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精神分析的技术
梦便是精神病（亦译精神变态，psychosis），它具有精神病的全部荒谬、妄想和错觉。一种短暂的、无疑是无害的、甚至具有益处的精神病，是以当事人的认可而开始，并以当事人的意志活动而终止。这仍然是一种精神病。
我们从中会认识到，即使像梦一样深刻的精神生活的改变，也能够得到消除并代之以正常的功能。那么，希望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自发疾病也能接受我们的影响并得到治愈，这是不是太大胆了呢？
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初步的材料。根据我们的假设，自我的职责是，既要满足它与现实、与本我和与超我的依赖性联系所引起的要求，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组织，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我们所讨论的病理状态的必要前提条件：只能是自我相对的或绝对的软弱，以至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职能。对自我的最强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冲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于反贯注的能量。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变得非常强烈和严酷，致使自我可以陷入瘫痪，也就顾不上它的其他任务了。我们可以设想，在此时出现的经济性的冲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反对受到紧逼的自我，而自我则试图依赖于现实，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状态。如果本我和超我过于强大，它们就会成功地瓦解和改变自我的组织，使自我与现实的协调关系受到妨碍乃至终结。我们已由梦看到：一旦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现实相分离，它就会在内部世界的影响下滑入精神变态。
我们的治疗计划就基于这些发现。自我为内部冲突所削弱，而我们又必须起用自己。这种情形好比一场内战，局面取决于外来盟友的援助。精神分析医生和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须共同以外部现实世界为基地，联合起来一致反对敌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我们订立相互的契约。病态的自我答应我们尽量坦诚——即答应把自我觉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们处置，我们则向病人保证，听凭病人处理和使用我们的经验去解释受潜意识影响的材料。我们的知识要用来弥补患者的无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这一契约构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当我们按约行事，就立即会感到失望，这首先给了我们的过分自信一个打击。如果患者的自我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无论受到敌对力量多么强硬的胁迫，它都必定保持着对现实要求的某些连贯的和某些片断的理解。但是，不应该对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它不会遵守这种契约，实际上它几乎不理会契约。它将很快抛开我们和我们提供的帮助，把我们当成不再有任何意义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我们发现，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尝试把我们的治疗计划运用于精神病患者——放弃也许是永久的，也许只是暂时的，直到我们找到了另一个更好的适合于精神病患者的计划。
不过，还有另一类病人，他们显然特别类似于精神病患者——其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的神经症。
他们的致病因素及其致病机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然而，他们的自我表现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虽然许多患者患有疾病并产生功能缺陷，但他们仍能够使自己应付现实生活。这些神经症患者会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我们将只对他们感兴趣，并将了解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么方法来“治愈”他们。
我们还要与神经症患者建立契约：一方开诚布公，另一方勿施于人。这看上去好像我们只是要做一个并不信教而聆听忏悔的神父。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要从患者那里听取的，不仅仅是他所知道而对他人隐瞒了的事情，他还应该告诉我们他并不知道的东西。出于这一目的，我们要给患者对我们所指的坦诚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我们要他保证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则，这个基本规则会使他此后的行为有利于我们。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患者在接受这种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谴责，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然而，这并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动地和顺从地把我们所需的材料提供给我们，并相信和接受我们对材料的解释。还会发生许多别的事情，其中一些我们也许预见到了，另一些则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满足于把分析者看作实际上的帮助者和劝导者。此外，他还因他所遇到的麻烦以获取报酬，并且他本人会满足于那种向险峰攀登的向导角色。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事实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它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价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险的根源。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者的积极的（温情的）态度，又包含着对分析者的消极的（敌对的）态度。分析者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只要移情作用是积极的，它就会给我们以极好的对待。它会改变整个分析的情境，会把患者恢复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悦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赞扬和喜爱。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软弱的自我变得坚强起来。在此影响下，患者会做到他平时做不到的事。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经康复——这仅仅是为了分析者。分析者本人也许羞于承认，他从事的是困难的任务，而没有任何随心所欲的权力。
此外，随着移情作用的关系，带来了两个更进一步的好处。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他就会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权力给予分析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来源。现在，新的超我有了对神经症患者实施一种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机会。
再教育能够矫正父母对他的教育造成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必须防止滥用这种新影响。不论分析者多么想成为别人的老师、榜样和典范，以及多么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别人，他都不应该忘记，这并不是他进行分析治疗的任务。实际上如果他随心所欲，那就将背离自己的任务。如果他这样做了，那就只会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响压制孩子的独立性的错误，只会用新的依赖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赖性。分析者在其治疗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尝试中，都应该尊重患者的人格。分析者允许自己合理施加的影响有多大，取决于阻碍病人发展的程度。某些神经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气，以至于在分析中只能被当作孩子对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个好处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会以其独特的清晰性当面向我们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经历。对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们提供的很可能只是不充分的表述。患者几乎不是把它报告给我们，而是当着我们的面把它做出来。
现在来看另一面的情形。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换成消极、敌对的态度。这照例也是重复过去。
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如果谈到的是父亲的话），对来自父亲的赞赏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要求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在分析的情境中，这种要求只能遭遇挫折。患者和分析者之间真正的性关系则另当别论，甚至于更微妙的满足方式，像给予偏爱、亲昵等等，也很少为分析者所赞同。这一拒绝会成为转变的诱因，很可能这种事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发生过。
积极的移情作用所导致的成功治疗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如果消极的移情作用占上风，那么上述的成功就会成为泡影。我们将惊恐地看到，我们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劳都已付诸东流。我们一度视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进，即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对分析功效的信赖，转瞬间消失殆尽。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孩子，无力对他自己做出评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个他所爱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强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应。如果他（或她）意识到了隐藏在积极移情背后的强烈性欲，他就会相信陷入了情网。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极，那么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视，他就会恨分析者，将其当成敌人，并准备放弃分析。在这两个极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记了自己在治疗之始达成的契约，使之变得对继续进行正常的分析毫无用处。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
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证据的状态，分析者要当心不使爱和恨达到极端。这取决于患者对这些可能性的充分准备，和分析者不忽略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依此谨慎处理移情作用，一般会有极好的效果。如果我们像通常能够做到的那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我们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危险为收获。因为患者绝不会再次忘记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经验到的一切，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够得到的经验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我们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记住移情，而是装作与移情无干。对我们来说，理想的行为应该是，患者在脱离治疗时表现得很正常，而只是在移情作用中才显示出他的变态反应。
我们用来加强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扩大自我的自知，这是个出发点。当然，这并非是全部内容，而仅仅是第一步。丧失对自身的了解，对自我来说意味着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影响，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围困和制约的第一个明确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提供的帮助是我们理智的工作和鼓励患者予以合作。如我们所知，这种初步的工作意在为下一步更艰难的工作铺平道路。即使在最初阶段，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工作的动力因素。为了治疗，我们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患者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我们表明的内容；我们通过解析患者的梦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所有这些资料都会有助于我们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但在所有资料中，我们务必在我们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间做出严格的划分。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当我们要向患者透露由我们的解释得出的某一了解时，我们应周密思考并等候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
通常，当我们把解释和说明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当然，这一步事实上是关键的综合。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时，就把我们的解释全部告诉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发的抵抗，而抵抗会使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但是，如果时机成熟，那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确证我们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我们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于是，就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们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们便进到了我们的任务的第二个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已经知道，自我凭借反贯注来防备自己受到来自潜意识和受压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发挥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损害。自我越是感受到紧迫，它就越起劲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赖于反贯注，为的是使自己的剩余部分免受进一步的侵害。然而，这个防御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们的治疗所要达到的。相反，我们的愿望是，在我们的确切帮助下，自我变得大胆起来，敢于采取攻势，以重新夺回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们工作的反贯注力量。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斥我们，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把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这一抵抗了解为压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够正确的。我们将发现，它并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抵抗。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我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我们的鼓动，而通常是我们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我们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如果我们达到了目的，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发展中的斗争就会顺着我们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们的帮助进行。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无论本我战胜了自我，还是自我最终解除了本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无论谁获胜，永久的危险解除了，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须再浪费了。
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产生有利于自我的转变，使自我能独立承担移情的后果并适用于生活。同时，我们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随着我们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发深入和了解，作为抵抗的根源的两个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们的密切注意。病人对这两个新因素完全无知，而在订立治疗契约时，我们对它们也从未考虑过，并且它们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尽管它们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类似性质，大致可包括在一个名称中，即“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第一个因素可以叫做罪恶感或罪恶意识，但患者并没感到和有所知觉。显然，超我的抵抗部分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转，而是必须保持病态，因为他命该如此。这一抵抗实际上不妨碍我们的精神分析过程，但又使分析过程不起作用。它常常让我们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罪恶感也能解释我们所见的某些严重神经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转：问题在于病人应该是痛苦的——以什么方式都无关紧要。患者明显地毫无抱怨地屈从厄运，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来。为了防止这种抵抗，我们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敌意。
证明另一种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难以对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患者，从其反应判断，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实际上是反向的。他们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在这种人身上，产生了深刻的解除结合的本能，结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坏本能的巨大力量。这类患者不能容忍我们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这类病例。
让我们再一次审查我们企图帮助患者治疗神经症自我所已达到的情境。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会）提出的任务，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经验，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它的活动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无效地耗费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断闯入，自我的组织受到了损害，再不能进行任何适当的综合，它为相互敌对的冲动、未解决的冲突和怀疑所分裂。由此出发，我们遂让患者的自我参加精神分析解释的纯智力工作，使他能暂时补充心灵资产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权力转移给我们。我们鼓励患者的自我与本我的每一个别要求进行斗争，并战胜与之有关的抵抗。同时，我们通过检查挤入意识的来自潜意识的冲动和内容，恢复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们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我们以不同的职能，以教师、教育家和父母的权威和替身为病人服务。如果作为一个精神分析者，我们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潜意识和压抑的内容转变成前意识资料，使这些资料重新归自我所有，那我们就为病人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疗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动机力量的康复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唤醒的智力兴趣等。更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积极的移情作用。但另一方面，反对我们的是消极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压抑（即必须以不愉快对待加诸自身的艰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与超我有关而引起的罪恶感以及由于本能组织的深刻变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病情的轻重与否是由后两个因素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治疗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愿放弃自身固执性的力比多的迟滞，这些因素难以对治疗有利。而使本能升华的能力可以使病人从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脱出来，对治疗有一定的帮助。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对力量对治疗也很重要。
如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最终的治疗结果有赖于量的关系——即有赖于我们在病人心中动员的对治疗有利的能量与反对我们治疗的能量的对比，那我们是不应失望的。相反，而是应当感到完全可以理解。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强者一边。当然，我们的治疗并非总是成功，但至少我们总可以知道为什么不成功。那些并非出于治疗兴趣而跟随我们讨论的人，在这种承认之后也许就会轻蔑地转身而去了。然而，我们在此讨论的只是心理治疗的方法，暂时还没有其他方法。也许未来，可以用特殊的化学物质直接影响心理的能量，直接改变精神结构的分布，也许还会出现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疗可能性。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术，因此，尽管精神分析还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范例
对精神的结构，对构成这一结构的成分、组件和机构，对活动于其中的力量，以及对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一般性的了解。神经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状态，结构的功能失调正是以这些状态得到了表达。我们之所以选择神经症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只有它适合于我们研究的心理学方法。当我们试图影响神经症的时候，我们便汇集了相关的观察。这些观察给了我们一幅神经症产生过程及其产生方式的图景。
在开始描述前，让我们首先说明我们的主要发现之一。神经症（不像传染病）没有特殊的决定因素，寻找病源之类的刺激物是徒劳的。神经症易于转变为一般所谓的正常。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正常状态都很少不能指出带有神经症的特性。神经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先天倾向，拥有同样的经验，拥有同样的事情做。那么，为什么他们却生活得如此糟糕，面临着更大的难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着更大的不幸、焦虑和痛苦呢？我们没有必要因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困惑。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调看作是神经症患者的不适和痛苦的因由。的确，人的心理生活采取的所有形式的决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倾向和偶然的经验之间的互动中找到。一个特定的本能也许先天太强或太弱，或者一个特定的能力也许在生命中发育不全或没得到适当的发展。在另一个方面，外部的影响和经验会对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响，而一个人的素质所能处理的也许是另一个人所无法企及的。这些量的差异将会决定结果的不同。
可是，我们很快就会感到，这个解释并不令人满意。它太一般了，它解释的太多了。病因学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无能，但是，并不是每一这样的状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经症。神经症拥有独具的特征，它们是特定种类的痛苦。或许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须涉及的任务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导致不幸。因此，神经症现象非常鲜明的特性就会从这而来，而无须我们收回早些时候的主张。如果神经症与正常人的心理特点的确没有差别，神经症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正常人就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正常人心理组织的“弱点”。
我们上述的假设得到了证实。精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有一种需要对付的本能要求不仅最容易失败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且一生还存在着一个时期专门或最容易发生神经症。本能的性质和有关的人生时期尽管是有密切关系的两个因素，但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
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论述这一生活时期的作用。神经症似乎只是儿童时期到6岁为止获得的，尽管其症状可以很久以后才表现出来。儿童期神经症的表现时间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在每一病例中，后期的神经症疾病都与童年的预兆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创伤性神经症（由于过度的惊吓或者严重的身体打击，像铁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们与童年期决定因素的关系至今未得到证实。阐明为什么在童年期的开始阶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难。我们知道，神经症是自我的错乱，所以，儿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没有抵抗力的，不能处理长大后很容易处理的事情，这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情形下，内部的本能冲动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为“创伤”而活动，尤其是它们在中途与某种先天倾向性相汇合的时候，孤立无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压抑）对它们进行防御，但这种方法变得无效了，而且对未来发展有永久性的妨碍。自我受到的最初经验的损害是极不相称的巨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我们只是有必要做这样的类比，用针来刺细胞分裂活动中的细胞体（就像在Roux实验中那样）和用针来扎最终出自这些细胞的成熟的动物，结果是不同的。没有人不带有这种创伤体验，也没有人能逃脱创伤体验引起的压抑。然而，自我方面的这种有问题的反应也许是这同一时期提出要达到的另一人生目的所必不可缺的。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幼小的儿童必须成为一个文明人，要以不可思议的简缩形式走过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道路。这可能是遗传组织造成的，但如果没有后天的抚育，作为超我的先驱的父母的影响，用禁令和惩罚对自我活动加以约束，鼓励或强迫压抑的机构等这一类额外帮助，实现这一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神经症的决定因素中包括有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野蛮人很容易保证健康，文明人则不容易。所以，一个不受禁止的、有力量的自我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这种要求是与文明敌对的。由于家庭的抚育代表着文明的要求，我们务必牢记人类种族的生物特性——儿童依存性的漫长时期——在神经症病因方面的巨大作用。
至于另一个特殊的本能因素，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有趣的分歧。从理论上讲，可以假设任何种本能都可以产生同一压抑和相应的结果。但是观察表明，就我们的判断而言，具有病理作用的刺激总是源于性本能。神经症症状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不是对某种性冲动的代替满足，就是用以防止这一满足的手段。这些病症照例是两者的调和，而且符合潜意识中两个相反力量之间的运行法则。目前，我们理论中这一空白尚不能得到填补。我们的结论由于下列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了，即大多数的性生活冲动不是单纯的性爱性质，而是与破坏本能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毫无疑问，在生理上表现为性欲的本能在神经症的起因中起着绝对主导作用——至于是否是唯一的原因，尚有待于确定。同时，务必牢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其他的机能像性欲一样为人们激烈地和广泛地拒绝接受。理论必须依赖满足于下面揭示出来的深层联系的几点提示：首先，儿童早期，自我从本我分化出来，这也是早年性欲的旺盛时期，直到潜伏期才告结束；其次，这一短暂时期后来成为幼年健忘症的牺牲品很难是偶然发生的；最后，性生活中的生物变化（如上述提及的性机能的二相性、性兴奋的周期性的消失和女性月经与男性兴奋之间关系的转变），这些性欲的变革在动物向人类的进化中必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独立的数据有待未来的科学把它们结合成一种新的见解。此地的空隙不是心理学的，而是生物学的。也许可以说，自我组织中的弱点似乎在于它对性机能的态度，好像自我保存和种族保存之间的生物学的对立得到了心理上的表述。
精神分析的经验使我们深信这种说法，即儿童是成人的心理之父。出生后第一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这一时期是否有可以描绘为主要经验的某些事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并非适用于一切儿童的某些影响，虽说也够普遍的了，如大人对孩子的性辱骂，来自稍大的其他儿童的诱惑，以及我们没料到的，儿童亲身耳闻目睹大人（父母）的性行为。在此时，大部分人总认为孩子们不感兴趣或不理解这一现象，或以后不会再记起来了。不难确定这种经验唤起了孩子的敏感性，并驱使孩子形成以后难以改变的释放性冲动的习惯到达何种程度。由于这些印象不是立即就是事后在记忆中受到压抑，所以，这些印象构成了神经症强迫行为的决定因素，从而使自我以后不能控制性的机能，而且很可能永远失去机能的控制。如果发生后一种反应，就会导致神经症。如果不失去控制力，各种性反常也会发展起来，或者，性机能将会成为完全不可控制的。这种机能不仅对繁衍后代极为重要，而且对整个生活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尽管这一类情况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兴趣却更集中于每一儿童注定要经过的一种情境的影响。这一情境是由于儿童由别人主要是父母抚养的较长时期这一因素而产生。我想到了俄狄浦斯情结，之所以这样称呼，是由于其实质是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身上发现的，一位伟大的戏剧家将这一神话在戏剧中保存下来。俄狄浦斯这位希腊英雄杀父娶母是无辜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偏离了我们容易理解的精神分析事实。我们认为，这个杀父娶母的分析事实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我们必须分别描述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发展，因为现在首次在性别方面发现了心理表现的差异。我们在此遇见了性的两重性的生物事实之谜：它是我们要理解的一个最后的事实，不能用追溯到其他事实的任何企图加以解释。这是一个纯生物学的问题，精神分析对此无法阐述。在心理生活中，我们只是发现了这个巨大对立面的反映，但对以下的长期悬而未决的事实却难以做出解释：每一个体都不限于单一性别的反应模式，而是多少为异性的反应模式留有余地。正如男性和女性的器官得到充分发展，但常常有异性遗留下来的萎缩的无用器官的痕迹。我们在区别男女的心理差别时，用的只是显而易见的一种不适当的经验和传统的提法：我们把强壮的、主动的称为男性特点，把软弱的和被动的称为女性特点。而这种心理的双性化事实引起我们研究上的困惑，以致很难加以描述。
婴儿的第一个情欲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乳房。爱起源于对得到满足的营养需要的依附。毫无疑问，婴儿最初不能区分母亲的乳房和自己的身体。当母亲的乳房必须与身体分开而转移到“外部”时，由于婴儿常常发现乳房不在，于是把一部分原始自恋的力比多贯注当作了一个“对象”。
这第一个对象后来变成了儿童的母亲这一完整的人，母亲不仅哺育婴儿，而且照料婴儿，因而在婴儿心中引起了其他一些愉快或不愉快的生理感觉。由于母亲对婴儿的身体的照料，她变成了婴儿的第一个诱惑者。在这两种关系中，为儿童扎下了这样的根，即母亲的独特的无可比拟的重要性为孩子的整个一生建立了不可更改的第一个也是最强烈的爱的对象，并成为孩子以后一切两性爱情关系的原型。这种种系发生的基础远远超过个人的偶然经验，所以，是母亲亲自哺乳或是用奶瓶哺乳而从未享受母亲的爱抚，这种差异已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这两种情形下，婴儿的发展都遵循着同一道路，也许在第二种情形中，婴儿以后的生长渴望还更强烈些。因为无论母亲哺乳期有多长，在断奶后，孩子总感到母亲的哺乳太短太少了。
这个前言并不多余，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强烈性的认识。当男孩（从2～3岁开始）进入力比多发展的阳具欲期时，他对性器官开始产生情感，而且学会用手使其兴奋。他成为母亲的爱恋者，他开始通过对性生活的直觉或猜测而渴望占有母亲，他通过炫耀男性器官引以为荣地去引诱母亲。总之，他那早期觉醒的男性化使他追求取代父亲的地位而占有母亲。男孩一直把父亲视为情敌，嫉妒父亲的健壮体魄和他的衣着所标志的权威。父亲现在成为妨碍男孩的敌手，甚至男孩想去之而后快。如果父亲不在，男孩就能与母亲同睡一床，而父亲一回家，他就得重新离开。父亲不在场他就感到满足，父亲出现他就感到失望，这已成为男孩深深感受的经验。
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古希腊神话已经将它从儿童的幻想世界转译成假托的现实。在我们的文明条件下，俄狄浦斯情结注定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母亲非常明白男孩的性兴奋与自己有关。母亲迟早认识到放任自流是不对的。母亲认为自己禁止男孩摆弄性器官是正确的。然而，她的禁止并没有效，至多能改变孩子获得满足的一些方式。
母亲终于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她威胁孩子，要割掉他满不在乎向她展示的性器官。通常为了使威胁更可怕可信，她扬言要让父亲来动手，她说要去告诉父亲，父亲会来阉割他的生殖器。令人奇怪的是，这种威胁只有当另一个条件或先或后得到实现时才发生效果。就事情本身而言，孩子并不相信阉割真会发生。但是，如果在威胁时，他能回忆女性的生殖器或威胁后不久他看到女性生殖器——女孩身上竟真正缺少这一有价值的部分，他就开始认真对待听到的威胁一事。于是他在阉割情结的影响下，体验到了童年生活的最大创伤。[287]
阉割威胁的效果是多重的和不可估量的。它们影响着孩子与父母的整个关系，并且影响儿童以后与男女的一般关系。儿童的男子气概是经受不住这最初的打击的。为了保存性器官，他不再敢占有母亲，他的性生活永远为禁令所阻止。如果他身上存在着我们所说的强烈的女性成分，其力量就会因男性气概的屈从而增强。他对父亲也对母亲一样采取了被动的态度。阉割威胁确使他杜绝了手淫。但并没有使他放弃想象中的手淫活动。相反，因为这些现象是唯一满足性欲的方式，他比以往更加沉溺于其中。在幻想中，尽管他仍然继续以父亲自居，但同时或更以母亲自居。早期手淫幻想的这些派生物以及矫正结果，对后来自我以及性格的形成起着极大的作用。除了增强了他的女性倾向外，对父亲的害怕和憎恨也变得十分强烈了。男孩的男性气概退缩了，似乎转为对父亲的鄙视态度，这一态度将在人类社会中以一种强制的形式支配着他的行为。对母亲的性固着常常以对她的极度依赖的形式保留下来，持续而为一种对女性的依附。他既不敢冒险去爱母亲，也不敢让母亲爱自己，因为这样做，母亲就会把自己出卖给父亲而送去阉割。对于这种具有来龙去脉的整个经验，我们只对其一部分进行了有选择的描述。这种经验受到强有力的压抑，由于潜意识本我的法则可能在起作用，此时一切活跃着的相互斗争的情绪冲动和蠢蠢欲动的反应都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准备在青春期后搅乱自我的后期发展。当性成熟的生理过程把新生活重新注入童年已被克服了的原有的力比多固着时，性生活将会受到抑制，并因缺乏同性而分裂为相互冲突的冲动。
当然，阉割威胁对男孩萌发的性欲的影响并不总是具有可怕结果，最终的影响依赖所遭受的损失和所回避的量的关系而定。可以看作童年期的中心经验，幼时的最大问题和长大后不适的主要源泉的这一整个事件，后来被完全遗忘了。所以，在精神分析工作中，在成人身上重建这些经验时，成人是极不相信的。的确，人们对这些经验十分反感，以致对这个犯禁的主题保持沉默，那些最明显的暗示也由于不理解而被忽略了。例如，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反对的意见，认为俄狄浦斯王传说与精神分析的解释事实上没有任何联系，二者截然不同，因为俄狄浦斯王并不知道自己杀的是父亲，娶的是母亲。在此所忽略的是，如果是在对材料进行诗化处理时做出的尝试，那么这种歪曲就是不可避免的，以及并没有加上更多的新异材料，而只是巧妙运用了主题所提供的因素。否认俄狄浦斯情结是潜意识状态的合理表达，对成人来说，整个经验都开始于此。使英雄无罪或应该使英雄无罪的神谕强制力，是对命运的必然性的认识，这宣告了每个儿子都要经历俄狄浦斯情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再次得到印证的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即另一个戏剧性英雄之谜，按照俄狄浦斯情结多么容易就能够得到解答。因为王子遭遇的不幸超出了对别人的处罚，这与他自己的俄狄浦斯愿望相吻合——因此，文学世界通常缺乏理解，表明了人类准备要牢牢掌握幼年的压抑。[288]
然而，在精神分析诞生的一个多世纪前，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iderot）就通过表达原始世界与文明世界之间的不同，见证了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性。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幼小的未开化的人就剩下他自己，保留了他所有的愚昧，以及幼小儿童的贫弱理智加上30岁男人的狂热，那他就会勒死他的父亲，投怀他的母亲。我敢说，如果精神分析夸耀受压抑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唯一的发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对人类做出了宝贵的新贡献。
小女孩的阉割情结效果则较为一贯，但同样深刻。当然，女孩不必害怕失去阴茎，但她一定会想到自己为什么没有。她一开始就嫉妒男孩生有阴茎，她的整个心理发展可以说是在这种嫉妒阴茎的气氛下发生的。她开始徒劳地像男孩那样去做，后来她成功地做出了补偿自己缺陷的努力，最终导致形成了正常的女性态度。如果在阳具欲期，她想象男孩凭借手淫获得愉快，她往往不能获得充分的满足，从而把阴茎不发育带来的自卑感扩及于整个自我。通常她很快放弃了手淫，因为她不愿联想到兄弟和男伴的优越性，而且完全放弃了性欲。
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小女孩具有坚持要变成男孩的最初愿望，她最终将表现为同性恋，否则就在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男子特性，如选择男子的职业等。女孩嫉妒的另一表现是放弃所爱的母亲，作为女儿，在阴茎嫉妒的影响下，她不能原谅自己的母亲，因为是母亲把她带到世界上来而缺少阴茎。由于对这件事的不满，她不再爱她的母亲，而用其他人（她的父亲）来代替母亲作为爱的对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爱的对象，最明显的反应是认同于这一对象，通过认同作用从内部取代这一对象。现在认同机制帮助了小女孩。以母亲认同取代对母亲的依附。像在游戏中表现的那样：小女孩把自己置身于母亲的位置，她试图用父亲取代母亲，开始憎恨从前所爱的母亲。这出于两个动机而使她嫉妒和使她因缺少阳具而感到耻辱。她与父亲的新关系是能满足于控制她的阳具的愿望，但由此最终导致了另一愿望，即要与父亲生一个婴儿作为礼物。因此，怀有婴儿的愿望取代了具有阳具的愿望，或者无论如何与这个愿望分裂开来。
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的关系在男女之间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对立的形式。在男孩身上，正如我们所见，阉割威胁使俄狄浦斯情结趋于消失。而在女孩身上我们发现了相反的情况，正是缺少阳具，才迫使她们陷入俄狄浦斯情结。如果她保持着女性的俄狄浦斯态度（通常用“爱列屈拉情结”表示），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她将按照父亲的特点选择未来的丈夫，并准备承认他的权威。如果她能把对器官的爱推而及于器官的所有者，如同早年从对母亲乳房的爱扩及母亲本人那样，那么，她那不可遏止的占有阳具的渴望将可获得满足了。
如果人们问精神分析者，在他的病人的精神结构中，什么是他的经验的影响最难以触及的。
回答将是：女人的企求阳具的愿望和男子的对自己性别的女性态度，当然这一态度的前提将会是阳具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