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名著

许地山译，《孟加拉民间故事》是印度作家戴博诃利的经典作品，于1833年首次出版，百年来译为多种文字，影响深远，享誉世界。 许地山是民国时期公认的最有灵性的作家，他对《孟加拉民间故事》的翻译，被季羡林评价为“对印度文学传入中国有开创之功”。

杜威将康德的以自我为中心代之以自我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为中心时,他赋予这种相互作用以极为广泛的含义。他认为除了主客、心物等的相互作用外,人的全部生命、生活、行动都包含着不同的两个方面,它们的意义就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相互作用都具有实践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由自我中心论到相互作用中心论的转向实际上就是由主体性形而上学到实践的转向。这可以称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漂流船》（Three Men in a Boat） 写于1889年，曾入选“史上最幽默的五十部文学作品”，一百多年以来经久不衰。三个平凡而又颇为自得的年轻人带着一条欺软怕硬的捣蛋狗，意气风发地离开伦敦，前去泰晤士河泛舟。第一天就起床失败的他们，最终能不能潇洒凯旋？ 在他们荒诞有趣的旅行经历与回忆中，泰晤士河畔风情与19世纪英国社会气象如画卷一般徐徐展开。英式幽默的代表作家杰罗姆行文挥洒自如，引人发笑，也引人深思。

《经验的重构：杜威教育学与心理学》是在《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的基础上完成的。杜威对教育的影响既是全球性的，也是非比寻常的。杜威在教育方面的著作甚丰，但他早期的杰作之一无疑是《我的教育信条》（1897），从本篇开始，他的教育思想在《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民主与教育》（1915）以及《经验与教育》（1938）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论述。

本卷收录的是杜威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约翰•；杜威尝试打通理论和实践、科学和信仰、民主和自由的隔阂，认为除了民主生活，现代人找不到另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生活。杜威关注人的当下实践及其后果，用民主政治观取代独断政治观，提升人们对现代民主生活的整体期望。杜威认为，哲学、科学和民主相融。他的实用主义政治和法哲学，既是对现代民主观念的合理论证，也是对它的真实描述。

该作是专为熟悉和热爱小说艺术的行家和读者所写的备忘录，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雄辩的文学辩护书，也是留给本世纪读者的最好礼物。卡尔维诺从三个方位写这本书：作家、读者、批评家。就其观点的成熟度而言，他这时已来到生命的最后期。作为作家他有特别的阅读需要，作为读者他有极大的好奇心和胃口，作为批评家他有独特的眼光和行文。三者结合起来使他写出这本高密度的小书：几万字即能纵横古今世界文学，梳理一条条线索， 把不同倾向不同风格的作家一串串连接起来，使我们在文学的迷宫中豁然开朗，眼前一亮。 这本小书不是具体谈论某位作家某些作品，而是谈论不同作家的共通点和差异性。这些作家和作品都成了卡尔维诺阐述他的论点的例子，而他的论点又都是长年累月阅读这些作家和作品之后形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似乎综合了卡尔维诺自己在书中推崇的各个特色：既轻快又准确，既形象又繁复。

《批评之批评：杜威价值论与伦理学》收录著名思想家杜威的代表性作品，主要包括他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价值论、政治学、宗教和美学等方面的经典著述，由国内研究杜威的知名学者选编作序，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可以便捷而全面地了解杜威思想的渠道。

《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是杜威在中国访问的两年间，写下大量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文章，描述了当时发生的大量的中国现象、事件、运动，夹杂着他的理解、评论、对策建议。据不完全统计，《杜威全集》一共收录中国论述文章53篇，包括时论、论文、游记、书评、对来信的答复、解密报告等。编入本选集的文章不限于《杜威全集》的53篇作品，还包括杜威夫妇所写的部分家信和在中国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演讲。这些文章、书信和演讲的主题相对集中，都与当时中国的外交、内政、思想文化、教育等话题相关。

英国前首相全景式历史巨著, 解密二战鲜为人知的内幕，洞彻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 本书忠实地记录了二战后期，在结束意大利战事之后，各盟国之间审时度势、密切配合，精心拟定了向纳粹德国展开总攻的最终战略。从德黑兰到罗马，各盟国首脑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紧凑而富有成效的会晤，推动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也大致确定了战后世界版图的划分。与此同时，在南斯拉夫、希腊及缅甸等地，战争仍然在艰难地继续，然而，胜利的曙光已经初现天际。

《辩证法导论》在阿多诺1958年的课程基础上编辑而成，它标志着阿多诺首次正面思考和探讨辩证法这个主题。在本书中，阿多诺以自由和即兴的风格澄清了辩证思维的中心议题，例如“概念的运动”“规定了的否定” 和“辩证矛盾”等的意义。这门课程的思想内容虽与《否定的辩证法》相近，但它并不预设任何哲学传统知识，而且其讲课风格较易被读者接受，可以作为《否定的辩证法》的预备性读本。在这本著作中，不仅辩证法的核心人物如黑格尔、马克思等哲学家的文本得到了细致的分析，而且阿多诺还勾勒出辩证法与本体论、实证主义等思潮对立的立场，并将批判特别指向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分裂和痛苦。本书可被视为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最初起点。

本书收录了C.S.路易斯就古今之争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有条主线，即古今之争或古今之别。路易斯针对现代性中的问题提出，不懂古今之争，反思现代性只能流于以近期新流行的“后现代”思潮反“现代”这一粗俗模式，并对之予以伦理性批判。书中所选文稿，包含无数精彩论断。无论是对生命图景的比喻性描绘，还是对日常生活难题的独到观察，都饶有趣味而发人深省，甚至直击人心；路易斯对“古今之争”的见解，也无疑有利于治疗我们的“时代势利病”。

《尼采的沉重之思》基于施特劳斯1967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尼采讲座的授课记录稿，由杜兰大学哲学教授维克利编辑整理而成。施特劳斯一生共三次讲授尼采，本稿是第二次讲授，讨论了《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与《道德的谱系》三个文本。 施特劳斯的这次讲课主题是尼采对自然问题和真理问题的思考，以及尼采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努力如何使得尼采思想矛盾重重。施特劳斯讨论这个问题的意图是思考哲学是否可能这个大问题。尼采的困境在于，试图在历史意识的基础上，重新找回自然，并为自然祝福。施特劳斯的讲述细致入微地呈现了尼采所思的沉重性，并告诫听众，尼采的思考至今仍有重大意义。中文版根据图书内容和主题重拟了标题，即《尼采的沉重之思》。 此外，施特劳斯于1962年专门讲授过《善恶的彼岸》，但仅留存下来两讲，附于《尼采的沉重之思》书末。

1761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六个人乘船离开了哥本哈根。一个植物学家，一个语言学家，一个天文学家，一个医生，一个艺术家，还有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侍仆，组成了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更不彼此信任的小团体。他们属于那个既是启蒙也伴随殖民的时代，属于这期间涌现的大批远征考察队中的一支，且是第一次涉足鲜为当时欧洲人所知的“角落”，但他们与大英帝国和法国无关，而萌发于一块弹丸之地——丹麦。这支远征队的目的地是也门，即阿拉伯菲利克斯——传闻中的“阿拉伯福地”，也是《圣经》中的圣地。因着性情、专业、阶级、民族等差异，探险队在种种纷争中一路前行，抵达了土耳其和埃及，之后便消失在严酷的沙漠中。距出发将近7年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历经险阻回到丹麦，却发现这场远征早已被故国抛诸脑后，他们在远征途中寄回的学术成果也已几乎无人问津。这些成果都颇具首创性，本可更快推动学术发展，但彼时彼地，新的政治格局、新的经济与文化气象正在形成……

该书是弗兰克·梯利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编写的教材，初版于1914年，全书分为希腊哲学、中古哲学、近代哲学三部分，从古希腊哲学写到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对每个时期的哲学观点、哲学流派的介绍全面而客观。

《快乐的科学》是尼采中期的代表作，编者甚至认为它在尼采哲学中具有“中心地位”，主要是因为它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该书主体部分由五部箴言/格言组成，共有383节；开头部分是德语韵律短诗，标题取自诗人歌德的同名小歌剧《戏谑、诡计与复仇》；结尾部分（附录）则是尼采作于西西里岛的一组诗，立题为“自由鸟王子之歌”。从这本书开始，尼采作为哲学家越来越走向孤独，越来越偏离严格学术的方法理想。尼采此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箴言体哲学写作风格，它超越科学和艺术，又将两者合一，构成一种“快乐的科学”。《快乐的科学》被视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先声，也是尼采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尼采的一生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它也是尼采采用哲学的叙述方式最成功的尝试。身为哲学家的尼采与科学对立，又以哲学家的身份抗拒艺术，同时也抗拒哲学家的语言。尼采处在艺术和科学的彼岸，为这个主题倾注了持续不断的热情，这部作品正是这种热情的成果。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类精神中关于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尼采并不是要压抑和抑制科学和艺术，而是将二者置于一个美化的领域使之共存。

玛丽·麦卡锡是一位重要女性主义作家，作为她最著名的一部小说，《她们》开启了女性自我解放主题讨论的先河。 《她们》出版于1963年，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八个20余岁的女孩从美国著名女校瓦萨学院毕业后的人生轨迹。 她们名校毕业，心中满怀理想，她们不甘做没有自己姓名的家庭主妇，努力工作养活自己。但当她们与现实生活遭遇时，虽有惊喜，更多的却是种种问题。 虽然时代变迁，但每一代的女性其实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婚前性行为、不靠谱的男人、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人生的控制权其实并不在她们自己手里。她们本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但最后却发现，她们始终要接受自己作为第二性的角色。

本书是怀特海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怀特海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自我发展之路，反对灌输生硬的知识和没有火花的思想。他主张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技术教育与科学、文学教育有机结合发展；强调古典文化在提升学生思维能力中的重要性；揭示了智力发展的规律，以使家长和老师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节奏，安排课程，提升学生的学习力。

本书是由霍夫施塔特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首次出版于1944年，1955年出版修订本。在这本书中，霍夫施塔特回顾了达尔文主义对美国社会思想家的影响。达尔文主义本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学说，但在社会思想家笔下，它变成一种工具、一种修辞，为不同观点服务。从个人在社会中的竞争，到种族（国家）在世界政治军事中的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构成了近代美国的思想底色。从达尔文、斯宾塞、萨姆纳，到沃德、杜威，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在霍夫施塔特搭建的舞台上来来去去，读者也能从诙谐的语言中收获阅读的乐趣。

《思维的本质》是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的代表作，胡适终生佩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陶行知深受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点的影响。杜威认为教育必须以反省思维为目的。杜威在书中运用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案例，详细阐述了我们进行思考时的不同过程。 《思维的本质》共三大篇，第一篇是关于思维训练的问题，主要说明什么是思维、反省思维的必要性、固有的知能与思维训练、学校的情境与思维训练。 第二篇加入逻辑的考量，进行完整反省思维行为的分析、系统性的推论与试证以及阐释了判断在思维中的地位等。 第三篇则是关于思维的训练，包括活动与思维训练、语言文字与思维训练、思维训练中的观察与知识、教课与思维训练等。

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是拉丁美洲文学现代化发展中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不仅在拉丁美洲影响巨大，而且对于整个西班牙语诗歌的革新和进步，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他所代表的现代派的文学创作，也是西班牙语诗歌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是研究拉美文学整体成就必不可少的杰出人物。本书收录达里奥代表作《蓝》、《世俗的的圣歌》以及《最初的旋律》、《蒺藜》、《秋声》等。

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是拉丁美洲文学现代化发展中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不仅在拉丁美洲影响巨大，而且对于整个西班牙语诗歌的革新和进步，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他所代表的现代派的文学创作，也是西班牙语诗歌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是研究拉美文学整体成就必不可少的杰出人物。本书收录达里奥1905年出版的诗集《生命与希望之歌》，这是他最杰出的诗集，也是他从逃避主义向新世界主义转化的标志。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取材于中国元代李行道杂剧《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的灰阑断子的故事。情节移到封建时代的格鲁吉亚,而且用“戏中戏”的手法把这个古老的传说镶嵌在当代苏联社会主义生活的“框架”里。剧前的楔子写苏德战争刚刚结束,高加索两个集体农庄为一个山谷的归属而发生争执。民间歌手演唱了“从中国来的”故事《灰阑记》。说的是古时候的格鲁吉亚,贵族叛乱,推翻了大公,杀死了总督。总督夫人仓猝出逃,竟忘记了尚在襁褓中的独生子。叛乱分子杀死总督后还要斩草除根,四处寻找这个孩子。总督府厨房女仆格鲁雪发现大难临头的孩子,决定搭救他,带他逃出总督府。这个贫苦的姑娘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孩子冒充自己的亲生子,忍饥受辱,抚养他。战乱平息以后,总督夫人找到孩子的下落,要求格鲁雪归还给她。格鲁雪拒绝,被告到官府。一个乡村小文书在战乱中偶然当了法官,令人用石灰在地上画个圈子,把孩子圈起来,让两个争子的妇女同时往出拉。总督夫人虽是孩子的生身母,但并不爱他。她要孩子,因为孩子是总督遗产的唯一继承人。她爱财重于爱子,因此不顾孩子死活,拼命把他拉到自己一边。而格鲁雪为了孩子茹苦含辛,历尽艰险,真正疼爱孩子,怕伤害他而不肯使劲拉。明察秋毫的法官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因此把孩子判给了格鲁雪。民间歌手最后唱道: 一切归善于对待的,比如说,孩子归慈爱的母亲,为了成材成器, 车辆归好车夫,开起来顺利,山谷归灌溉人,好让它开花结果。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剧作。写于1938—1940年,1943年在苏黎世第一次上演。剧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四川。三个神祗来到人间寻找真正的好人。他们四处奔波,结果一个也没有找到。自私冷酷的市民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宿。只有妓女沈黛乐意留他们在自己家里过夜。第二天,三个神祗给她一笔钱作为酬谢。沈黛用这笔钱买下一家小烟铺。消息传开,镇上的亲属、债主、乞丐等寄生者蜂拥而来。为了保护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她扮成冷酷无情的表兄隋大,把这些寄生者赶了出去。沈黛与一个失业的飞行员杨孙邂逅相遇,她爱上了他,并打算与他结婚。但杨孙看上的只是她的钱财,沈黛最后还是失去了他,隋大重新出现。据说沈黛外出,由他来经营烟厂。沈黛迟迟不归,引起人们的怀疑。隋大被指控谋杀了沈黛。神祗审案,结果发现隋大就是乔装了的沈黛。此剧是布莱希特“史诗剧”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表现沈黛的悲剧性命运,深刻地揭露了沈黛在其中生活的那个世界的丑恶和非人性。在这样的人世间。真正的好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沈黛为了养活自己和未出生的孩子,被迫戴上一副冷酷、贪婪的假面具。剧作家在此向我们证明,人要在一个非人的世界中真正成其为人,就必须首先改变这个非人的世界。艺术上,本剧在情节结构、人物处理、视觉和听觉技巧方面也体现了“史诗剧”的特点。剧中长景和短景交替出现; 长景用来叙事,短景对事件加以评论; 长景被剧中的歌和演员与观众的直接对话间隔成片断,人物突出其社会性和观念性等等,这些艺术手段的运用意在实现剧作家的“间离效果”,启发和强迫观众对剧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剧作。写于1939年,1941年第一次上演。大胆妈妈原来是17世纪德国作家格里美尔豪森的流浪汉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布莱希特在剧中仅仅借用了这个人物的名字。安娜·费尔琳是一个随军女商贩,绰号“大胆妈妈”。她把自己的命运同战争联系在一起,靠在战争中做小买卖为生。她曾先后嫁过几个不同国籍的丈夫,身边有三个孩子: 儿子埃里夫、施伐兹卡斯以及被士兵击伤后变成哑巴的女儿卡特琳。小儿子施伐兹卡斯后来成为瑞典军队中的一名出纳员。一次,大胆妈妈一家被俘,她的女儿和篷车虽然被救了出来,但她的小儿子因提着装有二百块金币的钱箱无处躲藏,不得不把它扔到河里,被一个上士发现,随即被处决。大儿子埃里夫一时成为军队里的英雄,但因为在战乱中抢劫和杀死一个妇女而被处死。她的女儿卡特琳则因向哈勒城击鼓鸣报军情而被士兵枪杀。大胆妈妈在失去三个孩子之后,孤身一人拉着篷车,继续跟着军队,靠战争为生。布莱希特坚持认为大胆妈妈是个消极人物,她唯利是图,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骨肉。在剧中,布莱希特写出了大胆妈妈的愚昧、麻木和不觉悟,以期观众对这个人物产生理性的否定认识。然而,这部戏剧的演出效果可能出乎作者的预料,因为观众谁都会为她的悲剧性命运所感动,从而对她产生同情。从这一点来看,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也决不是完全排斥情感共鸣的。

德国作家布莱希特的代表剧作之一。17世纪上半叶,意大利46岁的数学教授伽利略用荷兰人发明的望远镜发现了天空上的许多现象,证实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正确的。为了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伽利略来到了佛罗伦萨,当了佛罗伦萨大公爵的宫廷数学家。然而在佛罗伦萨,伽利略的重大发现却受到宫廷学者们的怀疑和嘲讽。伽利略只得带着他的成果到了罗马。1616年他的成果终于得到罗马教廷首席天文学家克拉维奥的承认。但是教廷害怕伽利略的发现传播开去会动摇封建宗教的统治,于是宣布哥白尼学说为天主教禁书,并不准伽利略继续研究。伽利略被迫沉默了8年。其间他先是和弟子们进行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新教皇终于登基了。新教皇是伽利略的朋友,同时也是位科学家,这使伽利略受到鼓舞,重新开始研究天文学。随后10年,伽利略的学说在人民中广为传播,不断深入人心,这使教廷感到了威胁。1633年宗教裁判所在罗马审讯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严刑的威逼之下,伽利略受不了肉体的痛苦,终于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但他仍被判处终身监禁,被软禁在佛罗伦萨近郊的一座房子里,只有他的女儿陪伴着他。若干年后,他的弟子安德列亚要到荷兰去从事科学研究,特意前来拜访昔日的老师,向他道别。伽利略在学生面前对自己过去的软弱表现进行了批判,并把自己偷偷写下的科学名著《对话录》交给了安德列亚。安德列亚带着老师的成果离开了空气窒息的意大利。布莱希特打破传统的“三一律”的戏剧形式,以17世纪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的事迹为基础,采用史诗剧的结构形式,塑造了伽利略这一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反映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愚昧的斗争。同时还提出了当代一个重要的问题:科学家在人类和文明进步面前对社会应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