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帝系，太祖传弟太宗，太宗传子真宗，真宗传子仁宗；仁宗无子，传侄英宗；英宗四子，都为高皇后所生，长子就是神宗。
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变法不错，错在王安石是个政治学家，不是政治家，识人的眼光、容人的度量都不够。而宋朝的人才，经过五朝的培养，特别是仁宗临御的四十年，深仁厚泽，能使岩壑之士，甘效驰驱，所以到神宗朝，云蒸霞蔚，盛极一时。这些大儒名臣，博雅君子，以孔孟为心，黄老为用，所向往的是四海无事、雍容论道的文景之治，反对任何可以引起天下骚动、百姓怨嗟的更张。他们不赞成汉武帝，自然也反对桑弘羊和王莽，而王安石的那一套理想，大部分是桑弘羊和王莽的办法的翻版，因而遭遇到严重的阻力。
于是王安石找一班人来推行新政，而也有一班人想借新政出头。这种政治上的结合，一开始就先把新政的理想放在一边，而将势与利的考虑放在第一位，动机龌龊，必然失败。如果王安石是个政治家，找不到第一流的人才来执行他的计划，宁愿搁置以待时；而他却不考虑利害后果，只想试验一下他的“理想”，在锐意开展的神宗的支持之下，以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姿态，一味蛮干，因此而开奔竞幸进之门，遂使小人道长，奸佞得志。神宗朝以前的奸臣，大致只有真宗朝的一个丁谓；神宗朝以后的北宋奸臣，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蔡京兄弟，几乎无一不是直接间接为王安石所援引。昔人论王安石“贤而愎”，则应往好人里面排，但无用的好人，闯出祸来，往往不可收拾，如王安石就是。
神宗英年而崩。元丰七年秋宴，神宗忽然一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脑溢血的征象。起初并不严重，到了第二年正月才发作，二月崩逝，得年三十八岁。在这段时间，对于皇位的继承，本来应该没有问题，但奸臣作祟，忽有异闻，蔡确与邢恕密谋，准备在神宗的两个弟弟，岐王或嘉王中挑一个继承大统，以成拥立之功。
宣仁高太后也知道，太子年幼，而宋朝又有“兄终弟及”的前例在，则必有人拥立两王，以求富贵。她虽为妇人，却具大见识，因为她是仁宗曹皇后的外甥女，从小养在宫内，一方面习闻前朝宫闱之间夺权争宠的秘辛，另一方面亲见仁宗处置军国大事仁厚英明的作为，所以有很好的政治修养。廷美、德昭的前车不远，伦常巨祸都起于杜太后的遗命，倘若岐王或嘉王接承大统，朝中将从此多事，因此在亲子与嫡孙之间，她摆脱了感情的牵惹，以理智抉择，决定立孙而不立子。
在神宗病势沉重时，宰相问疾。请立皇太子，并请太后代替皇帝听政，神宗同意。于是从三月初一起，宣仁太后便开始垂帘听政。在储位未定以前，岐、嘉两王，每天进宫问安，目的当然是想探问口风；等储位一定，宣仁太后随即告诫两王，无事不准入宫。同时派人秘密准备了一件孩子穿的“黄褙子”，等神宗驾崩，太子就穿了这件“黄褙子”，在柩前即位，是为哲宗。
当时哲宗十岁，宣仁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她对王安石的新政，深恶痛绝，除了新政本身的执行不善，形成苛扰以外，还有感情上的因素。明末张溥的一段话说得很好：
神宗在颍邸，特孝友好学，一即尊位，敬相求贤，励精三代。既倾心王安石，创行新法，彷徨民疾，惟恐不当。灵州永乐之役，临朝痛哭，寝食并废，竟忧悸疾崩。人君之不寿也，或以声色崩，或以逸游崩，或以饵金石、惑神怪崩，独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
元丰四年征西夏，在潞州大败，毛病出在宣仁太后的叔叔高遵裕忌功失律。神宗午夜得报，绕榻环行，彻夜不寐，从此得了怔忡——心脏病，以三十八岁而崩。如果不是王安石行新政，神宗虽向往汉武帝的武功，亦不敢轻言远征，如是就可不死。宣仁太后以痛悼爱子的心情，推原论始，益恶新政，因而一当政就以“中旨”命令停止京畿的战备工作，停造兵器，禁止苛敛，同时把好些喜欢生事的太监，驱逐出宫。
其时司马光罢相以后，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之久，接得神宗崩逝的哀诏，以元老身份奔国丧。他是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宣仁太后遣一名亲信宦官去问他，新天子即位，为政当以何者为先，司马光上了一道奏疏，认为当务之急，“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同时提出非常具体的建议，不问“有官无官之人”，知道朝政缺失、民间疾苦的，可以依据事实，“尽情极言”；自京城至地方，指定官员受理“实封”的诉状，不得阻挠，亦不得索取“副本”——这样做，是为了为上书者保守秘密，不受任何威胁。宣仁太后依言下诏后，陈诉新政缺点以及执行新政者种种不法情事的“实封状”，纷至沓来。执政的当道，颇为不安，想设法隔断民意，但没有成功。
经过这一段民意测验的时期，重臣司马光、吕公著相继拜相。看样子大政方针要修改了，于是新政派提倡一种论调，引“三年无改于父子之道谓之孝”的说法，认为新君嗣位，不宜遽改先帝之法。司马光提出反驳意见：“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若救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这段反驳，最有力的一句话是“以母改子”，一下把新政派的嘴封住了，浮议也就逐渐平息。
于是先罢兵农合一的保甲法，继罢为了平均田赋的方田法，再罢与民争利的市易法，又罢为官养马的保马法。这些方法可取而执行至为不善的苛政一去，民心大悦。于是第二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的闰二月，保守派奏准宣仁太后，开始驱逐新政派，第一个被逐的是“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担当宰相之任的蔡确。
蔡确外号“倒悬蛤蜊”，是刘贡父开玩笑替他取的。蛤蜊在那时又叫“壳菜”，颠倒过来便成为蔡确的谐音。此人以阴险出名。接着又一个以狠毒出名的章惇被逐，然后是吕惠卿被逐，他依附王安石起家，后又背叛王安石，是无耻小人之尤。
吕惠卿由宰相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诏旨出于苏东坡的手笔。那时的东坡，正处平生从政最得意的一段时期，官衔是“中书舍人”，这个职位相当于“行政院”秘书长，为宰相的幕僚长，同时他又“知制诰”，此为宋朝独有的制度，可以说是皇帝及宰相的发言人，而又有些像清期的军机大臣。
吕惠卿贬斥，由苏东坡“草制”，申明所以被贬的缘故，使天下咸闻其事。进用的“宣麻”，斥逐的“草制”，朝野视为其人品格功过的论定，所以极其重视。苏东坡秉笔直书：
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贪功，好兴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害民，率皆攘臂称首。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苗之窜。
这道制文一出，天下称快。在这一年中，“王安石、吕惠卿所建新法，刬革略尽”，而司马光感激驰驱，鞠躬尽瘁，亦在这年九月病殁。当他不分昼夜，躬亲庶务时，门下宾客都劝他节劳，引诸葛亮“食少事烦”的话为戒。司马光说死生有命，不听。病重的那几天，喃喃而言，都是国家大事。死后检得他生前写好的“遗表”，尽皆当世要务，不及于私。司马光的谋国之忠，自不可及，但亦由于宋神宗以前诸帝，待读书人都极厚，此是所谓“养士之报”。
之后三四年，老成凋谢，范镇、吕公著相继病殁，吕大防、范纯仁拜相。吕大防淳朴耿直，不植党羽；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博大宽厚，宣仁太后信之不疑，凡有引进，莫非正人。新政派屡次展开争夺政权的行动，但有苏辙等人的坚持正论，屹立不摇，所以宣仁太后当政的九年，被称为“元祐之治”，在历史上媲美于“文景”“贞观”“开元”之治。
哲宗即位时十岁，年龄渐长，有件大事要办，就是立后。这件大事由宣仁太后一手主持，先物色世家淑女一百多人入宫，由太皇太后及哲宗的嫡母向太后亲自挑选，挑中了马军都虞侯孟元之的孙女。孟氏比哲宗小一岁，养在宫中，教以女仪，到了元祐七年四月，哲宗十七岁时大婚。立后大典，十分隆重，宣仁太后特命礼官，参酌古礼，拟定“六礼仪制”，以宰相吕大防为“六礼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发册、奉迎，皆简大臣皇亲，充任专使。
哲宗在四月间册立皇后，大婚在一个月以后，选定的日期是五月十六。用此日为吉期，曾在宫内引起争议：宋朝的皇室，迷信道家，道家以五月十六为“天地合日”，钦天监的官员，认为皇帝与皇后好比一天一地，因而特选此日。但在民间，这一天夫妇应该分床，倘若违犯，有性命之忧，自然更没有选用这一天为婚期的。哲宗的生母朱太妃，相信这个禁忌，提出反对；哲宗自己也有些将信将疑。可是宣仁太后的看法不同，她认为这不过是民间的传说，并无根据，主张维持原议。结果，当然是以老太后的懿旨为意旨。
大婚以后，哲宗对皇后的感情，可以说是敬多于爱。孟后十分贤淑，而且位居中宫，应为六宫的表率，所以少年夫妇画眉调笑的闺房之乐，在哲宗是享受不到的。他原来就喜欢一个姓刘的婕妤，大概在十四岁时，就有了极深的感情，此时相形之下，越发觉得明艳慧黠冠后宫的刘婕妤可人意了。
这样过了一年多，宣仁太后一病不起。病中，宰相吕大防、范纯仁等人，到寝宫问疾。宣仁太后垂帘召见，特别叮嘱，说神宗生前，对于行新政，颇为失悔，这一点应该让哲宗知道。又说，她死后，一定有人会鼓动哲宗恢复新政，千万不可听从。同时又劝这批老臣告退，让年轻的皇帝自己用一班人。这是宣仁太后很了不起的地方，她已预见到没有她的主持于上，被罢黜的那批奸臣，一定会卷土重来，而这些年高德劭的老臣，会受他们的荼毒。同时，她也预料到她的孙子哲宗，会改变她所定下的制度政策。之后事实证明，果不其然！
宣仁太后崩于元祐八年九月。十月间，哲宗亲政，第一件事，就是把宣仁太后所斥逐出宫的十名内侍召回复职。群臣交章谏劝，哲宗采取表面敷衍的态度。“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范纯仁记起宣仁太后的话，上书请求辞职；苏东坡那时为“端明殿侍读学士”，也请求调补外官，出京的时候，竟不能见哲宗面辞。及至吕大防以“山陵使”出都去经营宣仁太后的陵寝，新政派的反扑行动，随即开始，由一个名叫杨畏的御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
于是哲宗召见杨畏，垂询当年的新政设施。这一番造膝密奏，改变了历史——北宋的文臣，书都读得很好，但保守派的那些老成君子，或则刚毅木讷，拙于言辞；或则谦退恬淡，不喜争论；或则心存厚道，不为已甚，因此与奸臣的争夺，极其吃力。相反，奸臣俟机反扑，往往如排山倒海之胜，因为他们有引经据典的学问，口若悬河的辩才，慷慨激昂的表情，才足以济其恶，极富于煽动力。王安石就是只见其才，不见其恶，才上了他们的当。不仅王安石，一时贤俊硕彦，也有误认其人的，如杨畏，就颇为吕大防和苏东坡的老弟苏子由所赏识，可是吕大防一出都门，杨畏就抽他的后腿。王安石所赏识提携的新政流，大多是这样的奸诈小人。
以哲宗的少不更事，遇到奸猾的杨畏的慷慨陈词，自然动了心，当时便问：“先朝故臣，有哪些可以召用的？”杨畏便开了一张名单，加上考语，复奏御前。那时蔡确已死，所以第一名是章惇，杨畏请求复召他为相，哲宗“嘉纳”，复拜章惇为资政殿学士。此外还有安焘、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都是宣仁太后垂帘时所斥逐的人。其时保守派的大臣，死的死，走的走，消极的消极，所以任令小人横行，反倒是第二级的官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如代东坡为中书舍人的姚勔就不肯草拟复召吕惠卿的敕旨。但是，这些反对力量，在新政派全面猛袭之下，实在微不足道。
元祐九年四月改元，年号定为“绍圣”，“圣”指神宗，“绍”者克绍箕裘，所以用“绍圣”这个年号，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哲宗亲政以后的意向，是要继续神宗的遗志，复行新政。
在此以前，考试进士，由李清臣拟“策问”题，大意是说，近年来尽改新政，而各方面未见进步，原因何在？显然，以天子的口气“策问”，作此措辞，是否定了宣仁的元祐之治，为复行新政铺路。因此苏辙上表谏劝，引用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民不堪命，几至大乱”，以及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的故事，说“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愤而以先帝为词，大势去矣！”哲宗览奏大怒，苏辙被贬，出任外官。不久，范纯仁不安于位，范镇的儿子范祖禹被新政派所中伤，元祐正人，一时殆尽，而蔡京、蔡卞兄弟进用，国事越发不可为了。
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奉命为“国史修撰”，这给了他一个篡改历史的好机会。正史的项目，一贯为“纪、传、表、志”四大部门。皇帝的传记称为纪，皇后、皇子以及臣下的传记称为传，这是正史中最重要的两部门。但在本朝，关于皇帝的记载，生前有“起居注”，崩后根据“起居注”修“实录”；易代以后取前朝实录加以简化便成为“纪”，因此，“实录”是论定某一个皇帝一生事迹功过最重要的根据。
《神宗实录》在元祐年间由范祖禹主修，“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先帝之圣”，这是修实录的规矩，先朝之失，一定要找个人来顶罪，而写此顶罪之人，有曲笔，有隐笔，保存真相于字里行间，以待后世史家去发掘。通常实录既经“钦定”，即成定本。为了某一种政治原因，加以部分的修改，容有其事，而拿整部实录推翻，从头再写，则是绝无仅有的事。
蔡卞就开了这样一个恶例。他上奏哲宗，说“先帝盛德大业，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实录所纪，类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哲宗允许了他的请求。
于是经过一番密议之后，由朝廷下旨自江宁府王防家取王安石的日记。王安石晚年退居江宁钟山，命他的侄子王防保管日记，临死以前，吩咐将他的日记烧掉。王防烧了别的书，把日记的原本保留了下来，此时奉旨进呈，蔡卞便根据所谓《荆公日录》来重写《神宗实录》。
据《邵氏闻见录》载，蔡卞“假日录减落事实，文致奸伪，上则侮薄神宗，下则诬毁旧臣，尽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按：元朝脱脱丞相修《宋史》，据宋国史改写而成，并且《宋史》伪杂谬误，也是史家所公认的，然则如今所传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的关系，恐亦还有细加考证的余地。
蔡卞对老丈人的“孝心”，实在可嘉。王安石后来被追封为“舒王”，配享文庙，位居“亚圣”孟子之上，与颜子相对，就是蔡卞一手促成的。王安石纵贤，何至能高于孟子？因此，当时不但士论大表不满，连民间亦为之齿冷。宋人笔记中有个挖苦蔡卞与王安石的笑话，颇为有趣。
这个故事是说内廷御宴，教坊的优伶演杂剧，剧中的角色一共六个人，孔子、孟子、颜回、王安石，还有孔子的大弟子即脾气刚强的子路和孔子的女婿公冶长。
一开始时，是孔子上坐；孟子、颜回、王安石侍立在旁。孔子吩咐弟子就座，王安石便谦让孟子。孟子不肯，他说：“我不过是个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在宋朝，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而王安石是“舒王”，王爵大于公爵，所以孟子这样谦让。
于是王安石又向颜回拱手，请他上坐。颜回也不肯，他说：“我是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相公是名世真儒，我怎么比得上？你太客气了。”
王安石一听这话居之不疑，就坐在侧位的首席。孔子这时不安于位了，要请王安石正坐。王安石十分惶恐，连称“不敢”，而孔子让之不已，拖拖拉拉，看样子孔子真个要逊位了。
这时在堂下的子路，愤愤不平，到里面把公冶长拉了出来。公冶长嗫嚅着问道：“我犯了什么错？”
“你！”子路指着他的老师和王安石说，“你老丈人在受窘，你怎么不去救他？你看看别人家的女婿！”这最后一句话，就是指王安石和蔡卞而言。
此是徽宗那一朝的话，我再回到哲宗绍圣年间来。绍圣三年九月，出了一件大事：孟后被废！事起于刘婕妤恃宠而骄，她与孟后朝拜悬挂历朝帝后画像的景灵宫，礼成休息，孟后就座，嫔御侍立，只有刘婕妤不愿，一个人背对孟后，立在帘子下面，孟后有个宫女叫陈迎儿，看不顺眼，大声嚷道：“走开！”刘婕妤依然不理，因此中宫的宫女，都为孟后不平。
到了冬至那天，后妃到隆祐宫去给向太后贺第。等待太后出临受贺时，皇后坐一张朱红金饰的交椅，刘婕妤也要，于是有人替她去换了一张，仪制与皇后相等。孟后的宫女越发气愤，悄悄商议了一下，决心要出刘婕妤的洋相。
“皇太后驾到！”外面一路传唱进来，后妃自然起立迎接——这是故意骗刘婕妤，等她一起身，陈迎儿她们随即把那张金交椅移开。等复坐时，刘婕妤摔了个大跟斗。受了这番捉弄，刘婕妤羞愤交加，连朝贺太后也顾不得了，哭着回到了自己宫里。
她自然要向皇帝哭诉，但哲宗并未能给她满意的安慰，因为皇后的宫女虽无礼，而刘婕妤实在是咎由自取，如果依法办理，陈迎儿等人固可问罪，她亦不能宽免大不敬的罪名。加以哲宗对孟后是完全谅解的，因而只劝他的宠妃息事宁人。
这一来使得刘婕妤越发感到委屈，哭泣不已。她宫里有个掌权的太监，名叫郝随，这时便半开导半劝慰地向她说：“你用不着这么气苦！只要为皇上早早生了儿子，怕坐不上那张金交椅？”这意思是说，刘婕妤如果生了儿子，便有被立为皇后的希望，那当然可以坐皇后专用的金交椅了。
孟后犹在，郝随何以敢说这话？其中有个阴谋，郝随已经受了章惇的笼络，并有了成议，准备设法废孟后。孟后一废，中宫缺位，刘婕妤当然是最有力的候补者。
章惇想废孟后，倒不是因为他与孟后有什么仇恨，而是牺牲她来打击宣仁太后。其时朝中的保守派，也就是辅佐宣仁太后臻“元祐之治”的那班功臣，死的死，贬的贬，少数留在朝中的也抱着君子明哲保身的态度，遇事沉默。章惇之流，本已可以为所欲为，但不行，因为还有宣仁太后那个偶像在那里，这个偶像打不倒，翻案文章便做不圆满。孟后为宣仁所立，当时大婚仪典，隆重异常，若能废掉孟后，自足以成为对宣仁太后生前的威信与身后的遗爱的沉重打击。
这样过了大约半年，孟后的女儿福庆公主病了。孟后的一个行六的姐姐懂得医道，孟后有一次病得很厉害，就是她姐姐为她治好的，因而常常出入宫禁。她看见小公主病了，便开了一张方子，抓了药来服，却不见效。那时郝随掌管御药房，其间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颇费猜疑。
投药不效，另请御医来诊治，也就没事了。坏在孟后的姐姐，热心过度，且又不识禁宫忌讳，取了民间道家治病的符水来给福庆公主用。宫女取呈孟后，她大惊失色，问明来源，便告诉她姐姐说：“六姐，你不明白宫里的规矩，与外面大不相同，这些东西是不能拿到宫里来的。”
于是孟后把她六姐送来的那道符，命宫女好好封存，等哲宗来看女儿的病，她把符取了出来，说明这件事的经过。
哲宗对孟后一向信任尊重，不认为这是一件什么很严重的事，他说：“此亦人之常情。”有这样开明的态度，孟后自然感到欣慰，就当着哲宗的面，把她姐姐送来的那道符一火而焚之。
事情应该是过去了，可是日夜窥伺，无时无刻不在找下手机会的郝随，对于孟后的谨慎胆小，过度紧张，却是别有会心。他在宫里散布谣言，说孟后得她的娘家人的支援，在施行魇法。
所谓“魇”者，是用左道旁门的妖术，置人于非命。相传的花样甚多，譬如泥水木匠盖房子，此家主人得罪了工匠，或者工匠为主人的仇家所教唆，在某一处砖瓦梁柱之下，放下纸马的魇物，则此人家将会遭到极其悲惨的命运。习闻的一种说法是，剪一纸人，将被魇者的“八字”写在上面，然后念咒，用针刺，到了相当时期，就可致被魇者于死。《红楼梦》中，赵姨娘与马道婆密议，算计凤姐与宝玉，搞的就是这套花样。在现代看，这是荒诞不经、不值一谈的事，但在千百年以前，特别是宋朝，上自宫廷，下至市井，几无不深信图谶、五行、星命、堪舆之说，所以郝随所散播的谣言，很快就发生了作用。
这话传到孟后及其左右亲信耳中，自然大起惊慌，得要设法解消。可是，舍正途不由——能像孟后当初那样坦诚解释符的由来，或许可以邀得哲宗的谅解，结果因方法错误，反弄成无私有弊，有口难辩了。
《宋史·孟后传》叙此事：“后即醮符于帝前。宫禁相传，魇魅之端作矣！未几后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法端与供奉官王坚，为后祷祠事闻。”这孟后的养母燕氏，应该是个女道士，“听宣夫人”当是她的封号，此时怎来一道一尼？要看宋人笔记，才知原委：
禁内帝后及两宫，各有尼并女冠各一人，选诸外内寺，年三十以上，能法事者，充随本殿内人居处。每早轮一尼一道于佛阁前，导上烧香，又导下殿烧天香，又导至殿门，候上视乃退。（《涧泉日记》）
这一尼一道，为皇后的侍从，魇法的谣言一出，正是她们该想办法的时候。尼道的办法，无非拜佛求神，所以有祷祠之举，而恰好授人口实。
这件事一发作，连哲宗也怀疑了，下令命掌管宫城禁卫的“皇城司”查办。于是郝随和章惇从中煽动指使，大捕孟后左右的太监宫女，几达三十人之多，用种种残酷的刑法拷问，断手折足，甚至割掉舌头，禁宫深处竟成人间地狱。
经过这一番惨无人道的压迫，章惇和郝随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真相”，当然是在孟后“主使”之下，“确有”魇魅情事。可是，皇城司并无司法上的审判权，为了在形式上有所交代，奏准派御史台的副长官“侍御史”董敦逸去录问罪犯。
董敦逸到了那里一看，吓坏了，因为所有被认为有罪的太监、宫女，都已被拷打得非复人形，奄奄一息。他秉笔迟疑，觉得无从录起。郝随便加以威胁，董敦逸很勉强地复录皇城司所取得的口供，复奏交差。
孟后既然“有罪”，当然不能再母仪天下，但哲宗认为孟后贤淑，心有不忍，而章惇却不断怂恿催促。立后与废后不算皇帝的家务，宰相有权过问，因此哲宗感到难以应付。就在他迟疑不决、左右为难的那几日，有人提起当年“天地合日”的大婚之期，说是倘不废后，必将夭死，哲宗一听这话，有危及性命之虞，说不得只好狠下心来，下诏废后。
废后的处置，有仁宗郭皇后的前例在。当时郭后被废，诏封为“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乐宫，以后又出居瑶华宫。孟后被废，照此办理，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赐法名“冲真”，妙年国母，一下成了女道士。
诏下之日，天气极坏，在董敦逸看，便是愁云惨雾。原来心中就不安，此时又见“天象示儆”，越发害怕，于是上奏说道：“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后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后也。”又说：“臣尝复录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哲宗看了这道奏章，颇为生气，要贬董敦逸的官。枢密使曾布表示反对，说本来因为皇城司无司法权，所以叫董敦逸去录问，现在为此事贬斥录问官，何以取信中外？哲宗想想这话不错，也就算了。
除孟后被废以外，三名主犯，各有不同的罪状：第一个是在中宫承办庶务的供奉官，太监王坚，他以家藏的一种名为“雷公式”的符箓，交付法端作法。又以来自南方的枫木，刻成木偶，藏在枣子下面，秘密携入宫内。如果想咒魇什么人，或者希望得到什么，向此木偶祷告，就可如愿以偿。
其次是尼姑法端，为刻制木偶的共犯，又教王坚搜求所谓“驴驹媚”“蛇雾”“叩头虫”等媚药，献进孟后，带到皇帝的寝殿——罪状只是如此。这些媚药，皇后是不是真的带到寝殿，曾否使用，发生了什么效用？因为牵涉帝后房帏间事，不便查问。其实，以孟后的身份、性格，不可能出此下策。
再一个是孟后的养母，女道士听宣夫人燕氏，她的罪状最多：第一，皇帝到孟后宫中时，燕氏画了一道符，符上是“欢喜”二字，烧符成灰，放在茶里面，进奉皇帝，但皇帝没有喝这一杯茶；第二，烧符和入水中，洒在皇帝的御路上，这样，皇帝就会常常到中宫来；第三，命王坚画了刘婕妤的像，用大钉钉在心上，希望刘婕妤得心病而死；第四，曾企图以生肺病，死在五月里的宫女的尸体，烧成灰放在刘婕妤的床上，希望她也生这种病而死；第五，从七家人的家中，取针各一，烧符成灰，一起放在刘妃宫中，作为咒魇。
这些鬼花样，统通没有发生效验。以现代的眼光看，不论有无其事，不见效验，理所当然，但在当时，就不免令人怀疑。对于王坚、法端、燕氏的处斩，以及陈迎儿的杖脊逐出，在民间引起了什么反应，无从考查，只知道孟后被废，获得了广大的同情，赢得了许多人的眼泪。
孟后出家，像仁宗郭后一样，迁居瑶华宫。这个道观在开封西北，金水河边，是个相当热闹的地方，小贩很多。那时开封卖食物的小贩，极讲究叫卖声，措辞要奇特新颖，能够引人注意。有个卖馓子的小贩，别出心裁，把担子歇下，不吆喝他所卖的是什么，只长叹一声：“唉，吃亏就吃亏了我噢！”意思是主顾都占了便宜，只有他亏了本。这话在别处说犹可，在瑶华宫前，听来就刺耳了。开封府当他成心捣乱，抓去一问，确无别情，打了一百板子，警告他不准再这样“太息大言”。但从此他在瑶华宫前的生意特别好，这可以视作间接同情孟后的一种表示。
由于孟后被废，章惇之流，气焰越发嚣张，元祐旧臣，包括苏东坡兄弟在内，几乎无不被贬，流放到当时被认为蛮瘴之地的岭南。七十老翁的吕大防、范纯仁等人，亦不能幸免。而章惇意犹未足，建议派人赴岭南，考察被贬诸臣的言行。哲宗知道他的用意，正色宣示：“我遵祖宗遗志，不杀大臣，不必有所举动。”这是绍圣年间，哲宗所做的唯一一件差强人意的事。
不但活着的保守派受章惇的荼毒，已死的他也不放过，司马光尤为章惇所切齿，嗾使他的党羽奏言：“司马光者倡为奸谋，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当时凶党，虽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惩责。”于是司马光被追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
又有一个蔡卞的党羽建议，要把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的原版毁掉。这部书是中国史学上的名著，嘉惠士林，贡献极大。为了救这部书，其时的正人君子还不敢公然表示反对，怕越是正面发言，越遭奸党之所忌，所以想出了这迂回侧击的办法。太常博士陈瓘正当考官，他引用神宗御制的“资治通鉴序”制成策问题，考试士子。策问题照例用皇帝发问的语气，既然皇帝都引用此书的内容，如何可以销毁禁止？这才算保全了司马光一生心血所寄的这部巨著。
这是绍圣三年到四年间的事，那时刘婕妤已进封为妃。她日夜想望的是正位中宫。皇天不负苦心人，下一年元符元年的冬天，刘妃怀了孕。她已有两个女儿，希望生一个儿子，果如所愿，元符二年七月生子。这也是哲宗好几年的希望，自然喜不可言，因而在这年九月，将刘妃立为皇后。
照常理说，刘妃为皇帝生了儿子，有功于社稷，册立为后，也不算过分，但孟后被废，出于刘妃争宠。而在仁宗朝也有类似的情事，仁宗所宠信的尚美人，也像刘妃那样，恃宠而骄，有一次当着仁宗的面，对郭皇后出言不逊。郭后大怒，伸手一掌，结果没有打着尚美人，却打在劝架的仁宗身上，她的长指甲，把仁宗的颈项间划出一条血痕。
仁宗震怒，废掉郭后，使其出居瑶华宫。但他的处置很公平，把尚美人也斥逐出宫，同样成了女道士。另外选聘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儿，立为皇后。
郭皇后出居瑶华宫后，仁宗余情未断，颇为想念，经常派人去看她，有所赏赐。贵为天子而有故剑之情，自不便明言，所以托之歌咏，每每填一首词给郭后看。郭后亦通翰墨，步韵和答，词意凄婉。仁宗感动之下，越发失悔，有一次秘密派人到瑶华宫，要复召郭后进宫。
郭后也是个心气高傲的人，她答复得好：“官家若再见召，须百官立班受册方可。”这时曹后已立，自然没有废曹后而重新册立郭后之理，仁宗想收覆水的心愿，到底不曾达成。
哲宗也仿佛那样，虽无复召孟后入宫之意，但对废后一事，负疚甚深，经常喃喃自语：“章惇坏我名节！”也是因为这个，自绍圣三年九月孟后被废到元符二年七月刘妃生子为止，这将近三年之间，一直未提立刘妃为后之事，直到诞下皇子，哲宗才下了决心，要把宠妾扶正。
诏令一下，有个叫邹浩的御史上疏谏阻，引用仁宗废郭后同时斥逐尚美人，以及立后不选于妃嫔，而另选于贵族淑媛的故事，说这是“示公”和“远嫌”，足为“天下万世法”。孟后的被废，亦由于刘妃争宠，其事相类，应遵祖宗成例办理。
这道奏疏，措辞颇为质直，哲宗虽变色动容，但并无责罪邹浩的意思。可是章惇怎能容得他如此，以“狂妄”的罪名，把邹浩停职充军。
刘妃立为皇后，是在九月间。这年有闰九月，大不幸之事发生了，生下来才三个月，取名为“茂”的皇子夭折！这一下，对哲宗是个致命的打击。
自宣仁太后崩逝，至此六年，这六年工夫中，哲宗种下了断送北宋的恶因。由于那时奸臣的把持，无所不至，所以宋国史中关于哲宗的记载，不尽不实，但蛛丝马迹，处处显示哲宗在以后的两三年，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内心异常痛苦。章惇坏他的“名节”，最严重的还不在废后，而是教唆他诬害祖母，背上了大不孝的罪名。
宣仁太后大公无私，有“女中尧舜”的美誉，但垂帘亲政的那段期间，可能管束哲宗极严，而且国家大事，丝毫不准哲宗干预，这对一个十七八岁，自以为已经成人，而渴望处处有所表现的少年来说，压抑过甚，会引起极深的反感。
反感激出反动，则凡有所为，不由理智，此与明神宗的对张居正情事相类。章惇、邢恕、蔡卞等人勾结郝随，蛊惑哲宗，诬害宣仁，所造的谣言是说宣仁太后曾经想废掉哲宗，司马光、吕大防等与宣仁太后的内侍陈衍都曾参与“密谋”。为了“证实”，把宣仁太后在日，管事的内侍张士良下狱，由蔡京审问，他把各种刑具陈设在堂下，公然威胁：“说有那么一回事，马上放你，否则就受刑！”
张士良不肯诬服，仰天大哭，说“太皇太后可诬，天地神祇不可欺”，自请处死。蔡京无计可施，便上了一奏折，诬赖陈衍“疏隔两宫”，大逆不道。哲宗不知道这话是真是假，颇感困惑。
于是章惇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拟了一道诏旨，深夜送进宫内，请哲宗认可颁发。
这道诏书之荒唐，空前绝后，是要哲宗废他的祖母宣仁太后为庶人。那时向太后已经归寝，听得这个消息，起身赶到哲宗那里，干预其事，哲宗便把诏书放在蜡烛火上烧掉了。郝随看到这情形，第二天悄悄告诉了章惇、蔡卞，他们另具一道疏状，面奏哲宗。哲宗大怒，将疏状扔在地上，责问这两个人：“你们是不是不要我进英宗的庙？”哲宗果真听了章惇、蔡卞的话，成为大悖人伦的罪人，非但不能进他祖父英宗的庙，后世的“历代皇帝庙”，也一定要把他的神主剔除。
对祖母的不孝，斥逐元祐正人，废掉贤淑的皇后，这三件事为哲宗以后所痛悔不安。他精神上唯一的慰藉是生了一个儿子，继统有人，可以告慰于社稷臣民，而这个儿子却不幸夭折，等于折断了他精神上的支柱。这样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元符三年的正月，哲宗抑郁成病——他生的什么病，史书不载，只知道病势一起便很沉重，到了第八天上，已入弥留状态，大赦天下，豁免田赋，这些都是为皇帝祈福的措施，但一无效果，下一天驾崩，得年二十四岁。
中国历史上最可惜、作孽作得最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个皇帝。哲宗的天资不坏，元祐之后，很可能成为一个太平天子，只以一念之误，受了奸臣的挟制，自己送命不说，还断送了北宋的天下。他不死，徽宗不立；徽宗不立，北宋不亡。
哲宗驾崩，向太后召集大臣，商量皇位的继承问题。向太后本人无子，所以她的选择，并无爱憎的定见。章惇很武断地主张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向太后认为都是庶子，不必如此区分。
于是章惇又说：“如以长幼而论，申王居长，当立。”申王眼睛有毛病，仪表上望之不似人君，向太后又不赞成。再轮下来，就该端王了，章惇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
这时曾巩的堂弟曾布说话了，他大声抢着对向太后说：“章惇未曾与臣商议。皇太后的圣论，极其得当。”一言而决，也算成了拥立之功。
端王是神宗的第十一子。宋朝的规矩，皇子称为“大王”，这位“十一大王”诚如章惇所说，秉性“轻佻”，完全是纨绔子弟的派头。他生在端午那天，有个十分古老的传说，五月初五生的人，不吉利。神宗为了破除这个忌讳，为他取名为“佶”，拆开来便是“吉人”二字。就此时来说，得承大统，自是吉人。这个相传为李后主转世的皇帝，便是徽宗。
新君即位，哲宗的刘后不能尊为太后，因为她是新君的嫂子，所以尊为“元符皇后”，表示她是在元符年间所立。徽宗作此尊称时，可能已想到他的另一位嫂子，在瑶华宫的“华阳教主”。到了五月间，由于太后的主张，孟后复位，尊称为“元祐皇后”，表示是在元祐年间所立。既复后位，自然不能再住道观，便迁还大内。
徽宗即位之初，颇有一番新气象，蔡卞、章惇，先后被罢免；司马光、文彦博等三十三人，追复原官。到了十一月商议明年改元的年号，为了调和元祐与绍圣的争执，徽宗采取中立的态度，自谓“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所以年号定为“建中靖国”，而实际上是邪正杂进。徽宗的“大公至正”，其实是一种乡愿态度。
徽宗年间，频频改定年号，由“建中靖国”，一改为“崇宁”，再改为“大观”，三改为“政和”。这时住在崇恩宫的刘后，由于徽宗颇加尊礼，因而干预朝局，且有“不谨”的传闻，徽宗便与宰相商议，想把她废掉。消息一传，郝随和她左右的那些人大起恐慌。
皇后与太子的立废，是国家头等大事，以一般情形来说，非犯了极重大的过失，不会被废，而皇后与太子的犯过失，又必因她或他左右的人未尽职责所致，所以在被废的同时，往往另索追究责任。如果是太子，则东宫的属官，乃至太子的“师傅”，被认为辅佐不善，会得到很重的处分。如果是皇后，则要察究过失的由来，处治她周围的内侍、宫女，如孟后被废，王坚等被诛，陈迎儿等被逐，就是现成的一个例子。
因此，刘后如果被废，则其“干预外事”与“不谨”两项过失，一定会根究经过，郝随自是首当其冲。事实上确是非经郝随的教唆和媒介，刘后也无法干预外事，这不是小过失，而况还有“不谨”的丑闻，所以一旦废刘后的诏令宣布，郝随就算死定了。
郝随为了保全自己以及他这个集团的安全，就只好牺牲刘后，逼迫她用帐钩刺喉自杀，时年三十五岁，正是那守寡十年，易于“不谨”的年龄。
在此之前，孟后的“元祐皇后”还没当多久，郝随又暗示蔡京，第二次打击她。蔡京指使他手下的一班爪牙，上书说当初建议复后的韩忠彦等人，“信一布衣狂言，复已废之后，以掠虚美，望断以大义”。蔡京与当时的执政，自然都支持这个说法，于是徽宗出尔反尔，诏令孟后复居瑶华宫，加赐“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的法号。哪知这第二次的被废，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后来让孟后得了绝大的益处。
孟后二次出宫不久，瑶华宫失火；迁居延宁宫，延宁宫又失火。一再如此，不免可怪。更可怪的是，京城里道观极多，竟未再为她另行安置，这位“华阳教主”，就只好搬回相国寺前的娘家去住了。
到了宣和七年冬天，金将粘没罕、斡离不分道入寇，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出名的童太尉童贯，从太原逃回，金兵长驱直入。太常少卿李纲，举唐朝安禄山谋反，玄宗入蜀，肃宗即位灵武，人心振奋，得平大乱的故事，认为非传位太子，“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门下侍郎吴敏据以入奏，徽宗因而禅位太子，是为钦宗。
钦宗即位后，与近臣商议，又要给孟后复位，尊为“元祐太后”，诏书未下，金兵已攻陷开封，徽宗的遭遇极惨。
当时有兵有饷，徒以和战不定，坐失大计。最荒唐的莫过于迷信图谶，寻访一个名叫郭京的人，说是可以破敌。禁军中果有其人，于是拜将练兵。练的是何等样的兵，请看《宋史纪事本末》所说：
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将而扫荡无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赐金帛数万，自募兵。无问技艺能否，但择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虏攻益急，京谈笑自如，云：择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
其时金兵围攻汴京甚急，大家都催郭京出战，他推三阻四，拖到无话可说时，只好出战。
郭京尽令守御人下城，毋得窃窥，因启宣化门，出攻金师。京与张叔夜坐城楼上。金兵分四翼鼓噪而前，京兵败，退走，堕死于护城河，填尸皆满，城门急闭，京白叔夜曰：须自下作法。因下城，引余兵南遁。
郭京一逃，金兵自然乘机登城，守军崩溃，敌军破南薰门而入，全城大乱，汴京沦陷。
沦陷以后又议和，这次和谈出于金将军粘没罕、斡离不的建议。因为城中守将宣言，要跟金兵巷战，而粘没罕、斡离不受命侵宋的最大目标，是劫取宋宫的宝藏，倘或巷战，则玉石俱焚，并无所得，所以金兵愿意退出城外议和，这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这个战略的由来。
汴京沦陷是靖康元年十一月，利用和谈的机会，粘没罕派遣汉奸萧庆入城，盘踞尚书省，接收大内宝藏，同时提出要求，索金一千万锭，帛一千万匹；又索骡马，连御厩中的名马都给了他们；再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宫嫔不肯出宫，多投水而死。
除了搜括以外，金二将另一个目标是将徽钦二帝和诸王宗室、后妃宫女，掳回国内，软骗硬逼的结果，终得如愿以偿。二帝及皇室宫眷被俘者达三千人之多；而大内的一切文物宝藏，以及天下府州县图，还有在宫廷当差的巧手名匠，一起被带走，送到燕京。由金而元，而明，而清，直到现在，故宫博物院北宋以前的大部分收藏，都经历过这样一番血泪斑斑的沧桑！
金兵劫持宋朝皇室，凡是有名号的，无不在内，独有孟后以被废之故，得以幸免。在金兵北回以前，已立汉奸张邦昌为帝——汉奸的种类甚多，有大汉奸、小汉奸、真汉奸、假汉奸、丧心病狂的汉奸、犹存天良的汉奸之分。张邦昌是个犹存天良的汉奸，加上“假汉奸、真忠臣”的吕好问，又幸而在汴梁百姓纷纷南下逃难之际，孟后依然留在京城，于是才有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天下。
张邦昌原是钦宗派到金营议和的专使，而金兵要别立异姓为中原之主，用意在斩断宋祚。张邦昌被选中，无非看他是个软骨虫，留金营日久，有了感情，把无用的大宋江山，做顺水人情送了他而已。至于宋朝的臣子，立张邦昌为帝，也有两派：一派是真的拥立，想取富贵，但这一派实在并无信心，以为张邦昌真的会奄有天下，因为宋朝在南方的军队还多得很，对付张邦昌这样的汉奸，绰绰有余。另一派是借此为退兵之计，以吕好问为领袖。张邦昌既立，伪号“大楚”，由于天良未泯，内心不安，拜官都加一“权”字，以吕好问“权领门下省”，是为宰相之任。吕好问行文仍称“靖康二年”，而且在他未“拜相”以前，采过张邦昌的真意。
他称张邦昌为“相公”，问道：“相公真的想自立为帝，还是敷衍金兵？”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相公知道不知道民心所向？”吕好问说，“大家所怕的不过是金兵，等金兵一退，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没有表示。而且大元帅在外，元祐皇太后在京，这是天意存宋。相公不如早日还政，可以转祸为福。”所谓“大元帅”是指在相州的康王，徽宗第九子，名构。“元祐皇太后”即指孟后。
于是张邦昌以吕好问“权领门下省”，这就表示他愿意接纳吕好问的建议。此外吕好问又劝他守人臣之礼，不必入居大内，皇帝的法眼车驾，只在接见敌人时才用来摆一摆样子，所下文书不要称圣旨，不用卫士站班，不可“山呼”，先朝宫人不可相见。有一次有人劝张邦昌御殿，吕好问便责问：“相公真的要做了？”张邦昌瞿然而止。凡此皆为他天良未泯的证据，千载以下，我辈有义务为他洗刷一下。
四月甲子日，张邦昌仿宋太祖登位待后周太后的故事，尊已废的孟后为宋太后，派人奉迎，入居延福宫，垂帘听政，然后由太后派人立康王为帝。这是吕好问一手的安排，为宋朝存亡绝续的一大关键，孤臣孽子之心，令人低回。而宋朝的忠臣，后世只称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却不知“元祐子弟”的吕好问。这与志在恢复中原的韩侂胄入《宋史·奸臣传》，而史弥远得逃恶名，都是受了道学家的影响，令人遗憾与不平。
当时的康王，逗留在河南山东一带，离开封不远。在半年以前，金将斡离不要求钦宗派一个亲王到真定军中去议和，康王奉使，到得磁州地方，太守宗泽，劝康王中止，当地的百姓也留住他，并且杀掉了伴行的汉奸王云。于是朝中有个御史上言：“康王奉使至磁，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为大元帅，率天下兵入援。”所谓“就拜”者，就其所在之地而拜为大元帅，因为其时开封已经被围，无法令康王入京拜命。
钦宗接纳了这个建议，拟了一道诏书，封入蜡丸，招募“死士”秦仔等四人，深夜由城墙上放下一只篮子，把他们送到城外。秦仔到了相州，即今河南安阳地方，从束在头顶上的发中取出蜡丸，剖出诏书，康王哽咽拜读，在相州开大元帅府，负起统辖天下兵马，破敌收京，援救父兄的重任。
那时他手下虽只有一万兵，但宗泽以二千人力战破金兵三十余万，而且民心士气皆可用。谁知康王天性凉薄，且有观望待变之意，因此宗泽与金人十三战皆捷，劝康王移各路兵马会师京城，而康王竟听信小人，反而往东移至济州，即今山东济宁，坐视父兄为敌所掳。二帝不还，于此可以先知。明末张溥论其事说：
康王构，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东京大内，赤光照室。又云：朗悟强记，日诵书千余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观其出使金军，应对无闻，为虏所轻。承诏开府，逍遥自全，京城坐陷。……构独拥兵居外，乘危履尊……
“逍遥自全”和“乘危履尊”这两句话，确是诛心之论。
到了四月间，元祐太后派遣“奉迎使”与康王的舅舅辜渊，携带国玺，到相州请康王继承大统。宗泽建议在南京即位——此南京不是现在的南京。宋初定“四京”，东京开封，西京西安，北京河北大名，南京是河南商丘。五代时南京称为宋州，又称归德，宋太祖本来是后周的“归德军节度使”，所以即位后定国号为“宋”。真宗景德年间，因宋州为发祥之地，升格为“府”，定名“应天”，以后又建为“南京”。宗泽建议在此即位，因其为发祥地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应天府交通极便，北去黄河只三十里，漕运容易，关系更大。按：现在的黄河，非宋朝的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到清咸丰五年，黄河河道有六次大变迁。黄河的本性，应由北海入海。而宋朝为防辽金利用黄河南侵，所以治河一贯的方针，是拗过它的尾巴来，向东入淮。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海，归德才离黄河远了。
康王于五月初一即位，是为高宗。在应天府筑坛受命，向北痛哭，遥谢二帝，改这一年——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元祐太后遣吕好问以“手书”慰问高宗，这篇“手书”不知是否出于吕好问的手笔，文章写得很婉转，开头为已退居“太宰”的张邦昌开脱：“众恐中原之无主，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菲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纾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后世凡有“维持会”的组织，所出的第一张布告，大致都师其意。
接着谈到她自己：“久以衰癃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号，举钦圣已还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这是指钦宗曾有复立她为元祐皇太后的意思，而体会他“欲复之心”，则等于监国摄政，以安排继统大事，则名正言顺，于是：“久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由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固然无不言宣，可惜，“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把高宗比作汉光武帝和晋文公，实在是太恭维了他。而高宗以后的苟安自保，置二帝于脑后，不但对不起父兄，也对不起他这位贤德的伯母。
至此为止，高宗与他的这位贤德伯母，尚未识面，因为一个自居藩邸，一个起于“衰癃”——这年，孟后五十一岁——本来身份判若云泥，而人事沧桑，贱以立贵，高宗自然有一份无可言喻的“孺慕”。
但是高宗一即位，表面重用李纲、宗泽这一文一武，实际上听信黄潜善、汪伯彦，而此二人又是奸臣！所以，不但无还都之意，而且有避敌之心。当他把孟后迎至应天府不久，随即又派人将她护送到扬州，宗泽苦谏不听。十月间，高宗也到了这二分明月的繁华之地。
自此高宗开始了一连串流亡颠沛的生活。他的本意是找一个能够苟安的地方，离金兵要有相当的距离。无奈胡骑南下，追踪而至，粘没罕陷徐州，入淮阳，取淮东，下泗州，高宗仓皇由瓜洲渡江，那时“左右丞相”黄潜善、汪伯彦还在镇江金山寺听佛法，相顾惊愕，急急策马南驰。金将马五率轻骑直薄扬州，听说高宗南行，追了下来。行在百官，纷纷走避，主管宗庙祀典的太常寺少卿季陵，奉九庙神主逃出坡外，急迫间把太祖的那块神主遗落在乱哄哄的大路上。而扬州大火，杜牧之笔下的旖旎风光，付之一炬。到孝宗淳熙年间，依然荒凉，且看姜白石的描写：
扬州慢（并序）
淳熙丙申至日，余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如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叶，年年知为谁生？
所谓“犹厌言兵”，这话在孝宗时不知确否，而在建炎年间，“厌言兵”者，只是没出息的高宗和那一班奸臣，依当时的士气民心，并非如此！
以后高宗由镇江到杭州，再到江宁，复回杭州，渡江到越州，一路逃难到此，备受逼迫，终于忍无可忍了。
其时为建炎三年十月，高宗有一篇诏谕，在号召勤王之余，有乞怜于敌之意。此别具一格的辱国文献，不能不忍泪一读：
国家近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轸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于锋镝，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遗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生民嗷嗷，何时宁息？今诸路之兵，聚于江浙之间，朕不惮亲行，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体，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窥我行在，倾我宗室，涂炭生灵，竭取东南金帛子女，则朕亦何受一身，不临阵以践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计，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二圣拘縻之辱，惮杀戮残焚之祸，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并计合谋，同心戮力，奋励而行，以存国家。
这篇诏令，不知出自何人的手笔，实可与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后先辉映。照此诏令中看，明明是高宗自己对金人愿尽婢妾之道，何苦扯上“嗷嗷生民”？如说臣民辱国之外有君王“辱民”之说，则翻遍历史，怕只有一个赵构。
下诏的第三天，高宗“移跸前去浙西”，到了钱清镇，有御史力谏，“以为众寡不敌，不若为避狄之计”，于是高宗复回越州，由宁波出海，逃到温州。第二年四月，再回到越州，不久，把越州升为“绍兴府”，第二年改元，亦称“绍兴”。绍者继承，兴者兴旺，高宗是死心塌地只求偏安了。
在这段扰攘不安的日子里，孟后一直在江西避难，至是，由高宗迎回绍兴。孟后饱经沧桑，以泪洗面的日子亘卅年，暮年复登尊位，于国破家亡之际，抚今忆昔，哀戚倍增！平生抑郁屈辱，皆寄望于高宗的奋起。日夕所盼者，收复神京，破颜一笑，庶乎可敌数十年凄凉岁月，而高宗如此！孟后岂复有生趣？被迎至绍兴后的第八个月，孟后郁郁以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