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本再现了宣布以《智者》为题目、每周4小时的1924/1925年冬季学期的马堡讲座。讲座始于1924年11月3日周一，并且首先每周4次课、每次1个小时（周一、周二、周四、周五）有规律地举行，直至11月28日周五，总计16次课。然后，在12月停了最初的6次课，仅仅在圣诞休假之前——那时在12月15日业已开始——于12月11日周四、12日周五举行了2次课。在手稿中出现了附注：“12月11日周四。已取消了6次课，在学期中补上”。根据在《康德-研究》（Kant-Studien）中的一份通告，课程取消是因一系列演讲造成的注612。在圣诞休假之后，讲座在1925年1月8日周四重新进行，每周5次课、每次1个小时（周三加了进来），有规律地一直继续到2月27日，——仅仅在2月份第1周有个例外，在那周取消了周五的课，因而仅仅举行了4次课。因此，讲座包含了圣诞休假后的36次课，总共54次课。
在圣诞休假前的那些课中，在一个预备思考之后，海德格尔在他将之称作“导论”的一个部分中，致力于阐释亚里士多德，尤其是阐释《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和第十卷第6-7章，以及《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对于它们，他调阅了《亚里士多德著作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的其他一些段落，尤其来自《形而上学》、《论题篇》、《物理学》、《解释篇》以及《范畴篇》中的一些段落。在圣诞休假之后的那些课中，在一个“过渡”之后，他才在第二部分、即真正的主要部分致力于阐释柏拉图，并且不是如原初他所计划的那样“阐释两篇晚期对话”注613，即阐释《智者》和《斐勒柏》，而是仅仅阐释了《智者》，以及在一个附记中阐释了《斐德罗》，为之他复又调阅了柏拉图其他作品中的一些段落，尤其是来自《泰阿泰德》和“书信七”中的一些段落。
为了编制该文本，我使用了以下手稿：
I. 海德格尔手稿原件的马尔巴赫（Marbach）复印件。复印件由两份合在一起的卷帙构成，其中第一个封皮上带有标题：“柏拉图：《智者》（导论）”，第二个则带有标题：“柏拉图：《智者》（阐释）”。海德格尔在其手稿中没有逐句地起草讲座文本，而主要仅仅通过提示性的笔记和粗略的提纲进行预先草拟，并在口头演讲中才形成讲座文本。两份卷帙一共包含271张DIN A4注614规格的纸，部分写得紧凑，部分写得松散，以及大量插入的便条。海德格尔以非常小的德语字体沿着页面的长边进行书写，并在右边留下空白，在那儿他记入了对讲座文本的补充以及进一步的说明。第一份卷帙包含直到“过渡”的讲座笔记，因而首先是亚里士多德部分；第二份卷帙始于对《智者》的真正阐释，并且包含讲座中那致力于柏拉图的主要部分。
第一份卷帙由100张纸构成，它们部分被海德格尔以阿拉伯数字、部分以罗马数字，部分以其他标记零散地加以编号；部分标明为增补，部分——如尤其是那些便条，但也有整页——则没有；并且该份卷帙呈现出一种首先让人感到混乱的多样性。仔细察看，第一份卷帙构成如下：
1.带有1—3连续编号的3张纸，关于“悼念保罗·纳托尔普”注615；
2.部分带有1—29零散编号、部分标明为增补的51张纸，以及一些便条，这些便条乃是关于“预备思考”，对《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2—7章（第一部分），《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和第2章的阐释，以及关于在亚里士多德那儿数学的附记（依照《物理学》第二卷第2章和第五卷第1—5章）的笔记注616；
3.没有标记的5张纸（马尔巴赫手稿复印件第55—59页），它们是关于阐释《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7章（第二部分）-第9章的笔记注617；
4.带有I-X零散编号的11张纸（手稿复印件第60—71页），它们是关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0—13章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6—7章的阐释注618；
5.18页（手稿复印件第72-89页），部分标明为“E.W.”（= 导论、重演），部分零散地带有W1-W4的编号，以及大多没有加以标记的补充和一些关于“过渡”的便条注619；
6.11页（手稿复印件第90-100页）和重新用XI和XII加以标记的2张纸（手稿复印件第90和第92页），以及大多没有加以标记的纸张、补充和许多便条；这些便条是：a）关于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λόγος［逻各斯］之真地是（ἀλήϑεια［真］）（依照《解释篇》第4章、《论灵魂》第二卷第8章、《形而上学》第六卷第2章和第4章），在讲座中它们先于“过渡”、同《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7章相连接而被阐述注620，但也同“过渡”中的那些段落相一致；b）关于真（ἀλήϑεια［真］）之地点的问题，依照《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和《形而上学》第九卷第10章，以及对维尔讷·耶格尔的一些论题的批评，但这些论题并未在讲座中加以引出注621。
第二份手稿卷帙由170页构成，它们分为如下：
1.25页，带有So1-So16零散编号的纸张，以及大多加以标记了的补充和便条，它们是关于柏拉图-部分的笔记，包含到智者之定义5注622；
2.14页（手稿复印件第26-29页），带有α-η零散编号的纸张，以及部分加以了标记的补充和便条，它们是关于《斐德罗》附记的笔记注623；
3.94页（手稿复印件第42-135页），带有So16-So69零散编号的纸张，以及部分加以了标记的补充，它们是关于《智者》之阐释的笔记，直至讲座结束注624；
4.35页（手稿复印件第136-170页），带有一些零散的、带有“So”编号的纸张，它们是关于《智者》之阐释的笔记，以及大量没有加以标记的补充和便条，它们主要是柏拉图-部分的笔记，但也包含亚里士多德-部分和讲座的整体问题的笔记。
II. 我使用了由哈特穆特·蒂特延（Hartmut Tietjen）博士对海德格尔笔迹加以辨认而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转写稿。
III. 我手头拥有的下面这些讲座笔记：
1.由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制成的497页海伦妮·魏斯（Helene Weiß）笔记的完整的由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该笔记记录了整个讲座。
2.西蒙·莫泽尔速记笔记（Simon Moser）的447页完整的由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该笔记在圣诞休假后才开始，因而复述了从“过渡”起的讲座，即复述了柏拉图-部分。海德格尔本人审阅了该副本，将之作为工作文件加以使用，配有页边注，并加以授权。
3.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6册完整的笔记，该笔记记录了整个讲座，并且仅仅在第28次课（1925年1月21日）显示出一份不出自于汉斯·约纳斯的笔记；以及最后弗里茨·沙尔克（Fritz Schalk）5册完整的笔记，该笔记从第9次课（1924年11月17日）开始记录，除了这点例外之外，同样包含了整个讲座。这两份笔记在讲座进程中越来越一致，并且到最后互相逐字相同。
依照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关于他的诸讲座的出版准则，编辑者的任务是：根据海德格尔的手稿和各份笔记，制成一份统一的、完整的讲座文本。为此我把海德格尔的手稿同由哈特穆特·蒂特延（Hartmut Tietjen）博士加以辨认而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逐字地进行了对比，并修正了辨认中的缺陷。在一些辨读极其困难的地方，则查阅原始手稿。此外，我对比了海德格尔的手稿和听讲者的笔记。于此显现出：在进行讲座时，海德格尔尽可能地依循了他的笔记，他对笔记进行了阐发，并且常常详尽地引出他所草拟的思想。但偶尔他也超出笔记，在明显即兴的演讲中添加一些完整的段落。这些段落——对于它们的记录仅仅出现在听讲者的笔记中——是：
1.根据《形而上学》第五卷第26章、《论题篇》第六卷第4章和《物理学》第一卷第1章，对καϑόλου［普遍］和καϑ' ἕκαστον［特殊］以及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哲学的道路的附注注625。
2.根据《范畴篇》第6章，于ποσόν［具有量的东西］（συνεχές［连续的东西］和διωρισμένον［不连续的东西］）之范围内，对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基本区别的阐释注626。
3.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13章，1144a1-6，对σοφία［智慧］之于φρόνησις［明智］的优先性的阐释注627。
4.在“过渡”中，根据《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章和第2章，对在亚里士多德那儿的πρώτη φιλοσοφία［第一哲学］的阐释注628。
在制订讲座文本时，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我让自己特别地以下面这一理念为指导，那就是把手稿同各种笔记如此相互交融地结合起来，以至于如马堡讲座《现象学的基本问题》（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的出版——海德格尔参与并认可了该书的出版注629——后记所说，“无论是手稿中所记述的思想，还是在授课时所构想出来的思想，都不会丢失。”注630既然对于讲座的第一部分来说，手头没有海德格尔所授权的西蒙·莫泽尔的速记笔记，故在制订讲座文本的这部分时，海德格尔的手稿在原则上是权威性的。手稿同各种笔记如此相互交融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手稿中思想根本不清楚的地方，优先权被赋予给诸笔记——只要一个更加清楚的表达在诸笔记中一致地出现了。就讲座文本的相对完整来说，以及就希腊引文来说，海伦妮·魏斯的笔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作基础；而在思想上的各种困难方面，汉斯·约纳斯和弗里茨·沙尔克笔记那简明扼要、准确的表达则提供了出色的帮助。既然对于讲座的第二部分来说，手头上有海德格尔所授权的西蒙·莫泽尔的速记笔记，故此后在制订讲座文本时，该笔记就是权威性的，但也还是这样：所有其他的材料（手稿和各种笔记）同样得到重视，在思想上不清楚的地方，优先权总是被赋予给海德格尔的手稿——如果它优越于各种笔记中的那些表达的话。海德格尔那些被记入西蒙·莫泽尔笔记的打字机打印出来的文本中的页边注——它们显然来自其思想道路的不同阶段，我加以了辨认，并再现为脚注。一旦涉及前面所提到、被海德格尔所即兴阐发的那些讲座段落，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这些讲座段落则基于对各种听讲者笔记的仔细、对比性的核对而被制订，——总的来看这是可能的。那些过渡课——海德格尔在下一次课的开始总是大多即兴、但偶尔也基于少数关键词进行阐发，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则被插入到依顺序而来的讲座文本中。同样依照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那些基于表达风格而来的独特的补助词则被删去，但讲座风格则始终加以了保持。
海德格尔在手稿中所记下的以及他所阐发的讲座文本，大部分都表现出在希腊引文和德语解说之间的一种混合。海德格尔引用柏拉图的希腊文本，根据的是由约翰·伯内特（I.Burnet）所编订的牛津版柏拉图著作集的第一版注631，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本则根据在莱比锡的托伊布讷（Teubner）注632出版社所出版的、由不同编者所编订的版本注633。在由我所制订的讲座文本中，柏拉图的文本同样根据约翰·伯内特的本子加以引用，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则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到的使用版本加以引用。只要海德格尔出于哲学的或教学的目的而随意改动了希腊原文引用，那么，海德格尔的引用方式被加以保持，并在前面加上相应的提示“参见”。原文引用中的那些较长的省略，则通过省略符号［……］加以标明。根据讲座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听讲者笔记之间的不同情况，第一部分中的希腊引文，对于它们海德格尔的口头引用方式的确不可能加以重构，故要么取自海德格尔的手稿，要么如大多数情形那样取自海伦妮·魏斯的笔记——那些希腊引文显然是后来以非常完整的句子插入其中的。在第二部分中，西蒙·莫泽尔速记笔记中所记述的海德格尔的口头引用方式，出于对讲座风格的维持而加以了保留。由于对于第一部分来说，不清楚海德格尔在口头演讲中已经翻译了哪些引文，故我要么补充了那偶尔出现在海德格尔手稿中的翻译，要么——只要在手稿中以及在听讲者的各种笔记中，都既无翻译也无阐释性的释义——在困难的希腊引文那儿，在尊重海德格尔术语表达的情况下，补充我自己提供的翻译，但前提是不会扰乱讲座文本的流畅。在第二部分中则会放弃这样一些翻译，因为海德格尔的所有翻译，释义，以及释义性的阐释几乎都出现在西蒙·莫泽尔的速记笔记中，并且能够从中提取出来。在海德格尔的翻译那儿，在字面翻译和解说性的释义之间的界限经常是不固定的。仅仅那些字面翻译以及接近翻译的释义，被放在了引号中。
我所制订的讲座文本的语言风格，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不可避免地有所变化，因为只有第二部分的速记笔记能够近乎再现海德格尔口头演讲那恣意捭阖的表达。
我所制订的连续的讲座文本，在海德格尔那儿并无关于它的目录；我根据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在考虑到那些偶尔出现在海德格尔手稿中或一致出现在听讲者的各种笔记中的海德格尔关于划分的提示，我配上了一个详细的目录，并且在文本本身之范围内按照意义进行了段落划分。目录如此被构想出来，从而它在其各个要点上连续且完整地再现出讲座的思想进程，并且由此能够代替海德格尔所不想要的内容索引。关于讲座之划分的各种表达，如此广泛地出现在手稿或各个笔记中，从而我采用了这些表达，并且每次都在脚注中将之标明为来自海德格尔本人的标题。在讲座文本中的所有强调符号，也都是由我根据意义加上的，因为依照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准则，手稿中的强调符号都仅仅明确地是为了口头演讲，对于讲座的出版文本来说不是必须的。无疑海德格尔手稿中的强调符号，以及出现在各个听讲者笔记中的强调符号，对于我来说成为了一个根据。但希腊文本中的强调符号，由于排版的技术原因而无法加以再现。在那些收入附录里的海德格尔手稿的笔记中，重点符号就来自海德格尔手稿本身。
由于对于第一部分来说，因缺乏一个速记笔记使得海德格尔的手稿在原则上是权威性的，故我——根据下面这一指导思想，“无论是手稿中所记述的思想，还是在授课时所构想出来的思想，都［不能够让］之丢失”——把海德格尔手稿中的所有笔记都加进讲座文本中，——只要对于我来说能够把根据讲座而来的某一意义同它们相结合，而它们又绝对不会扰乱讲座文本的流畅。那些含有某一本质性的思想或关于某些特定段落的解说、但又可能对连续性造成伤害的笔记，被作为补充而移交到附录中。在这方面首先仅仅涉及为数不多的几个补充注634。然而，尽可能地把所有笔记都加进讲座文本中这一原则，我却不能将之坚持到第一部分的末尾注635。由于在12月取消了6次讲座，海德格尔显然不能在圣诞休假前把讲座如他——根据其笔记——所计划的那样加以结束。讲座在圣诞休假前相当突然地中断了注636。但如前面所说，在海德格尔的手稿中出现了另外11页，大部分由带有关键词的提纲和便条构成，它们显然对于一个进一步的、连续的讲座进程来说构成了最初的基础。这些东西同对λόγος［逻各斯］之真地是（ἀλήϑεια［真］）的限定相联系，围绕着根据《形而上学》第六卷第4章和第九卷第10章而来的真地是（ἀλήϑεια［真］）之地点这一问题，并且暗示了同维尔讷·耶格尔的论题的一个批判性争辩。对于我来说，不可能拟好这些笔记并将之纳入讲座文本中。它们作为对第一部分末尾的补充而被移入到附录中注637。关于“过渡”的一系列笔记对于我来说也同样如此，它们部分地同第一部分的末尾相重合。在海德格尔也将之标明为“W.E.”（= “重演、导论”）的“过渡”中，海德格尔重新拾起了被打断的思想进程注638，只不过是这样：他将它嵌入到对前面亚里士多德-部分及其同柏拉图-部分的关系的引导性的整个展望的阐述中。在这件事上，海德格尔在口头演讲中显然改变和删减了他所计划的“导论”中的思路。关于ἀληϑές［真的东西］的段落被取消了注639。在这儿，在手稿中也出现了关乎λόγος［逻各斯］-ἀλήϑεια［真］-ὄν［是］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带有关键词的笔记，但在这儿我也不可能拟好这些笔记并将之纳入讲座文本中。它们同样作为补充被移入附录中注640。在这儿粗略草拟给《智者》-讲座的整个问题，显然被海德格尔在1925/1926冬季学期于马堡举行的题为“逻辑学。真之问题（Logik. 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的讲座中再次拾起，并被特别地专题化注641。
对于讲座的柏拉图-部分的文本的制订来说，由于海德格尔笔记的连续性，以及由于西蒙·莫泽尔那速记的、被授权的笔记，没有出现这种困难。在这儿，我——这次原初依据授权了的笔记——也把手稿同各种听讲者笔记这样彼此地相结合，以便“没有任何思想丢失”。仅仅那些包含补充性的解说，或难以结合的以及可能已经扰乱了文本流畅的笔记，才作为补充被纳入到附录中。在此也包含了一系列关于此是之诠释学——它形成了海德格尔在《智者》讲座中阐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视域——的笔记注642，——无疑是这样：不是独断地将该视域作为阐释的基础，而是恰恰在同希腊文本中的核心难题的一种争辩中，在创造性的相互影响中赢得该视域。
《智者》-讲座，把真（ἀλήϑεια［真］）和是（ὄν［是］）之间的关系作为它的全部主题。正如其余迄今已经出版的马堡讲座一样，它是下面这点的一个见证：海德格尔在同哲学传统的争辩中，已经赢得了他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中所提出的是之意义问题，即是的可通达性或疏朗之问题。讲座的“引导部分”——它致力于阐释亚里士多德，尤其是阐释《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和第十卷第6-7章以及《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2章——为自己设定了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把ἀληϑεύειν［去蔽］作为柏拉图的是之研究的基础而加以赢取。“过渡”则具有下面这一任务，那就是：从该基础出发，确定哲学研究的专题领域，即作为ἀληϑές［真东西］的ὄν［是者］或作为ψεῦδος［假东西］的μὴ ὄν［不是者］。主要部分——它包含对《智者》以及《斐德罗》的阐释——的任务则是：具体地实施柏拉图的是之研究。在此进行引导的基本思想是，那根据ἀληϑεύειν［去蔽］或ψεύδεσϑαι［出错］而加以瞄准的μὴ ὄν［不是者］，仅仅基于相对于巴门尼德的、新的关于ὄν［是者］——它从前已经在作为δύναμις κοινωνίας［结合之可能性］的λόγος［逻各斯］中加以澄清——的思想，才有其是上的可能性。关于是——它在作为δύναμις κοινωνίας［结合之可能性］的先天的语言性中开启自身——的思想，不仅先行指向了《是与时》中的世界分析，而且也先行指向了晚期海德格尔的λόγος［逻各斯］分析和世界分析。
海德格尔本人委托我出版《智者》，缘于1975年9月30日在布莱斯高的弗赖堡的一次拜访。他把他手写的原始手稿的马尔巴赫复印件，以及西蒙·莫泽尔关于讲座第二部分的速记笔记的打字机打印件交给我作为基本材料。在来年3月，我收到了由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所制成的海伦妮·魏斯讲座笔记的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副本。在我辨认了海德格尔手稿的最初50页并将之作为工作的开始之后，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非常友好地检查了我所进行的辨认，并连同剩下的271页一起承担了对整个手稿的辨认。在1978年夏天，弗里茨·沙尔克教授（科隆大学）提请我注意：他所制成的一份讲座笔记在克劳斯·赖希（Klaus Reich）教授（马堡大学）手中，并让我从他那儿取得它。值1978年11月在马堡的一次拜访之际，克劳斯·赖希教授非常友好地把被他批判性地审阅过的笔记当面交给了我。在熟悉了讲座的这些材料之后，我才能够在1982年夏季学期放假期间于洛桑（瑞士）开始拟定要加以出版的确定的讲座文本。在1984年夏天，赫尔曼·海德格尔（Hermann Heidegger）博士在“罗特布克储藏室（Rötebuckspeicher）”注643发现了汉斯·约纳斯教授（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讲座笔记，他在1984年9月将之交给了我。我后来将该笔记整合进那时已经完成了的亚里士多德-部分，并且它对于柏拉图-部分的拟定来说形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帮助。
我手写的讲座文本的拟定稿的打印副本，由洛桑（瑞士）大学哲学系在我身边工作的“助教们（assistants diplmés）”制成，他们是：亚历山大·席尔德（Alexandre Schild）先生、米雷耶·罗瑟勒特-卡普特（Mireille Rosselet-Capt）女士和安德烈·让莫诺（André Jeanmonod）先生。通过他们，对我的手稿及其副本的校对，在共同阅读中进行。米雷耶·罗瑟勒特-卡普特女士，一位希腊文学学士获得者，特别承担了希腊引文的检查。维维安·厄夫罗里（Vivien Oeuvray）先生，一位哲学系助教，为希腊引文加上了各种重音符号，计算机打字机无法正确地再现它们。吉多·阿尔贝特尼（Guido Albertelli）先生，当时正好在我身边做助教，他完成了打印稿并补足了书目资料。最后，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和哲学博士候选人马可·米哈尔斯基（Mark Michalski）先生（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大学），非常仔细地审阅了打印稿，检查了海德格尔本人使用书籍中的希腊引文，并根据在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可供使用的版本加上了最后的书目资料。对于他们为打印稿所付出的种种努力，我向他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感谢奥芬巴赫（Offenbach）的克里斯托夫·冯·沃尔措根（Christoph Frhr.von Wolzogen）男爵博士，因为他确认了对一个有问题的省略语的解决，并补充了“悼念保罗·纳托尔普”中的书目资料。
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哈特穆特·蒂特延博士，他给出了海伦妮·魏斯笔记的打印副本，并辨认了海德格尔手写的原始手稿；此外，要感谢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赫尔曼教授，他友好地给出了各种建议；最后，还要感谢赫尔曼·海德格尔博士，感谢他容忍我花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来出版《智者》。
洛桑（瑞士），1990年8月 英格博格·许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