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对话之主题和方法的首次提示。引见来自爱利亚的ξένος［客人］。巴门尼德的基本论题。ϑεὸς ἐλεγϰτιϰός［进行盘问的神］？哲学的神性。对话的主题：哲学家。方法：διαϰρίνειν τὸ γένος［区分属］。διαϰρίνειν［区分］之基础：最切近的显示自己（φάντασμα［假象］），以及大众的意见：φιλόσοφοι［哲学家］=πολιτιϰόι［政治家］——σοφισταί［智者］——μανιϰόι［疯子］
如果我们极其纲要性地对内容进行划分，那么，谈话的准备就具有以下任务，首先，确定主题：哲学家应是什么；其次，确定方法。谈话始于忒俄多洛斯（Theodorus）同泰阿泰德（Theätet）一起带了一位客人到苏格拉底那儿。忒俄多洛斯已经是一次谈话、即就在前面所进行的那次谈话《泰阿泰德》的参与者。在那儿（《泰阿泰德》143b8）他被称作γεωμέτρης［几何学家］。忒俄多洛斯是柏拉图的数学老师。他来自北非的库瑞涅（Kyrene）。这位忒俄多洛斯同一位年轻的哲学家泰阿泰德一道，ϰατὰ τὴν χϑὲς ὁμολογίαν［依照昨天的约定］（216a1）、“依照昨天的约定”到苏格拉底这儿来。由此就涉及到了《泰阿泰德》这篇对话。忒俄多洛斯还带来了一位ξένος［客人］，即一位异乡人。谈话就从忒俄多洛斯向苏格拉底介绍这位异乡人开始。在此我们经验到：1.τὸ μὲν γένος ἐξ Έλέας［来自爱利亚的客人］（216a2以下），即这位ξένος［客人］来自爱利亚；2.ἑταῖρον δὲ τῶν ἀμφὶ Παρμενίδην ϰαὶ Ζήνωνα［围绕在巴门尼德和芝诺身边那些人的伙伴］（216a3以下），即他是巴门尼德和芝诺的一些学生的伙伴和同伴，这标画了他的精神—科学上的起源；3.μάλα δὲ ἄνδρα φιλόσοφον［非常有哲学家气质的人］（216a4），即他是一位非常哲学性的人，在此看出了他的生存。
因此，被介绍的乃是一位来自巴门尼德学派的哲学家。由此对话的整个精神氛围得到标画。因为真正的争辩和实事性的讨论就活动在由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即由爱利亚的巴门尼德所奠定的问题提法之视域内。由此从一开始就给出了关于对话的实事性内容的预示，即下面这一问题：是否甚至不-是者也是（ob auch das Nicht-Seiende sei）。这仅仅是同下面这一爱利亚学派的原则、巴门尼德的原则相对立的逆向问题，那就是：是者是（das Seiende ist）。它是一个正面的命题，现在却在这一谈话进程中遭到动摇。就对巴门尼德的认识而言，我们无需依赖观点编辑性的材料，相反，我们甚至还拥有以Περὶ φύσεως［论自然］为标题的巴门尼德教诲诗的残篇。我们现在打算仅仅把这一教诲诗当作对关于是者的基本看法的预示——对话中的逆向立场根据这一基本看法方才变得可理解。
Περὶ φύσεως［论自然］这一标题已经暗示了下面这一点：被谈论的是者在自然和世界这一整体之意义上加以对待注217。为了暂时刻画巴门尼德学派的这一原则，可以举出来自残篇6的一句话——根据赫尔曼·第尔斯的编排加以引用：χρὴ τὸ λέγειν τε νοεῖν τ' ἐὸν ἔμμεναι· ἔστι γὰρ εἶναι, μηδὲν δ' οὐϰ ἔστιν· τά σ' ἐγὼ φράζεσϑαι ἄνωγα.［必须得说和看：是者是；因为是是，而不是不是。我要求你们把这点记在心上。］“必然要谈到和知觉到，是者作为是者，它是”；必然要说，是者是（das Seiende ist）。ἔστι γὰρ εἶναι［因为是是］、“因为是是（denn das Sein ist）”。在这一关于是（das Sein）的形式上的普遍命题的单纯逆向立场中有着：μηδὲν δ' οὐϰ ἔστιν［而不是不是］。这一命题就是如此流传下来的。但是，根据一种猜测——它在第尔斯的版本之后方才变得众所周知，不应读为μηδὲν，而是μὴ δ' εἶν' οὐϰ：“而不是不是（Das Nichtsein aber ist nicht）”。正命题：是是（Das Sein ist）；反命题：不是不是（Das Nichtsein ist nicht）。我们在这儿已经看到：这一命题还强烈地在言谈和陈述的印象中被取得。表达出来的是：是者是；作为真并且仿佛以古风的方式说注218：是者是（das Seiende ist），不-是者不是（das Nicht-Seiende ist nicht）。无需用任何其他的方法观望现象，仅仅基于确然无疑地被看到的内容：就会说，是者是，不-是者不是。第二个命题在《智者》中成为了问题。由此是之意义被修正，并且巴门尼德的第一个命题被置于一个更加彻底的基础之上。在对话的241a以下和258c以下，明确涉及了爱利亚学派。
ξένος［客人］是一位来自爱利亚的异乡人、是巴门尼德和芝诺学派的一员、是一位非常哲学性的人，在对他的这一介绍中，预示了那现在真正要来的东西。苏格拉底对ξένος［客人］的这一介绍作出了反应。我们问：苏格拉底对客人的介绍是如何反应的？我们首先只能说：苏格拉底式的——但我们必须进一步澄清它。苏格拉底转向了谈话，并把对这位作为一位非凡的陌生人的异乡人的注意力放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联系上。Ἆρ' οὖν οὐ ξένον ἀλλά τινα ϑεὸν ἄγων ϰατὰ τὸν Ὁμήρου λόγον λέληϑας.［按照荷马的说法，或许你带来的不是客人，而是某位神。］（参见216a5以下）或许你带到这儿来的是一位神——你不知道这点，以至于你随之在你所带来的和你所做的这件事上是隐藏着的——或许你带了一位神来。我们必须理解，苏格拉底在这儿以他的方式仿佛对他所遇到的感到有些迷糊，只要我们必须假设：苏格拉底 = 柏拉图，因而苏格拉底也具有柏拉图本人对巴门尼德所怀有的那种异常的尊敬，因为柏拉图——如果年代学正确的话注219，那么，《巴门尼德》这篇对话先于《智者》——第一次真正理解和占有了巴门尼德那影响深远的发现。因此，苏格拉底处在这样一种情形中，那就是他碰到了某种不寻常的东西，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机会。因而根本没有爆发一种恣意放肆的讨论，有的是对在这一机会那儿可能于此发生的问题的冷静沉思。在此要考虑到下面这点，那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不仅知道巴门尼德哲学的高深含义，而且也知道他已经建立了学派，并且对于苏格拉底的时代来说，恰恰是爱利亚人、恰恰是该学派的那些哲学家在特别地大肆喧嚷，他们凭借一种特别的狂妄自负而与众不同，他们陷于对所有其他研究的一种盲目的否定中，并且在这样做时——正如那经常在门徒们那儿所发生的那样，他们并未获悉和占有老师本人曾经所经历的事情以及在这种经历和这种深入研究中所揭开的事情。苏格拉底一方面敬重学派的奠基者，但同样也知道他那些大肆喧嚷并从中获利的门徒们的坏习气。因此，正如他在根本上是正面的那样，苏格拉底首先正面地指出了下面这一特别的可能性：οὐ ξένον ἀλλά τινα ϑεὸν ἄγων λέληϑας.［你带来的不是客人，而是某位神。］他并未仅仅指出这点就了事，而是让这一可能性所真正包含的东西变得更加清楚，那就是或许一位神悄悄地来到了这儿。也就是说，通过引用荷马《奥德赛》（XVII,485-487）中的一段话，他指出：其他的一些神，尤其是ϑεὸς ξένιος［异乡人的保护神］，经常与人结伴旅行，συνοπαδὸν γιγνόμενον ὕβρεις τε ϰαὶ εὐνομίας τῶν ἀνϑρώπων ϰαϑορᾶν.［一同前来俯察人的放肆和正直］（216b2以下）“由此俯察人的亵渎和正直”，因而审视人的所作所为。他在刻画哲学家、确切讲刻画真正的哲学家的216c6那儿，再次使用了ϰαϑορᾶν［俯察］这一表达。那些秘密同行的神，评判性地观察着人的行为注220。在这儿也可能是下面这种情形，那就是：真正与哲学性的异乡人一道前来的是一位τῶν ϰρειττόνων［更强有力的］（216b4）。于是，ϑεός［神］的ϰαϑορᾶν［俯察］、俯察，似乎就是ἐποψόμενος［进行监察的］、“监察着我们的”，ϑεός［神］似乎会审视我们，而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在于下面这点，φαύλους ἡμᾶς ὄντας ἐν τοῖς λόγοις［我们在逻各斯方面是贫弱的］、“我们在λόγοι［逻各斯］方面是不充分的”，也即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所谈论的东西并无真正的认识，正如我们在我们的λέγειν［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在这点上，在言谈的实事性和基础上，并不充分；而这位神在这些方面同时是ἐλέγξων［盘问者］（216b5），“他把我们加以示众”，让我们公开地变得可见，把我们作为我们加以展示和驳斥。苏格拉底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因此，苏格拉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了对异乡人的介绍，以至于他仿佛从他刚刚遇到的这位人那儿掉转了目光，并展望了一种更高的可能性，即同客人的出现相伴随的可能是：οὐ ξένον, ἀλλά τινα ϑεόν［不是客人，而是某位神］。
对一种更高可能性的指出以及对该可能性的进一步刻画——苏格拉底以及那些同他一起的人，可能被证实在对他们要加以谈论的那些事情的谈论方面并不充分——于是通过下面这点而具有了苏格拉底式的意义，那就是：异乡人自己，尤其是引见者忒俄多洛斯，被迫承认这一摆在其面前的更高可能性。于是，忒俄多洛斯不得不吐露异乡人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他现在不得不根据其精神情状来介绍异乡人。因此，忒俄多洛斯的回答是：οὐχ οὗτος ὁ τρόπος τοῦ ξένου, ἀλλὰ μετριώτερος τῶν περὶ τὰς ἔριδας ἐσπουδαϰότων. ϰαί μοι δοϰεῖ ϑεὸς μὲν ἁνὴρ οὐδαμῶς εἶναι, ϑεῖος μήν· πάντας γὰρ ἐγὼ τοὺς φιλοσόφους τοιούτους προσαγορεύω.［这不是客人的风格，相反，他要比那些热衷于争论的人更为节制。在我看来，他决不是神，而是神一样的；因为我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称作这样。］（参见216b7以下）忒俄多洛斯首先这样回答道：“这不是客人的风格，相反，他同那些完全热衷于无休止争论的人相比，具有更为节制的品质。”这一回答显示：忒俄多洛斯已经理解了苏格拉底用ϑεὸς ἐλεγϰτιϰός［进行盘问的神］所做的提示，那就是对巴门尼德那些门徒、爱利亚学派的人好争辩的提示。面对可能是一位神这一更高的可能性，ξένος［客人］进一步显露了自己，即与那些外在的标记相反，现在才真正开始介绍他是什么。现在必须决定：他是否实际上已经从其学派那儿取得了其应得的一份，如我们所说，背上了其学派的书包；他是否有其工作，并理解该工作；由此如果他能够从事其工作，那他是否发现了其工作的限度，——或者他是否基于这种实事性而有能力没有偏见地甚至反对学派的信条和学派的原则。也即是说，现在必须崭露他是否最终是下面这样一种人，那就是：在他身上有着成为弑父者的可能性，即从根本上撼动其老师地位的可能性。只有当他具备这种可能性时，他或许才能够是一位实事性地、严肃地进行担当的人。或者，他只不过是一位浅薄的好争吵者，仅仅靠学派成员的资格来扬名立万，靠学派来谋生度日。
然而，苏格拉底用其回答所谋求的第二个意图，是抑制新来的人在其主张中可能提供出一种伟大的哲学。因为忒俄多洛斯的回答是非常谨慎的，他仿佛把它往后收了收：ϰαί μοι δοϰεῖ ϑεὸς μὲν ἁνὴρ οὐδαμῶς εἶναι, ϑεῖος μήν［在我看来，这人决不是神，但确实是神一样的］（216b8以下），我引到这儿来的客人不是一位神，但他确实是神一样的。于是，一般刻画：πάντας γὰρ ἐγὼ τοὺς φιλοσόφους τοιούτους προσαγορεύω［因为我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称作这样］（216b8以下），“我惯于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称作这样的，即将之理解为神一样的。”这儿把属于神圣东西的这种称谓用在哲学家身上，意味着他们在其追问中把是者中的最高者当作对象。ϑεῖον［神一样的］这一概念，甚至在柏拉图那儿——尽管同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相比它还具有一种较为模糊、更加宽泛的意义，也已经不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具有一种宗教上的意义，因而这个人现在不可能在特别的意义上被宗教性地刻画。我们必须在一种世俗的意义上，或者——从基督教的立场来说——在一种异教的意义上，来把握“神一样的”，只要ϑεῖος［神一样的］、神一样的，在这儿单单意味着：在其认识活动中，涉及的是那在诸现实性之秩序中具有最高等级的是者。其中并不包含着：在一种位格的、直接的联系之意义上，神一样的东西、神同单个的人之间的某种联系。因此，苏格拉底迫使忒俄多洛斯根据其精神上的起源来介绍他的伙伴，从而迫使他退回到合法的主张上去。
苏格拉底现在仿佛在言辞方面接受了这一回答，由此就已经给出了对话的主题。忒俄多洛斯的回答的最后一句话：πάντας γὰρ ἐγὼ τοὺς φιλοσόφους τοιούτους προσαγορεύω［因为我把所有的哲学家都称作这样］，成为了苏格拉底的一种思考的出发点，根据该思考，涉及的是把哲学家和神一样的东西、神这两种现实性彼此分开、διαϰρίνειν［区分］（216c3），并且是在γένος［属］方面διαϰρίνειν［区分］。苏格拉底说：很好，的确有着一种不同，你介绍给我的这位人可能的确不是一位神；但即使这样也必须注意，这两者，即哲学家和神、神一样的东西，依旧难以分开，依旧难以理解。在此要注意：这儿对于理解或进一步的规定来说，用的并不是一种随随便便的措辞，而是διαϰρίνειν τὸ γένος［区分属］（参见216c2以下），——ϰρίνειν［区分］、区分，同另一东西相对照把某种东西突显出来——尤其是在γένος［属］上。我们在这儿必须尽可能源始地把握γένος［属］注221这一表达：哲学家或神的起源、在是上的出身之意义上的起源。因此，在彼此间的互相衬托中，在一个同另一个的这种分离中，应抽取出各自的γένος［属］——根据它每一个才成为它所是的。这是γένος［属］的真正是态学上的意义：某一事物由之成为其所是的东西，家世（der Stamm）注222、起源（die Herkünftigkeit）。因此，要紧的不是把哲学家同神进行一种随意的、大众化的区分，相反，γένος［属］这一表达已经提示出了这种区分和问题提法之性质。
不仅如此，而且苏格拉底还进一步指出了基础，也即是说，只要他同时指出：对于哲学家应是什么以及他的γένος［属］应是什么这一问题来说，是如何假设了首先得辨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平均-质朴地（durchschnittlich-naiv）关于我们现在正询问的对象所知道的东西。苏格拉底刻画了关于哲学家以及他是什么的大众知识，他说：πάνυ παντοῖοι［非常多种多样］（参见216c4以下），“他们非常多样地、形形色色地显现出来”、φαντάζεσϑαι［显露］。φάντασμα［外表］在这儿并不具有同某一感觉相对立的想象显象（Phantasieerscheinung）之意义，而是具有φαίνεσϑαι［显现］、 显现、最直接的外貌——哲学家于其中向民众、向那些平均地受过教育的人显现出来——这种源始意义。如果我们问，人们在平均的文化知识之范围内关于哲学家知道些什么，那么，就会表现出：最直接的是一种表态，即一种进行贬低或进行抬高的表态。对于一些人来说，哲学家显得“毫无价值”、τοῦ μηδενὸς τίμιοι［不值一文］（216c7以下），是一种多余的人之类型，但对于另一些来说，则是“值得尊敬的”、ἄξιοι τοῦ παντός［配得起一切］（216c8）。因此，这儿有着一种冲突的表态，它并不过多地诉诸对要加以发表意见的事物的一种实际再现，而是诉诸最切近的、流行的印象，诉诸那占据统治地位的情绪和意见。事实上，哲学家所表现出来的外貌之所以是形形色色的，乃是διὰ τὴν τῶν ἄλλων ἄγνοιαν［由于他人的无知］（216c4以下）、“由于他人的不熟悉”。οἱ ἄλλοι［他人］在这儿指的就是οἱ πολλοί［众人］、大众。
在同对关于哲学家的最切近的、大众的观点的这种刻画的联系中，苏格拉底同时给出了一种正面的、人们于其上展望ὄντως φιλόσοφος［真正的哲学家］（参见216c6）、“真正的哲学家”的指示。ὄντως φιλόσοφος［真正的哲学家］与πλαστῶς［假冒的］（216c6）哲学家是对着来说的；πλάττω［假冒］，指的是捏造、杜撰、虚构一种形象。ὄντως［真正地］注223在另一些上下文中被ἀληϑῶς［真实地］所代替。因此，虚假的哲学家和真正的哲学家相对立。于是，苏格拉底将真正的哲学家规定为ϰαϑορῶντες ὑψόϑεν［从高处进行俯察的人］、“从高处俯察位于其下的那些人的βίος［生活］”。οἱ μὴ πλαστῶς ἀλλ' ὄντως φιλόσοφοι, ϰαϑορῶντες ὑψόϑεν τὸν τῶν ϰάτω βίον.［那些不是假冒的而是真正的哲学家，从高处俯察下面那些人的生活。］（216c5以下）因此，哲学家的事业就是ὁρᾶν［看］、观望βίος［生活］。要注意，在这儿不是ζωή［活着］，即在与动物、植物、爬和飞的东西相联系的人的现成地是之意义上的生命，而是在生存、被某一确定的τέλος［目的］所刻画的生活方式之意义上的生命——该τέλος［目的］对于βίος［生活］本身来说就作为πρᾶξις［实践］的对象而起作用。因此，哲学的主题就是人的βίος［生活］，并且可能是各种各样的βίοι［生活］。“他们从高处进行俯察。”在此就包含着：哲学家本人，为了能够严肃地实施这种可能性，必须已经赢得了一种生存方法，该生存方法向他确保了这种看，并由此他能够一般地通达生活和生存注224。
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问，那总是在情感上对哲学家有所表态的大众意见会对哲学家说出些什么，那么，就会得出三种东西。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显现为πολιτιϰοί［政治家］；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显现为σοφισταί［智者］；对于一些人来说，则显现为παντάπασι μανιϰῶς［十足的疯子］（参见216c8-d2）、“完完全全的疯子”。这三种规定，即政治家、智者和疯子，不是偶然的；关于哲学家的大众意见活动其间的那种不确定性，也不是一种任意的不确定性；相反，从这三种刻画那儿可以看出：只要人在πόλις［城邦］中生活，那么，问题所关涉的就是下面这种人，即他的理论和教学活动都以人为目的。因为，甚至智者依照其真正的事业来说也是ῥήτωρ［演说家］，即演说家和演说术的教师，是那在πόλις［城邦］的公共事务中、在法庭面前、在群众集会上、在庆祝活动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的言谈的教师。因此，问题所涉及的乃是那指向各种πολιτιϰά［城邦事务］的人。于是，在关于哲学家之本质的整个不确定性那儿，其实已经给出了其可能的行为方式的某一范围：σοφιστής［智者］、πολιτιϰός［政治家］和παντάπασιν ἔχων μανιϰῶς［完完全全发了疯的人］。人们从这儿（217a3）以及其他地方推论出，柏拉图曾打算写一个三部曲。也即是说，我们拥有一篇题为πολιτιϰός［政治家］的继续的对话，它同《智者》相并列，并且它们就内容而言在某种方式上是共属一体的。人们说，柏拉图没有再完成关于哲学家的第三篇对话。于是，柏拉图的形象就成了一位写剧本并打算写一本三部曲的人民教师（Volksschullehrer）注225的形象。但如果我们加以仔细注意，我们就必须说，对于柏拉图而言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相反，关于智者的对话恰恰是要完成澄清哲学家是什么这一任务，更确切地讲，不是以一种粗陋的方式，而是以苏格拉底的方式告诉一个人哲学家是什么。在对话的最后部分，出现了一段明确的话（253c8以下），在那儿，对话的引导者说，他们现在事实上——甚至在他们于其对话中取得真正的和科学的智者之定义之前，突然似乎发现了哲学家。这是值得注意的，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纯粹实事性、方法上，假使下面这点由此变得可见了：柏拉图也知道，只有当他已经认识了哲学家，并且知道哲学家处于何种情形下，他方才能把智者阐释为哲学家的反面形象。因此，我们打算把三部曲放到一边，并尝试根据《智者》来确定对这儿所提出的哲学家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真正答案。
§37. 对主题的详细阐述。对一种一般的问题提法之主题对象的阐明：对事情（τί［什么］）、事情之规定（γένος［属］）、事情之名称（ὄνομα［名称］）的区分。λόγος［逻各斯］作为这三重区分的统一场地。任务：将这一区分运用到三个对象上：σοφιστής［智者］——πολιτιϰός［政治家］——φιλόσοφος［哲学家］
在苏格拉底如此向忒俄多洛斯，或者向ξένος［客人］给出基础之后——也即是说，先提出被问者、即哲学家首先显现为什么，关于他的自然意见是什么，进而把问题加以了明确的固定——只要被追问的乃是所要讨论的生存者（der Existierende）的γένος［属］——，他请求ξένος［客人］给予他关于下面这一问题的消息：τοῦ μέντοι ξένου ἡμῖν ἡδέως ἂν πυνϑανοίμην, εἰ φίλον αὐτῷ, τί ταῦϑ' οἱ περὶ τὸν ἐϰεῖ τόπον ἡγοῦντο ϰαὶ ὠνόμαζον.［然而，如果这位客人乐意的话，我愿意向他打听他那个地方的人把这些人视为什么，以及把他们称作什么。］（216d2以下）他想从客人那儿得到关于下面这两件事的答案：1.τί ἡγοῦντο［视为什么］，爱利亚学派中的人，因而最终就是巴门尼德本人，把哲学家视为什么，把哲学家和科学性的人把握为什么；2.τί ὠνόμαζον［称作什么］，如何命名他。忒俄多洛斯要求对问题加以更加明确的规定。在此显现出：苏格拉底不是孤立地就哲学家提出问题，而是基于下面这一整个基础：σοφιστής［智者］、πολιτιϰός［政治家］、φιλόσοφος［哲学家］。他更加明确地给出了关于目前在这一谈话中真正要加以探索的东西的说明。极其粗略地给出了——如果我们完全在形式上使用“事情”这一表达的话——一件要加以追问的事情：哲学家。要问的是，这一事情被看作什么，进而它如何命名。先行给出的事情，即主题性的东西，是那个什么、τί［什么］。这一东西要被规定为如此这般的，哲学家要被规定为这样那样的，他要根据他由之源出而是的东西、根据其是上的来源、因而根据其γένος［属］而被规定。那如此根据γένος［属］而被规定的主题性的东西应获得其相应的名称、ὄνομα［名称］。因此，ὄνομα［名称］不是随随便便的，相反，它基于对事情本身的探索而被给出。这一问题提法，根据事情是什么、然后根据它要被看作和被规定为什么、最后根据进行固定的名称，现在鉴于已经给出的三个对象而被引出：σοφιστής［智者］、πολιτιϰός［政治家］、φιλόσοφος［哲学家］。问题生起为：是否所有这三个是同一件事情，而仅仅名称是不同的；或者，是否随着三个不同的名称我们在这儿也不得不面对三件不同的事情，并且由此必然面对这三个不同的事情之是在属上的三种由来，以及由此合法而来的三个名称。这是逐渐涌现出来的更为仔细的问题提法，因而它是对前面极其粗略地用διαϰρίνειν τὸ γένος［区分属］加以标画的东西的阐明。
为了能实际地评价和理解这一问题提法，我们当下必须记住下面这点，那就是：对于那时的科学和哲学来说，对事情的这样一种区分，即对事情的规定或规定性之起源（Bestimmtheitsherkünftigkeit）同它的名称之间的这种区分，根本不是自明的；恰恰在这些对话中，柏拉图首次真正去确保这些完全原初的区分，并使之在一种具体的探索中变得富有成果。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相当多，并且把大多数事物视为不言而喻的——在这样一种问题提法中不再能够看到过多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仿佛把自己拧旋回去，并再现一种关于问题和事情的言说方法——它还根本无法在名称、事情之规定和事情本身之间做出这种区分。这恰恰就是智者术和闲谈所具有的那种典型的东西，那就是终日泡在言辞中，这部分是出于一种土生土长的肤浅，但部分也出于一种无能，即无能看到和区分这些实情本身。如果我们问这种区分自身属于哪儿——τί［什么］、γένος［属］、ὄνομα［名称］之间的区分——，因而问这些角色于其中既能各自为了自身，又能彼此相联系地得到探索的那种统一的场地在哪儿，那么，就会显现出它无非就是λόγος［逻各斯］。恰恰在该对话中柏拉图所运用的理解λόγος［逻各斯］的方法、程度，也决定着对τί［什么］、γένος［属］、ὄνομα［名称］之结构及其联系的澄清，并且也同时具体地决定着对以这种区分为引导线索就智者、哲学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ϰοινωνία τῶν γενῶν［诸属的结合］——据说它在对不-是者之是的考察那儿会给出对难题的真正解决，只有基于关于λόγος［逻各斯］的一种明确的观点，即基于对在λόγος［逻各斯］中所给出的诸结构要素的一种明确的阐释，方才是可理解的。因为每一言说作为谈论，在宽泛的意义上都具有谈论的某一何所谈（Worüber），即具有一个τί［什么］；每一言说都是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加以谈论，根据某种东西意指、解释它，把它带入理解中；因此，每一言说都在形式上具有某一γένος［属］；每一谈论，如果它变得具体了，那它就是一种有声表达（Verlautbarung）；人们所谈论的事情，有其名字，有其称号；正如我们所说的，它们被称作这样那样。因此，在具体的λόγος［逻各斯］这一现象中，给出了何所谈（das Worüber）、作为-什么（das Als-was）以及带有语音的名称（die lautliche Bezeichnung）。
关于哲学家的这一问题始终依循这些区分而被定位，并且事实上也依循这些区分而被探索，基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就一定事情之间的区别来说，柏拉图不再满足于取得一种暂时的、大众化的清楚。整个对话本身就是对此的证明。最后，人们会说，柏拉图的确知道智者和哲学家之间具有一种区别，而其他人或许也知道这点——就像我们知道许多事物那样：它们是不同的。然而，根据对事情的再现而实际地澄清这种不同，要求一种科学性的探索。在此显现出这样一种科学性的探索同那些完全未被澄清和规定的现象多半相冲突。于是，在那意图极其清楚和明确地把那些被问的事情加以划界的对话之范围内，就会向我们展现出：在同这一任务的联系中——该任务在一定限度内是成功的，同时显现出一些新的实事内容；这些实事内容尽管并未加以探索，但却变得可见了，这对于其哲学上的含义来说是足够的了。
ξένος［客人］现在有些踌躇不决。当然他还是同意给出关于下面这些的回答，那就是，在他的学派中，人们把这些事情及其区别思考为什么：可以无甚困难地说，三个名称用在这三个事情上。ϰαϑ' ἕϰαστον μὴν διορίσασϑαι σαφῶς τί ποτ' ἔστιν, οὐ σμιϰρὸν οὐδὲ ῥᾴδιον ἔργον.［要清楚地界定他们中的每一个究竟是什么，这是件既不小也不易的工作。］（217b2以下）“然而，要分别限定和澄清这三者中的每一个，将一个同另一个区别开来，把每一个在它自己那方面弄清楚，这不是件小事情，也不大容易成功。”然而，在这时忒俄多洛斯向苏格拉底提到：他本人，忒俄多洛斯，在路上已经同这位异乡人探讨过这些问题，并且已经觉察到这人似乎被很好地告知过这些事情，尤其ϰαὶ οὐϰ ἀμνημονεῖν［尚未忘记］（217b8）、“他还没有忘记”。这意味着他能够综览这儿所要讨论的问题的整个范围，从而他不会遗漏任何东西，他已经准备好了并记得所有重要的东西。
§38. 对方法的详细阐述
a） λόγος［逻各斯］作为探索之方法。λόγος［逻各斯］的类型：在对话和独白式的论文之间的混合形式。对作为对话伙伴的泰阿泰德的介绍。对最切近的主题取得一致：智者。方法的基本规则：τὸ πρᾶγμα αὐτὸ διὰ λόγων［由逻各斯而来的事情本身］。在柏拉图那儿有关实事的思想和方法上的思想之间的链接
在就主题提出了问题之后，苏格拉底在这一谈话中迈出了第二步、即最后一步——因为此后他就完全退出了谈话而仅仅扮演了一位听众——：他促使异乡人对他讨论该问题时所要选择的方法进行一种表态：他是想用αὐτὸς ἐπὶ σαυτοῦ［自己对自己说话］、在某种程度上独白式的“自言自语”的λόγος μαϰρός［长的逻各斯］（参见217c3以下）、长篇论文的方法讨论问题呢，还是δι' ἐρωτήσεων［通过提问］、“通过问答”，或如后面所说的那样ϰατὰ σμιϰρὸν ἔπος πρὸς ἔπος［简短地一句对一句］（217d9）、“以言谈和反驳这种简短的方法”来讨论问题？异乡人要在这些可能的方法之间作出他的决定，有赖于他与之进行谈话的人的情状。如果同他真正进行交谈的人是ἀλύπως［不易引起痛苦的］、不是一碰就痛的（217d1），也就是说，如果他在讨论和争辩中不大被情绪所左右，并且如果他是εὐηνίως［容易驯服的］（217d1）、容易引导的注226，即如果他不是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如果他在开始讨论时不是无论事情对头与否都坚决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正确的，——因此，如果他遇上的是一位完全自由地面对要加以谈论的东西的人，那么，他的确就愿意采用λόγος πρὸς ἄλλον［彼此对谈的逻各斯］（参见217d2）；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说：我就只是对我自己说，并且以一种长的言谈方式向你们阐述事情。于是苏格拉底向他推荐了泰阿泰德——他在前面所进行的那篇同名的对话中已经参与了讨论，并且展露出他是内行的。ξένος［客人］对此表示了同意，但却是这样的，即他再次表达了歉意；他强调：他要πρὸς ἕτερον［冲着他人］（217e2）说，对另外的人说并和他一道说，因而不是独白式的；但由于事情的难度，对话必须转而是这样，那就是他ἐϰτείναντα ἀπομηϰύνειν λόγον συχνὸν ϰατ' ἐμαυτόν［要独自展开、延伸持续不断的逻各斯］（217e1以下），“他要以一种συχνός［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λόγος［逻各斯］的方式拉长关于实事性的联系的谈论”——其中暗含着συνεχές［连续的］——，从而许多事情和规定要在联系中一个接一个地被给出。于是，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对于主题的混合处理方法：诚然是一种对话，一种详细讨论，但它又已经部分地具有一种独白式的论文之风格；原因就在于事情的难度。最后，ξένος［客人］转向了泰阿泰德——论辩现在将同他一起进行，并且他们再次就那被真正追问的东西达成了一致。ἀρχομένῳ πρῶτον ἀπὸ τοῦ σοφιστοῦ, ζητοῦντι ϰαὶ ἐμφανίζοντι λόγῳ τί ποτ' ἔστι.［首先从智者开始，用逻各斯来寻找和显明他究竟是什么。］（参见218b6以下）“首先从智者开始，并且在详细讨论中寻找和把他是什么或事情是什么带入自我显示中。”然后，接下来再次确定了共同的基础。νῦν γὰρ τοὕνομα μόνον ἔχομεν ϰοινῇ［我们仅仅共同地具有关于他的名称］（参见218c1以下），“首先，在智者是什么这一问题中，我们仅仅共同拥有名称”；τὸ δὲ ἔργον［至于事情］、“所涉及的事情”，则τάχ' ἂν ἰδίᾳ παρ' ἡμῖν αὐτοῖς ἔχοιμεν［或许在我们俩本人这儿有着各自的看法］（218c2以下）、“对于我们中的每位来说，或许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但是，现在我们俩将自己置于其下的规则是：δεῖ δὲ ἀεὶ παντὸς πέρι τὸ πρᾶγμα αὐτὸ μᾶλλον διὰ λόγων ἢ τοὕνομα μόνον συνωμολογῆσϑαι χωρὶς λόγου.［在任何情形下，都应总是通过逻各斯而不是仅仅通过缺乏逻各斯的名称对事情本身取得一致。］（218c4以下）“在任何情形下，重要的总是发现事情本身，并通过谈论对之取得一致”，即通过展示、揭开对之取得一致，“而非仅仅在言辞上取得一致”，即仅仅在名称上、χωρὶς λόγου［缺乏逻各斯］、“没有根据事情加以证明”而取得一致。于是，关于对话中的问题的方法和特殊兴趣得到了澄清。于在柏拉图那儿进行探索的思想（das untersuchende Denken）和方法上的思想（das methodische Denken）之间的这种独特链接那儿，我们能够期待：随着对智者或哲学家之本质的规定，我们同时也经验到关于处理方法本身、即关于λόγος［逻各斯］的某种重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看到，苏格拉底在两个方向上仔细阐明了哲学家之本质这一问题。首先，他问ξένος［客人］：τί ἡγοῦντο［视作什么］，即你的同学和你的老师把被称作哲学家的人视为什么；其次他问客人：τί ὠνόμαζον［称作什么］，他们以哪些含义联络（Bedeutungszusammenhäng）来谈论和确定这一事情？在这一双重或者三重问题提法中——事情（τί［什么］）、事情之规定（γένος［属］）、名称（ὄνομα［名称］）——同时表明了：该问题在方法上的背景——我们能够总的将之称为λόγος［逻各斯］，同对哲学家之本质这一问题的实事性的解决本身一样重要。
b） 对作为希腊人基本任务的λόγος［逻各斯］的澄清。命题逻辑对于λόγος［逻各斯］的统治
澄清λόγος［逻各斯］，对于希腊人来说是一项基本任务，而且更是这样一种任务：在它那儿，他们仅仅艰难地和缓慢地朝前走，并在一定程度上卡在了那儿——如果我们能够将之称作一个点，而按照传统的说法，这个点作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流传了下来。只要λόγος［逻各斯］学说于希腊人那儿最终在一种理论的意义上形成，那么，λόγος［逻各斯］这一原初现象就是命题（der Satz），即关于某种东西的理论陈述（die theoretische Aussage）。只要λόγος［逻各斯］原初地由此加以规定，那么，整个后来的逻辑学——正如它在西方哲学中所发展的那样，就成了命题逻辑（Satzlogik）。后来在尝试改造逻辑学中所作出的种种，都始终依循命题逻辑来定位，并且必须被理解为对它的修正。我们通常将之作为“逻辑”来加以认识的东西，其实仅仅是在希腊哲学之范围内对一种研究起点的一种完全特定的、拟定出来的方向，但还决不是“逻辑学”；所有同λόγος［逻各斯］现象相联系的基本问题也远未得到解决。只要如此加以定位的、把理论命题当作典范性基础的命题逻辑同时引导着所有的反思——它们都指向阐明作为语言的较为宽泛意义上的逻各斯，那么，整个语言学（Wissenschaft von der Sprache）以及在较为宽泛意义上的语言哲学（Sprachphilosophie）也都根据这种命题逻辑而被定位。我们所有的语法范畴，甚至所有今天科学的语法学（Grammatik）——印欧语系的语言研究等等——也都在本质上被这种理论逻辑所规定，并且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要摆脱这种传统逻辑学来理解语言现象看起来几乎无望。然而，存在着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功相比，要再次更加彻底地把握逻辑学，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同时培植出对语言本身的一种更加彻底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语言学的一种更加彻底的理解。但是，对这整个发展的理解，以及对通常所谓体系性的问题的理解——这些问题今天都通常同“逻辑学”相关联而被引出，位于对下面这种东西的实事性的探索中，那就是：在希腊哲学之范围内，此处即在柏拉图那儿，探索关于λόγος［逻各斯］的问题提法之基础。因此，除了智者之本质以及哲学家之本质这一问题之外，并且除了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实事性的难题之外，我们还要将主要注意力对准λόγος［逻各斯］难题和逻辑的观念之根源——如它已经在希腊人那儿所形成出来的那样。
§39. 当代关于哲学的问题。同柏拉图相比的额外困难。基督教和文艺复兴的影响。实事研究之观念的蔓生。“先知性的哲学”和“科学性的哲学”（卡尔·雅斯贝尔斯）。实事性之自由
《智者》所提出的关于哲学家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同时积极地是一种预示，那就是：这样一种在表面上属于文化教育的问题只能如何加以解决，以及它要求何种探索活动。我们不可以相信，在对哲学家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上，我们今天似乎甚至有了些许的进步；相反，我们必须得说，由于在其间不断往前挤的另外一些方法之倾向，由于各种哲学外的问题的影响，使得问题提法，尤其是回答，对于我们来说变得愈发困难。唯有下面这一事实是引人注目的：对于哲学家之本质这一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之本质这一问题来说，世界观现象（das Phänomen der Weltanschauung）——如何称呼它、要如何规定它，还是悬而未决的——，即实践性的东西（das Praktische），进场表演；甚至那些试图纯粹为其自身将之剥离出来而发展出一种所谓的科学性的哲学的哲学家，也一再认为自己有义务最终强调这样一种加以分离出来的科学性的哲学在世界观上的价值注227。这同下面这点相联系：西方的科学性的哲学——只要它从希腊人那儿开始就已经把自己挽救为真实的，进入到了基督教的决定性影响之下，尤其是进入到作为一种文化宗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精神性的（weltlich-geistig）注228力量的基督教之影响下。由此古典希腊哲学经历了一种完全确定的嬗变；从此以后，哲学完全被置于一种确定的世界观上的需要之下。随着自文艺复兴以来对精神生活的进一步理解，哲学同时被理解为特定的文化要素，被理解为对于个体来说是文化教育性的：哲学著作、哲学文献，如艺术作品、音乐作品等一样，在同一个意义上位列文化之中，以至于哲学同这类倾向打起架来。于是，哲学不仅作为与基督教不同的另一种现象而成为了世界观，而且它作为精神性的创造还同时得到了尊敬。由此就出现了，研究之观念完全被各种更加普遍的精神倾向所捂死，而哲学之观念则被各种极其特定的精神文化上的需求所引导，以至于人们事实上能够将那在独特意义上满足于这些需求的创造称作“先知性的哲学（prophetische Philosophie）”，它一阵阵地为那平均的精神处境进行预见，并且在特定的时代中进行领导。从希腊人的科学传统中还剩下来的其他东西——如逻辑学和心理学，惯常被称作“科学性的哲学（wissenschaftliche Philosophie）”，并附上一个意味着它真正只还是一种学院中的事情的索引。雅斯贝尔斯在《世界观的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nngen）一书中已经得出了“先知性的哲学”和“科学性的哲学”之间的这种区别，并由此真正仅仅对一种不清楚的需求给出了表达：今天的情形是怎样注229。但是，这些区别对于下面这点来说是独特的，那就是：与希腊人的古典哲学研究相比较，仅仅对实事研究所提出的那种彻底主张，已经从哲学那儿消失了。基督教在根本上要为哲学的沉沦这一现象负责——另一些人在此看到了某种繁荣；只要它把哲学同对灵魂的深化和灵魂的升华之需求相联系，上面这一说法就不可能是令人吃惊的。在公共生活中，普遍精神娱乐的需求，对哲学的估价来说是最终决定性的。“形而上学”在今天要将它的复活归功于这种虚弱的理解力。这预示着：我们完全是无根的；我们饱受无力追问之苦，真正的认识之激情在我们这儿已经消亡了。这种无力追问以及认识之激情的消亡的背面，同时是下面这种意向，那就是：希望哲学甚或科学成为如某种依靠一样的东西，在它们那儿为精神生存寻找依靠，或者说，倘若它们失败了，那就抛弃它们。这种寻找依靠的意向，是对哲学研究的一种根本误解。我们必须学习拒绝在科学尤其是在哲学研究面前寻求依靠这种要求。反之，正确研究和追问之可能性，即科学性地去生存这种可能性，已经设定了一种依靠，诚然不是一种宗教类型的依靠，而是完全独特的和仅仅属于这种生存类型的依靠——我把它称作实事性之自由注230。仅仅在这种实事性之自由形成了的地方，从事科学方才在生存活动上是可能的。并且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方才有可能克服今天人们宣布为对于精神生活来说特别危险的那种东西，即克服历史主义。那理解了实事研究意味着什么的人，历史主义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种危险——只要历史主义是关于历史的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从未花力气去问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地是（Geschichtlichsein）是什么。历史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近代理论，它就一种事情、即就历史而产生出来，但却是这样的：这种事情本身、即历史，从未真正成为过难题。我认为，实事性之自由将首次能够给出下面这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是历史的，即不会如在某个魔鬼面前那样在历史面前画十字，而是知道我们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就位于它那儿。只有当我们是历史的时，我们才会理解历史；但如果历史得到了理解，那它eo ipso［因此］注231也就被克服了。在此就有着一种实事研究之任务；与之相反，随意漂浮的、所谓的“体系性的”哲学，凭借来自历史的各种偶然的刺激，意味着一种惬意的工作。
因此，如果我们今天简略地、完全同对话相应地去了解人们把哲学视为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可以希望通过随随便便的方法就能想出并提交关于哲学家的定义，并由此从诸种困难中摆脱出来。相反，除了希腊人所走上的那条路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路留给我们，那就是：通过哲学活动本身抵达哲学。因此，这篇对话以及对之的准备，对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无论他现在是哲学家或者是其他的科学家——成为了对下面这一事情的检验：他在多大程度上于自己那儿具有实事性之自由；面对这样一篇对话可能产生的冲击，他是否于他自己本身那儿对之具有接受能力和容纳能力。那理解了这样一篇对话以及这样一篇对话所设定的内在责任的人——这样一篇对话，也即是说，它完全自由地、没有任何体系性背景和没有任何热望地从事情开始——，他根本无需对哲学之含义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一种文化上的拔高。如果诸位一口气读完了对话之准备，那你们必定觉察到该处境之严峻，它和对于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决斗的准备相比，是更高和更具决定性的。
§40. 向事情的过渡：示范性的对象之选取。两重标准：1.简单，2.类比和是之结构的丰富。ἀσπαλιευτής［垂钓者］作为示范性的对象
于是，谈话的准备以下面这种方式直接过渡到了事情，那就是，两位谈话者，即ξένος［客人］和泰阿泰德，再次仔细确认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达成了一种συνομολογεῖσϑαι［一致］（218c5），“达成一致，同他人说同样的事情，如他人那样看待同样的事情”，περὶ τὸ πρᾶγμα αὐτό［对事情本身］（218c4）、“着眼于事情本身”，因此，关键在于看待同样的事情，并且在相同的意义上如他人那样理解它，尤其是διὰ λόγων［通过逻各斯］，基于已经揭开（Aufgedeckthaben）了的事情、基于通过同事情的一种真正争辩，这些才是重要的；重要的不是ὁμολογεῖσϑαι 〈περὶ〉 τοὕνομα μόνον［仅仅关于名称取得一致］（参见218c5）、“仅仅就名称取得一致”，并且这名称χωρὶς λόγου［缺乏逻各斯］（218c5），“缺乏、没有任何的事情之显示”。由此所有空洞的、字面上的知识都会被拒绝。我们从苏格拉底的问题提法之方法中已经看到，他追问的是γένος［属］。重要的是识别哲学家的属，τὸ γένος διαϰρίνειν［识别属］（参见216c2以下）。我们在这儿不把γένος［属］翻译为属（Gattung）注232，而是译为“族类（Stamm）”。这一翻译的合法性现在会从下面这一句子那儿显明出来：τὸ δὲ φῦλον ὃ νῦν ἐπινοοῦμεν ζητεῖν［我们现在打算探究的那个族类］（218c5以下）。φῦλον［族类］注233、“族类”，同γένος［属］意味着同样的东西，这使得下面这点完全清楚，那就是：在这儿，γένος［属］并不意指在后来形式逻辑所给予它的那种意义上的属。我们要认识的是智者的族类，即他由之成为他所是的那种东西。因此，他的整个谱系（Stammbaum）、他那就其是而来的家族史（Stammesgeschichte），要在λέγειν［说］中加以揭开。因此，智者的是，或者哲学家的是，要着眼于从-是-而来（das Her-sein-aus）、从-源头-而来（das Her-stammen-von）进行解释。对家族史的展开、对其生成之起源的崭露，首先使得是者本身在其是上变得可理解。一种是者的此是在其从-是-而来上变得透彻。ξένος［客人］再次强调了探索的困难，χαλεπὸν ϰαὶ δυσϑήρευτον ἡγησαμένοις εἶναι τὸ τοῦ σοφιστοῦ γένος［我们认为智者的属是棘手的和难以把握的］（218d3以下），并且建议，τὴν μέϑοδον αὐτοῦ προμελετᾶν［预先练习其方法］（218d4以下），首先、预先训练进行展开的追踪的方式、即探索的方式。他说：ὅσα δ' αὖ τῶν μεγάλων δεῖ διαπονεῖσϑαι ϰαλῶς, περὶ τῶν τοιούτων δέδοϰται πᾶσιν ϰαὶ πάλαι τὸ πρότερον ἐν σμιϰροῖς ϰαὶ ῥᾴοσιν αὐτὰ δεῖν μελετᾶν, πρὶν ἐν αὐτοῖς τοῖς μεγίστοις.［此外，如果要好好地把那些重大的事情努力完成出来的话，那么，关于这些事情所有人很久以前就认为，在做重大事情本身之前，应在细小且容易的事情中练习它们。］（218c7-218d2）“所有人很早就被教导”，有着一个古老的规则、一个古老的普遍信条，“就各种重大事情来说，如果要ϰαλῶς［好好地］、即以恰当的方式διαπονεῖσϑαι［努力完成］、仔细研究所有的东西，那么，人们在尝试那些较为重大的对象本身之前，应首先ἐν σμιϰροῖς［在细小的事情中］、即在不重要的东西和较为简单的东西之范围内进行练习。”ξένος［客人］指出了这点；当泰阿泰德向他承认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之后，他问泰阿泰德：由此说来，如果我们通过一个细小的对象，并尝试παράδειγμα αὐτὸ ϑέσϑαι τοῦ μείζονος［将之作为更加重大事情的例子］（218d9）、“将之设为更加重大事情的例子”，这对你来说是合意的了？泰阿泰德同意。
于是问题现在生起为：为了满足对处理方法进行一种练习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如何取得示范性的事情？要找到一个对象，在它身上练习后面要用在智者身上的那种探索方法。ξένος［客人］从两个角度刻画了方法中的示范性对象之特性：它必须
1.εὕγνωστον μὲν ϰαὶ σμιϰρόν［熟知的且细小的］（218e2以下），是“熟知的且微不足道的”。在一定方式上这两者共属一体。某种东西，它基于日常经验很好认识，因而在这种经验中，其是什么、如何使用、具有何种含义毫无秘密可言，它的各种是之可能性、甚至实际的各种变化之可能性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熟悉和周知的，——它恰恰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日常熟知的东西。生活中那些更加重大的事情多半是有争论的；关于它们，如关于哲学家、智者、政治家，的确存在着ἀγνοία［无知］——正如我们关于哲学家曾听到的——，即没有实事性的认识，有的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意见。为了能够实际地操练方法，必须手头上有着下面这样一种对象：它在现象上的内容，于一定范围内对于所有人都是可通达的，在它首先显现出来的东西那儿，它没有提供出任何的不可靠。如果手头上要有这样一种对象，那么，显然就会如我们所表达的那样涉及下面这一任务：拾起对象、事情在现象上的内容。现象上的，在这儿说的无非就是：向着那对事情进行首先、直截了当的观望所显现的；这种首先、直截了当的观望也许是非常复杂的。它还根本无需是源始的，还根本无需已经真正把握了事情，相反，现象上的内容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是：这种内容基于观和看中的一种自然的、恰恰进行统治的处境而被获得了。纯粹显现在观和看中的东西，也就是那首先要加以把握的东西。它能够表明：事情的这种首先的样子，或许被各种完全不真实的见解所规定。然而，对于自然的、最切近的把握方法和交道方法来说，它是最切近的样子。现在要做的就是首先拾起它、确保它，以便能够就这种事情提出一个有基础的问题来。其中就有着，对于一个提出哲学上的实事性这一要求的探索来说，下面这些根本不是必须的，那就是：甚至事情要已经有着特殊的含义，从而装着在实际地从事哲学，必须从关于绝对的辩证法开始，或必须思辨宗教之本质，或必须为世界历史的意义进行奠基；εὕγνωστον ϰαὶ σμιϰρόν［熟知的且细小的］。
2.要求：λόγον δὲ μηδενὸς ἐλάττονα ἔχον τῶν μειζόνων［但同那些更重大的事情相比，它并不具有较差的逻各斯］（218e3），示范性的对象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且属于微不足道的类型，但就在它那儿于可谈及的东西身上所能够加以展示的东西来说，则并非无足轻重。但在这儿，是者也要就其γένος［属］、就其起源来加以谈及。因此，那被要求的对象，虽然它按照其实际含义来说或许是可笑的、微不足道的，但就于其身上的起源之结构中所能够展示出来的东西来说，它并不落后于那些μείζονα［更重大的事情］、更重大的事情：尽管在所要讨论的事情之实际地位上有着完全的不同，但在结构上都有着实事性的丰富。ξένος［客人］建议的对象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人人熟悉它，那就是垂钓者、ἀσπαλιευτής［垂钓者］；他说（219a1以下）：他希望这样一种指南、μέϑοδος［方法］，和这种λόγος［逻各斯］、这种探索，对于他们在其探索中所真正意图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好处的。于是，在一种范例性的东西之意义上（219a-221c），现在开始了对ἀσπαλιευτής［垂钓者］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