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马克•布洛赫是20世纪极为重要的史学大师，作为大师一生治史经验的结晶，本书从历史审美的角度着眼，为历史研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提醒世人注重求真的同时，也要悉心保存历史的诗意；在对历史进行体悟的同时，要善于从历史遗迹找寻历史的脉络，注重培养历史学家的想象力，由古知今，由今知 古，力求通古今之变，提升历史研究的境界。

该书为布洛赫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隶属“明室·赫尔曼·布洛赫作品系列”。小说以1913至1933年的德国为背景，围绕钻石商人A与W男爵夫人一家的情感纠葛展开，通过1913年、1923年、1933年三个时间节点串联叙事。作品以寓言开篇，结合诗体章节与多重视角，融合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及现实主义风格，刻画小人物在价值体系崩塌过程中的精神困境，反思纳粹崛起的社会土壤，暗喻“无罪者”实为对麻木民众的讽刺。全书采用诗体框架与象征手法，通过《声音》诗体段落构建三个时间段落，呈现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道德选择。

《玉米人》是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主要开创人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品，堪称艺术精品。 故事的主线是印第安人与土生白人因为种植玉米而产生的矛盾与斗争。印第安人种植玉米是为了糊口和生存，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玉米是由人变化而成，同时人靠食用玉米而生存。而土生白人却并不这么想，他们种植玉米是为了牟取暴利。为此，以加斯帕尔•伊龙酋长为首的印第安人同白人势力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 全书还讲述了很多带有传奇色彩的小故事。如马丘洪的传说和野狼邮差的传说。马乔洪在去寻找未婚妻的路上被一团萤火虫包围而消失。传说他变成了幽灵，全身闪闪发光，常常出现在被点燃的玉米田里。野狼邮差的妻子离奇失踪。失魂落魄的邮差在寻找妻子的路上迷失在了群山之中。村里派去找他的人说，他已经变成了一只丛林野狼。

《总统先生》是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创作的长篇小说，是阿斯图里亚斯的重要长篇小说之一。书中以1898~1920年的执政的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为原型，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了一个粗俗、陷害、狡诈、凶残的专制暴君形象，同时描述了在此地人魔掌笼罩下，普遍於其中的愚昧、贫穷、凄惨、恐怖气氛。基于这部作品所揭示的社会问题的深刻现实性比便艺术典型的广阔涵盖面，在还原穿出版后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这部作品仍不乏重要的社会认知的意义。 《总统先生》同乌斯拉尔·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巴列-因克兰的《暴君班德拉斯》合称为“拉美四大反独裁小说”。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着魔》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中欧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之一的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故事发生在“一战”后十年，讲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一个小山村后，用他致命的、有害的思想污染了整个村庄，导致全体村民陷入着魔状态，继而引发了一系列邪恶事件……

该书集罗素一生伦理思考，是其晚年完成的代表性著作，重点探讨伦理信念来源、道德准则及善恶概念，结合行为动力学从心理动机出发构建理论体系。 全书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阐述非教条伦理学，下部应用于当代政治问题分析。书中回应外界对其“过分理性”的批评，主张理性作为手段选择工具，情绪为行为驱动因素，并批判政治领域非理性操纵现象。收录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致辞章节，写作时间跨度从1945年延续至1953年。

该书属于《罗素文集》系列，以1814年至1914年间的政治变革为研究对象，围绕经济技术、政治理论和重要人物三大核心因素展开分析。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正统原则”追溯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政治秩序的重构，“思想的演进”探讨哲学激进派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美国的民主与财阀统治”梳理美国从杰斐逊式民主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剖析德国统一与帝国主义扩张的关联。通过对拿破仑下台、马克思主义诞生等历史事件的考察，呈现自由主义理念与组织控制机制之间的复杂互动，涉及马尔萨斯、边沁、林肯等人物思想的实践过程 。

当代著名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创始人罗素(1872—1970)的主要著作之一，第一版出版于1914年。该书以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分析方法而在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该书中，罗素把皮亚诺等人创立的现代数理逻辑方法加以改造，用于哲学问题的研究。罗素称这种方法为“逻辑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传播与推广产生了现代西方分析哲学流派。在该书中，罗素运用现代逻辑技术，运用类、关系、序等概念去解决物理世界怎样与我们的感觉经验世界相关联，什么是时间、空间、连续性、无限和因果性等问题。罗素认为，借助逻辑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制定出科学的哲学的界限以排除思辨形而学，从而使解决哲学问题成为可能。他认为，借助逻辑分析，我们能够说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世界是一个由在感觉经验中所获取的材料形成的构造。

《我的信念》是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探讨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如何追求美好人生的哲学著作。全书分为五篇主体章节，系统阐述自然与人的关系、美好人生的要素、道德准则的制定原则、个人与社会救赎的关联以及科学在增进幸福中的作用。书中提出"启之以爱、导之以知"的核心观点，批判宗教恐惧与绝对伦理标准，主张通过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结合实现社会理想。该书被收录于"罗素文集"丛书，兼具哲学深度与文学可读性。

本书是罗素对政治哲学的一大贡献。 罗素在本书中的观点形成于1916年早期，当时他在伦敦进行了一系列关于“社会重建原则”的演讲，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骇人听闻，而罗素的战前政治经历并没有让他意识到他的同胞对战争是如此渴望，甚而随着冲突加剧变得更加好战。因此在1915年年中，罗素通过分析社会行为、理性行为和感性行为的根源全方位地重新审视政治学的理论基础。1916年，系列演讲稿以“社会重建原则”为名付梓出版。其美国版被出版商更名为《人为何争斗》。 罗素意在提出一种政治哲学，它基于这样一种信条，即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更能塑造人的生活。他把绝大多数冲动归为两类：占有型冲动和创造型冲动。他认为最好的生活大多基于创造型冲动，而最糟的生活大多源于对占有的热爱。国家、战争、财产都是占有型冲动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教育、婚姻、宗教则是创造型冲动的体现。而解放创造力应成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原则。

《批评批评家》收录了爱略特从1917年开始到1961年间的9篇评论文章和演讲稿。这位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评论家有着独到的眼光，对众多文化现象进行了评论，如对文学批评的运用的论述，另外他还评价了对他产生巨大影响力的若干作家，并强调了接受真正的教育的重要性。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散文集，收录其1935至1953年间创作的14篇散文，该书包含《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三个部分，记录了加缪从青年时期到思想成熟期的精神轨迹。全书以地中海自然景物为背景，通过对阳光、大海等意象的凝视，展现生命既璀璨又腐朽的双重特质，确立"用阳光反抗黑暗"的核心母题。加缪在直面荒诞本质的同时，强调通过清醒认知与自由选择实现反抗，提出"承认荒诞不等于屈服"的存在主义思想。《西西弗神话》中"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论断源自本书对生命双重凝视的思考。书中名句"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成为作者反抗荒诞世界的生命宣言。

《我不能沉默》是托尔斯泰 1908 年创作的一篇充满批判力量的短文，灵感源于他在报纸上得知二十名农民因袭击地主庄园被判绞刑的消息。文中，托尔斯泰没有将这些人简单称作罪犯，而是定义为 “以劳动养活我们的人” 和 “被我们掠夺的人”。他细致描述了行刑细节，比如刽子手用肥皂水涂抹绳圈以便勒紧，神职人员对着将死之人宣讲上帝教义等场景，以此揭露行刑过程中的荒谬与残酷。 托尔斯泰坚决驳斥政府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由施行处决的借口，指出这些农民只是 “不幸的、被欺骗的人”，真正的罪犯是败坏他们灵魂、维护特权的专制制度及相关机构。他坦言自身的优渥生活与这些暴力行径紧密相关，深感愧疚。同时他批判这种暴力因责任分散而被合理化的现象，强调每个人都需为此负责。 文末他无畏地表示要全力传播此文，只求终止暴行或让自己与这残暴制度切断联系，哪怕面临入狱甚至被处决的后果，还呼吁所有人铭记彼此同为人类，遵循相互关爱的宗旨生活。

《论俄国革命的意义》是托尔斯泰于 1906 年创作的作品，立足其 “勿以暴力抗恶” 的核心思想，对 1905 年俄国革命展开深刻剖析。书中开篇便指出，对俄国人民而言，革命中更重要的并非猜测局势走向，而是明确自身该采取的行动。他认为革命本质是民众与权力关系的改变，要把握这种改变，需先认清权力的本质。 托尔斯泰坚决反对这场革命中的暴力手段，还预言暴力革命只会催生更残酷的专制。他提出俄国不该效仿西方争夺政权的道路，反驳了 “无政府社会无法存续” 的观点，认为政权非但不能遏制犯罪，反而会拉低社会道德水平。他强调革命的意义绝非更改政体、组织选举等政治形式的变革，而是追求真正的自由。 他主张自由不能靠暴力斗争获取，人们应拒绝服从暴力政权，遵循上帝的法规而非人为法规。同时他提及俄国革命源于军备战争和土地被剥夺等问题，认为唯有依托基督教的协作与博爱精神，回归农耕的朴素生活，才能改善农民困境，实现社会真正的革新。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1928年创作的传记作品，又名《三个描摹自己生活的诗人》，聚焦意大利作家卡萨诺瓦、法国作家司汤达与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轨迹。全书通过三位作家自我书写的人生经历，剖析其精神世界与创作动因。茨威格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三个创作阶段：卡萨诺瓦的自传《我的生平》展现原始阶段的生活白描，司汤达代表心理学阶段的文学探索，托尔斯泰则通过道德宗教阶段体现思想力量。书中运用心理分析视角探讨作家在自我描摹中构建艺术人格的过程。

托尔斯泰的《给一个中国人的信》包含给中国留学生张庆桐和学者辜鸿铭的两封回信。1905 年，收到张庆桐寄来的俄译版梁启超著作及书信后，托尔斯泰满心欣喜地回信，称自己一直渴望与中国人交往，还提及自己熟悉孔孟老庄的著述，尤其敬佩墨子学说，他借日俄战争称赞中国人民的卓越功勋，痛斥两国政府的狂妄残暴，还指出中国的保守比起基督教世界的纷争要好得多，改革应契合本民族本质。次年回复辜鸿铭时，他直言对中国人的生活和宗教智慧宝藏兴致浓厚。他坚信时代会迎来巨变，中国将引领东方民族发挥重要作用，还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应给世界指明契合人类永久法则的 “道” 这条自由新路，同时不赞同中国效仿欧洲搞宪法、军队和实业，觉得这会舍弃自身的生活根基。

托尔斯泰的《小绿棒》源于他童年时哥哥尼古拉讲的一个故事。哥哥称有个能让所有人幸福的秘密写在一根小绿棒上，埋在庄园附近的田野或沟沿处，找到它就能让世界没有贫穷、疾病与仇恨，人人相爱和睦。这个说法让年幼的托尔斯泰深信不疑，整个童年他都常悄悄去田野和沟边寻找这根神奇的小绿棒。 这根小绿棒并未随他长大而被淡忘，反而成了他一生的精神追求。他在文中坦言，幼时就确信小绿棒上写着消灭人间丑恶、给予人们善良的真理，即便成年后知晓这只是童话，仍坚信这样的真理真实存在。 他将这份信念融入毕生探索，以笔为刃剖析社会丑恶，始终追求人人平等、博爱和平的理想，毕生都在寻找能给世界带来真正幸福的 “小绿棒”。文末他还强调对世界幸福的渴望指引着自己的方向，而他晚年更立下遗嘱，要求将遗体安葬在传说中小绿棒埋藏的树林里，让这份对人类福祉的追求贯穿一生。

作品围绕基督教伦理与非暴力抵抗思想展开，主张通过个体内在精神觉醒实现道德完善。托尔斯泰提出“天国存在于人类良知中”的核心观念，强调道德实践应回归朴素信仰本质，超越宗教教条束缚。其思想融合宗教哲学反思与社会批判，体现对生命意义、道德责任等命题的深层探索。

托尔斯泰 1905 年创作的《论末世》，立足当时俄国及世界局势展开深刻思考。文章以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国内爆发革命运动为切入点，反驳了世人将这些事件归因于偶然或政府腐败的浅层认知，指出这实则是俄国乃至整个假基督教文明走向崩溃的预兆，标志着旧世界终结与新世界开启。他揭示国家靠暴力维持，以强权划分社会地位，却奉主张平等、反对暴力的基督教为国教，这种矛盾从基督教成为国教时便已埋下根源。托尔斯泰还对当时的所谓 “文明” 提出尖锐批判，认为这种被帝王、官吏、学者等少数人珍视的文明实为特权，而包括斯拉夫人、中国人、印度人在内的广大农耕群众，对此类文明却持相反态度。他强调这场始于俄国的革命，目标是让人摆脱强权压迫，且实现这一目标绝不能依靠以往的暴力手段，彰显出其对生存道德的坚守和对全新社会秩序与文明形态的期盼。

《多余的人》是俄国作家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品通过游记、日记、爱情历险等多重叙事形式，塑造了毕巧林这一典型"多余人"形象，展现19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高压社会环境下的精神困境。小说以毕巧林日记为主体结构，包含《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五个篇章。主人公毕巧林作为贵族军官，在俄国高加索地区游历过程中，通过爱情纠葛、生死冒险等事件，展现出对生命意义的虚无认知与深刻自省。文本中出现多处存在主义式独白："我像水手诞生在甲板上，他的心灵已习惯风暴与战斗，一旦被抛到岸上就会烦闷"。这种自我剖析揭示了知识精英阶层在专制统治下产生的精神危机，形成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余人"群体特征。

在《当代的奴隶制度》中，托尔斯泰尖锐指出当时社会依旧存在奴隶制度，只是形式较以往有别。他认为工厂工人、多数农民以及听差、车夫等诸多劳动者都是当代奴隶，农民要么在他人土地上劳作却收获被侵占，要么耕种自有土地需偿还高额债务，其他人也都长期从事违背本性的劳动，而少数人却不劳而获、享受着他人劳动成果。他剖析出人们被奴役源于缺地、缴赋税和养成的消费习惯这三点，这几种因素相互交织，让劳动者难以摆脱被奴役的命运。托尔斯泰提出，法律是这种奴隶制度的根源，掌握暴力的人制定法律，通过限制土地使用、强制征税等规则实现对民众的奴役，所有权则是奴役他人的实现方式。他还指出，神学、部分哲学等学科通过论证现有秩序合理来维护这种制度，实验科学的应用也多利于上层阶层，民众因受这类思想暗示，误以为这种制度神圣且不可或缺。此外，他点明奴役依靠剥夺生命、饥饿、赋税三种威胁手段实现，深刻揭露了现代文明下剥削与压迫的本质。

托·斯·艾略特创作的诗剧代表作，收录包括同名剧作在内的五部艾略特戏剧作品。剧作以12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殉道事件为原型，采用素体诗与散文体交替的形式展现宗教与世俗权力的冲突。该版本被学界视为艾略特戏剧研究的重要译本，其中《大教堂凶杀案》被誉为'十七世纪以来最著名的英国诗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是托尔斯泰 1886 年完成的纪实性随笔，聚焦 19 世纪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作者在莫斯科目睹贫民窟的凄惨景象后深受震撼，与认为贫困是文明必然代价的朋友爆发激烈争执，这份触动促使他深入探究社会弊病。他看到贵族阶层过着奢华无度的生活，而底层贫民却在饥寒与屈辱中挣扎，且两者间存在着因果关联，贵族的享乐正是建立在对贫民的剥削之上。 托尔斯泰曾制定慈善计划，想借人口调查之机走访贫民窟，联合富人筹款助人，甚至组建团体预防贫困，却遭富人们虚伪敷衍的回应，没人真心愿意出资出力。这让他进一步批判当时虚伪低效的慈善机构与冷漠的社会结构。书中，他还提出人应通过体力劳动摆脱罪恶，反对畸形享乐，强调个体的道德责任，以此作为解决社会不公的方向。整部作品满含对底层的悲悯，也体现了他对社会正义的深切求索与精神层面的深刻反思。

《忏悔录》是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心灵自传，讲述他用50年想清楚的1个人生命题，透彻解读人类未曾觉察的“生命意义”。 1879年，50岁的托尔斯泰独自待在昏暗的书房中，书桌上的稿纸凌乱不堪，桌面刻满被金属笔尖划过的痕迹：“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活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什么是我人生全部的结果？”、“如何超越有限的生命获得永恒的意义？”这些严峻的问题不停在托尔斯泰脑中盘旋着，他在苦苦思索中，逐渐回忆起往事。 回首过去，托尔斯泰也曾是个坏人，他忏悔自己早年的说谎、杀戮、虚荣、贪财、荒淫、自大、暴躁……这些竟然占据了他记忆的全部。他不能再忽视引领他走向死亡的日日夜夜，究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生命对我们隐瞒的真相是什么？生命的终极真谛是什么？ 在一段刻骨铭心的忏悔中，一个震惊世人的答案渐渐在稿纸上浮现。

古罗马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撰写的哲学散文集。收录《论生命之短暂》《论心灵之安宁》《论天意》等五篇哲学短论。这些文章以书信形式探讨生命意义与处世哲学，体现斯多亚学派直面命运无常的核心思想，通过理性剖析时间管理、逆境应对等命题，提出"勤奋不会让人觉得疲惫"等经典论述。塞内加出生于罗马帝国西班牙行省的科尔多瓦，其父老塞内加是著名修辞学家，培养了他卓越的语言能力。作为尼禄皇帝的老师，他历任帝国会计官、元老院元老等职，后因政治斗争失宠隐居从事哲学写作。卡利古拉在位期间（公元37-41年）曾因其才华判处其死刑，后因哮喘病改判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