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打算在这里对精神分析运动史所做的这种阐述的主观性，谁都无需惊奇，同样，对于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无需任何人感到惊奇。因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创造；十年来我是唯一关心它的人。我的同时代人对于这种新现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满，统统以批评的形式倾注到我的头上。尽管长期以来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学家，我却以为即使在今天，还没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不同于研究心灵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称作精神分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用什么其他名称才能更好地描述它。在这样驳斥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冷漠无情的侵权行为之后，我打算把引起这本《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的编辑和版式发生改变的那些事件间接地告诉它的读者们。[192]
1909年，我有机会第一次在一所美国大学的讲坛上公开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193]，这对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机会，而且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当时宣称，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并不是我：这个荣誉还应归于其他人，应归于约瑟夫·布洛伊尔。当我还是一个正忙于通过考试的学生时（1880～1882），布洛伊尔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由于我做了那些演讲，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表示得太过分？在他们看来，我应当像我以前习惯于做的那样进行下去：即把布洛伊尔的“宣泄法”作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准备阶段，把我放弃催眠术和引进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作为精神分析本身的开始。无论精神分析的历史是否把宣泄法或我对它的变更作为开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这些毫无趣味的事情，只是由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对者们有一种习惯，他们时常认为，精神分析技术毕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尔发明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观点允许他们发现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对精神分析的否认加以这样的限制，那么，毫无疑问，精神分析始终是我独自的研究。我从未听说，由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中分担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当程度的批评和凌辱。正像我长期以来所认识到的，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
我已经得出结论，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独到特点的真正创立者。我很高兴能够补充说，企图最大限度地贬低我在创立这个备受凌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来自布洛伊尔本人，或者都没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尔的发现如此经常地得到叙述，以至于我可以无须在此对它们进行详加讨论。这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是说，癔症患者的症状是建立在他们过去的生活背景上的。过去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被遗忘了（创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治疗，就在于引起对它们的记忆，并在催眠状态下再现这些体验（宣泄）；而且理论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来的，这就是说，这些症状代表着对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兴奋的一种变态的使用（转换）。每当布洛伊尔在他对《癔症研究》（1895）的理论贡献中提到这种转换过程时，他总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的括弧内[194]，好像在理论评价上这个第一次尝试的优先权属于我。我认为实际上这只是有关名义的区分，我还认为这个概念是我们同时一起发现的。
布洛伊尔第一次发现宣泄法之后，他在若干年里一直未使用这种方法，只是当我从沙可（Charcot）那里学习归来时[195]，他才在我的鼓励下重新使用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沙可在对他具有很高要求的医学上进行了大量的咨询实践；我自己只是不愿从事医学这个专业，但在那时我却有一种强烈的动机，要帮助那些在神经过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们的状况中的某些事情。我曾从事过生理治疗，并在对我做的埃伯的电疗（Erb's 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结果失望之后，曾感到绝对束手无策，这项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议。如果当时我没有独自获得这个后来由莫比斯（Möbius）得出的结论，即对神经症患者电疗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只要完全放弃这些有希望获得的成功，就会受到责难。在深度催眠时用暗示进行治疗，这是我从李厄保（A.A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196]中学会的，这样，对于电疗的失败似乎提供了一种满意的替代。但是，布洛伊尔使我熟悉的这种研究催眠状态中的病人的实践（即把一种自动操作方式和满足科学好奇心相结合的实践），确实要比暗示治疗中使用的那些单调、强迫性的抑制具有更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些抑制阻碍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们接收到一个忠告，它声称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发展，大意是说，现时冲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应该在分析中处于最显著的位置。[197]这正是布洛伊尔和我在开始研究宣泄法时所经常做的。我们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产生症状的创伤情景，我们力图发现创伤情景下的心理冲突，释放其中被压制的情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后来我称之为“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过程，它具有神经症的特征。病人的联想从我们试图阐述的这个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经历，并且被迫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是想纠正现状，并专注于过去。这种退行经常引起进一步退化；
开始时似乎有规则地把我们带回到青春期；后来，那些仍然躲避解释的失败和要点，便把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带回到迄今仍然无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这种退行的方向成为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看起来，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过去，就无法说明属于现在的任何东西；确实，任何致病的经历都包含有先前的经验，这种经验尽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赋予后来的经验以病因的性质。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现在已知的那种令人激动的原因的意图是如此强烈，甚至使我在以后的分析中也要给它让路。在1899年对那个我称之为“杜拉”的病人进行的分析中[198]，我已知道引起这种病情爆发的情景。我曾尝试过无数次，想使这种经验服从于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这种要求，也总是使她对疾病做出同样贫乏和不完全的描述。直到经过长期的曲折，回到她最早期的儿童时期，一个梦在分析中使她想起了迄今已被遗忘的这个情景的细节时，才有可能理解和解决当前的这种冲突。
这一实例表明上面提到的这个忠告是何等的错误，表明在此推荐给我们的分析技术中，这种对退行的无视代表了多大程度的科学倒退。
布洛伊尔和我自己之间的第一个差异，表现在关于癔症的更精细的心理机制问题上。正如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他更喜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生理学的理论；他试图用各种心理状态（当时我们称之为“意识状态”）之间缺乏交流来解释癔症病人的心理分裂，他因此而建构了“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s）的理论，据说这个理论的产物会像未同化的异体一样渗透到觉醒的意识中。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更不科学；我似乎是要处处区分和日常生活的那些动机和倾向相类似的动机与倾向。而且，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种抵制过程的作用，当时我称之为“防御”（defence），后来叫“压抑”（repression）。[199]我做了一个短暂的尝试，允许这两种机制并列地分别存在，但是，正如观察向我表明的那样，它们常常只不过是一件事，这是在我的“防御”理论采纳与他的类催眠理论相反的立场之前不久。
然而，我非常清楚，在我们的观点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此后不久随之发生的我们的关系破裂无关。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是，这种分裂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以至于刚一开始我还对此不理解；只是后来，从许多明显的迹象中我才知道了应如何解释这件事。应当记住，布洛伊尔在谈到他的著名的第一个病人[200]时说，性欲成分在这个病人身上令人吃惊地未发育成熟[201]，而且这对该病例非常丰富的临床描述毫无帮助。我常常感到惊奇，为什么批评者往往并不更多地引证布洛伊尔的这种主张，以作为反对我关于神经症中性病因学这个论点的一个证据，而且甚至在今天我也并不知道，我是应当把这种疏漏视为他们机敏的证据，还是视为他们粗心大意的证据。任何一个人，若依照过去二十多年来获得的知识来阅读布洛伊尔的病例史，将会立刻觉察到其中的象征作用——蛇、坚硬的、臂膀瘫痪——以及在考虑到那位年轻女士在患病的父亲床边所发生的情境时，将很容易猜测到对她的症状所做的真正解释；因此，布洛伊尔关于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见，将由此而和她的医生的意见大相径庭。在治疗她的症状过程中，布洛伊尔能够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rapport）的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良好关系可以看作是今天我们所谓“移情”（transference）的一个完满的原型。现在我有强烈的理由怀疑，在她的一切症状得到解脱之后，布洛伊尔一定从进一步的迹象中发现了这种移情的性动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的普遍性，结果，就好像他遇到了一件“麻烦事”[202]似的，他放弃了所有进一步的研究。他可从未就此事对我说过如此多的话，但在不同的时候他却充分地告诉过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这种重建是有道理的。当我后来开始越来越坚决地提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学中的意义时，他却第一个表现出厌恶和否定的反应，后来我对此已变得非常熟悉了。但在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把这种现象视为我不可避免的命运。[203]
不管是温情的还是敌意的，在每次神经症的治疗中都会以粗略的性的形式出现移情，尽管这既非医生或病人所渴望的，亦非他们所诱发的，但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往往是最不可或缺的证据，即神经症的驱动力量的根源就在于性生活。这个论点从未受到过任何应有的注意，因为假如它受到了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就不会留下任何其他公开的结论。就我而言，这个论点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论点，而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更具有特殊意义的发现。
对于我关于神经症性病源学的论点，甚至我的较亲密的朋友们也不欢迎，这样一来倒有些安慰作用——因为在我这个人的周围迅速地形成了一个真空——人们都认为我正在为一个新的和原创的观点而进行战斗。但是，有一天，某些记忆涌上了我的心头，这些记忆扰乱了这种令人高兴的念头。但是，作为一种交换，这种记忆却使我真正领悟到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和人类知识的本性。过去一直由我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观点绝不是起源于我的。那是由三个人传授给我的，他们的意见受到我最深切的尊重——他们是布洛伊尔本人、沙可和克罗巴克（Chrobak）。后者是大学的妇科医学家，也许是我们所有的维也纳医生中最优秀的。[204]这三个人都传授给我一些知识，严格地说，他们自己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当我后来向他们提起这个事实时，其中两人否认这样做过；而第三位（伟大的沙可），如果我能再见到他的话，或许同样会予以否认。但是，这三种相同的意见我虽然听到了，却没有弄明白，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一天，这三种意见才以一种明显的原创发现的形式苏醒过来。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家庭医生时，有一天，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在城镇里走着。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走上前来，他显然有急事要和布洛伊尔说话，我落在后面。那人一离开，布洛伊尔就以他那友好的、讲授的方式告诉我，这人是他的一位病人的丈夫，向布洛伊尔提供了关于她的某些消息。布洛伊尔补充说，这位妻子在社会上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行动，以致她被送到布洛伊尔这里作为一种神经症病例来治疗。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情往往是幽会的秘密（secrets d'alCäve）！”我惊奇地问他是什么意思，而他则通过向我解释幽会场所（alCäve，即婚床）这个词作为回答，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陈述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寻常。
几年之后，在沙可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碰巧在这位伟大的老师身边站了一会儿，当时他好像正向布罗阿代尔[205]讲述一件非常有趣的、在他白天工作时发生的事。我没有听到故事的开始，但是我的注意力逐渐被他所谈的吸引住了：一对来自东方远土的年轻夫妇——女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男人则在性方面要么无能，要么极端笨拙。我听到沙可反复地说：“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你会成功的。”说话声音较低的布罗阿代尔一定是表示了他的惊异，像这位妻子这样的症状居然可能是由这样的情境引起的。因为沙可突然很激动地喊叫起来：“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往往总是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当时他两臂交叉在胸前，用他自己特有的生动方式，踮起脚尖上下跳跃了好几次。我感到在那片刻我被惊异得几乎麻痹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噢，但是如果他知道了这种事，他为什么从未这样说过呢？”不过这种印象不久便被遗忘了；对癔症瘫痪的脑解剖和实验归纳吸引了我的全部兴趣。
一年以后，我作为神经性疾病的讲师在维也纳大学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并且在所有和神经症的病因学有关的事情上，我仍然像人们所预料的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有前途的大学生那样无知无识和天真无邪。一天，我从克罗巴克那里获得一条友好的消息，要我为他接待一位女病人，因为他新任一所大学的教师，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我在他之前到达病人家中，发现她遭受着无可名状的焦虑困扰，只有当她每日每时最精确地得知她的医生的消息时，才能使她减轻痛苦。当克罗巴克到达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位病人的焦虑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她已结婚18年了，她却仍旧是个完全的处女（virgo intacta），丈夫是绝对的性无能。他说，在这类病例中，医生是无能为力的，除非用他自己的声誉保护住这个家庭的灾难，并且忍耐下去，如果人们耸耸肩对他说：“要是这么多年后他仍然治不好她，那是他的不中用。”他补充说，对于这样的疾病的唯一处方我们都很熟悉，但却无法开出来。上面写着：
R Penis normalis（使阴茎障碍恢复正常）
dosim（的药剂）
repetatur！（反复练习）
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处方，而且总想对我这位善良的朋友的讥诮而摇头。
当然，我没有泄露这种可耻的观念来自名门显贵以使其他人为此负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仅用匆匆一瞥就表达出一种观念是一回事，而认真看待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待它，在面临每一矛盾的细节时探究这种观念，并且使它在被人们接受的真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偶然调戏和负有其全部责任和困难的合法婚姻之间的不同之处。“和一个观念结婚”（Epouser les idéoes de），不管怎么说，在法语中都是并非不同寻常的修辞手法。
在由于我的研究而添加到宣泄法当中去，并且把它迁移到精神分析中去的其他新因素中，我可以特别提到压抑和抵抗（resistance）的理论，对幼儿期性欲的承认以及作为潜意识知识的一个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
压抑理论当然是我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来源而得出的。我并不知道任何可能会向我提到这个理论的外部印象，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完全是首创性的，直到奥托·兰克（1911a）给我们看了在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中，这位哲学家寻求对精神错乱做出解释。他在书中所说的关于反对接受一种痛苦现实所做的斗争，竟然和我的压抑概念如此完全一致，以至于我把这次做出发现的机会归于我的知识不渊博。但是，其他人读过了这篇文章就过去了，并没有做出这种发现，要是我在年轻时更喜欢阅读哲学著作的话，或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便放弃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嗜好，存心想在精神分析中获得的印象方面不受任何预期观念的妨碍。因此，我曾做好准备——并且对这样做感到很高兴——要放弃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切优先权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艰苦的精神分析研究只能确证这位哲学家通过直觉所认识到的那些真理。[206]
压抑理论是奠定精神分析整个结构的基石，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压抑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现象的理论阐述，如果我们没有诉诸催眠就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发现对分析工作的一种抵抗，并且为了阻挠分析工作而求助于一种记忆的丧失。若使用催眠就一定会把这种抵抗隐藏起来；
因此，精神分析本身的历史只是从不使用催眠这项新技术才开始的。这种抵抗与某种健忘症相一致，对于这个事实进行理论上的考虑，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我们得出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观点，这是精神分析所特有的，也使它和关于潜意识的哲学思辨十分明显地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是试图说明两个惊人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事实，只要试图把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症状追溯到他的过去生活中的起源，那么，两个事实就会出现：这就是移情和抵抗这两个事实。承认这两个事实和把它们当作研究的出发点的任何研究路线都有权自称是精神分析，即使它所得到的结果和我自己的并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坚持自称是精神分析学家，却对这个问题采纳其他观点，而躲开这两种假设，那么，他也难以逃避通过尝试性的表现而滥用所有权的谴责。如果任何人想把压抑和抵抗理论放在这些前提中，而不是放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那么，我就会最强烈地反对他。这样一些具有心理学和生物学普遍性质的前提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个其他场合考虑到这些前提将会是有用的；但是，压抑理论却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产物，是从无数的观察中合理地抽象出来的理论推断。
这种理论的另一产物是关于幼儿性欲的假说。然而，这是较晚时期才提出来的。精神分析在尝试性研究的早期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情。最初观察到的仅仅是，当前经验的作用必须追溯到过去的某件事。但研究者们往往发现一些他们所预料不到的东西。人们愈来愈被拖回到过去；最终人们希望能在青春期停止，人们通常认为性冲动在这个时期才会唤醒。然而，这全都是徒劳；
这些痕迹一直追溯到童年，乃至它的更早期。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克服对这门年轻的科学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种错误思想。由于受沙可关于癔症的创伤起源观点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把病人的陈述作为真实的和在病因学上有意义的来接受。在病人的陈述中，他们把症状归之于童年的最初几年中那些消极的性经验——直截了当地说，归之于“诱奸”（seduction）。当这种病因学在确实可以肯定的情况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压而破灭时，最初的结果便是无能为力的迷惑不解。精神分析通过正确的通路追溯到这些幼儿的性创伤，但这些创伤却是不真实的。现实的坚实基础已经消逝了。到那时我会乐于放弃全部的研究。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辈布洛伊尔，在做出他那个不受欢迎的发现时已经做过的那样。或许我之所以坚持，只是因为我不再有任何选择，因此也不能重新开始任何其他事情。最后得出的想法是，一个人毕竟没有权利绝望，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期待中受过骗；他必须修正那些期待。如果癔症患者把他们的症状追溯到虚构的创伤，那么，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在幻想（phantasy）中创造出这些情景的，而且这种心理现实需要连同实际现实一起加以考虑。在这种想法产生之后不久我们便发现，这些幻想打算隐匿儿童期头几年的自体性欲活动（autoerotic activity），对这种活动加以修饰并把它提到一种较高的水平。现在，儿童的全部性生活[207]才开始从这些幻想的背后出现。
伴随着儿童期初年的这种性活动，个体的遗传结构也开始它自身的活动。在这里，素质和经验是以一种不可分解的病因学统一体而联结起来的。因为素质对印象起夸张作用，要不然这些印象就会完全是司空见惯的，而且丝毫不起作用，由于这种夸张，这些印象便成为引起刺激和固着的创伤；而经验则唤醒了素质中的诸因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素质就可能会长期潜伏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发展起来。对创伤的病因学这一主题的最后说明，是后来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当时他指出，儿童所特有的性结构，确实被认为是会引起一种特殊的性的经验——这就是“创伤”。
开始时，我对幼儿性欲的陈述，几乎完全是以对追溯到过去的成人的分析发现为基础的。我没有直接观察儿童的机会。因此，几年以后，当我通过对非常幼小的儿童进行直接观察和分析，几乎能够证实我的全部推论时，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胜利——当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发现的实质竟然是，他确实应该为他已经做出的这个发现而羞愧时，这个胜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个人越是对儿童进行这些观察，事实就越会不证自明；但是，对于人们费了这么大劲竟没有看出这些事实，人们也会感到愈加惊异。
然而，对于幼儿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确信，只能通过分析的方法，通过把神经症患者的症状和特殊性追溯到它们的最终来源才能获得，因此，对它们的发现会解释其中能够解释的一切，并且使可以改变的一切都得到改变。我能够理解，就像荣格最近所做的那样，如果首先形成关于性本能实质的一个理论概念，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解释儿童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概念一定会任意地或者根据一些不相关的考虑而被选择出来，并且对于人们寻求加以应用的这个领域，会冒着证明它是不恰当的危险。确实，分析的方法也往往会引起关于性欲及其与个体全部生活的关系的某些极端困难和晦涩难解之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思辨而得到解决；而必须等待通过其他观察，或者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来解决。
我需要对梦的解释做一点说明。释梦是作为我所采用的技术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现的。
当时，我追随着一种模糊的预感，我决心用自由联想代替催眠术。我对知识的渴望在开始时并没有指向理解梦。对于把我的兴趣吸引过去，或者用任何有帮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响，我一无所知。在布洛伊尔和我中断会面之前，我刚好有时间告诉他一句话，我现在懂得如何解释梦了。既然这就是该发现产生的原因，那么，随后在梦的语言中的象征主义（symbolism）就几乎成为我所获得的最后一项成果，因为梦者的联想对于理解象征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在从书中寻找关于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经养成了总是研究事物本身的习惯，因此，在我受施尔纳（Scherner）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影响之前（1861），我已能够自己确定梦的象征作用。只是后来，我才开始对梦的这种表现方式大加赞赏。这部分是通过斯泰克尔的著作的影响，他最初做了这样一些令人赞誉的工作，但以后则完全走向迷途。[208]在精神分析的释梦和在古代就实践过和受到过如此高度尊敬的释梦的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后来，我发现了我的梦理论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种内部冲突，一种内在不真实的梦的歪曲的衍生物——说真的，这是在一个对医学一无所知，虽然不是对哲学一无所知的作者中发现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师波普（J.Popper），他曾以林库斯的名字发表了《一个实在论者的幻想》（1899）。[209]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艰难的最初岁月里，我必须掌握这种技术，同时注意临床现象和进行神经症的治疗，那时，释梦便成为我的安慰剂和支柱。在那个时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问题成堆、困难重重，我时常害怕丧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设被证明是真实的之前，使我把不可胜数的漫长时间消磨在他们身上——我的假设是，神经症一定会通过分析而得到理解；
但是，可以看作与病人的症状相类似的这些病人的梦，几乎总是证实这个假设。
这只是在使我能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结果是，我形成了通过心理学家对释梦的态度来测量其理解力的习惯；而且，我满意地观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数反对者们都完全回避这个领域，或者，只要他们试图处理这类问题，便表现出明显的笨手笨脚。此外，我很快就发现了进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于我自己的一系列梦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梦把我带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这种意见，对每一个好的梦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分析可能是足够的。[210]
我认为，通过这样展开精神分析的发展史，我已说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这比通过系统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发现的特殊性质。通过系统地探究我的神经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日益增长的声誉，以及向我求诊的患者数量的增长；这使我获得了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终于使我对性因素的实际重要性坚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宾[211]任主席的维也纳精神病学和神经症学协会的会议致词（参见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愿遭受的那些物质损失能通过我的同行们的兴趣和承认而有所补偿。我把我的发现作为对科学的普遍贡献来看待，并且希望这些发现会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承认。但是，我的交流活动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虚感，人们传达给我的提示，都逐渐使我认识到，在神经症病因学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张，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动一样的待遇。我明白了，从现在起，正如赫伯尔（Hebbel）所说[212]，我是“扰乱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对人们的反对和宽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对自己的观察和结论的普遍精确性的坚信越加强烈，因为我对自己的判断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气确实不小，所以，这种情况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我下定决心，坚信发现某些特别重要的事实和联系是我的运气，我准备接受有时伴随这些发现而来的命运。
我对未来做如下描述：——借助于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疗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学却会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于不顾；几十年后，别人也一定会碰到类似的事情——解决这些事情的时间现在还不成熟——也会获得对这些事情的承认，而且会把我作为一个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先驱，而对我表示尊重。同时，像鲁宾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那样，我尽可能舒适地在我的荒岛上定居下来。当我摆脱了今天的压力和混乱，回首这些凄凉的岁月时，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英雄时代。我的“壮丽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213]并不是没有其优越性和魅力。我不必阅读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倾听任何反对者的坏消息；我并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面的影响；什么也不能把我排挤掉。我学会了限制思辨倾向，并遵循着我那令人难忘的导师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样的事情，直到它们自己开始说话[214]，虽然有麻烦，但还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总是远远地落后于我的认识，只要我愿意就会被延误出版，因为无法保证那种不确定的“优先权”。例如《释梦》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15]，但直到1899年夏才写完。对“杜拉”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写完的[216]；又过了两个星期才写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同时，我的著作也没有在医学杂志上得到评论，或者即使作为一种例外进行了评论，它们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怜悯的优越性草草了结。偶尔会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对提到我作为文献参考；那也是很简短的，而且决无奉承之意——倒会使用像“偏执的”“极端的”或“非常特殊的”这样的词语。有一次，碰巧在我讲授大学课程的维也纳诊所的一位助理医师，要求我允许他听这门课。他很注意地听着，而且一言不发；在最后一节课结束后，他提出要在外面和我谈谈。当我们在外面走着离开时，他告诉我，他运用其导师的理论写了一本反对我的观点的书。然而，他非常后悔没有先从我的讲课中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因为那样，他就会写出与这本书大不相同的东西。他确实曾在诊疗所里问过是否最好先读一下《释梦》这本书，但是他被忠告不要这样做——不值得如此麻烦。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论结构，根据他现在的理解，和天主教会的理论结构在其内部稳固性方面做了比较。按照他那拯救灵魂的观点，我将假设，这种陈述包含了一定的赏识。但是他最后却说，要改变这本书中的任何东西已经太晚了，因为这本书已经在排印了。我的同事们也认为，以后没有必要公开声明他改变了对精神分析问题的观点；但是，以他作为一个医学杂志的正式评论员的能力，他却愿意用轻率无礼的评论来追随精神分析的发展。[217]
在那些年里，无论我所具备的对我的利益的个人敏感性有多么迟钝，但是，我被一种环境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种环境并非总能表现出来，以帮助那些孤立无援的发现者们。一般地说，这样的人由于需要了解他们为什么缺乏同情，或者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的嫌恶而感到苦恼，并且把这种态度作为担保自己的确信感的一种令人苦恼的矛盾。对我来说没有必要产生这样的感觉。因为精神分析理论使我能够理解我的同时代人的这种态度，并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这是真的，即我发现的这些事实会被一种带有感情的内部抵抗所阻止，而无法了解病人本身，那么，这些抵抗也一定会在健康人身上出现，只要某种外部根源使他们面对着受到压抑的东西。毫不奇怪，他们应该能够证明，在理智的基础上对我的观点进行这样的反对是有道理的，虽然最初它实际上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同样的事情往往同样经常地发生在病人身上；他们提出的论据同样毫不令人赞赏。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话说，理由简直“俯拾皆是”。[218]唯一的差别就是对病人必须施加压力，以便诱使他们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这些抵抗。而在对付外表上健康的人们时，我们就没有这种便利了。如何强迫这些健康的人以冷静和科学的客观精神考察这个问题，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最好留待时间来解决。在科学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产生矛盾之外，什么也没有实现的命题，在后来却都得到了承认，尽管并没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证据。
但是，很难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岁月里，我会对世界舆论特别地尊重，或者对理智的满足产生任何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