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元四〇〇年至六〇〇年）
西元后最初的数百年间，大和民族社会及内政之演进是极其迟缓不平。要知道非各分离的省区（或采邑），在法律、伦理、宗教路线上有秩序地进展，文明才会有进步的。现今日本生活上的许多东西，那时还是没有。果真国家是人类道德愿望的产物，方有了信史的大和民族尚远在柏拉图“美德生活的组合”理想之外呢。比较地和海格尔心目中的条顿国家之概念更为相似，海格尔以条顿国家是一受命的个人愿望之表现——除非是大和民族总感到受命的个人过多之苦。初民的弱点，乃是不会把他的部族组成一富有结合性与耐久性的国家。到了十三世纪，日本始有了这种结合。
罗马人、撒克逊人、丹人以及诺曼人连续地侵入，反使英国人逐渐结合，法纪秩序逐渐稳定；但不同的异族之侵入却阻碍了大和民族的结合。由全然自卫的部落而并为部族，而形成大家族，从早家族即成了社会的单位；因家族才把隶属同一部酋，崇拜同一部族之神的各个人团结起来。家族是宗教的契约，并不为血统所系。家族首领起初多决于战时之豪勇，社会中的门第思想也即在此际发生。此时期大和社会里的三优越阶级依旧是“皇别”——皇族及其后裔，“神别”——与皇族同时到大和去的人的子孙，“蕃别”为异族之大家，都是显贵的高丽人和汉人。大和民族有一种多妻癖，所以大家族的后裔繁衍得极速，到了一时无法约束，于是家族之争起，不顾一切法律与威权，常演出无政府的情况。以次握有政权的家族，如宿祢氏、曾我氏、镰足氏、平氏、源氏，和意大利的伊密力亚族（Aemilia）与科黎亚族（Coelia）差不多，只于他们的来历不都是荒诞而已。大和社会里，家族的主要区分在礼拜不同的祖先，不过这些被礼拜的祖先有时却彼此有血统的关系。部酋所在愈离着中央政府远，他愈发显出一种刚愎自用的性癖来，这也是一种普通的现象。九州有势力的部酋，有的和英格兰与苏格兰半独立的诺曼诸侯很有相像之点。这些南部酋长已如前述，他们总有这种坚决的趋势——想勾结高丽王国脱离大和政府而独立；我们考察他们夸张的墓冢，晓得他们更有假装尽忠的情事，在《日本纪》西元后五八三年里也有此种的记载。不过我们还是要相信，各个部族团体都是文明演进的胎核，同时这种社会的单位更赋与部酋们以类似权柄的东西，用以绳制无名的群众。
考察日本文明之兴起进展，显然可以知道，最初部落较中央政府出力为大。社会最早的有机体——家族，不但是社会的单位，即社会以及国家组织所依据的诸原则亦莫不由家族而来，古希腊就是如此的。保存家族可说是社会以及宗教的一种紧要的义务；这是人们对国家、对部族，以及对故去的人的应尽的本分。当时每家族必有一男继承人为其长。人们相信生者的祸福要视他们对死者的虔诚而定。既只是男子有承继族长的权利，于是在社会上和信仰上男孩比女孩的地位一向是要优越的。此种古代大和社会显著的现象，至今仍未全然的消失。一般人以为妇女在世之主要的功用，是产育儿童与供男人的享乐。一遇儿童太多，培养不及，女孩子总在被遗弃之列。但天照御神是日本开国之母，所以人们总以妇人责在传达家庭生活之圣炎而为先祖赎罪的。她并代表她的丈夫每日在先祖祀台前祭拜。妇人总是稀少，这是一遇贫困而遗弃女孩子的结果；人们都以为男孩子是有为的战士和家族的庇护者而爱戴男孩。为抢夺妇女而寇邻部的情事并不算稀奇。继而部族之间更有买卖妇女的事，这有时是为改善部族的血种而为的。当时结婚的仪式是不必须，感情或爱恋的表现也是少有的。尊敬和钦仰都是家族的事，与个人没有关联。无情和无味的牺牲，以及残暴的情事是极其普遍；强者欺凌弱者并不算十分的稀奇，慈悲和仁爱反觉得异样，而这却并非多见。以此种情况而论，大和社会绝不会落在当时欧洲的社会之后。我们更应当留意，这时人们逐渐觉得在战时人比兽更为有用，献祭时遂用兽以代人；用人做祭物是古代大和宗教的一种特色。继而又觉得兽可以用做食物，或使之作劳工，于是又不用兽来献祭，而拿一种象征来替代。文明史里随处都可以见到，人为便利起见，会用象征替代一切神的实体。日本社会里随处以名义代实体的现象，算是达到极精炼的地步了。
果真文明是脱胎于家族生活，那定是受外力的督促；在迁徙到日本去（或是侵袭日本）的民族当中，文化较高的人的头脑里，定然有些平民生活的常识。未开化的部落，可因他们天生来的好群性，血统的关联，或偶然地接近而结合起来，但野蛮人的结合与融合却不会有文明的产物。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区别，由理智和道德进步的方式可得而知；野蛮社会不但没有紧切的结合，社会意志散漫，更无所谓谋求共同发展的共同目标。我们晓得，这时大和民族确已从野蛮的领域里解脱出来，但走得并不很远。有些情形使我们相信，大和民族的文明大体是承继外人的。
部族（氏）之长称“氏守”，统治一部族并料理该部族的财产；他统辖部族中的一切家族以及附属部族的酋长。遇有争端，小家族应理是要向大家族商酌的，教令都是出于部酋一人之手。小的家族有派定的职业，如玉匠、船匠、木匠、铁匠、农夫等。为特殊的差役，天皇可任意创置新的家族。属于“从人”阶级的人起初并不在部族之列，他们大多是苦工和农奴——虽则在后日打仗的时候得显神手，建起了所谓“武士”的阶级。农奴和奴隶都是附属于某家族的。从大陆去的优秀分子，直辖于一异族的部酋。养奴为此时大和民族社会里显著的制度。起初奴隶都是战时的俘虏，或因某种罪过判罚的人民；一遇存留某人较置之于死地更为有利时，即不把罪犯处死而判流为奴。这种判罚是最利害而对高等罪犯最通用的，罪犯者不只失却了他家族中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是要被没收的。不过，事实上多数的奴隶是战时与土著一同招募，或掠夺高丽和中国沿海时裹了去的。有了奴隶制度，诸侯乃能不费分文耕植其田产之大半。一般人以为现今日本的“秽多”（社会中的下级人民）就是这种人的余裔。
大部酋的资产几乎完全是土地和土地的产物，他们的土地和土地上劳力的奴隶大多是从征服土著得了来。大的家族常把他们的田地租与小的家族，征收田产的百分之几，然后酌量着送到朝廷一部分，余则储为己有。宫廷和中央政府并非完全仰赖着诸侯交来的贡献过活，皇家直辖的田产也是一大宗的税收。但大地主的田产是夺来的，因而免纳赋税，他们租与佃户的租价比皇家的田产当然要便宜多多。结果佃户抛开了公家的田地而来租种部族的田地，宫廷和中央政府贫困得不了，以至不得不借利率过高的款子来苟且支持。继而我们将要见到，国库贫乏，赋税集中于众诸侯的财库，中央权势危殆，大权旁落于众诸侯的手中。但一遇部族与部族有事，统治者在名义上仍是代表一切部族的；当时部族和部族交往，名义上也是承朝廷的意旨，虽则他们并不总是表示服从的。多年之后，大将军即将天皇的特权把持过去。
西元五世纪，家族之权利与门第的大纷争起，这是不可不留意的。很多的人由侵夺土著（有的甚且陵夺他大和本族）而崛起，未得到朝廷正式的承认即做了家族的领袖。中央政府为甄别冒充名位起见，特发布热水审判令。此种办法却减少了无数名位的请求者。西元四六三年，某族全体约七十数都被处决，原因是他们在游戏的时节，误将天皇的肖像用于平常或一种失敬的仪式。在一切的肖像都是神的文明中，统治者自身的像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今还是如此。即在今日的日本，天皇的像仍不许印在邮票上，否则就要以大逆不道论罪。大和民族社会里，无拘是官场抑是普通的社会，随事都是先讲门第；一切官职荣誉尽在朝廷的手中，而是由部酋们分配一切，如此直到了西元六世纪。不过，优越阶级虽以群众为动产，当时的平民绝不会比今日更驯顺卑屈了多少，这由西元三一〇年的事变可以看出：因判罚罪犯为国家建造一只长百英尺的船，从事渔业的人不服即起而作乱。传说日本曾请去了高丽的船匠，这显然是要改善海上的建筑了。用已经截毁了的（高丽匠人所造，负有盛名的）船的船木做了一个笛子，据说这笛子发出（一种轻缈的音调），感动得连天皇都作了一首短诗，诗里描写这笛的乐曲如夏日林风之隙隙。我们据此即可推得当时的一些理想。
舍了部酋过于孤树一帜的现象外，此后王政只是国权和政治的中央形体了。有些理由使我们相信，君主的意志是出于家族或是出于部族的，第一位统治者乃是一个极强有力的部酋。统治权最初是独裁的，继而寡头，最末即轮到族长，但在日本却一向是专制的。很早和中国有了往来，大和民族就把中国的风习学去，每朝起一个年号（或有诗意的名称），借以表彰一代的精神，这种风习直存留到了今日。一九二六年裕仁天皇即位，起名为“昭和”，意思是“光辉的和平”。某天皇最所好的一种游戏，是使人到树上去，以便他用箭射击他们；他那朝名为“反正”。所以从诗意上说并非常是太不尽情的。不过别的朝代都以仁厚著称，于是也因以得名。
当时所谓“忠”是对部落或对部酋而言，并没有为国为天皇的意思。起初天皇是由皇族拣选，而事实上总是他们的家属。继而王位变成了世袭的，末后又采取了长子继承制。大和民族总相信天皇为神之降临，与信哥德王帝为倭丁（Odin）之降临，以及荷马所提及的诸帝王为希腊神之降临正同。于是国家（和现在是的）即为神权，在宗教之王的统治之下，他也就是国教的总魁了。人们相信他在职务上既和神有关，他也必是能借助神的统治之威权的。罗马人以为罗马王帝有和神往来的特别权能，希腊王帝也有献祭的职能。日本统治者自始即把持一切宗教、司法、立法，以及行政等权；但总有些抵触的权势，如部酋、贵族，以及后日的“大将军”，都是独裁的对头。日本的君权却较欧西的君权之曲挠性大——虽则朝代是屡次的更替，日本皇室至今还显然比欧西任何专制政体的国家坚固得多。日本天皇不曾有过冠冕，因为他是神的直接降临，所以他不曾受过身外任何宗教或职务之教令与权威的辖视。及至儒教和佛教的声势膨胀起来，此种神权原则遂受了重大的打击，迫得国家的元首不得已而隐退，和握有实权的家族相较，几乎降到了二等的地位。但我们要晓得，神道复兴之后，固有的地位又重建起，统治者又恢复了他“天子”的一等地位，事实上名义上都是如此。
此时期大和民族道德的含蓄确极淡薄，和前一期的情形差不多。统治者公然是无上的了，虽则稍有些政治的组织，但一切的制度都是建立在强权之上，不是建立在法律和公理之上。残暴、恶行，以及普通不近人情的事，依旧像从前那般地盛行。天皇藉谋害他们的同胞兄弟而夺得御座，统治者和显贵大多流于酒色及多妻和娱乐之途。男人如果有能力，即可夺得他所要的女人。结婚是一点也不神圣，廉耻之心仍是不很发达；道德仍然是全根于习俗，而所谓习俗也总是那部族的习俗。天皇的妃嫔总生下好多的子嗣，显贵的位子几乎预备不来。有的皇子做了省长，于是他们建起皇族支派，以致常常牵制着国家统一的局面。据说某天皇有从七室所生的八十位子女。各省长每年照例是要献一个处女到宫廷的。我们自然不能说，在上的人既如是的不道德，在下的人是要加厉的。在嗜好和习惯上，男人和他们所信奉的神差不了许多，因为神是人之想象的创造物哪。
国神（和国神的创造者与崇拜者一样），起初是住在露天的，由青天之下的祭台接受礼拜和惯例的赎罪；及至崇拜神的人富力逐渐增加，愿有一个更舒适的住所时，神也显然嫉妒起来，也要住更为款式的庙宇，因他们也把游牧的习惯放弃了。不过，日本诸神对光彩比不上欧西的庙宇总是满意的。时间不住地前进，神也愈发近于人情了。某天皇以废止“殉死”制闻名（殉死之风是将多少天皇的仆从，在天皇死去的时节和他活葬在一起的）；这位天皇说他自己忍受不住——被活埋在他先父陵寝的——牺牲者那般的悲号。然而一般人仍坚持着他们对恶神的凶毒势力的信仰，以美女活活献祭怒神，而讨怒神喜悦的例子所在多有。铸圣钟时，常把活人投到镕汁里，为的是求那钟有好的音响。最近在东京地方刳开了些老的房基，发见了好些人的骨骸，这显然是为求护卫房子而放在房下的牺牲者的遗骸无疑了。在这种文明里，天皇可做出极其卑怯的罪过，而得进行无阻。但与此并行的，极通人情的天皇之纪事也是有的；某天皇特别以荒旱之年，免收无力纳税人的租税而得名。天皇举止的重大意义，端在无意中创置下危险的先例，这些先例即做了后日无所顾忌的部酋的一种把柄，他们可说他们的行为并不比天皇的更糟多少。“忠”的原则一向是这般刻薄地固执着，刺杀了主人的仆从，要被唆使着仆从去做这种行为的人们治死，恐怕杀人的罪名会临到唆使者的身上。
对于铲除竞敌以及料理些残忍的事，雄略天皇（生于西元四五七，死于四七九年）确是当日的查理第三，他更不是没有亨利第三内治的才干。但他遇着了一位女人，这位女人简直是他的对手，对他毫不畏惧；她不但打退了他有为之心，并对他请求她入闺阁的提议给了以下的答复：“你，我的主人，是太强暴，太好骤然的发怒，早晨看见你的人晚间即被杀掉，晚间看见你的人等不到清晓即被杀掉。现在，你的侍婢的容颜并不十分地美丽，她的头脑也不十分地精明。如果她不愿在语态上讨好于陛下的心愿，陛下又有何法使她和他亲近呢？”
舍太常以粗暴的行为对待妇女外，此时期妇女的地位，比儒教和佛教正在非难妇女的社会立脚点时，已经高好了许多。从一度率队伐高丽的神功女皇起，妇女在各种事业上都占有优越的地位，这在日本史上总有千年的光景。不过妇人无拘怎样总是要受不公平和残暴之打扰，不公平和残暴的事总是在初期社会里呈现。上述邪恶的天皇某次因为一个女子误爱了他人，就把她钉在树上烧了；果真他看中某某的妻室，他是不惜把某某杀掉的。有一次在猎餐的时候，牡鹿蒸调得不合他的口味，他即将他的管家治死。此时更有许多简直是说不得的逸乐。社会常受着险恶的“复仇”故事之危迫，同一家族的人遇有其家族的任一人受了损伤，都是有复仇的责任。孔家学说——为人子者绝不能和其父的仇敌并存，大和民族是欣然地承受下且严厉地实施了。而妇人报复的精神也并不亚于男人。虽有的庙里是有童贞女，贞洁却从未做了大和民族的理想。一切自然之力都奉之为神；阴茎崇拜几乎流传到最近。彼时的宗教和近世所谓道德毫不关切，宗教即是逃脱神之惩罚的诡计。道德尚未达到（以为是自己的义务，遂）无所为而为的程度。
日本与中国往来既多，西元五二二年佛教徒随着也到了日本，紧跟着日本社会之华化迅速而显著。虽则名义上日本依旧是一个神权的国家，但渐然就附之以汉民族的意义。佛教不易把国家置于宗教之上，更不能把统治者置于僧侣之上，但为通全起见，却可以承认世间的统治者为天神之化身。统治者多注意罪愆之惩罚，而少注意美德之奖励，他们所代表的神也是如此的。不拘新的宗教意义和神是如何的温和，由他们的要求与所课之义务上看来，神依旧是可怕而刻薄的。这新的宗教也并未逃出那遮掩怒神的方策。神道只谈今生，佛教更述及来世，并倡言今世与来世之神都在其统治之下。佛教初到日本之二百年间，总是受人们的反对（特别是旧教的信徒），但自采取了一种灵巧的妥协方策，承认日本固有的神为佛之化身，二者的裂痕因以复原，于是日本的万神庙仍得存在。最初信奉佛教的大抵是上流社会的人，因当时是以信奉（曾蒙中国天子之嘉纳的）宗教为荣的。及至日本天皇做了信徒，新宗教在日本的前途即有了保障。
佛教改变了日本文明的观点，以人生如幻梦劝人，说善恶都是幻梦。因为是幻梦，所以人无论怎做是没有关系的。除对在上者表示十二分的服从外，别的统不大紧。新宗教更使得日本史乘经过另一番的解释，因其荒诞以及僧家的色彩之深，现今很难使人辨别何者为事实又何者是谎言了。一般人受了佛教的熏染，由政治和爱国转移到神学和迷信方面去，由实践转到空虚的内省方面去，不为先知而为僧侣，甚至轻视社群的利益，重视宗教的妙法与虔诚，以期求得由“业”得到解脱。重心已移到另一世界里去，这里光是等待沦亡。终至家族和国家的关联松解，社会组织分化成原来的质素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