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下旬，在东线实施的先于夏季攻势的作战行动，几乎占领了整个克里木半岛，为发动新的攻势，大量歼灭敌人兵力，获取了哈尔科夫——伊久姆附近的重要跳板。此外，隆美尔还取得了占领托布鲁克、消灭英国第8集团军的辉煌胜利。这些战果却成了希特勒为其下半年继续采取更大行动进行辩护的佐证。
在北非战场，德国最高司令希特勒毫不费力地将蓄谋已久的关于反对在马耳他登陆的决定，强加给了墨索里尼。他在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里，为他的决定辩解说，常胜的统帅如果在胜利的时刻不能坚持到底，那么“历史的时刻”和“战争幸运女神。“将”永远不会再现”。罗马统帅部和凯塞林共同提出的告诫，完全被希特勒的这种自鸣得意所掩盖。约德尔根据由他的参谋部起草的一份关于夺取马耳他的“各种赞成和反对理由”的备忘录，再次提起了仅两个月前与意大利共同制订的计划，但也被希特勒寥寥数语应付过去，此外，在攻取托布鲁克后晋升为元帅的隆美尔，不再坐等命令，而是自作主张，准备追击溃败之敌，向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完全出乎隆美尔以及德国大本营的意料之外——而意大利却不甚震惊——在7月上旬，在阿拉曼的顶盛时期尚未到来之前，就出现了危机的端倪，最终将北非断送。
在东线，希特勒看到克里木和哈尔科夫——伊久姆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匆促得出结论认为，与去年相比，俄军的抵抗已大大削弱了。依据这种估计，他认为夏季攻势会“轻易、迅速”地达到其预期目的，不必投入预先准备的全部装甲部队；而且还计划恢复“对莫斯科的后期作战”。在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利令部里，尽管人们对尚未被征服的德国进攻力量，在经过艰难的冬季后又恢复原气表示满意，但对未卜的前途仍信心不足。人们不禁首先要问，6月底即在东线夏季攻势开始之前，西线是否就肯定没有作好准备的希望？希特勒是否对这种战略的内在联系有足够认识？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是否日渐威胁着自身的战争目的？在形势报告会上偶尔所反映出的观点，与戈培尔1942年3月日记里所记载的大致相似，这是他在大本营里听到有人列举“高加索，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进攻目标后写下的：
“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些目标，那么，希特勒就将于10月初不顾一切地做出决定，及时进入冬季营地。也许他打算构筑一道规模宏大的防线，尔后东线战局便依靠它来进行..也许他要进行一场百年战争..象英国对印度那样。”
撇开这些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行不通的空想不谈，总参谋部的人们对希特勒的决定也并不乐观，因为他们最终将不得不在自己设置的两条战线上作战。同样，他们越来越难以继续与希特勒的充满风险的作战计划保持一致。但是，由于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两位将军领导下，他们的这种疑虑和内部意见纷争从未向外透露过。约德尔和希特勒的亲信们却反而摆出一付信心十足的面孔。这样，对于他们的下级来说，要么被迫承认希特勒的下一步打算是正确的，要么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和限制，虽然人们没有想到，沿着希特勒的战争道路走下去，德军很可能再度陷入比1941年冬季更大的危机之中，但事实上，希特勒自接任陆军总司令之时起，就以更加盛气凌人的自傲和顽固不化的固执，将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俄国第二个冬季作战引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1942年夏季
1942年6月28日再次发起的大规模夏季攻势，使希特勒第一次作为陆军总司令，在这样一场异常大胆的进攻作战中，指挥百万大军。国防军的一些人士，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学家，对“作战可能性的看法”和“在战略问题上的直觉”，现在都远远不够了。对这些“专来”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将那些浮想联翩的思想，与实际情况尤其是双方的兵力，以及空间和时间上的诸因素统一起来，希特勒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区别，还是很可疑的。按常规，他的目标远大的作战计划，应在实施前，由陆军总司令部通过司令部演习和图上作业进行审查和详细准备，而希特勒却根本未加理睬。也许他认为，进行一次简单的会商，谈谈他的指导思想就足够了。这样，他没有带总参谋长，自己于6月1日来到南方集团军群视察。指挥形式。情报工作、形势报告和命令方式，都一如既往，仍沿袭那一套习惯程序和例行公事。
希特勒自以为，他在以直接的责任感，与东线陆军共亨甘苦，然而他在“山间别墅”。一呆就是数月，却一次也没有请当时就在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参谋长及其全班人马去到他那里汇报。只是当东线出现危机时，他才频繁地将前线指挥官召来，整日整日地进行口头会商。
如果这一切还不能说明希特勒是有意识地贻误陆军指挥任务——从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上也可证明——那么他与一个将其终身奉献于戎马生涯的军事指挥官相比，就没有什么天然差别了。希特勒——暂且不谈他在指挥原则上的一窍不通，仅从他身兼数职，特别是他的性格素质，他根本不可能认识任务的全部内容。他只接受对手的奉承，逆耳之言一概拒之门外。空间和时间对他来说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要为他的意志让路。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自居，自以为在判断部队作战能力方面胜过他的任务一位高参。因此这成了他反复议论的话题，有时长达数小时之久。然而最后不是全盘否定，就是言而无信。在关键地点，以已方大量兵力构成重点这一原则不仅过去在战略方面，而且现在在战役战术方面，都未取得成功，处处都暴露出希特勒在这方面的致命弱点。然而，还是这个人——过去总以突然作出的冒险决定，迫使世界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现在面对出人意料之外的战争态势，也无力作出及时、紧迫的决定了。但另一方面，希特勒又越来越多地通过下达长远的指示，限制高级指挥官们在整体上的自主行动权。在他的大本营里，更缺少实施军事领导的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即对人格禀性的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谅解和信任。
希特勒对陆军实施领导的这种状态和特征所造成的后果日益显露出来：
交付部队的任务，不是首先考虑军事上的需要，而是服从于希特勒的政治威信和经济需要，或起码放在与军事平等的地位。因此，将夺取和占领地盘放在首位；
然而，这一切从始至终都缺少必要的手段；
顽固地奉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打完最后一发子弹”的方针，尽管部队长时间已力不能支，预备队已使用殆尽，结果势必导致一场灾难；
几乎总是迟到的决定，总是落后于现实，结果，已方的行动总是没有准则，而面对的却是有行动准则的敌人；
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丢失；扼杀自主性的命令方式，使德国无数个师、营调来调去，无所适从，最后导致全军覆没。
在人格方面，他没有丝毫的自我批评。他怀疑一切，到处吹毛求庇，训斥怒骂，致使陆军中的优秀份子日渐减少，战功卓著的将领们甚至以后还被当作懦夫和叛徒，受到审判。
在这种情况下，夏季攻势开始没有几天，就已经显露出紧张和不快，即希特勒在对南方集团军群作了一次暂短的视察之后，由于在沃罗涅日这个对尔后机动具有关键意义的突破地段上，出现了混乱状态，导致了第一次严重争执。哈尔德于7月6日写道：“在元首召集的报告会上，又出现了关于集团军领导的重大口角”。后来，他又补充写道：
“整天都是与冯·博克，与他通话极不愉快”，元首、凯特尔（国防军统帅部）冯·佐登施特恩——南方集团军群总参谋长——通电话，总是一个问题。
这些事本应冷静思考，尔后下达明确命令，而现在却搅在杂乱的电话里，实在折磨人。最难让人忍受的是凯特尔毫无判断能力的絮叨废话。”
仅一周后，担任进攻部队的司令冯·博克元帅因“表示强烈不满”，成了第一个第二次被解职的司令官；而他的总参谋长却经哈尔德从中调解，保留了原职。为此，希特勒还拿出过去博克集团军群提出的“倒霉建议”为由；以后又不停地谴责博克在沃罗涅日的踌躇不前，成了整个攻势失利的罪魁祸首。
直到7月中旬，夏季攻势进展顺利，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和陆军总司令部才于7月16日迁移到设在乌克兰文尼察附近的新的大本营。陆军总参谋部也住在位于文尼察东北几公里处的一处森林宿营地，希特勒将其称为“狼穴”大本营和I、Ⅱ号宿营地设在茂密的森林里，两处相距不到100米，一处安置在临时工棚里，另一处设在铁路段养路房里。当地的市民和村民都安份守已，因此，这里比起东普鲁士大本营宿营地似乎要安全得多。平时，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的成员们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周围寂静的林间小路上散步，在附近的小河里游泳，从未发生过意外事件。然而，希特勒却似乎在故意制造事端，任意发泄，而且在以后的数周和数月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北非，此时隆美尔正被迫放弃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即将达到阿拉曼鼎盛阶段时转入防御。在窘迫态势的压力下，他甚至倾向于立刻撤到利比亚边界阵地。而希特勒却把卡塔拉洼地和地中海沿岸之间不到60公里宽、无法通行的狭长地带，视为北非周围的最好阵地。此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自己决定，未受领特别任务——于7月底到达位于前线附近的装甲集团军指挥所，想亲眼看一看北非前沿阵地的态势。而在此之前，隆美尔却听从了很少取得一致的意大利方面和德国大本营的意见，再次发起攻势。在此期间，瓦利蒙特曾途经布加勒斯特，萨洛尼卡和雅典，同结盟国家和德国高级指挥官进行了交谈，返回途中，在罗马与意大利统帅部就地中海地区，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他回到乌克兰，在大本营第I号宿营地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上，汇报了他北非之行的印象。瓦利蒙特以亲身的经历描述了北非战场的困难状况——德、意装甲集团军毫无隐蔽地暴露在物资和弹药上都占强大优势的敌方陆、海、空三军面前。希特勒安静地听着汇报，并对隆美尔给予了宽恕。而此时，戈林却不耐烦了，特别是听到希特勒向他喊道：“您听见了吗，戈林！沙漠中的地毯式轰炸”，戈林激动异常，他以嘶哑的声音，劈头盖脸地责骂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断然制止一个“门外汉”所作的这种汇报，以及对空军的如此判断。
希特勒越是过高地估计东线攻势的初期战果，越是认为同盟国为减轻我国盟友的负担而在西线实施登陆的可能性越大。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早于7月6日——遗憾地，同时又是警告性地写道：“正象元首在几天前所宣布的那样。出于这个原因，对于第1装甲集团军的进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近卫军元首不想随使放手”。而三天后，希特勒却又断然要求将这个位于主要进攻方向翼侧后面的师——统帅部手中为数不多的预备队中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师，连同其他可观的加强部队，开往西线。7月23日，希特勒不顾哈尔德和约德尔的强烈反对，命令陆军精锐兵团“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停止进攻，准备开往西线。在最高领导层中这种违反一切军事常规的调兵遣将，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这种事情，使人们对于东线的进攻态势，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成了大本营进行思考和采取行动的主要内容。希特勒认为，至7月24日止，德军已占领了从沃罗涅日的顿河中下游，直至斯大林格勒西部和罗斯托夫的广大地区，夏季攻势的胜利已成定局，下一步基本是具有追击作战性质的行动；而陆军总参谋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人们所期望的却是真正的伟大胜利。然而，敌方似乎还没有在任何一处摆开决战架势，德军也因此只抓获屈指可数的俘虏，缴获少量战利品。
由于在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在一些指挥问题上的争执日渐频繁和严重。对此，哈尔德于7月18日写道：
“我昨天提出的建议，以及昨天元首曾不客气地加以否定的、关于在顿河北岸集结部队以攻击罗斯托夫的建议，今天庄元首的报告里，又突然表示赞同，并命令部队在广阔的战线上渡过顿河，并要求开始实施斯大林格勒会战。”
在7月23日的日记中，哈尔德又对此事写了如下按语：
“元首在报告中说：自从他自己于7月17日违背我的意愿，命令集结快速部队进攻罗斯托夫以后..被门外汉看作是一次毫无意义的集结，以外翼的空虚..对这两者，我都提出了强烈警告。凡是取得显著战果的地方，癫狂症患者便对那里的指挥进行最严历的指责。”
当夏季攻势开始还不到一个月时，哈尔德又在总体上作了如下评论：
“对敌人现有兵力的低估，越来越离奇和危险，越来越难以使人承受。现在根本谈不上严肃的工作态度。凭借一时印象而实施的病态管理，对指挥机构和他的能力缺少丝毫判断，已成了这种所谓‘领导’的标记。”7月29日，希特勒再次谈到在罗斯托夫附近“集结”部队的事。
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写道：
“（元首）异常激动..对别人的错误，进行了无法忍受的辱骂。其实，这都是由于他——希特勒——所下达的命令而造成的结果。”
在第二天的形势讨论会上，又展开了激烈争吵。然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人能够认识到达场争论后来向着灾难性的方向发展，最后导致了斯大林格勒一役的惨败。对这次争论，哈尔德对约德尔的典型态度，作了如实的记载：
“在元首作完报告，轮到约德尔将军发言时，他自以为是地宣布：高加索的命运将决定于斯大林格勒。因此，有必要投入A和B集团军群——此间，南方集团军群已分为A、B两个集团军群..为此要重新进述一下我的一个想法，6天前我就将这种思想报告给了元首，但在国防军统帅部的醉态龙钟的一伙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一思想。”
这次形势讨论会后，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意义又有了新的认识。但希特勒最初的计划里，只把斯大林格勒城看成“军备和交通中心”，只用来为高加索的主要作战方向的进攻提供翼侧保障。随着战争的推移，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意义，而且在国防军统帅部7月23日颁发的第45号指令“继续实施不伦瑞克作战”中作为命令提出，只有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地域，才能为下一步的机动提供充分的保证。
东线屡遭挫折的局面，应归咎于希特勒的作战计划。7月16日，即在国防军统帅部第45号指令发布的前一周，陆军总参谋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与格伦（东线谍报处处长）和豪辛格交换关于即将到来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想法。正当我们在罗斯托夫北部和顿河南部苦战的时候，我们还要准备斯大林格勒会战，甚至还要参加。”
如果说人们在夺取斯大林格勒对下一步整个作战行动所具有的关键作用上，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其他为之争论的事情还有的是。因为，希特勒不顾他人反对，在发布第45号指令后，仍然坚持他的其他全部作战目标——占领整个黑海北部和东部沿岸，封锁穿越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军用公路，占领里海西海岸及其巴库，以及阿斯特拉罕至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下游地段，而且要一气呵成。到8月中旬，由于兵力和机动手段的短缺，攻势势头已开始哀减。而希特勒不仅不立刻收步，维持现状，反而向各方施加压力，使本已存在的纷争更加激烈。然而，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无力满足他的要求，希特勒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把几个师调来调去。
在这段时间里，在顿河中游的德国盟国的各集团军显得软弱无力，尤其是俄军对勒热夫地域的中央集团军群发起威胁性的进攻，使位于乌克兰的大本营的紧张气氛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卢格元帅于8月8日，在“狼穴”强烈要求希特勒把从前线调走的装甲师（第9、11）调给他，以应付当前的局势。而希特勒顽固地坚持说这两个在冬季危机中留置下来的师、是为了对付苏希尼契的苏军防线突出部，从而作为尔后进攻莫斯科的一个出发基地。克卢格没有被这些废话所迷惑，最后，他以一句使人终生难忘的话反驳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那么您要承担责任。”说完拂袖而去。这位过去曾受到作者尊敬的军长，以他的言行举止为作者树立了楷模和榜样，然而却保护不了克卢格自己：两周后，他再次被召到大本营，承当了“由于兵力使用不当”而导致行动失败的责任。
就这样，在苏希尼契又出现了一处疮疤。与此同时，勒热夫的形势朝不保夕，造成了带有历史性的重大后果。两天后，在8月24日的中午会商会上，哈尔德又重新提出，给予在勒热夫作战的第9集团军以机动自由，撤到一条与其被削弱的兵力相适应的防线，从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使德国陆军在仅仅9个月后相继失去其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这些胜利战局的最初计划者。
哈尔德可能是击中了希特勒基本指挥原则的要害，他异常激动的指责哈尔德说：“您总是不断地提出后退的建议。”接着更是一通吐沫横飞的中伤。最后他说：“我要求指挥官们具有同前线士兵一样的坚强。”从而结束了他充满激情的长篇独白。接着哈尔德也抬高嗓门回答说：“我很坚强，我的元首。”但是此时，他激愤不已，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外面，正有成千上万的勇敢的步兵和尉官在送死，只是因为指挥官们不能执行唯一可行的决定，他们被捆住了手脚。”希特勒倒退了一步，以充满憎恨的目光长久地盯着哈尔德的脸，发出了激动沙哑的声音：“哈尔德大将，您怎么可以用这种腔调对我说话。您给我讲一讲，身处前线的人是什么心情“您在前线到底有过什么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您在哪儿？您想指责我不了解前线，我不许您这样说！这简直不能容忍！”
参加会商的人都瞠口结舌，面面相觑。而在勒热夫，已失去意义的、仅为夺取地盘的浴血奋战仍在继续。在希特勒和哈尔德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导致他们的最后破裂已在所难免。
风暴征兆
从8月底到9月初起，从远方的前线到乌克兰大本营，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事情——不管是从局部还是从全局上看，都是风暴来临前的征兆。
德国上空的空战，自从1942年5月底对科隆实施首次猛烈轰炸起，敌人空袭的规模——炸弹数量剧增，飞机数量占绝对优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引起了人们对未来的严重恐惧。
在北非，隆美尔经过长期运筹和犹豫之后于8月30日傍晚展开的攻势，由于敌人强大的空中优势，被迫于9月1日中断，两天后，撤回到阿拉曼前的出发阵地。虽然转攻为守并不等于最终放弃原来的进攻目标，但德国大本营的人们要比罗马的人更清楚地看到，现在该转到英国人——在他们新任司令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干一场了。
由于海上补给比以往受到更大威胁，夺取马耳他的设想再也不敢提及。但另一方面，意大利统帅部却在准备必要时占领突尼斯，以保护北非殖民地。与此同时，希特勒越来越想通过争取戴高乐的途经，促使整个法属北非倾向于他。在南部——尤其当隆美尔转入守势之后，希特勒对克里特岛——准备向该岛增调精锐的第22步兵师——倍加关心，同时对动乱不宁的东地中海北部地区也更加关注，因为希特勒一直把此地视为罗马尼亚油区的外围保护地带。
在西线，德军取得迪耶普防御战胜利后，没有就此罢手，反而重新向卢瓦尔河入海口的南岸扩展。为此，希特勒继续向法国增派部队。由于缺少预备部队，只好将新兵师投入使用。由于新兵师缺少武器装备、机动能力和作战经验，甚至对后来的1944年6月防御敌人的登陆作战都造成了有害后果。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的部署中，诺曼底又似乎再次被视为登陆目标。
挪威虽未受到威胁，却不断地消耗着其有限的兵力和物力。
在芬兰，1942年秋季希特勒还计划，利用一次德、芬联合进攻行动，将摩尔曼斯克铁路切断，从而中断西方作战物资向俄国的输送，但现在这种希望已化为泡影。自8月底，敌人在列宁格勒夺得主动权，而且曼施泰因的师——由克里木向遥远的北方调运——一个接一个地在防御中被消耗掉之后，希特勒在他1942年的进攻计划中“最迟于9月”夺占列宁格勒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再也无法达到了。8月23日，希特勒还在文尼察大本营里，与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屈希勒尔元帅，第二天又与曼施泰因，决定下一步的作战任务——“第一步：..与芬兰建立联系（越过卡累利阿地峡），第二步..占领列宁格勒，将其夷为平地”（！）约德尔将军尽管对列宁格勒的情况一无所知，居然也千赞成这一决定。如果希特勒再次指责“陆军最高指挥机构”“傲慢，固执，无能”，约德尔也会同样给以支持。
希特勒将关键地段的唯一指挥权交给曼施泰因，并撤消了北部总司令部。尔后，便亲自介入列宁格勒战斗的指挥。他手中的王牌，是一个原来准备在芬兰投入使用的唯一的山地师和首次在前线出现的4辆“虎”式坦克。可是事隔不久，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却写道，“一只老虎已经完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希特勒对数量有限的“新式武器”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所寄予的这种期望，参谋部的人们是作何感想的。更不用说，作战区域的桥梁无法承受这种坦克的重量。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9月3日拟制的关于夺取列宁格勒的第47号“指令”草案，希特勒推迟签署。这样，夏季攻势的第二阶段尚未开始就放弃了。
在此期间，中央集团军群除了承受正面越来越重的压力外，还要对付后方歹徒的袭扰。为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专门拟制了一份指令——1942年8月18日第46号指令，由希特勒签署，以掌握实施机动的主动权。可是此后不久，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形势讨论会上，却轻率地拒绝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瓦利蒙特用了几乎整整14天的时间所写的“剿匪作战”报告。
然而，大本营头上的最猛烈的风暴，还是来自于东线的南部。早在8月16日的一次中午会商会上，哈尔德拿着一份不知从什么地方激获来的俄国旧地图指出，现在的态势与当时十分相似。1920年，红军——当时也是在斯大林指挥下，在斯大林格勒和罗斯托夫之间渡过顿河，就在这条路上，击溃了弗兰格尔的“白卫军”。哈尔德的话立刻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他立即决定，尽快派出一个德国装甲师（第22装甲师）到处于危险地段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后方，以防万一。接着，他又派出2个步兵师——其中1个步兵师甚至是从已方进攻翼侧抽调的——去执行同样的任务。希特勒企图迅速夺取斯大林格勒，抽出兵力，用以防止俄国人故技重演。
在这个热点地区，除了在斯大林格勒北部伏尔加河畔的突击之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取得很小的局部进展。希特勒对此忍无可忍。8月28日，戈林衣着华绵地来到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引用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执行任务的近战航空兵指挥官冯·里希特霍芬将军的话说：“那里根本就没有敌人的重兵。空军对北部地区进行了详细侦察，在无掩护的地带上，根本就没有发现敌人。”这些话对连日来已失去耐心的希特勒更是火上加油，他对这一消息并不完全相信。尽管如此，他还是命令B集团军群各集团军指挥部，向前线靠拢。
在这段时间里，使希特勒更为恼火的是，在高加索的进展点也不象他所预期的那样。8月21日哈尔德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元首异常激动。”接着——他每天都对过去“无法改变的形势”作批注，他在8月30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中作了如下评论：
“元首对A集团军群的进展很不满意。”
次日，A集团军群司令利斯特元帅奉命前往文尼察作口头汇报。然而，经过他对集团军群态势的一番庄重沉静的描述似乎一切指责都不翼而飞。希特勒只是当着他的面，再次逐一枚举了下一步攻势的大量目标，其中仅在前线附近就点了通过高加索西部地区、被视为通往黑海海岸必经之路的三处“重点”隘口；在作战地域纵深，有格罗兹尼油区和阿斯特拉罕附近的伏尔加河入海口。“只有”夺取巴库一项任务，准备推到“下一年”。利斯特元帅带着这些任务，应邀参加了希特勒在小范围内举行的午宴——这种在他掩蔽室里举行的宴会通常是招待贵客的——尔后便飞回斯大林诺，然而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给他的一兵一卒。
在后来的几天中，尽管战争有些进展，其中包括夺占了久攻不下的新罗西斯克港埠，但希特勒的急躁仍有增无减。遂于9月7日，委派约德尔将军去A集团军群，再次敦促该集团军群加快作战进程。约德尔于当天晚上更返回文尼察，向希特勒作了汇报。然而却由此导致了动摇德国大本营内部结构的最严重的危机，甚至一直延续到战争的最后一个月。约德尔针对希特勒的指责，肯定地说，利斯特元帅严格遵守了他下达的指示，并列举了集团军群下一步准备采取的措施；说到最后，约德尔对自己仅被作为一个传令兵被派来调去，极为不满，大发雷霆。这一切使希特勒勃然大怒，第一次对约德尔暴跳如雷。
作者没有目睹这一事情的过程，只是第二天从约德尔那里以及希特勒因此事而作出的安排中得知，而且作者自己也被卷入这一事件之中。大本营的全部活动和作用似乎瘫痪了。会议室，这个希特勒每天都要消磨数小时的口舌，渡过紧张的日日夜夜的地方，今天已无人光顾。讨论会改在希特勒的窄小的卧室里举行，参加者只是那几个必不可少的报告人，完全是一种例行的、或者说是没有任何形式的会议。会上的话没有一句是必要的，声调冷若冰霜。希特勒自法国战局以来，在战地大本营里每天与宿营地第I号的成员们两次共餐的习惯，现在也没有了。餐厅里摆放的那把希特勒的坐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空着，后来被博尔曼利用起来。在48个小时内，先后有1O——12名国会速记员，身着军服来到大本营，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宣誓仪式，自此，他们就可参加所有的军事会商会。
9月9日，希特勒让凯特尔和哈尔德转告利斯特元帅，利已被解除集团军群司令的职务，A集团军群的指挥于当晚起，由凯自己接任！凯特尔也借机向陆军总参谋长暗示，他的职务也将在很短时间内，以另一种方式被夺占。另外，据说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务将由凯塞林接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将由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接替。国防军统帅部的两位将军由于这种原因，一反常态，开始对瓦利蒙特讲起真心话了。凯特尔尽管是希特勒的一个百依百顺的“忠实待从”，也并没有完全参与事情的全过程，但也与约德尔一样，遭到了希特勒的轻蔑。他私下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他能否以他的自重，长期与希特勒协调下去，继续留在这一职位上，这是一个只能由他自己回答的问题。约德尔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说，任何人都不能向一个独裁者指出他的过失，因为这样就伤害了他作为其人格和行为最强大支柱的自信。讲完对希特勒的认识之后，他还说道：“他还要在陆军将军里为我找一个接班人！象“编史员”舍尔夫和我这样可靠的民族社会党员。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他针对他的副手说：“您最好离形势讨论会远一点；参加这种会是令人感到压抑的”。
当时，作者数周没有见到希特勒的面。当作者后来奉命去参加形势讨论会时，才使他恍然大悟。当作者步入希特勒的掩蔽室时，迎接他的不是问侯声，而是一双凶杀仇怨的眼睛，久久地盯住作者，作者突然觉得，这个人使他丢了脸。不一会儿，他才明白，原来是希特勒的致命一招棋输掉了，苏俄未能在他的第二次行动中被摧垮，两线作战使德国陷入窘境。因此，凡是现在能成为他的错误、疏忽、错觉、空想见证人的将军们，他都再也无法忍受，他要立即与他们分手，寻找其他对他深信不疑的助手。
急转直下的形势——尤其是凯塞林和保卢斯分别离开地中海和斯大林格勒——所造成的压力，似乎成了更换陆军总参谋长的主要原因。既未得到晋升，也未获任何嘉奖，哈尔德于9月24日辞去其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哈尔德在希特勒最后一次接见他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他也不能恢复。我们必须分手了。”对于希特勒企图在领导陆军中采取的另一种全新的原则，哈尔德一语道破地写道：“教育总参谋部狂热地信仰他的思想，在陆军中要毫无保留地坚决贯彻他的意志。”
关于陆军总参谋长的接班人，希特勒选拔了蔡茨勒将军，这出乎各方面人士的意料之外。在大约一年半以后即1944年6月，蔡茨勒也辞去陆军总参谋长之职。
1939年春季以前，蔡茨勒常年是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处陆军第一总参谋部军官，并作为约德尔的部下，是力主国防军实施统指挥的最积极的斗士之一。他作为装甲兵团高级司令部的参谋长，曾参加所有大型战局。积累了不寻常的经验，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此外，还要追溯到他与国防军的副官长施蒙特的友谊。希特勒平时几乎不留意总参谋部军官，甚至那些头头脑脑。可是由于施蒙特的这一层关系，希特勒却认识蔡茨勒，曾有好几次，邀请他单独去听报告，却没有请他的司令。1942年4月中旬，蔡茨勒又经施蒙特的推荐，但主要是希特勒的选择，被任命为两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受领了重整西线占领军的任务，为“欧洲堡垒”沿岸的防御作好准备。谨慎而勤奋地执行着这一任务，对大本营的“原则命令”和“个别命令”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行。1942年8月19日，当德国在迪耶普取得反奇袭胜利后，蔡茨勒的好说的作风达到了顶点。不仅他的报告言过其实，而且大本营的公报也任意夸大；但另一方面，他也对海岸防御作了出色的总结。
因此，在迪耶普取胜数天，以及希特勒与哈尔德发生激烈争吵后，希特勒曾表示过，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象蔡茨勒这样的人”，作他的陆军总参谋长。这话是完全可信的。他希望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一个对一切都持乐观态度，不为任何闲难所吓倒，同时也没有象哈尔德那样的“永恒的疑虑”的总参谋部军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戈林意外的推荐，蔡茨勒的任命也势在必行。当戈林从他在大本营的代表那里听说，对这个问题正踌躇未定时，这位“帝国元帅”急不可待地来到会议室，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为您经常与这个哈尔德生气，卧不安席，食不甘味。您必须撤换他。我知道一个接班人，他可以省去您的一切烦恼。他就是蔡茨勒，他对您是一位最合适不过的人了。”
新上任的陆军总参谋长在致陆军总司令部军官的欢迎词中，强调了他对他们的期望，他说：
“我要求每位总参谋部的军官..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领导。心须利用各种机会，将这种信任传播给他的下级和周围的人。不符合这些要求的人，就不需要留在总参谋部..”
蔡茨勒随着他的新的任命，被晋升为步兵上将。一开始，他不得不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东线持续不断的、困难重重的作战中。因为当时希特勒及其亲信认为有必要将其驻地由大本营迁回柏林，在那里逗留一周左右。尽管在总理府仍能与乌克兰第Ⅱ号宿营地保持着通信联系，但希特勒的这种变动，与履行他篡夺走的陆军总司令和位于遥远的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司令的义务，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当大本营重新恢复日常工作之后，希特勒在形势讨论会上三番五次要求“区别精华和糟粕”。蔡茨勒对人总是和颜悦色，语调温和。这一点足以使戈林和希特勒的亲信们，以及其他侍从们乐于接受。与此同时，约德尔也由“失宠”逐渐恢复了工作。面对这种关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认识到，自他身后出现了这个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再没有机会组成“总参谋长顾问组”这样一类的组织，从而使国防军的指挥，在这一级失去了一个坚定的支柱。他似乎也相当清楚，即使蔡茨勒同意，希特勒和海军、空军总司令也将不能容忍有这样一个“分政府”存在。
另一方面，蔡茨勒也在试图利用对他的普遍好感，以及约德尔工作上的弱点，消除东线的双轨领导，夺回陆军总参谋部失去的地位。这是不足为奇的。转变为具体措施，这势必就意味着结束约德尔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东线和“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的本来属于陆军指挥领域的影响。这样，也许能达到国防军清理最高领导组织的目的，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放手进行真正的领导，打开方便之门。
现在已没有任何依据说明蔡茨勒曾准备就“领书机构”问题——这是他多年在约德尔领导下的国防处工作中十分熟悉的问题，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交换意见。按照蔡茨勒的作法。他似乎更有可能采取实际步骤，澄清约德尔参与东线指挥的问题似乎无需大本营成员的建议，他就利用一条捷径，达到他的目的，即在中午形势讨论会，如有可能也在晚上发表一系列的报告。此外，他另辟蹊跷，还单独与希特勒和速记员进行特殊交谈，就东线下一步计划和企图，交换看法。此事的发展虽不是日新月异，但一切迹象表明是在毫无阻挡地顺利进行，这使得约德尔每天按部就班的对东线战况的汇报似乎成了多余之物；同时，也使他——自1938年苏台德危机以来——干预陆军指挥的活动，从此告终。
蔡茨勒竭力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领导机构。并恢复陆军在那里的全部特许权的努力，因遭希特勒的拒绝而告终。估计，大概由于这一失败，促使蔡茨勒进一步在东线排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比如，他明确制止陆军作战处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回答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何询问。由于约德尔不顾其副手反复阐述的观点，对上述事情听之认之，满足于翻印陆军总参谋部的每日形势报告，以及蔡茨勒在形势讨论会上的口头汇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参谋部，在不长的时间内，自己便将自己排除于东线战事决断权之外。这对于其他战场，或者说对整个战争的领导都势必产生重大影响。
新任陆军总参谋长终以他健康、明智的头脑——同时在约德尔袖手旁观的客观帮助下，将国防军在最重要领域——陆战领域的最高指挥机构分成了两个并列的参谋部——蔡茨勒也到此止步，结束了他的奋争。这样，不仅使国防军最高司令无法得到统一的咨询，而且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份内任务也无法进行。然而，立于这块军事领率机构废墟上的唯一“胜利者”是希特勒。结果，似乎他却成了整个战场上永远正确的行家里手。
因此，人们认为仅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走向衰亡阶段这一点——这是战前约德尔和蔡茨勒所代表原则的尖锐反映——就预示着风暴的来临，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后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日日夜夜里，约德尔只扮演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只有蔡茨勒和希特勒两人单独在一起。从那时起，所有一切事情，不管是东线战事，还是整个德国战争指挥事宜都是这样决定的。但从广义上来说，国防军统帅部的将军们对各战场，也包括东线战场并不是没有责任。但若把“国防军统帅部”从那时起事实上已失去的责任，不论巨细都推到它的身上，也是历史的错误和违背实际情况的。
蔡茨勒将军走马上任的最初几周里，深得各方面的宠爱，在人们的眼里，他自然成了希特勒军事高参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为了在对他最重要的问题上，“毫无顾忌”地绕过国防军统帅部战场这个障碍，不久他找到了新的方法和途径，即利用希特勒准备撤下东线疲惫不堪的部队，换上士气旺盛的西线部队、以片面满足东线需要的做法。但换到东线来的师，无论从装备状况
上，还是训练水平上，都不适宜东线作战的需要。而且希特勒的东线兵力西调的命令也未能认真执行。
当时，由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得不到陆军总参谋部的支持，因此想通过一条捷径，用国防军其他两个军种尤其是空军的多余部队，为它东线日益衰减的陆军输送新鲜血液。诚然，首先双方要达成完全一致，而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经过长期受压后，鼓起勇气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起草的命令草案根据这个计划海军抽掉10万或20万人，空军抽掉50万人支援陆军——这是凯特尔对原计划打了一半折扣上报给希特勒的数字。然而，正当这个命令刚要发布时，就在第二天的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上，空军总参谋长在瓦利蒙特耳边问道，他是不是这个安排的倡仪者。当瓦利蒙特点头称是后，耶顺内克微笑着说：“亏您想得出来”。一会儿，戈林到来，他没有赞许国防军指挥参谋长部副参谋长一个字，而是满脸怒气地看着希特勒。当戈林以清脆的声音大声说话的时候，希特勒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却立刻准备屈服，而且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戈林说，他不期望他的那些纳粹小伙子们穿上灰色的——所谓反动的——陆军制服，他却很想成立自己的空军师，从师长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空军人员。
这就是不幸的“空军野战师”诞生的时刻！希特勒只字不提他原来的命令，立刻表示同意，并要求戈林组建双倍的部队同时免除海军在这方面的任务。对此，凯特尔立即表示赞同；约德尔再次摆出一副事不关已的样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向陆军总参谋部提出的抗议因此而得不到支持。
尽管在很短时间里，空军以惊人的速度组建了10个野战师，不久又组建了10个师，但却无法立即补充到久经沙场的陆军部队中去。空军野战师尽管有旺盛的战斗意志，但却有“先天之不足”。首先，它缺少有经验的指挥官，缺少充分的训练和适当的武器装备。尽管在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每当听到空军野战兵师在艰苦的战斗中失灵的消息时，都非常神经质，甚至被当作无稽之谈，一一驳回，但仍无助于改善这种部队的形象。1943年秋，空军野战部队终于被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编入陆军序列，但其战斗力始终未达到陆军师的平均水平，与希特勒出于对它的偏爱而授予它的“突击师”的称号更是不相匹配。
从10月起，尽管以从西线抽调的部队和首批空军野战师加强东线，仍无助于东线南翼的攻势。蔡茨勒为讨好希特勒，挖空心思，采用无数战术补救措施，也无济于事。这样，大本营在10月底，准备迁回东普鲁士。在此期间，进攻目标仍然未变，还是高加索南部和捷列克，而首要目标还是斯大林格勒。近几周来，那里已展开巷战，正在争夺几座工厂和工人住宅区。而无数地段的危险处境也依然如旧，尤其是顿河下游。在这里，已由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代替意大利人占领阵地。在北非，自10月23日英国人向隆美尔集团军展开猛烈进攻后，新的威胁与日俱增。在德国整个阴暗的形势里，只有潜艇作战显露出光明的曙光，在护航作战中和远征行动中，建立了丰功伟绩。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如既往，既没有过问海军的胜利，也没有过问空军不断遭受的挫折。
最后突变
希特勒不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也不是4个月后突尼斯受挫时，才失掉战略主动权，而是早在11月这个在德国现代史上决定德国命运的月份里，在西线和东线敌人的打击下就已失去了。战争的这种于德国不利的转折，已为世界所见；但在德国领导中心，首先是再一次摆脱了9月打击的希特勒本人，对此毫无察觉。
1942年11月2日至21日，德军在地中海战场和东线遭受三次重大失败，每次都使德国大本营惊慌失措。几周前来自空中的紧张局势，并没有使希特勒得到应有的警告。这样，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当时拟制的一份“1942年秋总体形势概貌”没有产生任何作用。这份备忘录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于1942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从乌克兰到东普鲁士的两天火车旅途中，最后定稿的。备忘录指出，在东线战场上，国防军及其盟邦军队的能力已达到其极限的边缘。对于西方列强即将发动的进攻途径，备忘录在经深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属北非将是进攻“欧洲堡垒”的最有利的出发地。这一观点——决不是第一次出现，而且海军总司令部和希特勒自己也曾表示过赞同——在1942年秋季，也只能以一般的军事政治和战略的思想为基础。它缺少来自于自己的情报部门和意大利统帅部的充分资料依据，两者都没有正确估计到敌人即将实施登陆的准确时间——尽管敌人的登陆舰队已在开进途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备忘录最后建议，应尽快恢复与法国的军事对话。
就在德国大本营返回东普鲁士“狼穴”的当天，传来了北非隆美尔在阿拉曼前方进行8天浴血奋战后惨败的报告。面对这一打击，希特勒只能以“坚强”的话为隆美尔鼓气。正当11月2日傍晚，隆美尔为避免全军覆灭，只好违抗来自罗马和拉斯滕堡的命令，自作主张开始撤退时希特勒的一份著名电报正穿过太空，传到隆美尔指挥所。电报称：
“德国人民和我对您的指挥才能深信不疑，对在您指挥下的、在埃及进行英勇防御作战的德意部队的坚贞无畏，满怀信心。在您所处的形势下，只能坚守不能后退一步，要将一兵一卒..投入会战..尽管敌人处于优势，但其兵力也将终有一日耗竭一空。坚强的意志战胜强大的兵力，这在历史上已屡见不鲜。您的部队要么胜利，要么战死，别无其他出路。”
希特勒的警告，不但中断了隆美尔正在进行的撤退，并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在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里也掀起了一股余波。这里的人们对11月2日傍晚发出的电报，还一无所知。因此，当11月3日晨3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值班军官收到隆美尔关于5小时前部队已开始撤退的报告，并没有认识到形势的重大变化，未象其他重要情报那样，立即向其上司报告。12小时后，这位年愈50而久经考验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预备役少校军官，面色苍白地离开了希特勒的简易住宅。只因希特勒想弄清楚，在第Ⅱ号宿营地和隆美尔之间是否串通一气，玩弄阴谋，这位军官才死里逃生，免于枪决，但被降为士兵，到一个“缓刑营”去服役。按照军事惯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竭力承当了一切责任受到“解除职务”的处分。凯特尔曾阻止瓦利蒙特到希特勒那里去，但经斡旋，已无法挽回，并对他就为样离去表示遗憾。约德尔将军没有牵连此事，只是对同他进行长年合作的第一助手说道：“元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最高信条”。与约德尔相反，希特勒副官长施蒙特经过努力使对那位预备役少校的处分大大减轻，只是未能使他留下。11月4日，瓦利蒙特勒动身离开大本营。第三天，施蒙特便打电话告诉他，希特勒认识到，对他的处分是“不公平的”，并迫切恳请他回到原来的职位上来。同日下午，凯特尔也来了同样的电话。瓦利蒙特只是回答他们，在别人对他进行处理后，起码要允许他有个思考的时间。
数日后，隆美尔派一名传令官火速赶到大本营，评细汇报了北非的态势，希特勒因此好歹接受了隆美尔的决定。在希特勒的不断谈话中，越来越陷入完全不现实的想象之中。他把他原来讲的话——要么“胜利”要么“战死”的抉择——早已丢到脑后。首先，他想承认在美国的援助下在北非的沙漠上打的完全是一场物资仗，而“轴心国”鉴于海上运输的困境。难以满足最低需要。少数几辆重型坦克，以及希特勒的最后“指挥”手段——大量使用“立即”和“火速运输”等词汇——也无济于事。在同盟国方面，蒙哥马利将军以个人的名义向英国第8集团军士兵发出通告说，此役将作为决定性会战载入史册，它“将是战争的转折点”。
第二次打击是仅数天后，同盟国军队在法属北非的登陆。由于强大的美国军队在欧洲战争舞台边缘的首次出现；由于敌人占据着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富有重要意义的地域；由于德国缺少防御的各种准备和必要的兵力和手段，使德国统帅部面临着一种全新的、非同寻常的形势。
面对这一事实，人们不禁要问，已经觉察到事态这种发展，并在一周前做出判断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是否对此不该比希特勒负更大的责任？人们不禁还要问，即使参谋部的上司不同意它的观点，难道参谋部就没有必要以及没有可能自主行事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当记住，正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代表在与法国进行谈判的最初时刻，就将法属非洲的防御问题放在首位，然而，这些努力都因希特勒的阻碍破坏而付之东流。记得，约德尔将军在1942年10月15日的形势讨论会上，根据一些不大确切的情报，再次提出了一个他的参谋部过去曾提出过的建议，即允许法国人“从本国调集兵力，加强其北非的力量”这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最后一次提出北非问题。这些事实说明，指挥参谋部对此是没有责任的。还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1月上旬，希特勒——还有约德尔——面对敌人在直布罗陀集结大量舰船，墨索里尼对法属北非形势，再次发出警告，甚至7月7日傍晚，敌军已经展开的形势，仍然认为，敌人在地中海的登陆目标不是法属北非，而是其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自己单方面即不依赖于希特勒而采取的准备措施，是为了防止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取得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最高指挥机构的已经暴露多次的缺陷，譬如希特勒的僵化政治态度及其脱离实际的战略观点，——当时他只是看到来自西线和挪威的威胁；盟邦之间缺乏理解；以及对自己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漠视，等等——都使每一项合理化的军事准备工作未能得到实施，致使早已预料之中的敌人行动屡屡得逞。
代替周密的准备工作而作的一些事，可以典型地说明德国大本营的工作关系。11月6日晚，戈林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任何接触，便以希特勒的代言人自居，对在罗马的凯塞林说：希特勒排除同盟国将法属北非作为登陆目标的可能性。他要求早已精疲力竭的德国航空部队和几乎没有机动能力的意大利舰队，向敌人190艘护航舰只“发起日夜不断的连续攻击，并将其歼灭。”11月7日，希特勒派冯·林特伦将军两次提请罗马“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部署防御，包括设立障碍物”。此时此刻，希特勒还再次命令加强地中海另一端的克里特岛的防御。
在最紧张的时刻，希特勒在中午形势讨论会后，在大本营第I号宿营地成员的陪同下，登上他的专列，穿越德国国土，向慕尼黑驶去，准备在那里与“老战士”共庆主观臆造的相安无事的战争态势，当后半夜列车到达图林根一个偏僻的火车站时，传来了盟军开始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消息。此时此刻，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去年对法国人所作的关于保卫海外领地，击退任何来犯者的允诺。而现在，他除了几艘潜艇和几个飞行中队外，并没有抗击敌人登陆——从卡萨布兰卡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界一线——的兵力。
瓦利蒙特将军于11月8日早晨在收音机里听到这条消息。紧接着他接到来自东普鲁士的电话，希特勒已选定他为国防军统帅部全权代表前往维希，与法国最高司令部共同组织抗击敌人在西北非的登陆行动。同日晚，他又接到命令，让他于次日早晨去慕尼黑，到“元首专列”停车处待命。当他赶到那里后，他找到的只是一辆空车。他碰到了约德尔，才知道情况已经变了，希特勒又不想和法国人打交道了。形势异常紧迫，瓦利蒙特立即开始工作，因为车厢里除了副官外没有其他人，而且形势也需要他的知识和经验。
在这些日子里，德国国防军大本营成了外部混乱局面的一面镜子：希特勒在慕尼黑阿尔齐斯大街“元首官邸”，与齐亚诺和赖伐尔举行会谈，未在专列上露面；凯特尔和约德尔在阿尔齐斯大街和车站之间来往奔波；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单独在一节卧车里，搜集紧急情报，拟制在突尼斯构筑“桥头堡”，以及占领“法国剩余地区”的命令。
这次参谋部的搬迁表明，希特勒已改变初衷，不想马上返回东普鲁士，而是想独自在“山间别墅”，思考新的形势。在距陆军总参谋部约1000公里，离事件发生地点2000公里的“山间别墅”，希特勒这个刚刚还在慕尼黑啤酒馆自称为斯大林格勒主人的人，在11月19日至21日，又遭到1周内的第三次沉重打击：这座经长时间争夺的城市已被俄国人包围。数周来准备对顿河下游实施突破的企图，由于象北非一样缺少必要的手段，不得不再次放弃。一个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并已在斯大休格勒这个旋涡里，被搞得精疲力竭的德国装甲师，以及由蔡茨勒创建的由后方的打字员、面包师和司机组成的“紧急动员分队”，即搬出手头的一切力量，暂时抵挡一下俄国潮水般的攻击。
即使在这种情势下，德国大本营仍象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居住时那样，采用习惯的分散办公形式：他自己同副官们居住在“山间别墅”；凯特尔、约德尔和大本营第I号宿营地的军事成员们在“小首相府”做了拉默斯部长的座上客；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则在萨尔茨堡车站的特别列车上。主要于实事的陆军总参谋部设在马祖里森林，附近是空军总司令部，而他的总司令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其他事物。由于斯大林格勒事件，约德尔于11月21日，将指挥参谋部移到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施特鲁普步兵营房，离“小首相府”则更远了。第二天，整个大本营再次迁回“狼穴”。
迁回东普鲁士后，又重开了形势讨论会。在恢复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战时日志的第一篇中称，“元首对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的形势充满信心”。11月底，兵力薄弱的德、意部队在突尼斯城周围，未遇抵抗便成功地建立了桥头堡，“法国剩余地区”也兵不血刃予以占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又因此再度笼罩着德国大本营。在整个形势完全突变的情况下，希特勒依然挥舞着他的指挥棒，到处兜焦着他那东拼西凑的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