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夜晚，年轻人在电灯照耀下绕着广场一圈一圈地散步，男人走一条路，姑娘们走另外一条，彼此从不交谈。北方夜空上闪电一明一灭。这种夜晚散步好像是一种宗教仪式，已经失掉任何意义了。但尽管如此，到广场上的人还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有时候一群年纪大的妇女也参加到兜圈的行列中来。这些人比年轻人更活跃，而且还常常发出笑声，好像她们仍然保存着旧时的记忆，那是所有书籍都被焚毁以前的日子。一个屁股上挎着一支手枪的人站在财政局台阶上看着广场上散步的人群。一个瘦小枯干的士兵坐在监狱门前，双膝夹着一杆长枪。一排棕榈树的影子对着他好像一排军刀。一家牙科诊所窗户里亮着灯，灯光照着一把转椅、椅子上的红绒靠垫、台架上一只漱口用的玻璃杯和摆着各种器械的小橱柜。住房的玻璃窗外也安着铁丝网。从窗外望进去，可以看到屋内墙壁上挂着这家人的照片，老奶奶在摇椅上摇曳着。这些老人无事可做，无话可说。她们穿的衣服太多，身上总是汗津津的。这就是一个国家首府的夜景。
一个身穿破旧运动服的人坐在一条长椅上望着这一切。一队武装警察步伐疲惫地经过广场向他们住宿的营地走去，漫不经心地扛着各自的枪支。广场四角各有一组三只灯泡相连的照明灯，一根电线歪歪斜斜悬在头顶，把几组电灯连接在一起。一个乞丐从一条长椅走到另一条长椅乞讨，但没有人给他施舍。
他在身穿运动服的那个人旁边坐下，喋喋不休地向他诉苦，说话的语气既像套交情，表示对他亲近，又不无某种恫吓意味。这个广场周边的几条街每条都通向下边的河流、码头和一片沼泽地。乞丐说他家里有妻子和好几个孩子，过去几周全家都在挨饿——他没有把自己的伤心事说完，就开始摸弄另外那个人的运动服。“你这身衣服值多少钱？”他问。
“值不了几个钱，我要是告诉你，你准会吓一跳。”
钟敲九时半的时候，所有电灯一下子全都熄灭了。乞丐说：“真要命，简直叫人没法活了。”他向四边看了看，发现所有在广场上散步的人都陆续向山下走去。穿运动服的人站起身，乞丐也站起身，跟在他身后，赤裸的脚掌走在路面上啪啪地响着。他说：“给我几个比索。你不在乎这几个钱的。”
“哎呀，你不知道我还真在乎这几个钱。”
乞丐被他这样抢白了一句，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但他马上又换了个角度说：“像我这样的人，为了几个比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时全城的电灯都已熄灭，这两人站在黑暗中倒令人觉得关系非常亲密。乞丐说：“你不会责怪我吧？”
“不会，不会。我一点儿也不责怪你。”
这人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叫乞丐更气愤。乞丐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连杀人的事也干得出来……”
“那当然就不对了。”
“要是我把一个人的脖子掐住……也不对？”
“咳，一个快饿死的人当然有权利使自己活下去。”
乞丐怒容满面地望着穿运动服的人，而穿运动服的人却只顾说下去，倒像是他在探索一个理论问题似的。“自然了，如果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不值得冒这个险。我身上的全部财产只有十五比索七十五分钱。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任何东西了。”
“圣母玛利亚，”乞丐说，“你可真够抠门的。你对自己也这么狠心？”
穿运动服的人突然咯咯笑起来。乞丐又接着说：“你在说瞎话。怎么会舍不得买点儿东西吃——既然你有十五比索？”
“你知道，我要用这笔钱买点儿喝的。”
“什么喝的？”
“买一种不是本地人就不知道该怎样弄到手的饮料。”
“你是说酒？”
“是的——葡萄酒。”
乞丐向他凑近几步，一条腿挨到另一个人的腿，又把手放在那人的袖子上。这样，两人站在暗处就显得更加亲密无间了，简直像两个很好的朋友，或是兄弟。这时，住房室内的灯光也都熄灭，几辆停在山顶下面的出租车一辆辆开走了。这些车白天就停在那里等客，但是看样子又白等了一天。只见尾灯一闪一闪地经过警察驻地，随即消失不见。乞丐说：“朋友，算你今天走运。你肯给我多少钱？”
“买点儿喝的？”
“介绍你去找一个让你能买到白兰地的人——真正的韦拉克鲁斯白兰地。”
“我这个人喝酒的嗜好不同，”那个人说，“我要喝的是葡萄酒。”
“龙舌兰还是梅斯卡——那个人什么都有。”
“有葡萄酒吗？”
“有昆斯葡萄酒。”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穿运动服的人认真地说，“我所有的钱，只留下那六七十分零钱——只要能买到真正的葡萄酒。”山下河边什么地方有人在敲鼓，一——二，一——二。随着鼓点是不太整齐的走步声音，不是士兵就是警察正在返回驻地。
“你出多少钱？”乞丐急不可耐地又问了一下。
“这样吧。我把十五比索都给你，你出多少钱去买是你的事，我不管。”
“跟我来吧。”
他们两个向小山下面走去。拐角的两条路一条经过一家药店通到山顶，另一条通到下面的旅馆、码头和联合香蕉公司的货栈。一队警察扛着枪正往山上走。“等一会儿。”在这队警察里头走着一个下嘴唇外面龇着两颗虎牙的混血儿。穿运动服的人站在阴影里看着这队人从身旁走过去。队伍里的混血儿曾经把头转过来看了一眼，和他的目光对上，但警察很快就都走了过去，走进上面的广场。“咱们走吧，快一点儿。”
乞丐说：“这些人不管咱们的事。他们追捕的是大猎物。”
“你知道那个人跟他们一起干什么？”
“谁知道。也许是个人质。”
“要是人质，手就被他们绑起来了，不是吗？”
“我怎么知道？”这人生活在这个还允许穷人乞讨度日的国度里，所以多少还保留着一点儿行动的独立性。他说：“你到底要不要白酒？”
“我要葡萄酒。”
“我不敢保证准有这种或者那种酒。你只能买那个人手里有的。”
他在前引路，向河边走去。他说：“我连他现在在不在家都不知道。”硬壳虫成群结队地飞出来，爬满了人行道，一脚踩上就像一种叫马勃菌的小圆蘑菇“啪”的一声绽裂开，流出一汪黑水。河上飘来阵阵酸腐气味。一座街头小公园铺着石板的地面热气未减，蒙着一层灰尘。公园里一座将军的半身石雕像发出朦胧的光辉。这座城市唯一的旅馆底层安装着一台发电机，从远处就能听到它的嗡嗡转动声。一道同样爬满了硬壳虫的宽大的木板楼梯通到上面一层楼。“我已经尽力了，”那个乞丐说，“我能做到的也就是把你带到这儿来。”
从二楼一间卧室里走出一个穿黑色西装裤和白衬衫的瘦小的男人，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这个人蓄着贵族式的灰须，裤子上除腰带以外又多系了一副吊裤带。远处一个水管咯咯地响着。硬壳虫不断撞击着没安灯伞的电灯泡。乞丐同这个留着灰须的人认真地谈起来。在他们谈话的时候，电灯熄了一次，后来闪动了一会儿才重放光明。楼梯口堆放着许多藤椅，一块大石板上用粉笔写着旅客姓名——只有三名旅客，这家旅馆有二十个房间。
乞丐转过头来说：“那位先生出去了，旅馆老板是这么说的。咱们要不要等他？”
“时间对我来说不怎么重要。”
他们走进一间瓷砖铺地的空房间，房间里没有其他家具，只有一张铁床，看来倒像是有人搬了家以后偶然遗留下来的。他俩并排坐在铁床上等着。硬壳甲虫从铁纱窗的裂缝里不停钻进来。“这人可是个重要人物，”乞丐说，“他同总督是表兄弟——不论你想要什么，他都能给你弄到。但是当然了，得有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把你介绍给他。”
“他信任你吗？”
“我给他干过事，”乞丐坦白承认道，“他不能不信任我。”
“总督知道他的情况吗？”
“当然不知道。总督是个很严格的人。”
水管时不时咕噜噜地响一声。
“可他为什么能相信我呢？”
“咳，是不是酒鬼，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你还会来找他帮忙的。他卖的可都是好东西。你最好把十五比索交给我。”他仔细把钱数了两遍。他说：“我可以给你买一瓶最好的韦拉克鲁斯白兰地。你就看着吧，我准能买到。”电灯又灭了，他俩在黑暗中坐着，身体一移动，床就咯吱咯吱地叫唤。
“我不买白兰地，”一个声音说，“至少不买那么多。”
“那你想买什么？”
“我告诉你了——葡萄酒。”
“葡萄酒可贵了。”
“我不在乎贵不贵。要是没有葡萄酒，我就不买了。”
“昆斯葡萄酒成吗？”
“不要，不要。法国葡萄酒。”
“有时候他有加利福尼亚酿的葡萄酒。”
“那也成。”
“当然了，他自己弄来这些酒都是不花钱的。他从海关那儿拿来的。”
楼底下发电机又开始砰砰转动起来，电灯又发出暗淡的光芒来。门开了，经理向乞丐招了招手，两个人在外面谈了很久。穿运动服的人倚着床栏坐着。他的下巴在刮胡子的时候有几处被剃须刀割破了。他的面颊消瘦，带着病容，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一度曾生着胖胖的圆脸，现在脸上的肌肉都塌陷下去了，样子像个时运不济的买卖人。
乞丐走回屋子，说：“那位先生现在正在忙着，但很快就会回来的。经理已经叫一个仆役去找他了。”
“他在什么地方？”
“他正在跟警察局长打台球，没法马上就走。”他又在铁床上坐下，脚掌蹍碎了两只硬壳虫，他说，“这家旅馆不错。你住在哪儿？你是从外地来的，是不是？”
“啊，我是路过这个地方的。”
“那位先生是个有势力的人。最好也请他喝一杯。反正你也不会把酒都带走。在这儿喝跟在别的什么地方喝都一样。”
“我还是想留几口带回家去。”
“反正都一样。我的看法是，什么地方有把椅子，有只酒杯，什么地方就是家。”
“可是我还是想——”电灯又灭了，地平线上的闪电照亮了更大面积的夜空。遥远的地方一声声雷鸣传进屋内，像是这个城市的另一端正在进行一场周日斗牛盛会。
乞丐表示亲热地问他：“你是干什么行当的？”
“啊，我碰到什么就干什么——到一个地方说一个地方。”
两个人沉默不语地坐着，听到木板楼梯上有脚步声走上来。门开了，但是两人什么也看不见。一个人的声音表示无可奈何地骂了一句，问道：“谁在屋里呢？”接着一根火柴被划着，显出一个长着青胡茬儿的大下巴。火柴马上又熄掉了。发动机轰轰地响了一阵，电灯又亮了。来人没有什么精神地说：“啊，是你呀。”
“是我。”
上楼的是个长着一张面饼大脸的小个子男人，穿着瘦小的灰色西装，背心下面鼓囊囊地揣着支左轮手枪。他开口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什么也没有。”
乞丐走到门口，同那个人极其认真地低声谈起来，一次还用脚趾头轻轻踩了一下那人擦得锃亮的皮鞋。最后，那人叹了口气，鼓着腮帮子仔细看了看铁床，仿佛担心这两人刚才在床上做了什么手脚似的。他语气严厉地对坐在床上的穿运动服的人说：“你想要点儿韦拉克鲁斯白兰地，是不是？这是违法的。”
“不是白兰地。我不要白兰地。”
“要不要啤酒？”
这位总督的表兄弟大摇大摆地走到屋子中间，一脸盛气凌人的样子，皮鞋在瓷砖地面上吱扭吱扭地响着。“只要我想，就可以马上逮捕你。”他恫吓说。
穿运动服的人谦卑地说：“当然了，大人……”
“你以为我就没正经事干了，随便来了个要饭的犯了酒瘾，我就得伺候？”
“我不会来麻烦你的，要不是这个人……”
总督的表兄弟往地板上啐了口吐沫。
“如果你要我走开的话……”
那人继续用呵斥的语调说：“我不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我一直愿意给人帮忙……要是我有这个力量，要我办的事对我又没有什么损害的话。我是个有地位的人，你知道。我那些酒都是合法地弄来的。”
“那还用说。”
“我是花了钱才弄到的，我不能白给别人。”
“那还用说。”
“要是都白送了人，我就破产了。”他蹑着脚走到床前面，好像穿着的鞋有些夹脚似的。他把床上的床单拉开，回过头来说：“你不爱多嘴吧？”
“我懂得替人保密。”
“要是对路的人，我倒不介意你跟人家说。”草垫上有一个裂口，他从裂口里面先掏出一把稻草，然后又把手伸进去。穿运动服的人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转身望着窗外。他的目光落到外面街头公园、幽暗的泥土河岸和河面上航船的桅杆上。在这些景物背后，电光仍在不断闪射，雷声比刚才更近了。
“拿着，”总督的表兄弟说，“这一瓶我可以匀给你。酒是好酒。”
“我想要的可不是白兰地。”
“你不能挑。我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要是这样，我就只能把我那十五比索拿回去了。”
总督的表兄弟尖叫了一声：“你说十五比索！”乞丐连忙解释，来买酒的先生既想要白兰地，也想要一点儿葡萄酒。接着这两个人就站在床前头低声争论起价钱来。总督的表兄弟说：“葡萄酒很难弄到。我可以给你们两瓶白兰地。”
“一瓶白兰地，一瓶……”
“我给你最好的韦拉克鲁斯白兰地。”
“可是我要葡萄酒……你不知道我多么想喝葡萄酒……”
“我弄葡萄酒得花很多钱。你还能再给我多少钱？”
“我就剩下七十五分了，我的全部财产。”
“我可以给你一瓶龙舌兰酒。”
“不成，不成。”
“那你再给我加五十分……我给你一大瓶。”他在草垫里摸索了一阵，掏出几把稻草。乞丐向穿运动服的人递了个眼色，示意他把酒瓶的软木塞拔开，斟出一杯酒来。
“拿去吧，”总督的表兄弟说，“不要就算了。”
“好，我要。”
总督的表兄弟突然不像刚才那么蛮横了。他揉了揉手，开口说：“今天晚上可真够闷的。我看今年雨季来得比往常早。”
“也许阁下肯赏脸跟我喝一杯白兰地，庆祝一下咱们这笔买卖。”
“哎呀，哎呀……也许……”乞丐打开门，立刻叫人拿来酒杯。
“我有很长时间没喝葡萄酒了，”总督的表兄弟说，“也许该趁这个机会喝一杯庆祝庆祝。”
“当然了，”穿运动服的人说，“我听阁下的。”他带着痛苦和焦虑看着葡萄酒的瓶塞被打开。他说：“请原谅，我还是喝白兰地吧。”说着，他勉强摆出个笑脸。眼看着葡萄酒在瓶子里少了一截。
三个人都坐在床上，彼此干杯——乞丐喝的也是白兰地。总督的表兄弟说：“我为我的葡萄酒感到骄傲。这酒真不错，是加利福尼亚酿造的最好的葡萄酒。”乞丐又向穿运动服的人递了个眼色，向他做手势，于是穿运动服的人说：“再喝一杯吧，阁下——要么我敬你一杯白兰地？”
“我的白兰地也不错，但是我想我还是再喝杯葡萄酒吧。”他们又把自己的酒杯斟满。穿运动服的人说：“我要把葡萄酒带回去一点儿——给我母亲。她也喜欢喝一杯。”
“这对她身体有好处，”总督的表兄弟一边说一边把自己杯里的酒喝干，“这么说你还有个母亲？”他问。
“咱们哪个人没有呀？”
“哎，你真有福气。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他的手又向酒瓶伸过去，捻住瓶颈，“有时候我真想她。我总是叫她‘我的朋友’。”他又往自己的杯里倒酒，“我可以再喝一杯吗？”
“当然可以，阁下。”另外那个人无可奈何地说，喝了一大口杯里的白兰地。乞丐说：“我的母亲也还活着。”
“谁问你了？”总督的表兄弟横了他一句。他把身体往后一靠，铁床又咯吱一声响起来。他说：“我常常想，比起父亲来，母亲更像孩子的朋友。她引导孩子学会平和、善良、慈爱……每到我母亲去世的周年，我总到她坟上献上一束花。”
穿运动服的人本要打嗝儿，但出于礼貌把它压了下去。他说：“哎，我要是也能像你这样……”
“可你不是说你母亲还活着吗？”
“我还以为你是说你的祖母呢。”
“我怎么会是说祖母。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的祖母了。”
“我也不记得了。”
“我还记得。”乞丐说。
总督的表兄弟说：“你少说两句成不成？”
“我能不能叫他出去把这瓶酒包起来……为了阁下的缘故，最好不要有人见到我……”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别着急走。你在这间屋子爱干什么干什么。喝一杯葡萄酒吧。”
“我觉得白兰地……”
“那我就不客气……”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有几滴酒洒在床单上，“咱们刚才谈什么来着？”
“咱们的祖母。”
“大概不会吧。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我的祖母了。我能记得的最早的事……”
门开了。旅馆经理对屋子里的人说：“警察局长到楼上来了。”
“太好了。请他进来吧。”
“叫他进来好吗？”
“没关系。他是个老好人。”他又转过头来对另外的人说，“但是打台球的时候你可不能相信他。”
一个身穿衬衫和白色长裤，皮带上别着左轮手枪的高大肥壮的人出现在门口。总督的表兄弟说：“进来，进来。你的牙还疼不疼？我们正在谈论我们的祖母。”他又呵斥乞丐说，“快点儿把你坐的地方让给局长。”
局长仍然在门口站着。他看着这几个人，有些尴尬地说：“好啊，好啊……”
“我们凑到一起，正在乐一乐。你也参加好不好？这对我们可是件荣幸的事。”
警察局长的目光落到葡萄酒上，脸上立刻有了笑容。“当然了——不管什么时候，喝口啤酒都不是坏事。”
“太对了。来，给局长倒一杯啤酒。”乞丐用自己的玻璃杯斟了一杯葡萄酒递过去。局长在床上坐下，一口气把酒喝干，马上又自己去拿葡萄酒瓶。他说：“这啤酒真不坏。非常好的啤酒。只有这一瓶吗？”穿运动服的人焦急地看着，连身子都僵直了。
“我怕就只有这么一瓶。”
“干杯！”
总督的表兄弟说：“咱们刚才谈到哪儿了？”
乞丐说：“谈到记得的第一件事。”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局长假装思考了一会儿，开口说，“可这位先生没有喝酒啊！”
“我可以喝一点儿白兰地。”
“干杯！”
“干杯！”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第一件事是我初领圣体。啊，灵魂在激动，父母围在我周围……”
“且慢，你有多少父母？”
“一父一母，那还用说。”
“两个人怎么能站在你周围——至少得有两对才能站在四边——哈哈……”
“干杯！”
“干杯！”
“我没有两对父母。我想说的是，生活真是莫大的讽刺。后来给我主持圣事的神父，一位老人，被枪毙了。是我监督执行的，因为那是我的职责，我不得不履行。可是执行的时候，我掉了眼泪。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并不认为自己心慈落泪是件丢脸的事。叫我感到一点安慰的是这位老人可能已经成为圣人，在为我们祈祷祝福呢。”
“这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生活本来就很神秘。”
“干杯！”
穿运动服的人说：“喝一杯白兰地好不好，局长？”
“葡萄酒瓶子里已经剩下不多了，我看我就……”
“可是我非得带一点儿回去给我母亲不可。”
“带这么一点儿回去？对她太不恭敬了。就剩下一点儿酒渣子了。”局长把瓶子拿起来，翻过来把里面的酒一边往自己的杯里倒，一边咯咯地笑着说，“你们谁能说啤酒就没有渣子？”他举着酒瓶，突然在半空停住，吃惊地说：“怎么啦？你怎么哭起来了？”三个人都张着嘴愣愣地看着穿运动服的人。那个人说：“请原谅我，先生们。我总是这样——喝一点儿就醉，一醉我就看到……”
“看到什么？”
“我也说不清，我好像看到世界上的一切希望都一点点地消失了。”
“老兄，你是个诗人。”
乞丐说：“诗人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一道闪电像块大白床单似的在窗前抖了一下，头顶上突然响起一声惊雷。贴近天花板上的一只灯泡闪了一下便熄掉了。“对我手下的人来说这真是个坏消息。”局长说，一面踩碎爬近脚边的一只硬壳虫。
“为什么是坏消息？”
“雨季来得这么早。你们知道，我手底下的人正在外面追捕逃犯。”
“那个外国佬？”
“外国佬关系倒不大。可是总督发现还有一个神父。你们该了解他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我要是总督，我就不去管这个可怜虫了。他不是饿死、病死，也会出来向我们投降的。反正这个人也没什么用了，好事、坏事都干不了了。可不是，几个月以前还没人发现他在外面逃窜。”“那你可得赶快动手把他抓住。”
“哎，他不会有机会溜掉的，除非越过边境。我们找到一个发现线索的人。这个人跟他说过话，一起过了一夜。咱们说点儿别的吧。谁愿意在警察局干事？”
“你想他会藏在什么地方？”
“你们不会想到的。”
“为什么？”
“他就在这儿——在这个城市里头。这是推断。你们知道，自从我们开始从村子里扣押人质后，他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走到哪儿都被赶走，没有人肯收留他。就这样，我们谈到的这个人到处流窜，像个无主的野狗。早晚有一天他会撞到我们手里，到那时候……”
穿运动服的人问：“你们非得杀那么多人质不可吗？”
“没杀太多。也就枪毙了三四个。好啦，这是最后一杯啤酒了。干杯！”他意犹未尽地把酒杯放下，“也许现在我可以喝一口你的——就说是汽水吧。”
“当然可以。”
“我从前见过你没有？你的脸有点儿……”
“我怕我没有过这种荣幸。”
“这是一件神秘的事。”局长说。他把一条又粗又长的胖腿一伸，把乞丐轻轻往门那边推了推。“你总觉得有些人从前就见过，有些地方从前就去过。也许是在梦里头，或者是前生的事？有一次我听见一个医生说，这同你集中目光凝视有关。但这个医生是个美国佬，一个唯物主义者。”
“我记得有一回……”总督的表兄弟说。闪电接连射到河边码头，惊雷轰打着房顶。整个国家都处于这样的气氛中——室外暴风雨肆虐，室内人们无聊地闲谈，正像他们这几个人坐在床上谈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似的。“神秘”啊，“灵魂”啊，“生命的源泉”啊，这些词一再出现在人们的谈话里。他们没有可做的事，没有可以信仰的教义，也没有可以去的地方。
穿运动服的人说：“我想也许我该活动活动了。”
“到哪儿去？”
“噢——找个朋友。”他含混地说，把手一挥，像是他有许许多多朋友似的。
“你最好把你那瓶酒也带着，”总督的表兄弟说，“反正你也付过钱了。”
“谢谢你，阁下。”穿运动服的人把酒拿起来。瓶子里这时大约只剩下一个底儿了。至于另一瓶，那瓶葡萄酒，早已空空如也。
“别叫人看见，朋友，别叫人看见。”总督的表兄弟厉声说。
“噢，当然了，阁下。我会小心的。”
“你用不着叫他阁下。”局长说。他哈哈大笑起来，一脚把乞丐从床上踹到地下。
“不，不，这是……”他侧着身子小心地走出屋子，一对红肿的眼睛下面还带着泪痕。他走到外边厅堂里以后，听见屋子里的谈话又开始了——“神秘”啊，“灵魂”啊什么的。这些话大概永远谈不完的。
硬壳虫不见了，看来都被雨水冲走了。雨水笔直地从天空倾注下来，而且越下越大，像是往棺材板上凿钉子。但是空气并不因为下雨而变得更清洁。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黏附在衣服上。神父在旅馆门口站了几秒钟，身后隆隆地响着那台发电机。他快步走了一小段路，站到另一幢房子门口，目光越过将军的半身雕像，望着停泊在河边上的一些小艇和一艘竖着铁烟囱的旧驳船。他不知道自己该到什么地方去。这场突然下起来的暴雨他预先根本没料到，本来他认为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河边睡一觉，总可以胡乱熬过一夜的。
几个士兵从街上向码头走去，一路气呼呼地争论着什么，一任雨水在身上流淌。看来这几个士兵对淋雨一点儿也不在意，因为他们的情况反正已经够糟的了。神父把靠着的门推了一下。这是一家酒馆，木门只有膝盖以上的半扇。他从雨地里走进屋子：摆着汽水的货架，一张台球桌，串在绳子上的筹码，三四个人正在打台球。酒吧的柜台上扔着不知是哪个人的手枪皮套。神父走得过于匆忙，碰了一下一个正在打球的人的胳臂。那人怒冲冲地咒骂了一句。这是个红衫党。天哪！难道什么地方都不安全，连一分钟的安全也没有？
神父低声下气地向他道歉，一边连连向后退。没想到他的动作太慌张，衣服口袋撞在墙上，口袋里的酒瓶哐啷响了一声。三四张脸同时向他这边望过来，每张脸都显出准备整治人的兴高采烈的神色。闯进来的人不是熟面孔，他们这回可有乐子了。“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红衫党问。这人是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生着一张讥嘲、傲慢的嘴，嘴里镶着几颗金牙。
“柠檬水。”神父说。
“你带柠檬水干什么？”
“晚上用得着——我得服奎宁。”
红衫党摇摇摆摆地走到他跟前，用台球杆的粗头捅了捅他的衣袋。“柠檬水，是吗？”
“是柠檬水。”
“好吧，让咱们看看你的柠檬水。”他转过头来对另外几个人说，“我在十步以外就闻得出来贩运私酒的。”他把一只手伸进神父的衣服口袋里，掏出里面的白兰地酒瓶子。“看吧，”他说，“我不是说了吗——”神父猛地往活动门上一扑，一下子蹿到外面雨地里。“抓住他。”一个声音高喊。这回这些人可要好好乐和一下了。
神父从街上往上面的广场方向跑，先往左转，再往右转——幸运的是街道很黑，也没有月光。只要他不在亮着灯的窗户前面显形，就没人看得见他。他听到追赶他的人彼此招呼的声音，他们并没有放弃追捕。这个狩猎游戏远比打台球有意思。远处响起了哨音，警察也参与进来了。
这里本来是当年他怀着雄心壮志计划在康塞浦西昂合理地欠下一笔债务后就升迁过来的城市。现在他却不得不在这里东躲西藏成了逃犯。他一边在街道里曲里拐弯地奔跑，一边想着大教堂、蒙太兹和一位他认识的修道院院长。隐藏在他心坎深处的逃命愿望有那么短暂的一刻叫他觉得自己的处境又可怕又有些滑稽，不觉哧哧笑起来。他气喘吁吁地跑一段路，笑一阵。黑暗中吆喝声和哨子声连连传来。雨这时又下起来了，雨点敲打、跳跃在拆除教堂改建成的游戏场的水泥地上。游戏场现在形同虚设。因为天气炎热，没有人来这里打球，只有几架秋千像绞架似的伫立在广场四周。他又向山下跑，他想到一个主意。
身后的叫喊声越来越近了。不久，从河岸一边也有一群人追过来。但这群人受命追捕只是为了应差，神父听得出来这些人脚步缓慢，他们是警察和官府人员。他现在身处两组追捕人中间——一组业余狩猎者，一组官差。他认识自己要找的那扇门。他一把把门推开，闪身跑进小院，随手又把身后的门关上。
他站在黑暗的院落里喘着气，听着街道上走近的脚步声，雨仍然不停地倾注下来。这时他发现窗后正有一个人注视着他。一个抽缩的又小又黑的头，像是旅游者在南美旅行时购到的枯干的头颅。他走到玻璃窗护栏前边，叫了一声：“何塞神父吗？”
“在那儿呢。”第二张面孔在摇曳的蜡烛光里出现在第一个人的肩膀后面，接着是第三张面孔，人脸像蘑菇似的一个个现出来。他蹚着雨水穿过小院向后跑，用力敲打一扇门，他可以感到那些人正在身后望着他。
何塞神父穿着一件肥大的睡衣，拿着一盏灯出现在他面前，他有一两秒钟根本没有认出这是何塞。他最后一次同这个人见面是在一次教会会议上。何塞神父坐在会议室后面一排座位上，啃着手指甲，一副生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样子。其实他的害怕纯属多余，因为坐在大教堂里的神职人员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是谁。奇怪的是，何塞神父现在的名声反而比所有那些人都大了。他轻轻叫了一声“何塞”，在雨水和黑暗中向何塞挤了挤眼睛。
“你是谁？”
“你不记得我了？当然了，已经这么多年了……你不记得那次在大教堂开会……”
“噢，主啊。”何塞神父说。
“他们正在抓我。我想今天夜里也许我可以……”
“快走，”何塞神父说，“快点儿走。”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是个贩卖私酒的——但要是把我带到警察局我的身份就暴露了。”
“小声点。我老婆……”
“给我找个地方藏起来。”他低声说。这时候恐惧开始向他袭来了。也许是白兰地的酒力已经逐渐消失（在这种炎热潮湿的地区酒力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酒精的效力很快就从腋下渗透出去，或从额头随着汗液滴落），但也许是求生的欲望像个旋转的轮子，又转了回来——只要能活，怎么样活着都可以。
何塞神父的脸在灯光中是一张充满仇恨的脸。他说：“你干吗来找我？你干吗觉得……你要是不走我就喊警察了。你知道我是怎样一种人。”
神父乞求说：“你是个好人，何塞，我一直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要是不走我就大声喊了。”
他努力回忆何塞为什么对他怀着仇恨。街头又传来话语声，人们在争论，接着就有人敲门。他们是不是想一幢房子一幢房子搜查啊？他说：“如果我过去得罪过你，何塞，那就请你原谅我吧。我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我不是个好神父。我心里一直认为你是个比我更好的人。”
“走吧，”何塞对他吼起来，“快走。我这里不要殉教者。我跟教会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尽量把一肚子的狠毒化作嘴里的一口唾沫，向对方的脸上啐去，可惜力量不够，半道儿就掉在地上了。他骂骂咧咧地说：“快点儿去死吧！这是你的职责。”说罢，他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小院的街门一下子从外面推开，警察一拥而入。他看到何塞神父正从窗户里往外窥视，接着一个身穿白睡袍的又高又大的人形就把何塞包裹住，把他从窗前拉走了。这个高大的人好像是何塞的守护天使，一下子就把他从人际纠纷中解救出来。这时候一个声音说：“就是他。”说话的人是那个年轻的红衫党人。他把攥着的手松开，一个纸团悄然落到何塞神父住房的墙边。扔掉这个纸团也就意味着他同过去的全部生活永远告别了。
他知道熬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一切就要收场了。当那些人从他衣服口袋里往外拿白兰地酒瓶的时候，他默默地背诵起悔罪经来。但是他的思想却不能集中。死前悔罪的谬误就在这里：忏悔是长期修行、自律的果实，只靠恐惧感是做不好的。他逼迫自己带着羞愧感回想他的那个孩子，但泛上心头的却是眷恋和疼爱，而不是耻辱——这个孩子今后会怎么样？他觉得自己犯罪已经这么久了，好像已成为一幅古旧的画，丑陋已经淡化，只留下雅致了。那个红衫党在石头路面上把酒瓶摔碎，一股酒精味向四周散开，但是气味并不太强，因为瓶子里根本没有多少酒了。
这以后他们就带着他离开了这个小院子。一旦把他抓到，所有这些人，除了他碰了球杆的红衫党，就都对他非常友善了。他们还拿他四处乱跑跟他开玩笑。但是他却无心搭腔，他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如何保全自己，逃出这次劫难。这些人什么时候才会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什么时候他会见到那个混血儿或者问过他话的中尉？这群人押着他缓缓走到山顶小广场。当一行人走进警察局的时候，大门前一支来复枪的枪托在地上擦了一下。一盏电石灯冒出黑烟，熏着原来刷过白灰、现在已经污渍斑斑的墙壁。院子里横七竖八挂着许多吊床，每张吊床上都睡着一个士兵，像是一只只捆在绳网里的家禽。“你可以坐一会儿。”一个人说，像个熟人似的把他往一张凳子上一推。现在好像一切都无可挽回了。门卫在大门外边走来走去，院子里吊床上发出的鼾声此起彼伏。
一个人跟他说了一句什么，他不知所措地张着嘴望着那人说：“什么？”警察同红衫党两方正在争论，要不要把某个人叫出来。“这是他的职责啊。”红衫党不断重复这一句话。这个年轻人长着两颗兔子似的大门牙。他又说：“我要把这件事报告给总督。”
一个警察问：“你承认犯了法吗？”
神父说：“承认。”
“你看，”警察说，“你还想要干什么？罚他五比索。为什么还去惊动别人？”
“罚他的五比索给谁？”
“这事用不着你管。”
神父突然开口说：“谁也拿不到五比索。”
“谁也拿不到？”
“我的全部财产只有二十五分钱。”
通到里面一间屋子的门开了，中尉走了出来，吼道：“你们这么吵吵嚷嚷干什么？”警察懒懒散散地走过来，不很情愿地向中尉敬了一个礼。
“我抓到一个人，身上带着酒。”红衫党说。
神父坐在那里，目光垂到地面上……“因为被钉上十字架……钉上十字架……钉上十字架……”悔罪的词句卡在那里，说不下去了。他感觉不到悔恨，只有恐惧。
“好啦，”中尉说，“你真爱管闲事。这种人我们一天抓十几个。”“要不要把那个人带进来？”一个人问。
中尉看了一眼那个卑躬屈膝、弯着腰坐在板凳上的人。“站起来。”他说。神父从凳子上站起身。他想，现在全完了，现在……但是中尉的眼睛却向门外望去，瞟着门外警卫松松垮垮地来回踱步。他的一张黧黑的瘦脸满面愁容，看上去心事重重……
“他没有钱。”一个警察说。
“圣母玛利亚，”中尉咒骂道，“我就永远教不会你？”他向门口的警卫走了两步，转过脸说，“搜搜他。要是真没钱的话，就圈进牢房，叫他干点活儿……”中尉走到门外，突然抬起手，扇了门卫一个耳光，张口骂道：“你是在睡大觉吗？走路就得提起精神来……要精神。”他又重复了一句。电石灯仍然熏着用石灰刷过的墙壁，院子里飘来一阵阵小便的臊味，士兵们在吊床上安然睡觉。
“要不要把他的名字记下来？”一名军士问。
“当然要记下来。”中尉眼睛望着别处说。他神经质地快步走过电石灯，走到院子中间，在雨地里站住。雨点落在他整洁的军服上。他心神不定地向院子四周看了一会儿，仿佛有一件什么心事。给人的印象是，他正被一种秘密的感情折磨着，连他正常的生活日程也被打乱了。他又走回屋子，他一刻也安静不下来。
军士推着神父，走进里面一间办公室。灰皮开始脱落的墙壁上挂着一份色彩艳丽的广告日历，一个穿着浴衣的黑皮肤混血女郎正在宣传一个什么牌子的汽水。不知什么人在上面用规规矩矩的字体写了几个铅笔字——一句易于为人接受而又过于自信的口号：“人们能失去的只有身上的锁链。”
“名字？”军士问。他没有怎么思索就说：“蒙太兹。”
“家住在哪里？”
他随便说了一个村庄的名字。他一直望着照片中的自己出神。照片上，他坐在一群身穿浆洗过的白纱衣服的初领圣体的少女中间。有人在他的头部画了个圆圈，把他突出出来。墙上另外还有一个头像，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来了一个美国佬，因为杀人和抢劫银行而被通缉。
“我猜想，”军士用探询的口气说，“你多半不认识卖给你酒的那个人吧……”
“不认识。”
“你辨认不出他是谁了？”
“辨认不出了。”
“就这样吧。”军士表示认可，他显然不想多找麻烦。他极其随便地拉着神父的一条胳臂，领着他走过院子。他拿着一把特大的钥匙，就像道德剧或者神话中用作道具的钥匙似的。吊床上的人有几个在翻身，一个胡子拉碴的大下巴从床沿中耷拉下来，活像摆在肉店柜台上的一块没有卖掉的肉，一只带着伤疤的大耳朵，一条长满黑汗毛的大腿。神父想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混血儿的脸会出现在一张吊床上，那张脸一定会因为看见他而乐得开花的。
军士用钥匙打开一个铁栅栏小门，用靴子踢开挡在门口的一件什么东西。他说：“他们都是好人。这里关的都是好人。”他一边说一边又踢了几脚，把横在门边的几个人踢开。扑面而来的是一阵污浊的空气，有人正在一片漆黑中哭泣。
神父站在门口不肯迈步，他想看清里面的情况。他说：“我的嗓子干极了。能给我一口水喝吗？”室内的臭气一个劲儿往他鼻孔里钻，他直想呕吐。
“等天亮再说，”军士说，“你喝得已经够多的了。”他把一只大手放在神父背上，把他轻轻推进牢房，“砰”的一声关上狱门。神父踩到一个人手上，又踩到一只胳臂，他把脸贴到铁栏上抗议说：“这里没地方了，而且我什么也看不见。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军士在院子里的吊床中间笑起来。“朋友，”他说，“朋友，你还从来没有蹲过大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