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杨朔1950年代曾赴朝，就“抗美援朝”进行文学创作，那些作品更具檄文色彩。华东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朝鲜前线的通讯集，即以杨朔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作书名――《美军是披着人皮的畜生》。

当代短篇小说。杨朔著。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斗争故事;

杨朔著。作于1945年。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写龙烟铁矿矿工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故事。在日寇统治下,矿工遭受非人的痛苦和压迫。面对敌人的残暴统治,矿工的态度不一。作品着力描绘三类人物。董长兴只对敌人痛恨而缺乏反抗的勇气,最后在痛苦中牺牲。殷冬水既仇恨敌人,又敢于反抗,但只凭个人力量去自发地作斗争,结果被敌人惨杀。胡金海是个勇敢而又富于反抗的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逐渐认识组织起来的力量,参加了游击队,组织地下军,最终胜利地解放了矿山,也最后解放了自己。小说通过红石山工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的描绘,说明工人阶级要求解放,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的真理。作者在刻画人物、组织故事、运用语言等方面力求为工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中篇小说。杨朔著。1949年8月北平天下图书公司初版。这本小说虽篇幅较短，但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却生动地描写了察南护地队在大王疃（西大云疃）一带的斗争经历，歌颂了获得土地的农民遥望南山根据地，企盼第二次解放而坚持斗争的事迹。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胜利果实，察南护地队与敌人进行殊死博斗，故事感人，读来令人唏嘘而不能平静。

短篇小说。杨朔著。

是杨朔的散文名篇。这篇散文最早发表于1938年5月11日的《烽火》杂志第14期上,后于1939年收入由重庆烽火社出版的通讯报告文学集《潼关之夜》中。散文通过作者赴延安途中在潼关的一段奇遇,反映了革命青年的爱国热情和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之情。作品中叙述的“黄同志”,是一位爱国女青年,她与丈夫受到前方战斗的鼓舞,特地从广州来到山西参加抗日游击队,但是八路军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参军,却让她先到延安去学习。她在丈夫的鼓舞下,女扮男装奔赴延安,而在潼关与作者巧遇。作品通过他们夜间散步一段情景的描写,反映出 “黄同志” 一心“只想飞到延安” 的急切心情。全文在自然质朴的记述中,蕴含着一种革命青年所特有的热情。《潼关之夜》是一篇较早地描写国统区爱国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文学作品。这篇作品文字优美,结构简洁,语言纯朴,是杨朔散文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现代中篇小说。杨朔著。重庆生活书店1939年8月初版。这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说集。1937年冬作者去延安,参加了革命,不久离开延安到西北各地。1938年春作者到广州后,应《救亡日报》之邀,根据自己在边区的生活积累,创作了这部中篇小说,在《救亡日报》副刊上连载。小说描写边区人民经过土地革命,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清除托匪汉奸的斗争。作品热情赞颂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称誉为中华民族复兴史的起点。作者以优美的抒情笔调,生动地描绘了西北高原粗犷的自然景色和边区人民的质朴心灵。

《新编绘图今古奇观》是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选集。主要选自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本书中的作品，从各个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些作品，虽与市民无关，但却是从市民的眼光去理解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

《技击余闻补》是近代国学大师钱基博创作的一部短篇武侠小说集.作品描绘了一群出身平民的近代市井侠士.从他们身上,既可以看出近代社会转型期人们对"侠"的认识的转变,也可以一窥民国初期文人阶层对动荡时世以及武侠小说这一市民文化的体认.

长篇小说。周立波著。 部分章节初载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哈尔滨《东北日报》。1948年4—5月东北书店初版。作品以东北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的伟大变革,反映了东北解放区农村土改运动的全过程。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土改工作队队长肖祥,在他的启发和组织下,元茂屯以赵玉林、郭全海为首的苦大仇深的农民们,打倒了恶霸地主韩老六。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贫苦农民形象。赵玉林是上卷的主人公,是个硬汉子形象,但穷得人称“赵光腚”。作品着力表现他的勤劳朴实、爱憎分明、坚定地站在斗争第一线的革命精神,以及他大公无私,心怀全局,富于牺牲精神的高尚品格。郭全海是下卷的主人公。作品赋于他一定的理想色彩,突出表现他的组织才干、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以革命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车把式老孙头是全书放出异彩的艺术形象。作品以充满生活气息的喜剧笔法,刻画了这一既渴望翻身、人格独立,又胆小怕事,沾有不良习气和背有较多思想包袱的农民。这一形象既表明广大农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又显示了教育农民、改造农民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作品故事情节集中单纯,从四斗韩老六到清算杜善人,从清地、挖浮财、起枪枝到掀起参军热潮,脉络清晰,展示了一幅土改运动的历史画卷。小说对东北风俗人情的精当描写和方言土语的应用,洋溢着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它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土改运动比较成功的长篇小说,曾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

许地山早年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早期的短篇小说，多以南洋生活为背景，有异域情调，故事曲折离奇，充满浪漫气息。1939年发表的小说《玉官》，描绘了面对欲施暴的军士挺身而出宣扬基督爱的教义的玉官的救世精神。小说主人公玉官是一个寡妇，成为基督教徒以后，整天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地四处传播福音，最后不顾别人的劝阻，发愿要孤身远渡重洋。由于作者对于佛学的感情、造诣很深，故他能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和研究佛教，从而启迪读者获得丰富而深邃的人生智慧。

吴浊流著。1943至1945年用日文写成。1946年以《胡志明》为书名在台北出版,1959年6月杨召憩以《孤帆》为书名首次将作品译成中文。1962年台北华南出版社出版了傅恩荣的中译本《亚细亚的孤儿》。作者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解释主人公原定名“胡志明”时说:“原来我命此名很多寓意,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象五胡乱华一样被胡人统治,台湾人是明朝的遗民,所以要志明,此明字是指明朝汉族的意思,而且这个胡字可通何字,所以可以解释‘怎么不志明呢?’”可见作品的主旨在于激励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小说塑造了胡太明的形象,通过他从亚细亚孤儿到祖国真正的儿子的曲折道路,抒发了沦于殖民统治的无根孤儿的深痛巨哀,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台湾人民的命运与大陆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主题思想。作者以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为广阔背景,描绘了时代的风云和众多的人物,具有极强的纪实性。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岛内的秘密斗争,大陆上的抗日热潮和反侵略斗争,以及台湾封建主义的颓废腐烂,都得到了真实的写照。全书人物众多,其中有蛮横的征服者、数典忘祖的败类、无端歧视台湾人的国民党官吏、醉生梦死的新女性、死守正统的老儒、反战日人、正义学生、满腔仇恨的百姓、积极投身现实斗争的知识分子……许多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这使得小说成为“一部雄壮的叙事诗”(叶石涛《吴浊流论》)。小说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形式上,借鉴了中国章回小说体的手法,在人物塑造上,采取白描的手法,加上台湾风土人情和自然景物的描绘,使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色彩。这部作品代表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成就,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当代长篇小说。冯志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作品描写一支敌后武工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斗争故事。他们和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敌后的“确保治安区”里,发动和组织群众,同日寇与汉奸队斗,开辟根据地,直到抗战胜利。小说故事情节曲折惊险,一环扣一环,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着重塑造了智勇双全的敌后武工队小队长魏强的形象。他率领武工队巧妙地运走了日军和汉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征集来的小麦,并俘虏了他们的人,夺了他们的枪。他还率领武工队扮成“夜袭队”,用“借刀杀人计”,促使日寇和夜袭队之间激起一场狗咬狗的火并。最后,他率领武工队争取并掌握了敌后警备队小队长田光,利用15炮楼的有利条件,活捉了夜袭队队长刘魁胜及保定日军宪兵队长松田。作品塑造的正面人物还有汪霞、郭小秃等,并充分暴露了反面人物刘魁胜的凶残,日本宪兵队长松田的老奸巨猾和嗜血成性。

长篇小说。废名著。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程小林与史琴子都是孤儿,两小无猜,相互体贴知心。史奶奶便替这对天真无邪的孩子做了“月老”。十年以后,程小林从外地回家,这时史琴子的妹妹细竹也长大了。小林甜蜜地重温与琴子的昔日友情,同时又惊异于细竹的活泼美丽。琴子看到小林对她妹妹的态度,不免产生嫉妒的心理,而小林则认为喜爱未涉世的天真美丽的女子是自己的本性。作者有意淡化情节,着力描写少年男女的无邪,乡间民情的淳朴,自然风光的迷人,既无全篇的主脑,也无完整的布局,只是表现一种古奥悠远的人生意趣和诗一般的境界。语言简洁奇僻,极富抒情色彩和田园牧歌情调。

一卷。明陈良谟(1482－1572)撰。陈良谟，字中夫(一作忠夫)，号栋塘，安吉人。官至贵州布政司参政。陈良谟性恬淡寡欲，诗文温醇典雅。着有《天目山房集》等。《见闻纪训》是一部杂记见闻的笔记小说。这部书记载的故事多挖掘因果报应，虽然大旨上是出于对人劝戒的用意，但还是语怪者太多。明万历己卯许琳刻本三卷附《碧里杂存》一卷，又《宝颜堂秘笈》本、《续说郛》本、《五朝小说》本等。

《山河岁月》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是胡兰成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著作。本书将东西方文化进行纵横比照，从两河流域到希腊罗马，从三皇五帝到辛亥五四，从精神到食色，从住房到穿衣，传神地勾勒出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发肤体貌。胡氏的不少观点，发前人所未发，自成完备体系。他对中国文明先进性的认识是此书的重要观点。胡兰成说，“此著是我的思想与文章之始，其中的发想已树立了我一生学问的体系”。胡兰成非儒非道亦非佛，但笔法流丽，顿悟成趣，百味回甘，往往看似随手拈来，却辄出奇见。

描写一个失业青年在大家庭中如何受到冷落与讽刺。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说道：“我家里平常有两种阶级，虽不是有什么条规，但其界线是很明显的。它是一个有完全性的小小社会，生产力之有无，便决定了那个人在这里头的地位和待遇。一日两顿饭，大抵是我们兄弟三人和母亲先吃，然后才轮及第二阶级——妇人和孩子。而且所吃的东西，则又往往是前者比后者优美。”这番话表现了钟理和对传统大家庭制度的批判。

作者钟理和为屏东客家人，早期客家人因生活空间、地缘的关系，山脚下的客家族群与原住民的往来互动及尖锐对峙状态，很早就存在。客家移民必须武装拓垦，原住民也经常以猎头的方式仇视对方，双方的互斗，屡见于文献上。不过，本篇小说却生动刻画了一位嫁到汉人家庭的原住民女性--假黎婆，小说中男孩的奶奶，一位平静、清明、恬适，与人安详宁静的「假黎」。就台湾文学的发展看，战后台湾作家描写原住民族的作品，最早的可能就是钟理和这一短篇小说「假黎婆」。

叙述一对同姓夫妻的自由结合，经过坎坷不平、艰难悲苦的恋爱，冲破来自家庭、社会的种种封建习俗的压力，以及周围人们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并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说揭示了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愚昧和麻木、卑劣和虚伪，对于农民的落后与愚昧、麻木与愚钝给予了着力的刻画与批判。这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他们陷入了孤独无援的困难境地，哀愁像石块似地压在他们的心上。然而这种来自社会的压力，并没有把他们压垮，当人们惊讶于他们同姓结婚生出这么好的孩子时，这对夫妻是多么地欢喜和欣慰啊！生活的贫困，来自周围环境的压力，在这一对真心相爱的患难夫妻面前都得到了化解。只因为有了爱的支撑，才使他数年内能够制服在痛苦时不住缠绕着的自杀的念头。濒于崩溃边缘的精神与肉体，幸有爱的支撑，才能顽强地生活下去。现实的残酷与主人公的隐忍，透过自叙传故事的真实感人与情感的真切动人，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短篇小说。钟理和著。收入1976年11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钟理和全集(卷二)》。小说真实具体地抒写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的爱国情愫。它着重叙述主人公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幼年时他从奶奶那里得知自己是原乡人,从大海那边的原乡,坐船来的。在现实生活中,他发现原乡人都神奇、聪明、坚毅、沉着,令人钦慕不已。年事渐长,他从经常到大陆去经商的父亲那里得知,原乡就是中国,原乡人就是中国人,原乡和台湾一水之隔,他终于寻到了自己的根。他从倾慕祖国的二哥那里受到真正启发;了解到原乡的真实情景。那里有美不胜收的古老文化,有赏心悦目的名山大川,还有决心抗战到底的父老兄弟。二哥回祖国大陆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他在二哥的召唤和鼓舞下,也踏上了回归原乡的征途。这篇有长篇小说架构的短篇小说,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它细致地描写了台湾人民的觉醒过程,自然亲切,层次清晰,质朴感人。作家用对比的手法来刻画“原乡人”的群象。以日本人的凶残剽悍、来反衬“原乡人”的善良淳朴,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1980年台湾文艺界把小说《原乡人》改编成传记影片,以纪念钟理和先生在文学事业中“震烁的,撼人心弦”的卓著贡献。

短篇小说。钟理和著。初载1959年11月8日《联合报》副刊,原名《鹣鲽之情》,曾译成日文,1964年刊载于日本《农民文学》。后收入1976年11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钟理和全集 (卷三) 》。这是一篇记实小说。它赞颂了一对感情真挚、纯洁坚贞的患难夫妻 “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感情。女主人公钟平妹是善良、忠贞、勤劳、淳朴的化身。在那闭塞而落后的封建山村,她同丈夫因同姓氏,恋爱结婚遭世俗鄙夷和反对。他们双双出走,几经艰难,不惜和家庭决裂,才得结成恩爱夫妻。当他们携带儿女返回家乡时,贫穷和疾病同时降临在他们头上。丈夫一病3年不起,家产卖尽,一贫如洗。平妹任劳任怨,为了病夫幼子,几年间学会了庄稼人全副本领: 犁、耙、莳、割,田事完毕还要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做工维持家计。丈夫则在家做饭、喂猪、照料孩子,家庭和美但经济窘迫,连柴米油盐都难以筹措。平妹被逼跟盗伐山林的人上山偷掮木头。丈夫终日惴惴不安地等待妻子平安归来。一天,平妹在山上被林警发觉而追捕,逃跑时跌入小河而擦伤。他更感愧对爱妻,一边为其擦洗伤口,一边暗自嘘唏。作家以平实质朴之笔,歌颂了这对贫贱夫妻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写出他们相濡以沫的深情。小说娓娓道来,很少有着意布局的斧凿之痕,细节描写伸入感情世界的深层,表现了夫妻间深沉纯真的爱。

民国三十五年（1946），在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旅居北平的台湾人不但内部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台湾人在北平也陷入不安的处境中，战后的北平难有台湾人容身之处。1月，写下随感《白薯的悲哀》及《祖国归来》两篇文章，可以说是钟理和对居住北京期间的省思之作。《白薯的悲哀》后以笔名“江流”发表于《台湾》杂志；

一名《村老委谈》、《三家村老委谈》，明代文言小说集。徐复祚撰。未见正史及公私书目着录，现有《借月山房汇钞》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残卷一种。其书卷帙颇有歧异，据《借月山房汇钞》本王东溆、徐述曾、黄廷鉴跋与《乾隆常昭合志》卷十一，其书原为三十六卷，《雍正昭文县志》卷七十一、《光绪苏州府志》卷七十六作三十卷，而抄本徐述曾跋则称原书二十四卷。但原书已经亡佚，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徐复祚的曾侄孙徐述曾得到六卷本一种，王跋亦称其书存六卷，现存抄本即为此六卷本，残存五卷(缺第五卷及第一卷后半卷)。嘉庆甲子(1804年)黄廷鉴于书坊中得残本2册，为六卷本所无，遂冠在原六卷本之前，刻入《借月山房汇钞》中，即今所见八卷本者(见八卷本黄廷鉴跋)。清徐述曾跋谓其书：“大抵记朝廷典故、忠贞邪佞、孝义节烈、高人义士、仙佛奇踪、豪猾盗贼、倡优乞丐、术数伎巧，与夫街谈巷议、善恶果报，可兴可观，无不胪陈。”可见其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而其善恶观念、道德褒贬，十分鲜明。书中所否定的内容，主要是朝政弊端和日常生活中的若干丑恶现象，而揭露宦官之患尤为激烈，如卷二《分宜逸事》以严嵩柄权时一寺卿久候其门不得见因求空地溲尿为其僮儿所辱、一监司以十金贿苍头欲求见严世蕃而为不屑掷地的故事，反映严氏父子邪恶势力之嚣张气焰。书中部分故事还以官员对朝廷的不合作和蔑视态度，表现人们对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抵触情绪。如卷三《王光庵》条叙王宾清狂傲世，故旧姚广孝自朝中归里相访，竟至其下马脱朝服后方许其入门。作者还对官场及生活中各种丑恶现象予以鞭挞，如卷六《两掾史》条以叶姓得官后死，王姓冒名顶替，与叶姓平分官俸事，揭露官场的腐败；同卷《金潮》条叙金潮外出行商后，其妻与人有私情，遂骗婆婆外嫁他乡，金潮归后寻得其母，并设计以妻换母。表现人们对家庭生活中不良道德行为的憎恶。

主要记述了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的生平及信仰之旅，是解读林语堂的珍贵资料。正文部分是林语堂多年探求宗教经验的记录，记述其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和迷惘，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磋研，对往圣先哲言论的探讨等。附录部分包括“林语堂自传”和“八十自叙”，主要记述了林语堂的生平经历，信笔挥洒，豁达、从容的智者形象跃然纸上。

现代长篇小说。废名著。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12月初版。张作霖决定将北京大学改为京师大学堂,正在北大英文系就读的废名愤而休学,避居西山,心情苦闷。这段生活经历构成了《莫须有先生传》的创作素材。小说记叙了莫须有先生避居乡下的一段经历。莫须有先生是个捉摸不定的人,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自恃高雅,内心遵奉古圣芳贤的哲理,他骑驴子下乡,一路大发议论,却被种种现实吓得魂不附体。他在乡下租房为了省钱,却幻想同一位小姐做赴海殉情的风流艳事。他想给寄寓的山舍起个雅号,但左右听到的却是东邻西舍媳妇们的口角,毫无宁静可言。乡居无聊,整天与房东太太闲谈,搬出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书来炫耀。他也写情书,但却都是梦境。他忽然说要去寻短,吓得房东太太不分昼夜看着他,但他其实并不想出门,只是念叨着“余忠于生命,今日得此生命,为无知也!”人们终于不知道莫须有先生最后会是怎么样。小说遇事即发议论,见人即抒感慨,缺乏将全书形成艺术整体的内在线索,文笔较为松散,但也反映出作者着意于小说散文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