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战争最后一个阶段之初的日子里，希特勒于1944年12月29日夜晚，在“鹰巢”大本营里，与装甲部队总监托马勒将军进行了一席长谈。希特勒再一次炫耀了他的才能，用以欺骗他自己的和其他人的无能。第30号记录稿残篇里，记载了希特勒的这次谈话。
..
“前不久，我读了弗里德里希大帝书信集。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战争培育了我——那是7年战争的第5年——那是欧洲的一支最精良的军队。而今天，我手下的却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不再是统帅，我的将军们都是无能之辈。军官们已没有统帅，我的部队都十分低劣，”这是一种全盘否定的评价。尽管如此，战争还是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如果人们对俄国军队进行评价的话，那也是一支糟糕透了的军队。但是它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士兵的质量，人是永恒的。因为，士兵的质量不是表现在某次沙盘作业上，最终是表现在克服难关中的士气高低，表现在它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这是取得任何胜利的关键如果天才没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作基础也会象鬼火一样一闪而过。这是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如果忽然心血来潮，计上心来，但不具备一种坚定的气质，没有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那也将是一事无成，只不过是碰运气罢了。情况顺利，就情绪高涨，遇到挫折，就会泄气，就会立刻将一切都放弃。因此，这种碰运气的人创造不了世界历史。只有在聪明的理智、活生生的良知和永不松懈的警觉的后面，还具备一种狂热般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才能够创造世界历史。信念的力量会使人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斗士。这样，在危急时刻，他就感到有一种东西在指引着他，使这种质量得以体现。有一部分人不喜欢这样，这就是坏的一部分。而好的一部分人会问“我们为什么做出全部牺牲？战争不能再这样延续下去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住这场战争，我们不能，其他人也不能。问题是谁能够忍受得长一些。孤注一掷的人肯定会忍受长些。我们正在孤注一掷。如果有一天换另一个人说：我们厌倦战争了，那时他没有多大关系。如果美国说：结束吧，我们再没有年轻人送到欧洲去了，那么对它没有多大关系，纽约还是纽约，芝加哥还是芝加哥，底特律还是底特律，旧金山还是旧金山。一切都不会变。但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打腻了，不打了，那么德国就永不存在了。”..
希特勒的这些话，是表达他一般的政治和战略纲领的另一种说法，这一纲领在战争的全过程都在指导着德国领率机构的行动。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没有一字提到武器。至于决定战个胜利的时刻何时到来，能够决定德国命运的人，自己也被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观愿望所迷惑。首先，他期待着敌方联盟的上崩瓦解，而且总是把很多事情都视为这种瓦解的征兆。第二，他总是“信赖”自己的“神奇武器”。毫无异议，这些武器是德国设计师和工人所创造的值得赞叹的成就，但是绝不能与后来使用的能“闪电般的”取得决定性作用的原子弹相媲美。
如果说希特勒的这种思路，还向人们指出了几分政治上的前景，那么，建立在这种松散基础上的军事计划，就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时的良好愿望，没有丝毫的生命力。德国大本营及其领导，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仍被东、西两线牵来扯去——一方面要在广大地域内不断投入新锐兵力，一方面是军事物资和兵力的匮乏，一方面是灭顶之灾即将降临，又沉浸在强大军队源源开往前线的幻觉之中。虽然到最后，希特勒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尤如一付骨头架子，但他那魔力般的意志却一直在统辖着一切，那台指挥机器还在沿着原来轨道运转，而且除了国防军之外，德国人民也还不断为它作出牺牲。
除了他漫无目的指挥之外，他还下达了最后一批疯狂而荒唐的命令。为了对盟军轰炸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报复，并激励他的人民做最后的抵抗，他还宣布他要退出日内瓦公约。1945年3月初，他还从阴暗发霉的总理府地下室里，对他的士兵进行了软弱无力的恫吓：凡是未受伤而被俘的军人，其国内的家属将要受到惩处。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又命令：不要顾及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炸毁全部交通和供给设施，不留给敌人一块土地。在他自杀前的14天，即1945年4月15日，他还向打了5年半仗的东线士兵公布了一条纪律，并将其作为誓言：
“不管是谁向你们下达退却命令，就立即将其逮捕，必要时就地干掉，不管认识与否，也不管他军衔有多高”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凯特尔，作为军衔最高的军官了解这场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他在纽伦堡审讯中曾说过：
“在这一尝试（指1945年3月这段时间）失利后，德国的失败已肯定无疑了。只是作为军人要履行自己发过誓的义务，我和我们大家才被迫继续进行战斗。”
早在1月中旬，敌人还没有停止在西线的进攻行动之前，德国领率机构就曾多次地——尽管是违心地，将注意力转移到东线。12月24日，即在阿登会战高峰时期古德里安大将来到“鹰巢”，对希特勒第一次提出告诫。因为苏俄红军已长驱直入占领了匈牙利的西北部，并将布达佩斯包围。在此情况下，古德里安认为，坐阵在德国大本营的希特勒，对于东部战场的形势并不完全了解，他所掌握的只不过是第二手材料。但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氏约德尔对这次汇报的记录来看，给人的印象似乎只是就匈牙利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并为此从国防军统帅部的战场抽调一些兵力。实际，古德里安大将前来“鹰巢”的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汇报说明，面对俄国人咄咄逼人的优势兵力和跃跃欲试的进攻，德国必须将尚存的军事潜力立即全部转移到东线。同时，他还推测红军的进攻日期可能在1月12日。古德里安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强烈的冲动，以及他对抛弃德国东线所持的反对态度，都证明这位陆军总参谋长的意见是正确的。以后发生的事情也毫无异议的表明，德国最高领导从未考虑过，在东线俄国一旦越过匈牙利，向前推进，会构成什么样的危险。希特勒不相信会有这种东线谍报处长格伦将军一再核实的红军兵力和企图冠之以“厚颜无耻地恫吓”、“十足的白痴”而加以驳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大概也认为，尽管德国在西线屡遭挫折，但仍保持着进攻态势，而且至少能使敌方胆战心惊，从而为己方赢得喘息机会，这对东线重新部署兵力大有好处。他的这一态度始终未变。不管是古德里安在除夕之夜口头汇报当中，还是1945年1月9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发言人在形势座谈会上，都一再提到在巴拉诺夫的维斯瓦河桥头堡正在构成一个巨大威胁，约德尔的观点还依然如故。只是当东线主要战区不断缩小，陆军的兵力再次归由陆军总参谋部统辖时，约德尔的思想才稍有变动。约德尔更加注意聚集“他”在西线的部队，并尽可能用从芬兰和挪威解脱出来的兵力补充这些部队。而古德里安——也正象他写的那样，“带着希特勒下达的东线必须自助的指示”回到措森。
俄国的大规模的“巴拉诺夫攻势”开始4天后，俄军转眼间到达了上西里西亚和奥得河中游。只是到这时，德国大本营才根本改变了以往对形势的看法。1月15日傍晚，“鹰巢”大本营在起程之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象往常一样，仅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话：
“19时20分、古德里安来电，紧急请求将一切都投入东线。”
日记接着以了草的字体，简短地记下了根本无法实现、而当即要实施的决定：
“元首要求采取强制手段，迅速从利包（库尔兰）运去2个装甲师和2个步兵师”。
当天，希特勒还决定将党卫队第6装甲集团军从阿登调回，“开往匈牙利，去守卫在战争中起决定因素的油田..”对于几周前，希特勒背与陆军总参谋长直接下达命令，从东线中路调出一个党卫队装甲军开往匈牙利一事，古德里安大发雷霆。在大本营迁回柏林总理府的当天早上，古德里安就当面对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表示了自己的愤慨。然而，约德尔却无动于衷，连肩都没有耸一下。在作出从西线抽调少部分后备兵力，不首先去守卫德国东部边界，反而将大部分兵力源源调往匈牙利的决定一事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参与、这里无须讨论。但无论怎么说，他是让古德里安在反对这种安排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凯特尔在战后受审中，对大本营中的这一事情的始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希特勒认为“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安危，具有决定意义”。按照他的观点，“宁可丢掉柏林，也不能让匈牙利的石油和奥地利受到损失”。
身为最高司令的希特勒对东线的迅速崩溃似乎自知负有罪责而大发雷霆。1月17日，当他得知驻守华沙的4个营，未经他的允许和特别命令已澈离华沙时，咆哮如雷，不能自制。古德里安写道：“他对可怕的形势完全失去了兴趣，而对华沙的恶运耿耿于怀..唯独要惩罚陆军总参谋部的所谓失职。”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说，“我不想对您怎么样，我是要谴责总参谋部”，“我不能忍受智囊团的自以为是，硬要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上司。这倒是总参谋部的体系，我要铲除这个体系。”希特勒不顾古德里安的异议，下今逮捕了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冯·伯宁上校和两名中校助手。就连古德里安自己也在几天之后受到当时著名的保安局局长卡尔腾布鲁内尔和米勒的传讯。结果，伯宁却被关进集中营，直到战后也没有再出来。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事件，因此它的军官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但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继1945年1月22日华沙事件后，他们为希特勒所拟制的下列指令：
“我命令：
1、各位司令、军长和师长在下列事宜上要对我负责，尽旱向我报告。
a）作出每一次战役机动的决定；
b）师以上单位计划实施的任何一次在最高指挥机构指令以外的进攻；
c）在平静战线上实施的、任何一次超出正常突击活动的、旨在吸引敌人注意力的进攻行动；
d）计划实施的任何一次退却和撤离行动。
e）每一个放弃居民地支撑点阵地或要塞的计划；
以便我能参与上述决定的作出，使可能作出的相反命令及时下达到先头部队。
2、各位司令、军长和师长，各军种总参谋长和每一位总参谋部军官或在各指挥参谋部工作的军官，都应对我负责，在每一分直接或通过正常程序呈送于我的报告，都要阵述真情。以后我将严惩任何掩饰真情的行为，不管它是有意还是失职，或是粗心造成的。
3、我必须指出，保持通信联络，尤其是在艰苦作战和危机情况下，是作战指挥的前提。每个部队指挥官都要对我负责，无论是对上级指挥机关，还是对下级指挥机关的联络都不应中断，要利用一切手段以及亲自出面，保持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在任何情况下的畅通。”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可能认为，依靠这样的命令就能够完全控制远在千里之外的国防军——或者更确切他说——陆军的行动。很显然，他的这可憎的条文，是一种对总参谋部军官，以及他们精神和道德上的独立性的仇恨。他所提出的部分要求根本无法付诸实施，反而为他任意进行惩处制造了口实。
就在这道命令下达的当天，为了阻止从东线溃退下来的败兵，希特勒又任命希姆莱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这是在陆军中又一个新设立的高级指挥机构，据说是根据古德里安的建议组建的，目的在于“封闭”俄军在进攻中“打开的缺口..阻止俄军向但泽方向的突贯..阻止其切断东普鲁士与本土的联系，保障新的增援兵力的开进”。总参谋长本想把这一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交给已被解职的东南线总到今冯·魏克斯元帅，而且还似乎听约德尔说，希特勒对此建议表示支持。可是当陆军总参谋长到大本营向希特勒提出这一已经取得一致的建议时，使他“大失所望”。他写道“遗憾的是约德尔对元帅的虏诚进行了贬低，使得希特勒粗暴地拒绝了建议，并任命希姆莱担任这一职务。”占德里安对希特勒这种“错误决断”的任何“惊呀”都无济于事，直到希特勒不久看到希姆莱完全没有能力解决军事情挥上的问题。
在“东线”的其他事情上——现在的所谓“东线”仅折德国的乐部国土以及不久的中部——希特勒和古德里安之间在防御问题以及对俄国占绝对优势兵力实施反攻的问题上，不断发生激烈地争执。每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都袖手旁观。对于德国的两线战争——现在已经在德国境内进行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似乎没有采取过任何积极措施，也没有发挥过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匈牙利南部的进攻作战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才在作战兵员的补充上发挥过一定程度的作用。然而，作战兵力之所以有所增加，也主要归功于冯·魏克斯元帅，特别勒尔大将。正是在他们的命令下，东南线部队全部撤离了被敌人占领的巴尔干广阔地带。
在霍斯巴赫将军的问题上，约德尔曾平息过希特勒怒气。霍斯巴赫将军在战前是国防军的副官长，没有经过希特勒的允许，他便回到总参谋部操起本行，而且从团长一直晋升为集团军司令。正好在希特勒下达“监视命令”的当天，他自做主张，将部队撤离纳雷夫河突出部，将他的集团军撤至维斯瓦河。结果，只是解除了霍斯巴赫集团军司令的职务；同时他的上司，集团军群司令赖因哈德大将也受到牵连，被解职。
值得提及的是，在当时的数周里，也正是同盟国在雅尔塔重新瓜分欧洲大陆之时，德国大本营突然想起利用1942年夏季被德军俘虏弗拉索夫将军的宣传作用，来反对苏俄。当时，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新闻宣传处长韦德尔将军的领导下，尽管做了长时间的努力，支持弗拉索夫关于成立“解放军”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想法，但结果都一无所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也不想为尔后的欧洲“析秩序”’承担可能束缚他手脚的义务。就连约德尔也在1943年11月对“纳粹省党部头目”的讲话中说：“人们在征召外国人民作战士的时候，必须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只是当希姆莱掌管外藉部队时，才干1944年9月与弗拉索夫达成协议，由他在短时间内组建一二个师，但为时已晚。即使这样，希特勒和戈林对这部分力量，依然另眼相看，在1945年1月27日的形势讨论会上，就曾谈到这一问题。下面是第24和25号记录稿的片断。
占德里安：费拉索夫想发表一些见解。元首：弗拉索夫根本没有什么见解。戈林：他们不应当穿着德国的军服到处乱跑。到外都是年轻人，大显眼了。只要随便一抓，就是弗拉索夫的人。元首：我就反对给他们穿上德国军服。谁同意这么干的？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我们可爱的陆军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戈林：他们正在到外乱跑。元首：我不能给他们换上军装，我们没有那么多军装。我想起了当时的外国人..但在我们这里，冯·泽克特先生竞向中国人兜传德国钢盔，他根本没有自尊心。给每一个穷光蛋套上德国制服，我反对。我一直反对给哥萨克人穿上德国军服。他们应当穿哥萨克人的军装，佩带哥萨克人的标志，以便能看出来，他们是在为我们战斗。这也富有浪漫色彩。英国人也不喜欢印度人穿英国服装。俄国人穿德国军服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耻辱，因为这样就失去了特征。
戈林：弗拉索夫的人在那边确实很仇恨他们的政权，如果他们被俄国俘虏，一定会遭到惩处。元首：您不要这样说，他们还会投奔过去的。戈林：跑过去的人，只是个别的，多数人不会。古德里安：正在蒙辛根组编的师是不是应当加快完成？元首：是的，应当完成了。费格莱恩：党卫队领袖想统帅这2个师。元首：不能交给弗拉索夫。戈林：他们多数人都不可能投降的..德国“最高领导层”的这种意见，似乎也有他的理由。约德尔在2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
“关于弗拉索大部队投入战斗的宣传报道，是对俄国人的警告。”德国大本营及其军事参谋部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不是立足于一个认真制定的统一的战争计划，因此在作战指挥上，其中，也包括对国防军统帅部战场，只不过纠缠于细枝末节，横加干涉和进行无休止的批评。在北线，德国国防军成功地从芬兰撤离，并巩固了灵恩峡湾防御阵地之后，只剩下一项任务，即协同海军，尽可能地将大批德国部队通过斯卡格拉克海峡，运回本土大陆。然而，由于希特勒仍然担心盟军在挪威登陆，结果在1945年1月，走了回头路，又将一个滑雪旅派往挪成。与此同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在他的参谋部里就能否和是否应该继续防守挪威的全部海岸线和边界问题进行了考察。然而，希特勒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禁止从北部撤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停战为止。
在东南线，希特勒要求，在完成大规模撤军之后，还要继续坚持前沿阵地。结果。
德军与南斯拉夫部队在最后一次作战中损失惨重。数万官兵连同其忽司令勒尔大将，在意大利北部边界地区被敌人俘虏，后来有一部分被转交给同盟国。作了游击队的俘虏，其出路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意大利，尽管东线和西线遭到震撼人心的失败，而且最高指挥又抽走了一些部队，但西南线总司令仍然坚持他原来的任务。只是当凯塞林元帅重返西南线总司令职位时，才与大本营一再强调的方针取得一致看法。这项于1945年2月22日下达的方针指出：“元首..从不..赞成作战久拖不决..因为在现在的时刻，它将意味着部队士气和斗志的瓦解”。这样，3月初到任的西南线总司令——凯塞林的接班人——冯·菲廷霍夫大将，在他所提出的异议遭到否决后，也不得不勉强执行这一决定。当1945年4月9日盟军开始发起最后的大规模进攻时，由于德军缺少燃料，集团军群失去机动能力，大本营的这一方案也随之告吹，盟军遂于4月21日占领博洛厄亚，广大的波河平原也就在他们的眼前。国防军统帅部下达的撤到阿尔卑斯山脉南缘的命令也为时已晚。在此时期间已被分隔的“南线大本营”，于4月26日—29日，向部队发出最后号召，要求他们“发扬战斗意志”，“进行顽强抵抗”。然而，在此兵败如山倒的形势之下——而且墨索里尼在逃往瑞士的途中也被击毙一——“大本营”的号召成了空话。5月2日，南线总司令自己做出决定，与盟军签订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停火协定，停止了力量悬殊的较量。
此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继续为西线奔忙。在那里，盟军在停止进攻数周之后，于2月份又按统一作战计划，集中兵力开始了向德国本上的突击。此时，希特勒仍墨守陈规，坚持他已经下达的僵硬的指令，命令在没有集团军司令部允许的情况下，”任何1个士兵，1架飞机，1支枪”都不得逾越莱茵河向东退却，部队必须原地坚守。而在西壁工事内，由于德军为数不多，终被敌人包围，集团军的余部，尽管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在莱茵河前沿阵地上全军覆没。3月7日，美军突然向完好无损的雷马根大桥发起进攻。希特勒妄图纠集B集团军群全部可以集中起来的兵力，将侨头堡摧毁，并以临时军事法庭和死刑对西线总司令进行威胁。但结果，盟军于3月22日夜，在多处轻易地渡过了莱茵河。
希特勒选中凯塞林元帅作龙德施泰特的接班人，并于3月10日，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任命凯塞林为西线总司令。在会上，他说什么“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唯一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直到文克将军指挥下的新编第12集团军、新型歼击机和其他新式武器大量投入战斗。”接着，他命令西线总司令“守住”并除掉雷马根桥头堡。在后来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人们竟还指望德国在英国海峡群岛的防御再坚持1年之久。而在此期间，凯塞林仔细巡视了他位于齐根贝格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于3月15日返回柏林。然而，他对于前线的实际情况和困难所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建议，以及前线供应紧张的问题，却很少得到希特勒的理解。约德尔大将在他这一天日记的结尾处，对凯塞林的汇报评论：
“凯塞林想获得将第416师撤回的权利。元首没有批准，但说，如果第416师受到从北部被切断联系的威胁，就必须撤回。”在这种一切都孤注一掷的形势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这一记载，真使人感到惊异。这说明希特勒本人还在继续到处发挥他的影响。在凯塞林的笔录中，对于希特勒的这次谈话，也作了这样的记载：“当3月15日夜里，我从元首大本营返回时，我觉得，希特勒仍毫无动摇地指望着东线防御的成功；对西线的态势他也不感到意外和不安。因为他认为，在巩固了东线的态势之后，就能以腾出来的兵力和新组建的部队，来解决西线问题。他认为，无条件地执行他的命令，就能改善补给状况。”
关于在这段时间里在大本营的气氛和活动，在盟军渡过莱茵河不久，即1945年3月23日约德尔的日记里和一次形势讨论会的记录稿中，均有所记载。在约德尔这一天的日记里，只有关于一些一般的细节的记载：
“第559（师）还有14辆坦克、第190师还有4个营和3个炮兵营，14个弹药排和18个喷火排。”
接着，日记模仿希特勒的口气，谈到了一些非军事的内容，即要感谢鲁尔区工人在军事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就，赞许他们在长年的空袭恐怖之下坚持工作的精神。日记写道：“莱茵区拥有125万工人。他们没有事干，没有吃的，没有事可做——他们只好去修路”..在高级军官中、只有国防军副官民布格多尔夫将军参加的大本营形势讨论会。这次形势讨论会除了谈论许多细节外，还涉及到一些其他事情。
元首：事实上，我看最大的危险在于第二个桥头堡，奥彭海姆桥头堡。
布格多尔夫：因为他们也很快有了架桥的装置。
元首：是一座舟桥！
赫维尔：因为菜茵河并不是很宽。
元首：最宽只有250米！在河的急流处，只要有一个人思想开小差，就会发生可怕的不幸。上游桥头堡似乎倒可以为救出几支部队创造条件。如果这个桥头堡不存在了，同时敌人集中全部兵力向朵茵河南面突击，那一个人也救不出来。目前，从工事向外突击的机会已经过去了。这儿的指挥干得太蹩脚了。他们在部队中灌输了一种思想，认为在开阔地带战争要比这里强得多。
布格多尔夫：帝国部长戈培尔博士请求，准许他能在柏林的东西轴线上扩建飞机跑道。为此，有必要拆除道路两边的枝形路灯，只需在离动物园20米处安上路灯即可。他认为，这样对将来扩大东西线轴有利。
元首：他可以这样做，但我不认为，这有多大必要。有50米宽就足够了。
山德尔：我这里只有与冯·汉克最后三次通话的记录（将记录呈上）。
元首：我想要最后全部通话记录。
山德尔：它们都存在党务办公厅的备用住所里；我必须提出请求，才能得到。
元首：您必须立即提出请求！这有一份刚收到的电报。他在电报里说，敌人使用了重型武器。对此，我们根本没有对付的办法。他请求重型火炮的支援。这真是有病乱投医。重型火炮应由集团军群来掌握。因此我要立即命令他们从中央出发，而且要确定一下，重型火炮是不是已经到了？布勒干得很出色。集团军群没有重型火炮，要运输这样的重型火炮可要花很氏的时间。因为不能将整个炮身一下子运走，要拆开来运，然后再组装，否则无法运输。实际上，人们最讨厌运输。现在有言在先，如果将重型火炮运到，炮弹也无法运去。实际上，现在只有6架运输滑翔机可供使用。但是，汉克是个坦克手，他对重型火炮一无所知，如果他们真的需要武器，能确保用重炮将敌人轰出来，那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运不去这样重的大炮，而且也不能运去比重型火炮更为有效的武器。如果只能运去18发炮弹，那只是一堆废物。就算每门重型火炮用一发炮弹摧毁一座房子，以及房子下面的地下室，18发炮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布格多尔夫：帝国部长戈培尔可以动工吗？
元首：可以。但我不理解，为什么非要加宽飞机场？“歌利亚”也不降落在那里，52米宽就足够了嘛。
冯·贝洛：如果以后JU—52型飞机被迫在夜暗中降落，有枝型路灯就困难了。
元首：把枝型路灯从动物园的两边的20米或30米处砍掉..
冯·贝洛：这是很必要的。
元首：但并不需要50多米宽。那么宽是没用的。因为动物园的两边根本就不能加固。这么干是毫无目的的。约翰迈尔：那里只有人行道，再有就是斜坡。
冯·贝洛：光加宽20米，我认为也不行，必须清除路旁的枝型路灯。
元首：他可以挪走路灯。
布格多尔夫：我将转告他。
元首：我想起来了，在东西轴线上，也可以起飞Me—162型和Me—262型飞机。
冯·贝洛：是的。就长度（东西轴线）来讲是可以的！赫维尔：但不能算凯旋柱。
布格多尔失：凯旋柱也必须拆除。
元首：到凯旋柱几乎有3公里远，够长的了。..
布格多尔夫：我还有个问题。由于冯·古德里安休假，这些天您有什么打算？
元首：我想得到医生对文克的最后诊断。他曾用脑袋担保：在一段时间里，他能够恢复健康或是不能。他们说，他可以离开医院，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定要动手术。冯·贝洛：元首，这段时间您在哪儿？不去上萨尔茨山躲避一下？
元首：是的，但是一切都会过人。这是我们最后躲避的一个地方。地下室也不能作我的房子用，但全部设备部得搬走，如果有一天措森被炸毁了，我们去哪儿？如果他们对措森进行猛烈攻击，那就完了。其实，措森的大部分已经完了布格多尔夫：措森的房子还可以使用，所有的房屋都还在，简易营房也不足够。如果营房也被炸毁了，那就彻底完了。
元首：我看到过一幅照片。那是一垛一米高的混凝土墙。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军用混凝土。只要一立起来，一般的炸弹休想摧毁它。
布格多尔夫：我曾在那里做过客，没有注意帝国空军的设施；但我觉得在柏林近郊建造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简直是胡来。因为除了您，我的元首。搬进去两个指挥参谋部都可以。在万湖旁边，即老防空学校那里，他们修了一个3.5米高的钢筋混凝土掩体所，共有四层，一层在地下，三层在地上。这是我偶然看到的。
元首：他到现在还对我完全保密。
布格多尔夫：拥有6000名伞兵的2个营，今天由亚平宁山出发，准备在博岑地区上车。但这些日子，由于人们计算受到空袭的干扰，估计这批伞兵到达博岑地区要3天时间。空车要利用上，但大部分必须步行走到博岑地区。
元首：他们在3天之内到不了博岑。从出发地点到博岑有3个星期的路程，20天或14天，至少得要10天。布格多尔夫：从特利安到博岑只有一天的行军路程。布鲁德米勒：目前计算时间很困难，而且很少有空车回来。
因为现在他们很少开向前方。
布格多尔夫：他们能不能分段开向车站？他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只带了些轻武器。
元首：问题是，隶属于这6000人的另外7000人，一到指定地点，就能编人部队，这6000人在半路上就已经得到通知，应编人到哪一部队。就防御来讲他们无论怎么说是适合的。
两个师能够到达指定地点，另外两上师也必须有所安排。
..
元首：现在必须十分准确地定下来，由外国人编成的部队到底怎么样，例如弗拉索夫师，是起了一些作用，就必须把它当成是一个完全有用的师。要是没有用..我们用1万或1.1万人的装备，去武装一个没用的师，而我们却不能组建德国师，因为我手里再没有武器了，那我们真蠢透了。要是那样的话，我情愿组建1个德国师，配备足够的全套武器装备。
博尔格曼：“还有1个印度雇佣军团。
元首：印度雇佣军团，那是开玩笑。印度人连虱子都不会抓，情愿挨虱子咬。他们也不可能杀死1个英国人。把印度人计算在内，简直是胡闹。印度人在我们这里作战，怎么会比在博塞领导下，在印度作战更勇敢呢？他们在泽率领导下，到缅甸去作战，是为了将印度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在那里象绵羊一样任人摆布，在我们这儿怎么会勇敢呢？如果让印度人去摇喇嘛经简或干类似的事，他们倒称得上世界上最不知疲倦的士兵。可是要说把他们投入到真正的流血斗争中去，那才是笑话呢，印度人怎么会有本事？另外，这也是胡说八道。如果武器充足，倒可以出之于宣传，开开这样的玩笑，但我们的武器并不充裕，就不能开这种宣传玩笑..
博尔格曼：托马勒将军和布勒将军报告说，当前还是没有一支部队准备就绪，可以向奥彭海姆进发。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军营里有5辆猎虎式坦克，今天或明天准备就绪，后天可以投入使用，大后天还要增加2辆，这样部队可以有7辆猎虎。
元首：这几辆都在威斯特法伦州军营？
博尔格曼：是的。
元首：他们将使用在上游桥头堡。
博尔格曼：是的，用于雷马根，由第512营使用。元首：什么时候启程？
博尔格曼：今天或明天准备就绪，似乎明天晚上他们才能够出发。
元首：我们就预定为明天吧..
敌人在西线攻克莱茵河屏障，以及在东线粉碎了德国反攻之后，便开始对德国内地发动总攻。面对这种形势，德国领率机构仍坚持守在他们那脱离现实的艺术之宫。在德国人民的末日已经到来的时刻，希特勒仍要实践战争的最后含义——在他认为，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证明是劣等的民族，就没有权力存在。在这种思想面前，年轻人的牺牲，国土的沦丧，潮涌般的难民和恐怖的轰炸，就显得轻如鸿毛了。只有占德里安进行了绝望的尝试，妄图结束这一恐怖局面。3月28日，他再一次在其下属的支持下，以“刚直不阿”的气概挺身而出。但也就在同一天，他被解职，离开了刚刚熟悉几个月的环境。在这件事情中，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没有次站出来，为国防军和陆军总参谋部的分裂和双轨制，在中间进行调和。新任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在敌人轰炸措森时负伤尚未痊愈，便担负起希特勒的“东线”顾问的角色。4月25日，当敌人东、西两线兵力在托尔高会师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和陆军总参谋部才被摧毁，克雷布斯也在柏林的混乱中死去。当作者缅怀与克雷布斯10年之久的友情时，希望克雷布斯的坚强的性格和诙谐的谈吐能减轻他在希特勒身边数周的日子里，所承受的重负。
在此期间，大本营的影响和装腔作势依然如故。此时，每天仍举行两次形势讨论会，但中午形势讨论会。一般都要推迟到下午，晚上的会则推迟到午夜时分。在4月初的形势讨论会上，认真地讨论了是先“在威悉河组织防御”，还是先保障与“荷兰、埃姆登和威廉港的联系”的问题。第二天，消息传来，明登和尼恩堡防线被突破”，敌人在威悉河上构筑了四座桥头堡。4月9日，柯尼斯堡失陷，作为该城那些不怕死的保卫者的最后报酬，是被希特勒全部判处死刷。当4月13日维也纳被占领后，又再次出现了“柏林永属德国；维也纳仍会回到德国怀抱”那句老生常谈的宣传口号。前天的罗斯福之死，似乎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给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们带来了巨大希望，他们希望敌人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在七年战争中，俄国女王伊丽莎白之死使其同盟土崩瓦解。
4月中旬，当俄国人大举进攻柏林，帝国首都受到被包围的威胁的时候，德国大本营的指挥体制发生了最后一次变动。“鉴于集中指挥的闲难”大本营采取预防措施，于4月11日“建立了外围指挥部”’分别负责北部和南部地区。第二天，邓尼茨海军元帅征得希特勒的同意，必要时可将海战总部迁离海岸。紧接着在4月15日，国防军统帅部下达了关于在敌人东、西两线兵力会合后如何保持德国中部的陆上联系的具体方针。由邓尼茨领导的北方司令部、对东线和西线的北部段，对丹麦、挪威和帝国航空队，拥有最高指挥权。由凯寒林领导的南线总司令部，分管东、西线的南段，东南线、意大利和第6航空队。但这个新的指挥机构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权对两个地区行使最高指挥权：要么希特勒本人没有在某一地区内；要么有希特勒的亲笔指令；或者是无法进行通信联系。
这一新的规定只是部分地付诸实施。4月20日是希特勒诞辰。自1941年因希特勒的生日己不再特别重视，只是平时的那帮人来到总理府聚一聚。他们按照戈林，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的顺序，奉命..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会议室隔壁的希特勒小间卧室里，向希特勒表示生日的祝贺。”两天后，俄国人突然逼近柏林近郊。希特勒声明，他决不离开柏林。这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回忆录中引用的希特勒的话。希特勒还效仿拿破仑的样子说：
“我将与柏林共存亡”。第二天，他又表示：“我要成为城市的最后一个保卫者。
要么，取得保卫帝国首都战斗的胜利，要么，与我的士兵一起埋葬在柏林”..
当4月22日傍晚，凯特尔动身组织文克的集团军为柏林解围时，仍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相信战争尚有转机的信念鼓舞着他。第二天，他与约德尔再次出席了帝国总理府的形势报告会，这对在2000多天的战争日子里始终不渝地站在希特勒一边的这两位人物来说，也是最后一次了。同一天晚上，当凯特尔和约德尔返回设在位于波茨但附近克拉普尼茨兵营的临时大本营时，发现他们负责北部地区的司令部，已由于俄国人的猛烈进攻而迁走了。
根据希特勒多次提出的关于决不能被围在柏林城内的明确要求，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部分人员和陆军总参谋部组成的、北部国防军统帅部”于当天夜里移至莱茵斯贝格和菲尔斯腾贝格之间的一座森林营地里。在此期间，邓尼茨与他的海军总部迂往普伦。根据希特勒一项新的指示，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取代邓尼茨，在这场战争小第一次担任部队司令官，与约德尔一道，执掌北部地区的指挥大权。尽管前线违命的事例日渐增多，但凯特尔和约德尔在其职位上，仍倾注一切力量，进行着指挥、组织、撤换指挥宫，又任命新的指挥官。其间凯特尔负责各处巡视，约德尔则坐镇司令部。他们通过专线电话和电报与希特勒保持着通信联系。现在，他们以及希特勒都相信，照此十下去，不仅柏林，就连帝国的防御都能继续进行下去。
在这些天里，约德尔大将获得了他10年来梦寐以求的荣耀——尽管已经太晚了。他在4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24日夜里，元首签署了有关指挥和参谋部合并的命令。”日记中还有一幅草图：
从草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三军中最大的、在战争中付出最沉重牺牲的军种——陆军的总司令部，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防军统帅部希特勒最后“任命”的陆军总参谋长，与希特勒一起被围困在柏林，已无法实施指挥
国防军统帅部“南部梯队”仍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部分人员和陆军总参谋部组成，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温特尔将军领导，于4月22日傍晚离开措森军营。根据最新的安排，在贝尔希特斯加登的这部分司令部，应驻在“紧靠帝国元帅”的位置。在此期间，戈林代替凯塞林，担任了南部地区总司令。然而，他对他这最后一次权限的扩大，并不感到高兴，因为第二天，他被解除了全部职务，幸免被希特勒逮捕和枪毙。据说，戈林在一份电报里表示了他与西方列强开始举行谈判的意图。“党务办公厅主任”博尔曼抓住这个时期，来到柏林的地下室，向希特勒指控这个早已确定下来的希特勒接班人的背叛行为，从而为他尔后的仕途清除了一个竞争者。
国防军统帅部南线梯队一直到最后依然坚信，只有“顽强抵抗”，“坚持到最后一天”，战争才会出现转机。
4月29日，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的司令部——北方地区最高司令部，下午被迫离开菲尔斯腾贝格的森林营地继续向北转移，傍晚时分在梅克伦堡的多宾庄园安营扎寨，23时，收到了由柏林发出的最后一份有关军事的无线电报：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大将
1、文克的先头部队在哪里？
2、他什么时候到达？
3、第9集团军在哪里？
4、霍尔斯持集群在哪里？
5、他什么时候到达？”
签字阿遗夫·希特勒
这份电报虽然寥寥数语，但仍无法掩饰身在帝国总理府地下室的人们，即使在这一天仍然翘首期望首都的解围和自己解放的紧迫心情。18个小时以后，希特勒死去，他的尸体被随之火化。在这最后一刻，他的懦弱的气质也作了最后一次表现。5月3日一个由邓尼茨海军元帅领导的新的大本营在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成立。邓尼茨以政府和国防军首脑的身份，于5月1日颁布了一项甚至对今天尚具影响的命令，为战争指明了出路。
..“我接管德国国防军三军指挥，立志将反布尔什维克的战斗长久进行下去，直至把作战部队和德国东部地区的数以万计的家庭，从奴役和毁灭中拯救出来。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止我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我就与他们无休止的战斗下去。”
最后一件具有历史影响的事件是，德国大本营的头目签署无条件投降书——5月7日2时41分约德尔大将在兰斯签署投降书；凯特尔元帅于第二天午夜时分，在帕林一卡尔斯霍斯特签署投降书。
1945年5月23日，即凯特尔被投入战俘营10天之后，帝国政府全体成员，以及德国大本营的其他成员也被逮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大本营随之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