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元一六〇〇年至一八六八年）
千余年来，家族的野心一向是日本文明的致命之毒。宿祢、曾我、藤原、平、源、北条、足利，以及源氏变形的德川氏，相继僭取了中央的大权，为他们自家谋福利。一五九八年秀吉突然长逝后，太阁下最有势力的将领德川家康（病死的秀吉的子嗣秀赖之寄托者）立刻设法丢开他看守的责任，而为他本系的光荣打算。家康说，既是秀赖的父亲秀吉可以把信长的子嗣丢开，他是可用同样的权柄来对待秀赖的；为达到预定的计划起见，他所用的狡猾而残暴的手段，有如他有名的先祖那般的苛薄。很奇怪的，秀吉对于子嗣似有充分的准备，妾室多至三百，结果只遗下一子，而这子嗣却应付不了他眼前的难题。
秀吉钦佩家康富有将才，封为东北部关东一带之侯，驻节江户。家康与秀赖争，他能有关东所属做他的援应，但南部多是秀赖之友，定然不会服气家康。谁料南部起兵未久，就被他于西元一六〇〇年十月的关之原之战扫平；那时他把四万人头用髻系在一起，拴在血腥腥的战场的柱竿上，激使着他的将官拼命去杀而争得奖励。用一种严密的侦探组织，调查秀赖的瑕疵失败之后，家康决意设法缩减秀赖所承继的财富，强使着秀赖把一座地震所残毁的、代价很大的庙宇重新建了起来。工竣后，他察见在一座钟的题字里，某处对德川氏似有些侮慢（用了家康名里的一字）；家康遂借此为题而和秀赖宣战，一六一五年把秀赖和秀赖的家族完全扫灭，当时在野的尸身不下十万之众。家康收没了失败者的财产（此次和前者夺南部诸侯的），此时是富了起来，还有无数的采邑为他纳贡。因为他（有如秀吉）算是治乱有功，天皇就任他为大将军，于是国家大权又落于源氏之手。
家康进而使江户为一权势的中心，规模之宏壮辉煌也足可与首都相伯仲。他强使着全国诸侯花费许多的钱财，每二年到江户谒见一次；诸侯在江户须有一个永久的寓所，他的妻子和家族都须要住在那里，作他行为的抵押品。意思是使诸侯在他这种监视之下，增多他们的花费，他们叛乱的实力和机会因以减少。他派一个“所代司”驻节西京，借以探听朝廷的意旨，监视宫廷贵族的行动。他诱使着皇室及其属员缠绵在酒色之中，对于国家的大事漠不关心；他对待住在江户的诸侯也是用同样的策略。他分全国诸侯为二等：“谱代”（世臣）是自始拥护德川的，“外样”（外臣）是战服了的。他对待信不准的诸侯之方策是：削夺他们的田产之一部，分给忠于他的诸侯——这些人对前者都有监视的使命。家康的气量比秀吉的气量还小，和他作梗的他是寸草不留，秀赖的婴孩都被他杀掉。武士道所要求是公平的待遇，至少在同等人之间应该如此，家康对之却置若罔闻。秀赖本是一个革新创制的人，家康却深具日本民族的根性，他是一个好模仿，窃取他人的策略以为己用的人。在使之堕落而无所为的往昔陷敌的诡计上，他可以算是熟手，他把手下的诸侯困在他们江户的寓所，缠绵在奢侈淫荡的消遣里。结果许多成了纵欲懒睡之徒，再无力来与大将军为难。许多贵族之家的凋落，主要原因就在此。他总是猜忌有才的人，不容人们涉足政治之场，如果不服，即难免有性命之忧。一六〇三年，家康被任命为大将军，二年后他就下了野，使他的儿子秀忠接职，借可侦查他的儿子（在他死后）究竟能否胜大将军的任。一六一七年后家康去世，享年七十有三，他的灵魂寄托在最宏壮的祠堂——日光的东照宫里，在那里和佛的化身——“权现”一样，至今仍旧是有人去祭拜。
继家康做了大将军的德川氏的子弟，没有一位能赶上家康的，虽则有的在凶悍方面像是受了他的遗传。第三任大将军家光显然有家康那般的残暴，由待遇基督教徒之残忍可得而知。德川氏大将军也采取了藤原氏的策略，设法把女儿嫁给天皇作匹偶，使她来替她本族垄断一切；如果感觉到某天皇执拗时，也是毫无犹豫地把他废掉。社会的阶级和事物，都有十分森严的规定；衣服、做衣服所用的质料、礼仪、消遣、宗教，都有特殊的规定。幕府（此时大将军所辖的机关）制定出新的法律，法庭之严厉为空前所未有。如此，德川氏借军力和法律，为日本维持下二百五十三年的和平。武士成了此时理想的人物，武士是必须在军事、骑射，以及文学、艺术上注意的。武士们不准饮酒、赌博，以及参与一切危险的消遣。不必说，实际上此种规定绝没有法律所载那般的严刻。当时对于罪犯之处决极求迅速，既省钱又免去麻烦。诸侯彼此不准通往来，只许自扫门前之雪，万不可顾及邻家瓦上之霜。幕府借一种机密侦探组织，能以熟知所有采邑的情况。日本握有政权的家族，多是借着颁布法典以自夸耀。家康的《遗言》恐怕不是他生前所编，虽则史学家关于此点的见解并不一致，《遗言》共百章，章各简论一事。家康生前有这种规定：如果他本支无人承继大将军的职位时，须要由“御前系”之一拣选，所谓御前系即家康所封三子——纪伊侯、尾张侯、水户侯——传下来的三个名门。只有大将军可以面谒天皇，他是把持一切的。
因为佛教曾尽其全力来维持并拥护德川的政策，所以诸侯不得不与佛教之一宗派有所接近；西元一六三八年家光摈斥基督教的时节，佛教僧侣简直是他最有利的先锋。迫害基督教徒，是日本史及日本文明上的一种最残忍最不人道的记录。当时有十万余人殉了教，其刑之惨难以叙述。日本文明从来没有确实地从（残暴与不顾正义所演成的）堕落的情况里解脱了出来。法律谨严，且能以保持和平，是德川时代最可称道的事项；而对于提高道德的情绪则并未有何等的贡献：此时代的进步是属于知识方面而非道德方面，就是此种的进步也常是不稳定。革新的毛病有时并不下于野蛮，恶是能以变形而不变质的。此时的主要政略，乃是使全国人屈服在大将军的足下，平民屈服在他主人的足下：为达到此种目的，法律常是谨守着秘密，所谓慎重不过是更为强行而已。在上者此时依旧没有解放一般的民众，使着他们受教育，承认他们有天赋权利的意思。儒教思想的潜势力是非常之大，弱者当然要服从强者；在人生的各方面，上者都是有全权来对待下者的。晓得如何去舍掉了生命，是当时义务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公理和平等较之忠、礼法、仪式为次要；这些差不多都是下者对上者的义务。这是一种男人的文明，女子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她的权利是很少且无关重要的。当时所谓公理是非常的靠不住，少有争讼者敢到法庭去起诉，双方了结的情事却是很多。按罪的轻重，刑罚分为六等：拘留、鞭鞬、徒流、牧逐到一岛屿、死等是；死刑又分做五等，刎颈与斩首同，又火、磔、锯等。这些都是以平民为对象的；武士以上，即或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仍可以容他去自尽身死。
幕府对外的政策，乃是文明进展路途上最致命的原素之一。其目的在驱除日本国内一切的外邦人，对所有异邦保持一种严格的闭关政策。此种政策并未见于正式的公文，因为大将军向时不觉得与长崎区区荷人的居留地往来没有利益，他总不肯把对外的贸易完全禁绝。他并不以基督徒看待荷人。但自西元一六三八年基督教被摈斥以来，舍了帮忙大将军去驱逐西班牙人和葡人的荷人以外，其余的外人都是在被逐之列；后来不遵逐客令的都被处决。
为何幕府从来对于秀吉反对基督徒的勅令介意，此时却要含有报复气概地来重申前令，这实在是值得研究的一桩事。大抵是外国宗教传播之迅速，使得大将军惊惧起来，前者秀吉也是如此的。大将军所怕的是：果真日本人多数做了基督徒，日本必要欧化得十分厉害，大将军就或许有颠覆的危险。德川治下的最初三十年间，为领略欧洲文明的情况很吃了许多的苦。日本大将军因所派赴欧洲侦探之回报，得知其地宗教的迫害情事，于是他估料到基督教徒在日本占了势力，他们也必用同样的策略。又想，果真日本有了宗教讯问所，大将军必是第一个受审的人。日本晓得了许多做传教士和商贾西班牙人，如何征服与屠戮墨西哥和秘鲁，又如何以强大的海军攻打英国，夺占菲律宾群岛——日本的第二门户，大将军恐怕西班牙再进一步，就会进袭日本了。这些疑团更因英人与荷人的确信而益坚强。
首次到了日本的英国人是尉尔·亚丹（Will Adams），他是一只荷属东印度大商船的舵长，他是一六〇〇年流落到九州的。日本大将军非常的款待他，用他指导欧洲造船的技术，并以他充欧事的普通顾问。这时，英东印度公司也派船只去日本，西元一六一三至一六二三年间，日本境内有了一个英国人所立的工厂，一六二三年，该厂因与荷兰人争衡失败而关闭。日本境内的新教徒（Protestant）与信天主教国家的人互相仇视，大将军看了也受了很多的刺激。荷人和英人惯于抢掠西班牙和葡人的船只，把它们好似一种礼物带到日本海口，到那里日本人大将军即据劫掠品为己有，并将搭船的旅客以及众船员处死，与对待基督教徒方法是一样的。外人给日本诸侯运去了许多的军械，大将军对之更有一番惧心，怕是对于他有所不利。西元一六三七年，住在岛原的基督教徒起事，反对残刻的待遇，事后幕府乃决意禁止外教之传布，并驱逐其教会。从此，二百五十年间，日本一向是摈弃对外的贸易以及基督教之传布。毁掉所有外人所造的船只，用本地的渡船（Junks）来应付沿海的贸易。前曾说到，借那通融未撤的长崎的荷人居留地，日本大将军能以获到一些急需的欧洲货品与知识。由是他晓得克林威尔（Cromwell）的弑逆，使他更多一番厌恶西方文明的偏见；不是因为比他自家更为恶劣，而是因为是同样的可怕。
但这些警惕的情势，绝未制止住幕府下的官场之堕落（异说虽未提倡，也是许可的）、奢华、专横、残暴，以至放荡淫逸。德川氏大将军自身也流于游闲、艳冶，在花天酒地中掷国事于不顾，政事全听属员去料理，结果他们自己的直接政权和天皇的仿佛，也成名义上的了。这些年即是日本自大和排外应得的代价。一般人的道德都呈现堕落的状态。很可注意的，某大将军曾奖励贞洁昭著的女人；论到男人，并没有此种奖励办法，也恐怕是没人有那种资格。大将军寓所之辉煌阔绰（约有仆婢二万人）和他对待他人（尤其是武士以及武士的家族）之悭吝是迥乎不同。耶稣会徒所写的来往的信里所说，可以证实当时欧洲的首都无可与江户比肩，江户城里是高大的寓所，没有污街与陋巷。不过，此时代的文学和戏剧却是粗俗而丑陋，显然是浸透着江户社会财富和光荣的毒之一种反映。有名志士松平定信等对国家的颓势进了一种忠告，不幸他们尽遭扑灭。西元一六四〇至一八四〇年间，日本有大家族二十二；同时有的村庄连一个居民都见不到，不等临危的人死去，即有人把他们吃掉。官家总在颁布规条，限制服装以及过于奢靡的享乐，虽然有无数的娼寮而不设法取缔。
江户文明的另一方面，那是儒教思想在社会上代佛教而有其势。宗教此时不止带有政治的色彩，为维持一般人的信仰，更来标榜儒教的主张。这种态度一时从未消沉了下去。由流行于日本的“殉死”习俗，可知儒家哲学使日本人的心智变硬，道德心也机械化了，结果忠即是对主人和上者的义务，而撇弃了一切的人情于度外。虽是烦琐哲学（经十三世纪以至十六世纪）创始下新的知识潮流，解放了欧洲人的头脑，“从”的哲学（在十七、十八两世纪间）并未给了日本类似的贡献。日本确实地感觉到缺乏一位阿奎那（Aquinas），一位培根（Roger Bacon），一位迦流（Galileo），和一位牛顿的苦痛。西元十九世纪初叶，日本很像五百年前奥坎维廉（William of Occam）时代的欧洲情况。神话与史浑而不分，世界观念也不甚清楚。佛家哲学的“非人”趋势与儒家信仰“自然”调和起来，于是使一般的民众有了不通人情，而只服从威权的怪癖。知识界中国哲学中朱王二派的论战，并未对于社会有何等好的影响——自然近代日本博学之士有说此种影响是很显然的。但我们可以公然承认，“和学者”与“汉学者”的论战，却引起神道学之复兴，也可见封建和儒家声威下的日本人的思潮之起伏了。这些位思想前驱者埋下了种子，这种子扎下根去，终归把大将军制推倒了，并使日本近代化。
产生此种文学的先驱都是有名的思想家，如加茂真渊（生于西元一六九七，死于一七六九年），宣长本居（生于西元一七三二，死于一八〇一年），平田笃胤（生于西元一七七六年，死于一八四三年）等。更有荷田春满，他声斥艺术和社会由自然退到纵欲之非，他相信这是以技巧代艺术的恶果。不以爱情、猜忌、报复，以及淫妇的难碎为主体的文学，当时也是有的，这是为一般能欣赏的人预备的。学者如室鸠巢、藤原惺窝、林道春、林春斋、贝原益轩等，确实给知识界增了不少的光荣，他们的著作确能解救少数有知者的饥渴。道学派的贝原益轩，攻击有伤风化的通俗文艺，可惜他也误于儒家之言，相信女人为罪恶之源，且提出如何使女人居下的办法来。把道德堕落的情事归罪于女人，实在是邪异文明的特点；虽在邪异的社会里，也总是败坏女人名誉的事。神道学及日本国学之复兴，最有力的著作家为加茂真渊。他精明的弟子平田笃胤说，大将军岂只篡夺了中央大权，更是日本文明中的破例。他不久即被幕府驱逐。笃胤更非难主张以贤者治天下，不论鬼神的儒家哲学。贤者的意思即是常人所不了解的吗？这些著作家启发了日本人的思囊；及至日本人开始利用思想，动作即随之而来。大将军的亲戚，人称为“日本的米栖那斯”（Maecenas）的水户侯德川光圀所编《大日本史》，还有一本有名（赖山阳所作）的《日本外史》，里面都说大将军制既有伤国权，又是日本特有的例。
很奇怪的，在日本毒性文艺的高潮里，只有少数人能欣赏的文学，曾在日本文明上有了莫大的影响。规律和习俗严格束缚下的社会里，只有犯罪之苗是自由的。刑罚乃对罪过而施，却非是对使人犯罪的罪恶之根而有。人们只能以放荡无纪的一辙，求束缚自由的报复。在此，文艺和艺术乃是一种自由表白的出路，于是即有淫乱的小说，狂怪的艺术之产生。德川末叶，日本一般爱好通俗文艺的人渐增多，此种文艺大多非常淫邪及恶毒，有如自笑和其碛所作的故事，对于文明实在是丝毫无所补益。艺术从它监狱门闩的后面，用一种极狂怪的神态藐视着社会，否则即陷于通俗的“自然”和下等社会生活的描写。无论怎样，这多少是现实社会的讽讥，因为当时实情是不容表白的。通俗的歌曲，如《义太夫》、《净琉璃》、《都都》等，至少是许久在束缚着的民众，切望公理的情绪之呐喊。近松（生于西元一六五三，死于一七四二年）出世之前，日本剧大多是一种傀儡戏，近松作剧始有一定的计画和情节，直至剧的收场。而此种文艺里，也是充满了争斗、惨苛和自杀的情节，与一般十分愚钝的头脑相见。
佛教既久已是日本的国教，所以它该对德川时代的道德的理想与现状负一些责任。西元第六和第七世纪，佛教在日本已经有了坚实的立脚点以后，舍祖先崇拜一项外，固有的神道势力尽皆消沉，此后佛教总是日本灵性指导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刚才说过的日本著作家，实际上他们非难佛教并不亚于非难儒教，他们相信从来以天皇为神圣乃是一种传统的心理，所谓神圣也不过是名义上的神圣。佛教和异说之妥协，使它失却了匡正和挽救腐败社会的能力。佛教近于哲学，所含宗教的质素较少，对于不了解形而上学而以人意测神意的民众，实在缺乏有价值的供献。在它由哲理转入宗教的途程中，佛教分成了二派：“大乘”是为上智，“小乘”是为下愚而设的。小乘派主持简朴，尽量要使人了解，特别是用一种反语，告诉人想得救就不当怎样做；大乘是直述的，告诉人想得救就当怎样做。人生的两方面就如此地表现出来；皮顽的人做得太多，懒惰的人做得太少。但此处并非是含有希腊避免“过分”的理想。小乘派戒凶杀、淫乱、偷盗、说谎、忿怒、贪财，和基督教的“十诫”有些相似之点；大乘派教人诚实，有美德、坚忍、自修。而无数错杂的理论和规条也就由此演变出来，使日本人的头脑不知何拒何从。几百年间，许多矛盾的宗派之出现，使宗教的纠葛愈发地恶劣起来。中世纪日本的僧侣是非常的强悍，互相攻伐，拼死拼活。在一种好战的文明里，禅宗要算最能迎合一般人脾胃的了，因为武士为遇事约束心境起见，已经采纳了坐禅之法而遵行之；禅宗所倡说的是：死无足畏，坟墓是虚空的。
但日本人是从未能胜过佛教多神论的怪癖所造成的道德混乱。多神主义里无所谓道德的区分，善神和恶神是没有差异的。再者，果真一切都是虚幻的，善恶与真伪也是妄罔，不存在，虚幻了。唯有佛是真实的；如善、美、真都为虚幻，此种真实又有何用？佛教容纳了神道以及神道里许多的神明，祖先崇拜等，结果形成了道德和思想俱浑杂的群教论（polytheistic eclecticism）。固有的神已被承认为佛的化身，但神道的信徒不能明了一神爱护众生之理，他们欢迎专看顾一族一家的神明，愿意把神明的工作适当地分配开。日本人从来是倾心于小神的，希望诸神各司一事而做到美处。他们以为神学还不如微菌学之能以令人欣赏。比较起来，他们对于神的观念，和我们对于微菌或电子的观念要近些，和僧侣或基督徒的神学要远些。佛教徒所说“涅槃”（nirvana）的理论，也未能引起头脑健全的人的注意。假若人的灵魂是虚幻的，宗教的使命又在哪里呢？
佛教给了日本文明较为固定的贡献，是在玄学与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这种印度宗教在一种纯粹锁国自大的文明里点染下宇宙的意识，促使着部族形成了国家，忠之对象从部族而转移到国家，从此建下统一的基础。虽则日本一般的民众不赞成“阿弥陀”，而固执着他们固有琐细的神。但文明的台柱——社会的前驱者却深受了富于哲理的佛教宇宙论的熏陶：此种宇宙论更扩大了一般人命运的见解。神道未曾确切地辨明人和兽的分别，更和儒教相仿，没有说到今生和来世的关系。在此点，佛教却增补了神道所缺的伦理。不过，佛教最大且有益的影响，仍是文学和艺术方面；不独启发了一国特有的文学，更培植下一种能以生产那种文学的方言。说到艺术，佛教是光施而未得的，就是今日日本极其普遍的爱美精神，也恐怕是佛教的赏赐。
但是我们晓得，光有辉煌灿烂的艺术和文学，并不足以保障文明的进步。除非宗教能以启发大的人格，它即失去了高等文明一种动力的责任。果真一种纯白易解的宗教是社会进步的要素，则佛教并未充分地应付了日本的需求。若人们所感觉到的真实大多是虚幻，人生就成了长时间的疑团，厌世主义是乘隙而来。如此，佛教是在已经被异说搅晕了的一般人的头脑上，又覆了一层的烟雾，此种来自异地的宗教，从未赋与日本以一神的正确观念。对于神（God）缺乏一种正确观念的宗教，绝不会启发人进入完全之境，即觉悟到以残暴为一种猛兽而非人类的表现，亦恐不能，灿烂的文明绝不容许崇拜比完全的人格还要低的神的宗教之存在。若把显示神为“大无我”的神学提出，简直是侮慢文明。“业”的意义更使人倾向厌世主义；现在是过去造定了的，人是无能为力。于是以一种定命论摧残了日本的人生，这的确是既往以及此刻日本前进路上的顽石。佛教虽未完全束缚住日本民族的精神，却使之变为忧郁了。音乐（和诗歌、绘画等艺术一样）也是富有厌世的味道，且只有五音，因为人民相信宇宙间只有五个行星和物种原质。一切乐曲都奏着凄惨的调子，一切的弦音都充满了忧郁。五十吨重的大寺钟，用严肃的音响对着日本美好的景致呻吟、哭泣。浸入日本文学的也是同样沉闷的腔调，一切由愿望产生的苦痛。
近代教育使日本觉得，若把佛教深切地研究一次，结果恐怕要到无神的境地，因为释迦也不相信人神。有些现象使我们觉得，日本想要满足她希望而求得光明，她须要转向他方去寻求。论据是如此的：有了一千五百年机会的佛教，给与日本的贡献非常之少，他是否能应付这不可轻视的民族的灵性和道德的需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