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1935年3月宣布“国防自由”以来，这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个新的执掌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自1934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理任务的“局”。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陆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爵认为，在德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布洛姆贝格及其指挥参谋部的地位一直处在激烈的争议之中。在国防军首脑机关的日常工作处在无休止的争吵的条件下，举行了数次国防军统帅部图上演习、军事调研会、司令部演习，以及1937年的唯一一次国防军军事演习。在这些演习中，这一新组建的指挥机构首次受到考验，同时也受到不断的非难，以及军争上异乎寻常的反抗。
面对这一切，国防军最高司令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走着他已经开辟的路，同时——自1935年——他的作战处处长约德尔上校给予他以狂热的支持，为此约德尔甚至拒绝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布洛姆贝格除了计划在将来组建一个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内的“国防军部”’以及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以外，1937年所要解决的眼前问题是要设立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的所谓“国防军总司令”。他应当取代陆军各军区司令的职位，包揽国防军的一切任务，其中包括维护领土主权、内政和防御问题、国防经济和征兵事宜。
工作上的紧张和对立也渗透到了人际关系之中。结果，隐藏在从陆军脱颖而出的、目前担任要职的将军们之中的分裂逐步公开化。他们毫不犹豫地与周围同事结成亲密伙伴，使最高军官团分为两大派：一派是民族社会主义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旧的陆军派。
尽管如此，布洛姆贝格不仅在一触即发的混乱之中，使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在组织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还想利用他优越的地位及其军事权威，对战争政策施加决定性、至少是制约性的影响，或者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施加影响。当时发生的几件典型事例，足以说明布洛姆贝格的态度。希特勒曾于1937年11月5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出“生存空间”理论，国防军总司令和陆军在反对这一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当希特勒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要求进行备战时，布洛姆贝格在同年12月13日作的一次报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国防军战争潜力的极端不足，特别是弹药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为避免战争危险而持的反抗态度。一年前，他还曾激烈反对大量军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此事很少为人所知，至使陆军总司令没有表态的余地。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担任要职的将军们、总参谋部和陆军时，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布洛姆贝格用他宽厚的脊背隔在我与国防军之间。这是时代的产物。”
希特勒攫取军权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将这一“障碍”铲除了，自己接管了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当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原封未动的布洛姆贝格的参谋部里委任凯特尔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之外，在希特勒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之间再没有任何机构了。实际上，当时围绕国防军参谋部，特别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军抬挥参谋部，在陆军和海军的备忘录里或口头表述中，又再次引起争论。从那时候起，戈林一头倾倒在凯特尔一边。所以，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偏爱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还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无条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忠实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觊觎整个国防军的指挥大权。即使不能成为布洛姆贝格的继承者，也许会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为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中的一名常务代表。基于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军总司令的职位，使他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海军总司令联合起来，激烈反对新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亲自接任国防军最高指挥后，他的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现在不是组建一个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问题，而是必须使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成为全部作战指挥问题的最高顾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应当编入陆军总参谋部。
使人感到离奇的是，贝克上将于1938年2月再次在凯特尔面前对陆军的要求进行辩护时，其所用的言辞与希特勒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第一次谈话相差无儿。约德尔在他的记录中对他们如出一辙的谈话作了这样的记载：两者都说：“陆军对德国来说是决定性因素。”于是，贝克便从中得出结论：“陆军必须领导战争。”希特勒则指出：——尽管是充满理智的——“其他军种只能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身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谨慎从事，防止将来他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受到了陆军总司令部，以及陆军总参谋部精神的束缚。然而，贝克也不仅仅是企图为当时的国防军树立一个健全的领率体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码事，即当陆军执掌国防军控制大仅之后，不是“进行”战争，而是避免战争。关于他的这一思想——撇开他后来的行动不谈，仅从他所说过的话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写道：“政治..产生于陆军的效率。陆军是政治的最强大、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效率也可以决定政治企图的界限。”这些潜在的、重大的矛盾，陆军想设法给以解决，但直到1938年2月仍悬而未解。这种矛盾不用说是当时，就是时至今日还未被世人所知。
1938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现行体制，似乎最终结束了在组织领域内甚至波及到陆军高级职位的争夺。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到，这一由布洛姆贝格所建立的体系的主要承担者，他多年的助手凯特尔和约德尔所取得的胜利，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被无所不管的独裁者兼并，他们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的期望也化为泡影。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防军统帅部由于希特勒的接管，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已失去了它的纯军事特点。更有甚者，过去在布洛姆贝格领导下的国防军总司令部“对政治领导来说曾是维护军队利益、对国家领导来说是履行自己职责的实际军事指挥机构”，现在，却成了一个“工作班子”，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家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这位新任最高统帅从走马上任伊始，几乎没有几个星期，即在他还未开始滥用职权达到强权目标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据凯特尔将军的能力和素质，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当了“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参谋长的身份辅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没有考虑给他什么职务可是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对希特勒在贺饲中的一句话深信不移，经久不忘。希特勒说：“您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国防军问题上的唯一顾问。”凯特尔铭记着这一颂词走上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从此，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衡，这就成了他走向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出于其它企图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和别人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子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首脑对他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且愈演愈烈。这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些军官把维护与“党”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1938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上或实践上为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的、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2月18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的消息后，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3月9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从罗马赶回，以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3月10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已在希特勒那里。“10时驱车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5个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3月11日国防军统帅部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令“全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度紧张。这是作者1938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只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企图，直至1938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长之职后为止。在1938年9月9日夜直至次日4时召开的纽伦堡“帝国党代会”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度，要求他们改变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陆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失败，但他无力阻小。”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利用这一机会，“根据他从纽伦堡得出的令人沮丧的经验，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发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强调说：“他绝不容忍国防军统帅部的军官们随意进行批评，不允许他们牢骚满腹和吹毛求庇”。对凯特尔表示完全支持的约德尔上校，根据希特勒在9月12日一次讲话中谈到的“与捷克进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这句话，希望“在我们人民和军官团中有更多的人，能够为他们的怯懦和自负而脸红”约德尔在他这篇日记的结尾写道：此外，元首还知道，陆军总司令向他的将军们寻求支持，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险行动并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无力对元首施加影响。
正因为如此，纽伦堡笼罩在冷若冰霜的气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元首背后虽有全国人民作后盾，却得不到陆军将军们的支持。
我认为，他们只能以实际行动来补偿他们由于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顺而犯下的过错。这与1914年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在军队里只有一种不顺从，即将军们的不顺从，这种不顺从归根结底来自于他们的狂妄自大。他们不再相信和顺从元首，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他们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战中的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麦以来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早在纽伦堡会议以前，就明显地出现了危险征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灾难性政策及其在军事要求上执掌大权的必然结果。新任陆军总司令在忠于职守，以及包含其中的“对全国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方面可与其先辈媲美，然而却被希特勒扼杀在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国防军统帅部的首脑们，对布劳希奇在哈尔德的支持下，在纯军事指挥问题上仍固执己见表示愤懑不平。为此，他们重申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军事领域为他铺平道路。这显然同布洛姆贝格所寻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布洛姆贝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发展而过早夭折，但在其作战处里，始终保持有6至8名军官。然而从现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却落得一个在独裁音进行本能的政治干预与其所产生的军事后果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往这边移动，则毫无影响；往另一边移动，就必须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认可。这样，参谋部在国防军传统体制里，比过去更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权威之外，别无他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苏台德危机达到白热化程度时，作者被调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准备在熟悉一段工作之后接替约德尔的职务。作者当时的亲自经历也许更能说明当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状态。约德尔首先向我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他说，不仅苏台德地区已并入德国——这已通过新闻界为众人所知，而且还将彻底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政体作为备战的目的。紧接着，约悠尔将话锋一转，又谈到了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他说，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因反对希特勒计划而被免职，由哈尔德接任。此消息未向舆论界以及在国防军的更大范围内宣布。尽管人员作了更换，但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仍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抗希特勒观点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国防军统帅部的每个成员，采取更明确的态度，注意个人与陆军总参谋部接触时的言行举止。
使人震惊的事情层出不穷，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举。接着他说，在这种紧张的态势下，什么是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在世界范围内要完成的任务呢？英国和法国是潜在的对手，意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对问题必须从战略角度去思考。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对问题作出回答，而是指着地图，介绍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细节，顺便提到了预先占领“西壁工事”的意图。此项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款额之大令人吃惊，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此项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为进行将来的对捷作战，陆军总参谋部所作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的一项。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8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处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9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底改变当时的状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于1939年10月1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之。然而，约德尔却重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的如意打算化为泡影。
1939年3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都没有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兰战局伊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长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月3日将文件下发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谋部放弃了他们一度走过的、与国防处保持密切合作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尽管国防处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
希特勒是这种事态发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这种尔虞我诈之中，按照“分权制和主管人员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渔人之利。国防军高级参谋部的这些弱点及其灾难性的影响，不单单是由于国防军统帅部组织无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归咎于三军种的态度。他们不是联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对希特勒，而是想法设法对这个“工作班子”行破坏之能事。
踏上战争之路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从——纽伦堡法庭称之为——“关键性会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会商是于1939年5月23日举行的。会上，陆军总司令部的将领在柏林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进攻波兰的展开、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事先既没有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通报，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会商，替代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的却是陆、海军总司令。在会商会上，希特勒无视他的指挥参谋部的存在，为准备未来的欧洲“进攻计划”，他要求在国防军统帅部里组建一个“小型研究班子”，凯特尔对此毫无察觉。希特勒要求，这个班子应包括陆、海、空三军代表，负责进行“最高等级上的作战精神准备”，——大概是指战略上的精神准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希特勒在这里以蹩脚的军语所描绘的任务，正是在正常条件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所肩负的职责，也是他一开始就赋予它的任务，尽管它的职贡不是拟制一项进攻计划，它的真正军事职责是保卫帝国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没有提到未来的战略方针，也没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会议还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角度说明，国防军内严重缺乏秩序和信赖，这也是身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在当时和后来时常向国防军首脑们流露的。会议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没有高级军事首脑参加的情况下，在柏林举行了经长时间谈判而与意大利缔结的所谓“钢铁盟约”的隆重签字仪式。这份条约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从性质上说毫无疑义是军事同盟，它要求国防军要承担重大义务。然而，在这个条约的准备和缔结过程中却没有那个军事机构参与；甚至希特勒还在于1939年3、4月间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唯一一次有双方国防军司令部代表（意方为帕里阿尼将军，德方为凯特尔将军）参加的，会谈中严禁讨论战略问题，因此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没有向与会者透露任何有关该条约的重要军事内容。议定书的主持人施蒙特中校仅向与会者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保守秘密——即指进攻波兰的计划——是取得胜利的前提。这个计划，即便是对意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对于意大利来说，只有突破马奇诺防线，此问题还有待研究。”尽管作者当时是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但所获悉的有关这次会商的内容，也只是凯特尔知道的那一点点。其中没有任何超出波兰战局计划的内容。这些消息，同时联系到当时的政治事态，作者毫无疑义地认为，希特勒企图发动一场新的“鲜花战争”，并将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一名长年作约德尔的首席助手——当时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贝格中校接替。此后，他们不再心甘情愿地继续充当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为其战争目标服务。他们尽管认识到自己地位的严重虚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对希特勒企图进攻波兰的行动，以及用现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战争的企图。
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关系到希特勒的战争计划的事，而只以他特别感兴趣的数据使这位国防军最高统帅相信，欧洲西方列强的军备远远超过德国的潜力——虽然希特勒不愿意将西方的介入考虑在内。他们将此项计划的目的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作了说明，凯特尔稍加思索后便给以否定。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会立刻看穿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对他的决断施加影响，参谋部从而将失去他的信任，此项计划由此宣告失败。紧接着，有人提出另一个建议；按照过去的模式，于1939年夏季，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国防军司令部演习，请希特勒亲自指挥。他们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要特别向希特勒说明，指挥此次演习，对位居国防军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来说，是一次对内对外进行宣传的大好机会。他们满以为这次会稳操胜券。结果，这个本想让希特勒在演习中亲眼看一看他的冒险行动将遭何种厄运的计划，又败在凯特尔手里。凯特尔说，让元首和总理指挥一次司令部演习是一种绝推可能的苛求。结果，这个企图利用希特勒想在战争中指挥国防军欲望的计划仍未获任何结果。
对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来说，利用凯特尔的地位，对时局施加影响的经验，似乎已经失效。在此期间，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没有再透露出一点关于战争危险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对其备战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国防处商谈，使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军官们，在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前几周，处在一种奇特的、使人不适的真空之中。他们承担的唯一具有意义的任务是，按照“鲜花战争”时期的格式为武力解决与波兰冲突的行动拟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举了根据陆、海、空三军的报告而制定的最重要的准备措施及其完成的时限，关于完成这些措施的命令须由希特勒作出最后决定。此外，除了指出对敌情报机构进行伪装外，还指出了在非常情况下，停止从展开转入进攻或取消这次行动的时间。这份大事年表堪称指挥参谋部从事“档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这份文件也没有使领率机构就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作出决断。
早就住在“山间别墅”的希特勒，从8月中旬起，由于陆军对其展开计划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图，使他的军事活动再度频繁起来。希特勒的副官也将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请来参加这一活动。使他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头对陆军总参谋部长施加影响。以凯特尔看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于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国防军统帅部的书面“指令”而引起的陆军的过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陆军的展开方案也确有改进，这是显而易见的。
8月22日，希特勒在“山间别墅”的大厅里，对将在进攻波兰的作战中担任三军指挥的全体高级将领们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给人一种大战在即的感觉。然而，他的讲话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后一次说服三军将领们，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特别是确信西方列强将不会介入冲突。前一天，斯大林准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已众所周知，这正是促使希特勒论证他这一“命题”的主要原因。当天下午，三军总司令详细报告了各军种直至集团军的作战计划。希特勒询问了每个细节，兴致越来越高，竟将在座的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处长忘得一干二净。
发表这种鼓动演讲，三军总司令随后作报告，少数指挥官大谈其军人的信念，这成了作为政治家和最高统帅的希特勒的习惯。在以后的每次重大战局前，以及其他重大军事行动前，直至1944年秋季阿登战役和莱茵河上游战役前，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习”这种经过考验的、具有说服力的形式。
到了8月23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无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规定的最后期限，命令国防军于8月26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使紧张气氛骤然达到顶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向最高党政机关发出通报，以便使它们采取一切措施支援国防军，特别是在战争爆发时保护居民安全，维护公共秩序。这件事再一次表现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践踏任何一项按计划进行的军事工作。在国防军统帅部领导下，多年与政府各部和“党务办公厅”共同为战时所作的准备工作，并按军事惯例编写的《民事管理动员手册》，均在最后一刻被希特勒毁弃。希特勒将波兰战局当成国防军的一次“特别行动”，而不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月26日至31日之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月3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月25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话却是：“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公里处的措森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9月1日，没有考虑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在任时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有采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呢？对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重大抉择面前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9月3日出人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动与“即兴创作”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事指挥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官——这是事先没有安排的义一个排挤指挥参谋部的措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对这一切却漠然置之。对他更重要的是党、记者、摄影师、医生和随身警卫，还有他信赖的、陪他晚间聊天、听音乐的女随从，这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会忘记的。在几次“鲜花战争”中，他也是以同样方式横跨国土驶向奥地利，通过苏德台抵达布拉格。因此，此次波兰战局只不过是一次特别行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