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江淹有言，修明之难，莫难于志。诚以志也者，宪章之所系。举凡山川形势之险要，户口田赋之纷繁，自忠臣孝子、义夫烈妇，旁逮山林隐逸之事迹，文人学士之辞章，皆宜胪列其详。事必征［证］实，论不蹈空，尤必裁酌去取，不滥不遗，洽乎人人之公心，始足以信今传后，洵乎其难为之也。
安福旧《志》，昉于前县令焦公荣，本之《丛录》[1]《福乘》[2]，以成其书。迨后，刘公学愉续修于康熙癸巳。至乾隆壬寅，张公绣中又重修之。二书虽颇详明，然其体例间有未尽善者。
同治五年，余以菲材，承乏兹邑。窃尝考究，思欲厘正得失。顾兵燹初平，诸待营画，未暇纂辑。越三年，大府奏修《通志》，檄所属类输之。于是，延邑之敦行裕学者，商榷凡例而增编焉。其前刘、张《志》所未当者，悉从更正，博稽旁采，探幽阐隐，逾年而后书成。凡为类十，细目九十，最［后］二十卷，将付剞劂，嘱余为文以序。
余惟志之修也，岂徒夸耀一邑文物之盛已哉？必使后之读是书者，了然知其风俗之升降，因时制宜，以为兴利除弊之计。况安福素称名邑，其山川菁［精］英之会［荟］萃于人者，文罗武络，代有名人。固不独生斯土者宜知则效，即官斯土者亦借以知所取法焉。故朱子知南康军，下车即询郡志，论者以为知务者此也。抑余又有进焉。
邑志之体，不同于家乘。家乘专主褒善，而志则必其人有卓然可传之实，始堪采入，以垂久远。若稍涉嫌疑，仅据誉辞，未当公论，虽著于一时，且将见削于来哲。昔王司农承修《明史》，于吴会人士行谊无甚可取，多为之传，有识者往往讥之。於［吁］戏！此修明者之所以难也！
今诸君剖判是非，权衡轻重，而凡发潜德之幽光，搜遗徽之既渺，其必能洽乎人人之公心也，彰彰明矣。余故表兹义，庶安邑有志之士，综名核实，洞见是书采择之慎如此，反身自励，各期为善人焉，则于风化之关也，岂浅鲜哉？至于共事诸君，或精于编正，或详于筹画，或勤于谘访，或审于雠校，要皆裨于盛举而不可没其劳者，亦谨次具姓名于后。
同治十一年，岁在元黓涒滩[3]季春月
知县桐城姚濬昌谨序
【注释】
[1]《丛录》：即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刻本《安福丛录》，由张崧主修，邹守益作序。
[2]《福乘》：即明万历二十九年（1558）稿本《福乘藏稿》，由刘元卿主修，施闰章、焦荣作序。
[3]元黓涒滩：元黓，即玄黓，天干中“壬”的别称。《尔雅·释天》：“〔太岁〕在壬曰玄黓。”涒滩，古代以干支纪年，太岁在申，称为“涒滩”。同治十一年为壬申，故又别称为“元黓涒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