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元八〇〇年至一二〇〇年）
百年以来，奈良京都附近，文明最灿烂的中心，却因西元七九四年桓武天皇决意迁都贺茂河畔而走进了恶运。以桓武天皇与他的先祖相较，他要算精明多了，他深晓得除非从奈良的佛教大本营阴谋之下逃脱，强有力的政府之必要条件（自主）是不会有希望的。他为他的首都起的名字是“平安京”。但他在那里并没有得到了平安；因为僧侣立刻也决定随他同去，不久新都（有如旧都）就成了他们干涉工作的中心。在首都建筑的期间，佛教的权威就把最好的基址占了去，过不多的日子，上面就盖起许多的庙宇和寺院来。不过从各方面来看，几乎平安时代总是日本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在这时代里，构成日本的诸种建设之力，一向是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日本文明于是有了进境。
因为新的政府所在并没有得到了平安，不久就更名为“西京”，意思和奈良旧都对照。西京是第一个且是日本惟一的建筑得有秩序的城市。里边布置得是非常的周密，是仿照着中国京都建筑的，也可说是当时中国的首都的一个模型。建筑工程前后共十一年始告竣。为建造了这一座极华丽的城市——艺术、学术，以及政治的中心——消耗去许多的时间和金钱。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地，首都的墙垣及主要的房屋建立起来，结果城的周围每面长至三英里强，共有九条彼此直截着的通衢。光是皇宫的基址就长约五千英尺，宽约四千英尺，里边大厦的瓦都是绿琉璃的。大部材料之搬运以及房屋城壕之建筑，所用的都是苦工，即如此，用钱之多已经使日本贫困得够受了。我们此刻依旧可以见到大石所垒的城壕的残迹，有如埃及的金字塔，它不过是（不会说道的）无数只手劳而未获的象征。
站在比睿山上（比睿山为俯视西京的天然高处），即见一大佛寺矗立在城之东北，寺之祭坛是以拦阻恶魔的，据说恶魔总是由那方向来。历史证明，到了一定的时期，政府会以这种机关本身是一个恶魔的储藏所，并要用武力来把它铲除和驱逐了的。不过在西京的初年，佛教具有壮丽的庙宇与那辉煌的仪式，却是给新都添了不少的光荣。同时西京也是一个世间荣华与道德堕落的渊薮，并未曾比奈良好了几分。佛教此时是日本的国教了；它是借着提倡各种的迷信来愚弄一般的民众。宗教机关所有的领地，在当时是很广的，所收赋税的数量也是很多的。宗教机关所有的田地和建筑物是不纳税的，寺院往往用这一种搂钱的政策：使着想偷税的人把他们的产业登记在寺院的名义之下，如果偷税的人不一再地按时来纳贿，寺院就收没那些人的田产，借以扩大寺院的土地。若问僧侣有没有可以报答民众的呢？他们说有延长人们寿命的权柄，如果他们所请求的不蒙允许，他们更有缩短人们寿命的权柄，更能使死者经过了涤罪所，早奔前程；用此种宗教保险欺人之术诓去了人们好多的金钱。平常人以为僧人乃是一种升官发财最好的阶梯。僧侣和修道士独享有学者和教师以及游历者的美名。西元八三六年，真如皇子到印度佛教发源地去研究宗教，到了缅甸就被虎吃了。名僧如最澄与空海，从中国带去了更深奥的佛教教义，立天台、真言二宗：天台宗所持教义深合中国训诲与潜思之法，和日本固有宗派的教义也很是相投的；真言宗的真言教义的内容又与古基督教哲学派十分的相近。很奇怪的，神道并没有出何等的能人——无论是圣者或是富有学识的。修道院反成了才子和野心家的荟萃之地，有时比在朝者还要多，所以政府对它就不得不俯首下心。此种宗教，表面上是拥护着以慈悲和仁爱对众生的教义，其实对于一般人的污陋情状是丝毫无所改善，为上流社会的人也未曾谋得了何等的福利。虽则艺术是可以做宗教的侍女的，而事实上却从未取宗教而代之。过了许多年，日本感觉着中国的四分五裂与异说蜂起之胁迫，学法中国的风气才渐渐地沉寂起来。佛教觉察到己身地位的险恶，为保全已有的势力起见，遂促成一种强有力的军事组织，而此种军事的组织终归是要用武力来铲除的。
平安时代的宗教，自始至终是贵族替他们的上嗣来约束民众的一种工具。宗教的权威能以忍受任何的政策，只要是赞助彼等之意志的政策。很奇怪的，有的和当时罗马教皇的策略是十分的相像。由僧侣之堕落能以推想到当时一般人更是堕落；宗教是毫无廉耻地糊弄着一般无知无识的民众。它是利用一般人畏惧鬼神的心理，建起伟大的庙堂来安慰战争的牺牲者，更用这种把戏来缓和“万有”的忿怒。此时的教育仍然为官僚阶级所独有，注重知识和美术二方面，而疏忽伦理或道德的方面。仕宦阶级以为，最好是使民众永久处在糊涂的状态里，以便他们操纵官场的一切。只有一个学校是破例的，是在西京的东寺，这学校是收平常人家的子弟的。
西元九世纪中，佛教徒和藤原氏勾结得非常的坚固，天皇降到了一种附庸的地位，政权终归更被藤原氏把持了去。天皇是随藤原氏的意志而去留的，藤原氏所用的是“隐士”的把戏。西元八八七年，光孝天皇被迫创设“关白”一职（这官职对于日本文明的影响很大）。“关白”即是变相的国务总理；藤原氏得到了这样的位置，无异于夺得了国家无上的威权。藤原氏持政后，为取缔非难的论调以及暗中作梗起见，尽力促使着皇室和藤原的敌派缠绵在酒色中，目的是使这些人再无暇顾及国事。天皇和他手下的官员终日地流连花间林下，奢华逸乐，有时或是饮酒赋诗，但大多是些败坏道德的消遣，夜间更做些百般纵欲的事。而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宫廷和政府，里面简直就是阴谋和猜忌的黑暗世界，争端屡起，且往往是狂暴不堪。即知识界的前驱者，如菅原道真、三善清行、橘广等，不但不互相尊重彼此所处的地位与特别的天资，反而互相仇视，使得一般的学子也争相追随起来。晓得菅原道真的人很不少，他是敢非难藤原氏擅权的极少数的人中的一位，但他终归是因他的辛苦和他的爱国热诚而被驱逐。不过，至今仍有千百的人到菅原道真的祠堂去，礼拜那极其豪侠的志士的灵魂，也足见国人的精神了。
十世纪的初叶，又出现了一位志士，其人为三善清行。他冒着艰险给天皇上了一封请愿书，痛陈当时的一切罪恶，里面他说许多“污秽凶恶的”僧侣，有是为避免纳税和苦工的义务的，也有是已经犯了抢劫或别种罪的。三善清行所请求的是：褫夺恶劣僧侣的资格和他们的权利，惩办骚扰人民的警察。但当局者对宗教的卑污和官界的坏现象，显然是不愿（其实也不能）有任何彻底的改革。由西元九四六年藤原忠文所上天皇的请愿书中，我们很可领略一些十世纪的日本社会的情况。“我所要告发的是：作出非法事来的人，不准都是省区长官的子孙。许多别人来滥用职权，结党营私，镇日地作军事操演，借口狩猎而抓人要马，胁迫县官，搅扰平民，污辱良家的妇女，偷夺民人的牛马给他们自己去做活，以至阻碍了农事”。
中央政府既总是无力统治各省而弭国乱，结果有二贵族阶级之兴起：一是呆板而文雅的“公家”（宫廷贵族），总住在首都的地方；二是极其活泼且富有才干的“武家”（武人贵族），住在各省区，且维持着他们自身已有的实力，借以保护他们的田产。宫廷贵族是终日在首都游手好闲，省区的贵族则无时不在整军纪伍，于是由“武士”精神一跃而变乱起，推倒了藤原氏的霸政，创置下了封建制度。西元十世纪之末，滥无法纪的情况已经达到了极点，甚至有武装的土匪攻进了首都劫夺了皇宫。其后我们就要见到，协力反抗自大无能的藤原氏的领袖中，有平氏和源氏的两个部酋；更因部族互相的猜忌，弱小的部族不得已都陆续地投降了大的部族。因为想要合力推翻了藤原氏，使平、源二氏得一时相安，把他们的野心和冲突暂时掩起，及至把敌人真的推倒了，平氏和源氏的争端复卷土重来，搅得日本许多年沉沦在战乱的情况中。
地方绅士的势力之膨胀，是十一世纪日本文明史中一种主要的现象。此种财富与权势之过度地发展，受其害者确为中央政府。省区的贵族此时仍是强使着欠债者为奴，收没他们的土地，借以扩大他们自己的资产，有时更夺土人的土地据为己有。此种从土人夺来的土地叫做“庄园”，是不须纳税的。其余不纳税的田产，是朝廷赐给有功之臣的，这种田地叫做“私田”。庄园和私田之外，更有所谓“寺田”，这在当时能以代表一块很广而不交税的领土；这种土地可租于佃户，比租国有田地要便宜得多。结果一般租种国有田的佃户多向区有田乔迁，国库贫乏，省区的财富逐渐地膨胀起来。平氏和藤原等有势力的家族几乎领有全省之地，省区长官也是听他们的支配。十一世纪的末叶，源氏领有十五个省区；十二世纪又击败了平氏，平氏崩溃，源氏把平氏的田产收没，结果源氏的财富又一跃千丈。源氏既领有全国之大半，然后以国为自家谋福利，自然不是什么难事了。占有许多田地的贵族叫做“大名”（诸侯）。当时，省区的贵族都把他们的子弟送首府去求学，他们的子弟在那里充当宫廷的守卫，学一些宫廷中举止进退的礼节，和平、源二族的领袖靠靠近要要好。
西元九三〇年，日本有将门之乱，这足证当时绅士的势力之大，以及中央政府平乱能力之薄弱了。一〇一九年，西伯利亚的东夷族来袭日本（所乘五十只船的船身，短者四十英尺，长者约六十英尺），骚扰日本沿海十六日，终败走；这却不是中央政府的劳绩，而是省区武人贵族的力量。这类事既然都算做民间的情节，藤原氏所把持的政府之懦弱，任人可以知道了。当时日本是急向地方的分权制度奔跑着，后来终于是实现了。各省区已经晓得，遇有意外时，中央是不能给与任何应援的了。一〇二八年，大的变动是来到了：有一位平氏的领袖又糟扰了他的一个邻家，中央政府无法处理，乃请源氏出头来制止此种行为。党争于是开始，虽有间憩，但结果是源氏握了日本的大权。我们晓得，这种连年内乱所产生的一类叫做“武士”的人，他们的省区长官把他们练得是非常之精，非常的忠勇。论到这些事，宫廷的礼仪与文雅，以及诡辩之术确远不及。有挑拨战争的本领实是当时进爵之门。在宫廷贵族和中央政府所培养成的那种社会里，卑鄙算不了罪，平凡及是要论罪的。有权位的人做出极不道德的事而得赦免：果真礼是做到了，一切过分的行为都是无妨的。装无罪而做出犯罪的事是不论罪的。自然，这些特殊的待遇，终归是要诉诸武力无疑。
在文学和艺术上，平安时代要算到了它的极顶了。差不多种种的娱乐都含着美的意义。美丽的诗文在表白间接及抽象的意念之技巧上，实在有些奇妙的句法。根据当时一本有名的著作《枕之草纸》，我们晓得当时天皇们是惯于招集诗歌赛会的，往往是以修饰得十分的美丽且悬着盛开的花的大堂，将一时负有盛名的诗人和女诗人，分配得势均力敌，使他们互以妙品取胜。此外还有一种游戏，要人从香的气味里猜得所烧的是某一种香，或更烧多种的香而使人猜出都是某某种。春天的节令要算“花见”最快活了，届时社会一般的人都要乘着游船，赏望着盛开的樱花。为庆祝樱花节，风流的富家男女在月下野宴的也是异常的普通。其时日本社会中的游戏和消遣之过于讲究与侈靡，和罗马末年的情形并没有何等的异样。是的，这确是期望着陷在理想主义的醉梦中，从鄙陋的现实社会解脱的一种表现。无奇不有的狂想、怪癖、疯癫，都是非常的时髦，爱猫和爱犬都赐以官称，修饰得非常荣贵，死时更用国礼把他们埋葬。宫中贵妇的小猫与皇族的婴孩是一样看待，不止要用一种待皇后的仪式对母猫表示谢意，且要指定一位侍女专司看护这初生小猫的事务。我们万不可以为，这些嗜好即是一种爱护动物的特别情感之表现；阳成天皇就喜好养虾来喂蛇，好看犬与猴的凶残地急斗，有时更遣人上树，以便他用箭像射猴子似的射击他们。
果真艺术是放情的堤防，此时日本的艺术即远不及古希腊的人的理想。人们把一番的热诚错移到安闲的享乐，而不注射到艺术上面，这实在是不足为奇的；此种兴趣也可以促使着艺术的发达。平安时代里，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颇极一时之盛。舞蹈和音乐都是由中国学了去的。日本富豪家人所穿的本国的服装，是与中国的服装迥乎不同；宫廷妇女总是穿着长的裙裾，戴着真珠首饰，她们美貌无比的黑发辫修饰得是益发的好看。男人和女人的衣装的式样比中国更多。妇人都剃去她们的眉毛，在前额上搽上些别种的上等的胭脂；脸上也涂胭脂。现今日本的妇人仍是如此。
前面已经提到，丝织物显著的进步，多半是受了佛教徒喜用华缎做法衣的怂恿。细致的铜器和瓷器之日渐发达，也是受了同样的影响。但此种艺术品总是太偏于人欲而缺乏圣洁的美，其优点在大多是汉民族对自然的信心之一种反映。巨势金冈和藤原信实的绘画，不但表显出一种对自然的真挚情感，且有一种佛教艺术所无的人生之乐，辉煌无比的，外面撒金的梨寺即建于此际，里面嵌着惊奇的云母壳。论到雕刻，虽没有奈良时代的名家作品所含意义之伟大，而定朝和运庆确做些很好的木雕品。盔甲制造使金属的艺术有了莫大的进境，造剑也成了一种独立的美术。
大的建筑一向是受着地震的胁迫，未得与他种的艺术有同样的进步；但富有茂林的公园以及百花争荣的家圃，几乎遍街行列着花树，却是可以补那缺乏伟大建筑的缺欠。房舍则多注重内部的点缀，而少注意到外面的修饰。日本人总是主持写出树木自然之美而不涂色的。此刻依旧是如此，只有屏帷和滑门上面的插图始涂有色彩。此际壁峭上的绘图，有的至今仍称为绝笔。这类的绘画大多为风景或日本花园的雏形。富家的高屋大厦和贫穷人家的茅舍，中间总是有道鸿沟的，长明在他所著《方丈记》里曾经提到：从他所描写的一一八一年的凶荒状况看来，我们就晓得，那十分轻率的文明所受到的影响是何等的巨烈。
平安时代的文艺算是登峰造极了。可惜当时所得到的未能继续下去，十九世纪以前从未把它固有的光荣恢复过来。然而文学和产生文学的环境是有关的，当时文学的艳冶放浪，绝不能代表日本整个的社会。文旨和情感全然是以首都作中心的，毫无男子的直爽气概，所有作品大多是当时种种娱乐的写真。惟有一件是可称道的，那就是日本妇女在著述林里曾享受了从未享受过的盛名。日本文学史里一部最有价值的小说即是出现于此际，是一位女人的作品，她的名字是紫式部，她是西京宫廷的一位贵妇。《源氏物语》的文笔是异常细密而秀美，具有极其精彩的风格，且以没有道德上的瑕疵而得驾乎欧洲十八世纪一般文学之上。《枕之草纸》是另一位女人清少纳言的有名作品。日本最有名的诗人，纪贯之也是此时的人物，他是《土佐日记》的著者，又是有名的《古今集》（里面所收共千四百首名诗）的编者。此时期有名的诗歌作品之多，和依利沙伯时代有些相像，足证当时日本知识进步的远近了。许久蛰伏在中国成语和土语下的日本国语，此时已经有了活动解脱的样子；这确是日本文学的先决问题。虽有极繁杂的语尾和语辞（Particles），在日本人手中，日语的确是一种柔顺的工具，字母不混，写出来也并不难看，为这差不多全然是日本本地的产物。
此时的文学名著多出于妇人之手的一个原因，乃是男人多倾向于史学、法律，或宗教学之研究。而且男人所写都是用他们以为（富有男子气，更为文雅）的汉文，和当时的英国知识界用拉丁文来写文章正是一样，一般人以为，日本国语是不配用来写文学的。口语和文语是不同的，现今日本僧侣的口语和文语仍是两样；自然有印刷品以及公开演讲的力量，文语和口语已经是融合好多了。平安时代的诗歌，大多是用口语写成的（不论是男人或女人所作）；足见想用通俗的方言来表白深切的情感之本能，最后必要战胜旧有文学的惯例。若问，为何平安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如是之隆盛，而过后又衰落下去，这实在是研究日本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此时的文学缺乏真实的成绩，显然就是衰落的征兆。爱好一种社会，而缺乏使其久长的道德耐力。中国从早就讥笑着日本，为何日本容许妇女在社会和文艺舞台上有那般的荣誉；这轻视似乎已经影响了日本妇女的地位，结果她是一败而不可恢复。照实说来，平安时代的女著作家，确乎是不比男人的知识低了几分。但女人的这种地位是存在不曾有儒教和佛教抨击她的时节，否则除非她是已经脱成了男人。西元十三世纪，某先知以证明（女人也是个人）而享得了盛名。平安时代后，日本文学衰落之大不幸事，为几百年间不息的内乱，把文学赶到寺院里去，于是文学的主旨一变而为人生悲愁和痛苦的宣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