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于1915～1916年和1916～1917年两个冬季学期在维也纳精神病诊所的讲堂讲演《精神分析导论》，当时听众是大学教师。讲演稿的前半部分系即兴演讲，事后立即撰写成文；后半部分是在萨尔茨堡度暑假时写就的，并于冬季逐字讲述。那时我还拥有极佳的记忆力。
与以前的讲演稿不同，这些新讲演稿我从未讲述过。同时，我的年龄已使我摆脱因与大学相关戚——即使是表面上的关戚——而负有演讲的义务；而且，我曾接受的一次外科手术，也使我失去了向公众讲演的可能性。因此，在阐述下面的内容时，如果我要再次像上回那样置身于讲堂，那也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想法：它也许可使我在深入阐述我的主题时，不至于忘记我对读者所负的责任。
这些新讲演稿绝不是要取代早前的讲演稿。它们亦非任何意义上的独立实体，以期拥有它自己的读者圈；它们是旧讲演稿的续编和补充，依照它们与旧讲演稿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15年前已论及的题旨，但因知识的深化、观点的更新，而不得不重新加以论述——即批判性的修订。另外两类则真正是旧讲稿的扩充，因为它们有第一次的讲演稿中没有论及或因当时所知太少而不能另列专章的材料。必须指出，如果新讲演稿中有些部分兼有这几类特点的话，那也是无可避免的，也不必遗憾。
我还将新讲稿接着旧讲稿的章节编排，从而表明它与《精神分析导论》的依存关系。譬如，此讲稿的第1讲被相应地标为第29讲。一如既往，此讲稿也极少为专职精神分析学家提供新的材料，它的对象是那些对这门新科学的发现和性质抱有好感甚或半信半疑的受过教育的人们。我的主旨仍是，不愿有所删节以求表面的简洁或完美，不掩饰问题，也不否定缺陷和疑问的存在。在其他的科学研究领域或许不需要标榜这种谦虚的意图，因为普遍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公众也不会对它们提出过分的要求。例如，天文学著作的读者就不会因为著作中有关宇宙知识的说明尚有含混之处而感到失望或轻视它。而心理学则不然，人类科学研究能力的匮乏将在此暴露无遗。
似乎人们对心理学的要求，并不在于通过它来获得知识的进步，而是得到另一种满足。一切尚未解决的问题，一切谁都承认的疑难，都可化做反对心理学的理由。
任何热爱心理科学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些不公平的评判。
弗洛伊德维也纳，1917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