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即至元八年 （西历一二七一年）、元宗十二年八月中旬，蒙使赵良弼作为国信使带着国书离开开京奔赴日本。为了护送赵良弼，元宗让通事别将[64]徐称和他同行。一行百余人。这是高丽第五次向日本派遣使者。之前四次都是从江都出发，这次是第一次从开京出发。元宗派朝臣们去江阳山城的南郊以及汉江的岸边为蒙使壮行。一行人在一个月后的九月六日自金州启航，此报告随之从镇边合浦县的屯所传到了开京。库临其在赵良弼归国前要一直驻屯在南部，他先于赵良弼离开开京，率领部队赶赴合浦并驻屯在此，蒙使发船的报告就是由库临其发来的。元宗马上派使者前往蒙古上奏此事。
在赵良弼一行出发的前后，元宗曾为此四下忙碌，但当这些喧嚣都过去之后，他立即把承担屯田军物资的痛苦写成文书向蒙古的中书省诉苦。为此太子谌又入朝蒙古，但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情况十分紧急。在屯田置立时下达的、关于军兵和马匹的粮饷供应要一直持续到今秋的命令期限眼看就要到来时，凤州的屯田经略司又发来了关于延长粮饷供给期的通知，要持续供给到明年即至元九年秋为止，这对高丽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
给中书省上书的草案是元宗亲自和金方庆商量之后才写出来的。为了讨伐三别抄，金方庆长期留在南边，所以很清楚百姓们现在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上书文体现出了金方庆的性格，完全无视以前的上书文的形式，内容颇为具体：——切以小邦元来仓廪所蓄既薄，自年前出来上朝，军马至今留屯。初以百官俸粟供给而不足，继敛两班百姓之户者，至于四五度。今接秋中外所供军马料，以上朝硕数之，则无虑十五余万。始则耐忍艰苦，今则绝不能输纳。今有追讨使金方庆报云：“界内百姓皆食草实木叶，虽有征索，势无可为者。”……今计正军六千人所带马，率以一人三匹为计，则凡一万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则当用上朝硕十三万五千，而本国硕则二十七万矣。加以四千农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硕计之三万六千，本国硕则七万二千。然则小邦百姓饥困固不假恤官军，所须亦必匮乏。欲陈情实则恐有弥缝之责，姑忍稽留则事势至于窘急，伏望曲赐矜怜，许令蠢蠢之遗黎获保绵绵之余喘。
从三别抄讨伐战归来的金方庆在开京和凤州之间频繁往来，他一个人承担起了和屯田经略司交涉的工作。其他人就算去了屯田经略司，也只是负责听话传话而已，很难把自己的意见传达给对方，但金方庆是个例外。他是讨伐三别抄时的将领，和蒙古军一同参战，跟忻都和洪茶丘都很熟，是被屯田经略司的武将们另眼看待的人。但他们看重金方庆不只是因为他特殊的地位和经历。正如他那就像是年老的百姓的外表一样，他无论是在语言还是行为上，都没有丝毫的炫耀和装饰。什么事都是再三考虑之后坦率地说出来。他心心念念想的都是高丽的国家大事、高丽的百姓，没有丝毫私心。
对于这样的金方庆，蒙古的武将们自然不敢轻慢，也不敢当面毫无顾忌地胡说八道。金方庆去过凤州屯田经略司之后，高丽的麻烦事解决了不少。其中最大的要数把屯田经略司从其所在的凤州转移到开京附近这件事了。
由于崔坦内附，凤州眼下现在已经成了蒙古的直辖省，所谓北界西海地的南方都邑。虽说是南方，但和开京离得很远，高丽要运输自己需要负担的粮饷时颇费功夫。除了粮食供给之外，输送这些粮食也要花费大量的劳力。作为高丽来说，一直在考虑怎么能在路程方面尽量减少军粮运输的辛劳。
金方庆把这件事跟屯田经略司的首领、屯田经略使忻都说了。忻都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奏请忽必烈，获得了准许。金方庆向忻都报告此事是九月，而付诸实施则是在第二年的一月末。虽说要转移的是屯田经略司，但屯田军也需要调动，营舍、马厩等各种设施也得转移。还有最麻烦的，就是要为屯田迁移一事选好地块。为此，在至元八年年末最严寒的时候，忻都亲自多次考察了多处地方，最后才选定了盐州、白州二州。
迁移许可从中书省下达后，金方庆赶赴凤州见了忻都，对他的尽心尽力和体贴表示感谢。
“大恩大德，方庆没齿难忘。今后但凡有需要，本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金方庆说道。
“是陛下主动提起你的要求的，不是我说出来的。我只是遵照陛下的命令，变换屯田地点而已。”
忻都说道。这时刚好也在现场的洪茶丘说道：“那你的这条命就先由我洪茶丘收着了。”
在他说到“收着”的时候，给人感觉就像是真的从金方庆手里接过了性命并收好了一样。忻都笑了。但金方庆和洪茶丘没有。一位是以瘦小的肩膀扛起高丽命运的六十岁的武将，一位是统率高丽归附军的二十八岁的武将，两人锐利的眼神对视了一下，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移开了。
至元八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李藏用病重的消息传到了元宗的耳里。李藏用于这年的一月五日被免官，刚好过了一年。元宗虽然不能亲自上门去探视卧病在床的李藏用，但几乎每天都会派出近侍前去探望，多次给他送药。眼看李藏用能不能过完今年都悬了，没想到李藏用居然恢复了，顺利地迎来了至元九年的新年。
一月十八日，和赵良弼一起赴日的文书官张铎带着日本人弥四郎等十二人进入开京。赵良弼一行是去年十三日回到合浦的，但唯独张铎为了尽快向忽必烈上奏原委而先行从合浦动身了。
据张铎奏报，一行人于前一年的九月六日从金州进发，九月十九日在离太宰府一二里远的地方靠了岸，到了太宰府的西守护所。本来想去日本都城亲自呈递国书的，但没有获得允许，于是赵良弼没有交出带去的国书，只出示了副本，请求对方以十一月份为期作出回复。但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返牒，只好带着弥四郎等十二人回国。虽然有十二个日本人同行，但没有返牒，所以这些日本人当然不是日本派出的使者。因为之前被蒙使带回来的两个日本人是在被隆重款待之后送回日本的，或许因为这样，身处边境的日本人都觉得，如果有人前来邀请，那就答应下来。
总之，此次国信使赵良弼的赴日活动也和之前一样宣告失败了。对此忽必烈会怎么想？想到这里，元宗的心情立刻沉了下去。蒙古已经大致平定了宋国，去年至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建国号为大元[65]。对于大元皇帝忽必烈来说，自己几次派出国使都没有被正式接受，连返牒都没有，那就只能像那封国书中说的那样，“以至用兵”了。
元宗在赵良弼出发赴日前两个月就接受了李藏用献上的计策，偷偷地把自己的使者派去了日本，预先告知了赵良弼赴日一事，以便让日方的领导人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高丽来的牒书被太宰府的官员收下并送往幕府一事元宗是知道的。因此他相信，这一定会以某种形式体现在日本接待蒙使赵良弼的态度中。但不得不说，元宗的期待又落空了。被风涛阻隔的那个小小的岛国那种无谓的矜持让人感觉实在生气。让日本免遭元兵的蹂躏，这虽然无所谓，但如果让高丽受此牵连，面临死亡的威胁，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高丽的官员也好，武将和百姓们也好，现在都已食不果腹。设想一下，要是征讨日本的兵船自合浦出发，也许在那之前大部分的高丽人都饿死了，山野中的树木也都死绝了。而眼下徒有其表的高丽这一国号或许那时已经消亡。
张铎进入开京那天，元宗派侍者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病床上的李藏用。作为回复，李藏用写了一封书信送到了元宗手里。
——盛化旁流，遐及日生之域，殊方率服，悉欣天覆之和。惟彼倭人处于鲽海，宣抚使赵良弼以年前九月到金州境，装舟放洋而往，是年正月十三日，偕日本使佐一十二人还，到合浦县界。则此诚由圣德之怀绥，彼则向皇风而慕顺，一朝涉海，始修尔职而来。万里瞻天，曷极臣心之喜，兹驰贱介仰贺宸庭。
李藏用的信中只写了这些。无疑，他设想了高丽给忽必烈呈递书信时的情形，在这一设想的基础上写了这封上奏文。对于自己所写的上奏文的草稿，李藏用没有进行任何的解释说明，但元宗很能理解此刻年老体衰且已病入膏肓的李藏用的心情。元宗的耳中至今还回响着李藏用的话语，仿佛他就站在自己的眼前说着这番话，能听到他的声音以及其中的抑扬顿挫：
——如果可能，希望能用上这篇奏文，如觉不妥就请毁掉。臣今年已不在朝中，且已病卧在床，对眼下政治的微妙之处一无所知。但心有所感，于是就试着写了下来。眼下衰老濒死的李藏用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元宗立刻让文书官誊抄了这封奏文。当然，这是在把弥四郎等十二个日本人当作从日本派来的使者的前提下给忽必烈写的贺词。忽必烈会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读它，实在连想都不敢想，但眼下高丽能做的也就这些了。这番言辞显然是李藏用耗尽心血写就的，不见得不会被忽必烈接受。如果忽必烈对日本的怒火能因此缓和，哪怕只是一段时间，哪怕多少有所缓和，对高丽来说就已经是可喜可贺了。哪怕能让最糟糕的事情推迟一天到来也好。只要迟上一天，忽必烈盯着日本的眼睛可能就会转向其他地方去了。
元宗先和文书官张铎商量了一下，看看把贺使派去见忽必烈是否可行。张铎说道，如果陛下肯接受，那无论是对国信使赵良弼还是其他随行人员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张铎应该是接到了赵良弼的命令，他只在开京停留了半天，当天就立刻带着十二个日本人朝燕都进发了。元宗将译语郎将[66]白居任命为表贺使，让他携带奏文一同前往。
从张铎一行匆匆忙忙地进入开京、再从开京出发的那天算起，刚好过了十天之后的一月二十八日，李藏用死了。享年七十二岁。他没有子嗣，留下遗言要求火葬。李藏用的尸体由三名僧侣火化。这天很冷，风平浪静，李藏用身体焚烧时的青烟笔直而上。
二月十日，太子谌从元国回来了。他是前一年为了向忽必烈上奏供给屯田军如何痛苦一事入朝元国的，秋初曾一度回国，十二月又作为贺使入朝，此时才回国。出席每年一度忽必烈在燕都举办的新年贺筵，这是太子谌不得不履行的任务。自林衍废立事件以来，给忽必烈上奏也好，请求也好，入朝的次数增加了许多，谌只得在燕都和开京之间来回奔走。
谌这次回国时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以谌为首的一行三十几人全都辫发[67]了，还穿上了胡服。
谌一进入王宫，立刻前去拜见元宗。元宗责备他抛弃了故国的习俗。谌说道，如果能减少哪怕一点点高丽所承受的负担，入朝者选择辫发胡服又算得了什么？对此，元宗无言以对。实际上如果能够减少哪怕一点点百姓的所受的痛苦，太子追随蒙古习俗这件小事真的不需特别在意。但看着眼前辫发胡服的谌，元宗心里总觉得难以忍受。
谌又接着往下说了。显然在他看来，现在正是个鼓足勇气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的好机会。蒙古已经不是过去的蒙古了，而是大元朝。这个大元远比父王所想象的还要强大得多。它有着巨额的财富和强大的兵力。聚集到新年贺筵上的万国使臣数量多得难以想象，那盛大的场面无法用言语描述。高丽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现在高丽国内真正了解这一点的，或许只有谌一个人了。高丽在形式上还维持着一个国家的状态，但实质上只不过是大元的一个藩属国而已。如果没有忽必烈的许可，连王宫的一扇门都不能乱动。自己多次入朝，所以对忽必烈的心思、枢密院和中书省等官僚们的想法多少有所了解。他们并不像父王所想的那样，把高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看待。父王现在也应该把以前的想法转换一下，要以一个藩属国首脑的心态去臣事于忽必烈。只要具有这种心态，立国之路自然就开阔了。高丽没有其他生存之道了。父王曾接受李藏用的劝说，请求忽必烈把公主嫁给谌，那时没有获得准许。李藏用的想法是对的。在大国身边立国很难，但进入大国内部、作为其一部分来立国很容易。但现在想想，当时乞求公主下嫁一事真的很滑稽。长期与自己为敌的这个小国到底是敌是友，忽必烈在还没弄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公主许配给自己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在新年的贺筵上，自己的座次每年都在上升。像今年，忽必烈还亲自站起来给自己安排了座位。
按照谌的说法，他已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充分信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能谌是对的，元宗心想。今年三十七岁的谌生来就容貌清秀，人品方面无可挑剔，待人接物也渐渐娴熟起来。无论和哪国的太子同席，都不会比他们差。谌还说了，作为一个藩属国首脑心甘情愿地去臣事于忽必烈，也许高丽立国的出路也就找到了。但同时也有亡国的危险。李藏用曾提议乞求蒙古公主下嫁给谌，在当时来说只是一种策略，和现在谌所说的情形有所不同。
“辫发胡服一事，只在入朝元朝的时候做吧！在我国就按照我们的习俗来。”
元宗只对谌说了这么一句后，就从座位上站起身来。
几乎在谌从北边回到开京的同时，赵良弼也从南边进入了开京。对于没有完成国信使的任务一事，他深感自责，于是只派张铎去见忽必烈，自己没有去元朝，而是留在开京，等待着来自忽必烈的消息。
三月，元宗和金方庆商量之后，派招谕使者前往耽罗岛见三别抄。使者选了阁门副使[68]琴薰。由于三别抄在前一年的珍岛之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或许元宗的诏谕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希望从此避免同族血肉相残，在蒙古兵再次介入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离开开京的诏谕使一行三十余人中，只有琴薰一人在第二年的四月末回到了开京。据说使者一行在珍岛和耽罗岛之间的海上被三别抄抓住后拘在秋子岛，只有琴薰一人被放上一艘破旧的小船并放到了海上。诏谕文书没有被现任的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接受，又被他带了回来。
据琴薰所报，三别抄的士兵们完全没有投降的意思。他们都骄傲地宣称自己在为祖国高丽而战，不久就会把元军从我国赶走，把饥饿的人们从他们的手中解放出来。
琴薰回来以后，从沿海的各个州县又传来消息，说是三别抄的行动又活跃起来了。三别抄在耽罗岛的缸波头里、涯月筑了城，横行海上，不断袭击沿海州县，抢夺船舶、米谷，抓了很多的居民，现在队伍越来越强大。三别抄逐渐显露出了海盗的性格。这种集团无论如何肯定会灭亡的，三别抄也走上了这条路。
元宗无奈之下只好把琴薰派往元国报告三别抄的情况，另一方面，派将军罗裕去讨伐在全罗道出没的三别抄。但对方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策略，讨伐行动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金方庆也想亲自率兵出阵，但屯田经略司和百姓之间不断发生的争执和突发事件让他根本无暇顾及。金方庆负责十一个地方的与屯田相关的高丽方面的事务，日夜为解决这些事务奔忙。
四月三日，赴元报告日本之行始末的赵良弼的文书官张铎带着弥四郎等十二个日本人回到了开京。据张铎所说，对于十二个日本人来自太宰府警戒所一事，忽必烈很不满意，并没有下旨召见。忽必烈和中书省都认为，这是日本人害怕被攻打，所以才派出这帮人来窥探大元的虚实的。
按照中书省的指示，张铎要带送还这十二个日本人。四天后的四月七日，张铎带着日本人再次离开开京奔赴日本。
元宗派御史[69]康之邵同行。几天之后，赵良弼也和先行赴日的一行人一道再度作为使者离开开京赴日。元宗这时也让几个家臣把赵良弼一行人送到了汉江岸边。李藏用在濒死前的病床上写的上奏文终究没有被忽必烈采纳。
这一年在慌乱之中过去了。连开京的春天的连翘花什么时候开又什么时候落都不知道。四月的最后一天，元宗派使者赴元上奏，请求削减屯田军粮的供应。
进入五月之后，张铎从日本回来了。而赵良弼发誓这次一定不辱使命，于是决心在国书被送达日本朝廷之前一直留在日本。对于风涛对岸的那个小小的岛国，元宗觉得很难理解。他听说在这个岛上，海边的丘陵都被松树覆盖，白色的波浪不断拍打海岸，然后粉身碎骨，在松籁之间能听到有刀枪的声音传来。但光凭这些描述也很难想象日本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一说起日本，元宗的耳边仿佛就只有惊涛拍岸的声音。
八月忽必烈的诏令下来了。其中以严厉的口吻命令他们和洪茶丘共同商讨如何剿灭三别抄。在和洪茶丘商量之前，元宗询问了金方庆的看法。金方庆说道，以招谕的形式来解决方为上策，如若不行再组织高丽军讨伐。三别抄已经半海贼化了，只要对这一半进行打击，就能轻易地收服。如果讨伐军是蒙古兵的话，对他们来说，投降就意味着死，因而他们会持续顽抗到底的。因此，派遣由高丽兵组成的讨伐军排在第二位。必须极力组织蒙古军加入讨伐的队伍。还都以来的这两年，高丽已拥有了不需借助蒙古军也足以平定内乱的兵力。
在和洪茶丘商议时，元宗把金方庆的话拿出来说了。
洪茶丘知道三别抄的首领金通精有很多族人在开京，于是从中选出五人，把他们作为使者派到了耽罗。然后洪茶丘就南下监督之前忽必烈给这个国家下派的造船任务。对于族人的诏谕，三别抄并没有任何反应。
从夏末到秋天，三别抄特别猖獗。掠夺全罗道的贡米八百石，袭击忠清道孤澜岛的造船厂，焚毁合浦和巨济岛的兵船，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袭击孤澜岛造船所的战斗，持续了很多天，所有的兵船都被焚毁了，船夫们也都被抓走了，造船的工匠们一个不剩的全被杀掉了。这可以说是对元朝的高丽政策作出的有组织的反抗，但另一方面，侵寇守备薄弱的州县、抓捕官吏、掠夺农村渔村等等完全就是海盗的行为了。渐渐地，他们还阻止船队停靠在京畿道的灵兴岛，在近海横行霸道。不能再任由他们这样胡作非为了。
这一年的年末，洪茶丘从南边进入开京后又立即赶赴蒙古。次年三月，他再度回到开京会见元宗，传达了忽必烈征伐耽罗的命令。作战命令一日之内便下达了。忻都和洪茶丘统率蒙兵，金方庆则是高丽军的统帅。按照忽必烈的命令，高丽要把各道建造的所有兵船全都派到南海，兵船数量超过二百艘。其兵力是，蒙古军二千，汉军二千，高丽军六千，规模极大。高丽为此只得动员了各州县所有的守备兵。
通过作战规模，元宗和金方庆都知道了，耽罗征伐不仅具有讨伐三别抄的意思，这明显是为了将来组织日本征讨军而准备的。元宗和金方庆都去找洪茶丘诉苦说，征集六千名士兵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获得忽必烈授予这次战役全部权限的洪茶丘根本就不听。他只说这是忽必烈的命令。为此，金方庆必须在出征之前凑足相应的人数。
当金方庆率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六千名高丽士兵出征时，他对元宗说道：
“留在耽罗的三别抄全都会成为死尸的。我已做好心理准备了，要毫不留情地剿灭他们。事已至此，没有其他办法了，这一点还望陛下理解。”
元宗也对此表示了理解。
征讨耽罗的各军离开开京朝罗州进发不久，刚好时隔一年，赵良弼一行人从日本回到了开京。赵良弼形神憔悴。在日本停留了一年的他，一直被留置在太宰府，最终还是没能获准进入日本的京城，没有完成国信使的使命就回来了。
元宗接待并慰问了赵良弼，给了他白银三斤，苎布[70]十匹。同席的达鲁花赤李益也想赠些东西给赵良弼，但赵良弼没有接受。他说道：
“这说到底是从高丽人民手里搜刮来的，恕良弼不能接受。”
赵良弼为了赴日纵向穿过了半岛，重复了两次往返合浦的旅程，所以他深知高丽各地人民生活的困苦，才这么说的。赵良弼还在席间说道：
“日本似乎知道了元朝要来攻打，传闻在大街小巷里流传。海边似乎守备森严。既然日本采取这种态度，那日本征讨军的派遣已成定局，陛下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有一瞬间，元宗感觉赵良弼的视线和自己的撞到了一起。莫非赵良弼知道了在他的日本之行之前，高丽也曾往日本派出过使者？赵良弼是在一切心知肚明的情况下，把这些秘密都藏在了心里。他只是跟元宗强调了要做好心理准备，去迎接高丽必将面对的困境。元宗对这个元使隐隐有了好感。其实并非此时才对他有好感的。赵良弼和其他进入本国的蒙使们不同。他作为国信使前来，在渡日之前一直留在开京，时间多达数月，其间没有干涉过高丽任何的内政，似乎觉得那和自己所承担的任务无关一样。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这一立场。另外，在刚出使日本归来时，他只把张铎派到忽必烈那里，在第二次渡日之前都一直留在开京，没想跟忽必烈辩解太多，作为第三者来看，这种态度让人钦佩。
赵良弼离开开京返回元国一个月之后，从前线的三别抄讨伐军那里传来了捷报。忻都、洪茶丘、金方庆三将所率领的水陆军一万人从罗州藩南县出发渡海，分别从三个方向登陆耽罗岛，包围了三别抄的本部缸波头里，最终攻陷了城。
首领金通精自杀，其属下的三别抄一千三百人出城投降。这样一来，为时近三年的、由曾经的江都特别警备队士兵们掀起的叛乱就全部平息了。这场叛乱从至元七年六月持续到至元十年四月。
五月，讨伐三别抄的军队陆续凯旋回到开京。据最晚于六月凯旋的金方庆所报，元宗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那就是，耽罗岛难免要成为元的直辖地了。眼下有五百名蒙兵和二百名高丽兵还留在耽罗岛。这些驻屯兵是由洪茶丘下令派遣的。据金方庆说，高丽兵的驻屯是理所当然的，但蒙兵驻屯、何况是以高丽兵两倍以上的兵力驻屯，这显然让人无法理解。既然三别抄是在元军的强力支持下覆灭的，那金方庆就没有底气去制约忻都、洪茶丘等人的言行了。
金方庆的担心在两个月后成为了现实。两名蒙将携带忽必烈的命令来到了开京。一个是失里伯，身负耽罗国招讨使的使命，另外一名是副使，叫伊邦宝。与因崔坦内附而成为元的直辖地的北界西海地方一样，把招讨使派到耽罗国只能说明该地又要成为元的直辖地了。
似乎忽必烈并不满足于此。以耽罗岛的平定为分水岭，在元宗的周围，许多东西都在蠢蠢欲动。六月，屯田经略使忻都被忽必烈召回元朝，七月，金方庆也突然被召去了。将士、官员们在元国和高丽之间频繁往来，以造船监督使身份来到开京的人有好几拨。屯田经略使催促军粮供给，百姓请求减少军粮供应，这些喧嚣几乎每天都在元宗的周围发生。
慌乱之中，元宗听闻了一个传言——赵良弼去年五月去燕都参见忽必烈时，忽必烈曾说了一句话：“卿并未有辱君命。”元宗真心为这个对自己国家怀有好意的蒙古人感到高兴。他似乎从长久以来的一片暗淡当中看到了一小片蓝色的天空。
秋初时候，他见到了七月被召入朝的金方庆派来的使者。据使者所说，金方庆一入宫参见忽必烈就被安排坐在了丞相[71]的次席，受到了盛情的款待，获赐金鞍、彩服[72]、金银等，无限尊崇。对于忽必烈的这一特殊厚待，金方庆并未觉得这是对他征伐耽罗的恩赏，而是认为不久之后自己可能会摊上一个更为重大的任务。于是，金方庆把自己在元都时想到的转告给了元宗——现在到了需要高丽君臣们下定决心去面对一件大事的时候了。一件大事，当然指的就是派遣日本征讨军一事。
十月，洪茶丘又被忽必烈召了回去。在离开开京之前，他又重新强调了年内应该储备的兵粮的数量，下令征召人手，以便把木材从山里运出来，无论数量多少，对于现在的高丽的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十一月，元宗又从入境来的元使的口中知晓了关于赵良弼的一条传言。这比之前听说的忽必烈言语褒奖赵良弼一事更为详细。在被忽必烈询问是否应该征讨日本时，赵良弼作了如下的回答。——臣居日本岁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杀，不知有父子之亲、上下之礼。其地多山水，无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是谓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也，臣谓勿击。
听了这番话，元宗感觉赵良弼明显是站在高丽的立场上，拼命地在维护着高丽的。勿击，勿击，勿击……元宗数次重复着这句话，似乎是为了验证赵良弼最后的这句话会如何在忽必烈的心里扎下根来一样。在反复念叨的过程中，这个词在元宗的口中逐渐变成了具有说不清是祈祷还是诅咒意味的语言。元宗这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本想大声喊出“勿击”来的，结果却没能发出清晰的声音。尝试了好几次都一样。此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咽喉有一种神奇的效果，它不知何时就阻断并扼杀、毁灭了自己的声音。周围的人都留意到了元宗有时不能发声的情况，但元宗本人此刻才注意到。
十二月，十几名肩负检阅兵粮使命的元使来到了开京。
高丽派官员和元使一起下到诸道去调查兵粮的数量。十二月初有冰雹，之后是雪，一直持续下到年底，把高丽的北方一半都掩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