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高采烈的海盗们
在很多方面，当克莱武与哈斯丁斯发现印度的财富和宝藏时，那个文明早已沦亡了。奥朗则布的长久而分裂性的统治，以及随后的混乱和内战，使印度再度遭受征服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命运之显示”的唯一问题，乃是到底欧洲的哪一个现代化强权来执行此事。法国人尝试了，结果失败，他们在罗斯巴赫（Rossbach）与滑铁卢的失败丢失了印度与加拿大。英国人的尝试成功了。
在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从里斯本出发航行11个月以后在卡利卡特岸边停泊。马拉巴海岸的族长对他甚为礼遇，给了他一封致葡萄牙国王的有礼貌的信：“贵国使者伽马来访本国，本国甚感欣幸。本国盛产肉桂、丁香、胡椒及各色宝石。贵国之金、银、珊瑚、红布则为所需。”那位信基督的葡萄牙皇帝以声言印度是其殖民地作为答复，其理由何在，则为这位迟钝的族长所无法理解。为了把事情弄得更清楚，葡萄牙派了一个舰队到印度，奉命传教及作战。17世纪时，荷兰人来了，赶走了葡萄牙人；18世纪时，法国人、英国人来了，赶走了荷兰人。野蛮战争的残酷考验，决定了他们之中的哪一个从事开化印度人，并且去向他们征税。
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于伦敦，其事务是从印度以及东印度群岛以低价买进货物，然后高价在欧洲出售。[1]早在1686年，它就宣布了它的意图：“在印度建立庞大、稳固、安定的英国领地，垂诸永远。”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加尔各答与孟买设立了商埠，建造了工事，运来了军队，打了仗，纳贿也受贿，还执行了其他政府的事务。克莱武高兴地接受靠他武力保护的印度君王送的“礼物”，高达17万美元；此外又向他们收取每年规费14万美元；指定米尔·贾法尔（Mir Jafar）为孟加拉统治者而得款600万；他使土王相互为敌，渐渐将其土地归并为东印度公司的产业；他吸上了鸦片，国会施以调查然后又宣告他无罪，后来他自杀身死（1774年）。哈斯丁斯，一位勇敢、博学而能干的人，向土王们征收了25万美元之多的献金归入东印度公司的财库；又接受了贿赂承诺停止征收，而后他却又去征收，并且把付不出献金的土邦收并了；他派兵占了奥德（Oudh），然后把该省以2500万美元卖给一位土王——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在贪财一事上相互竞赛。印度受辖于东印度公司的部分，须付产物50％的土地税，此外还有其他众多而严苛的索求，以至于2/3的居民逃跑了，余下的人则出卖儿女以应付日增的税额。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T. B.麦考莱写道：“巨大的财富迅速地在加尔各答聚敛起来，而3000万民众被挤榨到了极端可怜的地步。他们本已习于在暴政下生存，但从不曾遭到过这样的暴政。”
到了1857年，这公司的罪恶已经使东北部印度枯竭到如此地步，以致土著起而从事绝望的反叛。英国政府于是介入这情况，压制了“叛变”，把征服的领土接收过来当作帝国的殖民地，付了东印度公司一大笔钱，然后把这笔购买的花费又加到印度民众所欠的债里面。这是直截了当的征服。或者，这是无法用苏伊士运河以西所诵习的《十诫》来评定是非的，倒可以根据达尔文或尼采的思想来了解：一个已经失去自治能力或正失去开发本身自然资源能力的民族，不可避免地变成强大而贪婪的国家的猎获物。
这次征服给印度带来了某些好处。一些人物如本廷克、坎宁（Canning）、芒罗（Munro）、伊芬斯通（Elphinstone）以麦考莱在英属诸省的治理方面多少实行了那种在1832年统御着英国的宽宏的自由主义。本廷克爵士，在当地的改革者如罗伊（Ram Mohun Roy）的协助与催促之下，结束了寡妇殉夫与暗杀的事。英国人利用印度的金钱与军队在印度境内打过111次仗以后，完成了征服，于是在整个半岛建立了和平，建造铁路、工厂与学校，设立大学于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孟买、拉合尔以及安拉阿巴德，把英国的科学与技术带到了印度，以西方的民主理想使东方人受到鼓舞并向往西方，又在宣扬印度过去的文化宝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恩典的代价，是一种财政上的暴虐统治，为此就有一伙过渡性的统治者，年复一年地搜刮印度的财富，然后回到北方去养息精力。一种经济上的暴虐统治，毁坏了印度的工业，把数百万的工匠重新投回到贫瘠的土地上；也是一种政治的暴虐统治，在奥朗则布狭隘的暴政之后不久来临，使印度人民的精神历一个世纪之久完全抬不起头来。
末世的圣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印度向宗教求得安慰是既自然又合乎性情的事。有一段时期印度对基督教热诚地欢迎。印度人发现基督教有许多道德和理想是自己数千年来便尊崇的。那位率直的让·迪布瓦神父写道：“在欧洲人的性格与行为被这些人熟知以前，看起来基督教好像会在他们之中生根。”整个19世纪，苦恼的传教士设法使基督的声音超过那些征服者的怒吼，以便让人听见。他们建立了学校与医院，在神学理论之外也散发了药物与慈善救济，并且让贱民初次被承认是人。但是基督的箴言与基督徒的行为对照，使印度人持怀疑与讥嘲的态度。他们指出使拉撒路（Lazarus）复活的事是不值一提的[2]，他们自己的宗教中有更多更为有趣而惊人的奇迹，任何真正的瑜伽行者在今天仍能行使奇迹，而基督教的奇迹似乎已经完结了。婆罗门僧侣傲然地坚守本身的壁垒，并且给西方的正统教派提出了一种同样精妙、深刻而难以置信的思想系统。“基督教在印度的进展微不足道。”艾略特写道。
然而，虽然在300年间基督教吸收的信徒仅及人口的6％，耶稣感人的人格在印度的影响力却不是这实际数字所能衡量的。那种影响力的最初迹象出现于《薄伽梵歌》，最近的确证见于甘地与泰戈尔。最明白的事例是那个名叫梵社（Brahma Somaj）[3]的改革团体，这个团体是1828年由“现代印度之父”罗伊创立的。没有人会比他更加诚心诚意地去研究宗教。罗伊为读《吠陀经》而学习了梵文，为读佛教《大藏经》而学习了巴利文，为研究伊斯兰教和《古兰经》而学习了波斯文与阿拉伯文，为精研《旧约》而学习了希伯来文，为了解《新约》而学习了希腊文。然后他学习了英文，并且写得很自然优雅，以至于边沁（Jeremy Bentham）希望密尔（James Mill）能够以之为范本而学到一点东西。1820年，罗伊出版了《耶稣的理想：宁静与快乐之途径》，书中写道：“我发现耶稣基督的教理比任何我所知的其他教理更能导向道德原则，更适宜于有理性的生物使用。”他向感到愤慨的同胞建议一种新的宗教，它将弃绝多神崇拜、多妻制度、阶级歧异、童婚、寡妇殉夫以及偶像崇拜，并且将信仰一个神——婆罗门。像阿克巴大帝一样他梦想印度会在如此单纯的一种信仰之下联合起来；也像阿克巴大帝一样，他低估了迷信的普遍性。梵社在经过了100年有成效的挣扎之后，现在已经是印度生活之中一种灭绝了的力量。[4]
伊斯兰教在印度少数宗教群众之中是最有力量、最使人感兴趣的一种，但对这种宗教的研究留到以后再谈。伊斯兰教尽管得到奥朗则布热心的协助，仍未能使印度转向伊斯兰教。奇迹是，伊斯兰教在印度也没有屈服于印度教。安拉在印度现在大约有7000万信徒。
印度人从任何外来的信仰那里都得不到什么安慰，在19世纪最能鼓舞他们的宗教人物，都是那些把教理与行事根植于印度古老信仰之中的。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是孟加拉的一个贫困的婆罗门，有一段时期做过基督徒，也感到了耶稣的吸引力；[5]他在另一段时期又变成一个穆斯林，也参加了祈祷的严肃仪式。但是不久他的虔敬心便把他带回到印度教，甚至回到那可怕的时母女神，而变成了崇奉她的僧侣；他把时母转变成一种满怀柔情慈爱的母性女神。他摒弃理智的方式，而提倡“奉爱瑜伽”（Bhakti-yoga）——克制与爱的结合。“对于上帝的知识，”他说，“可以比作一个男子，而对于上帝的爱则像女子。知识只能进入上帝的外室，而除了爱一个人之外，没有人能进入上帝内部的神秘。”不同于罗伊，罗摩克里希纳不爱学习，一点梵文、英文也不学，什么也不写，并且避免知性的谈话。一个神气活现的逻辑家问他：“什么是知识、知者和被知的对象？”他回答：“这位善士，我不知道这些学问上的精妙细节。我只知道我的圣母，以及我是她的儿子。”他教导他的信徒，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每一种宗教都是接近上帝的路途，或者是中途的一个阶段，适应于寻求上帝者的心智与情感。从一种宗教转信他种是愚昧的事，一个人只需要在本身的路途上继续下去，而到达他本身信仰的精义所在。“一切河流流向大海。流吧，让其他的也流！”他同情地容忍百姓的多神信仰，谦卑地接受哲学家的一元论，但是在他自身持有的信仰之中，上帝是生存于一切人之中的精神，唯一真正对上帝的崇信在于对全人类的慈爱服务。
很多纯良的人——富与贫，婆罗门和贱民都有——选择他做祖师，以他的名字成立了教派。这些信徒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骄傲的刹帝利青年纳伦德拉纳特·达塔（Narendranath Dutt，辨喜的原名），他读了许多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最初见罗摩克里希纳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却又为着无神论感到苦恼，但是他以为宗教便是神话与迷信，对此，他是不屑一顾的。罗摩克里希纳以耐心的慈爱征服了他，纳伦德拉纳特·达塔于是变成了这位年轻师父的最热心门徒。他重新把上帝定义为“一切灵魂之总和”，并且吁请他的同胞不要作无益的苦行默想，而要借着绝对的舍己为人来遂行宗教的信仰：
诵读吠檀多派和沉思默想的事，留待来生吧。让现存的躯体来为他人服务吧！……最高的真理是：上帝存在于一切有生之物。他们是他的复多的形体。此外并没有可寻求的上帝。唯有服务众生者才服侍着上帝！
他易名为辨喜，出国为罗摩克里希纳教会募集基金。1893年，他在芝加哥一文不名，走投无路。一天以后他在世界博览会的宗教大会上出现，以印度教代表的身份演说。他的庄严容貌，他的一切宗教合一的理论，以及他的单纯地服务人类以敬事上帝的伦理原则，使每一个人都为之心折。在他口若悬河的鼓舞之下，无神论变成了高贵的宗教，正统的神职人员则发现他们在向一个“异教徒致敬”，那人所主张的是舍生物的灵魂外并无其他的上帝。回到印度以后，他向他的同胞宣扬一种强健的教理，那是自《吠陀经》时代以来任何一个印度人所未曾提出过的：
我们所要的是造成男子汉的宗教……放弃这些使人衰弱的神秘主义，强壮起来……在今后50年内……让一切其他无益的神明从我们的心中消失。这便是唯一清醒着的神，我们自己的种族，到处都是他的手，到处是他的足，到处是他的耳；他覆盖一切……一切崇拜中最先者便是对四周人们的崇拜……这些都是我们的神——人与动物，而我们必须崇拜的最先的神便是我们自己的国民。
从此处到甘地不过一步之遥而已。
泰戈尔
同时，尽管有着压制、痛苦与贫困，印度仍然在继续产生科学、文学与艺术。博斯（Jagadis Chandra Bose）教授以电学与植物生理的研究而举世闻名。拉曼（Chandrasekhara Raman）教授在光学物理方面的工作则获得了诺贝尔奖。本世纪内在孟加拉兴起了一个新的画派，它把阿旃陀壁画的鲜明色彩和拉杰布达纳彩绘画的纤柔线条融会在一起。A.泰戈尔（Abanindranath Tagore）的绘画，也具体而微地有着那种他叔父的诗篇中显现的热烈神秘主义，以及细腻的艺术手腕。
泰戈尔氏是历史上伟大的家族之一。德宾德拉纳特·泰戈尔（Debendranath Tagore，Tagore孟加拉原文为 Thakur）是梵社的组织者之一，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首领。他是一个富有、有教养和虔敬的人，在老年时则变成孟加拉的一个信从异教的大家长。从他这一支传下来的有艺术家阿巴宁德拉纳特（Abanindranath）和戈戈伦德拉纳特（Gogonendranath），哲学家德威岑德拉纳特（Dwijendranath），诗人罗宾德拉纳特（Rabindranath）——后两位是他的儿子。
泰戈尔生长于一种舒适与高雅的气氛之中，音乐、诗歌与高尚的谈话如同他所呼吸的空气。他从诞生起便是一个温和的灵魂，一个不曾夭折、不曾老化的雪莱。他欢喜松鼠爬上他的膝盖，鸟儿站在他的手上。他的观察敏锐，感受强烈，并且以一种神秘性的敏感来察知经验所不易捕捉的含义。有时他会在阳台上伫立几小时，以一种文学的本能留意街上每一位路过者的身形面貌、风度步伐；有时在内室的沙发上，他会安静地在回忆梦想之中消磨半日。他开始时在一面石板上写诗，幻想错误是可以轻易地拭去的。很快地他便写作一些对印度满怀柔情的诗歌——关于印度的风景之美、妇女之可爱、人民的困苦，然后他自己为这些歌写作歌谱。整个印度都在吟唱。这年轻的诗人在旅行经过遥远的乡村时，听到不认识他的粗鲁农夫唱出他的歌，感到非常兴奋。[6]以下便是其中的一首，是作者亲自从孟加拉文译成的。还有什么人，把罗曼蒂克爱情的妙不可言以这样同情的怀疑主义表现过？——
告诉我这可全是真的，我的爱，告诉我这是不是真的。
这双目发出闪电时，在你胸中的乌云作出风暴般的回答。
这可是真的，我的双唇甜美，像初次意识爱情的微绽花苞？
逝去的五月季节的回忆，是否犹在我的肢体内流转？
大地曾否，像一只只竖琴，在我的足触踏时震颤成音？
那么这可是真的，露水从夜晚的眼里落下，当我被看到时，晨光包覆我的躯体时，它感到欢欣？
这可是真的，这可是真的，你的爱情经历了许多世代和世间为着寻找我？
是真的吗，当你最后找到了我，你那历时久远的愿望，在我温和的言谈，在我的眼睛、嘴唇和披垂的头发中找到了完全的安谧？
那么是真的，上帝的奥理写在我的小前额上？
告诉我，我的爱人，这一切可是真的？
在这些诗里面有许多优点——强烈却又理智的爱国主义；一种对于爱情与女人、自然与人类的纤细而女性化的了解；一种对于印度各哲学家之见识的热情的深入把握；以及一种丁尼生式的情感与词句的精致优美。假如它们有瑕疵的话，那便是过于通体一致的美丽，过于单调的理想化和温柔了。在诗里面，每一个女人都是可爱的，每一个男人都是全心贯注于女人、死亡或者上帝的；自然虽然有时是可怕的，但永远是高贵庄严的，而从来不是荒凉、贫瘠或丑恶的。[7]也许诗剧《齐德拉》的故事便是泰戈尔的故事：她的爱人阿周那，在一年之内对她感到厌倦，因为她是完全而毫无间歇地美丽动人的。只有在她失去了美，而变成强健有力，从事着生活中天然的劳作时，这位神才又去爱她——这正是满足的婚姻的一种深刻象征。泰戈尔以动人的优雅风格承认了他的局限：
我的爱，曾经有一次你的这位诗人在心中开始了一首伟大的史诗。
啊，我不小心，它碰到你叮当作响的踝饰，而遭遇困难。
它分散成诗歌的断片，散置在你的足旁。
因此他直到最后唱的都是抒情诗，而整个世界的人，除去评论家，都高兴地谛听。印度人在泰戈尔得诺贝尔奖时（1913年）感到有点惊讶。孟加拉的评论家所看到的仅是他的毛病，加尔各答的教授也将他的诗作为写得糟糕的孟加拉文的例子。年轻的民族主义分子不喜欢他，因为他对于印度道德生活的种种弊端指责之强烈，超过他的政治自由的主张。当他受封为爵士时，他们认为这简直是出卖印度之举。他并没有长久地保有这种荣誉，在一些英国士兵由于一种悲剧性的误会而在阿姆利则（Amritsar）向一群作宗教性集会的人开火时（1919年），泰戈尔把勋绶归还给总督，还附了一封措辞尖利的信。他是一个孤立的人物，或许是世上最感人的：一位改革者，有勇气贬弃印度各种制度之中最基本的阶级制度，和各种信仰之中最被珍重的轮回说法；一位民族主义者，渴求着印度的自由，却敢于反对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含有的盲目排外主义和自利之心；一位教育家，对于滔滔雄辩和政治感到厌倦，而隐居到他在森蒂尼盖登（Shantiniketan）的学校和栖身之所，把他的道德自由的教理传授给年轻的一代；一位诗人，为着妻子的早死，以及国家的羞辱而心碎；一位沉浸于吠檀多派的哲学家，一位神秘主义者，如钱迪达斯一般徘徊于妇人与上帝之间，然而又由于学识渊博而离弃了祖先的信仰；一位热爱自然者，面对着自然的死亡使者，本身所有的安慰唯有他那种不会老去的吟唱天赋：
啊，诗人，暮色临近了；你的头发变灰了
你可曾在独处沉思时听得来世的信息？
天色已暮，我在谛听，因为有人或许会从村庄来拜访，虽然天已经晚了。
我在看有没有年轻的心在互相傍依，有没有两对热切的眼睛在要求着音乐，为他们打破静默，诉说心声。
有谁更能给他们编织热情的歌呢，倘若我坐在生命的崖岸上凝望死亡和彼界？……
这是不足道的事，我的头发转灰了。
我和这村中最年少的和最年长的是同样地年少和老迈……
他们全都需要我，我没有时间为来世思虑。
我和每一个人的年纪相同；有什么要紧呢，倘若我的头发变灰了？
东方是西方
一个快50岁的人竟能写出这样好的英文，象征着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若干隔膜可以很容易地沟通，虽然这两者的结合是另一位诗人曾经否决过的。[8]因为泰戈尔诞生后，西方已经以上百种方式进入东方，并且正改变着东方各种生活面。3万英里铁路已经如蛛网般分布在印度的荒野和山地，而把西方面孔带到了每一个村庄；电报线和印刷机给每一个学生带来了具有启示性的、日新月异的世界消息；英国学校传授英国史，为的是造就英国公民，殊不知却灌输了民主与自由的观念。甚至于在东方的情形，现在也证明了赫拉克利特的理论是对的。
印度在19世纪由于英国织布机的优越性能与英国大炮的强大力量而沦于贫困的境地，现在她勉强地转过脸来朝向工业化的途径。手工业在消失，工厂在成长。在贾姆谢德布尔（Jamsetpur）的塔塔（Tata）钢铁公司，雇员人数有4.5万人，并且在钢的出产量方面威胁到美国厂家的领导地位。印度的煤产量在迅速地增加。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和印度可能在工业用燃料和物资的开采方面赶上欧美。这些资源不仅可以应付本国的需要，并且可能和西方竞争世界市场，亚洲的征服者可能在忽然之间发现市场已经丢掉，而他们在本土的国民的生活水准大为降低，由于争不赢低工资的努力——因为她们当初本是顺从而落后的国家。在孟买，现在有若干工厂的经管方式是属于维多利亚王朝中期的，那旧式的工资使得一些西方思想老旧的人眼中饱含了妒羡的眼泪。[9]在很多这样的工厂里，印度的雇主已经取代了英国人，其剥削同胞时的贪婪，一如那些背负着白人之重担的欧洲人。
印度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影响了社会制度以及人民的道德习俗。阶级制度的构想原是根据一种静止的农业社会状况，它提供了秩序，但是没有给出身平常的天才一条出路，没有给野心与希望一点利益，没有给发明和创新一点刺激。当工业革命到达印度的海岸时，这种制度注定要终结了。机器是不认人的：在多数工厂里人们并排工作而不分阶级，火车与电车，凡是能付钱的人都可以在里面坐着或者站着，合作社或政党使各种阶层的人集合一处，而在城市的戏院或街道上，婆罗门和贱民意外地凑到一起。一位土王宣布每一种阶级和信仰的人在他的宫廷都会被接纳；一个首陀罗做了巴罗达（Baroda）土邦的开明君主；梵社贬弃阶级制度，而印度国民大会的孟加拉省议会则主张即刻废除一切阶级区别。慢慢地，机器产生了一个新的有钱有势的阶级，而把现存的最古老的贵族阶级终结了。
阶级的名称已经逐渐失去意义。吠舍一词今天还在书本中使用，但在实际生活则并不适用。甚至首陀罗一词在北方也已消失，而在南方它是泛指一切非婆罗门的名词。早先较低的阶级实际上已经被3000多“阶级”所替代，它们实际上是一些同业公会：银行家、商人、制造商、农人、教授、工程师、铁轨视察人员、大学女生、屠夫、理发匠、渔人、演员、煤矿工人、洗衣工人、出租车司机、女店员、擦皮鞋工——这些都被组织成职业的社会阶级，其不同于我们的同业公会，主要在于那种认为儿子会承袭父业的一般性期待。
阶级制度的大悲剧是，它一代一代地增加了贱民的人数，结果他们的人数众多并心怀叛意，就此毁损了产生他们的那个制度。那些因战争或债务沦为奴仆的人，那些婆罗门与首陀罗通婚而生的子女，那些做清道夫、屠夫、卖艺者、念咒者或刽子手等被婆罗门教律认为贱业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加入了贱民的行列。他们那种赤贫者的无所忌惮的繁殖力，又扩大了他们的数量。他们那尖锐的贫穷使身体、衣着或食物的清洁成为不可能得到的奢侈条件。他们的同胞在每一种感觉方面都避免与他们交接。[10]因此阶级法规禁止一个贱民走到距离一个首陀罗24英尺以内，或者距离一个婆罗门74英尺以内。假如一个贱民的身影落到一个有阶级的人身上，后者须斋戒沐浴以去除玷污。因此不论贱民碰到什么东西，它们一概都被玷污。[11]在印度很多地区，贱民不得从公共水井汲水，或进入婆罗门所使用的寺庙，或送小孩上印度教的学校。英国人的政策多少造成了贱民的困穷，但至少给了他们法律之前的平等，以及进入一切英国人控制的学校的平等机会。在甘地号召之下的民族主义运动，有助于减少贱民的困窘。也许再过一代，他们在表面上应可获得自由了。
工业的来临和西方观念的传入，干扰了印度男性从古以来的统治地位。工业化延迟了结婚年龄，也需要妇女的“解放”。也就是说，除非妇女相信家庭是监牢，她是不会被诱入工厂的，她也需要拥有自己保存赚取的金钱的法律权利。许多真正的改革竟因这种解放而实现了。童婚已被正式终止（1929年），在结婚年龄提高到女子14岁之后、男子18岁之后；寡妇殉夫消失了，寡妇再婚日有增加；[12]多妻是准许的，但很少男子实行；观光客也失望地发现庙里的舞蹈者已经消失殆尽了。没有一个国家的道德改革如此快速地推进。工业化都市的生活把印度妇女逐渐引出了深闺，[13]今天不到6％的印度妇女遵行这种隐避的生活方式。一些积极的妇女期刊讨论最时髦的问题。甚至有一个生育节制协会也出现了，并且直面印度最严重的问题——过度生育。在很多省内，妇女投票选举，也掌握政治职位。已经有两次，妇女做了印度国民大会主席。她们有许多在大学取了学位，做了医生、律师或教授。很快地，形势必会扭转过来，妇女会居于统治地位。以下是甘地的一位副手对印度妇女所发出的热烈呼吁：
抛弃古老的深闺制度！快从厨房里出来！把锅子叮当地丢到角落里！把眼上蒙的布扯掉，看这个新的世界！让你的丈夫弟兄自己去煮饭。要使印度成为一个国家，还有许多事待做！
国民大会党运动
在1923年，有1000多名印度学生在英国读书，可能在美国有同样的数目，或者在旁处也有这么多。他们惊异于西欧与美国最下等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研究了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也读了关于改革与反叛的记载；他们贪婪地阅读《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他们回到本国，成为民主观念与自由福音的传播中心。西方的工业与科学的进展，以及同盟国家在大战中的胜利，给了这些观念一种无法抗拒的威望，很快地每一个学生都在发出自由的呐喊。在英美的学校中，印度人学到了自由。
这些受了西方教育的东方人在国外受教育的期间不仅择取了政治理想，也放弃了宗教的观念。这两个过程在个人的传记中以及在历史上，常是相伴而行的。他们来到欧洲时是虔敬的青年，一心一意地奉持着黑天、湿婆、毗湿奴、时母、罗摩……他们碰到了科学，于是他们的古老信仰忽然粉碎。丢弃了宗教信仰——那真正的印度精神，西化的印度人回到他的国家时是清醒而忧伤的，天上成千的神都一下子死掉了。[14]然后不可避免地，“乌托邦”取代了天堂的位置，民主成了涅槃的替身，自由代替了神。欧洲在18世纪下半叶所经历过的事现在盛行于东方。
然而这些观念的发展是缓慢的。1885年几个印度领袖在孟买开会，创立了“印度国民大会”，但是在那时他们似乎连地方自治都没有梦想到。寇松爵士分划孟加拉省的努力（为了对印度最强大最具有政治意识之社区的力量与单一性加以破坏），促使国大党员怀有更为高昂的反叛意识。在1905年开大会时，激进的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提出了“自治”（Swaraj）的强烈要求。他根据梵文的词根创造了这个词，这些词根在它的英译中仍能看出——“self-rule”。在同一年，日本打败了俄国。100年来畏惧西方的东方，开始拟定解放亚洲的计划了。没有武器的印度，把历史上最奇异的一个人物奉为领袖，而显示给世界一项史无前例的现象，就是一场由圣人领导而不用枪炮来进行的革命。
圣雄甘地
试想象亚洲最丑陋、矮小、衰弱的人，有着黄铜色的面孔和肤色、头发短灰的头颅、高颧骨、慈祥的小眼睛、阔大而几乎没有牙齿的嘴，还有宽大的耳朵、巨大的鼻子、细瘦的臂腿，腰间缠一块布，站在一个在印度的英国法官面前，为了向国人宣说“不合作主义”而接受审讯。或者想象他在一个缺乏陈设的房间里，坐在一小方地毯上，在他位于艾哈迈达巴德的真理学院内：他的瘦削双腿作瑜伽式交叉，脚底朝上，双手忙着纺织，面庞因为责任沉重而满布皱纹，他的心灵在活动着，凡是对寻求自由之事有疑问的，他都能给予胸有成竹的答案。从1920年到1935年，这位赤裸的纺织者是3.2亿印度人的精神和政治的领袖。当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群众围绕上去触摸他的衣服或吻他的足。
一天有4小时他纺织那种粗糙的棉布，希望借他的榜样可以劝服他的同胞，来使用这种简单的自制品，而不去买那些毁了印度纺织工业的英国织布机的产品。他仅有的私人物件是三块粗布——两块是衣服，一块做床。他本是一个富有的律师，他的财产都已经给了穷人，他的妻子在经过一番主妇式的犹豫之后，也遵循了他的榜样。他睡在光地板或是泥地上。他以坚果、香蕉、柠檬、橘子、枣子、米饭和羊奶维持生存；经常一连几个月，他除去奶汁和水果外不吃其他东西；他一生中尝过一次肉类；偶尔他一连好几个星期什么也不吃。“我若是能不斋戒，那我也能不要我的眼睛。眼睛之用于外在的世界，好比斋戒之于内在的世界。”他感觉到在血液渐变得稀薄时，心灵变得清明了，不相干的琐事消失了，而基本的东西——有时竟是世界之灵魂的本身——从现象世界脱颖而出，像圣母峰之从云层上出现一样。
在他禁食以求谛观神明的同时，他也留下一个脚趾踏在地面上，而去劝告他的徒众每天灌肠一次，以免正当他们寻得神明时，却因身体自我消耗所产生的酸质而中毒。当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为着宗教的热情互相残杀，不理睬他和平的呼吁时，他绝食三个星期来感动他们。由于绝食与克制，他变得如此衰弱，以致当他向大批集合起来听他讲话的群众说话时，不得不坐在一张抬起来的椅子里。他把禁欲主义应用到性的方面，并且希望像托尔斯泰一样，把一切肉体的交接限制于经过考虑的求嗣之举。他在年轻时也曾过度地纵溺于肉欲，他父亲的死讯是在他“鱼水交欢”时被惊起而听到的。现在他一心忏悔，返回到童年时代所聆教的“梵志”——绝对的戒绝一切肉欲。他说服妻子和他如兄妹般共处。“从那时起，”他说，“一切的冲突都停止了。”当他觉察印度的基本需要是生育控制时，他所采取的不是西方的方法，而是马尔萨斯和托尔斯泰的理论：
我们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应不应当再生育子女呢？我们仅只是繁殖了奴隶和病夫，倘使我们继续繁殖，正当我们感到无所助益与无计可施时……在印度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之前……我们没有权利生育后代……我丝毫不感怀疑，假如结了婚的人希望国家变好，希望看到印度成为一个有强健壮硕的男女国民的国家，将会实行自制，而暂时停止生育。
他性格中有些部分和那些传说中基督教圣徒所具有的素质出奇地相似。他并不提起基督的名字，但是他的行为显示出好像他完全地接受了《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自从阿西西的圣芳济（St. Francis of Assisi）之后，不曾有过一个历史人物具有如此突出的温柔、淡泊、单纯和宽恕等素质。他始终不懈的礼貌态度赢得了敌对者礼貌的回应。政府在送他进监牢时还向他道歉。他从不表露怨恨愤怒。他被暴众殴打过3次，几乎被打死。他一次也不报复。当他的一个攻击者被捕时，他拒绝提出控诉。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最猛烈的一次冲突中，莫普拉（Moplah）的穆斯林屠杀了数百名无武装的印度教徒，并且把他们的包皮献给安拉算作盟约。之后不久这些穆斯林遭了饥馑，甘地在全印度募集款项，并且丝毫不顾别人办这类事的先例，而把每一个“安那”[15]都送给了饥饿的敌人，一点都没有扣除“办事费”一类的款项。
甘地出生于1869年。他的家族属于吠舍阶级，奉耆那教派，实行不杀生的戒律。他的父亲是一位能干的吏员，却不擅长理财。他为着诚实而一再地失去职位，把近乎全部的家财都做了慈善的施舍，把剩下的部分遗留给家人。当甘地还是个孩子时便成了无神论者，因为他不喜欢某些印度教神祇的淫秽行为。为了表达他对宗教的永恒的谴责，他吃了肉。肉对他不合适，于是他返回了宗教。
甘地8岁订婚，12岁娶卡丝杜蓓（Kasturbai）为妻，她对他始终忠诚，历经他的各种冒险、富足、贫困、监禁、绝欲和苦修而不改。18岁时，他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到伦敦去学法律。到那里以后的第一年内，他买了80本关于基督教的书《登山宝训》，这本书在他初次读到时便直接进入他的心中。他接受了忠告，信从以德报怨，推爱及于自己的仇敌，认为这是人类理想主义最高的表现。他下定决心宁可本此而行遭受失败，也不愿背之而获得成功。
1891年回印度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孟买从事律师业，他拒绝为债务诉讼，并且总是保留着放弃一件他认为不公正的讼案的权利。有一件案子使他到了南非，在那里他发现他的同胞受着如此的虐待，以致他忘记了回国，而全心全力不要报酬地致力于解除在南非同胞之困厄的使命。经过20年的奋斗，政府也终于让步了。这时他才返回印度。
在印度游历时，他首次觉察到他的国人的绝境。他惊骇于在田中操劳的骷髅般的人形，以及在城市中操各种贱役的低下贱民。他感到国人在国外所受的歧视仅是国内之贫困与奴役的一个后果。然而他在战争中忠诚地支持英国人，他甚至主张那些不信仰非暴力主义的印度人去入伍。那时他不赞同当时要求独立的人，他相信英国人在印度的错误统治是一个例外，而英国政治本身是良好的。他认为在印度的英国政府之所以不好，正因为它违反了英国本国政府的一切原则。假如能使英国人了解印度人的情况，则他们将很快地接受印度，而在由自由自治组成的国协中，待之如兄弟之邦。他相信一待战争结束，英国计算了印度在人力物力方面为帝国所作的牺牲，便会不再犹豫地让她自由。
但战争结束时，“自治运动”却遭遇了《罗拉特法案》（Rowlatt Acts），它终止了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接着是在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改革措施下所建立的软弱无力的立法院，最后又遭遇到阿姆利则的屠杀事件。甘地震惊之余，采取了断然的行动。他把历年来从英国政府得到的勋章归还给总督，他向印度发出积极不合作主义的号召来和印度的政府对抗。人民响应他的号召，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抵抗，而是以流血与暴力，例如在孟买他们杀了53名不表同情的拜火教徒。誓守不杀生主义的甘地发出了第二次的通告，呼吁民众延迟不合作运动，理由是它已经逐渐堕落为一个群众暴力统治了。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显示过如此大的勇气，严格根据原则行动，而鄙弃着急功近利和阿附群众。全国对于他的决断感到惊异。民众原以为他们已经接近了成功，他们并不同意甘地认为手段和目标同样重要的想法。圣雄的名誉一落千丈。
就在这时（1922年3月）政府决定拘捕他。他毫不抵抗，拒绝聘请律师，也不替自己辩白。检察官控诉他由于本身著作的内容而应当为1921年的叛乱暴行负责，这时，甘地回答的言辞立即使他成为一个高贵的人：
我愿确认博学的主辩官员在孟买、马德拉斯和曹里曹拉所发生的事件所给予我的责备。深深地思考了这事，又经过许多夜晚睡眠时的萦念，我是绝然无法把自己脱出这些凶戾的罪恶的……博学的主辩官是对的，他说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一个曾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该知道我每一项行为的后果。我知道我曾经玩火，我冒着险，并且我一旦获释还是要做同样的事。我今天早上感到假如我未能说出我现在的话，那我便未尽到我的责任。
我本要避免暴行。我现在也要避免暴行。非暴力主义是我信仰中的第一条，它也是我的信条中末一条。但我不得不作选择。或者我必须屈从一个我认为曾经对我的国家施予不可补偿之伤害的一个制度，或者冒险承当我的同胞的暴怒，当他们从我口中得知真相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同胞有时是疯狂的。我深感抱歉，因而我来到此地承受的不是轻微的惩罚，而是最高的惩罚。我不要求恩惠。我不要求任何减轻的行动。我在此地，是要请求并且愉快地担当所能加诸我的最高的惩罚——为着一项在法律上属于一种蓄意的罪行，为着在我心目中则是一位公民的最高责任。
法官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因为他不得不把一位数百万他的同胞认为的“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与领袖”送进监狱，他承认即使和甘地意见不同的人也把他视为“一个有高尚理想而生活高贵甚至神圣的人”。他判了甘地6年监禁。
甘地被单独监禁，但是他不抱怨。“其他的犯人我一个也见不到，”他写道，“虽然我实在看不出和我共处会对他们有什么害处。”但是“我感到快乐。我的天性喜欢孤寂。我喜爱宁静。现在我有机会来读一些在外面时不得不忽略的书”。他勤奋地修习培根、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梭罗以及托尔斯泰的著作，也用琼森（Ben Jonson）和斯科特（Walter Scott）的作品打发冗长的时间。他把《薄伽梵歌》读了又读。他研习梵文、泰米尔语和乌尔都话，这样，他不但可以给学者写东西，也可以跟群众讲话。他在6年监禁期间拟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忠实地遵照着进行，一直到有意外事件的干扰。“我总是以24岁的青年的喜悦心情坐下来读书，而忘记了我的54岁的年龄和衰败的身体状况。”
盲肠炎使他获得释放，他所经常责难的西方医药使他复原了。他出狱时，许多群众在监狱大门欢迎他，他经过时，很多人吻他粗糙的衣裳。可是他躲避政治和群众的目光，以衰病为由而避居在艾哈迈达巴德的学校里，一连好多年安静而与世隔绝地生活，仅与学生在一起。然而从那个避居的场所，他每星期经由他的喉舌《青年印度报》发表社论，阐说他的革命哲学与人生哲学。他要求跟他的人避免暴力，不仅由于那会毁灭自身——因为印度没有大炮——也由于这终究会演变到以暴易暴。他说：“历史教训我们，那些无疑具有真诚动机的人，在使用暴力驱逐贪婪的在位者之后，也会沾染上被驱逐者所患的毛病……我对于印度之自由的兴趣会中止，假如她采取暴力的手段。因为暴力的后果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他的信条中第二个要素，是对于现代工业的坚决摒斥，以及一种卢梭式的号召，要大家恢复到村庄务农和家庭工业的淳朴生活。把男男女女关在工厂里，用别人所有的机器制造出一些零件，那物品的整体他们是永远见不到的，这在甘地看起来不啻把人性埋葬在劣等货品所堆成的金字塔下面。他认为多数机器产品都是不必需的，使用它们所省下的劳力都花费在它们的制造与修理上。即使劳力果然有所节省，对于劳动者也没有好处，只是对资本家有好处。劳动者由于本身的生产力而被投入一种“技术失业”的惊惶之中。于是他恢复了1905年提拉克宣布的“自行生产运动”（Swadeshi）。“自行生产运动”和“自治运动”联合为一了。甘地把纺车的使用当作对国大党运动之忠诚的考验。他请求每一个印度人，甚至最有钱的人，穿用手织的布料，抵制英国外来货的机织品。这样一来，印度的家庭在沉寂的冬季也可听得到纺车的呼呼之声。
响应没有覆盖所有人，要扭转历史的行进方向是困难的。但是印度作了这番尝试。各处的印度学生都穿用土织棉布；出身高贵的女士放弃了日本丝的长袍而穿着自己做的粗布衣裙；娼寮中的妓女和监狱中的囚犯开始纺织；在很多城市中安排了盛大的“虚荣之宴”（Feasts of the Vanities），好像当年在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6]时代所举行的那样，这时有钱的印度人以及商人从家里和仓库里拿出全部外国的布匹，抛到火中烧掉。有一天仅仅在孟买，就有15万件被火焰焚毁。
这一项脱离工业的运动失败了，但是它在10年的时间里给予印度一个反抗的象征，给那些沉默的千百万民众在思想上注入政治意识，而使之团结一致。印度人对于这种方式有所怀疑，但对于目标则感到尊崇；对于作为政治家的甘地虽有所质疑，对于圣人的甘地则衷心爱戴，而一时之间全体一致地对他表示着敬仰。泰戈尔这样说甘地：
他在千万赤贫之家的茅屋门口驻足，衣着好像他们之中的一个。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向他们讲话。终于他们听到了活生生的真理，而不是从书本中引用来的字句。因为这个，印度人所奉给他的圣雄名字，是他真正的名字。其他有什么人会像他那样，感到一切印度人是他本身的血和肉？……当爱来到印度的门口时，那门已是大开了……在甘地的呼唤之下，印度如花卉盛开般去迎接新的伟大，正如同以前有过一次，在较早的时候——那时佛陀宣扬了一切众生之间亲爱与同情的真理。
甘地的任务乃是联合印度。他完成了这项任务。其他的任务有待其他的人去完成。
告别印度
无人能就印度的历史作最后的定论，如对埃及、巴比伦以及亚述的历史所能做的那样；因为印度历史还在被缔造，印度文明还在有所创建。在文化上，印度由于和西方在心灵上的接触而获得了新生，她的文学在今天是和任何文学同样丰富和高贵的。在精神上，她仍然在和迷信以及过重的神学负载斗争，但谁也无法确言那现代科学之酸剂会多么迅速地溶解这些数量过多的神祇。在政治上，过去100年已经给印度带来了以前难得的统一：部分上是一个外国政府的统一，部分上是一种外国语言的统一，但最重要的是一种对自由具有结合热望的统一。在经济上，印度正在脱离中古的情况而进入现代工业，这事的后果利弊参半。她的财富和贸易会增长，在世纪末叶前，她无疑会成为世界上强国之一。
我们无法确言这个文明对于西方文明曾有直接的贡献，如同我们在埃及和近东所曾经追本溯源地加以肯定的。因为后面两种乃是我们本身文化的直接祖先，而印度、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则是另一个源派，到今天才开始接触并且影响到西方生活的潮流。这固然是事实，横越喜马拉雅山的障碍，印度给了我们这些尚待商榷的礼物，如文法与逻辑、哲学与寓言、催眠术与棋戏，特别是我们的数字和十进位制。但这些并非印度精神的精华，它们比之于我们在将来可以向她学到的，简直是微不足道。当发明、工业与贸易把各大洲联合到一起，或者当它们把我们投入和东方的冲突之际，我们要更加密切地研究其文明，要吸收其习俗和思想，即使处在敌对的形势之下。也许印度在遭遇征服、倨傲和夺掠之余，作为回报，将教我们成熟心灵的容忍与温和、无所贪求灵魂的宁静满足、具有理解精神和统一的镇定，以及一种给予一切众生的融合性、安抚性的慈爱。
* * *
注释
[1]在印度用200万美元买的东西，在英国则以1000万美元卖出。公司的股票价格增加到每股2.2万美元。
[2] 《圣经》中耶稣所行的奇迹。——译者注
[3] 字面的意义是“婆罗门协会”，为人所知且更加完全的名称是“至高无上的神婆罗门之信徒的协会”。
[4] 今天它大约有5500位徒众。另一个改革团体雅利安协会，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所创立而由已故的拉奇普特·雷依继续主持，成绩卓越。它贬弃阶级制度、多神崇拜、迷信、偶像崇拜和基督教，并且倡导恢复到较为简单的《吠陀经》的宗教，它的信徒人数现在有50万。相反地，印度教对基督教的影响见之泛通神论——这是印度神秘主义和基督教道德的一种混合，是由两位外国女性在印度发展出来的：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和贝赞特夫人（Annie Besant）。
[5] 终其一生，他接受基督的神性，但是他坚持认为佛陀、黑天等也是同一的上帝化身。他向印度哲学家辨喜（Vivekananda）坚称他本身是罗摩和黑天的化身。
[6] 其中较重要的诗集是《吉檀迦利》（Gitanjali，1913年）、《齐德拉》（Chitra，1914年）、《邮局》（The Post-Office，1914年）、《园丁集》（The Gardener，1914年）以及《红夹竹桃》（Red Oleanders，1925年）。诗人自己的《我的回忆》（My Reminiscences，1917年）对于了解他个人颇有帮助，比E.汤普森（E.Thompson）所写的传记《泰戈尔传，诗人和剧作家》（R. Tagore，Poet and Dramatist）为佳。
[7] 参阅他的佳句：“当我离去时这可以当作我临别的话，我所看见了的是无法超越的。”
[8] 此是指英国诗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东方与西方永不会相合”的名句。——译者注
[9] 1922年在孟买有83处棉花工厂，雇员18万，平均工资每天0.33美元。在3300万从事工业的印度人里，51％为妇女，14％为不满14岁的儿童。
[10] “完全戒绝肉食的人会养成一种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从一个人的气息或皮肤的汗水能够马上说出那个人有没有吃肉。过了24小时他们也能发现。”
[11] 1913年，一个印度富人的小孩掉在井里溺死了。当时在旁边的只有小孩的母亲和一个路过的贱民。后者愿意跳下水去救那个小孩，但是母亲拒绝了。她宁可小孩死掉也不愿井水受到玷污。
[12] 1915年，有15个寡妇再婚；1925年有2263个。
[13] 印度上流妇女以隐居深闺为常规。——译者注
[14] 这并不适用于一切西化的印度人。据著名学者库马拉斯瓦米博士意味深长的词句说：“有些人已从欧洲返回印度。”
[15] 印度卢比的1/16。——译者注
[16] 15世纪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