差竟达8小时之多。
中午风浪大作。视线到处，只见高约一两丈的浪头直扑我们的船舷。在和暖的阳光下，在凉爽的大风中，雪白的小浪花更显得可爱。当阳光和浪花接吻的时候，七色的线条即刻印在浪花上，那颜色的调和，举动的风骚，任何电影明星都赶不上。不过这种美的镜头是稍纵即逝的。假如你不站在适当的角度和经常的注意，你很难领略大自然的风味。
同船的法国小孩，一向都很天真活泼，可是今天的波浪把他们吓得整天躲在房舱里，不敢到甲板上来玩。我对于满脸俗气的男人，不论富商巨贾或达官显宦，永远是抱“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对于小孩，不管亲疏，不分中外，我总要想法和他们接近。自上船以来，我交了不少小朋友，同时我也把我的五个儿女的相片指点给他们看，其中阿藩的人缘最好，谁都说她漂亮，将来有机会要跟她在一起玩。
中国人和外国人做朋友，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中外通婚，的确害多利少。从好的方面看来，中外合璧的儿女长得漂亮，驾驭语言的能力也加强。但是，从坏的方面着想，他们的聪明可以说是“歪通”，专门从反常的路径上发展。例如中国的留学生娶了一个美国的女子，在美国住家的时候，这位美国婆很能“过日子”，煮饭、缝衣、看孩子，一切事情都自己动手，可是一回到中国，她什么事情也不干，同时因为人情风俗种种不同，她本人是受罪，她的中国的丈夫，也时常受气。
和结婚连带关系的，是生男育女。中美合璧的儿女十九不承认自己为中国人。反之，他们是比较美国人更美国化。这并不怎么稀奇，这完全是“卑劣感”（Inferiority Complex）作祟。假如有一天中国比较美国更强，他们无疑地会完全否认自己的血液里有美国的成分。
从华洋杂处的香港到南洋各属地，华侨及当地土著受欧洲人直接迫害的不到十之一二，受欧亚合作的结晶品的压迫的达到十之八九。将来南洋各地独立以后，欧洲人吃亏的倒不是当地土著，而是欧亚合作的结晶品。
中国人尽可与外国人做朋友，但是中外通婚简直是个大悲剧。
6月2日（星期四）
今天风势稍杀，饭厅吃饭的人逐渐增加，这是个好现象。
在人生的旅途上，不是逆境，便是顺境，熬过难关，才是好汉。普通人没有目的，没有志气，没有人生观，“贫贱迫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这样不是，那样也不是；既不能改善环境，又不能适应环境；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这种生活实在痛苦透了。
下午四时应船长端恩（Daune）之约，和他茶叙。我一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阅读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简编》。他问我有没有看过，我说这书的全文和简编都读过。他告诉我说，他在船上服务25年，以海为家，公余之暇，喜欢浏览书报，借以填补知识的空虚。
我问他法国邮船公司的历史和组织。他说这公司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罗素·斐力斯（Felix-Rousseaul）是最初创办人之一。这公司和英国的P&O公司在远东的航业上很有地位。原先是民营，后来加入政府的股本，不过这问题很复杂，现在还没有解决。
当大战的初期，他从挪威运粮食回法国，走到半路，正值维希政府与德国签订协定，于是他奉命把轮船开到越南。在越南住了几年，又值三九事变，他给日本人囚于集中营，至战后才恢复自由。
当他的轮船被日本扣留的时候，在船上服务的全体中国船员都坚决表示不与日本合作。中国的船员平时也许爱打四圈麻将，抽一口大烟，但是，到了最后关头，他们却有严正的表示。
“见危受命，是我们的传统的教训。中国人的政治道德之高，远非外国人想象得到。”我趁机会插了一句。
战前法国邮船的地位很高，可惜大战期间，损失不少，而举世闻名的“诺曼第邮船”又在美国失火。因此，我问他法国是否要恢复战前的航运状态。
他说目前有这种企图，一来制造巨型的邮船，需要很大的资本；二来，若论速率，轮船怎么也赶不上飞机。但是航运和国家很有关系，他希望将来法国的航业发达，同时也希望中国的船务能够追踪欧美。
我告诉他说，只要大局平定，中国应做的事情很多，而航业的发展自在我们的计划中。
谈到最新的设备，他说船上有测量深度表，只听水流的声音，便知海水的高深。假如装置雷达，那么在晚上也可以看到一二百里外的东西。
他的办公室挂了一只大型的风雨表。不过他说看风雨表不如听上海徐家汇及香港的天文台的气候报告那么准确。
他看见我没有晕船，而且称赞船员招呼周到，觉得十分高兴。他说管理一只邮船，好像管理一个小城市那样，一点也不能大意。
晚上，船员教我看天文，先看南极十字架形的四颗星，又看北极帚把形的七颗星。他说，只有把南北极的方向确定，晚上航行才不至迷路。
唐诗有“北斗七星高”的句子，这表明一千多年前的诗人已经注意天文。我对天文学的ABC也不懂，真是惭愧，回家后当找几种天文学的书来读一读。
6月7日（星期二）
下午三时，抵锡兰岛的科伦坡。科伦坡是个军港，这个军港建筑得很漂亮，它在海上建筑一个长堤，中间有两个门洞，以便船只出入。我们的船由左边的门洞进去，一到港内，只见大大小小的轮船很有秩序地停泊那儿。其中颜色鲜明，装饰华丽的如荷兰船；短小精悍，运用轻便的如意大利船。我极目四顾，看看有没有中国船，找了半天，只找个“太平洋”的货船。这只船的大名明明是用中文的拼音，可是船尾挂的却是英国旗，这时我心中的怅惘的情绪比较没有看见“太平洋”三字还厉害。
科伦坡的交通很便利。火车终站和码头的货仓相衔接。马路宽敞、平坦、坚固、实用。交通工具有电车、公共汽车、牛车、洋车。整个锡兰岛的人口为六七百万，科伦坡一埠达五十万，一般市容不如香港或新加坡，但是比起吉布提，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和同船的友朋在大东方饭店休息一会儿，即坐游览汽车去参观。沿途印度房屋多为平房或一楼一底的“洋房”。这儿的住屋的建筑方法很接近越南，屋檐深，屋子矮。因为天气炎热，当地居民想用阴凉的建筑物来抵挡阳光，有时矫枉过正，阴凉变成潮湿，对于卫生很有妨碍。
科伦坡的商店陈设和内容和新加坡的印度商店大同小异。主要的商品为印度绸、锡兰茶、英国罐头。生果相当丰富，到处都有香蕉、橙子、菠萝、葡萄、芒果出售。这儿的橙子和越南的柑一样，外皮是绿色的，虽然味儿和重庆的广柑或广柑的干儿子——金山橙——相去不远，但外表究竟差一点。
我们在维多利亚公园及跑马厅的附近溜了一个圈，只见每条马路都是绿树成阴。富人的别墅广植殷红、淡黄、雪白的花儿。一阵阵的花香从汽车的小窗送到鼻孔，使人顿生“此间乐，不思蜀”的感觉。
我们往印度庙去观光。这个庙的正中有个高约一丈的菩萨，右边还有一个长约丈二的卧佛。这些塑像如与西湖灵隐寺的观世音或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相较，那是差劲得多。印度泰国都有佛国之称，可是他们的寺庙的规模，塑像的艺术远不如中国。实地观察的好处就是一面可吸收人家的特长，一面增加我们的自信心。
往拉维尼亚山（Mount Lavinia）参观。这个山高不过百尺，山麓紧接海滨。无奇不有的岩石，平坦白细的沙滩，正对着片刻万变的夕阳。在晚风集集的当儿，椰树显得特别袅娜，这种景象使我即刻怀念蒙特卡罗。这儿有个大旅店，三面临海，左边还有草地，在草地上摆了几张茶台，我和一个印度顾客谈天，知道他是孟买商人，最近特地到这儿来休息。这旅店的费用不大，一天连吃带住只须13卢比（或10元坡币），比较新加坡的海景旅店便宜得多。
一般印度人非常重视1947年，因为那年印度宣布独立，挂起自己的国旗，虽然经济上她还没有脱离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工厂的墙上常用红笔画着镰刀斧头的旗帜，这表明共产党的潜势力已经伸到印度。
晚上，我们到北平酒店吃饭，我点了一个鲍鱼汤，一个干炸虾，一个红烧鱼，另外每人一碗咖哩鸡。印度的咖哩真够味儿，一到嘴唇舌头，宛若道地的四川辣椒，大家一面说辣得很，一面又说越辣越好。饭后我叫一壶龙井茶，同席的欧籍人都说中国馆子不但菜好，茶也很高明。
科伦坡市上有三间中国馆子，五间商店。馆子清洁凉爽，营业都不坏。全市有三百华侨，山东人占大多数，湖北人次之，广东人不多，福建人几乎找不到一个。
此间房租很贵，食物也不便宜。普通五口之家，每月约需300卢比。政府对于物价的统制十分严厉，一进一出，都要详细记明，一点马虎不得。
十时回到船上。今天走马看花地跑了一天，使我对英国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样一片荒岛，在深谋远虑的英国人的经营下，很快变成有原料有市场的殖民地。到了殖民地运动成熟的时候，她又懂得自动地吐出来，让殖民地独立。“拿得起，放得下”，这才是高度的政治手腕的表现。
6月8日（星期三）
清晨二时，在甜蜜的梦境中，轮船离开科伦坡。
上午九时搬家，从C楼搬到D楼。D楼的房间干净，空气流通，浴室和卫生设备都不错，从较坏的环境进较好的环境，心里自然很舒服。
我常觉得社会的不平等，是人生的大惨剧。生前固然不平等，死后也不会两样。说来也奇怪，一般宗教家不但维护既成事实，而且加重死后的不平等的状况。宗教家说，人类死后，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据我的看法，贪官污吏上天堂，善良百姓下地狱，假如真有天堂地狱的话——天堂地狱本来是极乐极苦的两个不同的境界，可是到了地狱后，并非一视同仁，因为地狱还有十八层，这是说，住在第十八层地狱的人一定比较住在第十七层或第十六层的人更苦。同样的，天堂上也不是平等待遇。书上常说“七重天”“九重天”，层次等级似乎比地狱少了一半，但不平等的现象并不会改善。照常理推测，天堂上的大人物，很可能是夏天住屋顶花园，以便兜风纳凉；到了冬天，“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于是又搬到楼底的火炉边来吃泡菜、花生米。
D楼固然比C楼好，可是和头等舱的E楼相较，又差劲了。头等舱两人一房，夫妇可以同住；二等舱以下，只有宿舍，夫妇须分开。幸亏我的家眷不在身边，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不然，你看人家的夫妇成双整对，自己的眷属必须拆散，过着未婚前的童贞处子的生活，那是太难堪了。
同房八人，其中有五位神甫，两位乐师。乐师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小时练习手提琴，神甫们整天双手捧着圣经、祈祷文，不轻易跟人交谈。我这个似僧非僧，似俗非俗的人物和他们住在一起，大家客客气气，并没有什么不方便。
同船有个越南的青年，名叫潘文笃，他在巴黎15年，专攻医学，现拟回西贡挂牌行医。我问他擅长哪一门，他说他专门研究妇科，不过目前百物昂贵，医药仪器的设备非常困难，他打算先看普通病症，等经济稍为充裕后，才专医妇科。他这个人颇笃实，将来他在越南创业，我可以介绍一些中国的朋友去就医。
今天认识一个意大利人，他曾在滇越边境做过工程师，对于中国和越南的情形略知一二，他的妻子长得不大美观，和他寸步不离，晚上跳舞的时候，男的既不找“外快”，女的也没有人向她招呼。欧洲工业发达，一般社会的生活习惯无形中受工业制度的影响。例如家庭，中国的有钱人很可能有三妻四妾，欧洲人名义上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事实上，许多男人都有“姘头”（Mistress）。更奇怪的是，他们还有“旅行夫妻”，旅行的期间一结束，彼此脱离关系，谁也不负任何责任。战前的香港已经有“向导”“导游”的组织，顾名思义，这和欧洲“旅行夫妻”相仿佛。
在“纽约先驱论坛”上我常见这种广告，某某女士年青貌美，想找个“有趣味的职业”。“有趣味的职业”恐怕就是“旅行夫妻”的广告的应征者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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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旧历5月13日，又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时节。记得两年前我曾就这题目写了一篇小品文。兹照录如下：
假如东方文化可以用中国来做代表的话，那么我敢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由“花未全开月未圆”这句诗表现出来。
世俗的见解，总希望花常好，月常圆，人常寿，只有见识高人一等的哲人才领略“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滋味。
哲人并不是不喜欢花全开，月全圆的，但是全开的花一定全谢，全圆的月一定全缺。与其看全谢的花的东西飘零，全缺的月到处暗淡，不如看含苞未放的花的清香妩媚，将圆未圆的月的娟秀清华。
前者是乐极生悲，后者才有无限的希望在前头。
“花未全开月未圆”，并非普通一句诗，它是中国哲人的人生观的总关键。
中国人最讲究含蓄。在文学上，我们注重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在园林的设计上，我们喜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有深幽的环境，才可以谈到含蓄，不然，开门见山，一览无遗，真是毫无味道。
中国的文人都喜欢喝酒，不过我们的喝酒的态度，和西洋人不同。最讲究日常生活的孔子，他曾说“惟酒无量，不及乱”。以豪放自居的东坡居士，有时只拿着空杯，用手摸一摸也可以过瘾。甚至嗜酒如命的诗仙李白，当他比较得意的时候，他只写“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真的，中国人喝酒，普通只是浊酒三杯，很少人会喝得烂醉如泥。
中国人很少打官司的，因为打官司的结果，输了固然可惜，赢了结怨更深。孔子曾说，他打官司的本领并不比任何人差劲，但他总希望不要打官司。事实上，中国人不但不爱打官司，而且以“交绝不出恶声”为无上的美德，不然，把对方全盘压倒，将来狭路相逢，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凡事适可而止，这是最稳健的办法。假如事事都要求彻底——其实是无底的——恐怕麻烦的事情，反而增加。当我看见世人自鸣得意地要彻底干他一下的时候，我不禁要念“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个绝妙的诗句出来。
6月9日（星期四）
年青人不满现实，年青人喜欢做梦，年青人不怕牺牲。这种不满现实，喜欢做梦，不怕牺牲的精神，就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英国的工党政府是六七十年前英国的少数具有冷静头脑与热烈心肠的年青人的美梦的现实。虽然现实环境的打击，及战后国际局面的动荡不安，使工党政府不能不改变原来的主张，以便接受美国经济的援助，但是在保守党的潜势力很大的英国，要雷厉风行地将几种大企业收为国有，同时要实施有利于平民的教育和医药的方针，这已经算是个大进步。
要了解英国的工党，须懂得她的理论的发祥地——费边社。
费边社（Fabian Society）是1883年间英国的少数青年成立的社会主义的团体。那时乔治·享利（Henry George）的学说风靡全欧，谁都以改革社会为自任。因此，费边社初成立时，它的目标是：“照道义上最大的可能性，立即改革社会。”1884年，会员们已经讨论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货币是否容许存在，劳动券是否可用来替代货币的问题。
由历史的观点来看，什么问题都很有趣味。起初费边社是带着很浓厚的斗争的性质，其中还有些会员要竖起武装社会主义的旗帜。可是时过境迁，它只采取极端温和的步骤，甚至避免与警察发生冲突。
费边社是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它的领袖和会员多是英国中等社会的人物，起初他们开会时，是轮流在彼此的客厅举行，所以普通工人没有机会参加，虽然前进的会员曾深入群众，参加劳工的组织。
英国人不喜欢空谈理论，喜欢实际行动。因此，号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费边社只好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切实的批评，极少发表空洞的诺言。在辩论会中，会员们努力维持镇定的态度，既不需要作无谓的煽动，又不会吹毛求疵。
但是，这个温和社会主义的集团，并不是完全没有遇过风波。当1886年间，美国的工人正在进行八小时工作的运动，同时美国有一百万失业的工人穷苦不堪，到了5月4日，这些工人在芝加哥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掷手榴弹，结果有四名无政府主义者被判死刑。在伦敦，游行示威的失业群众曾与富人发生冲突，打破窗户，毁坏车辆，结果有几个人被捕。不久之后，英国的工商业又欣欣向荣，所有失业的工人都有工做，工潮又见平静。从这次的小风波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只要工商业不振，失业的人数一定增加，失业的人数一增加，生活痛苦，饥饿是力量，稍加煽动，难免要发生工潮。
英国是个法治的国家。在法治的国家里，下议院具有最大力量，因此，费边社里有一部分人士组织一个“费边社国会联盟”。他们确信，只有充分利用人民所有的政治力量，才可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抱定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用公开演讲来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分析最近的影响，及将来的趋势。他们参加全国普选及地方的选举。他们利用报章杂志来发表他们的主张。他们参观附近的工厂，把工人的生活状况描写出来，作实际改革的准备。
像病理学家和药剂师负责研究，医生和制药师负责实行一样，费边社的一般人是专门研究理论、历史，和当前的问题，让那些富有组织能力的革命家，与社会改革家去实施。他们一边学习，一边讲授；他们所讲授的东西，就是自己必需研究的问题。这种把理论和实践发生联系的办法，最能够增加学习的兴趣。结果，费边社的几个领袖们不但是只懂一个问题的专家，而且是能够融会贯通各问题的鸿儒。
在改革社会的技术上，费边社采取“渗透”的策略。会员中有的参加保守党，有的参加自由党，利用别的党现有的基础从事活动。费边社的领袖们并不迫切需要工人加入他们的团体。他们对于入会的资格限制得很严，凡是申请入会的人，须要忠诚地接受该社的基本理论。假如不是因为多收会员，以便减轻经济的负担，该社宁愿把会员的数目减少到100名。
老实说，费边社关于社会经济的理论一点也不新奇，它不过把古人的理论提要钩玄，借以应付当前的问题。它的基本会员，尤其执行委员，很少变动，大家专心一志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努力。他们脚踏实地，不事铺张；他们的工作进行得很慢，但是收获却不少。
由于社会的安定，教育的普及，英国的下层社会的程度逐渐提高。英国普通的店员都知书识字，能写会算。论知识，他们大可以和一般贵族阶级混在一起；论经济的力量，他们其实是无产阶级。简单说一句，除极少数有特殊能力，及雄厚的财产的人外，一般中等阶级绝对不曾反对社会主义。为什么呢？为的是“他们失掉的是锁链，所得的是全世界”。
费边社的构成分子虽以中等阶级占多数，但它对于有良心有能力的劳动者也很注意，为的是这种人才有资格在政治上争取领导的地位。至于知识分子，他们的名望越大，社会地位越高，他们为社会主义而努力的机会越少。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论，其中也有例外。譬如萧伯纳，这个老头子是英国戏剧界的泰斗，收入很丰，但他六七十年来如一日，从费边社创办那一天起到现在止，他在百忙中总要抽些时间来作公开演讲，撰述通俗论文，给报纸杂志写通讯。这种精神和魄力正是一个团体的最高领袖应具的条件，不过普通工作仍须一般具有勇气与毫无私心的青年去进行。
费边社的巨子，尤其是萧伯纳，对于富人尽冷嘲热讽的能事。他说：“在本国的制造家的广告中，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平常人生产的，不是为百万富翁生产的。”百万富翁为偌大的财产而耽心，但他们的享受不能超过一般的有钱人。譬如说，一个人每月赚了50元，忽然升到100元，他的享受将增加无数倍。一个人每月赚100元，忽然升到每月200元，他的享受也大大增加。一直到1000元止，加一分钱的收入，多一分的享受。过了千元的大关，多一分钱的收入不见得会多一分的享受。到了饱和点后，额外的收入，简直是个大负担。
在钱堆打滚的百万富翁，他们想用他们的金钱来衡量艺术品的价值，这个是笑话。例如一幅油画的肖像，本来值50镑，资本家偏出了2000镑。价钱虽然增加，但油画的价值并不见得增加。著名的画家为不值得纪念的人画像，权烕的医生为无用的人医病，鼎鼎大名的律师为丧心病狂的富人辩护，这都是暴殄天物。“骏马常驮笨汉走，巧妇多伴拙夫眠”，资本主义之值得诅咒，就是这缘故。
总之，思想是环境的产物。“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倒是他们的社会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英国的费边社最能反映英国的中等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是采取慢进的步骤、幽默的语气来对付资本主义。谑而不虐，水到渠成，谁敢说费边社不是“不流血的革命”的导师呢？
6月10日（星期五）
早晨五时抵本地治里（Pondichery）。这是法属印度的一个要埠，居民为印度人，产品有谷米和土豆。这儿没有避风塘、码头、货仓的设备，甚至电船也找不到一只。由大海登陆，只能坐木船。这儿的木船的构造十分简陋，两块木板衔接的地方不用榫头，不用钉子，而是用麻绳绑在一起。麻绳透水，弄得船内到处是水。船夫把干柴杂草铺在船面，搭客就站在干柴杂草上边，谁也没有地方坐。
在赛义德港和吉布提所见的阿拉伯人，服装虽然破烂，但至少总有一条裤子遮身。这儿的船夫完全裸体，下部只有一条破毛巾，腰部有一条绳，遮了前面，盖不了后面；盖了后边，遮不了前边。同船的旅客把面包抛到海上，面包加水，状如海绵，船夫抢到面包后，用力把海水挤出，便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有的人把硬币扔在海底，他们也能够找出来。今天海水澄清，船夫在海底捞钱的姿态，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极原始的生活，恐怕和一两千年前的情形也差不多。
十时左右，印度的旅客陆续上船，人数约200上下。自前年英属印度独立后，法属印度也有同样的要求。据说，今年冬天将举行总投票，看看当地居民是要独立的呢，还是要法国继续管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本地治里与印度各省的交通截断，粮食缺乏，物价飞涨。今天上船的200名印度人，就是受不了环境的折磨，想到越南去找生路。
因为没有电船的设备，而且时间也不多，所以我没有上岸。我站在船头欣赏岸上的风景，只见政府大楼、轮船公司、大教堂散布在海滨，工厂的烟囱也有好几个。街市的四围广植椰子树，风景不算太坏。
和副船长谈天。他告诉我说他在这间邮船公司服务23年，公司对他的待遇很不错。当大战期间，他本人在美国，公司按月送钱给他的家里用，薪水随生活指数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他的家庭没有吃过亏。照他的能力和经验，他本来应该升为船长，不过目前船只缺乏，生意清淡，发展不大容易。
他说，德军撤退时，停在马赛的大船给德国炸沉一百多只，避风塘内外的海面上只见旗杆，不见船身。联军初到马赛时又用炸弹炸出一条窄狭的航路，从此可见战时的损失是多么严重。
我告诉他说，我很喜欢海上的生活。他说，海上的生活吃得好，睡得足，忧虑少，运动多，这对于健康很有益处。他又说，这只邮船现在改为“医院船”，每次从西贡运病人回到马赛，病人的体重平均增加5公斤。
我说，这次我在海上走了三十多天，我的体重至少也可以增加3公斤。他希望我到美国去跑一趟。我说，只要有机会，我当然不辞远行。
× × × × ×
今天是旧历十五，吃完饭后，皓月已经悬挂天空，这时我万感交集，不知不觉地朗诵一首唐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牵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枕梦佳期。
6月11日（星期六）
知人论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学问的深度和广度像萧伯纳这么一个怪杰，很难作彻底的了解。他是个哲学家、经济学家、戏剧家、教育家、艺术家、批评家。他干了这么多行，行行都出人头地。他追求崇高的理想和智慧，他痛恨无耻的残暴和罪恶，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一辈子过着清教徒的生活。因为生活简朴，头脑清醒，所以他才能够从事一切有益于人类文化的活动。他景仰前贤，诱掖后进。他精通班扬、莎士比亚、哥德、莫里哀、雪莱、叔本华、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梅特林生、莫扎特、罗丹等人的著作，同时他是循循善诱地给年青的作家以不断的鼓励。
老萧是个大器晚成的作家。行年四十，他在伦敦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地位。当他的剧本最初出版时，谁也说这种剧本无法上演。比较好心的戏院经理们告诉他说，他的确有写剧的才情，假如他能够找个对舞台很熟悉的人给他修饰润色一下，他的剧本未必不能上演。可是他坚持自己的主张，绝不随便更改。他要怎么写，就怎么写，直到二十年之后，他的剧本搬上舞台时，他才一举成名，被全世界人士公认为最成功的现代戏剧家。
由于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对于各种角色的描写多少都有些根据。有人说得好，老萧的头脑像个锲子，犀利那一边往往在前面。有些作家的名字，人们听了好久之后才读到原著。可是人们一看老萧的作品，好像着了魔一样，看了一本，又想看第二本，欲罢不能，非把他的全部著作读完不可。
老萧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讨厌一般人漫无目标地争权夺利，他相信平等是社会组织的基础。他睁大眼睛，正视现实，然后指陈利弊，痛论是非，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种人也许会树敌，但也能够得到真实的朋友。
当19世纪末年，易卜生的剧本风行全欧，凡是要吸收新思想新艺术的人对于易卜生都有特殊的爱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和《群鬼》（Ghosts）在伦敦上演时，大受听众的欢迎。这些剧本虽好，但它们是舶来的，要在当时英国本国的作家中找个意义深长的问题剧，真是难若登天。就在这种刺激下，他向新舞台的主持人格林表白心志。格林是个有血性有企业的雄心的人，他知道老萧的历史和造诣，他毫无犹豫地让老萧一试身手。老萧呕尽心血，把英国的贫民窟的业主、经纪等黑幕暴露出来。这种无情的针对事实的攻击，使社会主义者大加赞赏，同时又使普通观众嘻笑怒骂。在《鳏夫之家》（Widower's Houses）开幕前，他极其雄辩，对观众来一次演讲。演完之后，英伦的报纸不但在娱乐版上一连辩论两星期，甚至社论和通讯里也讨论这剧本。结果，剧本出版，篇首冠以长序，篇末附以论战的文章，这么一来，老萧马上引起社会的注意。接着，他的《调戏妇人者》（Philanderer），《华伦夫人的职业》（Mrs．Warren's Profession）出版。这些切中时弊的问题剧，在英伦的出版界和戏剧界上顿然掀起莫大的风波。他的剧木须受检查，而检查制度他是深恶痛恨的。
诚如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所说，老萧是个清教徒，他的作品是清教徒的作品。他有宗教家的虔诚，他没有教徒的迷信。他是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个大人物，为的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像莎士比亚以悲剧闻名于世一样，老萧主要的是个喜剧作家。在莎士比亚的37部剧本中，《哈姆雷特》（Hamlet）、《奥赛罗》（Othello）、《麦克白》（Macbeth）、《李尔王》（King Lear）四大悲剧把他的天才充分表现出来。老萧在过去六十年的写剧生涯中，他只有一个主题——改革社会。他曾说：“莎士比亚深知人类的弱点，但他从来不知道‘凯撒型’的人类的优点。他所著的《裘力斯·凯撒》显然是失败，他的《李尔王》是个杰作。”这几句话不但证明他洞悉莎翁的优劣，而且可说明他的抱负。
凯撒是老萧的英雄。凯撒是个征服者，不是战士；是个煽动家，而不是民主。假如老萧要在历史上另找英雄或圣贤来证明他的理论，这比较更困难，拿破仑的战功很可观，但是当他全盛时代，他却拼命去爱一个年纪大的妇人。贞德得到意外的成功；不过贞德的成功，为的是她信仰另一世界。亚力山大很多情，克伦威尔会流泪，俾士麦有他的宗教，腓特烈是个诗人，查利曼喜欢小孩。但是凯撒之所以引起老萧的注意，因为二人之间有许多共通点。
老萧的剧本有个特点，就是他爱写长序，有的时候，序文比较本文还长。他的长序是个绝妙的散文，在长序里，他发挥他的理论，他做翻案的文章。这是别开生面的写法，增加他的剧本的力量。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知之明。有了他自知之明的人，社会把他捧到天上，他不会高兴；把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也不会失望。在《人与超人》的序文里，老萧分析自己的性格，说自己是个“有理性、有耐心、有恒、克己而又努力的人，他具备教员的脾气与教会委员的经营业事的苦心”。他又说：“我有良心；良心往往会解释的。”因此，人家说他的剧本不过是问题的解释，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本来戏剧是综合的艺术，从事这一行的人必须懂得文学、音乐、绘画、历史、社会等学问。凑巧老萧自小对于音乐富有研究，对于文学的造诣特深，至于社会问题及人情风俗，由于费边社的关系，使他不得不尽心学习。他曾说过：“每星期我都要演讲一个问题，这种问题是我自己要学习的东西。”一边教人，一边学习，教不完，学不完。这种自动的学习过程，使他能够储藏丰富的知识，作他的剧本的资料。
老萧的博学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不过他很谦恭地说这完全得力于他的环境。他说英国的学校那么普遍，报纸那么便宜，学术团体那么多，一个人只要专心向学，迟早总有成功的希望。
话虽这么说，在英国历史上所出的精且博的大人物中，像老萧这种人，只有19世纪的密勒·约翰·司徒亚特（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可以和他相媲美。条条路通罗马，他的博泛的学问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正可促进他的戏剧的成功。
的确，在戏剧的贡献上，老萧是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易卜生后第一人。若就时代意义而论，我们虽说老萧超越前贤，也不算说得过火。
6月12日（星期日）
艺术批评在中国最不发达，一般文人不是彼此相轻，便是互相标榜。这十九是感情用事，缺少理知的尺度。
艺术批评家是艺术的催生婆和看护妇。没有健全的批评，艺术家好像失掉一个镜子，美丑妍蚩无从判别。
博学多能的萧伯纳，在他没有成名之前，曾以戏剧批评家的身份活跃于伦敦社会。他经常给《星期六评论》撰稿，这些论文，后来编成一集，分上下两卷，题为《戏剧论丛》（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我们且看他的批评有什么标准。他说：“一般说来，我立定我自己的标准，说戏剧应该是什么一回事，戏剧应该怎么样表演；我运用种种艺术，把违背这种标准的，反抗这种标准的，不接受这种标准的戏剧当做可笑和不合时宜。在这方面，我是干一切有资格的批评家所应干的事情。那些批评家攻击易卜生，拥护莎士比亚，而我却拥护易卜生，攻击莎士比亚；那些批评家宣称高等学校剧院的欧文时代好像莎士比亚戏剧的安托尼奥时代，而我却剧烈攻击，公开预备推翻它，两相比较，他们不会比我更公平。现在轮我被人批评的时候了，我也被人攻击，因为我写出我所要写的东西，不是写出我的批评家所要我写的东西。”
萧伯纳的批评有什么标准呢？有。他的办法是“取法乎上”。在戏剧方面，他少时专攻莎士比亚，及长，醉心于易卜生。他把易卜生的全集读得烂熟，写成《易卜生主义的菁华》，然后根据这尺度去批评各名家的戏剧。他说，易卜生比较莎士比亚重要得多，因为易卜生的戏剧能够鼓励我们，使我们能够设想未来更深刻的生活。
在《新因素》一文里，他特地指出易卜生时代及易卜生以后的戏剧的新技巧。一方面，运用讨论及其发展，使讨论与动作合而为一。另一方面，把观众变成剧中人，把他们的遭遇变成剧中人的遭遇。在过去的剧本里，作者把观众认为无关痛痒的人物，硬要他们注意非真实的人及不可能的环境；在现在的剧本里，作者须尽量运用讨论的方式，把“讨论变成剧作家的真正中心”。这种注重讨论的问题剧，是易卜生的大贡献，同时也是萧伯纳的大贡献。
有人说，老萧自称他比较莎士比亚更好。这话是假的而且很不公平；他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他曾说有人比较莎士比亚更高明，这个人不是他自己，而是班扬。他提出理由，说班扬很有力地认定人生为高度的严酷的冒险，而莎士比亚只看出悲观这方面。班扬认为生命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光，而莎士比亚却认为生命酷似风前之烛。他指谪莎士比亚的悲观主义，这一点证明他对莎翁有深刻的了解。他自己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他赞成创造，反对破坏；提倡积极，厌恶消极；歌颂光明，诅咒黑暗。人家认为生命是尘埃，恋爱是死灰；他却认为生命不是尘埃，恋爱不是死灰。他的人生观是简朴、切实、积极、乐观，这种精神正是清教徒的特色。
在音乐这方面，他受莫扎特和瓦格纳的影响独深。他为最新的形式和最革命的作风而奋斗。他对于音乐的爱好和了解，比较他对于诗的爱好和了解更深。音乐是美，是抽象的美，是融化的美。这种正确的观点，他始终坚持着。
他个人所处的音乐环境实在太好了。他不但在家里听着母亲的歌唱，而且他时常到马蒲孙在杜伯林城所组织的意大利歌剧院去参观。他酷爱歌剧。他为文主张歌剧班是非常重要，因为它给英国的舞台栽培出许多著名的歌星，同时它是国立歌剧院的人才主要的来源。
他对于莫扎特（Mozart）有彻底的认识。1891年，莫扎特百周年纪念时，他大胆指出莫扎特是一个时代的完人，莫扎特死后，谁也不能仿效他，因为他是旧时代的结束，而不是新时代的开头。新时代创始于楚鲁比尼（Cherubini），发扬光大于贝多芬。“江山各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在音乐上，老萧承认莫扎特支配18世纪，瓦格纳和贝多芬主持19世纪。
他对于音乐队的爱好，使他不得不提出一个理论，说乐队须用来代替教堂的风琴。“风琴师是个奴隶。假如教堂里有个乐队，那么风琴师将成为指导员，他更能够鼓励全队的信心。……让每个爱好音乐的人尽量推翻这观念，说风琴是特别神圣的工具。”
他对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推崇备至。他说第九交响乐是个宗教的音乐，这种音乐的演奏是一种典礼，不仅是消遣。他的态度的认真谨严，使人不能不给他说服。
在社会批评这方面，他得力于乔治·亨利及马克思。他了解繁荣和贫困的道理，他洞悉社会组织的利弊。他赞成人道，反对不人道；崇尚真理，攻击虚伪；酷爱和平，讨厌战争。站在这观点来看社会，好像六辔在手，无论什么问题，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惊人的发见。人家认为难能的事情，他却易若指掌；人家很容易陷于矛盾的地方，他却维持一贯的作风，而一贯的作风，就是萧伯纳之所以成为萧伯纳的原因。
他主张私有财产制度迟早会完蛋。他说，除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计划积极施行，资本主义将陷于不可救药的境地。他说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一班朋友们所提倡的费边社的社会政策大同小异。
他到于英国的议会制度毫无疑义。虽然这制度并非尽美至善，但它还是相当民主。
因为“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所以他的言论有时未免过火，但他的用心良善，态度幽默，谁也不能否认。思想家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头，想的比较做的快。好像英国广播电台台长哈利所说，我们刚好会走路的时候，老萧已经希望我们会跑了。
但是像老萧这样的批评家，是现社会必不可少的人物。他的知识的领域那么广大，认识的程度那么高深，加以立场正确，风趣横生，受他批评的人，应该是受宠若惊。
朋友们敬爱他，敌人们佩服他。诚如已故威尔斯先生所说：“在未来的人类的良心里，他将永远存在。”
除著书立说外，他还运用他的动人的辞令，到处演讲。名义上，他是费边社的代言人，其实他是一切良善的人的代言人。
6月13日（星期一）
早起，发现同房有两位神甫一位乐师生病，其中一位昨晚大吐大泻，一夜的工夫，精力已经不能支持。过去坐船，我老是给同船的朋友做“第一号侍役”，整天给人家倒茶、倒水、倒痰盂。这次海行，没有这种苦差，为的是什么事情都有工人照管。
“百病从口入。”因为他们的病由于消化不良，积食不化，所以，我教他们停止吃饭，同时教工人泡一大壶柠檬茶来给他们喝，他们喝完柠檬茶，休息半天，精神已经恢复。
饭后理发，在理发室看见外国女人染发，把棕色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的丝线，光泽娇艳，状若新出炉的饴糖或蜜糖。我在巴黎歌剧院附近时常看见这种金黄色的头发的青年妇女，我很想借“秀色可餐”一辞来形容他们的化妆的工夫。的确，谁不喜欢新出炉的饴糖或蜜糖，可惜这种饴糖或蜜糖色的头发原来是假的。我觉得到外国考察，须和当地人民在一起生活，这样才能够领略人情风俗及生活习惯。不然，单看外表，很难分别虚实真伪。
染发好像电发一样，新染后的几天，清新悦目，宛若出水芙蓉。过了几星期后，新发逐渐生长出来，新旧相间，颜色极不调和。这时候，你的感觉一定不是出水芙蓉，而是残枝败叶，比较根本没有着色前难看得多。这儿你不能不佩服红楼梦的两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实在有高深的道理。
中外的审美观念往往有相同之处，外国人喜欢口小腰细，中国人也崇拜“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外国人的小腰是用阔缝的松紧带来紧束，中国人的小腰是靠减少食物，减轻体重。“楚王好细腰，朝中多饿死”，这是个好例子。至于口部，外国人多用口唇膏，口唇膏的颜色深浅浓淡不同，白天一本正经，颜色浅而淡，晚上灯光炫耀，颜色深而浓。会化妆的人，单凭口唇膏的力量，很容易把阔嘴变成小口。现在口唇膏已经随好莱坞的电影传遍全国，外国人的化妆技术，中国的妇女亦步亦趋，中外的审美观念无形中混在一起，虽然中国的妇女的胸部还须下工夫。
写到这儿，顺手翻一翻书桌上的杂志，单是关于妇女的服装的，就有好几种。从前许地山先生（落华生）专门研究中国妇女的服装，他搜集了不少样本和照片。他告诉我说，妇女的服装平均25年轮换一次——由窄到宽，由宽又到窄；由小到大，由大又到小；由短到长，由长又到短——好在女人的青春好像春天的花儿，寿命非常短促，等到第二次流行旧花样时，无情的时光已经不让她穿着过分时髦的服装了。
巴黎的服装公司时新月异，平均每三个月有一次公开展览。伦敦西城（West End）的服装公司，一套洋服的剪裁的费用，比衣料贵了四五倍。幸亏贵族人家的钱花不完，只要款式入时，多花一点冤枉钱没有关系。
6月14日（星期二）
昨夜下了一宵大雨，凉爽舒适。今天黎明即起，跑到甲板上作深呼吸运动，只见东方的地平线上呈露鱼肚白的颜色，接着晨光曙色千变万化，由红到紫，由隐到明，同时鱼肚白的背景又换一套新装，湖绿配着天蓝，在云的四周还点缀着银线金线，辉煌灿烂，蓬蓬勃勃，这分明是太阳出山的气象。可是恶作剧的一片乌云老是把太阳盖住，直至距离海面三丈高的时候，他才敢露出全貌。回顾西方，月姐好像肺病第三期的女人那样，脸上一点光泽也没有，晓风残月，迟暮美人，这种富有诗意的环境，很容易使人爱怜。
上午经过苏门答腊的外围，午后才见钻石峰，这时我的灵魂已经飞到新加坡、西贡和故都了。印度虽在亚洲，可是日前我到科伦坡和本地治里时，心里还有飘泊异乡的感觉。今天一见苏门答腊，我好像已经回到故乡。的确，中国和南洋关系的密切，远在欧美之上。中国人与欧美人往来，好像穷人和富人结交，表面上是高抬身价，骨子里是再吃亏不过。中国人和南洋人亲近，同文同种，互信互重，大家有若水乳交融。没有南洋，中国的穷苦同胞固然没有出路；没有中国，万里蛮荒的南洋哪里会有今日这么富庶繁华。
晚上九时开跳舞会。我应越南的友人之约，准时赴会，舞厅的周围悬挂各国旗帜，中间点缀着红红绿绿的灯光。船上的高级职员，头二等舱的全体旅客都到场，我捧了一个香槟杯，冷眼旁观，别有风味。欧美人对于跳舞的看法和我们不同，我们一向是男女授受不亲，跳舞场中，男人搂着女人的腰部，形影相随，举动一致，这一点我们不大看惯。欧美人把跳舞当做艺术或交际的一种手段，男女在一起跳舞，好像男女同席吃饭、下棋、打牌那么随便，极少渗杂猥琐的观念。因此，父子、母女、兄弟，可同时出场，谁也不觉得奇怪。
在舞厅中，我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也出场，她的母亲跟一个男人跳，她又跟另一个男人跳，这种场合，男女来宾多半不相识，一个陌生的男人知道某某女士已经跟人跳过，他可以很大方的跑到她的面前，低声下气叫了一声“夫人”，她极少会拒绝他的要求。一个擅长舞蹈的女宾总觉得很多男宾要求她跳舞，是一宗光荣的事情。
午夜已届，疲倦不堪，可是男女来宾的兴趣还那么浓厚，我问侍役几时散场，他说照例须延长到明天早晨。我一个人不应该扫兴，只好静静地向主人婉辞退席。
6月16日（星期四）
九时，船到新加坡。
往报馆，见卓永庆兄，知道薛残白、陈雪锋、卢秋亭、叶广惠、王维桓诸兄已经下船，失迎歉甚！与卓永庆、龚延龄诸兄谈天，大家都说这一年来国内局面变化得太厉害。接着，往移民厅办理入境手续。
四时又到报馆，与王仲广、谢松山、薛残白、陈雪锋诸兄闲谈，大家对于欧洲问题甚感兴趣。曾心影兄在家写文章，等到五点多钟才来，因为时间仓促，我即刻赶到黄葆芳兄的府上——冷香阁——应他的宴会。同席有刘抗、曾心影、薛残白、陈雪锋、戴云峰、冯列山诸兄，他们都是南洋有数的人才。
新加坡的大头家十九我都认识，可是没有一个和我有交情。与大头家来往只有算盘和钞票，钞票我没有，算盘我只学到“二归三除”，赚两块，花三块，永远积不到钱。穷人与富人往来最吃亏，为的是他有开口借钱的嫌疑，这种经济嫌疑犯比较任何政治嫌疑犯更可怕。政治是大家的，金钱是自己的，视钱如命的富人，丢了一块钱，宛若割去一块心肝肉。
大头家我可以不理，但是几个好朋友不能一一登堂拜访，例如德高望重的郑惠民兄，精通南洋问题的郭史翼兄，专攻摄影的戴淮清兄，急公好义的王肃丹兄，谈吐饶有风趣的黄曼士兄，以及各报馆的记者，各学校的师长都在我的想念中，然而无情的时间不准我多逗留，我只好匆匆吃完了饭，即与主人告别。
六时三十分赶到码头，花了坡币五元雇了一只躄脚的电船。船到避风塘外边，四顾渺茫，找不到邮船，船夫喊了一声：“不好了，邮船开走了！”这时暮色苍茫，我的全身的热血沸腾。我站起来，双手捧着新自埃及买来的草帽向前面的邮船招呼，一面大声喊着“请停船”。我催船夫开足马力，他老是说赶不上，没有办法。这时，我真是魂飞魄散，只能作急促而单调的呼声。我想丢掉五件行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望眼欲穿的太太及每封信总要称呼十几声“爸爸”的儿女们后天在西贡码头边见不到我是多么失望。在社会上，我是个无党、无派、无权、无势、无利、无名的小卒，在家庭里，我是个众望所归的大人物。我绝对不能使他们失望。我继续不断地向前面招呼，只见船尾的大电灯放亮，另外还有人用电筒指示楼梯的方向。说时迟，那时快，不用两分钟，跳上扶梯，同船的几百个青年男女举手欢呼，我的满头大汗给迎面的风儿一吹，这才清醒过来。
上船后，我即刻跑到顶楼向船长端尼先生道歉，他说没有关系。回头遇着副船长，他含笑地对我说这是写作的材料。
短短的几个钟头居然有许多波折。这就是戏剧，这就是人生。
6月17日（星期五）
昨天在新加坡逗留几个钟头，知道南洋商报已经买到一架新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出几万份。这架印刷机正在装置中，想不久可开始工作。
印刷机好，出版物的成本减轻；出版物的成本减轻，读者的数量增加。近代欧洲的文明，应归功于印刷机，而第一架印刷机是德国人发明的。
报馆的内部焕然一新，乳白的霓虹灯，代替刺眼的大灯泡；整齐划一的书桌，代替参差不齐的写字台，明朗清洁，井井有条。不看内容，不问组织，单是这种严正的外表，已经给人很好的印象。
近代的报业是个大企业。资本大、人才多、组织密、设备好。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一个有良心、有见解、有魄力的记者的言论，很能左右时局及世道人心。喜欢看报的人，把报纸当做美酒佳肴，早晨喝咖啡时，面包可以减少一片，但报纸绝不能减少一份。一天没有看报，连做梦也不安心，报纸既然有这么大的权威，所以记者的生活虽苦，精神上倒得了不少安慰。
与同船的音乐师谈天。我说中国人喜欢请客，外国人喜欢写信，请客与写信是东西文化一个区别。
中国人一见朋友上门，马上敬茶敬烟。一年半载未曾晤面的朋友，一见就要请客。客人的嘴里虽说“别打扰”，但心里总觉得受之无愧。主人虽陈设华筵盛宴，但口头上很谦恭地说“怠慢，怠慢，不成敬意”。老实说，中国的一顿酒席的丰富，至少等于三四顿西餐。
外国人在办公时间根本不招待客人。有话便说，说完就走，没有什么客套。一杯咖啡，一片蛋糕的茶会，主客双方都看得非常隆重。请人吃饭，多数是客人自己付钱。英国人所谓Paying guest，美国人所谓Dutch treat，这办法在西欧很流行。至于一杯香槟，两片三文治的“鸡尾酒会”，简直可作本地新闻的资料。
中国人请客比较外国人热心，外国人写信比较中国人勤力。中国人的朋友一经离别，音信渺然，直至第二次见面时，大家又将好像梁山泊兄弟那样，“自从青州别后……”彼此经过多少艰苦，把几年或几个月的事情作成简单而有系统的报告。
外国人见信便复；有信不复，他们视为怪事。假如你写一封信给社会上的“红人”，他的秘书总要给你一封回信，说他要负责把你的高见转呈有关当局。这并不是客气，因为他们的确把所有文件分类保存，以便参考。
中国人爱请客，外国人爱写信，这已经成个惯例。吴梅村诗云：“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上句说明喜欢请客，下句说明不爱写信，这倒是中国的文人的标准的作风。
“多点头，少说话”，这是中国官场的秘诀。你瞧，一句话还不想多说，怎么可随便给人写信呢？
6月18日（星期六）
今天阅读南洋商报，知道天津各商店不用英文的招牌，上海各大学禁用英语来讲授，这是很有趣味的题目，值得我们思索。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在中国的通都大邑设有租界，租界里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华的国法束缚，所有公司商店多用英文的招牌，有的在英文的招牌底下注着中文的译音，这完全是宗主国对待殖民地的态度，喧宾夺主，谁也不能忍受。
外国商人在中国发了横财后，他们把红利项下拨出百分之二三资助传教士来办学。传教士以办学或传教为名，其实是标准的第五纵队。他们旅行多，交游广，语言通，人情熟，凡是外国政治家和商人束手无策的事情，他们都有办法。他们是外国政治家的情报员，同时也是外国的商店的活动广告。他们所造就的高材生，只学得一副买办本领，既不懂中国文化，又不识西洋文明。
天祸中国，二三十年来的政权就操在这些买办的手里。宋子文、孔祥熙之流因为占了美国人的便宜，感恩图报，恨不得把整个国家送给美国。他们用人的标准是以英文程度的高低作取舍的尺度。只有“比较美国人更美国化”（More Americanized than the Americans）的流氓才适合他们的理想。
我是教会学校出身的人，我对于这种买办式的教育懂得相当清楚。一般说来，教会学校的学生十九不通中文，以不通中文的中国人来介绍西洋文明，只能看到人家的外表，不能洞悉人家的底蕴。
萧伯纳说得好：“精通本国语的人，不见得会精通外国语。”教会学校的买办式的教育，就是希望一个尚未精通本国的青年能够精通外国语，结果，中文固不好，英文也不见得通。好在他们的趣味很低，他们只想做卖国的经纪，经纪在买主的面前，除胡扯瞎说外，正经话没有几句，普通只是唯命是听，做成一个道地的Yesman。
我觉得外国语应该学，但不是人人要学。除殖民地外，小学生和初中学生根本用不着学习外国文，免得科目复杂，精神涣散，把国文的学习时间完全耽误了。到了高中后，课程里不妨加入外国文的钟点，假如教授得法，三年的时间可以打好相当基础。志在专攻外国语的人，到了大学后可进外国语学系，那是专家的工作，用不着每个学生都走这条路。大学四年的训练只能算是开始，不是终结，为的是学海无涯，三四年只能算是里程碑，并非学问的终点。
中国人学外国语，只懂得英文。其实，英文应该学，法文、德文也应该学，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斯拉夫文何曾不应该学。可惜过去的买办教育的铜臭气太重，以为学了英文后，将来可做海关、邮政、买办、大班，而英美的文明的精华反而置之脑后。“买椟还珠”，把自己降到殖民地的地位，这些买办大员实在罪不容诛。
现在国内大学禁用英文讲授，这对于买办教育固然是个大打击，但对于外国语的悉心研究反而走上正确的途径，至少我个人是这么看法。
6月19日（星期日）
早晨船抵头顿。疏懒的阳光照着港内外的沉船，使我马上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许多战场上的战鬼。“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多数远征军做了无主孤魂，他们以血汗骨肉来造成军事政治经济的大人物的名誉和金钱，自己却被人抛弃荒郊，或沉没海底，实在不值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清单”——对德对日和约——还没有签订，第三次大战的序幕已经揭开。这几年来国内战鼓频敲，死伤遍野，“闹台”的工作做得相当精彩。照这情形推演下去，将来的“压轴戏”是够瞧的了。
移民局的职员和医生在头顿开始办公，所以船到西贡时，成千旅客的入境手续已经办好了。在欧洲各国旅行，检查护照和行李的工作，多数在火车轮船上进行，所以火车轮船到站时，旅客可马上下车。现在西贡当局也采取这方法，足见行政效率的进步。
午后二时抵西贡，妻子儿女及亲友来接船，大家相见甚欢。我们坐郑益国兄的汽车回家，抵家时又是一阵大雨，把衣上的征尘洗涤净尽。
离家不到十个月，儿女们个个长大，尤其最小的女儿文思，我赴欧时她才三个月大，现在已经会走路了。她以“相见不相识”的态度来看我，又看看客厅里所挂的相片，但始终不敢伸手来给我抱，我倒觉得有点惘然。
朋友们说我“发福”，说我“长得年青”，这些客套的恭维，敌不过我的两鬓新生的银丝。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次欧洲的旅行，更加强我献身学术与世界和平运动的决心。
妻子说，外间谣传我已经到上海南京。我说宁沪是政治经济的大本营，我不喜欢。北京像巴黎那样，是研究学术的中心，将来国家平定，我一定率眷回北京长住。这是几年后的事情，现在谈不到。
假如环境许可的话，我很想明年到美国去跑一趟。“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实地考察，才能够明了内情。
“看完美国你就满意了吗？”妻子追着问。
“看完美国再看苏联，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利弊得失作客观的比较研究，这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也许有帮忙。”我把我的志愿很坦白地表达出来。
“书呆子老是爱白天做梦，这笔庞大的旅费你到哪儿去筹。”
“路是人走出来的，白天做梦，是缜密的计划的胚胎，实际行动是缜密的计划的果实。目前英国工党政府的设施，十九也由白天做梦的书呆子计划出来的。意志坚定，精神集中，什么事情做不成功？”
“够了，够了，”妻子忍不住说几句，“别离了这么久，我已经苦够了，现在你还说什么远行不远行。”
晚上吃一顿很愉快的晚餐，我开了一瓶香槟酒，请大家喝。儿女们争着问长问短，同时把我的行李一一拆开。我的旅行的经历他们很爱听，但是每个皮箱里只有稿件、书籍和破烂破烂的衣服，不禁使他们失望。
夜阑人静，从远处传来的军车的声音，打破周遭的沉寂。遥想巴黎歌剧院、喜剧院、咖啡馆的热闹的情形，恨不得漏夜再飞往巴黎。
欧游暂告一结束，现在又要作第二次远行的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