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从东部边境地区返回柏林后，仍在总理府办公和居住。后几个月，他也只是偶尔到贝希特斯加登作短时间逗留，还有一次是圣诞节到西部展开地域，走访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些部队。这几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军人只有他的几个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专列”上一样，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凯特尔和约德尔的办公室设在老总理府的二层楼，隔壁是联邦议会大厅，兼作地图室和会议室。这样，这两位将军便不知不觉成了希特勒的“侍从官”，和所谓的“贴身”。约德尔还要按时参加有众多第三帝国头面人物出席的午餐会。
希特勒的这些“新调整”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其实是他分散权力的本能表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整个大本营“体系”必然落得一个充满紧张和弊端的结局。虽然根据陆军的要求，陆军能经常有机会与领率机构接触，如参加希特勒自波兰战局以来每天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但它所发挥的却是“无名的、没有权威的影响”，正如贝克将军在过去争执中所说的，陆军“在战争的领导和指挥机构里..没有位置”。讨论会上尽管谈论的绝大部分还是陆军问题，然而却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在场，只有“侍从官”凯特尔、约德尔，以及他的副官们参加。一般情况下，戈林的“个人联络官”博登沙茨将军也在座，原来到会的陆军联络官因为在约德尔眼里被认为可有可无，被挤出这个讨论会。身负重任的国防处处长及其军官们，不管是从前线，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回来，一般也不得参加形势讨论会——特殊情况除外。在一段时间内，约德尔将军依然以主要发言人自居。由于他所具有的资历和知识，被希特勒特意任命为部队高级指挥的助手。他借此机会，超越他的上司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事事处处不与凯特尔商议，然而他的高谈阔论也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希特勒的观点。他将每日情况报告的一部分，交给他的两名助手担负，使希特勒的副官们从此沦为听众——这也是约德尔的安排。
每个报告的最基本的依据，都是由国防处收集来的三军总司令部的消息和报告。其实，这些消息和报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日常情况及其一些变动，不可能有象各指挥员从部队实际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内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围工作的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并未受此种报道的左右，他们是根据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论据，漫不经心的发表他们的议论，作出他们的决定，时不时地向陆军总司令发表一些无根无据的意见，虽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将陆军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已完全被置于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离了国防军，特别是疏离了他们出身的军种陆军的精神，这是产生另一个巨大危险的根源。这两个在布洛姆贝格离职时曾为国防军的统一领导而担扰和为之奋斗的人，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破坏国防军的内部团结而卖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内的紧张关系和玩忽职守
在约德尔自己的参谋部内已经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国防处长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请调工作。也许人们还没感觉到，在波兰战局的数周里，人们之间的陌生感有增无减。当然，促使瓦利蒙特产生这种愿望还出于其他理由，起初，他觉得战争将为大批高级军官大开用武之地，可事实上，出路越来越窄，职位越来越少。当然，在战争中单靠这一条理由也不能成立。从迄今一系列事实看出，一个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在约德尔身边的这样一个职位上，没有什么正经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认为，调动一下工作似乎对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于9月末趁国防处实施动员时，将一大批军官免职，重新分配。
约德尔未答复瓦利蒙特的请调，不知可否地将他留了下来。在此期间，约德尔对于领率机构里工作的日益烦琐，越来越感到反感。在约德尔晋升到现在这个职位以后，也开始启用“工作班子”这个名称，这个“工作班子”曾是1938年他和统帅部与希特勒发生关系的主要形成，约德尔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现在他也把这一称呼用到了国防处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员身上。这首先就意味着，仅拥有12—15名军官的国防处，在战地大本营组建过程中，将再度被分割。然而，当时显得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实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把“工作班子”这个称呼应用到他的参谋部内，这对国防军领率机构尔后工作方式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约德尔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传统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让其参谋部的军官们成为起草命令的机器，不把他们看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建议和咨询的同僚。他的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而且完全符合总参谋部一种新流派的观念，这种观念戈林早在1939年就想在空军加以实现。这种观念要求“对上绝对负责，对下绝对专制。”两者无疑都是纳粹的准则，总参谋部内部工作的变革与其外部形式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都是由约德尔接收下来的希特勒所创立的体系，也就是用一种最高指挥来取代德国陆军采用过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任务式指挥法”，试图通过一种对细枝末节都规定得死死的命令，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参谋部之间的距离，更促成他这种倾向的发展。但疏远与否并不在乎空间距离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时，由本德勒区到总理府，还是后来在战地大本营时，由“Ⅰ号滤波电路”——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宿营地，到“Ⅱ号滤波电路”——国防处的宿营地；不管是几分钟的路程，还是几小时的航程，都无管大局。约德尔一方面按自己的风格亲手将希特勒提出的方针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使国防处以及三军种指挥处作为他的方案的表决机构，但更多是充当他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就使约德尔与他的参谋部日益疏远。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与三军总参谋部进行口头联系中形成了一种“工作程序”，这种工作程序常常把国防处撇在一边，只有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希特勒思想和意愿的可靠知情人。
空间上的距离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约德尔将军如同希特勒一样，对他的参谋部的年青军官不屑一顾。以国防处长为首的一些老军官，不能不承认约德尔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长处，比如试图摆脱希特勒的摆布，努力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参谋部注入新鲜空气。然而在工作上，他们却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态进程之外，从而破坏了在国防军领率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参谋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约德尔自己力主提出的。
参谋部内比这一切更为严重的弊端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最亲密同事、国防处长，在政治和军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记里就以异乎寻常的军事表达方式显露出来，而在他全部的举止、行动中一一尽管是无言的，更是表露无遗。1939年10月15日，正当陆军总司令部为西方攻势迷惑不解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战争背离总参谋部的理论，我们就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有较强的军队，较好的装备，较高的士气，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目标明确的领导。”然而，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战争抱有幻想。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这两位担负指挥参谋部领导的军官之间，无法在战争与和平、战争的基本特点问题上、以及一触即发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占领政策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对立。鉴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统帅部内极少的活动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年秋就两次进行以单枪匹马阻止事态发展的尝试，更难以见到成效。但是，离开国防军统帅部，到前线另谋职务的出路，也由于缺少众多的老参谋部军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断受阻。自1943年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严禁大本营内具有固定职位的人进行调动。此外，还向统帅部内的大约20名将级军官，另外还有陆、空军的军官指出，他们应当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服过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许是由于“厌恶那些新面孔”，或许对谋杀的担心，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允许军官进行调动。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军官之外。今天还有些人指责某些司令部的将领们“前线业务生疏”，看来是找错了对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和任务，一直模糊不清，战前没有解决，在波兰和法国战局之间的建设时期，仍然没有解决。当战争刚刚开始时，德国的独裁者便强调指出，他的主要活动要转向战争指导；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也与他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此时，约德尔将军大概也自以为，他为希特勒设计的军事“工作班子”准备就绪。但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班子”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使参谋部既使在战争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军事办公室，他的传声筒，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军事领域里下达专制命令的编辑和监督机关。大概下面这一事例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希特勒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席每天的形势报告会上，那么在约德尔的日记本上就必然缺少这一天的日记。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受到最高统帅魔力驱使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更乐于在国防处长的领导下，寻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据战争的要求改进参谋部的结构和任务。然而，这一努力也被迫终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内部的紧张和对立，也不是由于三军总司令部的反对，而完全是一种疏忽。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他们对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全部建议，均因毫无例外地遭到约德尔的彻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国大本营建设时期。就根本没有制定出任何在30年代中期，组建一个真正的、高效率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各项任务，依然是根据临时需要、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地加以解决。
例如，进攻西方的行动，以及作战指挥的基本特征，都是希特勒一人决定的。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另外任何一个军事参谋部内。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对此事作了进一步供述，他说：按常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为作出决定..需要下级提供资料、地图和兵力报告——己方的和敌方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实上，希特勒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他的进攻西方的命令，仅仅是基于直觉上对敌人的估计，根本不考虑将战争扩大到波兰以外，在他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已不再是儿戏。他后来作出的一些决断，特别是进攻俄国、对美宣战和胁迫意大利参战等决断，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热的驱使，没有考虑这些决断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将要产生的结局。这种腐败的工作方式，与政治优先于战争这一正统的定理毫无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希特勒手头却异乎寻常的有大量外国装备、工事、舰艇和飞机的数据；他对世界军事地理状况也大体熟悉。然而这些因素却促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理想，即要求下级的精确的军事判断和报告，必须与他事先的设想相吻合；否则，他就断然弃之不用，将其编入“总参谋部失败主义”的卷宗里。
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的内容丰富的“备忘录”出笼了。“备忘录”中，他针对陆军有意识的反抗，阐述了他进军西方的计划和安排。在这个阶段，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担负的唯一一项任务是，将希特勒的计划和想法以“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编为第6号指令，于当天下达。指令有8条内容，最后写道：“我（希特勒）请诸位总司令先生们，在这份指令的基础上，迅速具体地阐明你们的观点，并将其准备情况通过国防军统帅部不断向我报告。”
在这最后一段话——这是类似“指令”一贯采用的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一般老百姓无法看到的事实；从即日起，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是，根据国防军统帅部“指令”的一般方针，制定自己兵力区分和初期作战行动、计划，即通常所说的“展开指令”，以便使海、空军尤其是空军，能据此制定自己的详细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所说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直到1944年秋季，不可能对“作战”有任何“准备”。西方战局的准备工作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陆军的“展开指令”完全是以国防军统帅部的方向性“指令”和“作战”构想为依据而制定的。下面这件事情也许能进一步说明这一点：10月21日，凯特尔向希特勒报告了“陆军对黄色方案（西方）的观点”；两天前，陆军总司令部已将其展开指令的复写副本由国防处转呈国防军统帅部；
约德尔为此次行动亲手绘制了一份草图，标出了陆军的兵力区分，也包括空军的兵力区分。陆、空军之间的协议，是在没有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合作的情况下达成的；
希特勒仔细审阅了这一计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天，凯特尔和约德尔结伴同行前往措森，向哈尔德说明希特勒的指摘和新的想法；在经过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首脑为一方，与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长为另一方的多次会商之后，于10月29日制定出了新的“展开指令”；这份按希特勒的要求又新补充了若干内容、以统帅部名义下达的指令，连同“作战指导第8号指令”，于1939年11月20日下发，在整个国防军生效。
以类似的方法，又分别于1940年1月30日和1940年2月24日拟制了“第3号展开指令”，和“第4号展开指令”，成为5月份对西方发动进攻的依据。在此期间，希特勒运用具权威性的影响，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作战计划，制定了所谓的“曼施泰因计划”，为法国战局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而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直到最后还力图阻止此事的进程。
此后，为制定西线作战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加希特勒与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几乎每天举行的会商。如有必要，会商的结果将由他们自己，或委托国防处军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三军总司令部传达。这其中还有对所谓的“单个行动”所下达的命令，这些行动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终尽脑汁、经过多次反复而确定的，即随着西线进攻的开始，将以运输滑翔机、强击工兵和伞兵群，采取一系列行动，以便迅速夺占重要的边防工事和桥梁，保证部队的快速机动。第一道命令是1939年11月7日下达的，接着在尔后的两个多月内，一般每隔2至7大便发布一次命令，共计有30道命令。在这些命令中，进攻时间朝令夕改，不断推延。而在此期间，“事务”工作全部落在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身上。但是，指挥参谋部也至少作出了自己本应作出的成绩，其中包括2月2日制定的为隐蔽德方意图的“迷惑敌人的方针”，以及1940年2月22日汇编的“大事年表”它按日期、内容和伪装方法，汇集了希特勒后期所作出的历次决定。
除指挥工作外，指挥参谋部还担负了大量其他工作，其中主要是组织工作，即尽力挖掘国内的人力、物力、潜力，弥补装备与兵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为前送物资积累必要的储备。此外、还要同帝国最高当局一起，澄清和修订占领区行政管理的依据。起初，这些任务由国防处内的“组织”和“管理”两个工作小组担负，后来，指挥参谋部参谋氏为完成内容广泛的任务，在建立领率机构的通讯网和为进攻作宣传准备工作之际，又组建了两个处。除了西方攻势以外，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个月里，还发布了在海上进行贸易战的指令，它的依据无疑都是基于海军和空军的计划和建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为此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将海、空军有限的力量集中使用到最重要的目标上，然而多数情况仍未能满足空军及其总司令戈林的特殊愿望。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除了俯首听命、孜孜不倦地，以各种言辞和形式来表达希特勒准备发动西线攻势的意愿，却没有在这段建设时期，用更宽广的军事、政治和战略眼光来研究战争的发展趋势，从而起码能为制定一份“战争计划”提供依据。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可以举出下面这个事例作为充足的证据，即当时德国统帅部对地中海地区的完全疏忽；特别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当西方战局在短短的6个星期就胜利结束时。统帅部没有制定任何有关该地区的计划，也没有作任何准备工作。在战争条件和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本来完全能够在其参谋长领导下，立于国防军之首，恢复它本应担负的任务。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工作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而赋予他的巨大份量，将会阻止最高统帅将指挥参谋部视为他的“办公室”’，甚至也许会对他的武断决定产生一定影响。这样一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地位，就将高于三军总司令部，且更加巩固，就不会象已经发生的那样，由于希特勒的不断插手而被人另眼相看；参谋长和约德尔将军就必然会与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保持紧密联系。而事实上，在整个战争中都缺乏这种联系，或者从未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式。作为领率机构，在英国称之为“参谋长委员会”，在美国称之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它们的联合机构为“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而在德国却是个多灾多难的真空。
现在来看这一切失误似乎都难以理解。然而，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指挥参谋部也完全能够在没有希特勒同意和命令的情况下，完成一些大型任务。之所以没有如此，是因为国防处在它人力、物力有限的状况下，只能发表一些鉴定性意见，在统帅部多方阻挠下，无法成为各军种总参谋部的自愿合作者。事实上，希特勒不但没有要求过这种合作，反而将各军种总参谋部的多次提示——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倡议，弃之一边，没有一次传达给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例如，希特勒在他1939年10月9日的备忘录中说，战胜法国后夺占的大西洋沿岸地段，足可以为“空军残酷轰炸英国抵抗意志的心脏”提供基地，以最终结束战争。如果这个思想在国防军统帅部于1939年冬季正在为“围困英国”而拟制的指令中有进一步的表述，那么就很容易被发现，从而将工作停下来，对作战的前景进行认真负责的审查——尽管当时还缺乏“空战”的经验，潜艇数量也有限。但是，在那几个月里，国防军最高领导根本就没有对英国列岛实施登陆作战的想法，当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不是他的参谋部，从1939年11月日志中第一次得知，海军总部正在作在英国登陆的研究，他并没有对此表示赞同。12月初，他又得知陆军总司令部也有登陆的考虑。甚至当海军总司令于1940年5月和6月两次向希特勒报告其研究情况时，约德尔依然无动于衷，其最中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希特勒本人对登陆计划并不感兴趣。另外一个在1939年秋尚属正确的理由，在这个时期也不尽合理了，即有人说国防军年老的军官们，还有希特勒自己，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之中，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线攻势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胜利。
1940年春季，国防军最高统帅还多次有过这种想法，即争取大加称颂的“钢铁同盟”的盟友意大利，派20至30个师，经德国突破马奇诺防线，向朗格勒高原方向进攻。这种思想也成了当时陆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的作战课题。但是，靠联盟的力量即联合意大利来完成的大型战略任务，或者对在地中海作战的条件和前景的问题的研究，当时都一概未加考虑。当时，德国军事领导部门只是对叙利亚的魏刚的法国军队采取了认真的防范措施，以应付他可能对萨洛尼卡和罗马尼亚油田的进攻，对这一危险的估计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希特勒如同墨索里尼特别是那些罗马将军们一样，决心将地中海这一战争舞台交给意大利人单独掌握，这无疑是他拒绝指挥参谋部进攻地中海地区建议的另一个原因。
这样，俄国东方问题最迟要在1940年春以后才能列入国防军最高领导的研究计划。1940年3月27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当着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面，谈到他对“东方的形势..不断给以极大关注”，对这句话的抵触情绪大概前者要比后者少得多。当时俄国仍坚守在波兰的分界线上，另外，希特勒对按协议向俄国提供作战物资表现出犹豫不决，这些对一个反应敏锐的军事领导来说，都是应当进行初步研究的明显征兆，而无需发出警告。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年春季以前这段德国领率机构进行内部建设时期，很少将统帅部参谋部用来为准备未来作战服务。这与毛奇或施利芬时期不同，那个时候的总参谋部缺少在和平时期对超越国防以外目标的研究。希特勒以其“单个行动”取代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对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各项措施严加管束，甚至将其排斥在外——如进攻丹麦和挪威的行动，而自己包揽一切，这是一种不务正业的倾向，它不仅会给国防军带来严重后果，而且还会损害更大范围的内部联系。
与三军种的关系
如果说国防军统帅部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其核心是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在1938年晚秋时还尚未表面化，那么到1939年9月27日，当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线发动攻势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便骤然紧张起来。对于陆军来讲，已不是单纯地抵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人憎恶的“作战上的干预”，对于这一点，陆军早己从约德尔以往的活动中领教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将陆军首脑完全撇在一边，擅自决断；而且，除了定下进攻决心外，还亲自为作战指挥制定方针，规定“何时”和“如何”行动。这意味着，国防军最高统帅已着手接管陆军的指挥了。如果希特勒能把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这股国防军中最强大的指挥力量拉到自己一边，同时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排挤出这种指挥领域，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处于建设时期的德国大本营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时又以陆军总参谋部取代了指挥参谋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干预所带来的结果，与他期望的截然相反。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巩固他在军事领域里的独裁，以“对下绝对专制”来替代陆军总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将来依然如此——在军事专业上的、认真负责的咨询，摆脱陆军总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为了尽快和稳妥地实现这一目的，为了将陆军总参谋部排挤到——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仅是他的决心和命令的执行机构的位置，同时为了竭力利用这部得到他赞许但又无法代替的下达命令的机器，希特勒想在未来作战中，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小参谋部安排在自己身边，从距离人手约束他们的行动。这样，陆军总司令部到1939年秋季面临着一种冯·弗里奇大将曾经发出警告的形势，弗里奇男爵在过去围绕领率机构体制的争论中，曾以警告的语言指出：“人们休想要求一位陆军总司令根据别人的方案去夺取胜利。”但是，事态发展的结果还是形成了一种元首与总参谋部那样的关系。在以后的年月里，希特勒不厌其烦地以他当年任土官时，与其8个人的“班”的关系来比喻今天这种关系。
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没有参与最高统帅下定西进的决心。但是，由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所以他们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关系，再次陷入苏台德危机时期那样的对立状态——尽管程度不同。凯特尔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为面前不是没有压抑感，但他仍是对陆军首脑好言相劝，在独裁者的要求下无把握的担保——一厢情愿地从中斡旋。约德尔却恰恰相反，他将这一事态的发展，视为是朝他所主张的小型陆军总参谋部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丝毫也没有考虑划分职责界限的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机会打入陆军的领导。贝克曾警告过，严防“暗处的和不负责任的影响”；而今，陆军却为这种影响打开放便之门。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并不是轻易地屈从于最高指挥的要求。在他们两者之间，再次出现了对方向问题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专制权势，相信能够迫使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们的要求；另一方，没有被政变所吓倒，主张应自觉为普鲁士德国军人的财富免遭厄运而尽力。1938年秋当危机达到高峰时，布劳希奇曾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发誓”，他要忠于职守，而现在他却将以往的豪言壮语抛在脑后，不敢起来反抗希特勒的西进决定。这样，陆军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还必须违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设想来拟制作战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司令部起初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仅对希特勒的意愿表示支持。后来，陆军总司令在西线部队高级指挥官们的一致支持下，终于在1939年11月5日，这个下达最终进攻命令的第一个规定日期，采取行动，提出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和迄今的战争计划的观点，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断了陆军总司令的报告。在戏剧性的11月23日，气氛依然十分紧张，希特勒在空、海两军种将军代表面前，指摘陆军全体将军们是掣肘于他的优柔寡断之徒，并拒绝了布劳希奇会后提出的退职申请。尽管如此，大约从1939年岁末开始，陆军总司令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愿意符合希特勒意愿的倾向，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和，这样将凶线攻势的发起时间推至1940年存季就有了客观基础。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重国防军统帅部，轻陆军总司令部的状况，而且，不久就带来灾难性后果，使陆军受害非浅。
在这里，似应再次强调指出，战后敌、友广为传播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把在国防军和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在大本营建设时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对希特勒及其作战指挥的态度而引起的尖锐冲突，也归咎于冲突双方的全体军官。
具有独立思想观念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人们存有很多误解了赖歇瑙大将。起初，他心甘情愿地与民族社会主义为伍，使得他在1938年1月和2月危机中，几乎成了弗里奇大将的接班人。对此不仅希特勒竭力反对，就连凯特尔和约德尔都认为他是陆军老军官团中一个没有指望的人。早在波兰战局前，赖歇踏对希特勒的战争政策就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并公然反对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在西线发动攻势从而扩大战争的企图。两年后，由于情况的逆转直下，希特勒于1941年12月拒绝了赖歇刷作布劳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议，并说：“他对我来说过于政治化了；猫总是要捉老鼠的”。
海军和空军在那几个月里，在关于西线的问题上没有提出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陆军实施的作战行动和指挥上，空、海军总司令也懂得尽力避开希特勒的影响和干涉，或者在发生意见分歧时，竭力贯彻自己的意图。希特勒由于在空、海军问题上的知识贫乏，所以对戈林和雷德尔十分尊重，至使约德尔在他们面前也退避三舍。海军和空军由于在专业和人事上的特殊关系，与陆军相比，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除个别事件外，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如此。与空军的关系是由于空军的力量不断下降，以及由于戈林拒绝出兵，导致希特勒介入以后，才变得紧张的。
直至战争后期，在希特勒与国防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对海、空军总司令有特殊照顾。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他们按照希特勒偶尔所作的口头报告行事就足够了，自己保持有较大的独立。他们对希特勒周围的一群军事幕僚敬而远之，他们也常常目睹陆军首脑在总理府受刁难的窘态。在雷德尔自己的与希特勒谈话记录中，很少或根本没有第三者。戈林几乎总是“下不违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报告时间以外，他还可以经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门。而他对战争的影响很少是有根有据的，这就足以使第三帝国的这两个巨头的诡秘举止，多次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遇有机会，戈林便派他的总参谋长，越过约德尔，直接去见希特勒。海军和空军总司令采取的这种作法，常常在海战和空战领域产生弊端。希特勒在海、空战方面所作的有关决定，也没有一次通知指挥参谋部参谋长。
希特勒和他周围的将军们，对陆军总司令、对本军种的责任感，有意采取蔑视态度——除非陆军对战争全局具有关键作用之时。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到希特勒那里去作口头汇报，一般都是应召而去，而且在大本营建设时期的数月里，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次。甚至连希特勒举行的为决定进攻开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气形势报告会，直到1939年12月初以前还没有陆军代表参加。这种矜持态度，早在波兰战局中，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就曾采取过，这在“措森精神”与希特勒的个性对立情况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特别是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尽管在其高级军事职位上，表现得能力超群，举止高雅，但与希特勒的会见，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经常使他处于“瘫痪”状态。哈尔德的思想与他的总司令完全一致，但是他对这种影响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维护自己立场时，能以准备充分、把握十足的论据，辅之以铿锵有力、透彻精辟的语言，远远胜过希特勒周围的高参。
由于凯特尔和约德尔分头与陆军总司令部里的新任军官们保持口头联系，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潜在的紧张有增无减：统帅部参谋长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保持联系，约德尔则与陆军作战处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格赖芬贝格保持联系。当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需要向陆军总参谋邻传达一一更确切地说，是强行让他们接受时，多次被召来总理府的是冯。格赖芬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总参谋部中校豪辛格。据当时8、9个月的日志记载，约德尔与哈尔德只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同样，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也仅同哈尔德的第一助手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进行过一次工作会晤。凯特尔和哈尔德之间也进行过一次谈话，并达成谅解。
不久，这种工作会晤少、更多是应召来总理府的现象——这是效仿，1938年春季进军奥地利前的作法——还逐渐变成与受宠的陆军将军们进行个别磋商。譬如，希特勒与当时的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将军曾讨论组建一个特种突杰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线；凯特尔也为此向占德里安将军面授机宜。几个月以后，即在准备进攻丹麦和挪威之时，约德尔甚至将陆军高级职位的任命视为己任——这使国防军统帅部将干预陆军指挥领域全然成了习惯。
当时和后来德国大本营颁发的重要书面意见即“国防军统帅部指令”，大致可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具有较强的战略性质，在这类指令中，大部分是将希特勒的决定作为尔后的作战方针下达的，第6号指令；另一部分是陆军总参谋部的“思想财富”。是指导某次战局的，譬如第8号指令，或者是在夺取某一地段后为尔后作战拟制，并以国防军统帅部的名义下达的命令。这两部分文件要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根据希特勒的指示，亲自起草的，要么由国防处提供必要的数据。而后者是经常性的。
以类似方式完成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对个别战局所下达的“特别指令”在拟制这些指令过程中，往往要克服许多特殊困难，因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由希特勒亲自来定，而无数其他决定，如边界和消息的封锁、货币兑换率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均需有帝国最高民事当局的合作，但这些又因保密缘故，不能及时加以解决。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希特勒并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允许国防军统帅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权威，因此，统帅部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与盟国的关系
在波兰战局和法国战局之间的数月里，德国在军事上处于孤立的境地。意大利这个德国未来唯一的盟国，在战争一开始就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参战与不参战之间摇摆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视了自己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到1940年1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约德尔将军转呈的国防处的意见。该意见认为，鉴于未来对作战物资的大量要求，意大利的参战不会给德国带来多大利益。如果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在组织上与意大利进行联合作战。然而，希特勒对“与领袖（指墨索里尼）的会谈，喜形于色，十分满足”——似乎意大利不久即将参战。1940年3月19日他自会谈返回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如此，希特勒为了迷惑朋友和敌人，与墨索里尼的第一次会晤中，仍向对方展示了一份远远夸大的“己方兵力区分图”，这就是德、意双方即将合作的唯一基础。在一阵欢欣鼓舞之后，德国逐渐冷静下来。双方商定，两国军队总参谋部保持进一步接触，就战略方面互相通报各自的依据和目的。德国方面对此事犹豫不决。这一心理状态在几天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所写的日记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元首在报告中讲到了，我们如何在与意大利总参谋部会谈中取得领先地位。首先，通过驻罗马大使馆弄清，他们准备通过什么途径，来减轻我们的负担，然后，才有可能谈渡过莱茵河上游实施作战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的牌亮出以后，才能考虑双方总参谋部的会谈”
由于意大利的军事首脑们一直反对他们的国家参战，更谈不上与德国国防军的紧密合作。因此，根本不会作任何思想准备工作，因此，双方不可能组成联合参谋部，共同指挥这场同盟战争。
在“轴心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整个时期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里尼周围的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愿提前透露他的作战计划；而意大利人考虑的是，首先进行一场“平行战争”，尔后，在德国进行的战争中，成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希特勒不愿意对意大利施加更大的影响，因为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发生伤害意大利领袖的事情，也没有导致损害“轴心”最宝贵的链节，即两国元首间的相互信任的因素。后来的观察证实了人们的这样一种推测，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于，靠这种方法竭力维护墨索里尼这位“轴心”政策在意大利的真正执行者，在意大利人民、军官团和王室面前的威望。
意大利、日本和德国，根据三国条约，于1942年1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它给人以假象，似乎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效仿西方同盟国的“盟因参谋长联席会议”而成立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际，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离了它原来的目标——起码从希特勒方面来说是如此。如果军事委员会中的德国成员。连自己本国的作战计划都知之甚少，那就谈不上对作战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研究，军事委员会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
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方式仍是为希特勒自己设置的，他打算以此来取代联合参谋部的有计划、有预见性的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家首脑的偶尔会晤、文件往来，成了他们进行联合作战的最基本的手段。三军驻意大利武官被任命为为军事委员会中的“联络将宫”，但只在需要时，才命令他们参加工作。德国步兵上将冯·林特伦是“驻意大利大本营的德国将官”’，驻地安排在罗马的意大利大本营附近，能够每天参加那里的形势讨论会，但他很少到会；意大利长驻柏林的代表，也同样很少在希特勒的战地大本营里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