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貫珠集》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仲景《傷寒論》，萬世之準繩也。但中有溫病各條，攙混不分。此而錯誤，害實匪輕。茲考治傷寒大法，初病時，邪客陽經者，用麻桂柴葛等湯；客陰經者，用姜附細辛之類。蓋寒為陰邪，傷人之陽，故或通陽以疏邪，或扶陽以托邪，俱用辛溫之法。因邪由表入，必使從表而出也。倘失於疏解，邪傳入里，或因其人陽氣有餘，則寒邪化熱，始以清涼之法治之。此由陽經傳裡，表裡寒熱不可混也。然必在表寒邪已盡，方可直清裡熱。故《論》曰：微惡寒者，雖有里證，不可攻下，宜先解表，以惡寒為表邪未盡也。又如邪傳少陽，而太陽證罷者，猶用小柴胡湯，以人參固陽，防其邪之入里。即有表證未罷，而里證亦急者，必用表裡兼治之法，如大柴胡湯之類也。從未有不顧表邪，而但用寒涼清裡者。良以寒邪既傷表陽，全賴中陽強盛，庶可驅邪外出。若率用寒涼，更傷中陽，使表邪乘虛內陷，陽證變陰，危殆立至矣。其元氣素弱之人，衛陽不固，或初感寒邪，即入陰經，則不可疏散，更虛其表。必用姜附溫中扶陽，如四逆、理中之類，其邪自解，此又陰陽虛實之宜辨者。凡此皆仲景之心法，教人萬世遵守者也。若溫熱陽邪傷人之陰，故初病即宜涼解，與傷寒初起治法冰炭不同矣。
吳門尤在涇先生，集《傷寒貫珠集》一書，將仲景之論，分為正治、權變、斡旋等法。其太陽經傷寒正治法內，列有合病六條。前三條，用麻、葛等方，自是傷寒正治之法；乃第四條，太少合病自下利，而用黃芩湯；第五條，三陽合病，而用白虎湯；第六條，三陽合病，有證無方。考本論中，原有柴胡桂枝湯、麻桂各半湯、葛根湯等方，正治陽經合病之法，從表解散。乃不此之用，而反用黃芩、白虎，豈不畏表邪陷入生變耶。此等疑義，注家從未剖析，後學莫識其端。國初張路玉先生，集《傷寒纘論》，獨謂此數條，是仲景論溫熱病證治，注家不辨，混入傷寒例中。此語洵足振聾啟瞶，暗室一燈。緣傷寒之邪，自表入里，有一分表邪未盡，即有一分惡寒。故雖兼里證，仍當溫散，先解其表。若表已解，而邪入於胃，寒化為熱，則不惡寒，而反惡熱，方用白虎、承氣等法，以清其里。是表寒為致病之本，裡熱為傳變之標。若溫病，由伏氣者，邪自內發，未病時，已鬱而成熱，一旦觸發，勢如燎原。故急清其里，則表熱亦除，是內熱為發病之本，表熱為傳變之標。即或非伏氣蘊釀，凡感溫熱，終是陽邪。故雖陽虛之人，亦須涼藥清解，則與傷寒之邪，標本不同，陰陽迥異，豈可稍容牽混哉。
獨怪夫《貫珠集》，若於路玉先生之後，不知折衷乎此，而猶將黃芩、白虎，列於太陽傷寒正治法內。既曰傷寒，而在太陽，則未曾化熱，豈可以黃芩白虎為正治法乎。同里唐立三先生，歷舉《傷寒條辨》、《尚論》等編，而獨推《貫珠集》為最善，此又余之所不解者。要知《傷寒論》，經後人編輯，各條次序既紊，傷寒、溫熱，攙混莫辨，故慈溪柯韻伯曰：《傷寒論》，經叔和編次，已非仲景之書。仲景之文，遺失者多；叔和之文，附會者亦多，信不誣矣。故讀仲景書，必當顧名思義，別具隻眼。即如太少合病、三陽合病數條，如果傷寒，邪尚在表。理當麻桂柴葛以解之，自是仲景成法。今既用黃芩白虎，可知為溫熱無疑。若不辨正其名，列於傷寒正治法內，後學不察，妄用涼藥，以治寒邪，害孰甚焉。
又按《溫病篇》，仲景曰：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其《合病篇》，言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又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讝語，遺水。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按此言脈陰陽俱浮者，陰陽指尺寸也。若熱邪合併三陽，陽盛之極，故脈浮大上關上矣。其自汗，身重，多眠睡，大略相同。或風火上壅，則語言難出而息鼾。或鬱勃於中，則擾亂神明而讝語，腹滿，神昏，則遺水也。即此數條合觀，則三陽合病，兩條皆當次於風溫條後，斷非傷寒之合病也。夫傷寒太陽之邪未盡，必有惡寒。少陽之邪未盡，必有往來寒熱。惟傳入陽明方不惡寒，而反惡熱，則太少之邪盡矣。若太少之邪不盡，必用麻桂柴胡，不當用黃芩白虎。今既稱三陽合病，太少合病，而用白虎黃芩者，必非傷寒之邪更可見也。然又非傷寒傳裡變熱之證也。何則？傷寒傳裡變熱，而用黃芩、白虎則必太少邪盡。太少邪盡，則不當稱太少合病、三陽合病矣。且如《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考葛根湯，重用葛根麻桂，表散風寒。佐甘芍薑棗，和中而調營衛，此則方為傷寒之合病也。其云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與上條同，太陽病與上條同，若系傷寒之邪，理應以前方去葛，易柴胡，方為合法。何以絕無一味升散之藥，反用黃芩自芍，陰涼之品乎。由是觀之，以上三條，既用黃芩白虎，必非傷寒合病，實為內發之溫病也。然則熱邪內發，何故稱三陽合病、太少合病乎。此正仲景微旨欲人心領神會。蓋謂雖有發熱頭痛等，可名太陽病；脅痛耳聾等，可名少陽病。但無惡寒及往來寒熱者，則非傷寒外邪，實是蘊熱內發，必用黃芩白虎，直清其內。故特於首條揭示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也。發熱頭痛者，名太陽病也，渴者，內熱熾盛也；不惡寒者，非外感風寒也。既有太陽之溫病，亦必有少陽之溫病，陽明之溫病也。亦必有太少合病、三陽合病之溫病也，又何疑哉。益可見此數條之太少合病、三陽合病，實根首條而來，推而至是三陰，亦必有溫病也。總因後世忽略，混入傷寒條中。既經路玉點出，而不省察，猶循舊章，亦千慮之一失也。然傷寒變熱，傳入三陰，其證治與溫病大同，或不細辨猶可。其在陽經，則傷寒溫病，治法迥殊，豈可不辨而致誤哉
麻桂青龍湯解
昔人皆言仲景麻黃湯，治寒傷營；桂枝湯，治風傷衛。雖大綱如是，不可鑿也，鑿則經義反隘矣。夫仲景雖以營衛風寒立法，而辨析精微，用法圓活。若穿鑿其說，使淺學膠柱而不通變，反失仲景之意也。
蓋風未始不傷營，寒亦何嘗不傷衛。良以寒為陰邪，性凝斂，而衛陽被窒，故腠理閉而無汗，豈不傷衛乎。風為陽邪，性疏泄，而營陰被擾，故津泄而汗出，豈不傷營乎。況寒必挾風，寒多，則風從寒之凝斂而無汗；風必挾寒，風多，則寒從風之疏泄而汗出。故仲景常以傷寒中風，互辭表義。而有青龍麻桂各半等湯，則必辨析脈證，以期藥病相當而已。即如《論》中雲：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又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按此條，本陽明兼少陽證，故宜小柴胡和解。若脈但浮，無餘證者，無少陽證也，而用麻黃湯發汗。以上兩條，既曰陽明，又曰中風，俱用麻黃湯。可見麻黃湯，不僅治寒傷營也。中風而無汗，又可見風必挾寒也，《論》又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又曰：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夫陽明太陰，屬於肌肉，非如太陽之可分營衛。乃或用麻黃，或用桂枝，又可見桂枝湯，不僅治風傷衛也。又如《太陽篇》云：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又曰：傷寒，脈浮緩，發熱惡寒，無汗煩躁，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按本論云，脈緩汗出者，名中風；脈緊無汗者，為傷寒。今言太陽中風，而脈浮緊，又曰傷寒，而脈浮緩，皆無汗煩躁，正表風必挾寒，寒必挾風之證治也。夫曰中風，風為陽邪，性疏泄，則脈應緩而汗出，乃挾有寒邪，性凝斂，而壅閉營衛不得汗，則陽邪內擾心肺而煩躁。蓋營通於心，衛通於肺故也。又曰傷寒，而脈浮緩，是挾有風邪也。陰邪凝滯氣血，身當疼痛，今挾陽邪，故不疼，而但重，重者陰勝而乍有輕時，則陽勝也。此陰陽兩邪互持不解，故亦煩躁而無汗。惟少陰亦有煩躁身重之證，則不頭痛而脈微細或下利腹痛，當用姜附溫經，斷不可誤投青龍。若無少陰證而煩躁者，陽邪內擾心肺也；身重者，陰邪外閉營衛也。與上條同為太陽經風寒兩傷營衛之證，故均用大青龍湯。既是風寒兩傷，合用麻、桂兩法。去芍藥之酸攝，易石膏之辛寒。內清心肺陽邪之擾；外解營衛陰邪之閉。經脈流通，津液周布，則汗出而邪泄矣。一如龍之興雲作雨，使煩熱鬱蒸，頃刻清肅，故名大青龍湯，為麻桂兩方之變法也。若內無陽邪之擾，而有水氣作逆，則去石膏之寒，易姜半細辛之溫，通陽逐飲，表裡分疏，不取其大汗，故名小青龍，是又大青龍之變法也。嗚呼！仲景辨證之精微，用法之圓活如此，顧可穿鑿其說，而膠柱鼓瑟乎。須知麻桂兩大法門，為風寒初犯太陽證治綱領，要在辨其有汗無汗。有汗不得用麻黃，以麻黃湯發散之力甚猛也，既已汗出，而更發之，則必大汗亡陽矣；無汗不得用桂枝，以桂枝湯有芍藥之斂也，既已無汗，而更斂之，則桂枝力弱不能表散陰邪也。雖當辨別風寒營衛，而又不可執泥穿鑿。必審其脈證宜否而變化無窮，用所當用，此仲景心法也。
或曰：韻伯柯氏言，風寒兩傷營衛，而分風寒之多少，是中行方氏之陋見，今子亦云然，得非仍方氏之陋乎？答曰：六氣之邪中人，無不相兼，不獨風寒為然。《經》云，風寒濕雜至，合而成痹，又曰風勝為行痹，寒勝為痛痹，濕勝為著痹，豈非有多少不同者乎！又不見仲景云，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肉煩疼，當發其汗乎！今既曰中風，而脈浮緊，又曰傷寒，而脈浮緩，豈非特表風寒兩傷營衛之證治乎！由是言之，固非方氏之陋見，皆聖經之明文也。且柯氏言，不必分風寒營衛，但當分表實表虛。有汗為表虛，無汗為表實。表實用麻黃，表虛用桂枝。雖似得其大綱，若不分風寒營衛，則必至牽混誤治。何故？蓋風為陽邪，寒為陰邪，陰陽不同，治法自異。故仲景曰，桂枝本為解肌，若脈浮緊，汗不出者，不可與。則治風之方，固不可以治寒。既曰解肌，則桂枝湯，非實表之劑。若寒證脈緊惡寒，而反汗出者，正是表虛，豈可用桂枝解肌之法乎！若謂風傷衛，而自汗者為表虛，何不竟用黃耆桂枝實表，而又用解肌之法，豈非更使其虛乎！又如陽明證，多自汗，而治法迥異。有用白虎承氣者，倘不細辨，而以自汗為表虛，則牽混之誤，害孰甚焉。可見柯氏之說，未能盡善，不合仲景之旨也。仲景立法，惟憑脈證而施，麻桂兩法以後，變化甚多，方氏獨以青龍麻桂鼎峙為三，致取柯氏之誚耳。
又觀喻嘉言云，麻黃湯中用桂枝，因麻黃髮汗，其力最猛，故用桂枝監之。世多信之，以吳門王晉三之高明，猶沿襲其說而曰：桂枝外監麻黃之發表，不使其大汗亡陽。此皆予之所不解者。《內經》言，辛甘發散為陽。桂枝辛甘而溫，豈非發散之品乎。如果能監麻黃，不使大汗，則桂枝為收攝之品矣，何以解經旨乎！且如仲景所云，陽明太陰等條，可發汗，宜桂枝湯。則桂枝湯，不獨為太陽風傷衛之表劑。即陽明太陰，脈浮有表邪者，皆用以發汗。力雖不及麻黃湯峻猛，其為表散外邪之方則一也。若謂其能監麻黃，不使大汗，則桂枝湯中，又佐芍藥之斂，焉能發散表邪，又何以解仲景之論乎。當知風邪疏泄，營氣不固，津液外走而自汗，既不能不用桂枝祛散風邪，又慮疏泄更甚，故佐芍藥，收攝營陰，以斂其液，此芍藥為監桂枝而設則是矣。然表散風邪必用辛溫，而津液已耗，則不足以滋溉化汗。或恐風邪反從辛溫之藥，變成燥火，故必啜粥，資津液以助藥勢，則邪隨汗去矣。若寒邪凝斂，營衛閉澀，故身痛無汗。麻黃力雖猛，而氣味俱薄，止能入衛不能入營。故佐桂枝之色赤入營者，引領麻黃祛邪出衛以助麻黃髮表，此確然也。豈有辛溫發散如桂枝，反能監製麻黃，不使大汗之理乎。以其陰邪凝滯，若非麻黃之猛，又助以桂枝，則不能開泄營衛而祛之使出也。未經出汗，則津液內存，故不須啜粥，而自能作汗也。觀仲景用藥，無異武穆之用兵，品不必多，而製法變化，神妙不可言盡。即如麻黃桂枝青龍等湯，更換上一二味，則證治迥殊。由此類推各方變化之妙，亦可窺見一斑。然方法雖妙，而理卻甚直。故學識淺者得其淺，深者得其深，則無不受益。今疏解其方，欲求深奧，而故為曲說，流於隱僻，則反晦其理，而增後學之惑也。再俟明者詳之。
方制要妙論
《內經》有七方之制，曰：大、小、緩、急、奇、耦、復。徐之才推廣其義，設為十劑曰：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然仲聖為萬世祖，其制方要妙，更有出於七方十劑之外者。古來多不體究，雖稱名家如喻嘉言，而猶昧昧，反謂桂枝能監製麻黃之發表，何況世俗淺學，無怪乎疑仲聖之方，為夾雜不敢用也。要妙者，藥性氣味也，配合制度，實不外陰陽五行之理耳。蓋藥性有四：寒為陰、熱為陽、溫為少陽、涼為少陰。氣有五：氣腐走腎，腎屬水；氣臊走肝，肝屬木；氣焦走心，心屬火；氣香走脾，脾屬土；氣腥走肺，肺屬金。味有六：咸先入腎、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淡無五味，故不入五臟，而走腸胃三焦，能化氣利水也。
夫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氣有偏駁則病。藥得陰陽五行之偏，是故以偏治偏，必歸於平而後愈。若不明陰陽五行之理，藥性氣味之殊，配合制度，未得其法，反與病忤也。即以人身分陰陽，則臟腑在內為陰，軀殼包外為陽。以氣血分陰陽，則血為陰，氣為陽。以營衛分陰陽，則營為陰，衛為陽，以臟腑分陰陽，則臟為陰，腑為陽。以軀殼分陰陽，則淺深層次而有六經。其極表在皮腠間為太陽，稍深在肌肉間為陽明，又近筋骨間為少陽；又進為太陰，為少陰，為厥陰。厥陰者，六經之極里也。然軀殼臟腑本來一貫。故太陽經，內通膀胱小腸之腑，而皮腠屬於肺臟；陽明經，內通大腸胃腑，而肌肉屬於脾臟；少陽經，內通三焦膽腑，而筋屬肝臟、骨屬腎臟；太陰經，內通脾肺臟；少陰經，內通心腎臟；厥陰經，內通心包肝臟也。
人與萬物，同稟陰陽五行之氣。故藥之陰者，能入人身陰分，陽者，入人身陽分，各從其類也。藥之氣為陽，味為陰。氣味又各有陰陽，氣焦香為陽、腥腐臊為陰；味辛甘淡為陽，鹹苦酸為陰。陽者，動而升浮，所謂本乎天者親上；陰者，靜而沉降，所謂本乎地者親下也。升浮之力有厚薄，則入於人身，有淺深不同，故有入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經之分。沉降之力有輕重，故或入於腑，或入於臟之不一。是故升浮而兼溫熱，則走表力猛，而發泄。此麻黃湯，所以能治陰寒外閉也。沉降而兼寒涼，則走里迅急，而通利。此承氣湯，所以能破邪熱內結也。是麻黃湯，專用其氣，取性之溫熱以治寒；承氣湯，專用其味，取性之寒涼以治熱。
陰寒之邪，在人身陽分，故以走人身陽分之陽藥，以治陰邪。陽熱之邪，在人身陰分，故以走人身陰分之陰藥，以治陽邪。皆為正治之法也。若非陰寒外閉，又非陽熱內結，而邪正混淆，陰陽否隔，而為中滿者，則用生薑乾薑，溫熱而升浮者，通其清陽，黃連黃芩，寒涼而沉降者，破其濁陰。陰陽通和，則邪去正安，此瀉心湯，所以能治痞滿也。但生薑乾薑，則味厚，非同麻桂之味薄輕揚，故雖升浮，不甚走表。又以芩連沉降之力制之，遂為表之裡藥也。黃芩黃連，氣味清，不及大黃之味厚質重，故雖沉降，不甚迅利。又以二姜升浮之力行之，遂為里之表藥也。表之裡，里之表，正合乎中矣。邪不在表，又不在裡，則不宜表裡之法，惟轉其陰陽樞紐則否變成泰。故以芩連之寒，二姜之熱，二者均之，適得其平。是用寒熱調陰陽，氣味通清濁也。如或其人，陽盛熱多，則二姜之熱恐助邪勢，而芩連沉降，又不足以開泄濁邪。遂別出心裁，不用二姜，但以黃芩，易大黃之氣香而迅利者，以開濁邪。但大黃味厚，下行急速，則中道之邪，仍留不盡。乃不用煎法，以湯漬取汁，則味不出。而氣厚味薄，味薄則下行緩，氣厚則上浮以泄邪，故仍名大黃瀉心，而不名承氣也。若邪熱雖盛，其元陽又虧，而畏寒汗出，補瀉兩難，莫可措手。乃以大黃芩連，漬取其汁，峻瀉中上之邪，別煎附子汁，和入以扶元陽。附子煎熟則達腎甚速，不礙於上，三黃生汁瀉上力多，不傷於下。扶陽泄邪，一舉兩得。欲用其氣，而礙於味厚，乃不煎而漬取其汁，此真意想天開，非心通陰陽造化之微，其孰能之。嗚呼，斯其所以為聖歟！觀此數方之妙，則可知各方變化，無不以藥性氣味之陰陽，合乎人身表裡陰陽虛實寒熱者，是故投無不效。而七方十劑之法，亦盡具於中。
夫陰陽五行之理，微妙難言，而變化無盡。藥性氣味雖同，而有厚薄不同，則功力各異；病因證狀雖同，而稟質強弱不同，則治法自殊。此所以一藥可以治眾病，一病又不可拘一藥以治之也。必神明乎陰陽五行變化之理，諦審病之陰陽虛實，權衡藥性氣味之輕重厚薄，配合制度以成方，而後始能效。是故善用仲聖之法者，必神明其理，豈拘拘於藥品哉。明乎此，始可與論仲聖之法，固非某藥可治某病，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能領會也。能知瀉心湯之妙，即可悟烏梅丸之理。而白通加人尿膽汁，附子與大黃同用，寒熱補瀉，錯雜並陳，則一以貫之，自無夾雜之疑惑矣。
後代名家，制方不可數計，能望仲聖項背者蓋亦鮮矣。惟近賢葉天士先生實傳仲聖之心印，惜乎識之者尤希。或言其用西瓜衣花露等品為戲者，或以案中無大黃之方，謂先生不能治傷寒者。殊不知《內經》云：近而奇耦，制小其服；遠而奇耦，制大其服。又曰：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是言氣味輕清者，能發揚人身之清陽；氣味厚重者，能減除人身之濁邪。人身有表裡淺深之層次，則病有淺近深遠之不同，故制方有大小輕重之別也。十劑曰，輕可去實。實者，非堅實之實，謂清陽不舒，而覺肢體板實也。輕清之藥，最能舒陽，如輕風乍拂，萬物以和也。吳人氣質薄弱，略感微邪即病。質弱，則不勝重藥；邪淺，止可用小劑。此所以多用輕清小劑，即有里邪，亦不須大黃之厚重也。然吳門為五方雜處，豈無稟厚之人。為因先生聲重寰中，當時應接不暇，延請甚難。若是里證，必經他醫先治，或至敗壞難療，始延先生挽救。雖稟厚之人，證至敗壞，斷不能用重藥攻奪矣。若是表證，則先生理明法善，隨藥而愈，必不至內傳而成里證。所以絕無大黃之方也。然雖無大黃之方，而承氣之法原在其中，此正先生權宜變化，必以藥性氣味之陰陽厚薄，合乎病之陰陽虛實而已，豈泥象執方者，所能窺其藩籬哉。不泥其方藥而神明其理法，先生所以傳仲聖之心印也。且先生無暇著作以垂教，僅存臨證之方案耳。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證，則無是藥矣。以故後代名家之方，先生亦時多取用，而因宜裁製，無不入妙。使先生而居北地，則方案之藥，自必厚重者多。若仲聖而在南方，豈不審人之氣質，而概施重劑乎。若記一二陳方，但知某方可治某病，全不識氣味陰陽配合之理，因時變化之宜，一見奇妙之方，茫然不解於中機彀，不謂之夾雜，即謂之戲弄。嗚呼！真所謂醯雞笑天，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又何足道哉。
元按：仲景曰：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是痞者，由誤下而成也。蓋六氣之邪，本皆無形，入於腸胃，與濁滓凝結而成形質。必須硝黃質重迅利，直走腸胃者攻
下。若邪未入腑，而誤攻之，反傷脾腎元陽。其稟弱者，必致畏寒汗出，有亡陽欲脫之象。其表邪反陷入而成痞滿，然非有形實結，故按之則濡。正傷邪結，攻補兩難。而仲景出一附子瀉心法，其妙真有不可思議者！以柯韻伯之高明，猶未識其旨，謂此方必有訛誤，況其下者乎。今先生揭其製法之精妙，通乎造化之微，非得仲景心法，其誰能明之。且諸家有以畏寒汗出，解作表陽虛者。而不知痞由誤下而成，誤下必傷脾腎元陽，故用熟附走里之品，以救根本。若表陽虛，但用固表之法可矣，何須用附子乎。且如附子與桂枝參耆同用，其功亦能固表，今與芩連大黃苦寒之味同用，則斷不能走表也。另煎熟汁和入，取其直達下焦，專固元陽，更可見矣。先生自言讀葉氏醫案而悟仲景之旨，尤可知葉氏實傳仲景之心印。而先生又發其未發，以續葉氏之燈。然非箇中人，則又不足以語此。是豈元之私見哉，天下後世，要必有知之者矣
溫暑提綱
夫六氣傷人，為病各異，必辨其為何氣之邪，治之方無錯誤。如寒為陰邪，傷人之陽；熱為陽邪，傷人之陰。二者冰炭，尤當辨別。是以溫病初起，治法與傷寒迥異；傷寒傳裡，變為熱邪，則治法與溫病大同。茲細詳溫病源流，當辨別而分治者有五：一曰春溫，二曰風溫，三曰暑溫，四曰濕溫，五曰瘟疫。
春溫者，《經》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因伏氣之邪，發為春溫病也。王叔和撰《傷寒例》曰，冬傷寒邪，藏於肌膚，至春發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熱病重於溫也。是故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麻者，因冬傷寒邪所致也。乃吳又可《溫疫論》云：世所稱溫病，即屬瘟疫。古無瘟字，後世以「溫」去氵加疒為「瘟」，不可以字異而謂別有溫病也。溫者融和之氣，長育萬物，豈能為病？且言冬傷寒邪，藏於肌膚。人身氣血流行，稍有窒礙，即為不安，豈有邪藏肌膚，全然不覺，至春至夏，始得發病耶？
余按叔和之言，原本經旨，並非臆說。而又可之論，似乎近理，而實不明六氣陰陽變化之道，直闢《經》文為非，謬指溫病為瘟疫，殊欠究心故也。夫《經》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為飧泄；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秋傷於燥，冬生咳嗽。統論四時皆有伏氣之邪發病，若謂冬傷寒而春發病為非，則春傷風，夏飧泄，夏傷暑，秋痎瘧等，豈皆非與？每見秋冬時，伏暑邪發，為瘧痢等病者，比比皆然。又可豈未之見耶？又如《素問》論溫瘧云，得之冬中於風，邪藏骨髓，至夏受暑邪，發為溫瘧。《靈樞·歲露篇》云，冬至中虛風賊邪，入客於骨而不發。至立春陽氣發，腠理開，又中虛風，民多病暴死。若此論伏邪者非獨一端，又可豈未讀耶？何不思之甚乎！又加人之痘毒，未發時，毫無影響。一旦觸發，勢多凶暴，往往損命。可見人身臟腑經絡，雖氣血周流，當其邪伏，全然不覺，其理有難究詰者。又可執區區淺見，安可論《內經》奧旨哉！譬猶匪類匿人間，暫不為惡，莫知其為匪也。然其浪子野心，終至擾害閭閻，必俟殲除淨盡，而後良民始安耳。
今試論春溫之理以質之，蓋冬為太陽寒水司令，故傷風寒者，多從太陽經始。太陽主一身之表，與肺同為皮毛之合。邪由皮毛而入，故身熱頭痛者，太陽經證也。鼻鳴乾嘔，或喘者，肺氣被遏也。但人體質有強弱，受邪有重輕。凡邪重而體強者，則傷太陽經，為麻黃桂枝湯證。體弱者，邪從太陽直入少陰，為四逆白通湯證。以二經為表裡，經脈連接故也。如體弱而邪輕者，以外衛不固，邪亦入陰。仲景曰，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或其邪輕，止見脈微細，欲寐，而無吐利厥逆等重證。內氣既和，飲食或亦如常。不但傷邪者不覺，即延醫視之，審無他故，惟脈弱欲寐，必認作疲倦，助其元氣而已。又當冬令歸藏之候，其邪從經入絡，經直絡橫，氣血流轉於經，邪伏於絡，則不覺也。即《經》所謂邪藏肌膚者耳。且如風為陽邪，性動而疏泄。如桂枝湯證，以風重於寒，故脈緩而有汗，豈非疏泄乎。寒為陰邪，性靜而凝斂。如麻黃湯證，以寒重於風，故脈緊而無汗，豈非寒性凝斂乎。若但傷於寒而無風，以冬令之收藏，受陰邪之凝斂，則伏而不顯。必待春陽鼓動而後發，如冰之凝非陽不化。由是推之，不獨體弱邪輕者為然，凡貧苦力食之人，衣單耐寒，日逐積蓄，其臟氣固密，邪不能幹，則伏於脈絡，至其發病，熱勢倍重。為因邪與元氣，究非同類，伏於少陰，與腎陽鬱蒸寒化為熱。至春少陽氣升，熱邪隨發，故云春必病溫。其蓄之愈久，則熱發愈重，理勢必然。叔和云：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因冬傷寒邪所致，良非虛語也。其冬不藏精之人，本體陰傷，至春陽旺，陰不勝陽，必致溫病，類乎內傷，若兼伏邪，其病尤重。然皆為春發之病，均名春溫也。
風溫者，冬至一陽來復，則陽進陰退，立春以後，陽氣漸旺由溫而熱。若又可所言溫和之氣，原不病人。殊不思《靈樞經》云：虛風賊邪，四時皆有。人感虛風，而當溫暖之候，即成溫病，故方書稱為風溫。《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善行而數變。至其變化，乃為他病也。由是見外邪為病，常二三氣雜合而成，多因於邪風風氣鼓盪，眾氣隨之而傷人。故風為諸邪領袖，而稱百病之長。然風即陰陽之化氣，故溫和之陽風，則生物，殺厲之陰風，則戕物，而有時令方位之宜否。若非其時令方位者，雖非殺厲，亦為虛風賊邪，傷人致病。故四時皆有邪風。春令溫暖，又為風木主令，故風溫之病較三時為多。若方書所稱溫熱冬溫等名，皆可以風溫二字該之。蓋冬令溫和，未必為病。必中邪風而成溫病，溫重，即成熱病，是以不須另分名目也。
暑溫者，《素問·熱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此雖同論伏氣之病，但自夏至一陰來姤，陽氣漸退。長夏濕土司令，濕土與相火合氣，乃名為暑。暑者，陽盛於外，而陰長於內。若姤卦而至遁至否，陰長之象也。如人本有伏氣之邪，蓄熱已深，而發病於暑濕之令。熱自內出，蒸汗外流，清其內熱，則汗自止。若止其汗，則熱反不泄，故不可止，而內熱亦隨汗解。若無伏氣，而但感暑令熱邪，體質多火者，熱從火熾，濕隨汗去，是暑而偏於火盛，皆名暑溫也。兼伏氣者病必倍重，嘗見有發病一二日，即昏狂大渴，吐血衄血者。若僅感時令之熱，而非蓄邪深重，何至如此迅暴。即叔和所云：冬傷寒邪，至夏變為熱病，熱病重於溫者是也。
濕溫者，夏感暑濕，及四時溫病，而體質陽虛多濕者，則熱為濕遏，不能宣達，濕因熱蒸，蘊釀膠黏，故最淹纏難愈。或胸腹滿悶，或體重痠疼，或為瘧疾，或為瀉痢，或為黃疸，或為痹腫。變證多端，皆濕熱為病，是名濕溫也。
以上四證，源流不同，各當辨別而治。至於瘟疫，又屬大異。蓋由五運六氣，主客流行，互相剋制，或兼穢汙之氣，蘊釀而成。故其病邪，較風溫等為重。考《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辰戌之歲初之氣，地乃遷，氣乃大溫，民乃厲，溫病乃作。卯酉之歲，二之氣，陽乃布，物乃生榮，厲大至，民善暴死。丑未之歲，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乃時降。巳亥之歲，終之氣，流水不冰，地氣大發，其病溫厲。
按古無「瘟」字，「溫」『瘟」義同。所謂「厲」者，狀其氣之暴厲，而與尋常有別，即後世所稱「瘟疫」也。瘟疫病發，往往一方相類，如《經》所云：遠近咸若也。由是可知瘟疫一證，固非吳又可所創論，《內經》已歷歷言之，仍不出六氣錯雜所致。而與溫病不同者，在「厲」之一字，豈可謂溫病即瘟疫乎。又可復言風寒暑濕等，為天地之常氣，瘟疫乃天地別有一種厲氣，竟謂瘟疫與六氣無涉者。豈天地間六氣以外，更有他氣，軒岐不知，而又可獨知之乎！可見不明六氣變化之理，遂亦不辨伏氣發病，將春溫風溫等，概指為瘟疫。既悖經旨，而誤後學，其害多矣，可不辨乎？方書又有瘟毒之名，亦即《經》云溫厲之意，曰厲曰毒，不過狀其邪之凶暴，即瘟疫一類。不必另立名目，以省繁惑也。
六氣中惟燥金之氣，多由風熱風寒所化。或其人陰虛多火，易成熱燥。如《經》云，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肺熱葉焦，發為痿躄之類，當宜清潤養陰。若體質多寒，而成寒燥，則宜溫潤，如麻黃湯中用杏仁，以潤肺燥之類也。除正傷寒，遵仲景成法外，其四時雜感，或不出如上所敘五證。而五證所化之病，如瘧痢疸痹痧脹之類，不一而足。既知病邪源流所自，辨六氣變化之理，氣血虛實之殊，則權衡論治，自不至於混淆謬誤。管見所及，聊陳端緒，尚望海內明賢誨正為幸。
證治大法
春溫
春溫者，寒邪久伏化熱，熱由內發，故初病發熱而渴（仲景云，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是也）。並非外感，故不惡寒。或兼頭痛喉疼者，皆內火上衝，其脈必數。治法宜清內熱為主，如黃芩知母，佐甘草和中，薑棗調營衛，化津液而致汗，使熱從汗泄，但必加柴葛為使。蓋邪伏少陰，乘少陽上升之氣而發，鬱勃既久，驟難宣達。其火內潰，或作暴瀉；外灼，則肢體痠疼；上炎，則頭痛喉痛。故加柴胡，達少陽之氣，因勢導之出外。以少陽為表裡之機樞，則內邪得以外出。《經》所謂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春為風木司令，往往乍寒乍暖，木氣或多鬱而不伸，故柴胡為時令要藥也。再加葛根，入陽明而止渴解肌，肌解而營衛調，津液化，則汗泄而熱去。或不知此理，見其熱盛，過投寒涼，遏其欲出之勢，其熱反甚而難退矣。如兼喉疼，宜加元參桔梗；泄瀉，宜加白芍去知母，恐知母滑泄也。或熱盛渴甚，可加石膏；舌苔黃厚，內有實滯，而便秘者，可加大黃。此皆治實證之法也。
若冬不藏精，本體陰傷，春發溫病，尺脈空虛，面多油光。其陰既傷，肝風易動，不可輕用柴胡升提其陽，恐致痙厥之變。如初起熱鬱不宣，宜用羚羊、荊芥、鬱金、桑葉、貝母、連翹等，輕清透絡之法，以宣泄之。營衛流通，虛多邪少，當以滋陰為主，如復脈湯加減。便秘加元參、知母；夾食稍佐消導，如枳實山楂之類；胃弱而渴者，宜金匱門冬湯。總以甘涼滋潤，養陰退熱，不可用苦寒而傷正氣，此大法也。虛實補瀉，當細審詳辨，隨證權宜方為盡善耳。
風溫
風溫者，四時皆有，而春令為多。以溫暖之候，感虛風賊邪，遂成風溫。而先傷上焦衛分，肺主衛，為皮毛之合。風為陽邪，而疏泄腠理。故初起發熱而惡風寒，旋即惡熱，則不惡寒矣。不同傷寒惡寒之甚也。或自汗、頭痛、顱脹、胸悶；或咳嗽、喉痛。脈必浮弦而數，或兩寸浮大，皆陽邪在表在上之證也。熱在表而未入里，故不渴。以其為輕清之邪，先傷肺家輕清之臟。內無濁邪，故舌苔不厚，或微有淡色黃白薄苔。先解衛分之邪，宜薄荷、荊芥、紫蘇、杏仁、貝母、蔥豉之類。若春初木氣未伸，亦可稍加柴胡為使。夏令宜佐涼以救肺，秋冬稍佐溫散。總以先理肺氣為主，否則脈郁入營，或成疹子，或變昏痙。吳門葉天士先生，有論治風溫二十則。辨析營衛傳變之理，用法淺深之道，最為精詳。宜究心而熟玩之，此不多贅。
暑溫
暑溫者，夏至後所感熱邪也，古人分陰暑陽暑。蓋夏至以後，相火濕土，二氣交會，合而為暑。或值時令熱盛，或人稟體陽旺，而成陽暑之證，是暑而偏於火者；或值時令濕盛，或人稟體陽虛，而成陰暑之證，是暑而偏於濕者，非同傷寒之陰證也。昔人每用薑桂附子治陰暑，若冷香飲、大順散等，昧者或與傷寒陰證同論，則大誤矣。因六氣之中，寒為陰，濕亦為陰，雖同屬於陰，而二氣為病不同，治法迥別，豈可混乎！若偏於火而名暑溫者，既為火邪，先傷肺金。肺主氣，氣傷故脈虛無力；肺主皮毛，故皮腠開而自汗。汗多火爍，津液耗而口渴，喜涼飲，宜白虎湯為主；小便不利者，佐六一散，或益元散。以辛涼甘緩之法，清熱救肺。或氣傷而喘，必加人參，或金匱竹葉石膏湯；若過飲停蓄腹滿者，桂苓甘露飲最妙；如汗多脈弱，宜生脈散；日久氣傷，宜東垣清暑益氣湯，此大法也。倘內有伏熱，如叔和所云：「冬傷寒邪，至夏變為熱病，辛苦力食之人多有之」，如上提綱中所論者，又感暑熱而新久之邪併發。其勢暴厲，一二日即昏狂大渴，或發斑疹，或吐血衄血，必大劑寒涼，如白虎、三黃、涼膈、犀角地黃、三承氣等，審證選用。若僅感時令暑熱，而無伏邪，何至如是迅暴。故辛苦之人則有之，膏粱中鮮矣，不可不知此理也。
濕溫
濕溫者，以夏令濕盛，或人體陽虛多濕，而感四時雜氣，遂成濕溫。雖四時皆有，而夏秋為多。濕熱二氣膠黏，淹纏難愈。如從下受，則足腫體重；上受，則頭昏悶。胸滿腹膨，乍寒乍熱，胃不思食，渴不欲飲，大便溏泄，頻而不爽，小便黃赤，短而不利，或變黃疸，或化瘧痢，皆濕熱二氣合病也。良由清陽不振，陰邪竊踞，故宜苦溫芳香，以宣三焦氣化，使小便通利為法。如藿香正氣、五苓、六和、消暑丸等方，審證選用。仲景言濕家忌發汗，指濕熱在裡者。因其膠黏之邪，汗之徒泄津液傷元氣，而邪仍在，反變壞證矣。既為膠黏之邪，故寒滯之藥，亦不宜用。若見腹滿，妄用大黃攻瀉，則更傷腎元、敗脾陽，脹必愈甚，而至危殆，故又不可下也。其或濕盛熱輕，尤當用辛熱如姜附之類，使陽氣克振而佐二苓滑石等，以泄其濕。兼表分者可加防己、赤小豆、木通之類，此大法也。吳門薛生白先生，有《濕熱條辨》三十五則，論治甚詳，宜參究之。其黃疸瘧痢等，各按本門論治可耳。
夫陽暑為火，陰暑為濕；無汗身熱為邪閉，有汗熱渴為津泄。表裡虛實，辨別宜清。驅邪養正，不可混施。每見世俗以香薷飲為治暑通套之方，病家不知其害，醫者以為成法，可免褒貶。而不知香薷辛淡而熱，為暑門發汗之品，如傷寒門之麻黃也。不辨有汗無汗，表裡虛實，而混用之，其害多矣。若黃連瀉心火，厚補溫中開胃，原為治濕熱之藥，而不可治暑溫火盛傷氣之證。以其苦燥傷陰，則熱反不退而化燥病矣。臨證者幸詳辨之。
以上四證，雖源流不同，但有互相兼病者。必參合諸證而施治法，知常通變，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瘟疫
瘟疫者，由六氣錯雜，穢惡釀成。邪既深重，原非輕藥能治。然人稟體究有虛實不同，亦不可概施攻擊。吳又可論證頗詳，而立法未免偏於峻猛，或更辨證未確，將暑濕風溫等，誤作瘟疫而治，則病輕藥重，戕賊何堪。余見世俗蹈此弊者不少，良由又可不究六氣變化之理，混指一切溫病為瘟疫故也。
康熙間，上元戴麟郊先生，推廣吳又可之論，而著《廣瘟疫論》，其辨證要法有五，學者最宜記取：一曰氣，瘟疫病氣，臭穢如屍氣，與眾病氣不同；二曰色，其面色垢滯而晦；三曰舌，其苔厚濁滿舌，初起白如積粉，旋變醬色，或黃或黑；四曰神，其心神憒憒，似夢似醒，躁擾不安，問其所苦，不能清楚以告；五曰脈，初起脈多沉數，至數模糊不清，或弱或伏。皆由穢濁之邪，壅蔽膜原，神氣昏蒙故也。
有是五者，方為瘟疫。初用達原飲，開泄膜原，使邪傳化，傳化之後其脈象即不模糊沉伏矣。倘五者之中，止見二三，或系暑濕風溫等證，不可便作瘟疫而用重藥。凡治疫病，於應用方中必加芳香逐穢，亦須量其虛實。未可如又可所謂，必用大黃，方能祛邪。但將風溫暑濕等證辨明，庶免病輕藥重之誤也。
乾隆間，有山東劉松峰先生者，編次吳又可之論，潤色而增益之。稱又可為治瘟疫之聖，與《靈》、《素》、仲景鼎足千秋，又言又可以《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為非者，最確。冬傷於寒，當作冬傷於汗。以冬令多暖出汗，至春必多瘟疫之病，已嘗試驗者也。予觀又可，以一時治驗之證，自謂千古不易之法，遂以一切溫病為瘟疫，實不明陰陽六氣變化之理，獨逞臆見，以《內經》為非，乃強不知以為知者也。若又可而果聖耶，既以《內經》為非，則必聖於軒岐仲景矣，不止鼎足而已。使又可而聞此言也，不知何以自處乎。今軒岐仲景之書具在，請與又可論比而觀之，果可鼎足千秋否乎！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予可毋贅焉。若冬傷於寒，可以改作冬傷於汗，則春傷於風，夏傷於暑，可以改作何字乎？自古及今，果有傷汗之病名否乎！余誠淺陋，未之聞也。且余嘗客粵東高雷等州，無冬不暖，無人不汗，卻未見春必病瘟疫也。總之陰陽六氣偏駁倚伏，變化多端，必求理之所在，斷非臆見揣度所能知。不悟己之不明，反以《經》語為非，過矣，此所以說愈多，則經旨愈晦，而聖道愈衰，後學之惑愈甚，而醫風愈下，則生民之厄愈重也。可慨哉
附答問
或問薛生白先生《條辨》內，有諸證皆退，惟目瞑則驚悸夢惕，餘邪內留，膽氣不舒，宜酒浸郁李仁，薑汁炒棗仁等一則。即製法得宜，得不嫌其留滯乎？請示之。
答曰：籍酒氣之濕熱，與郁李之滑利，導去濕熱之邪，取同氣相感之理也。驚悸夢惕，魂不藏肝，棗仁酸先入肝，而能安魂。為慮酸能斂邪，故制以薑汁之辛。辛散為陽，酸斂為陰，一辛一酸，二味相和，得一陰一陽闔闢之道。陰陽闔闢而肝之血氣以和，則魂安邪去，無驚惕之患。藥雖平淡無奇，製法極臻妙理，然亦不過示人規矩，要須隨證變化。予卻不慮其留滯，防其太溫。蓋相火寄於肝膽，薑汁棗仁，性皆溫熱，故當臨證審察，或宜佐涼肝耳。
或問王叔和撰《傷寒例》，中雲冬傷寒邪，藏於肌膚等語，後世多非之。如慈溪柯韻伯之超卓，亦謂叔和之謬，而子獨宗其說何也？
答曰：《傷寒例》，不合仲景之旨，故謂其非。若邪藏肌膚一語，原本《內經》，非叔和臆說。況柯氏雖多卓識，而有發明，惟此論亦矛盾而不當。即如其論云：以其人腎陽有餘，好行淫欲，不避寒冷。爾時雖外傷於寒，而陽氣足御，但知身著寒，而不為寒所病。然表寒雖不得內侵，而虛陽亦不得外散，仍下陷入陰中。故身不知熱，而亦不發熱。冬時收藏之令，陽不遽發。若寒日少而蓄熱淺。則陽火應春氣而病溫；寒日多而鬱熱深，則陽火應夏氣而病暑。此陰消陽熾，從內而達外也。按此一節，既言外傷於寒，又云但知身著寒，而不為寒所病。夫身知著寒，則寒邪已伏藏肌膚矣，因其不發，故不覺也。
又曰：叔和不知此義，謂寒毒藏於肌膚。夫寒傷於表，得熱則散，何以能藏；設無熱以御之，必深入臟腑，何以止藏肌膚，且能藏者不能變，何以時換而變其所藏乎！不知原其人之自傷，而但咎其時之外傷；只知傷寒之因，不究熱傷其本；妄擬寒毒之能變熱，不知內陷之陽邪發現也。按此一節，言寒邪不能伏藏，藏則不能變熱，其熱為內陷之陽邪發現。試問寒為陰邪，陰邪凝斂，且不能伏藏，則內陷之陽邪，又何以能藏，而至春夏發現，豈非自相矛盾乎？正為其人腎陽有餘，或寒邪不重，故不深入臟腑，而伏藏肌膚。夫冬寒春暖，天地之氣隨時而變，所感之寒亦天地之氣，豈反不隨時令而變溫熱乎？乃言藏則不能變，何不思之甚耶！
又曰：於此見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孤陽無附，而發為溫病也。按此一節，引《調神論》所云逆冬氣者，即冬不藏精之義。與冬傷寒，春病溫者，有內傷外感之殊。余於六氣論後答問中，已詳其義，請更觀之。若冬不藏精而病溫者，本篇提綱中，亦經敘明也。柯氏之意，謂止有內傷之溫病，而無伏邪之溫病，似欠體會《經》旨。如止本氣自傷，何以仲聖亦言伏氣之病。以意候之，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此伏者究為何氣？豈本身之氣，又有所謂伏者乎？由是益可見《經》言冬傷寒、春傷風等，論四時傷邪，過時發病，與《調神論》所言逆冬氣，則傷腎，逆春氣，則傷肝等，豈非有外感內傷之異哉？自不可因《傷寒例》之非，並不察其是處概非之也。
評《溫病條辨》
近有淮陰吳鞠通先生，名瑭，著《溫病條辨》一書，宗葉氏大意，從河間分三焦立法，引《經》正名，分晰傷寒溫病之異，多有發明。其提綱云：凡溫病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此即葉氏所云，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旨也。但將風溫、溫熱、瘟疫、冬溫併為一類，而曰初起惡風寒者，桂枝湯主之；不惡寒而渴者，均主以銀翹散。以瘟疫改作溫疫，仍古體也。又謂吳又可《瘟疫論》未善，而達原飲一方，過於削伐甚謬。
予按此論，不能允當。若又可立法雖偏，其達原飲一方，猶為恰當，不可非之。何故？蓋風溫為輕清之邪，從皮毛口鼻而入。鼻為肺竅，皮毛肺之合也，故肺先受傷。人感虛風賊邪，而當溫暖之候即成風溫之病。四時皆有，溫重即熱病也。故如溫熱冬溫等名，皆可以風溫二字括之，不必另分名目，以省繁惑。惟春為風木司令，而氣候溫暖，故風溫較三時為多耳。若瘟疫一證，由五運六氣，主客流行，克賊偏駁所致。如《六元正紀大論》所云辰戌、卯酉、丑未、巳亥等歲，或云民厲溫病，或云厲大至，民善暴死等，即後世所稱瘟疫也。古無瘟字，溫瘟義同。所謂厲者，狀其氣之凶暴、病之危速。或因穢汙之氣，與時令之邪，蘊釀而成。故方書又有溫毒之名，亦即溫厲之意。曰毒曰厲，總形其邪之惡耳。是以瘟疫一證，病勢甚重。初起即厚苔滿舌，邪伏膜原，盤踞深固。須達原飲，始能開其濁結，使之傳化。故又可有九傳之說，歷敘證狀甚明，而與風溫大有不同，非輕藥所宜。且葉氏所云溫邪犯肺。正指風溫而言，故肺先受傷。今觀銀翹散方，亦輕清開肺治風溫之藥，以之治瘟疫，則病重藥輕；疫邪結於膜原，而用開肺之法，則病深法淺，皆非所宜矣。況桂枝湯，本治風寒之方，用治風溫已不甚合，若瘟疫初起，或有惡寒，多因濁邪內結營衛，氣壅表陽不宣之故。即使外有微寒，而以達原飲開其內結，使營衛氣通，內邪外達，則微寒亦散，惡寒自除。豈可用薑桂之辛熱，更助熱邪，甘芍大棗之甘溫，反壅氣機乎？可知桂枝銀翹兩方，均不可以治瘟疫。斯則鞠通辨證未清，立法不當，非又可之方不善也。
又《上焦篇》化斑湯下「方論」之後曰，按吳又可有托裡舉斑湯，不言疹者，混斑疹為一氣也。考溫病中發疹者，十之七八；發斑者十之二三。蓋斑乃純赤，或大片，為肌肉之病；疹系紅點高起，麻、瘄、痧皆一類，系血絡中病也。觀此，益見鞠通將瘟疫風溫，混而不辨，並非又可不分斑疹也。蓋風溫以輕清之邪傷肺家輕清之臟，故初起發熱、咳嗽喉疼、胸痛、顱脹，皆輕邪在上也。舌無苔，或有微薄黃白苔，而內無濁結也。如邪郁不解，熱入血絡而成疹子。疹者，手太陽肺病也。若再不解，則逆傳心胞，而變神昏痙厥之危證矣。以其邪由肺入，雖傳心胞，熱在血脈，與胃之主肌肉者無干。故風溫之邪，但有疹而不成斑也。若瘟疫者，穢濁之邪，客於膜原，膜原在肺之下，胃之上，故舌苔厚滯。以濁邪壅蔽胃口，胃熱鬱而成斑，故斑為足陽明胃病也。如膜原之邪，由肺外達，則其結已開，邪已化，必作汗而泄。故瘟疫之邪，但有斑而不成疹也。吳又可所論瘟疫，以未見有疹，故不言疹，並非將斑疹相混也。如果瘟疫又兼風溫，則斑疹互視，偶或有之。然膜原在裡，邪結膜原，須用重藥以開里結，則表氣亦通，斑化而疹自消。倘用輕藥，清肺治疹，則里結不開，疹亦難化，非其法矣。若風溫之邪，不兼內濁，非瘟疫證，則發斑者十無一二。故鞠通言溫病發疹十之七八者，實為風溫，而非瘟疫，豈得與又可之論相混哉。又可混稱一切溫病為瘟疫，是指鹿為馬；鞠通又將瘟疫作風溫而治，是以馬為鹿，其失均也。且《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以伏寒化熱，乘春陽上升而發為溫病，故名春溫。仲景所云，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是也。以其內熱，故初病即渴；以邪非外感，故不惡寒。與風溫之邪，由外感者，又為不同。鞠通亦不辨析論治，各證源流未清，故立法不能盡當也。
又《上焦篇》論溫瘧一條曰：骨節煩疼，時嘔，其脈如平，但熱不寒，名曰溫瘧，桂枝白虎湯主之。此雖本於《金匱》之文，但其自注云：陰氣先傷，陽氣獨發，故但熱不寒，令人消爍肌肉。又次條論癉瘧曰：但熱不寒，或微寒多熱，舌乾口渴，此乃陰氣先傷，陽氣獨發，名曰癉瘧，五汁飲主之。以上兩條，一論溫瘧、一論癉瘧。乃同云陰氣先傷，陽氣獨發，兩證無所區別，互相牽混。按《內經》曰，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又曰陰氣先傷，陽氣獨發，故但熱而不寒，令人消爍肌肉，名曰癉瘧。是溫癉兩瘧。因既不同，現證各異，而有內傷外感之分。《金匱》論癉瘧，文與《內經》同；論溫瘧，稍有簡異，亦不與癉瘧牽混。蓋《內經》論病源，《金匱》論治法，文雖不同，意不相遠。鞠通將癉瘧經文，作溫瘧註解，兩證牽混不分。豈未讀《內經·瘧論》耶。
又如《下焦篇》有一條云，秋濕內伏，冬寒外加等語，牽引經文作證，尤乖義理。予另有《素向辨疑》一篇，再請明者鑑定何如。
再按鞠通云：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故立銀翹散為主方。又可論瘟疫，邪結膜原，故制達原飲為主方。此如仲景之論傷寒、脈緊無汗，主以麻黃湯；脈緩有汗，主以桂枝湯。蓋邪既不同，感有深淺，而方藥之輕重各異也。夫風溫為輕清之邪，傷肺家輕清之臟，故從手太陰始，瘟疫為穢濁之邪，故傷胃口而結於膜原，因胃為水穀之海，濁味所歸也。鞠通既云從手太陰始，是論風溫之證矣。銀翹散皆輕清之藥，是治風溫之方矣。乃將瘟疫併為一類，而議吳又可之非。則不自知牽混之誤，反論他人短長，蓋亦疏矣。
附答問
或問膜原在胃之上口一說，請細悉之。以定其處，否則恐認膈膜為膜原。
答曰：詳「原」字之義，似指軀殼內空闊處也，因其空闊，故能蓄邪。《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則空闊處，無過上焦肺胃之間，以其蓄積陽氣，無濁滓所聚，故云如霧，而又稱氣海也。《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小絡急引，故痛。按此言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則指膜原在肺下胃上之間矣。又《瘧論》云：邪氣內薄五臟，橫連膜原。既云內薄五臟，則在軀殼以內；橫連膜原，猶在臟腑以外。是膜原為半表半裡之界，而在肺下胃上，與膈膜逼近。由此觀之，竟以膈膜為膜原，似乎不可。若定謂膈膜非膜原，實亦相連屬也。即如風溫輕清之邪，受於太陰經，內連胸肺，則咳嗽胸悶，而無舌苔，或不妨食。若感濁邪，如瘟疫及濕溫之重者，則必脘痞、惡食、舌苔厚膩。以其近於胃口，故昔人謂邪客膜原也。因在表裡之界，故邪從中道而走三焦，則表裡之藥皆不宜，所以吳又可有達原飲之制。既非手太陰證，豈吳鞠通之銀翹散所能治哉。況著書立說，原為明道濟人起見。而理雖無窮，是非一定，故愈辨駁，則理愈明。余又何敢自信，故亦廣求駁正，以期大明斯道，不亦為天下後世之一助乎。
評王於聖《慈航集》
近時王於聖先生，名勳，著《慈航集》醫書，惟瘧痢二證，原經立論，猶為合理。其所定六十年花甲之方，竊恐未可為憑。蓋司天在泉之氣，主病有應，有不甚應。以其主客運氣，轉旋互換，相制相生，而有勝復偏駁，變化之理甚微。又兼人之體質，陰陽強弱，皆各不同，故病之變態，莫能測料。即使洞明運氣之理，亦不能拘之以測病論治，而況於聖於六氣病變之理，尚未甚明，烏能洞悉主客運氣流行之微妙乎？是故必先究明六氣之理，審其因於何氣之邪，傳變之證，然後方可名病制方。而司天在泉之理，亦不出六氣變化之中矣。然則何以見於聖未明六氣為病之理耶？觀其《春溫論》曰：春溫者，春日過暖，萬物發生之時也，猶如春花初放，偶受霜雪之侵，寒冰凍結，其花盡僵。若不就日之陽和，則漸焦枯，更向陰處藏之，豈望其發生乎。此因寒證用寒藥之誤，今將天時以比之，則知寒涼不可輕投矣。
余按此說，比之以春花受霜雪而僵，又云寒證用寒藥之誤，直是論傷寒，而非論春溫也。霜降以後，春分以前，皆有傷寒之證。如果審系寒邪，自當溫散，否則胡可妄投。且寒為陰邪，溫為陽邪，病源不同，治法迥異。既論春溫，豈可與傷寒牽混。此其不明一也。
而況溫病之中，更有源流不同。如春溫者，《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以其伏寒化熱，乘春陽上升，熱由內發，故名春溫也。今云寒證用寒藥之誤，是為陰證傷寒矣，豈春溫之謂乎。又如風溫、暑溫、濕溫、瘟疫等證，皆各不同，以其非傷寒之證，故均名溫病耳。論中又曰，風寒暑濕，皆系陰邪，並非火證，俱用溫劑；燥火二氣，雖系熱邪，初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散寒邪，然後方可清其燥火。要知外逼寒邪，內伏燥火，故初治宜溫散，內火亦從汗解矣。若據此說，則六氣之病，俱當用溫藥，竟無陰陽之分，尤為非理，此其不明二也。
夫治病者必審其現證，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藥隨病變，朝夕不同，惟求其當而已。今既云燥火二氣系熱邪，又云初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散。豈有既成熱邪，不顧現在之證，反以初起受寒為憑，而仍用溫散之理？如傷寒傳裡變為熱邪，必用白虎承氣。冬傷寒而春病溫者，伏寒化熱，熱由內發，急當清裡，豈可謂初病因於傷寒，而仍用麻黃桂枝等湯以溫散乎！仲景之法，全在審證立方。其邪既變，故方藥亦變。是以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法；有一定之方，無一定之病，故方之宜否，必當隨時審證，施之得宜，庶幾無誤。豈可稍有偏執哉。
而況六氣之病，陰陽各異，寒者止居六中之一，而春夏秋風火濕熱等病，不啻倍蓰，何以見總因受寒而起耶。若云外逼寒邪，內伏燥火，此《傷寒論》中大青龍湯之一證。大青龍湯，中有石膏，亦非純用溫散。既為燥火之邪，若執溫散之說，非但不能作汗，必至發狂斑爛，禍不旋踵矣。《內經》明言寒為陰，風為陽，而火濕合氣，則名暑。今將風寒暑濕，概指為陰。陰陽不明，則六氣變化之理，自不能辨，無怪乎以傷寒而作春溫也。夫傷寒之病，霜降後至春分前則有之。余時縱有暴寒，其氣輕淺，不須用麻黃等湯，即不可名傷寒，不過感冒而已。若大江以南，更少正傷寒證，寒邪既輕，旋隨時氣變成溫熱。是故四時中病外感者，風溫濕熱，十居七八，而正傷寒，罕見二三也。可笑世俗，無論方土，不拘春夏，但見發熱頭痛，即名傷寒。徒執《難經》傷寒有五之一語，因名昧實。六氣不分，陰陽不辨，以藥試病，淆誤已多。若再以諸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散之論，橫於胸中，害難勝道矣。若溫病之發熱頭痛，與傷寒雖同，而傷寒必甚惡寒，須俟邪解方休，以其為陰邪也；溫病則不惡寒，或反惡熱，或初起微有惡寒，一半日即不惡寒而變熱，以其為陽邪也。陰陽之象，迥然可辨，而治法大異，胡可稍涉疑似哉。
醫理精微，通乎造化。若以庸庸之資，雖研窮畢世，莫識其端。豈可以一知半解，輒欲著書立言，似是而非，悖經害道，俾淺學效法，而災及生民，流毒後世。嗚呼！可不慎歟。
《千金方》房術論
夫言以載道，而言之得以流傳千古者，書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道賴書以明，所以害道者，亦書也。嗚呼！著書固難，讀書不尤難乎。書之無關人心風俗，生民性命者勿論。其關人心風俗生民性命，而言之顯然悖理，人皆能辨之，猶不足以害道。若夫似是而實非，似真而實偽者，其為害道也大矣。正人心而善風俗，儒者之書也；佐造化而保性命，醫者之書也。世上之書，孰有重於斯二者乎。韓子曰，非聖之書不可讀。然諸子百家，多有羽翼聖經，啟迪後進之功，亦有不容盡廢者。善讀書者，要當先讀聖經以明其理。理明於心，後讀諸家之書，則純駁自分，真偽立辨。此所以信其所可信，不盡信其所不可信，必以聖經為標則而准之以理也。
即如醫門諸子，若唐之孫真人思邈，亦可稱亞聖矣。著有《千金方》，國初張路玉先生，為醫門大賢，疏《千金方》為《衍義》。其中闡幽發微，功難殫述，即有小疵，誠非淺學所能窺，宜無悖理害道之說雜於其間，必可信矣。乃於二十七卷《養性門》尾後，立有「房中術」一條，以御女而採陰補陽為益壽長生之術。無論其術驗否，當知天地間未有行悖理喪良之事，而反能益壽長生者。其為害道邪說顯而易見，豈有賢如孫真人，為此害道之邪說哉。必由好奇之人，摭拾附會以偽託耳。後賢因過信孫真人，遂不辨其偽妄，而反衍之，蓋亦千慮之一失也。以丹溪之明，始猶據理而論。言人之生，心火居上，腎水居下，水升火降，生意存焉。醫者立教，恬淡虛無，精神內守，所以遏火之動於妄也。君火不妄動，則相火守位，焉有燔灼之虛焰，飛走之狂勢也哉。然而卒不辨其為偽，繼又矛盾以圓其說曰：《易》兌，取象於少女。兌，悅也，遇少男艮為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貪縱者，水體非向日之靜也，故著房中之法，為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為也。
余按丹溪之言，亦知此方之不能無弊，曲為之說，意非不善。惜乎見理未徹，不敢直斥為偽，而遊移其詞，反致矛盾。遂使後世妄人，貪生延壽，邪說彌增，邪行愈熾。至於敗德喪命，莫能數計，甚可悼也。夫《易》以奇偶表陰陽之象。無心之感者，即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此聖人論天理之微炒，必待人慾淨盡，而後虛靈明徹，豁然感通。苟有一毫思為，則此心壅滯，已蔽其明，不能通乎天人合一之理也。其云少男少女者，用喻陰陽生化之道，出乎天理流行之自然。艮其背，不獲其身。則此心寂然，無一毫人慾之萌也。今雲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是以愚夫愚婦熾然之欲念，比聖人虛靈明徹，寂然不動之心，烏乎可哉！且言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為也。試問既已質壯心靜，藥餌且不須，何勞採補乎！天下古今，豈有行悖理喪良之事而稱聖賢者乎！亦未有采人垢穢可資成仙之道者也。夫欲念動而陽始舉。今曰心靜，又曰不動，既心靜不動，則陽何能自舉。陽不舉，則焉能行採取之術，何矛盾之甚耶。且如道家金丹等書，亦莫不痛斥採補為邪術，何況儒者，而反牽引經文，為彼左證，不幾於侮聖言乎。
由是言之，孫真人既成仙道，斷無如斯邪說流傳，其為妄人偽託顯然，必不可信。而丹溪之說，似是實非，易於惑人，尤不可以不辨。吾願天下後世，有司命之責者，讀古人書，當以聖經為標則，而准之以理，勿過信其所不可信，庶不貽害道之禍。則人心可正，風俗可善，造化可參，而性命可保也夫。
語曰：仁者壽。又曰：仁，人心也。是故欲得長生者，惟求吾心之仁而已矣。吾欲仁，仁斯至矣，求在我者也。愚者捨本逐末，肆欲妄為，喪其天良，本為貪生，反速之死，誠可憫也。皆由邪說流傳，昧者不辨，甘蹈水火而不悔，毒害何可盡言。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凡邪說之惑人，每假聖賢仙佛名目，雖有智者，往往亦為所愚。故如張路玉、朱丹溪諸賢，猶不免墮其術中，則知世之遵信堅固而不可拔矣。一旦欲闢其謬，而辨其偽，使人翻然悔悟，則非具過人之識，見理明徹者，所不能也。今觀先生此論，不獨析理精微，如老吏斷獄，邪偽立辨；而救焚拯溺，為普渡慈航。其有功人心世道，豈淺鮮哉。
虛損論
治虛損者，先辨陰陽，次分上下。陰虛者，最忌助氣，陽虛者，大禁寒涼；上損，則清金為先，下損，必固腎為主。此千古不易之成法也。其有陰陽兩虧，上下交損者，當權其輕重緩急，而進藥有先後之次序焉。但其病狀變化無方，而理法通微入妙，若不明先天后天生化之源，臟腑剛柔偏勝之弊，則莫知其緒，而辨證不確，投劑無功矣。夫陰陽之氣，稟於腎元；生化之權，操乎脾胃。故腎元虧損，稟質不足者，全賴脾胃生化以滋培。《難經》謂上損至下，下損過中，皆不治。以脾胃既敗，無法可施也。然脾胃之能生化者，實由腎中元陽之鼓舞，而元陽以固密為貴。其所以能固密者，又賴脾胃生化陰精，以涵育耳。《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即此之謂也。
是故脾胃與腎元並重，用雖二而體則一也。但陰陽雖稟於腎，而生生之氣，出於肝膽，清陽自左而升，陽生於陰也。脾土健運，而胃氣下行，濁陰從右而降，陰生於陽也。此一升一降，實為陰陽旋轉之機樞，而與天地同其造化者。故天地節序有遷移，而人身氣血亦應之。虛損之人，氣血既虧，陰陽運行，不能循度，動多窒滯，故欲培其根本必先利其機樞。若不知此，而徒用呆補之藥，則氣血愈郁，反增其困。或致脹悶，或致泄瀉，皆由機樞之不利也。然則何以利之乎？曰：清氣出於肝膽，木也。性喜涼潤而條達，故宜疏利，勿壅遏也，宜柔潤，勿克伐也。風以揚之，雨以潤之，木有不欣欣向榮者乎。脾為陰土，喜香燥而溫暖，暖則陽和敷布，健運不停；胃為陽土，喜滋潤而通暢，暢則飲食以時。脾氣鼓動而化精微，生津液。津液周流，濁滓下降，濁降清升，機樞自利矣。若肝陽過升，胃氣被逆；或脾氣困弱，飲食難消，皆當隨時審察者。故治虛損，而不知緩急先後進藥之序者，未可與議也。補偏救弊，轉危為安，雖在良工之用心，尤要病者之調護。不然，功不逮過，亦徒勞耳。
再按虛損，有真假之分，尤不可不辨。本元虧為虛，臟真傷為損，故總名內傷，如前所論是也。若假者，似是而非，或不辨而誤服補藥，變成敗壞之證，反不可治矣。故舉數則，余可類推也。
一凡心跳頭眩，夢寐不安者，世俗多作虛損怔忡，而用補劑。不知有痰凝氣滯，鬱火衝動者。一投參地棗仁萸肉等藥，初不之覺，或見小效。而澀補之味，漸漸斂痰，入於包絡，旋髮旋重。或變風癇抽掣，不省人事，甚則癲狂，不可救治。夫虛損而至怔忡者，先因腎虧，勞心耗血。水不濟火，虛火上衝心神動惕；血不養肝，肝風上冒而頭眩。其心腎之脈，必動數、虛大，肝脈急強，乃為木火偏勝，陰血虛損之象。若因痰凝火鬱者，外證雖似，而脈則迥異，尺部沉靜如常，兩關寸沉遲弦澀。以其清陽不振，氣滯痰凝故也。或因觸怒勞心，心肝火動，為痰涎郁遏，火不得泄，則亦怔忡，甚或昏厥。但用理氣清痰，則鬱火解而病自愈。當其病時，寸關沉滯，而尺部或見浮大似虛。此正因涎濁阻於中焦，而下焦陽氣不能上達之故，非為真虛。但理中上二焦，氣順痰清，其尺脈亦即平復。如果細審有兼腎虧者，亦必使關寸之脈調達，而無濁涎之阻，方可滋補。否則氣血未滋，而痰涎更結矣。
一凡咳嗽，或因風寒外閉而嗽痰，或因風熱內客而乾咳。若作虛損而誤補，則邪氣內伏，反覺小愈。於是醫者病者，皆信為虛，更進補藥。邪與氣血膠結，如油入面，神丹莫療。或邪久郁動火而吐血，則更認為勞損；或邪火走注，一身皮肉筋脈皆痛，則認為血枯；或肺氣窒塞，聲閉不出，則認為啞勞。而不知由假成真，至死不悟，可勝悼哉。夫虛損咳嗽，雖亦有發熱之證，然咳聲無力，兩頰常紅。其尺脈空虛而數，肺脈虛大，並不弦滯。皆由腎傷水耗，相火上炎犯肺，方可用二冬參地之屬。若脈雖弦數，肺部沉滯，此風寒外閉；或肺脈雖大而有力，尺部不虛，是邪郁化火。皆非虛損，而當清理泄邪。其初起必有惡寒發熱之狀，且虛勞咳嗽由漸而來，外邪咳嗽，卒然而至，迥有可辨也。
一凡吐血，其因甚多。或因用力動火，須用和絡化瘀，固氣調中；或因暴怒氣逆動血，須順氣化瘀；或因外邪鬱火衝動，或受熱邪動血，皆當清邪化瘀。今觀世俗，多不細辨。一見吐血，率用二冬二地阿膠等類。其因用力及暴怒動血者，得涼潤膩補，血雖暫止，瘀遂結於絡中。續生新血，不能循行歸經，滿則必溢。故逾時復吐，吐則又補，愈後又發，旋髮旋重，終至不救。其因外邪吐血而誤補者，變證尤多。以上諸弊，余目擊不可數計，竭心力治之，全愈者十無一二，半愈者十無三四。或吐血雖不發，而咳嗽終身不瘳，帶病延年，即為萬幸。醫者不悟，自以為是，病者畏虛，甘於補死。殊不思虛損吐血，總因肝腎同傷，尺脈必然虛動。雖暴怒傷肝，肝脈大而尺脈不虛。既非虛損，其血出於胃絡，必當審其所因，以清理化瘀為主。瘀化氣和，其血自止，飲食調理，漸可復元。與其誤補而成病根，何如勿藥之為善乎。
嗚呼！余豈好辯哉，蓋不得已也。若不明六氣外邪之脈證，則實者誤補，不明人身陰陽虛實之脈證，則虛者誤攻。是故慣用於補者，既不識外邪證治之法，乃曰，但補其正，正氣旺則邪自除，猶君子多，小人自退也。其慣於用攻者，不知實中挾虛之證治，乃曰，攻邪所以救正，邪去，則正自復也。二者各執一說，似是而非。病家惶惑，莫知所從，不得不禱於鬼神，而求神藥，或用香灰代藥散。噫！理之灼然可明者，猶難取信，而欲希驗於冥冥中，其誠果能感格於鬼神乎。
夫正虧為虛，邪盛為實。正虛者，有陰虛、陽虛、氣虛、血虛之異。陰陽虛者，須培腎元，以陰陽蓄於腎也。氣血虛者，須調脾胃，以氣血生於脾胃也。邪實者，有風、寒、暑、濕、燥、火之不同，受病有臟腑、經絡、表裡之深淺，而用藥有輕重緩急之別也。然純虛者，補之尚易；純實者，攻之不難。無如純虛純實之證少，而虛實錯雜之證多也。正虛挾邪，執用補法，則錮其邪；執用攻法，則正氣脫。不知此理，動手即乖。故必審其陰陽氣血，孰者為虛；經絡臟腑，何處受邪。權其輕重緩急，或攻多補少，或攻少補多，隨證設法，惟求恰當。是故古方補瀉同用，寒熱並陳者甚多，《內經》所謂複方也。世俗習於時尚，而昧古法，反以為怪，而不敢用。凡遇虛實錯雜之證，則束手無策也。
夫攻邪所以救正，補正即可祛邪，原有至理，但必辨析，未可混淆。若各執一說而相牴牾，其害則同。假如風寒之邪，初入經絡，邪郁在表，身中陽氣不伸，故身熱頭痛。但用辛溫發散，表之汗出，則身涼而愈。又如熱邪內結，腹滿堅痛，其人元氣不虧，可用大黃等藥攻下，則邪去而安。此皆所謂攻其邪，邪去則正自復也。如或雖汗邪不能退，或屢表不汗，神氣委頓，此中虛不能勝邪，須用參耆歸芍之類，佐以疏散，補托解邪，則汗出身涼。又如下元素虧，初感風寒，即入陰經，但冷不熱，或厥逆腹痛，下利清穀，當用姜附理中等湯，以扶元陽，則風寒自去。此皆所謂補其正，正旺則邪自除也。然此惟論風寒之邪耳，若暑濕則又大異。暑濕從口鼻吸受，由膜原而走中道，漫延三焦，故必分三焦論治。膜原在肺胃間，邪入膜原，肺胃皆病。所以暑濕初感，即胸悶不食，肺胃現證也。愈後多日，胃尚不開，或餘邪隱伏，得食即復發，故最淹纏難愈。非如風寒邪在軀殼，毋庸禁食，可用補法也。
夫藥之入口，必先到胃。暑濕初受，即踞胃口，雖虛弱人不能用補，補則反錮其邪，故必先為清理。惟權其體之強弱、邪之輕重，以准藥之緩峻，使邪氣傳化，正氣流行，方可清補兼施。其邪正進退，互相勝負，此中消息，尤當細心體會。必使正氣漸復，邪氣漸消，庶可生全。是則所云補正邪自除，攻邪正自復者，俱不可用矣。且攻擊之藥，中於病所，則病去；如不中病，則攻其元氣，而邪反不去。即如暑濕無形之邪，雖滿悶，而按之虛軟。化其三焦之氣，則邪從小便而去，或從汗解。大黃者，迅利峻下，直走腸胃，若有形積滯結於腸胃，按之堅痛，方可用之。或用之不當，縱其人本元未虧，邪亦由此輕減，而元氣無不傷殘。往往病後虛怯難復；況本虛之人，無不危矣。且其無形之邪，本在半表半裡。攻其腸胃，則表邪乘虛內陷，多成壞證；若又不顧伏邪在內，而執用補法，則邪與氣血，膠固難清，必至淹纏，日久終歸不起。嗚呼！不明至理而偏執一說以自是，則假虛假實之證，未有能治之者。爰辨其概如此，幸明者鑑諸。
附真寒假熱治案
丁亥仲春，有七十老人，數年前患瘧，病根未除，每至夏秋則發。去冬至春，忽病嘔吐戰振，筋脈掣痛，愈後屢發。或見其小便黃赤，大便乾而少，面有紅光，謂是肝鬱化火，火逆犯胃作嘔，胃陰不足，故小便黃赤，大便乾少也。余診脈，虛澀少神，觀舌苔，白腐而厚。因言中焦虛寒，濁陰聚胃，故嘔吐。是胃陽不振，非肝火作逆、胃陰不足也。病家惶惑，未知孰是，余遂辨之。《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是小便之行，必由三焦氣化而出。三焦為少陽相火，故火盛，則小便黃赤；火衰，則小便清白，此常理也。然《經》又言，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中氣不足者，中焦虛寒也。小便反變黃赤，何也？中有妙理，若不細心體會。欲得其旨，豈不難哉。倘不辨明，或本虛寒而見小便黃赤，誤認為火，而用涼藥，或系火邪，混引《經》文中氣不足之語，誤用溫熱，其害均也。夫火炎上，水流下，自然之性也。故火有餘者，必先盛於上，而後盛於下；水有餘者，必先盛於下，而後盛於上，此常理也。然水激之，可使在山，失其就下之性。火若以寒冒之，則屈伏在下，失其炎上之威。三焦者，相火用事，熟腐水穀而化精微，生津液而通水道，故名為焦，取火熟物之義。相火足，氣化行，則水道通利，而清濁不混。故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也。若相火衰弱，中焦虛寒，不能化氣，則胃中湯飲痰涎，濁陰凝聚。而衰弱之火，勢必不能炎上，而屈伏於下，水道不暢，小便反變黃赤。此所以中氣不足，溲便為變也。
其大便乾而少者，仲景曰：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同硬），名曰陰結。此謂陰寒凝結也。世俗見大便堅難，多作火治，誤矣！今脈虛澀，身重，不思食，而大便乾少，正仲景所云之陰結也。然則何以驗之？則當辨之於舌。舌為心之苗，心為君火，色本赤。三焦為相火，脾胃為中土，火土相生，氣脈相貫。是故胃中或寒或熱、或清或濁，其狀其色，必現於舌。舌苔厚膩者，胃中陰濁凝聚也。其色若黃，黃為土之本色，土有生氣，生土者火，火與陰濁交混，而成濕熱之邪，則宜辛溫苦降以祛濁，佐涼以清火。若色白者，白為金色，土無生氣，相火衰弱已極。必用辛熱助陽化濁，甘酸培土和肝。以其土無生氣，故不納食。胃陽不振，則濁陰盤踞，濁陰已盛，斷非胃陰不足矣。若胃陰不足，舌紅而光無苔垢，昔人論之已詳。此陰陽清濁之理，確乎不易者也。口中並不酸苦，亦非肝火上逆矣。中焦濕聚，氣化不行，下焦反燥，故大便乾而少也。其面有紅光，因嘔多肺氣逆，虛火浮於經脈之故。肺氣順，其紅自退。是面紅便少而赤者，上下之假熱。舌苔白腐者，中焦之真寒。旦脈虛澀，非火可知。又兼瘧病根由，膜原必有結邪，故病發嘔吐。而畏寒發戰，營衛不通也。遂用薑製半夏為君，佐參、苓、附子、乾薑、生薑、桂枝、芍藥、烏梅、草果仁。一劑，即甚效。繼又去烏梅，加厚朴。連進十餘劑，每劑附子用至三錢，胃口開而病愈。其大便反溏，小便反清。蓋三焦氣化，則水道行，而陰濁下也。
可知真假之辨，必以《經》義為準。若諸家之論，多似是而非，不可為據也。然白苔雖多中寒，更須參以脈證，不可固執。即如瘟疫初起，舌苔厚白如積粉，此穢濁之邪，包熱在內，其人必昏憒發熱。須達原飲，開泄膜原結邪，熱即透發。若誤作虛寒，其害不小，以此類推，必當脈證互參。故《內經》云：有者求之，無者求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此辨別不易，未可但憑一端也。又如濁邪包熱者，苔雖白，其舌本必紅赤，非如虛寒之淡白也。
附溫暑治案
又如舌紅而光，若不乾渴，亦不可盡作胃陰不足。雖有苔垢而乾枯者，濁邪既結，津液又傷，必須兼養胃陰也。余在粵時，有肖山何先生，夏月不爽，自謂受暑。食西瓜一大枚，又服涼藥數帖。後無所苦，惟胃不開，每日強飲薄粥一二鍾，甚無味。尚行動自如，小便淡黃，大便乾，多日不解。胸腹無脹悶，面色如常，舌紅而光無苔，酷似胃陰不足，但不喜湯飲。脈則浮中皆無，按之至骨，縈縈如蛛絲而已。醫者猶言有火而進涼藥。余曰，此證固非火邪；舌雖光，不欲湯飲，亦非胃陰不足。脈微如是，元陽大虧。幸而小便淡黃，大便堅固，腎氣略為有根，若再服涼藥必死。遂用附子理中湯，去朮，加當歸、桂枝以養榮。數劑後毫無效驗。又去桂枝，加肉桂、吳茱、黃耆等。連服十餘劑，依然如故，惟脈似成條，沉細如髮，出大便些須，仍干。又進前藥十餘劑，共服大熱藥已三十餘劑，仍復如此。余細思其小便通，大便乾，則腎元未絕，何以胃總不開！令停藥四五日以觀之，亦只如是。百味烹調皆不喜，粥亦勉強而飲，行動如常。余乃屏去熱藥，重用鹿角膠，佐枸杞、當歸、參、耆、蓯蓉、廣皮等，溫潤養陽。連服十劑，始覺脈形稍粗，飲食略加。又服十劑，其胃始開，脈亦漸充。其間二十餘日，不出大便，胃開後，大便一二日即解。其人反軟弱臥床，不能起坐。又養半月，始得下床。嗚呼！此真奇病也。
仲景曰：脈縈縈如蛛絲者，陽氣衰也。何公本面白氣虛之人，年逾五旬而見此脈，陽衰已極，然服助陽大熱藥三十餘帖，全然不覺，胃竟不開，其生氣幾竭矣。鹿角不須一月，即長至數尺，其得生陽之氣為最，故其功勝於桂附。是桂附之熱，可以勝寒，而草木無情，不及血肉有情，能助生氣也。
又如溫暑之邪，必用涼解。若其人體盛色白，或不白而肌松者，本質陽虛，凡感熱邪，往往涼藥不效。以其陽虛，涼藥入口，中氣先餒，不能運藥驅邪故也。此須辨舌，舌雖邊黃，中必白滑，乃熱邪外受，中卻虛寒。須先用辛溫通陽，使中陽振，舌心亦黃，再用涼藥即解。如兼厚膩舌苔者，此熱伏濕中，尤當先用辛溫開濕。倘見其熱甚，驟用大涼，遏其濕而火反伏，必淹纏難愈。或作洞瀉，則濕去一半，火邪內陷，變證百出，不可不知。
余在粵時，有一體盛肌松之人，春令患風溫，身熱頭痛、咳嗽喉疼。屢用辛涼疏解，咳嗽喉疼差愈，而身熱不退，其邪反郁。肢體隱隱如疹狀，煩擾不安。觀舌，邊黃中白而皆滑，始悟其中寒外熱，而有濕痰，故辛涼不能解熱也。乃用二陳湯加附子一劑，其身大熱，滿舌皆黃，再用辛涼，加藿樸數劑隨愈。
又有一面白體盛人，夏月患暑溫，服涼解數帖而愈，以邪輕故也。旬日復感，自服蘇合丸，覆被髮汗，津液大泄，熱邪內陷。又兼少年多欲，其脈空數無根，余告以難治。蓋蘇合丸中冰麝等，辛溫走竄，治寒尚可，溫暑大忌也。勉進甘涼薄味之藥，養陰和陽。四五日，脈象稍轉，而尺部甚空。身熱不退，夜則讝語，天明即清。舌有薄苔，邊淡黃，中白滑。每日飲粥二三碗，如是十餘日病不增減。藥稍疏利，則委頓不堪；稍補助，則邪熱愈熾。余不能治，病家篤信，不肯更醫。一日因換床起動，即大汗口開，眼閉欲脫。余急視之，幾如死狀。細審脈象，雖虛數無神，尚不至於即脫。因思其二便尚通，能進粥食，胃氣未絕，胸腹不脹，則腑氣無礙。正氣欲脫，不得不先扶本元。且因多欲腎虧，而粵東木火之地，肝風易熾，常多痙厥。故參不能用，恐助虛陽上越，則下元根脫。乃用熟地一兩二錢、附子四錢、厚朴二錢，合二陳湯如數，煎一大碗。黃昏時服一半，即熟寐。二更醒後又服一半，亦無所覺。子後仍讝語，天明即清。余視之，脈稍有神而加數，舌苔中心亦黃，胸腹仍寬，能進粥食。乃用白虎湯，加細生地等，連服數日，脈漸好，粥稍加。惟身熱不退，夜仍讝語，左關獨滯且沉。因思晝清夜昏，為熱入血室，血室厥陰所主，故左關獨滯。而仲聖有刺期門之法，是邪結血分也。余不知刺法，乃用歸鬚、赤芍、新繹、青蒿、鱉甲、柴胡、黃芩、細生地之類。五六服，全然不效，此時已一月有二日矣。因病家篤信不獲辭，藥總不效，徹夜思之，未得其理。倦極而寐，醒後忽記來復丹方，中有靈脂，專入厥陰。暑濕濁邪，與傷寒不同，故前藥不效。靈脂以濁攻濁，兼有硝磺，直達至陰，助本元以祛邪，必當奏功。遂於前方去柴胡，送來復丹一錢，果然神效。夜即安睡至曉，而無讝語。又連進三服，身熱即退，忽解小便甚長，色深碧，稠如膠漿，病家驚疑詢余。余曰，此病根除矣。因其少年多欲，濕熱之邪，乘虛陷入肝腎，故與傷寒之熱入血室，病同而邪不同。邪不同，故藥力不能勝邪，則不效。此來復丹，以濁攻濁，所以神效也。所謂有是病，必用是藥，此見醫理幽微，難測如是。即進補劑而愈。嗚呼！此證若非病家篤信專任，余雖竭盡心思，無從著力。或多延數醫，亂投雜試，則萬無生理矣。仲聖治傷寒變熱之邪內陷，用芩連大黃，水漬取汁以泄熱，和入煎熟附子汁扶陽，其法妙矣。
以上兩證，一以外熱中寒而挾痰，先治中寒，用二陳湯加附子；一兼腎元空虛，先救其本，故又重加熟地，慮其礙中，又加厚朴。皆師仲聖之意，而變化其法，因宜裁製也。設非熟地附子先扶腎元，邪陷至陰之經，而正氣將脫，又何能使邪外出乎！若腎元既空，腑氣又窒者，熟地不能進，參又不可用，則為無法可施矣。管見是否，以俟高明教之，併為臨證者鑑焉。
或問熱入血室，晝則明瞭，夜發譫語何也？答曰：人之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入血室至陰之地，衛氣行於陽分，晝當陽旺之時，心神自清。邪伏陰而不動，至夜衛氣入陰，與邪角爭，則擾亂神魂，而發譫語也。衝脈為血海，故昔人指血室為衝脈。然肝為藏血之地，故血海為肝所主，而仲聖有刺期門之法。期門，肝之募也。婦人經水，由衝脈而下，其邪或得隨下。若男子，則必從肝經治之。此來復丹一法，亦可推廣仲聖之遺意也。
以上三按，若非先生心靈手巧，蓋病人無命矣。學者亦當思先生之妙法如神而奉仲景為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