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元六〇〇年至七〇〇年）
佛教去日本后，日本与中国的往来日多，大和文明里的几种根本变化也就立刻显现出来。依书所载，则中国佛教徒法显在西元三九九至四一四年之间去过印度，此可证其时远东与亚洲其他的地带已有相当的往来了，而在此种交通场中日本也必是有份的。因之不但新的教理，就是中国和印度的习俗、艺术、文学也随之而去。奈良正仓院所藏的家具与艺术品，许多是西元七世纪以前的东西，从那些品物的技巧上与秀美上看来，可知那种文明至少在千年以前即是很灿烂的了。此种创造力不是突起于任何文明的，非先有久远的培养不可。
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恒由科学与艺术的观点表示出来，科学与艺术观念是一切未来的前进之母。及至我们晓得术士、巫者、僧侣留心于更为确切的自然和人生的知识时，我们始能希望着社会有一种更确实的进步。那时也必为他自身的利害而来控制自然。就是相信鬼魔和其他残暴之神，以及轻信符咒，都无非是表现人对他不能吩咐的自然力所有的信仰。我们晓得，因为是和自然界接触，使得日本群岛古代的居民做出精美的石器（还有火石的）来，即在大和文明之初期，战时和平时的武器已经表显出艺术的萌芽来。古物学给了我们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最古的时期即有一活跃的智力在那里操作。及至晓得人们已会用棍、斧、凿和弓的时节，文明显然是更有进步了。考察日本古代的冢墓，可知大和民族是精于骑射的，他们最讲究装饰他们的鞍镫、缰辔，和驾马具。虽则铜铁物品的质料定是来自大陆的，不过有的东西确是在日本造的。因为谋生之艰难及战争之频繁，逼出了细心、勇敢、克己，和头脑的创造力，否则人还许是在原始的状态里。民族和国家之团结未曾不是若许的残暴所促成，有时也许是长期的残暴的产物。应神天皇死后被崇祀为“八幡神”，成为大和民族的军神，比罗马的玛尔思（Mars）以及希腊的亚颇罗（Apollo）更多含有爱国的用意。日本从太古以来，总不把战争的胜利归功给士卒，却归功与八幡神指挥下的祖先鬼魂。虽然各部族有各部族所礼拜的神，军神却从早就只有一位，自然一切共同的神战时也一定都是替礼拜他们的部族出力了，部族融合，强存弱亡，结果神的数目却有加无减。神学的伸缩性该是极大的，因为每次攻伐的结果总是旧神之上又负以新神。看古代大和民族的神之虚妄，即可知道神和神之崇拜者双方的智力发达之迟缓了。残暴的盛行恒表示一种智慧（尤其是想象力）的缺乏。此时期大和民族社会里，显然还没有善于交际所必有的和蔼态度，非是有真实的文化，这是不可能的。孤寂一向是缺乏交际的一种象征。邪异的文明里，不是以异乡人为野蛮，就是看他们做仇敌。这种极端的观点，无论怎样不可把它太信以为真，大和民族较比当代的欧洲对待异邦人还算客气得多呢，对那有些专门的技能，与他们有裨益的外邦人，特别是如此的。
此时珍贵的食物是猎来的肉——野猪和飞鸟的肉；马和家畜很是稀少，得着吃那种肉实在不是一说就成的事。当时人吃的菜蔬，计有莱菔、卷心菜、莲、瓜、蒜、海菜；更从中国输入了麦和麦酒。及至人们觉得农耕比狩猎和劫掠更为有利更能济助时，战争即转入了颓势。起初佛教是主持素食的，但遇着了一个得意野猪肉的国家，是十分的不容易使她改除，只得容许用一个“巨鲸”的名目含浑过去，至今日本往往沿用这种称呼呢。佛教徒所以反对肉食，因为他相信人所杀的和所食的，或许就是他自己亲朋之转生，此种理论给与农耕的鼓舞实非浅鲜；而新宗教所影响于高等艺术——如陶器、瓷器、黄青铜器、丝绸，以及其他庙中祭祀和仪式上的附属品——的地方更是特别的显然。天皇以下，朝野官员的私人的衣装，以及家庭所使用的家具和装饰品等，都争着取法于僧侣；他们寓所的器具和建筑之伟大也俨若庙宇了。由书写的艺术发现了绘画的艺术。不断地把中国纺织、陶器，以及绘画的妙手聘了去，起初含有宗教的使命，继而确是为点缀那伟大的事业。这时期养蚕已是无人不好的事务，甚至宫廷的妃嫔们也给国人作出一种榜样来。不过，日本群岛的大部，此时尚是被广漫的森林遮盖着，狼、熊、猴、巨蛇，以及凶猛的土著，在森林里漫游无阻。
生活附属品的进步虽有了充分的凭据，究竟语言和文字有否灿烂的发达，却不幸的没有痕迹可寻；有了这些迟缓的现象，可知当时文明之进展仍是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西元五世纪后，汉字成了日本通用的工具；起初写文章也是用汉文，自然，这种文章只有学者们会读。日本初有的记录定是由高丽或中国聘去的书吏所写，聘去的书吏是雇为政府官员的。同时提倡用外国字写日本语的也有许多人，他们想找一个相当的汉字来替代一个日本单语，而附以日本的发音。不必说，字是要按日语的次序排列的。这种语言虽仅有懂得字之原意者能读，但听得的人是都能领会的。但是因为用外国字来顶替固有的方言与措辞，结果生出了一种极复杂的问题，欲使此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确乎是非一言两语所能办到的事。后日虽发明了一个日语假名表，指明符号的正确的发音，但学者写文章时却仍沿用汉字而不用国语；英国学者就是如此的，在英国国语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文体之后，好久他们写文章仍是沿用拉丁文。日本早年也走了类似的歧路，本色文学的发展受了莫大的打击。
我们晓得，文化愈发达，表白之术必是愈趋于繁杂，所以此期的文明只可是说凸凹不齐，由视觉的方言与音觉的方言之不同，我们深可以见出阿利安民族与东方民族的心理之根本的异点来。自然，所有的字都是由形象而来，这种形象对于人的眼是有一种触觉的意义。世间没有一个名辞最初不是物的符号的，物是形、色、声、味共同的本源。然而西方文明就会由视觉方言到了音觉方言，这种改变根本是文明发达较速的原故，所以用二十六个字母能讲出无数东方字的每个的音来。日本民族心理和汉民族心理相像，十分固执地反对音觉而赞成视觉，以至目语支配着耳语，文语至今和口语有很大的差别。日本国内曾有一种用拼音表白国语的运动，不过并没有何等的成效，至今仍有如英语国家里（鹄在使英语拼音趋于简易）的会社，还是未十分的得志呢。但此刻日本的国语印刷品，在使文语混入日语的途程上的影响已很是不小。
日本最早的文学为诗歌，这原是歌人的艺术，后来又成了游闲阶级的艺术。自始日本诗歌的形体就与众不同，无韵脚、头韵和韵符。日本诗歌每首为五段，各段为五、七、五、七、七短句组成，共三十一个短句。通俗的小曲或许与这种格式稍有不同，但是称得起国家诗哲所作纯正的诗歌，无不须用所谓“和歌”作准绳的。自彼时以至今日，联句是皇廷中很得意的一种游戏，至今每值庆祝新年佳节，东京皇廷中依旧是有此种赋诗的宴会。很奇怪的，日本以一活泼尚武的国家，而人之好为户内游戏从早就有甚于户外游戏。毫无一事可做的时候，就喜欢借游戏来消磨时间，这些初民的脑海里一定是已经印有深刻的痕记。大抵是佛教使得日本由肉体操练一变而为精神操练的。舍了联句而外，日本官界的游戏更有赌战、歌、舞、斗鸡、斗狗、角力、弓射等项；逢节令放风筝也是有的，还有一种足球戏，谁能使球离地的时间最久就算得胜。狩猎天然是军界的一种游戏，也是日本上流社会人消遣的一种。音乐（柏拉图在他“理想之邦”里十分看重的一种教化之源），在日本和在中国的运命都不很好。在神道和佛教祭拜的当儿，总是要用舞蹈和音乐的，现今依旧是这样。由音乐的本性来看，实在无法断定它是用以讨神的喜悦，抑是为吓走（神见了就讨厌的）恶魔的。因为佛教对于纺织、陶业、书写、绘画，和音乐等艺术的发育上有了相当的供献，所以佛教在日本此期的文明史上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劳迹。在建筑方面也可找出类似的影响来；不只是我们曾提到的贵族，就是各界人士间也是如此；比较更为舒适的木构席地的住所，代替了固有的泥土枝条的茅屋。但当时的土著却仍然是住在洞穴里边。
此时期里更有服装之式与质的显著的发达。事实上，官界虽是有能力模仿中国丝绸的衣服，平民却不能再有比草和树皮及皮革做的更好的衣服：有人说，当时平民能穿得麻织的衣服，这麻衣是用由植物取出的颜料染过的。缙绅们最得意纯白色，黑、红、蓝次之；于是白色成了丧服的颜色，这大抵是白色为上流社会所爱戴的原故。当时也就是用各种浓淡的颜色来表示阶级的区分。舍了网发的式样有所不同外，男女的服制并没有何等的差异。只有男人头上戴东西，便帽是用以表示阶级的。男人的发须要网成两髻，男孩网一个顶髻，妇人则容她们美丽的发辫垂在她们的背上。上衣、内衣、腰带、帽，以及玛瑙、水晶、碧玉等宝石，当时都有了。
平常人出门大都是步走的，仕官出门则用马，或用中国式的轿。及至人们见到天皇坐着两轮的中国车时，日本文明的进步可说是已达到了顶点。当时河运多赖用树身做成的槽船，但航行到大陆去（也是常事），那确非有航海的船不可。许多的使者到中国去而不返的纪事，或许是日本船只总担负不了此种重大航行的象征，自然也许是使者遇了难，他和他的给养都被人没收了去的凭据。有了商业，度量衡的功用日见其广，货币也做了贸易的媒介。但其时还多是以货易货，纳税也是用货的。因为部族和部族彼此的争战，省际间的商业受了莫大的打击，国际间的贸易也受海盗的损伤不少。这时，地理的知识是有了，不过仍是异常的虚渺。关于星宿、日、月，以及地球的关系，仿佛连一些淡薄的观念都不曾有，即此种好奇心之有无也还是一个疑问。人们是拜太阳为神的，现今还是这样，太阳女神仍是日本主要的国神之一呢。
重视法律的记载之增多，又是一个汉民族影响的左证，自然所谓法律是名不符实的。法学与文明的关系总是极密切的。法律根于习俗，而习俗是非常守旧的。在一切的国家中，新的律令总是比新的习俗或新的道德要多些，因为文明不发展就要废颓。正义的概念逐渐地有了改变，表白正义和公理的方法改变得更迅速而频繁。所以在此时期里就有了《大化》、《大实》两法典；至于二法典如何表彰部酋们的单方的愿望，抑是表彰产生那种观念的时代，确乎是不容易断定。有一种定例，法律非是因个人而有，而是因群的利益和群的状况有的；此处的群大抵是指部族而言，因为法律在未制定以前当该是全体罪证的总汇。我们晓得，法所依据的习俗之养成与保存，乃是缘于人之模仿心理，模仿心理也是一种大的社会建设力。想要成功的人必得模仿成功的先例。在野蛮的社会里，惟有武士才算得起真实的胜利。昔日大和民族是崇拜人鬼的，此际仍是如此。模仿本能于是影响到生活的各方面：宗教、式样、贸易、文明。在早的法典里所载，大约只是部酋们所要拥护他们的人模仿的是什么，否则就要受一种惩罚而已。
有价值的道德习俗之模仿，不容易阻夺社会的前进，若只是模仿物质的文明则不然。过于学法汉民族的成案阻憩了大和文明的进展。在法律方面这也是事实，汉民族的法典即是与固有的观念相背驰的，法只是强迫着实施。若想要使一种改变有好的成效，新的须和固有的有相当的关联。现在是根于过去的。创造总不是绝对的，每个新的意念都是由固有的意念而来：这是很侥幸的，既可以免去大的变动，又可以防止少数人的统治。大和民族未曾能有此种理解力；少数人的统治是专横的。新的且是外来的法典，施之于初起的国家，比在文明的古国易于发生效力。不过，日本古代文明所缺乏的却是自由，尤其是言论的自由。日本许久是沉误在邪异的深渊中，与真理距离得仍是非常之远。而日本却十分听从佛教徒的话，原故是佛教徒所说的偏重物质，少论到精神方面。日本的新法典，可以说就是新宗教产物。新法典之偏重提高部酋的地位，轻视中央当局，即是它所以受欢迎之点。
欲知此时期的日本文明已经达到了何等的阶梯，必须用其了解公理的能力来估定。在公平的社会里，慈悲才算是一种美德，纵欲才是一种罪恶。日本（和别的地方相同），起初所谓公理乃是建在报复的原则上；公理就是报复，且往往是以重报轻。为免除不可开交的斗争之端绪起见，也有时是以赔偿了事的。反抗政府要以侮慢国神的名义来治罪，用罪犯给怒神献祭是常有的事。一个人犯了罪，他全家的老少也须要处以同等的罪。群责群罪的原则，即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是过了许久始完全消灭了的。说起来，还是有了法庭以后，公平的处罚才出现了。不过在强权仍是胜过公理的文明里，司法独立是不可能的。日本古时，以审判（有如战争）是一双方的决斗，强者掌着胜利的关锁。至于法庭主要的目的在探讨一案之真情，评判当力求公允，那还是后来的事，邪异的社会里的人们相信，非用痛苦的惨刑无由讯出真情来。要知道，任何文明之进步，无不可用真理之估值来衡量的；在此点，宗教和习俗，都是无足为力的。日本早年法庭讯判的丑事之逆耳，就是研究一番，也无非是徒找烦恼。当时惨刑之施非以讯其真情，而是为强迫着弱者和强者同意：法庭虽是如此的残暴，而罪犯的数目却未见得减少。写悲剧所不可少的野蛮好罪的情况，随处都可以遇到。其实日本此时所谓犯罪，总不出下犯上的意思，地犯天的意思；在上的代表天，在下的代表地。
那时的刑罪是极野蛮的：拔指甲、拔毛发、活埋、活烤、断肢、烙面、纹身；上级官员犯了罪，或罢职，收没其财产，或贬为奴。火刑在十八世纪仍是通行。有时当局者觉得金钱比把罪犯处死更为有利，即罚钱。千百年来惟一的进步乃是罪的等级区分之增加，同时更有了一种刑法加厉的趋势。而罚钱也往往是贿赂的一种，失掉了法律为求公理的原义。不过我们该当承认，在古大和社会里尚不屡见公理之异常的堕落，甚至以残酷无情为理想的情事，有似古埃及社会中的人心之硬如金字塔。到了西元六世纪，佛教不止使日本法律有了进境，并使她的刑律温柔了许多，残暴对于宗教也是极难以灭绝的恶行，事实上在日本并不比当时的欧洲更坏到几分。中国的习俗——战时擒住了敌人，不把人的头而把人的鼻带回，在日本直至十六世纪仍是流行。当时人都具有一种不畏死的精神，这总是开化未久的社会特有的现象。凶杀已经不是荷马时代的意义，而社会却显然发达到了荷马的阶梯。日本社会并不十分缺乏荷马时代的浪漫精神；有一次某天皇恋上了一位处女，就把她招到他面前来，他的儿子看见了她，也为她的姿色所迷。于是皇父很豪爽地把她给了少年皇子，父子并互赠喜诗。
此种文明虽有好多方面使我们不满意，我们还不可说是一些有起色的美德与慈悲都没有的。圣者如厩户皇子，拒绝与曾我氏骄傲的领袖为伍，并由圣德氏首领田村皇子转去答复挑战书的话如下：“我不愿几世之后，人们有因为我为他的父母穿孝的。战争的得胜者就是独一无二的英雄？”然后他和他家族二十三人同到祖先祠堂去，都在那里自尽身死了。不料此种牺牲并没使曾我氏有任何的觉悟，甚至它的族长刺杀了一位天皇而无所顾忌，继而镰足氏也有此种行为，更后藤原氏并设法驱逐曾我氏，握日本政权至数百年之久。至于“武士道”，此时却还是没有。
日本第一次成文法典——《大化法典》，乃是道德的典章，而非法律的典章：其目的确是要挽回许久被部酋蔑视的天皇的权柄，所谓部酋特指已成了田地的诈取者，欺凌他们邻家的人。该法典规定：解除军阀，任命新省长；强者不准再夺取弱者的财产而据为己有；以苦工代赋税。在文明端赖土地之开阔的国家里，这的确是一件重要的改革，《大化法典》所根据的是中国的土地政策。以后我们将要晓得，这法典里边所载的诸种事项并未有做到。事实上，自西元六四五年新法典出世后，日本之华化却进了一步。正式采用了中国官爵的名称，更从中国聘了许多的学者来参与改革的事业，佛教被抬到一等地位。天皇自身也成了外教诚恳的信徒。人们渴望着大化改革能把平民领进公理之域，从千百年残暴的压制下解脱出来。皇宫的大门口都设置了一个建议箱，有不平之鸣可以投到箱里，借可直接引起天皇的注意。规定天皇死后，所有他的奴仆一律要释放；地主不得向小佃户逼债，夺佃户的田地，并不准地主强迫占有者做他们的奴隶。奴隶需要穿黑色的衣服，自由人须要穿黄色的。《大化法典》之失败已如前述，原故是在中国佛教的熏陶下，日本贵族及天皇本身都受了一种打击。为政宜重德行而轻世爵的中国学理，和神权制是极相抵触的。结果诸名门愤新法典干涉彼等放纵的举止，篡夺政权较前更行加厉。一般民众所受的艰苦丝毫不减于昔日。新法典把日本自身投到了一种更可怕的寡头政治的圈套里去（从前或许不至如此），使她愈发的感觉着官爵，等第，以及中国红羽毛带的痛苦。《大化法典》之失败，由五十年后复从中国采取另一已成的法典可得而可。西元六九七年，文武天皇创置下《大宝法典》；不料他的威权很可怜地落到了藤原氏的手中，致使法典失掉它应有的效力。这即是几百年家族干政的开始。藤原氏总惦着使他家的女儿做天皇的匹偶，以便朝里面有血族参与，必为藤原氏之利是图。藤原氏是赞助这新法典的，因为它确立了儒教的纲常：所有的人，无论是属于何爵位与门第，对于国家都有同等的义务；惟有对国家特别有劳绩的人能得特殊的优待；任事以能干和学识为取舍，不遵从来以门第取仕的办法。新法之规定，纳税需要用布、丝、靛青或铜，却使这些工业骤然的勃兴起来。一切苦工都能折为货财了。但强迫的全国皆兵制却妨碍了道德的活跃。结果，不但不依新法以功受位的规定，连爵位也靠不住了；一切都是要以武力为归。法律既不建在正义与公理上，而是建在实力上面，于是武力成了时上的东西，新法的意义因以磨灭。长子承继帝王制创行于此时，因为藤原氏大权在握，天皇属谁毫无关系，至于天皇有没有才德以当其任也是无关重要的；天皇益发的没有出息，愈合大权在握的家族之意。神权的天皇终归迫得生活愈发神圣起来，谦谨幽隐，俨然有如已经去世的先皇，对国家的大事少有干预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