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带来的灾祸
那些强大的国家都在进行工业革命。在发现了机械的力量和应用于增产的机器，从而获得了新生与充满了活力之后，整个欧洲生产的货品，比那些还依靠着手工业的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洲的货品，都要来得便宜。因为工资便宜，雇主遂加大生产，以致这些机器所制造出的货品，远超过欧洲人口的需要。如此，不得不向外寻找市场。所以，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欧洲走向征服世界的道路。
哥伦布时代的商业革命，开辟了通商的航线，并为工业革命做了开路先锋。探险者重新发现古老的地方，打开新的港口，把西方的思想和新奇的产品，带进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国家。早在16世纪，好冒险的葡萄牙人即在印度建立了他们的势力范围，控制了马六甲，绕过马来半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广州（1517年）。“他们粗鲁，不守法律，视东方的民族为合法的战利品，他们简直就是海盗。”而当地的人也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的代表被拘禁，他们要求自由通商的请求被拒绝，该地的葡萄牙人定期地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屠杀。但由于他们帮助中国抵抗外来的海盗，终于在1557年获得明世宗的同意，让他们自由定居澳门，自己管理自己。他们便在澳门建立了庞大的鸦片工厂，雇用许多男女和小孩，单单一家工厂每年就要缴付葡萄牙政府156万美元的税。
接着而来的是西班牙人，他们在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而后又占领了台湾。接着是荷兰人。随后在1637年，有5艘英国的船只驶进广州，他们借着大炮把中国人压了下来，卸下他们的货物。最先是葡萄牙人教中国人吸食鸦片，到了18世纪，开始从印度输入鸦片。当时清朝政府禁止人民吸食鸦片，但因为人民已上瘾，而且吸食的人也多，禁而无效，年年输入的鸦片有增无减；到了1795年，鸦片进口的数量达4000箱。清朝政府就在这一年正式禁止进口，并在1800年重新颁布禁令，呼吁进口商人和人民共同抵抗这种丧人心志的毒药。虽然政府一再三令五申，但是鸦片仍然源源地输入，其情势已达中国人之急于购买有如欧洲人之急于卖出，而地方官员亦收受贿赂，暗中与商人勾结。
1838年，清朝政府下令严格取缔鸦片的输入，林则徐下令在广州的所有外国鸦片商人交出所有的鸦片来。当他们拒绝交出来时，他下令包围外国人居住地区，强迫他们交出现有2万箱的鸦片，一把火把这些毒品烧得干干净净。英国人退到香港，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了起来。然而英国人不承认这是因鸦片而起的战争；他们认为他们的愤怒是由于清朝政府傲慢地接待——或拒绝接待——他们的代表；同时，他们不满清朝政府所课的重税和不公平的裁决。他们从海岸轰击沿海各城市，攻陷镇江之后，进逼南京。清朝不得已与之订定《南京条约》。在《南京条约》中，对于鸦片问题则略而未谈，其要点为：割让香港，降低关税为5％，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两，英国人在中国犯罪由英国人审判；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法国，亦要求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
这个战争促使这个古老的帝国走上分裂的道路。清朝政府在与欧洲人的交涉上，真是丢尽了“面子”；起初是蔑视，继而反抗，最后屈服了；清朝政府拿不出适当的措辞向有识之士或窃喜的外国人来掩蔽这些事实。这个失败的消息传到哪里，清朝的威信就在哪里打了折扣，更糟的是有人起来公开地反对清政府。1843年，洪秀全在一知半解地认识基督教义和怀着一些幻想之后，认为他是被上帝遣下来扫除中国人所崇拜的偶像，并且要他们改信基督教的。然而，洪秀全这场带着宗教目的的运动，最后却导致一场推翻清朝的革命，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太平天国。他的追随者一部分是受到宗教狂热的驱使，一部分是受到一心改革中国的鼓舞，勇猛奋战，粉碎偶像，残杀人民，毁坏了许多古老的图书馆和学术机构，破坏了景德镇的瓷器，攻陷南京，建号太平天国（1853—1865年）。当其大军挥向北京时，洪秀全却沉溺于奢侈和自求苟安，以致群龙无首，陷入混乱的局面，终于被清朝击溃，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消失在中国人道的大海洋中。
当清朝政府陷于太平天国运动危机的时候，它又要同时抵抗欧洲人所掀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英国在法国和美国的支持下，要求准许鸦片输入中国，以及派遣使节驻扎北京。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进兵广州，俘总督叶名琛至印度，继又向北攻陷大沽，直抵天津，进逼北京，焚毁圆明园，以报复英法在北京的密使所遭到的迫害。先是强迫清朝政府与之订定《天津条约》，等英法联军二次北伐后，再强迫签订《北京条约》。其要点为：加开10个新的商埠，并开放长江的通商口岸；准许各国公使入驻北京，外国人得入内地游历传教；确定领事裁判权；割九龙给英国；准许鸦片进口；两国赔款均为800万两白银。
受到英、法那种得来不费吹灰之力的鼓励，欧洲国家纷纷到中国来要求分利。帝俄在1860年占领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法国为报复传教士被害，在1885年，进军越南，将中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驱除殆尽；日本则无端启衅，于1894年，掀起甲午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承认朝鲜自主，赔款1.7亿元。继之，帝俄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3年后，帝俄却据为己有。1898年，由于德国的两位传教士被杀，德国据此而占领了山东半岛。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强国竟然被各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欧洲各国相继取得开采矿产和通商的利益。野心勃勃的日本看得眼红，联合美国，要门户开放：在承认各国特殊利益范围下，所有各国应该基于平等的关税，在中国各地通商。美国为了索取谈判的优越地位，于1898年征服了菲律宾，并宣布要求分享与中国通商的意愿。
就在这个外患愈演愈烈的时候，北京的皇宫内亦在闹事。当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年轻的咸丰帝逃到热河；一年后，他死于逃难中，把帝位让给他5岁的儿子载淳，即同治帝。同治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延揽大权，垂帘听政。这位驰名中外的太后残酷、泼辣而专横地统治中国达30年。慈禧太后年轻时，以貌美倾国；现在则用她的智慧和意志统治着全国。当同治帝正达法定继承王位年龄的时候，突然死了（1875年），慈禧太后不顾惯例和反对，立另一位小皇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大权还是由她掌握。30年来，由于卓越的政治家如李鸿章之辈的辅佐，这位倔强的女皇还能使得中国平安无事，并赢得土匪式的列强的尊重。但在日本突然地掀起甲午战争，继之欧洲各国瓜分中国之后，中国发生一场强烈的维新运动，想跟日本人一样，模仿西方的富强之道——即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兴建铁路和工厂，努力获致日本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打胜仗的那种工业的财富。但是慈禧太后和一些旧思想的朝臣极力反对这个运动。然而，这派维新分子却也获得已正式继承帝位的光绪的默许。光绪未与这位“老佛爷”（朝廷中都这样称呼慈禧太后）商议，却突然地擅自下令变法图强，假如这些变法能够真正地实施，则将使中国有力地、和平地迈向西化的道路，而且可能不致使清政府覆亡，不致使中国陷入混乱和悲惨的深渊。这位年轻的皇帝下令设立新制的学校，不仅要学“四书五经”，而且要学西方的科学文化；并设立译书局，翻译西方的科学、文学和工艺的名著；兴建铁路；改革陆军和海军，“以应付那些想夺取我们利益，企图联合压制我们，包围在我们四周的列强诸国”。慈禧太后对于这些她认为似乎是太激烈的改革极感震惊，遂把光绪软禁起来，下令取消变法，重新掌握大权。
随之而起的是一股反对西方思想的逆流，这位精明的太后就利用这股反动的力量来达成她的目标。慈禧太后说服了原先是要起来推翻她和她的王朝的叛党义和团的首领，把他们的愤怒转移到侵略的外国人的身上。义和团接受了这项使命，要求所有的外国人滚出中国。在这个疯狂的爱国的美名下，义和团开始在中国各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外国的传教士，并向各国宣战。英、法、美、德、俄、日、意、奥等八国组织联军，进兵北京，保护他们的国人和使馆。慈禧太后挟光绪出奔西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肆屠杀百姓，掠夺或毁坏许多珍贵的国宝。迫使清朝订定《辛丑条约》，赔款3.3亿两，分39年由关税抵付。后来，美、英、俄、日等国还给中国相当多的赔款，这些偿还的赔款大部分是用来作为中国留学生公费留学之用。这是一种宽大的表示，这项施惠在这次东方与西方历史性的悲剧冲突中，被证明是用来打开古老中国最为有效的方法。
古老文明的结束
这些取得退赔的“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和其他成千的私费留学生，都到那些富强的国家去探讨它们的文化。有许多到英国，到德国、美国和日本的更多。单美国一地，每年就有几百位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大学毕业。他们都是少年负笈，对其祖国文化价值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他们羡慕西方的教育方式，醉心于西方的科学、历史和思想；他们对西方人舒适而有活力的生活、个人自由的享受和人民权利的享有，感到非常惊奇！他们研究西方的哲学，失去了对祖国宗教的信心，他们在这种教育和新环境的鼓舞下，崇尚激进的思想，而反对他们祖国的旧文化。年复一年，成千的这种激进的青年回到了中国，他们不满于祖国改革的缓慢和物质的落后，在每一个城市种下了怀疑和革命的种子。
同时，一个极为适宜的环境助长了这一趋势的发展。60年来，这些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已经变成了传播西方思想的中心；他们的那种舒适豪华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所渴望的那种文明生活；有少数的激进分子，已经在破坏那个用以维系旧有道德礼法的宗教的信仰，他们鼓动年轻的一代反对年老的一代，要他们放弃崇拜祖先。教会曾温和地宣传基督教义，但是在紧急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受到那曾经慑服中国的枪炮的保护。这个起初曾经遭到被压迫的中国人反对的基督教，现在在这些中国的改变中，却再一次地变成革命的推动力。
在这些改变中，为首的就是革命运动。1866年，一位举世闻名的伟人在广州附近的一户农家中诞生了，他就是孙中山。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把他村子里庙内的菩萨毁坏了。他那位移民到夏威夷的长兄，把他接到檀香山的一所英国教会学校念书，让他彻底地接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回到中国后，他进入香港的一所英国西医学校，成为该校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学生。由于所接受的都是西方教育，他怀疑中国的那些宗教性的信仰；同时，他看到了自己以及同胞在海关及外国人通商口岸所遭到的凌辱，极为愤慨，从而播下革命的种子。堂堂一个清朝大国，竟然败于小小的日本，并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这使得他对于这个腐败的政府感到羞耻与愤怒，他认为要解救中国的第一步，便是推翻清政府。
他的第一步行动显出了他那充满自信、理想和纯真的内心。他搭船航行1600海里到北京，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中国，恢复国威。当他的计划不被采纳时，他开始其一生为革命而奔走的冒险生活。首先他到处募款，他获得许多商业行会和有力的秘密结社的支持，他们都痛恨清廷的专制，渴望有一个政府能给制造业和贸易界扮演一个相称的角色。然后他到美洲和欧洲，向华侨募款。在伦敦的时候，中国使馆人员非法地逮捕了他，准备秘密地把他遣送回国。幸赖他的一位英国传教士老师把他救了出来。他在海外奔走了15年，走遍各大都市，募得250万元，然而他并没有私挪一分钱。突然，他在旅行中接到了消息，谓革命军已攻下了南方，正向北方进军，并选他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几星期后，他胜利地回到这个20年前他遭到英国海关官员侮辱的港口香港。
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就在她料理被禁的光绪帝的丧事前一天作古了。慈禧太后死后，帝位由光绪的侄子溥仪继任。在慈禧太后主政的最后几年，清朝政府确实有了一些改革：兴建铁路；设立外务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制的学校；1910年召开国民会议；拟订九年计划实施君主立宪；普及教育以实现全国投票。清朝政府对于这项改革的计划附语：“任何激烈的改革措施，将导致丧失许多人力。”但是革命党并不因为清朝政府垂死前的忏悔而裹足不前。在1912年2月12日，这位年轻的皇帝面对着来自各方的反叛，发现没有军队与他站在一边，遂自行退位，由摄政王宣布一道诏书，宣告结束清朝帝国：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中南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 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革命党对溥仪采取宽大的态度：他们保全了他的性命，给他豪华的王宫、一笔相当可观的养老金、一位嫔妃。昔时，满族人来如猛狮；今者，去如驯羊。
这个在和平中诞生的共和国，却不断被暴风袭击。那位满脑子旧思想的外交官袁世凯拥有相当的部队，他本想阻碍革命军的行动，但他提出以总统的职位为条件，转而支持革命军。孙中山为顾国家利益，将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袁世凯靠着国内外雄厚的财团撑腰，竟自行称帝，改建新朝，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才会展露曙光。孙中山责他为叛国者，召集麾下作护国运动，但是在双方还未兴起战端时，袁世凯就病死了。
自此，中国即未求得和平与统一。孙中山是一位太过追求理想的人，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却不善于政术，以致无法把这个国家带到和平的路上。他的计划和理论都无法实现，由于他容纳共产主义而触犯了支持他的中产阶级，他隐退到广州向青年学生讲学。中国陷于一个分裂的无政府状态，它失掉了那个一统的象征的君王，古老的风俗、法律也遭到了破坏；人们对于国家的热爱也大大地打了折扣，整个国家陷入敌对的战争中，北方反对南方，这一区反对那一区，富人反对穷人，老年人反对青年人。军阀四起，各自为政，他们各自征税，各自种植鸦片，有时还出兵袭击并吞其他地方。工业和商业屡遭课税，陷于混乱和萧条；土匪到处抢劫杀人，政府无力控制他们。那些没饭吃的，只好去当土匪和盗贼；那些遭到土匪抢盗洗劫的，也只好去当土匪小偷了。平生节俭的小康之家和小本生意的商店，往往遭到军阀的侵占和土匪的抢劫。光河南一省，在1931年的时候，就有40万土匪。
正当中国陷于混乱的时候，苏俄在1922年派了两位高级外交官加拉罕和越飞来到中国，他们是奉命要使中国发生共产主义的革命。加拉罕拟以苏俄放弃治外法权的要求，以及签约正式承认革命政府为饵，继之由越飞来说服孙中山。这位狡猾的苏俄外交官发现要使孙中山同情共产主义并不难，因为此时孙中山处处受军阀牵制。在70位苏俄人员的策划下，不久，中国即成立了一支新的国民军。这支国民军在孙中山的前任军事秘书蒋介石领导下，由鲍罗廷顾问的协助，自广州出发北伐，终而攻占北京。就在这胜利的时刻，又发生了分裂。蒋介石抨击共产党从事渗透颠覆活动，建立起军事的领导，实际上这也是一般工商金融业的愿望。
国家和个人一样，幸灾乐祸者大有人在。那个在孙中山的计划中是中国抵抗西方的盟友的日本，那个由于西化运动致强而鼓舞中国革命的日本，看到了以前曾是其宗主国的中国正陷于混乱和衰弱之际，认为这正是解决它西化运动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好时机。因为，日本为了要自卫，抵抗可能遭到的侵略，它不能不加速人口的增殖；为了要维持人口的增加，它不能不发展工业和商业；由于本身资源的缺乏，它不得不进口铁、煤和其他资源，以发展工业；除非它有一块欧洲国家殖民地以外的大市场，否则无法发展商业。而中国的铁、煤被认为蕴藏最丰，中国是最具潜力与最大的市场。在面对着回到农业社会并屈服于走向工业的帝国主义抑或征服这两者之间，有哪一个国家能禁得住伸手即可攫取中国的这个诱惑呢？而此时又正值欧洲各国因在法国相互残杀而无法插手于东方事务。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即对德宣战，占领德国向中国已“租用”16年之久的胶州半岛。然后，向袁世凯提出使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然而因为美国的反对和由中国知识青年领导的抵制日本货运动，日本未能得逞。学生对国家遭到这种耻辱，感慨万千，他们悲愤，甚至焚身自尽。在这个曾经吞噬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各国的道德支持下，日本毫不情愿地听命了，只好耐心地等待另一个机会的来临。机会终于到了，当欧洲和美洲正陷于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经济社会危机时，日本即进占中国东北，立溥仪为“伪满洲国”的总统，继而改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就借着政治的联盟、经济的渗透和军事的控制，获得开发中国东北资源、利用中国东北人力和从事商业活动等各种利益。而欧洲世界在获得中饱之后，提出停止抢劫的行为，联合美国表示对日本的公然侵略的抗议，结果是在正义的大旗下接受这项胜利。
中国蒙受的最后一次耻辱是在上海。由于中国抵制日货成功，激怒了日本，日本再度派军进犯上海，要求中国政府严禁抵制日货。中国以无畏的精神来保卫自己，从广州而来、装备精良武器的第十九路军与日军相持达两个月之久。最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解，日本退出上海，中国在受到这些创伤后，决心彻底改革，建立一个新兴而有活力的国家，以便能独立生存于这个强盗遍地的世界中。
新秩序的开始
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的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改革最彻底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那些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更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变化来得最迟最少的是乡村，因为冷漠的土地激不起改革；甚至新的一代还必须靠着耕作才能过活。但是现在有7000英里的铁路横亘于乡村；虽然经过十年的混乱和缺乏保养，这些铁路千疮百孔，虽然战争使得它们超过了负荷，但是，它们还是担负起联络东部乡村和海岸城市的责任，它们每天载运着点点滴滴的西方货品到几百万的农家。你可以在农村中发现有许多舶来品，如煤油、煤油灯、火柴、香烟，甚至还有美国的小麦；有些地方因为交通非常不便，从内地运到沿海省份的货品的价格，往往要比从澳洲或美国进口的还要高。所以，很显然，一国文化之经济成长与交通有密切的关系。2万英里的公路也修建了起来，6000辆客车来来往往，常常是满载。当汽油货车的发动机响彻于无数的乡村的时候，它将会使中国发生一次最巨大的变化——饥荒的结束。
在城镇，西方的影响来得较快。由于从海外输入机器制造的便宜货品竞争力很强，手工业的制品走了下坡；几百万的工匠濒于失业的边缘，他们只好挤入由外国人或国内的资本家在沿海所建的工厂。在乡村仍然可以见到的手摇织布机在城市里已销声匿迹了。进口的棉花和棉布大量地涌入中国，纺织工厂的林立给赤贫的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工厂化的农奴制度。巨大的锅炉也在汉口点燃了，一点也不逊于西方国家。食品罐头业、面包业、水泥厂、化学厂、酿造业、酿酒厂、电力厂、玻璃厂、制革厂、纸浆厂、肥皂厂、蜡烛厂、糖厂等，都已在中国土地上建了起来，渐渐地把工匠吸入工厂里面。但是这些新工业的发展都遭到了阻碍，因为中国仍然在革命，秩序未定，投资者踌躇不前；再者，运输不便，运费昂贵，国内原料不足，中国人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在用人上偏袒徇私而不顾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司或工厂制度的不健全，凡此等等均使中国的工业无法顺利发展。商业也一样遭到阻挠，诸如政府的重税、关税、贿赂或敲诈等，但比起工业来，它还是发展得比较迅速的，在中国经济的改变上，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
新兴的工业毁坏了行会，致使劳资的关系陷入混乱。以前，产品在地方上没有竞争，价格稳定，行会就是为劳资双方商定工资和价格而存在的。但是当运输方便、商业增加时，工业的产品可以带到很远的乡镇与行会的手工业品竞争。因此，除非不与外国人和资本家的商品竞争，否则，手工业品的价格和工资都无法控制。行会失去了作用，只好解体，分而为两种，一为商会，一为工会。商人讨论的是指令、顺从和经济的自由，而工人关心的则是生活的问题。工人常常罢工和抵制，虽然很成功，但只能迫使外国人向政府当局让步，而劳工本身并没获得什么利益。据上海市政府社会局1928年的调查，纺织厂工人的周薪从1.73美元到2.76美元不等，女工则从1.10美元到1.78美元；面粉厂男工的周薪为1.96美元；水泥厂的为1.72美元；玻璃厂的为1.84美元；火柴厂的为11.11美元；在技术工人方面，电力厂的为3.10美元；机械厂的为3.24美元；印刷厂的为4.55美元。印刷工人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优待，是由于他们的组织健全以及他们的身价突然涨高。最早的工会成立于1919年；它们的组织和力量到了鲍罗廷的时代达于最高峰。但当蒋介石与苏俄破裂后，工会遭到贬抑。今天虽然法律对它们管制极严，但它们还是到处成立，这是工人抵抗工业制度的唯一途径。虽然已开始通过和承认劳工法，但此法尚未产生法律效力。那些每天工作12小时的贫困工人，随时都面临着为生存而挣扎的痛苦。一旦失业，就得为三餐而苦恼，这种日子实在比以前困苦的农村生活还糟。在以前，大家都穷，没有什么富人，大家把这种贫苦视为人类亘古以来即有的自然现象。
也许这些缺点都可以避免，假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要这么快而彻底。中国的官僚政治虽然已失去了活力，沾上了腐化的污名，但是它可以控制住新兴的工业，使得中国慢慢走上正途，而不至于混乱或反而遭到资本家的把持；工业一旦步上了正途，就会渐渐地产生一个新阶级出来，这个新阶级会和平地取得政治的权力，就如英国一样，工业家取代了大地主。但是，中国这个新政府发现它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干练的领导人物，没有钱；国民党发现它必须暂时仰赖外国和国内的资本家；它想象着民主，痛恨共产主义，依赖上海的银行家，放弃了民主，采取独裁，企图取消工会。[1]因为国民党依赖军队，军队依赖金钱，金钱靠借贷而来；当军队强大到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时，政府却不能向全国抽税；当政府能向全国抽税时，它又必须顾虑到贷款国的意见。虽然这样，国民党仍然有不少的成就。它又重新使得中国控制了它的关税和工业；它又组织了一支经过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也许将来有一天需要它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它扩大了行政权力，缩小了阻碍国民经济生活发展的土匪的势力范围。它在一日之间推翻了清朝政府，用了将近30年时间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中国之不能统一，反映出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那份矛盾。今天中国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今天中国最有力的行动是模仿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被逼着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因此，在中国东部城市的人都越过田地走入工厂，脱下长袍改穿洋装，放弃那简单的古乐器改用西洋管弦乐器；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衣着、家具和艺术品，墙壁挂上了欧洲的绘画，模仿建造那最不引人注意的美国式的办公大楼。妇女不再缠小脚了，开始学习西方人走路的风度，尽量把鞋放大[2]。哲学家放弃了讲求谦逊、有礼让的理性主义的孔子思想，而以文艺复兴的热诚，采纳莫斯科、伦敦、柏林、巴黎和纽约的好斗的理性主义。
中国推翻孔子的运动，性质上有点像欧洲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思想的启蒙运动；中国打倒孔家店的运动，等于是立即推翻了这位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和反对神化的诸菩萨。曾有一时，这个新成立的政府曾压迫佛教和寺院，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分子；这些中国的反叛分子都是思想自由分子，他们毫不掩饰地公开反对宗教，崇拜理性。儒家思想容忍各种宗教信仰，那是由于只要贫穷就会有神的信仰；这些革命分子坚信贫穷可以被消灭，因此不相信神。儒家思想赐给农业社会和家庭一部伦理规章，以维持这个家和农业社会的秩序；而革命的目的则是迈向工业化，这需要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以符合都市和个人的生活。儒家思想之能持续，是因为做官觅职需要这种知识，但是现在科举制度已废，在学校中科学已取代了伦理和政治的哲学；现在的人不是要去学做官，而是要到工厂去。儒家的思想是保守的，用古代的规范限制了青年人的理想；革命是青年人的，他们不要这些古代的限制；他们嘲笑先哲所说的：“那些认为旧的堤防不中用，而将它们毁坏者，必会在河水泛滥时遭到毁灭。”
当然，革命成功之后，即不再有官方的宗教仪式，天坛上的祭台见不到对那默默无言、不具人格的天的祭品。祭祖的风俗虽然仍有，但已不再那样地风盛；男人渐渐地把一些以前被认为是不适合女人去做的事让给女人去做了。革命党中的领袖有一半是教会学校出身的，尽管蒋介石是基督徒，革命党还是反对任何迷信和信仰，学校的教科书没有宗教的色彩。旧有的神被除掉后，用来填补这份感情上的空虚的新宗教是民族主义。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并不能完全令人折服，许多贫困的人仍然冒险去求神问卦，以慰藉他们每天贫苦的生活。村民愚夫仍然发现在古老庙宇的那份神秘安静中，可以求得某种安慰。
政府、宗教、经济生活、传统的道德法规，这些在30年前被认为是经久不变的，现在呈几何比例地不断改变。仅次于工业而使中国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古老家庭制度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这使得人人自由地面对世界。用以维系旧社会秩序的忠于家庭的观念，现在已被忠于国家的理论所取代，但当这个忠于国家的理论还未逐渐地付诸实践时，这个新的社会显然缺少了道德的基石。在使用机械化时代前之农业社会能够维系家庭，因为田地需要在家族和父系的权威下才能集体行最经济的耕作。然而，工业破坏了家庭，因为工业提供不同的工作机会和报酬，是给个人，而不是团体。在工业社会里，是不承认强者有义务要帮助弱者的；在家庭内大家共享的这个观念，在竞争激烈的工商业社会中是不成立的。年轻的一代常常破坏老一辈人的权威，以无畏的意志到城市去寻找符合个人意愿的工作。可能是父亲权力过大，致使他们去反抗去革命，但是这种反抗往往因过分而遭到非难。中国是彻底地被连根拔起了，没人知道它何时会生出新根，开始文明的生活。
古时候那套婚姻的形式，也随着家庭权威的破产而消失了。虽然大多数人的婚姻还是由父母亲来安排，但是在城市，年轻人自由选择结婚对象的现象已渐为普遍。个人不但认为自己有权利自由选择他所喜欢的对象，而且甚至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想把结婚拿来当作实验。尼采赞扬亚洲的女人，称颂她们服从的精神，但是现在的亚洲也走欧洲的路子了。一夫多妻制已不存在，因为现代的妇女反对丈夫纳妾。离婚的现象虽然不很普遍，这个路子也比以前宽多了。[3]中国的大学是实行男女合校教育的，在城市，异性交往已是很寻常的事。妇女已经有她们自己的法律和医科学校，甚至有她们自己的银行。那些国民党的女党员都有参政权，她们有的甚至位居国民党或国民政府最高委员会的职位。她们不抵制堕胎，开始实施节育。自从革命成功后，中国的人口即未有显著的增加，也许中国大量的人潮已经开始在下降了。
尽管如此，中国每天仍有5万名婴孩被生出来。这些婴孩注定每一样都是新的：衣服和头发都是新样式，教育、职业、习惯、礼仪、宗教和哲学等都是新的。辫子已经没有了，古时那种高雅的礼仪也不复存在；革命分子带来了粗犷的精神，他们对保守分子很难保持礼让的态度。这个古老的冷静的民族，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正在变得富有表情和善变。这些不动声色的面孔下面正隐藏着一股积极而兴奋的思想。中国虽历经几世纪的战争，但仍然保有爱好和平的理想。但在遭到列强的瓜分和种种的挫败后，这份理想破灭了，学校正在把学生训练成军人，将军又变成了英雄的偶像。
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都改变了。学校已把儒家思想抛出了窗外，而专事科学。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太必要的，因为孔子的思想是符合科学精神的。科学和机械学是受欢迎的，因为学了它们就会制造机器；机器可以赚钱，可以制造枪炮，枪炮可以保卫国家的独立。医学教育进步很快，绝大部分是受惠于洛克菲勒基金会。[4]虽然此时的中国仍然很穷，但是小学、中学、大学却不断地建立起来。这个年轻的中国，希望每个小孩不久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希望借着教育的普及，把民主播散于每个角落。
而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也发起了革命，其性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影响了这一革命，就如希腊的手抄本对意大利思想的影响。意大利在苏醒之后，放弃了拉丁文，改用本国语文。中国也一样，在著名学者胡适的领导下，把已用得普遍的国语应用于文学上，这就是白话文运动。胡适以他学术上的命运作为赌注，用白话文写出《中国哲学史纲要》（1919年）。他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有500部的杂志期刊采用了白话文，学校也正式采用白话文。同时，有“千字运动”的推行，要求从4万字中选出1300字作为常用字。不久，白话文传布全国，也许在100年内，中国将只有一种语言，而使中国文化再统一。
这个热忱的民族在白话文的刺激下，产生出灿烂的文学。小说、诗、历史、戏剧等作品不计其数，报纸和期刊遍及全国。西方的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出来，美国的电影配上中文字幕后，大受中国人的欢迎。哲学的讨论渐渐增多，人们对它们重新加以评估，并采纳16世纪那充满了活力和激进的欧洲思想。意大利一摆脱教会的束缚，即热衷于毫无宗教色彩的希腊思想；新的中国亦复如此，它热衷于西方的思想家像杜威和罗素的思想，他们那不含任何宗教思想和唯经验实证论的哲学，正合这个试图要推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于一炉的国家的胃口。胡适对我们西方人对亚洲“精神价值”的赞赏大加嘲笑，胡适认为推行工业、改革政府以消灭贫穷，要比所有“亚洲的智慧”更具有精神的价值。他形容孔子是位“很守旧的人”，他建议假如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的那些非正统的学派，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上获得应得的地位，那么将更能看出真正的中国思想之所在。在这股“新潮”的冲击中，无疑地，胡适是最活跃的领导者，他有资格去评价，甚至对古代的先圣哲人作公平的批判。他对他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完美的问题：
假如在接受这个新文明时，不作有益的吸收，而只是一味突然地更换，致使原有者的文明消失掉，那对整个人类确是一大损失。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对能配合我们自己的文明的这个现代文明，作最好的吸收？
这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国家，在好几次的兴衰后，今天在整体和精神上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我们发现这是个最富创造的时期。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精力充沛，那样聪慧，那样能适应环境，那样能抵抗疾病，那样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在历史的重压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这个拥有如此多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加上现代工业的设备，我们很难料想出可能产生怎样的文明。
外来武力的胜利，或外国经济的专制，将无法长久地压迫这个资源和活力如此丰盛的国家。在这只雄狮尚未耗尽其元气以前，侵略者将会先行耗尽其金钱和耐力。在一个世纪之间，中国将会吸收并同化它的征服者，将学会所有现代工业的技术；道路和交通将使全国统一，经济和节俭将带给它富裕，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带给它秩序与和平。混乱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最后，混乱消失，它用独裁求得平衡；旧有的障碍都将被一扫而空，继之而来的是欣欣向荣的自由。革命像是死亡和流行病的化身，它清除垃圾，割除毒瘤，当有许多事注定要死亡时，它才会来。中国在以前死过好多次，之后都复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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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927年，成千的工人被开除，理由是他们属于工会。
[2] 有些中国妇女为掩饰她们的小脚，把鞋子里头塞得满满的。
[3] 国民政府准许男女双方提出离婚。但是当男方在30岁以下，女方在25岁以下，则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古时，男方也可提出离婚，其条件有：不育、不贞、不尽责、饶舌、偷窃、嫉妒或重病。但假如有下面这几种情形，男方不准提出离婚的要求：女方为公公婆婆守丧达3年之久，或女方已无娘家可归，或当男方在未发迹以前的那段贫困日子里，女方曾与男方甘苦相共。
[4] 1932年，（小）洛克菲勒（Jr. John D. Rockefeller）捐出500万美元，建立了协和医学院（Union Medical College），招收男女学生。而中国的卫生署，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下，资助了19家医院、3家医学院校、65种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