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31日由柏林发出的“第1号指令”和9月3日的“第2号指令”，是全军实施统一指挥首次采用的手段。国防军统帅部所颁发的这种指令是吸取了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的经验，模仿命令的措辞和内容拟制的，它对最高军事指挥来说是一种适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于“命令”，它不是将下级约束在指令上，而是为了避免超出具有远见的方针所规定的范围，有意不表露领导的意志。此外，“指令”应当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之有效。起初，为了与当时国防军领率机构的体制相适应，1939年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只下达给陆、海、空二军总司令部。后来，统帅部开始将指令直接下达给下属单位，数量与日俱增，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特性。
第1号指令发出之时，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完成。8月31日0时30分，即最后期限前14个小时，由总理府副官处发出的一则短讯足以说明部队已根据由希特勒批准的三军计划，由展开转入“武力解决”。指令中也只说，“进攻波兰是根据‘白色方案’（波兰）所采取的准备措施进行的”。同时，根据三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对“西部作战部队”的行动作了调整。指令不但对细节而且对战略方针作了规定。指令指出，为应付英、法的敌对行动，驻西线的弱小部队的任务是，“尽可能地保存实力，为胜利结束对波兰的作战创造条件”。
紧接着颁布了对英、法宣战的第2号指令。指令规定了或“自主”采取的对付西方列强的实战措施，如布设水雷障碍，海上经济战等。这些同样不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思想财富”，而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主意，这些措施早在海军总司令作报告时，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后以最高统帅的名义、以指令的形式下达。
很显然，从1、2号指令中可以看出，两线作战是希特勒违背有良知的人的意愿而发动的，它需要国防军领导事先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于希特勒对波兰采取的政策的仓促性和对波兰的切骨之仇，使这位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未能将参谋部置于国防军最高位置上，也没有在对政治、军事总体形势进行负责的现实的考查基础上，充分实践指令的内涵，并事先估计到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如果不继续按希特勒在1939年5月2日“关键性会商”中的意见行事，如果国防处不是获悉了这次会商的内容，参谋部也没有可能在它于1939年春提出的关于在最广泛的背景下举行一次司令部战略演习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按照自己的研究结果按排工作。只有形成最高统帅的工作班子，而不是国防军的一个总参谋部，才能得到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部的全面合作，从而为这种“演习”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意见。但是这没有希特勒的命令是无法实现的。然而，当西方列强的政治领导违反一切担保居然站在波兰一边时，最高统帅既没有给他的参谋部，也没有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针，以应付超出第2号指令范围而出现的新情况。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出，在他全部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缺乏高瞻远瞩，统盘筹划，缺少一根贯穿全部活动的红线。
仓促开赴前线；脱离自己的参谋部和三军总司令；以及工作条件残缺不全的“元首专列”——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杂乱无章、心血来潮的工作方式。凯特尔在纽伦堡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们的元首专列停在格罗斯—波恩（波莫瑞）。我们由此出发，昼夜兼程，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继续前进，奔赴各集团军和军司令部..，在这些地方，元首应邀作了形势报告，也与陆军总司令碰了几次头..对作战指挥问题..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记得的只有两次..。在其他时候，他只限于与陆军总司令交换意见和谈话，有时也提出一些建议，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对作战拥有更大指挥权的陆军总参谋长在整个战局期间，没有同希特勒或凯特尔、约德尔以及陆军联络官冯·福尔曼上校通过一次长途电话，好象作战指挥在他手里胜若任何人。
在对波兰作战的第一个月，迅速取得的决定性战果，以及由于法国在西线采取静观战略而出现的“奇迹”，使德国临时组建大本营的工作能力井未受到更艰巨任务的考验。他们满足于那种曾在9月初在总理府举行的没有固定形式的“形势讨论会”。这种讨论会的依据是每日两次由柏林首脑机构和国防处发出的三军报告。会上，希特勒坐在他的“卫作车厢”内，夸夸其谈，喋喋不休，与其说是讲给周围的人听，倒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就连每天的《国防军通讯》也是由新闻宣传处起草，由约德尔在“元首专列”上加以修改，最后经希特勒大删大改后发出的。在这些日子里，唯一让人深恩的是国防军统帅部9月9日和25日分别发布的第3号指令和第4号指令。这两个指令的主要内容是将多余的陆军和空军兵力调向西方，并进一步加强对付英、法的措施。两个指令的基本框架是在列车上形成的，尔后，“草稿”送往国防处，国防处受命与三军各总司令部作战处共同进行全面审查、加工和确认，最后退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参谋长越过凯特尔，直接送呈希特勒签字后下发。
柏林国防处的军官们决不会过度忙碌，他们只将与三军种总参谋部保持尽可能的密切联系为已任。国防处还每天以自己的形势讨论会的形式，与留守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其他机构互通情报。参加讨论会的除了国防处担负领导职务的军官和作战日志人员外，还有谍报局联络官，经济、装备局联络宫，国防军新闻宣传处联络官，通讯联络处联络宫，国防军运输处联络官和外交部长联络官。对于形势报告、国外消息和其他重要事件的报告，通常还要举行一次“内部讨论”。在内部讨论会上，国防处长向他的最亲密同事通报他从上级机关所获悉的一些考虑和企图，提出完成特殊任务的方针。在波兰战局期间，国防处长还担负一项任务，即不经常地去威廉街办公大楼，向“元首代理人”’鲁道夫·赫斯报告战争形势。对此事还唯一留有记忆的是，在每次简短的报告后，对方都是缄口不言，至今回忆起来还犹在心目。
此外，瓦利蒙特上校还尽一切可能与他的上司们保持个人联系。出自这个目的，他于9月10日首次从波莫瑞地区（波兰）上西里西亚的依尔瑙，“元首专列”已到达这里。动乱的军营生活再次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与在作者本人和公众心目中所设想的最高大本营没有一丝共同之处。尽管在波兰的作战顺利进行，西线仍然保持宁静，但是一种明显的不安心情在作者心中油然而生，尤其担心的是，目前正在快速为陆军组建新的预备队。在此过程中，希特勒以动员方式，首先加强希姆莱和达吕格的力量，组建了一个“保安师”，而其真正意图是想培养大批训练有素的军事警察。这一措施虽具有党政性质，但仍使凯特尔感到怏怏不快，而约德尔将军有意避开这种头等棘手的事，不发表任何意见。但这并没有改变发布必要命令时通常把他的国防处“组织小组”撇在一边的局面；而且在陆军眼里，国防军统帅部也仍然是最有资格的党的隶属机关。由俄国红军进攻波兰而引发的一些事情，最能说明临时组建的大本营在形式和体制上存在的缺陷。9月16日深夜，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克斯特林骑兵上将给柏林打电话通知作者，俄国军队即将越过边界，开进波兰东部地区。克斯特林想必是——以后他自己也确认，他被德国领率机构内的关系槁得糊里糊涂，因为接电话的国防军统帅部指挥部部长根本没有想到，电话会打给他。因此，一开始，他几乎不理解电话里讲的到底是什么，他只能保证，立即将情况上报。凯特尔和约德尔也不了解此事。当他们其中一个人第一次听到俄国人向西开进的消息后，惊恐地问：“进攻谁？”在下达紧急命令之前，数小时的宝贵时间，就这样流逝了。俄军和德军在波兰相向推进，当德军已越过里宾特洛甫与俄国人共同商定的分界线200公里时，一场恶战似乎在所难免。
9月17日下午，俄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在海军上将卡纳里斯的陪同下，来到本德勒大街国防处办公室，向作者了解德国军队在波兰的机动位置和所达到的目标。上校身着褐色制服，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听着国防处长的介绍。然而由此却引出一个使人不愉快的、很能说明问题的结局：第二天早上，约德尔在电话里向作者透露，前一天夜里，斯大林在莫斯科强烈谴责了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因为德国在通告了他的驻德武官后，德军仍想占据波兰南部的德罗戈贝奇油田。斯大林认为，这违背了8月23日秘密条约中所划定的分界线！瓦利蒙特知道德国缺少石油，但由于不知有条约一事，因此在俄国武官面前突出强调了德国对这一地区的领土要求，看来他要成为德，俄不稳定的交易的第一个牺牲品了。瓦利蒙特还从约德尔那里得知，里宾特洛甫对此事大为脑火，埋怨军事干扰了他的政策。结果他引火烧身，反被希特勒训斥了一通。希特勒说：“如果外交官在战争中犯了错误，应当让他永远去当兵。”此事似乎就这样完结了，至于后事如何，不得而知。人们从这件事情中并没有吸取关于外交政策与国防军领导之间达成真诚合作的经验教训，尽管这两者都集希特勒于一身，外交部长也经常在他的鞍前马后。那个时期在纯军事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即希特勒作出的关于不久对西方发动进攻的决定，能使人们对德国领率机构的状况获得最深刻的认识。鉴于1940年春德军迅速取得的巨大胜利，使人们一时认为真理在希特勒一边。然而曾几何时，德军灾难性的失利，使人们逐渐改变了对希特勒的认识，在人们头脑中，再无法唤起当初希特勒在各军种总参谋部内宣扬胜利时所产生的印象。早在9月3日，西方列强对德宣战时，一些旧军官就深感震惊，他们深知1939年德国的军备状况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准备极不充分。然而，敌、我双方在德法边界的工事内无所行动地对峙了数周。这种状况连同波兰的迅速覆灭，作为一种政治和军卓因素，似乎激发了西方尤其是德国国防军的迫切愿望，即战争可能会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从而避免将中欧再次夷为废墟，拖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之中。这种思想不足为奇。如果上述愿望不能兑现，将在西线组织强大防御，在短时间内征集大量兵力，广辟运输供应线，从东方输入工、农业物资，争取在不长的时间内，促使西方列强停战。陆军总参谋部已下达命令，命令陆军主力变更部署，准备实施防御。在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状况下，促使国防军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在西线转入进攻，这难以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当9月9日和9月12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应希特勒召见，在“元首专列”上单独进行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希特勒绝没以向布劳希奇透露一句他的企图。也肯定没有哪个负责军官考虑被希特勒召去，共同商讨这一重大决断，尽管这一决断的最终结局必然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当作者于9月20日第二次来到大本营时，却成了知情人，此时大本营已从专列迁至索波特的俱乐部旅馆。凯特尔没有直截了当地，而是利用各种暗示，心有余悸地向作者透露了这个绝对军事秘密。即希特勒进攻西方的企图。就连他，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这位唯一的“国防军问题顾问”，也不是从希特勒那里，而是从一名副官嘴里获悉这一消息的。凯特尔认为，事已至此，已没有可能提出异议。国防处长则果断决定，既不找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不找再度变得缄默不语的约德尔，而是联合陆军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决断展开斗争。因为，没有任何义务比保护人民和国家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更为重大。看来只有依靠陆军总参谋部这一条路。因为作者曾多次与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官接触，知道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受他的总司令委托，正在修订一份文件，准备再一次以大量的、能够找到的资料为依据，来陈述陆军总司令关于在西线在若干年内只能进行防御战争的观点。
然而，通向措森的道路，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希特勒返回柏林后，于9月27日在新的总理府召见三军总司令——到会的还有凯特尔和作者——通告了他的西进意图。在场的人，包括戈林在内，无不瞠目结舌。看样子，没有任何一个人看过刚发布的国防军统帅部第4号指令中的这句话：“在西方..必须时刻维持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或者还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含义。希特勒在讲完话之后，随手将写有讲话提纲的便笺投进他工作室的壁炉里烧掉了，便笺上有他作出以决断的理由和基本作战方针。会上没有任何人对他的讲话提出异议。
作者在索波特大本营逗留期间，还看到一些潜伏着危机的怪诞不经的事情。一天早上，有二三十辆车成两路纵队由旅馆出发，向格丁根北部的战场开进。大本营司令隆美尔将军的一项任务就是将希特勒安排在车队最前方。作者不解地问隆美尔：为什么要成两路纵队行进？隆美尔回答，这个“行车队型”是他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中吸取教训之后采取的，因为在大批到大本营的来访者中，有许多非军人，要显示他们的级别、身份的差别，只有采取这种队形，这是一种最适宜的办法。但是，这一天仍使隆美尔出了洋相。当车队行驶到一条田间小路时，队形再无法保持了，而且一大批车突然被一障碍所阻，而希特勒及前几辆车却撇下车队，独自前行了。尽管组织这些滞留的人参观了附近的一座医院，以打发这段时间，但党务办公厅主任马丁·博尔曼仍对战场的道路未加清理而大发雷霆，并对将他们的车子排在后面对隆美尔将军痛加辱骂。隆美尔面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言行似乎无能为力。当作者出来打抱不平，指责博尔曼的举止时，隆美尔却只要求能将此事报告国防军副官长施蒙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