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的传入
世传东汉明帝梦见金色神人从西方飞来，便遣使者赴西域求佛。使者到达大月氏后，随同数名僧侣，用白马驮佛经、佛像归来，于是明帝便于洛阳城外建一大寺，称白马寺。
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由年代到人名，言之凿凿，颇被后世信以为真。但这恐怕只是一种不得已之策，也许是魏晋时期，佛教被道教排斥为蛮族宗教，因此佛教徒便将佛教的传入说成是皇帝的意愿，以图与道教对抗。这故事对现代人当然已经没有说服力，但就像之后还会叙述的那样，它暗示了佛教传入时的一些信息，这件事则值得我们注意。
佛教究竟在何时开始传入，还不很清楚。据现存可信的文献，其正式传入大概在西汉末年的公元元年左右，洛阳宫中有大月氏的使者口传佛经。到60年左右，明帝之弟楚王英将浮图（佛）和老子一起祭祀，尊崇佛教徒，这也是事实。但比起统治阶层，宗教在被统治的阶层中更易传播。统治阶层中轻视外族、排斥外国文化的倾向严重，所以虽然当时佛教几乎没有在民间流传的记录，但比起能留下记录的上流社会，佛教也许早已在民间大范围地传播。这个记录也好，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也好，都表明解读佛教传来的钥匙隐藏在大月氏这里。
中原王朝和大月氏的关系，不必说，可以追溯到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远赴西域之时。虽然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最初目的没有达成，但通过张骞，汉朝开通了与西域诸国的交通，在整个西汉时代都与大月氏维持邦交。不用说西域文明，对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的融合，张骞同样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大月氏要到二世纪前半期才能迎来佛教的全盛期，那是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的统治时期。但在张骞出使西域大约一百三十年前，印度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17——前180年左右）出现了以佛教保护者自居并受公认的阿育王，佛教便已得到他的援助，越过北印度国境，在包括大月氏在内的整个中亚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因此，往来丝绸之路的商人和自西域而来的移民中自然也出现了佛教信徒，佛教就是经他们之手，不知何时传播开来的。
东汉的佛教
由西汉末到东汉初中断的西域交通，在明帝时再开，大月氏连年派遣使者献上珍宝和异兽。感梦求法之说，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史实基础上形成的。与此同时，传道者也随同使节陆续来到中国宣教，开始翻译很多佛典。其中桓帝时由安息（公元前247——226年）来的安世高和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宗派虽然不同，但在汉译佛典史上，都是早着先鞭的重要人物。因为他们的努力，中国有愈来愈多的人信仰佛教，而这给拥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气息。
桓帝时其政治力量衰弱，宦官和外戚掌握实权，与跟他们对立的官僚互相倾轧。尽管帝国濒临危机，但桓帝并不理会政治，依然在宫中设坛，“数祀浮图、老子”① ，热衷于盛大的仪式。一名官员十分恼怒，曾上奏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②
当初朝廷只容许西域人建寺设像，现在宫中也变成这种模样，所以即便有人大建佛寺，在可容纳三千人的殿堂里，祭祀镀金佛像，每到浴佛节，便施舍远近，亦不足为怪。③
明帝之弟楚王英的佛教信仰也是如此。当时还把佛称为浮图，佛与中国的神仙（按《楚王英传》为黄帝——译注）以及老子一起被祭祀，而这表明了东汉时代佛教传入时的情况。另外，之前的上奏文中还提到老子到了天竺变为浮图，此说成为后世道教徒认为佛教比道教低等而作《老子化胡经》的根源，两者的对立在早期就已经表面化。
大月氏系佛教
在佛教传来之初，支娄迦谶着手译经事业之后，大月氏系的佛教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他所译的《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系统中的经典，研究它的学问被称为般若学，是中国佛教的主流，更成为大乘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远因。
支娄迦谶的般若学，经同是大月氏出身的支亮，传给了支谦。支谦的祖父出身月氏，率同族数百人迁居东汉都城洛阳，被灵帝赏识，授予将军的头衔，故支谦虽然是月氏人，但因在中原王朝出生长大而通晓汉语。他把支娄迦谶的翻译改成了中国人更容易理解的、更适应时代的译作，这就是《大明度经》，另外他还译有《维摩经》。《维摩经》和《般若经》同样是作为大乘佛教根本的重要经典，为魏晋时代借老庄思想深化佛教思想打下了基础。
竺法护的祖先也是月氏人，但他不知从何时起定居在敦煌。他出家修行，遍历西域诸国，携带很多佛典到了长安。通三十六国语言的他，凭借其语言能力构筑起了初期汉译佛典的黄金时代（《正法华经》《维摩经》《光赞般若经》《无量寿经》）。这些经典达到154部共计309卷，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当时的人尊称他为“月氏菩萨”或“敦煌菩萨”。
中国佛教的发展
神仙与老庄思想
汉人是怎样接受从西域传入的佛教的呢？中原王朝本来有着辉煌的古典文化，形成独自的文化圈，很是自傲，虽然会向周边民族施恩，但从不认为会在文化上受到外族的恩惠。汉代在儒学基础上整顿国家体制，正是国民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作为异族教义的佛教，要被这样深具自豪感的民族接受，可以想象会遇到不少问题。
抛妻弃子、剃头拜像的僧侣，实在是太奇怪了，对于重孝道的汉人来说，这些僧侣的行为必然是反道德的。还有，佛教思想诞生在言语、风俗不同的国度，对汉人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尽管如此，佛教最终逐渐扩大其影响力，因为从东汉、三国持续到晋，社会为佛教提供了适合其传播的温床。
政治的混乱将民众推向绝望的深渊，民间张角的太平道普及开来，聚集大批信徒形成了一大势力。社会出现一种现象，人们都希望透过神仙咒术去除现世的苦恼。在这样的时期，建佛寺供养的民众，真的很了解般若思想吗？恐怕不是。如桓帝等人一样，当时之人只不过是将佛和黄老一起当成神仙崇拜，在信仰方面祈求佛的救济而已。
到三世纪，东汉灭亡，天下三分。一些节义之士痛心东汉之亡，疾呼要恢复“先王之道”，激烈批评政治，但他们的运动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压迫而衰落，于是这些忧国之士便远离政治，在超越的世界求道。《后汉书》以后正史列传中的逸民传（逸民是弃世俗而隐遁之人。除了逸民，还有具备资格但不为官的处士，史学对于无官职安于生活的这两类人有很高的评价），就是对这些人的记录。
三国的魏也出现这样一种倾向，政治批评被打压，知识分子放弃世俗，而在谈论人生和本体的清谈中培养孤高的精神。由何晏、王弼开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那些出世之人令自由奔放的谈论得以开花结果，他们的思想中心是体会到无、以悠然自得为人生至高境界的老庄学说。三国归晋后，这种风气愈趋强烈。
过去王族也相信的神仙、黄老之道，此后虽然在民间变得愈加低级，但经知识分子反复思索推敲后的老庄思想，则上升到另一层次，玄学（“玄”是高深神秘的意思，玄学亦称形而上学）透过三玄（《易》《老》《庄》）论说本体（体）和现象（用）的关系，成为知识分子必须掌握的学问。国家权力一般建基于儒学理论，所以儒学并没有失去古典地位，但在上谈老庄、下信黄老的风气之下，儒学遭到打击，甚至儒学经典都要靠老庄来解释。老庄思想，由此风靡一时。
格义佛教——无与空
由支娄迦谶开始的般若学，虽说是一种出色的哲学，但也很难对以老庄思想为首的中国思想有所影响。般若是指洞明一切事物和道理的智慧，是知晓万事万物无常、不拘于万物的智慧。本来在翻译上，没有与般若（Paññā〔巴利语——译按〕）对应的汉语，故要说明、理解这概念，本身就很困难。
到了三国和西晋，已经出现心向佛教之人。魏人朱士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家之人，他认为支娄迦谶翻译的《般若经》并非完本，怎样都读不通，于是为求其完本而入于阗。朱士行在那里得到九十章、六十多万字的《般若经》。他虽然在于阗逝世，但这部经被送到洛阳，以《放光般若经》之名被译出。在晋代，由于这部经典，般若思想得到真正的研究。
同时期的竺法护，慨叹大乘经典在中国并不流传，于是译出很多大乘经典。其中的《光赞般若经》，其实与朱士行所求得的是同一经典。这样，得到《般若经》全本的中国人，在晋代得以进一步研究其思想。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当时人采取了一种用老庄思想解释佛教的方法。后来到四世纪，由于支遁，连清谈也受到佛教“空”的思想的影响。也许是因为双方有很相似的一面，就这样，说“无”的老庄与说“空”的佛教接触并融合，出现了所谓的格义佛教。
佛教的流传
不必说，魏晋时代的文化中心是洛阳，佛教的传播亦以洛阳为中心，很多国内外的名僧聚集于此进行译经和传道。但是，这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弘法年代经历了八王之乱（291——306年）和永嘉之乱（311年）后乃告终结，汉文化的重心随着东晋王朝的成立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与此同时，在北方形成的格义佛教也进入了江南。
当然，这不是说之前江南没有佛教。那位有月氏血统的般若学大家支谦即因汉末战乱南渡，而康居出身的康僧会也在247年来到吴都建业，建建初寺，传承安世高系统的小乘佛教。即是说，支娄迦谶系和安世高系的佛教，因为支谦和康僧会在江南地区得到传播。而这个时候，因为北方的格义佛教传入，江南佛教自然愈加兴盛。
反之，北方后来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战乱不断，洛阳失去其文化影响力，邺和长安成为新的政治重心。与此同时，佛教在胡人国家也改变了性质，变成国家宗教。
佛图澄的活跃
佛图澄生于龟兹，少时在乌苌国修行。他志在向中国传道，于是越过沙漠，在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
他到达时洛阳正面临风云变色。席卷华北的匈奴人刘聪称帝，正要派旗下大军攻击洛阳。整城人都因此惶惶不安，百官几乎逃尽，连想要秘密逃出的怀帝也遇到盗贼抢劫。农村则遭遇蝗害，从草木到牛马毛都被蝗虫啃尽，迫于饥饿的百姓甚至开始食人。
永嘉五年（311年）六月，洛阳最终沦陷，宫殿被焚毁殆尽，怀帝被掳走，抢劫和暴行不绝，百官士庶三万人被屠杀，陈尸洛水之北。
避难隐居的佛图澄目睹无辜百姓的惨况，实在不忍坐视不理，而要救民，首先就要教化外族领袖停止无益的杀生，恢复社会的秩序。佛图澄这样下定决心之后，便开始物色教化的对象，而他选中的人便是在刘聪的部将中迅速崭露头角的石勒。
龟兹千佛洞外观
战争中会经常出现让人目不忍睹的暴行，发泄狂怒也可能是为了缓解自身不安，石勒也不例外。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攻击洛阳的行动，但却在河南一带大展雄威。他还曾将人从百尺高楼上扔下摔死，再让部下的妻儿分食之，又曾活埋数千人，其残忍行径威震近邻。④ 他的后继者石虎的行为更是骇人听闻，石虎见到有姿色的尼姑也会将其凌辱杀害，并将其肉与牛羊肉一起搅拌煮着吃，还会让左右之人分食。⑤ 这一族人完全激起了佛图澄的传教欲望，于是他运用计谋接近石勒，展开了积极的教化行动。
佛图澄的功绩不在译经，故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突出的思想体系，所传下来的，只有听铃音以言吉凶、研麻油合胭脂于掌中以示千里之外的事情、取杨枝沾水令人起死回生这等灵异故事。
本来佛教是一种人生观，不应该存在这样的奇迹，但是，信众却是期待功德、祈求奇迹的。初见佛图澄的石勒就问：“佛道有何灵验？”⑥ 对于在不知明日为何的不安中度日的百姓，以及担心忧惧于敌人来袭的兵将来说，奇迹是不可缺少的。想一下基督教的传教士到日本时用一些魔术来传教，就能明白这一点。佛图澄也知道这道理，于是先示灵验，在宣传自己超凡的一面后，再向人们讲授佛教的本质。
虽然屡有生命危险，但他这赌上性命的传教活动，使得石勒尊称他为大和尚，石虎称他为国之大宝，“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乃至“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君主的归依，自然会影响到国民，据说“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涕唾者”。⑦ 因这受上下尊敬的大和尚的感化，以及社会秩序的恢复，佛教渐渐兴盛。石虎时已有不少寺院建立，出家人激增，最后甚至出现了为避徭役而出家者，于是肃正僧团一事变成时下热议之问题。
348年十二月，将一切都献给佛法的佛图澄，在后赵都城邺，于人们的惋惜声中走完了其117岁的生涯。虽说不译一经、不留一书，但他在外族放肆杀戮、中国文化因永嘉之乱而遭受重大打击的北方，巧妙地为佛教文化奠定了根基，并培养出众多在中国佛教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弟子，这一点正显示出他是一位伟大的传道者、教育家。
道安
佛图澄死后，在近万名弟子中脱颖而出的是道安。他是儒者之子，但放弃了家业出家为僧。他容貌丑陋，被人奉为“漆道人”，这是一个并不尊贵的称号，意思是肤色黑的僧人。还有传闻说他不被师父看重，经常被使唤去田地里耕作。后来他到了邺，成了佛图澄的门下，非常受欢迎，时人甚至说：“漆道人，惊四邻。”⑧
佛图澄死后第二年，石虎死，后赵不久被南下而来的前燕所灭。后来前秦取代前燕，统一了北方。在此期间，道安不满当时的佛教徒固守见识的消极态度，为了探求佛教的真义，率领数百弟子踏上了游学的道路。
在这个陷入战乱的时代，农民离开故乡，任由田园荒芜。因为僧团的生活资源只能依靠布施，就算名望高如道安，也只能仰赖当权者的保护。虽然屈于权力并非其本意，但无奈之下，道安不得不将弟子分散全国，自己则率四百人来到襄阳。从结果来看，这件事情是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大事，佛图澄、道安所建立的北方佛教经由分散开来的弟子普及到了四川和江南。
在襄阳白马寺安定下来的道安，制定修道生活的戒律和仪式，训练出戒律严谨的僧团。这样认真的态度没有道理不受到世人称赞，东晋自皇帝起上下之人都很尊敬他，慕德叩门者络绎不绝。当时有名的儒者习凿齿感叹于此，在写给东晋丞相的信中说道：“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⑨
习凿齿和道安的会面也很有趣。据说两人首次会面时，习凿齿自称“四海习凿齿”，而道安则以“弥天释道安”应对，时人称赞其为名答。即是说，相对于习自夸地上第一，道安则自称宇宙第一，明显层次不同。379年，前秦攻陷襄阳，两人都被掳到长安。
定都长安的苻坚在统一北方后想要吞并东晋，于是发兵十万攻陷襄阳。他早已听闻道安的名声，很快便将道安虏获并带往长安。据说他当时对丞相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也就是说，一个兵只相当于道安的七万分之一。
道安在众人期待之下被迎到长安，他虽然担任着苻坚的政治顾问，但对求道的热情也丝毫不减，在说法、注经以及整理译经等方面十分活跃。385年，他在苻坚被杀前后病逝于长安。生前，他一直在劝苻坚迎请西域名僧鸠摩罗什，不幸的是鸠摩罗什来到长安时，道安已死十六年了。⑩ 不过，在鸠摩罗什和道安门下堪称俊秀的庐山慧远的努力下，佛教再次掀起新的高潮。
佛教的转换期
道安在长安积极改革佛教。比如说因为西域来的指导者一直很多，故汉人为僧者亦多以师为姓，姓竺或姓支，道安认为佛教徒皆释迦弟子，固应当不拘于出生地，统一姓释。这就是现在僧人法名俱为释某的起源。而这不只是名称问题，还可以视作汉僧想要摆脱西域僧人的指导，发展汉人自己的佛教的一种体现。
道安还主张废止格义佛教。如前所述，为了让重视古典、有着古典素养的中国知识分子理解佛教，用中国古典作为媒介传教很是方便，但正因这样，人们也很容易误解佛教本旨。道安主张无论如何都应透过佛典理解佛教。他死前并未完成这项改革，但其志愿却被代代相承，最终由后辈完成。
长安其后也一直是权力斗争之地。被征服欲望驱使的苻坚不顾道安极力劝阻，与东晋战于淝水，遭遇了惨烈大败。其结果是，中国北方再次陷入混乱。姚苌在384年建立后秦，杀死苻坚进入长安，后任姚兴消灭苻氏余党，在398年攻陷洛阳，并取得淮水、汉水以北各城市。
持续战乱中的民众深受困苦，这当中展现出的景象，就如同佛典所谓的地狱。民众置身于不知有没有明日的危险之中，这种深刻的体验让他们愈发热衷于佛教。但是，那些救济、指导民众的僧团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在石勒、石虎的佛教改革后，屈服于国家权力的僧团，能说真的步上正确的发展道路了吗？又或者，由竞相出家的僧侣组成的团体，其实处于一种真假混杂的状态。（出家可免徭役，因此出家者很多。）可能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但正是因为世态变幻无常，僧侣们才更需要秉持深刻的宗教观进行实践活动。他们既不是依附于王权的官方僧团，也不是迎合世俗的僧尼，应该单纯为了求道建立生活规范，维持清规戒律。只有这样，佛教才能成为完全独立的存在，表现出原本真实的面目。这种反省和道安要建立汉人佛教的改革也是相通的。而一旦反省变为实践，僧侣们便痛感于经典的不足、戒律的不备。为了补救，自然会有僧侣去探访佛教圣地，求取经典，其代表者即法显。
虽然在东晋时代已有康法朗、于法兰、竺佛念、慧常、支法领等僧人想到天竺求法，但均未成事。天竺很远，而且路上危险，但法显决心要去。
法显与《佛国记》
西北行
法显姓龚，生于平阳郡（今山西临汾）的武阳。不知什么原因，他的三个哥哥在七八岁时陆续都死掉了，其父担心恶灵作祟，便让刚满三岁的法显出家。尽管这样的做法没有什么道理，但好像法显生来就适合寺院的生活，求道之心甚为坚固。父亲亡故后，叔父以苦于生活的母亲为由曾劝法显还俗，但法显却坚决地拒绝说：“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⑪ 二十岁时，法显受比丘大戒，在长安继续修行佛道。但是，一心追求佛道精进的他根本无法忍受佛教界随着社会混乱逐渐堕落下去的状况。虽然当时之人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对佛教的研究也很兴盛，但规范僧尼日常生活秩序的戒律却根本不完备。立志弘扬佛法的法显对此焦虑难耐，为了拯救佛教界的腐败，他决意自行赴印度求取戒律经典。
后秦弘始元年（399年），法显邀请数名共同志向者从长安出发。⑫ 他们越过陇山到达甘肃的乾归国，入夏安居。“夏安居”是佛教术语，或单称“安居”，或称“夏坐”。天竺的三个月雨季中，由于不能自由活动，僧侣们被要求静坐修行。中国和日本也仿效于此，将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规定为这一时期。追求戒律精严的法显，在长途旅行中当然会按佛教戒律进行夏安居。乾归国即乞伏乾归建立的西秦。
安居结束后，法显一行继续向西，经过傉檀国，越过养楼山，到达张掖镇。张掖是汉武帝所置的河西四郡之一，不只是对匈奴作战时的要地，更处于往西的要道上。前秦苻坚希望与西域贸易，曾派将军吕光率兵伐西域，然而苻坚却在进攻东晋的淝水之战中失败。前秦灭亡，中国北方四分五裂，失去主君的吕光于是谋划独立，在姑臧建立后凉。但法显来到时，段业已经背叛吕光，在张掖被沮渠蒙逊拥立建立了北凉。
话说回来，法显不是神，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会有一位不世出的佛教学者到访后凉，这就是龟兹的僧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龟兹王妹，他不仅精通天文、算术，甚至还擅长占卜吉凶，其名响彻西域全境。⑬ 苻坚早就自道安处听到他的名声，还曾命吕光把鸠摩罗什抓来。吕光虽然攻破龟兹抓获了鸠摩罗什，但在前秦灭亡后已决意独立，于是开始考虑留在土地肥沃的龟兹。然而，鸠摩罗什一直希望到中原传道，于是极力劝吕光东归，并随之到了姑臧。如果法显知道此事，可能就会中止旅行，其名亦将从历史中消失。不管幸与不幸，他没有遇到鸠摩罗什，亦因此他的旅行记《佛国记》连同本著述才能够成立。
他在张掖受北凉王段业厚待，暂作停留后便与志向相同的智严等一行人会合，来到中土城市敦煌。法显等五人在此地和智严话别后，来到鄯善。
死亡沙漠
踏出玉门关之后，就是极目黄沙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虽然法显一行人的日子很苦，但至此为止都还在中土，与沙漠的危险相比，那些根本算不上什么。
法显这样记录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在死亡的威胁下，法显等人“行十七曰，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⑭
横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骆驼队
鄯善是绿洲城邦，相当于西域南道的关口，汉代曾有屯田兵驻守，是经营西域的一处要所。法显来到的时候，该国自国王以下信仰小乘佛教，有超过四千僧侣在修行。此地在西域东端，深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法显在《佛国记》中饱含感慨地写道：“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虽然只是间接接触到印度佛教圈，但也意味着又向前踏近了一步，法显完全沉浸在这种喜悦中，且仅仅如此就使得他勇气倍增。
法显在这里停留一个多月，之后取道西北，去往北道的 夷国。该地也有四千左右的僧人修行小乘佛教，他们遵守戒律，过着秩序严整的教团生活。 夷是使用吐火罗语的雅利安系王国，是占据北道要冲的绿洲城市，在《汉书》的记载中则作焉耆国，有四千户、三万二千一百人口、六千兵，是西域大国。从《后汉书》一万五千户、五万二千人、二万兵的记载可见，其国后来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法显等人在此住两月有余，在此期间，与在敦煌辞别的智严会合，但其一行颇遭冷遇，从“ 夷国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的记载中可见其不满。因为这一点，法显等人不得已返回高昌，求取旅费，幸好有人资助他们，一行人便继续向西南直行。
法显等人向南道的于阗进发，开始完成横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举。这期间，一行人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经历了笔墨难尽的艰辛，正如法显所回顾的：“行路中无居民。涉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其国僧人有数万人，多大乘学，有十四座大寺院，此外还建有无数小寺院，家家门前皆起小塔，甚至还都准备有客僧用的僧房。
国王将法显等人安置在有三千僧人的大寺院。时为401年春天，自法显从长安出发已约有三年。同行中三人已先行向竭叉国出发，法显等人因为要观行像，停留了三个月，乃得目击由国王举办的盛大佛教仪式。
这个仪式顺利完成后，法显等人经子合国，最终进入葱岭（帕米尔山脉）。他们到于麾国安居，之后又到了竭叉国，与先行三人会合。
横越帕米尔
竭叉国现在仍是一个谜团重重的国家。法显虽然明确记载它在帕米尔山中，但很多人认为它就是疏勒，也有人认为它是住在塔什库尔干或印度河上游的种族所建国家，其答案尚不清楚。不过，法显针对该国风俗、物产留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记录。
据说其国王深信佛法，习惯在每年麦秋聚集僧侣布施。当地气候寒冷，不生谷物，主要栽培麦子。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据说国王一对僧侣布施，第二天一早必然降下大霜，人们赖以生存的麦子则会遭害。国王不得已，只好等到麦子熟了再去布施。还有，这个国家还保存着释迦生前用过的石制佛唾壶，留传下来一枚释迦的牙齿舍利，建有舍利塔。⑮
释迦真的用过佛唾壶吗？不得而知。这枚牙齿也可能是伪造的，但这些记录表明，当地地势甚高，同时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一难之后又是一难，他们的目标是顶着万年积雪的“世界屋脊”帕米尔。如果塔克拉玛干沙漠是灼热地狱，帕米尔高原必然就是酷寒地狱，若天气骤变，则常有暴风雪袭来，出现飞沙走石。即使在配有重装备的当下，连没那么高的日本山岳也有人接连遇难，更何况这些人完全没有登山经验，也没有夏尔巴人带路，他们能在这当地人都恐惧的雪山高原上度过一个月，真是绝难想象。
一行人历尽艰辛走过这段危路之后，来到小乘佛教国家陀历国。
一行人从此出发，又再次踏上险峻的山路，攀登千仞绝壁，印度河在眼下绵绵流淌，令人目眩的断崖陆续出现。从前，有人在悬崖之上凿出石阶作为通道，总共有七百多阶，一行人只能沿着石阶慢慢往前爬，而好不容易过了石阶，又再次出现了悬崖绝壁。这个语言完全不通的偏远之地，就连汉代张骞、甘英也未曾到访过，而由于翻越陀历国太过凶险，后世也很少再用此路。法显等人虽然陷于险境，体会到了改从此道北行的传道者们的艰辛，但总算平安地到达了北印度的乌苌国。传言释迦在世时，曾到访乌苌国并留下了足迹。此地有五百寺院，皆修行小乘学，若有僧侣从外国来，只精心招待三日，此后便令其自求安住之地。法显在此安居到402年。
安居结束后，法显南下经宿呵多国、犍陀罗国、竺剎尸罗国来到弗楼沙国。弗楼沙国有著名的迦腻色迦王都城的遗迹，是佛教徒不能错过的圣迹。当地耸立着一座超过四十丈的大塔，镶满了金银珠玉。传说帝释天为让迦腻色迦王皈依佛教，化身牧童，在道旁立起一座小塔。恰好这时，王巡幸到了这里，便在小塔上又建了一座大塔，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大塔。另外，当地还有一处名为“佛钵”的大伽蓝，此寺的由来相当有趣。传说，从前大月氏军队曾来进攻，因为此地传有释迦用过的钵，身为佛教徒的大月氏王想要将其带回本国，便用盛装的大象搬运此钵。然而大象难以承受其重，一步也未动便倒下了。于是大月氏王又制作了一辆四轮车装佛钵，这回用八头大象一起拉，但还是怎么都拉不动。深感惭愧的王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反而在当地建起了佛钵寺，随后便回国了。
此前和法显分开去往那竭国的三人中，慧景病倒了，道整留下看护，所以只有慧达一人返回了弗楼沙国，并知会此事。慧达、宝云、僧景完成了求法的目的，于是返回了故土。另外，虽然眼看就到天竺本土了，慧应还是在佛钵寺圆寂了。这对法显一行来说是一个危机，但法显还是毅然到那竭国与慧景和道整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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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年，距离天竺本土释迦说法的目的地已很近了，但要到达那里，还是不得不攀山。在法显等人翻越小雪山时，慧景因为病后不堪寒风冰雪，无法再前进。他口吐白沫，对法显说：“我亦不复活，便可时去，勿得俱死。”随后就咽气了。法显抚尸痛哭，跟他永别道：“本图不果，命也，奈何！”
法显收起悲伤，翻过山岭，到达罗夷国安居，然后经过跋那国，渡过印度河，进入毗荼国。
这里已经是天竺本土了。只有这个作为佛教成立、发展之地的天竺，才能够实现法显求法的宏愿。这一旅程实在是充满危险和艰辛，法显一行人之所以能够挨过这些困难，除了具备勇往直前的热情，还有一点原因，那便是佛教在当地的发展盛况足以慰藉并激励他们。
那么，踏出中原后经过的西域各国都流行佛教，这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为了考察这点，就让我们对印度的历史做一番概览吧。
佛教的建立
印度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当时在印度河下游的摩亨佐·达罗和上游的哈拉帕，发展出了拥有青铜文明的都市。但因河水不断泛滥和雅利安人的入侵，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其文明衰落。
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开始在旁遮普（五河地方）⑯ 定居。他们建立起种姓制度，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被征服的民族和没落者为奴隶，另外还有从事农工商业的普通平民与统治阶级。身份最高的是婆罗门，负责祭祀，修苦行，根据雅利安人的圣典吠陀学说，他们是最受尊崇的阶级。
但是，随着恒河中下游的开拓，此前一直被压制在婆罗门权力之下的刹帝利阶级实力增强，在各地建立新兴国家，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其中一种就是佛教。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的北印度有十六国，其中拘萨罗和摩揭陀最有实力。拘萨罗在恒河中游，以舍卫城为都；摩揭陀以下游的王舍城为都。
释迦的出生地迦毗罗卫城，位于喜马拉雅山麓，是释迦族小国的都城，只相当于日本一县的大小。悉达多身为该国净饭王的王子，为了解决人生烦恼，舍弃国家舍弃妻子以求道，最后开悟成佛陀。其教旨是：森罗万象并不永远存在，各以因缘而生灭，故人生的痛苦和执迷都无实体，都是因爱憎和欲望等烦恼（我执）所生，断烦恼即达到无迷无苦的悟。他的这种教旨不承认任何事物是绝对的存在、拥有绝对的价值，而主张万物平等，当然是从否定婆罗门和种姓制度的立场所出发的，是为印度的一大宗教改革。
佛教成立时摩揭陀国是最有实力的国家，灭掉了附近的鸯伽国和拘萨罗国。对于受婆罗门所迫害的佛教来说，能让该国的频婆娑罗王、阿阇世王陆续成为信者，保证了佛教日后的发展壮大。释迦入灭后，佛教徒在摩揭陀首都王舍城附近的宾波罗窟，首次结集佛典（前486年），约一百年后，则在该国的新国都毗舍离举行第二次结集。
阿育王
印度虽然因山海的自然分隔而别成一世界，但它在公元前326年、前305年，分别受到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王塞琉古入侵。虽然两次都没有波及摩揭陀国的中心，但这件事使得希腊世界和印度直接有了接触。叙利亚军入侵时，摩揭陀国在难陀王朝的统治之下，由旃陀罗笈多率二十五万兵、九千头象迎击，将希腊势力从西北印度一扫而空。
旃陀罗笈多在摩揭陀国新建华氏城，开创孔雀王朝。在他的时代，希腊人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写下有名的《印度史》〔Indica〕），作为塞琉古的使节来到印度居住，缔结了孔雀王朝与希腊文明国家之间的友好邦交。这件事情带来了佛教与希腊、波斯文化的融合，因此十分重要。孔雀王朝由初代起保护佛教，到了第三代时，阿育王统治了印度全境，他崇敬佛法，不仅向印度，还向世界各地传教。于是佛教不仅成为印度最大宗教，而且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阿育王在首都的鸡园寺聚集一千名僧人举行第三次的结集，巴利语（在西印度所用的俗语，用于记录佛教的根本圣典）的三藏由是完备。所谓三藏，分经、律、论三部分，经是释迦所说之经典；律是基于释迦生活所定律仪，以规范佛教徒行为；论，阐明经义。三藏中的经、论已在前两次结集中依次集齐，第三次结集中三藏最终完全集齐。而且，在阿育王强大的王权下，佛教僧团维持戒律，国内到处建起石柱碑，佛教的精神也被传达给了民众。法显在行脚途中，就曾参拜过各地的石柱碑。孔雀王朝在阿育王的统治下达到极盛，而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开始走下坡，但佛教在其他民族中获得了更大发展。在叙利亚王塞琉古的统治下，巴克特里亚地区⑰ 希腊文化繁荣，建立了具有希腊风格的都市。在约公元前三世纪，即阿育王的时代，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兴起，并曾入侵印度，但在帕提亚王国和斯基泰人（Scythians——译注）的逼压下转衰，最终在公元前139年被大夏（建国在前述巴克特里亚地区——译注）所灭。这时，受匈奴压迫的大月氏从伊犁河流域迁徙至此，征服了吐火罗族。
迦腻色迦王
而在大月氏统治下的五翕侯（等于汉语的诸侯。在大月氏有包括贵霜在内的五个翕侯）之一独立，建立贵霜王朝，并立即开始征讨四方，特别是在二世纪左右，迦腻色迦王出现，建立了强盛的帝国。它的领土由西北印度的大部分一直延伸到塔里木盆地，它还控制着丝绸之路通向罗马。虽然贵霜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但迦腻色迦王本人笃信并守护佛教，故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第四次佛教结集在其国举行，其首都白沙瓦（今巴基斯坦境内——译注）建有大塔，在今日残存的迦腻色迦王金币上刻有佛名和佛像，在白沙瓦出土的小箱盖子上刻有佛的浮雕像，而其侧面则是王的浮雕，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
迦腻色迦王另一项不能被遗忘的功绩，是留下受希腊影响的犍陀罗美术。犍陀罗美术被认为是佛教美术的精髓，最后经中国传到日本，这件事非常有名。另外，佛教学者马鸣同时还擅长剧作、诗文，在这个时代十分活跃，这一点也不能被忽视。马鸣在迦腻色迦王的支持下热心传法，而他之所以被认为是佛教传法的先驱，在于他为了呼应当时已逐渐表面化的佛教改革运动，采取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方法，包括弃用俗语，使用梵文，在对民众的教化中加入音乐等。那么，这项改革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
随着教团的发展、扩大，出现分裂的倾向是很自然的事。在阿育王的敕令中，已有用刑罚来禁止僧团分裂的字句。由孔雀王朝到贵霜王朝，佛教分出了上座十一部、大众九部，共二十部，形成了佛教所谓的部派时代，而各部又分别发展出了自己的教义。但或多或少，它们都不能迎合时代，而以严守戒律、排斥异己见称。
对这些部派不满的人，指责他们是曲解释迦之教义，忘却救济全人类，于是出现自称“大乘”，而贬低部派为“小乘”的运动。“乘”是将佛教比作的由迷惑世界渡往觉悟世界的船。于是奉大乘教者，用其立场再编经典，《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无量寿经》即是这类经典。
由二世纪到四世纪，大乘佛教在印度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南印度的巨匠龙树为综合大乘之学，将其体系化，以注释《般若经》的形式写成可谓大乘佛教百科全书的《大智度论》，又以《中论》阐述大乘佛教的中心思想“空”的哲学。其学由其弟子提婆、弥勒、世亲等人继承，越来越兴盛。
连一开始指斥大乘非释迦之教的小乘，亦受其刺激而蜕变。两者互相影响，使得佛教的范围越来越大。佛教的这两种潮流传播到西域，于是各国或习大乘，或习小乘，这在法显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就如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不同一样，佛教在西域根据各地言语、风俗也发生了改变，这之后才传到中国。即是说，最初传到中国的佛教并不是直接从印度移植而来，而是由西域作为母体孕育出来的。
话说回来，在四世纪前半期，摩揭陀兴起的笈多王朝差不多完成了印度的统一，并且其文化达到极盛，现存的阿旃陀石窟寺院，就是笈多王朝时代的艺术。法显所处的就是有着外号超日王的名君旃陀罗·笈多二世的时代，其国内各港口因与西亚贸易而十分繁荣。
超日王的时代
法显可说是“贪婪”地历访各地佛迹，随时随地都在勤奋修行。他游遍了过去在迦腻色迦王统治下的各国，而现在又来到了笼罩在阿育王光辉下的佛教王国，心中应充满感激吧。
法显来到在北天竺的中央，亚穆纳河边的摩头罗国。其国的二十座寺院中，有三千名僧人修行，国王也笃信佛法，佛法的要义和释迦在世时传下来的一样。当地气候温和，经济繁荣，不用刑法，人们既不杀生也不饮酒，当然也没有奴隶买卖。当权者还为众僧建起寺院，并捐赠土地、财物，众僧则专心唱经、坐禅、烧香。他们所住的地方建有舍利佛塔和阿难塔，说法结束后，僧人就在舍利佛塔，尼姑则在阿难塔点起长明灯供养。释迦弟子阿难非常受尼姑欢迎，这是因为他努力使得女人也能出家。
据说释迦登上忉利天为母说法，三个月后降临在僧伽施国，阿育王为此立石柱碑，“上作师子，柱内四边有佛像，内外映彻，净若琉璃”。当地有上千名僧人，杂大、小乘之学，国家富饶，人民最是安乐。
而法显又经过罽饶夷城、沙祇大国到了拘萨罗国舍卫城。这里十分冷清，仅有二百余家，已没有昔日的痕迹。但是，这里却曾是波斯匿王统治之城，其国的大富豪为了招待伟大的释迦和僧团，曾在城南铺满黄金，买下王子园林建起精舍。这里也是杀人狂央掘摩罗闻佛说法而入道，至于开悟的地方。法显和道整来到释迦住了二十五年的祇园精舍，追忆释迦的过往。他们又想到了那些不幸死去的同道者，沉浸于一种世事无常的感伤之中。
法显之后又到了迦维罗卫城，这里已经完全化为了废墟，释迦的诞生地——城东的论民园（东晋史籍对蓝毗尼园的称谓——编注）也荒废无人。道路中也会出现大象、狮子袭击行人，十分不安全。这里往东是蓝莫国，建有一座佛舍利塔。释迦入灭后，其舍利被分给八个大国，蓝莫国王得到一份舍利，于是建起此塔。据说塔边有池，池中有龙，昼夜守护此塔。后来阿育王出世，齐集舍利重新分给全国，建起了八万四千座塔，只有此处的舍利原样保存了下来。之后，他们辗转来到释迦入灭的拘夷那竭城。透过城北的树丛，能够看见希连禅河的河畔，据说此地是释迦向一众弟子最后说法、入灭之地，为纪念于此亦有塔竖立。此地向东北有毗舍离国，释迦出其西城门，然后回头说道“是吾最后所行处”，在此领悟到自身即将涅槃。佛灭百年后，其国僧人弄混了戒律，所以曾有七百名僧人聚集起来检校律藏（第二次结集）。
之后法显渡恒河，来到摩揭陀国最大的都市巴连弗邑。这里是阿育王所治，还保存着宏伟的宫殿，当地市民富裕，竞行仁义之事。每年二月八日有行像，这一天道俗都会聚集起来供养佛祖，富裕者则建起福德医药舍，向穷人和病人施舍。阿育王曾建八万四千塔，这个都城中就有一座阿育王最初建造的大塔，还立有周长约一丈五尺、高三丈余的石柱。告别这个让人联想到阿育王无上威严的都城，法显从王舍城来到释迦当年坐禅的耆阇崛山。法显供上香花，慨叹道：“佛昔于此住，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遗迹处所而已。”他历尽艰难险阻，跋山涉水而来，即使知道不可能，但还是许愿至少能见上释迦一面，而如今，他反问这样无能为力的自己，不由得悲从中来。法显想象着昔日释迦在这里大声说法的情景，十分不舍得离去，于是便在石窟前诵《首楞严》直到天明。
接着法显又到了迦兰陀竹园精舍、第一次结集之地宾波罗窟、已经荒凉的成佛之地伽耶城，然后返回了巴连弗邑，又从此地到迦尸国波罗㮏城、释迦第一次说法的鹿野苑精舍，之后又到拘睒弥国、达嚫巡礼，最后返回了巴连弗邑，在此地三年间埋首于经、律书写和研究。
法显本为求戒律来到天竺，“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以远步，乃至中天竺”。后来他终于在摩诃衍僧伽蓝（大乘寺）获得了一直在求取的戒律，这就是叫作《摩诃僧祇律》的大众部之律。
此律是“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在王舍城七叶窟外结集，在大众部流传。可以想象法显得到此律时的喜悦。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七千偈的《萨婆多众律》（已在中国实行）、六千偈的《杂阿毗昙心》、二千五百偈的《 经》、五千偈的《方等般泥洹经》，以及《摩诃僧祇阿毗昙》。到此为止，所有的辛劳都有了回报。于是，法显住在这里三年，勤奋地学习梵书、梵语，埋头书写戒律。
回国
法显结束三年（405——407年）的学习，经师子国（锡兰）回国。同行的道整却因为天竺众僧威仪、戒律齐全，慨叹中国戒律残缺，最终发誓：“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但是，法显要贯彻其初心，将戒律带回中国，于是辞别道整，决意一个人回国。他经过瞻波大国，到多摩梨帝国，在此停留两年（408——409年）写经描像，然后从水路走十四日到师子国，在师子国又过了两年（410——411年）。
师子国商业发达，四季皆夏，常年草木繁盛。自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师子国就变成了一个大塔寺院耸立的佛教王国，有五千僧人在无畏山中修行。法显离开中国已整整十年，他长时间生活在外国人之间，现在又连个同行者都没有，一直怀着深深的悲伤。据说当他看到商人供养在佛殿里的白绢扇时，竟不由得溢出了思乡之泪水。这个佛殿上安置有青玉佛像，而在佛殿旁，上一代国王种下的菩提树长势繁茂。师子国自国王以下，全民笃信佛教，未曾出现饥馑和骚乱，其王城内有僧人五六千，而全国只有六万人。法显在这个国家得到了《弥沙塞律》藏本，以及《长阿含》《杂阿含》的梵本。
法显带着这些珍贵无比的经典，坐着一艘可载二百余人的商船，继续向中国前进。那条海路是从前波斯人和天竺人所开拓的，据说昔日大秦王安敦的使者也曾经由此航路到访中国，但它并不安全。中原政权对西域的知识，主要通过陆路了解，故其对南海（印度洋）的地理知识比较贫弱，不能和对丝绸之路沿线的了解相提并论。相比之下，在印度，例如安得拉国（Andhra——译注），以其沿岸诸港作为中转地的东西方贸易十分发达，古代印度洋就是西边的波斯人和东边的天竺人活跃的舞台。当然，那时不可能有蒸汽船，而是使用风力航海，故有各种危险。法显选择乘坐商船，走这条中国人几乎不知道的海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法显所乘的船后面绑有后备小船。船才向东方顺利航行两日，便出现满天乌云，刮起大风，船身开始像风中残叶一般摇晃，巨大的波浪冲刷着甲板。商人们十分恐惧，遂争先恐后地转移到小船上，小船主人则斩断了与大船相连的绳索。留在大船上的商人们为了防止翻船，陆续将货物抛入海中。法显也将辛苦携带的水瓶等物抛入海中，但是始终没有丢下重要的佛经和佛像，只是一心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法显一干人等在这样的大风暴中漂流了十三日，终于到了某座小岛。这也许是尼科巴群岛中的某座小岛。他们在该岛上修理了船只，又继续航行。由于没有航海图，他们只能依靠日月星辰前进，如果遭遇海盗或者大风，则完全不能抵挡，而夜间若是出现奇怪的光之类的，他们便会越发不安。这样未知的海上行程又持续了九十多天，法显等人终于到了耶婆提（即爪哇岛。也有人说法显当时漂流到了美洲，中国人发现了新大陆，耶婆提相当于厄瓜多尔）。
耶婆提国盛行婆罗门教，并未普及佛教。法显在这里停留了五个月之后，于412年四月十六日乘船向东北出发，目的地是广州。行进一月有余，又遇到暴风。这次，同船的婆罗门僧人这样劝说那些深陷恐惧的商人：“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法显因此差点被扔进海里，亏得一位施主尽力周旋才幸免于难。
恶劣的天气持续了七十多天，船中的粮食即将耗尽时，船终于到达了长广郡界牢山南岸，法显深深感谢佛祖的保佑。这场冒着生命危险的航海终于结束了，法显终于回到了深深依恋的故土，他该有怎样一番感慨？对此，他这样描写道：“但经涉险难，忧惧积日，忽得至此岸，见藜藿菜依然，知是汉地。然不见人民及形迹，未知是何许。”
第二年，即413年，在京口安居后的法显带着经典来到东晋都城建康。
而在回到中国后不久，法显把遍历各地的见闻写成《佛国记》。这旅行记不只是西域、印度、东南亚的旅游指南，更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地理和历史资料。《佛国记》确实是法显本人不朽的业绩，而书中刻画出的一个一心求道之人真挚诚恳的形象，则让这本书具有了更高的价值。
智严曾与法显同行，又在中途离开，他后来带回国一位西域僧人佛陀跋陀罗。法显碰巧得到了这位西域僧人的协助，在东晋都城建康的道场寺将带回的经典译出。418年，《泥洹经》六卷与《僧祇律》四十卷同时被译出，成为后来涅槃宗的开端。而在四年后的422年，这位伟大的人物走完了他八十五年的生涯。
① 《后汉书·西域传》——译注
② 《后汉书·襄楷传》——译注
③ 《后汉书·陶谦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译注
④ 《晋书·载记·石勒》——译注
⑤ 《晋书·载记·石季龙》——译注
⑥ 《高僧传·竺佛图澄》——译注
⑦ 《晋书·佛图澄传》——译注
⑧ 出自《高僧传·释道安》。又，《佛祖统纪》作“安貌锐而姿黑喜谈论”。——译注
⑨ 《高僧传·释道安》，下同。——译注
⑩ 据《高僧传》及《晋书》，苻坚自闻鸠摩罗什之名，非从道安。此据原文译出。——译注
⑪ 《高僧传·释法显》——译注
⑫ 《高僧传·释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译注
⑬ 《高僧传·鸠摩罗什》——译注
⑭ 《佛国记》。本节引文除特别指明，俱出自此书。——译注
⑮ 《佛国记》：“其地山寒，不生余谷，唯熟麦耳。众僧受岁已，其晨辄霜，故其王每赞众僧令麦熟然后受岁。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色似佛钵。又有佛一齿，国人为佛齿起塔。”——译注
⑯ 该地有印度河及其五条支流经过，故在日语中用此语称呼。而“旁遮普”一语来自波斯语，意思也是五河。——译注
⑰ 中亚古地名，主要指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以北。——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