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西人分析字类，曰名词、代词，曰动词、静词、形容词，曰助词、联词、副词。名词、代词者，即中国所谓实字也。动词、静词、形容词者，即中国所谓半虚实字也。助词、联词、副词者，即中国所谓虚字也。予观孔子垂训，首重正名。而汉儒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真，非其真无以为名。”盖实字用以名一切事务者，皆曰名词。字由事造，事由物起，故名词为文字之祖。中国小学书籍，亦多释名词。《尔雅》由《释亲》至《释畜》，以及刘熙《释名》，皆分析名词，字由类聚。是古人非不知名词之用也。至代词一类，皆以虚字代实字之用。吾观刘氏《助字辩略》，释“之”、“其”二字，训为指事物之称，且博引古籍，得数十条。是古人非不知代词之用也。《尔雅释诂》三篇，大抵皆动词、静词。明人朱郁仪《骈雅》，则大抵皆静词、形容词。是形容词之用，先儒亦早知之。毛、郑释《诗》，多言状物。而江都汪氏之释“三”、“九”也，亦谓古人作文，多用形容之词，以示立义之奥曲。则静词、状词、形容词之用，古人亦无不知之矣。至助词、联词、副词，则上古之时，大抵由名词假借。其始也，由实字假为半虚实字：如“治”本水名，借为治国之治；“脩”本段脯，借为修身之修；（此由实字假为动词者。）“薄”为林薄，借为厚薄之薄；“舊”为鸺鸱，借为新旧之舊（此由实字借为静词、形容词者。）是也。其继也，更由实字借为虚字：如“之”字、（草出地也。）“于”字、（孝鸟也。）“而”字、（须也。）“所”字、（锯木声也。）“则”字、（等画物也。）“苟”字、（草也。）“维”字、（车盖系也。）“云”字、（山川气也。）“不”字、（鸟飞翔不下也。）“必”字、（弓檠也。）“莫”字（日且冥也。）是也。其借假之例，约有二端：一为由义假借：如“而”为须，有下垂之义，故承上起下之字为“而”；“尽”为器中空，有穷尽之义，故凡物穷尽者皆为“尽”；“云”为山川气，故曰所出之语亦为“云”：其例一也。一为由声假借；本无其字，而读音与某实字音相近，因假借为之，如“于”字、“所”字是：（此与今日土俗有音无字者相似，姑借同声之实字以寄其字形。）其例二也。观此二例，则知虚字本无实义，故有一字数用者，亦有数字一用者，每随文法为转移。近世巨儒，如高邮王氏、雒山刘氏，于小学之中，发明词气学，因字类而兼及文法，则中国古人亦明助词、联词、副词之用矣。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此文法原于字类之证也。后世字类、文法，区为二派，而论文之书，大抵不根于小学，此作文所由无秩序也。
一
印度佛书，区分三类：一曰经，二曰论，三曰律。而中国古代书籍，亦大抵分此三类：一曰文言，藻绘成文，复杂以骈语韵文，以便记诵，如《易经》六十四卦及《书》、《诗》两经是也；是即佛书之经类。一曰语，或为记事之文，或为论难之文，用单行之语，而不杂以骈俪之词，如《春秋》、《论语》及诸子之书是也；是即佛书之论类。一曰例，明法布令，语简事赅，以便民庶之遵行，如《周礼》、《仪礼》、《礼记》是也；是即佛书之律类。后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经类也；单行之文，皆论类也；会典、律例诸书，皆律类也。故经、论、律三类，可以盖古今文体之全。惜后人昧其渊源，不知文章之派别耳。
二
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
三
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中国秦、汉以下文学之士，不知诸子之精深，惟好其文词而已。故近人所选古文，多以诸子入选。）则修词学岂可不讲哉？
四
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说文》“”字下云：“徒歌也”。戴侗《六书故》引唐本《说文》：“声谣，徒歌也。”《尔雅·释乐》篇亦同。）歌者永言之谓也。（《汉书·艺文志》云：“咏其声谓之歌。”）“谚”训“传言”，（《说文》云：“谚，传言也。”）言者直言之谓也。（《文心雕龙》云：“谚，直言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谚”字从“言”，“彦”声。“彦”训“美士”，《说文》云：“有文人之所言也。”是谚为彦士之文言，非若后世之谚为鄙言俗语也。鄙言俗语为“谚”字引伸之义。）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然当此之时，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言志者为诗，记事者为史篇。史篇起源，始于仓圣。《周官》之制，太史之职，掌谕书名。而宣王之世，复有史籀作《史》篇，书虽失传，然以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韵语偶文，便于记诵，举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盖《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内则》云：“十岁学书记。”即《史》篇也。）
又孔子之论学诗也，亦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诗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盖古代之时，教曰“声教”，故记诵之学大行，而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诗篇以降，有屈、宋《楚词》，为词赋家之鼻祖。然自吾观之，《离骚》、《九章》，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伤中路之夷犹，怨美人之迟暮，托哀吟于芳草，验吉占于灵茅，窈窕善怀，婵娟太息，诗歌比兴之遗也。《九歌》、《招魂》，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蜂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丽，《史》篇记载之遗也。是《楚词》一编，隐含二体。秦、汉之世，赋体渐兴，（《荀子》已有《蚕赋》。）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忧深虑远，《幽通》、《思元》，出于《骚经》者也；《甘泉》、《籍田》，愉容典则，出于《东皇》、《司命》者也；《洛神》、《长门》，其音哀思，出于《湘君》、《湘夫人》者也；《感旧》、《叹逝》，悲怨凄凉，出于《山鬼》、《国殇》者也；《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出于《涉江》、《远游》者也；《鵩鸟》、《鹦鹉》，生叹不辰，出于《怀沙》者也；《哀江南赋》，睠怀旧都，出于《哀郢》者也；推之《枯树》出于《橘颂》，《闲居》出于《卜居》，《七发》乃《九辨》之遗，《解嘲》即《渔父》之意：渊源所自，岂可诬乎？盖《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津梁也。足证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学。）此古代文章之流别也，然知之者鲜矣。
五
箴、铭、碑、颂，皆文章之有韵者也，然发源则甚古。箴者，古人谏诲之词也。（《书·盘庚》篇云：“无伏小人之攸箴。”《诗·庭燎序》云：“因以箴之。”《左传》载师旷之言曰：“百工诵箴谏。”）《文心雕龙》之言曰：“夏、商二箴，余句颇存。”（案《夏箴》见于《佚周书·文传》篇，《商箴》见《吕氏春秋·名类》篇，而《谨听》篇亦引《周箴》。）案周辛甲为太史，官箴王缺，而《虞人》一篇，列诸《左传》。则箴体本于三代也。铭者，古人儆励之词也。（《说文》云：
“铭，名也。”）铭始于黄帝，故《汉志》道家类列《黄帝铭》六篇，厥后禹铭荀，汤铭浴盘，武王闻丹书之言，为铭十六，（见《大戴礼》。）而周代公卿大夫，莫不勒铭于器，以示子孙。（见金石书中所载。）故臧武仲云：“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
而《诗传》亦曰：“作器能铭，可以为大夫。”《考工记》亦曰：“嘉量有铭。”则铭体始于五帝矣。碑者，古人记功之文也。自无怀氏刻石泰山，为立碑记功之始。（《文心雕龙》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号封禅，树石碑岳，故名曰碑。”）而《穆天子传》亦言穆王纪迹于弇山。则碑体亦始于五帝矣。（古人记功之碑与丽牲之碑不同，见江都凌先生《小楼读书答问》。）颂者，古人揄扬之词也。《庄子》有言：“黄帝张《咸池》之乐，有焱氏为颂。”而《史记·乐书》亦曰：
“黄帝有《龙衮颂》。”而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见《文心雕龙》。）《诗》有六义，其六曰颂；《周颂》、《鲁颂》、《商颂》皆载《诗经》。则颂体亦始于五帝矣。推之志铭（如比干《铜盘铭》及孔子铭吴季札墓是。）诔辞之作，（如鲁庄诔县贲父、哀公诔孔子是。）皆起于三代之前，而皆为有韵之文。足证上古之世，崇尚文言，故韵语之文，莫不起源于古昔。阮氏《文言说》所言，诚不诬也。
六
刘彦和作《文心雕龙》，叙杂文为一类。吾观杂文之体，约有三端：一曰答问，始于宋玉，（《答楚王问》）盖纵横家之流亚也；厥后子云有《解嘲》之篇，孟坚有《宾戏》之答，而韩昌黎《进学解》，亦此体之正宗也。一曰《七发》，始于枚乘，盖《楚词·九歌》、《九辩》之流亚也；厥后曹子建作《七启》，张景阳作《七命》，浩瀚纵横，体仿《七发》，盖劝百风一，与赋无殊，而盛陈服食游观，亦近《招魂》、《大招》之作，（柳子厚《晋问》篇，亦七类也。）诚文体之别出者矣。一曰连珠，始于汉、魏，盖荀子演《成相》之流亚也；首用喻言，近于诗人之比兴，继陈往事，类于史传之赞辞，而俪语韵文，不沿奇语，亦俪体中之别成一派者也。三者而外，新体实繁：有所谓上梁文者矣；（出于《诗·斯干》篇。）有所谓祝寿文者矣；（始于华封人之祝尧。）而一二慧业文人，笔舌互用，多或累幅，少或数言，语近滑稽，言违典则，此则子云称为小技，而昌黎斥为俳优者也。
古人谓“小言破道”，其此之谓乎。
七
西汉之时，总集、专集之名未立；隋、唐以上，诗集、文集之体未分。于何征之？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未及杂文；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如论说之体，近人列为文体之一者也，然其体实出于儒家。（九家之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者，皆为论体；互相辩难者，皆为辩体。儒家之中，如《礼记·表记》、《中庸》各篇，皆论体也；《孟子》驳许行等章，皆辩体也。即道家、杂家、法家、墨家之中，亦隐含论、辩两体。宣口为说，发明经语大义亦为说。《汉志》于发明经义之文，即附于本经之下。又贾谊《过秦论》三篇，亦列于《新书》，而《汉志》杂家复有《荆轲论》五篇，皆论体之列于子者也。）书说之体，亦近人列为文体之一者也，然其体实出纵横家。（如苏子、张子、蒯通、邹阳、主父偃之文，皆文章中之书说类也，而《汉志》咸列之纵横家中。）推之奏议之体，《汉志》附列于《六经》。（如《尚书》类列议奏四十二篇，《礼》类列议奏三十八篇，《春秋》类列议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论语》类列议奏二十篇；而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官列于儒家，博士贤臣对列于杂家，此又奏议类之附列诸子中者也。）敕令之体，《汉志》附列于儒家。（儒家之中，列《高祖传》十三篇，自注云：“高祖及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又列《孝文传》十一篇，自注云：“文帝所称及诏策。”此其确证。）又如传、记、箴、铭，亦文章之一体。然据班《志》观之，则传体近于《春秋》，（故太史公、冯商所著书列入《春秋》类也。）记体近于古礼，（如《周官经》、《古佚礼》、《大小戴礼》，皆记体之先声也。）箴体附于儒家，（儒家列扬雄三十八篇，有箴二篇，而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内，有《列女传颂》，颂亦文也。）铭体附于道家，（道家列黄帝铭六箴，而杂家所列孔甲盘盂二十六篇，亦铭类也。）是今人之所谓文者，皆探源于《六经》、诸子者也。故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若诗赋诸体，则为古人有韵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别于六艺九流之外；亦足证古人有韵之文，另为一体，不与他体相杂矣。至于东汉，文人撰作，以篇计，不以集名。（观《后汉》各列传可见。后世所谓《张平子集》、《蔡中郎集》者，皆后人追称之词也。）六朝以降，集名始兴，分总集、专集为二类。然考《隋书·经籍志》，则所列集名，大抵皆兼括诗文各体，且多俪词韵语之文。唐、宋以降，诗集文集，判为两途。而文之刊入集中者，不论其为有韵为无韵也，亦不论其为奇体为偶体也，而文章之体，至此大淆。惟仪征阮芸台先生编辑《研经室集》，言集不言文，（只曰《研经室集》，不曰《研经室文集》。）析为经、史、子、集四种，（凡说经之文归第一集，记事之文归第二集，言理之文及杂文归第三集，有韵之文、骈体之文及古今体诗归第四集。）谓非窥古人学术之流别者乎？然流俗昏迷，知此义者鲜矣。
八
《汉书·艺文志》叙诗赋为五种，而赋则析为四类：屈原以下二十家为一类，（合屈原、唐勒、宋玉、赵幽王、庄夫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淮南王、孔藏、刘偃、吾丘寿王、蔡甲、兒宽、张子侨、刘德、刘向、王褒及淮南王群臣，合以武帝之赋，共三百六十一篇。）
陆贾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类，（合陆贾、枚皋、朱建、庄忽奇、严助、朱买臣、刘辟疆、司马迁、婴齐、臣说、臣吾、苏季、萧望之、徐明、李息、淮阳宪王、扬雄、冯商、杜参、张丰、朱宇之赋共二百七十四篇。）荀卿以下二十五家为一类，（合荀卿、广川王越、魏内史、东暆令延年、李忠、张偃、贾充、张仁、秦充、李步昌、谢多、周长孺、锜华、眭弘、别栩阳、臣昌市、臣议、王商、徐博、吕嘉、华龙、路恭之赋，以及秦时杂赋、长沙王群臣赋、李思《孝景皇帝颂》共一百三十六篇。）
客主赋以下十二家为一类，（客主赋以下，皆无作者姓名。大抵撰纂前人旧作，汇为一编，犹近世坊间所行之撰赋也。共二百三十三篇。）而班《志》于区分之意，不注一词。近代校雠家，亦鲜有讨论及此者。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此为总集之始。）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即所谓言深思远，以达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骋辞之赋，（即所谓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者也。）有阐理之赋。（即所谓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屈原《离骚经》固为写怀之作，《九章》诸篇亦然。唐勒、宋玉皆屈原之徒，《九辩》、《大招》，取法《骚经》。贾谊思慕屈平，所作《吊屈平赋》及《鵩赋》，皆《离骚》之遗意也。相如《大人赋》，亦宋玉《高唐赋》之遗；而淮南所作《招隐士》，又纯乎《山鬼》之意者也。枚皋、刘向之作，亦取意讽谏。余不可考。）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陆贾等之赋虽不存，然陆贾为说客，为纵横家之流，则其赋必为骋词之赋。《汉书》朱建与陆贾同传，亦辩士之流。枚皋、严助、朱买臣，皆工于言语者也；《汉志》列严助书于纵横家，此其证也。史迁、冯商，皆作史之才，则赋笔必近于纵横。扬雄《羽猎》、《长杨》诸赋，亦多富丽之词，亦近于骋词者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观荀卿作《成相篇》，已近于赋体，而其考列往迹，阐明事理，已开后世之联珠。《茧赋》诸篇，亦即小验大，析理至精，察理至明，故知其赋为阐理之赋也。余多不可考。惟眭宏为明经之人，所作之赋，亦必阐理之一派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诗序》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诗者，即所以写心中之志者也。诗有风、赋、比、兴四体，而《楚词》亦具此四体，故《史记》言《楚词》兼具《国风》、《小雅》之长也。）聘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如纵横家有所言，非徒善辩，且能备举各物之情况以眩其才。《七发》及《羽猎》等赋，其遗意也。章氏《文史通义》，叙诗赋之源流，已言其出于纵横家矣。）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老子《道德经》已有似赋之处矣。）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后世之赋，《三都》、《两京》，骋辞赋也；《闲情》、《叹逝》，写怀赋也；《幽通》、《思玄》，析理赋也。）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不歌而诵为之赋，则诗歌皆可诵者矣。）而骚体则同于赋体。至《文选》析赋、骚为二，则与班《志》之义迥殊矣，（惟戴东原则称《楚词》为《屈原赋》，仍用班《志》之称，作有《屈原赋注》一书。）故特正之。
九
由汉至魏，文章迁变，计有四端；西汉之时，箴、铭、赋、颂，源出于文；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观邹（邹阳）、枚（枚乘、枚皋）、杨（子云）、马（司马相如）之流，咸工作赋，沉思翰藻，不歌而诵；旁及箴、铭、骚、七，咸属有韵之文。若贾生作论，（《过秦论》之类是。）
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昭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如史迁、贾生之文是，出于《韩非子》者也。）或行文平实，（如晁错、刘向之文是，出于《吕氏春秋》者也。）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载于《后汉书》之文，莫不如是。即专家之文集，亦莫不然。）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东汉之儒，凡能自成一家言者，如《论衡》、《潜夫论》、《申鉴》、《中论》之类，亦能取法于诸子，不杂排偶之词。《论衡》语意尤浅，其文在两汉中殆别成一体者也。）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如《加魏公九锡文》之类，其最著者也。）即非有韵之文，（如书启之类是也。）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其变迁者一也。西汉之书，言词简直，故句法贵短，或以二字成一言，（如《史记》各列传中是也。）而形容事物，不爽锱铢。（且能用俗语方言以形容其实事。）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未有用两字即成一句者。）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
（或上句用四字，下句用六字，或上句用六字，下句用四字，或上句下句皆用四字，而上联咸与下联成对偶，诚以非此不能尽其意也，已开四六之体。）由简趋繁，（此文章进化之公例也。）昭然不爽。
其变迁者二也。西汉之时，虽属韵文，（如骚赋之类。）而对偶之法未严。（西汉之文，或此段与彼段互为对偶之词，以成排比之体，或一句之中，以上半句对下半句，皆得谓之偶文，非拘于用同一之句法也，亦非拘于用一定之声律也。）东汉之文，渐尚对偶。（所谓字句之间互相对偶也。）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魏、晋之文，虽多华靡，然尚有清气。
至六朝以降，则又偏重词华矣。）其迁变者三也。西汉文人，若杨、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相如作《凡将》篇，而子云亦作《方言》。）故选词遣字，亦能古训是式，（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书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词也。）非浅学所能窥。（故必待后儒之训释也。）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文苑、儒林，范书已分二传。）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此由学士未必工作文，而文人亦非真识字。）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此由文章之中，奇字古文，用者甚少。）其迁变者四也。要而论之，文虽小道，实与时代而迁变。故东京之文，殊于西京；魏代之文，复殊东汉。
文章之体，在前人不能强同。若夫去古已远，犹欲择古人一家之文，以自矜效法，吾未见其可也。
一〇
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如《易经·贲卦》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明夷卦》云：“内文明而外柔顺。”盖古之所谓文明者，即光融天下之谓也。）以华靡为文，（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公羊传》复言：“舍周之文，从殷之质。”盖以文为华靡，以质为俭朴。故中国古代皆尚质，不尚文，以为舍质用文，则民智日开，民心日漓，与背伪归真之说相背，故不尚华靡也。）而礼乐法制，（《论语》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注以礼乐制度称之。又云：“焕乎其有文章。”亦指帝尧之礼乐法度言也。）威仪文辞，（《诗·淇澳序》云：“美武公之有文章也。”而《大雅·抑》篇亦武公所作，其词曰：“慎尔出话，谨尔威仪。”则文章当指威仪文词言矣。观《左传》襄三十一年所载北宫文子与子太叔之论威仪，可见。又《论语》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文章者，亦即威仪之词也。）亦莫不称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如《论语》言“文献不足故也”，《孟子》言“其文则史”是也。）以文字为文，（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言“《春秋》文成数万”，犹言字成数万也。又如许君字学之书，名曰《说文解字》，亦此例也。）以言辞为文。（如《左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言非文词不为功”是也。）其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即后世文苑、文人之文也。）则始于孔子作《文言》。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古人言文合一，故惜为文章之文。后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该文字之界说，失之甚矣。（唐甄《潜书·非文》篇云：“古之善文者，根于心，矢于口，征于事，博于典，书于策简，采色焜燿。以此言道，道在襟带；以此述功，功在耳目：故可尚也。
汉乃谓之文，失之半矣；唐以下尽失之。”其说甚精，惟未穷文字之训。）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之训相符。故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降及唐代，以笔为文，如昌黎言“作为文章，其书满家”，（见《进学解》。）梦得言“手持文柄，高视寰海”（见刘禹锡《祭韩退之文》。）是也。（李习之论韩文云：“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是俨然以韩文为古文，而不复称之为笔矣。）以诗为文，如杜诗“文章憎命达”，（杜诗之言文章者，大抵皆指诗言，如“文章千古事”，“已似爱文章”，“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文章日自负”，“文章实致身”，“文章开宅奥”，“名岂文章著”，“文章敢自诬”，大抵皆指诗言。如“文章千古事”一首，下文皆系论诗之语，此工部以诗为文章之证也。若杜诗所言“海内文章伯”，“岂有文章惊海内”，“每言见许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似亦指诗而言。若“枚乘文章老”，“文章曹植波澜阔”，“庾信文章老更成”，“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则文章当指骈文言。）
韩诗“李杜文章在”（韩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新唐书·杜甫传赞》亦云：“昌黎韩愈于文章重许可，诗独推李、杜，曰：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则文章指诗歌而言，明矣。又昌黎《感春诗》有云：“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词。”
则文词亦指诗歌言也。）是也。夫诗为有韵之文，且多偶语，以诗为文，似未尽非；（唐、宋以下，又别诗于古文之外。如人之有专集者，悉分文集与诗集为二，即诗文汇刻一集，亦必标其名曰“某某诗文集”若干卷，此诗别于文之确证也。）若以笔为文，则与古代文字之训相背矣。而流俗每习焉不察，岂不谬哉？
一一
之唐，人以笔为文，始于韩、柳。昌黎自述其作文也，谓沉潜秾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易》、《诗》、《春秋》、《左氏》，下逮《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以闳中肆外。
（见《进学解》。）而子厚亦有言，谓每为文章，本《书》、《诗》、《礼》、《春秋》、《易》，参之《榖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也。夫二子之文，气盛言宜，（韩氏《答李生书》云：气盛则言之短长皆宜。此韩文之要旨。）希踪子史。而韩门弟子有李翱、皇甫湜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偶为单行，易平易为奇古，（李习之《答朱载书》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又云：“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观于此言，则当时文体之纷争，一在平奇，一在奇偶，一在浅深。此则韩、柳之作异于当时者也。）复能务去陈言，辞必己出。（韩氏《答李生书》云：“惟陈言之务去。”
《樊宗师墓铭》云：“惟古于辞必己出。”韩文与当时之文不同者以此。）当时之士，以其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唐代重诗赋，故以韵语偶文者为今文。）遂群然目之为古文。以笔为文，至此始矣。
（唐代仍以韩文为笔。）而昌黎之作，尤为学者所盛推。（如梦得之称韩文也，谓“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李习之称韩文也，谓“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皇甫持正之论韩文也，谓“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觝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倪”；又曰“姬氏以来，一人而已”，李汉论韩文曰：“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韩文为当时所推如此。）宋代之初，有柳开者，文以昌黎为宗。（张景《柳开行状》云：“为文章以韩为宗，当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先。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案开为宋初人。）厥后苏舜钦、穆伯长、尹师鲁诸人，善治古文，效法昌黎，与欧阳修相唱和。（修《书韩文后》云：“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为作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苏子美集序》云：“天圣之间，子美独与兄才翁及穆参军为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穆修《柳集序》云：“予少嗜韩、柳二家之文。”皆其证也。）而曾、王、三苏咸出欧阳之门，故每作一文，莫不法欧而宗韩。（大抵王介甫多效法柳文，然集中所载论文之作，亦盛称昌黎。东坡亦然，至称为文起八代之衰。）古文之体，至此大成。即两宋文人，亦以韩、欧为圭臬。
试推其故，约有三端：一以六朝以来，文体益卑，以声色词华相矜尚，欲矫其弊，不得不用韩文；一以两宋鸿儒，喜言道学，而昌黎所言，适与相符，遂目为文能载道，既宗其道，复法其文；（韩文如《原道》、《原性》诸作，以及李习之《复性书》，皆宋儒所景仰，遂以闲圣道、辟异端之功，归之昌黎。实则昌黎言理之文，所见甚浅，何足谓之载道哉？）一以宋代以降，学者习于空疏，枵腹之徒，以韩、欧之文便于蹈虚也，遂群相效法：有此三因，而韩、欧之文，遂为后世古文之正宗矣。世有正名之圣人，知言之君子，其惟易古文之名为杂著乎。
一二
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汉志》载颂赋诗一百家，皆不曰集。晋荀勖分书为四部，四曰丁部，不曰集也。宋王俭作《七志》，三曰文翰，亦不曰集也。文集之称，始于梁阮孝绪《七录》。《隋书·经籍志》以为别集之名，汉东京所剏，则文集至东汉始有矣。）
及属文之士日多，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以见性灵，乃汇萃成编，（亦见《隋书·经籍志》。）颜曰文集。且古人学术，各有专门，故发为文章，亦复旨无旁出，成一家言，与诸子同。试即唐、宋之文言之：韩、李之文，正谊明道，排斥异端，（如韩愈《原道》、《原性》及《答李生书》等篇，李翱《复性书》，皆儒家之言；而韩文之中，无一篇不言儒术者。）欧、曾继之，以文载道，儒家之文也。（南宋诸儒文集，多阐发心性，讨论性天之作，亦儒家之文。）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如永州、柳州诸游记，咸能类万物之情，穷形尽相，而形容宛肖，无异写真。）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覈刻深，（如《桐叶封弟辨》、《晋赵盾许世子义》、《晋命赵衰守原论》诸作，皆翻案之文也。宋儒论史，多诛心之论，皆原于此。）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论兵，（如《上韩枢密书》等篇皆是，而论古人之用兵者尤多。）谋深虑远，排兀雄奇，（明允最喜阴谋，且能发古人之阴谋，故其为文亦多刻深之论，发人未发。）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子瞻之文，说理多未确，惟工于博辩，层出不穷，皆能自圆其说，于苏、张之学殆有得也。）纵横家之文也。（陈同甫之文，亦以兵家兼纵横家者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集中多论新法之文。）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介甫之文最为峻削，而短作尤悍厉绝伦，且立论极严，如其为人。）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为阴阳家，王伯厚之徒为杂家，而叶水心之徒亦近于法家、兵家。）立言不朽，此之谓与。近代以还，文儒辈出：望溪、姬传，文祖韩、欧，阐明义理，趋步宋儒，（凡桐城古文家，无不治宋儒之学，以欺世盗名。惟海峰稍有思想。若方东树、方宗诚、曾国藩，皆治宋学，复以能文鸣。）此儒家之支派也。
慎修、辅之，综核礼制，章疑别微，（近儒治三礼者，如秦蕙田、凌廷堪、程瑶田之流，咸有文集，集中亦多论礼之作。考《汉志》言名家出于礼官，则言礼学者，必名家之支派也。）若膺、伯申，考订六书，正名办物，（近儒喜治考据，分戴、惠两大派，皆从《尔雅》、《说文》入手。而诸家文集，亦以说经考字之作为多。古人以字为名，名家综核名实，必以正名析词为首，故考据之文亦出名家。）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昆绳，洞明兵法，推论古今之成败，叠陈九土之险夷，（叔子、昆绳论兵之文，多见于集中，或论古事，或论形势，与老苏同。）落笔千言，纵横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亦喜论法制，而文章奇峭峻悍，尤与半山之文相同。）安吴之文，洞陈时弊，兵农刑政，酌古准今，不讳功利之谈，爰立后王之法，（如《安吴四种》是。魏源之文，亦有类安吴者。）此法家之支派也。
朝宗之文，词源横溢，（明末陈卧子等之文皆然。）简斋之作，逞博矜奇，若决江河，一泻千里，（俞长城诸家之文亦然。若夫词章之家，亦侈陈事物，娴于文词，亦当溯源于纵横家。）此纵横家之支派也。（仲瞿、稚威虽多偶文，亦属纵横家也。）雍斋、（沈涛别字雍斋，著有《十经斋文集》。）于庭之文，杂糅谶纬，靡丽瑰奇，（凡治常州学派者，其文必杂以谶纬之词，故工于骈文，且以声色相矜。）此阴阳家之支派也。（若夫王锡阐、梅文鼎之集，亦多论天文历谱之文，然皆实用之学，与阴阳家不同。古人治历，所以授时也。王、梅之文，殆亦农家之支派欤。）大绅、台山（彭尺木亦然。）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凡治佛学者，皆能发挥名理，而言语妙天下。）此道家之支派也。维崧、瓯北之文，体杂俳优，涉笔成趣，（凡文人之有小慧者，其文亦然。）此小说家之支派也。旨归既别，夫岂强同？
即古人所谓文章流别也。惟诗亦然。子建之诗，温柔敦厚，（子建之诗，颇得风人之旨，故渊雅之音，非七子所能及。孔子之论《关雎》曰：“哀而不伤。”子夏之序《诗》亦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子建之诗有焉。）近于儒家。渊明之诗，澹雅冲泊，近于道家。（陶潜虽喜老、庄，然其诗则多出于《楚词》。若嵇康之诗，颇得道家之意。郭景纯之诗，亦有道家之意。）康乐之诗，琢磨研炼，近于名家。（凡六朝之诗，喜用炼句，以状事物之情，且工于刻画，如何逊、阴铿之诗皆是也。然康乐之诗，其滥觞也。）太冲之诗，雄健英奇，（如《咏史》诸诗皆是也。）近于纵横家。（鲍明远之诗亦然。若杨素之诗，则近于法家。）盖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讽咏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诗家专集，浩如渊海；然诗格既判，诗心亦殊。（诗心者，即作诗者之思想智识也。）少陵之诗，惓怀君父，希心稷、契，（杜诗云：“许身亦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为儒家之诗。（杜诗云：“法自儒家有。”此少陵诗文出于儒家之确证。若夫朱紫阳之诗，亦儒家之诗也。）太白之诗，超然飞腾，（飞腾二字，见杜诗“前辈飞腾入。”）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后世惟辛稼轩、陈同甫之词，慷慨激昂，近于纵横家。）襄阳之诗，逸韵天成，（出于陶渊明。）子瞻之诗，清言霏屑，（苏诗妙善玄言，得之老、庄，兼得之佛学，故能含至理于诗。）是为道家之诗。（后世惟范石湖之诗，多冲淡之作，合于道家焉。）储、王之诗，（储光羲及王维也。）
备陈穑事，追拟《豳风》，（其诗中叙言田中风景，历历如绘，且多村神父老之谈，然寄怀旷佚，故诗中无一俗笔。）是为农家之诗。（陶诗亦多农家之意。）山谷之诗，峻厉倔强，为西江之冠，（大约西江派之诗，喜用瘦削之语，且出语深峻，有骨无肉，故后人拟之骨硬焉。王荆公之诗亦然。其悍厉峻削，出荆公上。）是为法家之诗。
（古代法家之诗，有孔明《梁父吟》，而孔明之治蜀也，亦任法为治，则此诗已先表其志矣。）由是言之，辨章学术，诗与文同矣。要而论之，西汉之时，治学之士，侈言灾异五行，故西汉之文，多阴阳家言。东汉之末，法学盛昌，故汉、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汉之文，无一篇不言及天象者。三国之文，若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作，咸多审正名法之言，与西汉殊。）六朝之士，崇尚老、庄，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如葛洪、孙兴公、王逸少、支遁、陶渊明、陶弘景之文，皆喜言名理，以放达为高。齐、梁之文亦然。）隋、唐以来，以诗赋为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说家言。（观《唐代丛书》可见矣。）宋代之儒，以讲学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时，学士大夫多抱雄才伟略，故明末之文，多纵横家言。近代之儒，溺于笺注训故之学，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此特举说经之文言之。）虽集部之书，不克与子书齐列，然因集部之目录，以推论其派别源流，知集部出于子部，则后儒有作，必有反集为了者，是亦区别学术之一助也。（会稽章氏、仁和谭氏稍知此义，惟语焉未精，择焉未详。故更即二家之言推论之，以明其凡例焉。）
一三
三代文词，句简而语文。《书》言“辞尚体要”，《礼》言“辞无支叶”，（《礼记》：“天下无道，则词有支叶。”）贵简之证也。（《礼记》引孔子曰：“夏道未渎词。”是孔子以殷、周之词为已渎也。孔子又曰：“辞达而已矣。”荀子曰：“乱世之征，文章匿采。”此亦就辞无体要者言也。韩昌黎亦曰：“由周公而下其说长。”）孔尚文言，（孔子曰：“其旨远，其词文。”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又曰：
“非文词不为功。”）曾戒鄙词，（曾子曰：“出词气，斯远鄙倍矣。”）
尚文之证也。（顾亭林曰：“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皇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在是。故曰：
“有德者，必有言。”）夫简近于质，文近于繁，而古代之文，独句简而语文者，其故何与？盖竹帛烦重，学术授受，咸凭口耳，非语文句简，则记忆良难。且三代之文，与后世殊：或意浮于言，有待后人之演绎，（古人之文，一曰蕴藉，一曰奥曲。蕴藉者，凡说一事，或举其偏，不举其全，以俟智者之举一反三；如《庄子》“夔怜蚿”一节，止解夔、蚿、风之句是也。奥曲者，凡说一事，以一字代数字之用，以俟后人之注释；厥证甚多，观江都汪氏《释三九》中篇，可以知矣。且古人作文，必留不尽之意于言外。如郭象注《庄子》“工人无为于刻木”数语，柳子演为《梓人传》一篇。《毛传》“涟风行水成文”一语，眉山演为《仲兄文甫说》一篇，皆演绎之证也。）或词无语助，（词无语助，故其文整齐。）非若后世之冗长：（必待后人之注释。）简而不繁，文而不质，此之故与。秦、汉以降，文与古殊，由简而繁，（顾亭林曰：“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又云：“二汉文人，所著绝少。今人著作，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不能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盖三代以下，多游戏之文，而文章不尽有用之文矣。文士日多，而作文者未必真能文之士矣。此文章所由日趋于繁也。）至南宋而文愈繁；（宋代奏疏，每至万余言，而行状、墓铭，亦有数万字者。如朱子作张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而元人修《宋史》，李全一传亦六万余言，盖沿宋人撰著之旧也。）由文而质，至南宋而文愈质。盖由简趋繁，由于骈文之废，故据事直书，不复简约其文词：（骈文序一事，必简约其词而出之。散文行而此法亡矣。）由文趋质，由于语录之兴，故以语为文，不求自别于流俗。（语录一体始于唐，然但佛门弟子用之，即达摩不立文字之说也。宋儒作语录，即本于此。明儒亦然。然“常惺惺”、“浑然”等语，既非文言，又非俗语。顾亭林曰：
“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词。乃或反子贡之言而讥之曰：‘夫子之言性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此虽文字必经之阶级，然君子之学，继往开来，舍文曷达？
（《孟子》曰：“不成章不达。”）若夫废修词之功，崇浅质之文，则文与道分，（吕氏编《宋文鉴》，朱子谓其有时于文虽不佳，而事理可取者。盖宋儒之论文如此。）安望其文载道哉？（钱竹汀曰：“君子之出词气，必远鄙倍；语录行，则儒家其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姚姬传曰：“唐世僧徒，不通文章，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效之，以弟子记先师，惧失其真，犹有取也。明世自著书者，乃亦效其词，此何取哉？”）则崇尚文言，删除俚语，亦今日厘正文体之一端也。（若夫以俚俗之文，著之报章，以启瀹愚氓，亦为觉民之一助。惟既曰文词，则文体不得不法古文，否则不得称为文矣。）
一四
古人诗赋，俱谓之文。（阮芸台《咸秩无文解》云：“古人称诗之入乐者曰文。”故子夏《诗大序》：“声成文谓之音。”孟子曰：“不以文害辞。”赵注曰：“文，诗之文章也。”）然诗赋之学，亦出行人之官。盖赋列六艺之一，乃古诗之流。古代之诗，虽不别标赋体，然凡作诗者，皆谓之赋诗，（见《左传》隐三年、闵二年及文六年传。）
诵诗者亦谓之赋诗。（见《左传》襄二十八年。）《汉志》叙诗赋略，谓“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际，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故孔子言：‘不学诗，无以言。’”夫交接邻国，揖让喻志，咸为行人之专司。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故《汉志》叙纵横家，引“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之文，以为大戒，诚以出使四方，必当有得于诗教。则诗赋之学，实惟纵横家所独擅矣。试考之古籍，则周代之诗，非徒因行人而作，且多为行人所赓诵：有知行人之勤劳，而赋诗以慰恤者；（见《诗·周南·卷耳》篇序及本篇郑笺。）有奖行人之往来，而赋诗以褒美者；（见《诗·小雅·四牡》篇序及本篇“四牡騑騑”句毛传，又见《小雅·皇皇者华》篇序及本篇“駪駪征夫”句毛传。）或行人从政，而室家赋诗以劝行；（见《诗·周南·殷其雷》序及本篇郑笺。）或行人于役，而僚友赋诗以寄念；（见《王风·君子于役》篇序及本篇《正义》。）或行人困瘁，赋诗以抒其情；（见《诗·小雅·北山》篇序及篇中“或不已于行”句，又见《绵蛮》篇序及本篇郑笺。）或行人闵忧，赋诗以述其境：（见《诗·王风·黍离篇》序及篇中“行迈靡靡”句毛传，又见《小雅·小明》篇“我征徂西”句孔疏。）是古诗每因行人而作矣。又以《左氏传》证之：有行人相仪而赋诗者；（见襄公二十六年传，国景子赋《蓼萧》，赋《辔之柔矣》，子展赋《缁衣》，又赋《将仲子兮》。）有行人出聘而赋诗者；（见襄公八年传，范宣子赋《摽有梅》。）有行人乞援而赋诗者；（见襄十六年传，鲁穆叔赋《圻父》，又赋《鸿雁》卒章。）有行人莅盟而赋诗者；（见襄二十七年传，楚薳罢赋《既醉》。）有行人当宴会而赋诗者；（见昭元年，穆叔赋《鹊巢》、《采蘩》，子皮赋《野有死麕》，赵孟赋《常棣》。）有行人答饯送而赋诗者：（见昭十六年传，子齹等赋《野有蔓草》诸篇饯韩起是。）是古诗每为行人所诵矣。盖采风侯邦，本行人之旧典，（见《前汉书·食货志》。）故诗赋之根源，惟行人研寻最审。
（吴季札以行人观乐于鲁，亦其证也。）所以赋诗当答者，行人无容缄默；（《左氏》昭公十二年传云：“宋华定来聘，公享之，为赋《蓼萧》，不知，又不答赋。叔孙昭子曰：‘必亡。’”）而赋诗不当答者，行人必为剖陈。（《左氏》文四年传云：“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
诸侯敌王所，以获其功，于是乎赐之彤弓一。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赋者，难期专对之能矣。两汉以前，未有别集之目。
《汉志》所载诗赋，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其学皆源于古诗，（《汉志》言屈原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而《史记·屈原传》亦言《离骚》兼《国风》及《小雅》之长。）虽体格与《三百篇》渐异，（见《文心雕龙·诠赋》篇。）然屈原数人，皆长于辞令，有行人应对之才。（《史记·屈原传》云：“娴于辞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词，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词令。”其确证也。）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流，（陆贾赋三篇，严助赋二十五篇。）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史记·陆贾传》言贾有口辩，复使南越。《汉书·严助传》亦言上令助与大臣辩论，复言遣助以意旨谕瓯越。）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
东汉以后，诗赋咸以集名；（《文献通考》引吴氏说，谓东京别集之名，本于刘歆之《略》；而辑略之名，则有本于《商颂》之《辑》。）为行人者，以诗赋与邻境唱酬，亦莫不雍容华国。（如费祎使吴，作《麦赋》，见《三国志·诸葛恪传注》。陈传泽赠诗薛道衡，见《隋书·道衡传》。）故昭明编辑《文选》，于行旅之诗，别立子目。（如苏武等诸人之诗是。）王西庄谓奉使之臣，宜于诗教，（见《西沚集·少司农裘公使浙集序》。）诚不诬也。又班《志》有言：“不歌而诵谓之赋。”案“登高能赋”之言，本于毛公《诗传》，在“君子九能”之内。夫九能均不外乎作文，故总名曰德音。而“登高能赋”与“使能造命”相次，其为行人之诗赋无疑。（《鄘风·定之方中》毛传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记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案此乃后世文章之祖也。建邦能命龟，所以作卜筮之繇词也。田能施命，所以为国家作命令也。若夫作器能铭，为后世铭词之祖。使能造命，为后世国书之祖。升高能赋，为后世诗赋之祖。师旅能誓，为后世军檄之祖。山川能说，为后世地志图说之祖。丧记能诔，祭祀能语，为后世哀诔祭文之祖。毛公此说，必周、秦以前古说。即此语观之，足证文章各体出于墨家、纵横家两派矣。《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亦引“登高能赋”之文，其说亦本毛传。）则后世诗集，皆纵横家之派别矣，焉得谓集部与子部无关耶？（若夫荀卿、贾谊、萧望之、刘向等，亦俱有赋，具列于《汉志》之中，此又以儒家而兼文士之才，非纵横一家之所能限矣。）观《礼记·学记篇》有言：“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推古人立法之旨，即望其能赋诗而为行人之官耳；故以古人奉使之诗，励其初学进修之志。（《学记》郑君注云：“宵之言小也，谓《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也。为始学者习之，所以劝之以官。”夫《四牡》、《皇皇者华》，均古人出使之诗也。）而后世文章之士，赓诗作赋，亦多浮夸矜诩之词，（《汉书·艺文志》云：“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靡弘衍之词，没有风谕之义。是以杨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又《颜氏家训·文章篇》云：“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原其所积文章之体，飚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忽于持操，果于进取。”）此则纵横家尚谖弃信之流弊也。（亦见班《志》。）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盍溯源于纵横家哉！
一五
上古之时，六艺之中，诗、乐并列，而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诚以音乐之道，感人至深，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及墨子作《非乐》篇，习俗相沿，降及秦、汉，《乐经》遂亡。然汉设乐府之官，而依永和声，犹不失前王之旨。及乐府之官废，而乐教尽沦。夫民谣里谚，皆有抑扬缓促之音；声有抑扬，则句有长短。乐教既废，而文人墨客，无复永言咏叹以寄其思，乃创为词调，以绍乐府之遗。夫词于四始之中，大旨近于比兴；而曲终奏雅，惩一劝百，亦承古赋之遗风。然感人至深，捷于影响。则词者，合诗教、乐教而自成一体者也。吾观《诗》篇三百，按其音律，多与后世长短句相符：如《召南·殷其雷》篇云：“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小雅·鱼丽》篇云：“鱼丽于罶，鲨。”此二四言调也。《齐风·还》篇云：“遭我乎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此六七言调也。《召南·江有汜》篇云：“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韵也。《豳风·东山》篇曰：“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召南·行露》篇曰：“厌浥行露。”其第二章曰：“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大抵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于后世倚声之法，已启其先。足证词曲之源，实为古诗之别派。至于六朝，乐章尽废，故词曲之体，亦始于六朝。梁武帝作《江南弄》，沈约作《六忆诗》，实为词曲之滥觞。唐人乐府，多采五七言绝句。然唐人之词，若《纥那曲》、《长相思》，皆五言绝句之变调也；《柳枝》、《竹枝》、《清平调引》、《小秦王》、《阳关曲》、《八拍蛮》、《浪淘沙》，皆七言绝句之变调也，《阿那曲》、《鸡叫子》，则又仄韵之七言绝句也；《瑞鹧鸪》者，则七言律诗也；《欵残红》者，则五言古诗也：此亦词为诗余之证。特古人诗调多近于词，而后世词调转出于诗。盖古代诗多入乐，与词相同，而后世之词，则又诗之按律者也。能按律，即能入乐。唐人词律，虽不及宋人之密；然李太白、温飞卿，其词曲皆被管弦，故最精词律。太白所作《清平调》，玄宗调笛倚歌，李龟年亦执板高歌，且谓生平得意之歌，无出于此。（见《松窗录》。）飞卿工于鼓琴吹笛，（见《北梦琐言》。）所作词曲，当时歌筵竞唱。（见《云溪友议》。）宰相令狐绹因宣宗爱唱《菩萨蛮》，令飞卿撰进，而宣宗君臣迭相唱和。（见《北梦琐言》。）则太白、飞卿，精于词律，彰彰明矣。盖词皆入乐，故古今之词人，必先通音律，默契其深，然后按律以填词，故所作之词，咸可播之于歌咏。后世之人，按谱填词，而音律之深，或茫然未解。则所谓词者，徒以供骚人墨客寄托之用耳。而词之外遂别有曲矣。岂知古代之词，出于古乐之派别哉！
一六
唐人之词多缘题生咏：如填《临江仙》之调者，皆咏水仙；填《女冠子》之调者，皆咏道情；填《河渎神》之调者，皆咏崇祠；填《巫山一段云》之调者，皆咏巫峡：以调为题，此固唐人之遗法也。故杨用修诸人，于词调起原，考之甚析。（如《蝶恋花》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取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取江淹“明珠点绛唇”，《鹧鸪天》取郑嵎“家在鹧鸪天”，《惜余春》取太白赋语，《浣溪纱》取少陵诗意，《青玉案》取《四愁诗》语，《踏莎行》取韩翃诗语，《西江月》取卫万诗语，《菩萨蛮》西域妇髻也，《苏幕遮》西域妇帽也，《尉迟杯》以尉迟公饮酒必用大杯也，《兰陵王》以其入阵之勇也，《生查子》即张博望乘槎事也，《潇湘逢故人》柳恽句也，此皆升菴《词品》考证之语。而都元敬、沈天羽、胡元瑞诸人，于词调起原，尤多考证。）诚以古人作词，以调为题，触景抒情，必合词名之本意。若宋人填词，则不复缘题生咏；如“流水孤村”、“晓风残月”等篇，皆与调名无与；而王晋卿《人月圆》词，语非咏月，谢无佚《渔家傲》曲，词异志和。是唐人以词调为题，（然《菩萨蛮》词，唐人亦无一语与词名合者。）而宋人不复以词调为题也。
（然宋人之词，如《黄莺儿》之咏莺，《双飞燕》之咏燕，《迎新春》之咏春，《月下笛》之咏笛，《暗香》、《疏影》之咏梅，《粉蝶儿》之咏蝶，如此之类，亦不可胜计，此皆宋人以调为题者也。）盖唐人由词而制调，故词旨多与调名相符。宋人因调而填词，故词旨多与调名不合；而词牌之外，别有词题矣。此则宋词之异于唐词者也。（五代之时，已有词题，不始于宋也。）
一七
宋人之词，各自成家。少游之词，寄慨身世，一往情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东坡《水调歌头》数词亦然。）向子《酒边词》、刘克庄《后村词》，眷恋旧君，伤时念乱，例以古诗，亦子建、少陵之亚：此儒家之词也。剑南之词，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沉郁，而出以平淡之词，例以古诗，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词也。耆卿词曲，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例以古诗，间符康乐，此名家之词也。（若耆卿之词，好为俳体，复词多媟黩，则其病也。）东坡之词，慨当以慷，间邻豪放；（如《满庭芳》、《大江东去》、《江城子》诸词是。）龙川之词，感愤淋漓，（如《六洲歌头》、《水调歌头》、《木兰花慢》、《浣溪纱》数首，皆痛心君国，光复之词，溢于言表矣。）睠怀君国；稼轩之词，才思横溢，悲壮苍凉：（如《永遇乐》诸词。）例之古诗，远法太冲，近师太白，此纵横家之词也。（后世词人乐苏、辛词曲之豪纵，竞相效法，浮嚣粗犷，不复成词，此则不善学苏、辛者之失，非苏、辛之失也。）由是言之，古代词人，莫不自辟涂辙，故所作之词，各自不同。岂若后世词人之依草附木，取古人一家之词，以自矜效法哉？
一八
小说家流，出于稗官。班《志》所列者十余家，今咸失传。惟孔安国《秘记》、（《至理》篇引）董仲舒《李少君家录》、（《论仙》篇引）陈仲弓《异闻记》，偶见引于葛洪《抱朴子》。六朝以降，作者日增。盖中国人民，喜言神怪，而庄言谠论，又非妇孺所能通，故假谈谐鬼怪之词，出以鄙俚，而劝惩之意，隐寓其中，亦感发人民之一助也。然古代小说家言，体近于史，为《春秋》家之支流，与乐教固无涉也。唐代士人始著传奇小说，用为科举之媒，如《幽怪录》《传奇》是也。宋人《云麓漫抄》称其文备众体，足觇诗笔史才。（《云麓漫抄》曰：“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是也。
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皆是也。”）予按《诗》三百篇，如《六月》、《采》、《大明》、《笃公刘》、《江汉》诸作，皆为叙事之诗。而汉人乐府之诗，如《孔雀东南飞》数篇，咸杂叙闾里之事。叙事者，《春秋》家之支派也。乐府者，又乐教之支派也。是为《春秋》家与乐教合一之始。（唐杜甫之诗，亦称诗史。）此即金、元曲剧之滥觞也。盖传奇小说之体，既兴于中唐，而中唐以还，由诗生词，由词生曲，而曲剧之体以兴。故传奇小说者，曲剧之远源也；叙事乐府者，曲剧之还源也。乐府之诗，或由一解至数解，即套曲之始也。乐府之句，或由三字至七字，即长短句之始也。且乐府之中，如《孔雀东南飞》诸篇，非惟叙众人之事，亦且叙众人之言，此又曲剧描摹口吻之权舆也。特曲剧之用，声容相兼。声出于《雅》，“雅”训为“正”，乃声音之不失其正者也。容出于《颂》，“颂”、“容”互训，（“颂”字从“公”得声，“容”字从“谷”得声，本属一音之转。又“颂”字从“页”，即象人身之形，与“夏”字同。《九夏》之乐，多属于舞，故《颂》亦属于舞，即古人所谓文舞、武舞二种也。）乃用佾舞以节八音者也。（见《左传》隐五年。）曲剧之兴，实兼二体。元人以曲剧为进身之媒，犹之唐人以传奇小说为科举之媒也。明人袭宋、元八比之体，用以取士，律以曲剧，虽有有韵无韵之分，然实曲剧之变体也。如破题、小讲，犹曲剧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后比，犹曲剧之有套数也；领题、出题、段落，犹曲剧之有宾白也；而描摹口角，以偪肖为能，尤与曲剧相符。乃习之既久，遂诩为代圣贤立言。然金、元曲剧之中，其推为正旦者，曷尝非忠臣、教子、贞夫、义妇耶？故曲剧者，又八比之先导也。古人既以传奇曲剧为进身之媒，则后世以八比为取士之用者，曷足异乎？（章世纯《治平要续·爵禄》篇曰：“中产以上之家，无不教子。六岁即延师，教以对偶，取青对白，取一对二，取山对水，取仄对平，牵此扯彼，使整齐可观，高下可诵。此何为也。积之则为表联判语也，演之则时文法也。”据此以观，足证八比之用，与曲剧同，故整齐可观，高下可诵也。）故知八比之出于曲剧，即知八比之文皆俳优之文矣。乃近数百年之间，视八比为至尊，而视曲剧为至卑，谓非一代之功令使之然耶？昔王维奏《郁轮袍》以进身，颇为正直所鄙。明代以降，士人咸凭八比以进身，是趋天下之人而尽为王维也，噫！（八比一体，当附入曲剧之后。）
一九
近儒昆山顾氏、曲阜孔氏、金坛段氏咸据古诗求古韵。然古诗之中，咸有叶韵，即彼此两韵互相通用之谓也。唐人诗韵最宽，（如昌黎《赠张籍诗》，以城，唐、江、庭、童、穷互押，则庚、青、东、冬四韵之字咸可通叶矣。盖唐人应试用官韵，余则不拘，故一诗之中，往往数韵通叶也。）而词韵亦弗严。（如杜牧填《八六子》调，以深、沉、信、扃、整五字，合于一词之中是也。）宋人作词亦多叶韵，（试举其例，如姜夔《鬲溪梅令》用人、邻、阴、寻、云、盈为韵，则真，侵、文、庚四韵可通用矣。陆游《双头莲》用寄、骥、气、水、里、逝为韵，则寘、未、纸、屑四韵可通用矣。秦观《品令》用织、喫、日、不、惜为韵，则职、锡、质、物、陌五韵可通用矣。晁补之《梁州令》用浅、遍、脸、缓、愿、盏、远为韵，则铣、霰、俭、旱、愿、潸、阮七韵可通用矣。柳永《引驾行》用暮、举、睹、处、去、负为韵，则遇、语、麌、御、洧五韵可通用矣。苏轼《劝金船》用客、识、月、郤、节、插为韵，则陌、职、月、乐、屑、洽六韵可通用矣。辛弃疾之《东坡引》用怨、面、雁、断、满为韵，则愿、霰、谏、翰、旱五韵可通用矣。方千里《俱犯》用靓、定、静、迥为韵，则敬、径、梗、迥四韵可通用矣。吕渭老《握金钗》用趂、尽、粉、损为韵，则震、轸、吻、阮四韵可通用矣。以上所举数词，皆宋词之最工者也。余如赵德仁、王沂孙、林安世之词，用叶韵者甚多，不具引。）即《花间》、《樽前》诸集，其韵通叶亦宽。盖词以协律，当以口舌相调。（见张玉田《词源》。）毛西河谓词本无韵，立说虽偏，然词以口舌相调，苟能合自然之音律，则虽方言里语，亦可入词。如秦观《品令》之用“箇”字，（其词云：“掉又臞。天然箇，品格于中压一。帘儿下，时把鞋儿踢。语低低，笑咭咭。”盖用箇字作语助，今高邮土人皆如此，秦氏用箇字入词，即用高邮土地之方言也。此以方言俗语入词之证。）柳永《迎春乐》之用“㬠”字，（其词云：“近来憔悴人惊怪，为别相思㬠。”而刘过《竹香词》亦用㬠字。盖用㬠字作语助字，㬠亦土音也。与《温公诗话》所载陈亚《乞雨诗》“定应㬠作胡卢巴”借㬠字为曬字者不同。）蒋捷《秋雨袒》之用“撧”字，（其词曰：“黄云水铎秋笳噎，吹人双鬓如雪，愁多无赖处，漫碎把寒花轻撧。”而元曲《胡蝶梦》亦用撧字：音释云：撧，疽且切。盖撧字亦土音也。）皆其证也。而黄山谷在戎州时所作乐府，以泸、戎之间读“笛”为“读”，遂以“笛”韵叶“竹”字，（见陆游《老学菴笔记》。）亦方言里语可入词曲之征也。岂可以词韵一一绳之哉？且古人喜操土音，如郑诗用“且”字、（狂童之狂也且。）《楚词》用“些”字（《招魂》篇）是也。
秦、柳、黄、蒋之词，其用韵颇合古诗遗法。故西河谓词本无韵。然词调贵协，若徒执无韵之说，以致音韵失谐，则又词曲之大弊也。
若万氏《词律》、蒋氏《词读》，拘墟于音韵之间，致以后人之词韵绳古人，岂知古人词律之精，固在此不在彼乎？（姜白石、张玉田以降，已鲜有以土音入词者。）
二〇
诗与乐分，然后诗中有乐府。乐府将沦，乃生词曲。曲分南北，自昔然矣。然南剧之调，多本于词，（如词调中之《捣练子》、《生查子》、《点绛唇》、《霜天晓角》、《卜算子》、《谒金门》、《忆秦娥》、《海棠春》、《秋蕊香》、《燕归梁》、《浪淘沙》、《鹧鸪天》、《虞美人》、《步蟾宫》、《鹊桥仙》、《夜行梅花引》、《唐多令》、《一剪梅》、《破阵子》、《行香子》、《青玉案》、《天仙子》、《传言玉女》、《风入松》、《祝英台近》、《满路恋芳春》、《满江红》、《烛影摇红》、《绛都春》、《念奴娇》、《高阳台》、《东风第一枝》、《真珠廉》、《齐天乐》、《二郎神》，皆南剧用为引子者也。词调中之《柳梢青》、《贺圣朝》、《醉东风》、《红林檎近》、《蓦山溪》、《声声慢》、《桂枝香》、《永遇乐》、《解连环》、《沁园春》、《贺新郎》，皆南剧用为慢词者也。）而北剧之调，鲜本于词，（惟词调之《青令儿》及《忆王孙》二调，北剧之中或偶用之。）其故何哉？昔唐人祖孝孙有言：“梁、陈旧乐，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涉胡戎之技。”乐分南北，分析昭然；而所谓音杂胡戎者，皆北方之乐也。自是以后，胡角之音，渐输中国。（如《黄鹄解》、《陇头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单于》、《赤之杨》、《望行人》十曲是也。《通志》曰：“古有胡角十曲，即胡乐。”）而隋炀之世，复有《凉州》、《伊州》、《甘州》、《渭州》四曲，由西域输华，而四夷之乐，析为九部，（如西凉、龟兹、天竺、康居之乐是。）播为声歌。夷乐之兴，自此始矣。隋、唐以降，北方之乐，胡汉杂淆；惟南方之地，古乐稍存。唐、宋之词，虽失古音，然源出乐府，鲜杂夷乐之音。（大抵东晋以降，北方北乐之音多流入江南，与南方之乐歌相杂，故与秦、汉之音不同。）宋、元以降，南剧起于南方；南方为古乐仅存之地，以调之出于古乐府也，故其调亦多出于词。北剧起于北方；北方为胡乐盛行之地，故音杂胡乐，而其调鲜出于词。虽然，南剧之音，虽伤轻绮，糅杂吴音，然视北剧之吐音粗厉，声杂华夷者，岂不彼善于此乎？
自夷礼输华以后，中国士民，非唯不能保存古礼也，并不知保存古乐。笛曰羌笛，（骆宾王《荡子从军》赋云：“羌笛横吹陇路风。”马融《长笛赋》云：“此器起近代，出于羌中。”《通志》云：“今横笛去觜，其加觜者，谓之义觜。”笛注云：“横笛，小箎也，出汉灵帝，好胡笛。”《宋书》云：“有胡箎出于胡吹，即谓出君也。”梁《胡吹歌》云：“下马吹横笛。”此歌本出北国，亦即此物。盖羌笛、横笛、胡箎，同实异名，其原皆出于胡吹。故《通志》又云：“今之箎又有胡吹，非雅乐也。”）笳曰胡笳，（胡笳见《晋书·刘琨传》。《通志》云：“杜挚有《笳赋》，云西戎所造。”晋先蚕注：“车驾住，吹小菰；发，吹大菰。”菰即笳也。又有胡笳。《汉书》筝笛录有其曲。又云：“角者，出于羌胡，以惊中国马。筚篥者，出于胡中，其声悲。”盖笳、角、筚篥，其物虽异，然为军中所吹则一也。）鼓曰羯鼓，（羯鼓催花，为唐玄宗事，见《唐代丛书》中。）而琵琶、（《通志》引傅玄说，谓琵琶本出胡中。又云：“五弦琵琶，盖北国所出。”）箜篌、（《通志》曰：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小而长。）锦鸡鼓、虎拨思，（《野获编》云：“乐器中有四弦长项圆鼙者，俗名琥珀槌，京师及塞北人呼胡博词，又名浑不是，《元史》称火不思，本虏中马上所弹者。正统年间，以虎拨思赐瓦剌，盖即此物。又有紧急鼓者，讹为锦鸡鼓，皆虏乐也。”）咸为虏乐。夷声竞作，雅乐式微，声音感人，如响斯应，用夷变夏，此为滥觞，则音乐改良乌可缓哉？
二一
自唐人以律赋取士，而赋体日卑。昔《文心雕龙》之论赋也，谓六艺附庸，蔚成大国。吾观《诗》有六义，赋之为体，与比、兴殊。
兴之为体，兴会所至，非即非离，词微旨远，假象于物，而或美或刺，皆见于兴中。比之为体，一正一喻，两相譬况，词决旨显，体物写志，而或美或刺，皆见于比中。故比、兴二体，皆构造虚词，特兴隐而比显，兴婉而比直耳。（毛公释独标兴体，则以兴体难知，非解不明；若比，赋二体，读诗者皆可知之，无俟赘述也。若朱传则兼标三体，且误以兴为比。）赋之为体，则指事类情，不涉虚象，语皆征实，辞必类物。故“赋”训为“铺”，义取铺张。（昔邵公言公卿献诗，师箴赋。《毛传》言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赋也者，指实事而言也。若夫春秋之时，以诵诗为赋诗者，则诵诗者必陈其文，与铺张之义同也。）循名责实，惟记事析理之文，可锡赋名。自战国之时，楚《骚》有作，词咸比兴，亦冒赋名，（故班《志》称《离骚》诸篇为《屈原赋》。）而赋体始淆。赋体既淆，斯包函愈广；故《六经》之体，罔不相兼。贾生《鵩赋》，旨贯天人，入神致用，其言中，其事隐，撷道家之菁英，约儒家之正谊，其原出于《易经》；及孟坚、平子为之，《幽通》、《思玄》，析理精微，精义曲隐，其道杳冥而有常，则《系辞》之遗义也。班固《两都》，诵德铭勋，从雍揄扬，事覈理举，颂扬休明，远则相如之《封禅》，（相如《封禅文》亦近赋体，扬雄《剧秦》、班固《典引》皆属此体。）近师子云之《羽猎》，其原出于《书经》；及潘岳之徒为之，《籍田》一赋，义典言弘，亦《典》、《诰》之遗音也。屈原《离骚》，引辞表旨，譬物连类，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与风雅为节，其原出于《诗经》；及宋玉、景差为之，涂泽以摛辞，繁类以成体，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亦葩经之嗣响也。相如《上林》，枚乘《七发》，聚事征材，恢廓声势，谲而不觚，肆而不衍，其为文也，纵而复反，放佚浮宕，而归于大常，其原出于《春秋》；及左思之徒为之，迅发弘富，博厚光大，亦史传之变体也。
荀卿《赋篇》，观物也博，约义也精，简直谨严，品物毕图，朴质以谢华，輐断以为纪，其原出于《礼经》；及孔臧、司马迁为之，章约句制，切墨中绳，排奡以立体，艰深以隐词，亦古典之遗型也。屈平《九歌》，依永和声，近古乐章，（《九歌》本楚人祀神之乐章。）其原出于《乐经》；后世之赋，虽不歌而诵，（班《志》云：“不歌而诵者谓之赋”。）然子渊之赋《洞萧》，马融之赋《长笛》，咸洞明乐理，（故《文选》之赋，别立音乐之赋为一门。）则亦音乐之妙论也。彦和之论，夫岂诬哉？左、陆以下，渐趋整练。齐、梁而降，益事妍华。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虽贻俳优之讥，然指物贵工，隶事贵当，铢量寸度，言不违宗，合于指事类情之义。其旨则是，其格则非。后儒不察赋义之本原，而所作赋篇，多涉虚象，毋亦昧于文章之流别欤？
二二
近世以来，正名之义久湮。由是，于古今人之著作，合记事、析理、抒情三体，咸目为“古文辭”。（如姚氏选《古文辭类纂》，其最著者也。）不知“辭”字本义，训为“狱讼”。《说文》“辛”部云：“辭，讼也；从𤔔，𤔔犹理辜也。𤔔，理也。”又有“𤔲”字，下云：“籀文：
辭，从司。”是辭专指狱讼言，故与“辠”、“辜”等字并列。（故《大学》言“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也。）此“辭”字之本义也。又《说文》“司”部下云：“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是“词章”、“词藻”诸字，皆作“词”而不作“辞”。而“词”字又训为语助。（《文选》刘桢赋云：“扬茢陈词。”注云：“惟、曰、兮、斯之类，皆语句词。”是词为语助也。近儒高邮王氏作《经传释词》，其自序云：“说经者于语词之例，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使其文捍格而意亦不明。窃谓不知语助者，犹不知实义也。盖实义不外乎文字通用，明于通用，则语词自无窒碍矣。”是王氏亦以词为语助也。盖词为语助，故引伸其义，则一切言论文章，皆称为词。）凡古籍“言辞”、“文辞”诸字，古字莫不作“词”，特秦、汉以降，误“词”为“辞”耳。《易·系辞》释文云：“辞，说也；辞本作词。”《礼记·曲礼》篇释文并同。
《周礼》大行人职云：“辞协命。”郑注云：“故书作叶词命。”《诗·大雅》云：“辞之辑矣。”《说文》引作“词之辑矣”。是“词”字为古文，而“辞”字则系传写之误。其所以误“词”为“辞”者，则由“辞”字籀文作“𤔲”，与“词”字之形相近，故因形近而相讹。实则字各一义，非古代通用之字也。（《汉书·叙传》《音义》云：“词，古辞字。”是“辞”字古文当作“词”字之证。）后世习俗相沿，误“词”为“辞”，俗儒不察，遂创为“古文辞”之名，岂知“辞”字本古代狱讼之称乎？甚矣，字义之不可不明也。
二三
上古之时，未有诗歌，先有谣谚。然谣谚之音，多循天籁之自然。其所以能谐音律者，一由句各叶韵，二由语句之间多用叠韵、双声之字。凡有两字同母，是为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上古歌谣，已有此体。昔尧时《击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出”、“日入”，皆叠韵也。虞廷之赓歌曰：“股肱”、“丛脞”。此双声也。舜时之歌曰：“祝融西方发其英。”“祝融”二字，亦双声也。
（又如古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皆叠韵也。）《诗》三百篇，大抵指物抒情之作，一字不能尽，则叠字以形容之，如雎鸠之“关关”，葛覃之“萋萋”是也；或用叠韵，则山之“崔嵬”，马之“虺聩 ”是也；或用双声，如“蝃蝀在东”、“鸳鸯在梁”是也。双声叠韵，大抵皆口中状物之词，及用之于诗，则口舌相调，声律有不期其然而然者。
故两汉、魏、晋之诗，多沿此例；特斯时韵学未兴，未立“双声”、“叠韵”之名耳。自周容、沈约剏四声切韵，有“前浮声、后切响”之说，由是偶文韵语之中，多用双声叠韵。（或自相为对，或互相为对。）
律诗始于萧齐，故双声之体；亦始于王融。（王融诗曰：“园蘅眩红葩，湖黄花；回鹤横淮翰，远越合云霞。”此诗见原集中。）厥后唐人多用之。（如皮日休《溪上思》云：“疏鱼低通滩，冷鹭立乱浪；草彩欲夷犹，云容空淡荡。”温庭筠诗云：“高阁过空谷，孤竿隔古冈；潭庭空淡荡，髣髴复芬芳。”此其双声也。余证甚多。）盖律体盛行，故其法益密。杜少陵之诗，尤善用双声叠韵：有二句皆双声而自相为对者，（如少陵《赠鲜于京兆》云：“奋飞超等级，容易失沉沦。”“奋飞”、“容易”，皆系双声。此双声之自相为对者。余证甚多。）有二句皆叠韵而自相为对者，（如少陵《寄卢参谋》云：“流年疲蟋蟀，体物幸鹪鹩。”“蟋蟀”、“鹪鹩”，皆系叠韵。此叠韵之自相为对者。余证尚多。）亦有双声叠韵互相为对者。（如少陵《赠河南韦尹》云：“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牢落”为双声，“周流”为叠韵，此以上句双声对下句之叠韵者也。又少陵《赠汝阳王诗》云：“寸肠堪缱绻，一诺岂骄矜。”“缱绻”为叠韵，“骄矜”为双声，此以上句叠韵对下句双声者也。余证甚多。）迨及宋初，此法渐微，惟苏诗喜用双声。（东坡尝戏作切语《竹诗》，又作《和正甫一字韵诗》，又作《江行见月》四言诗，此三诗者，无一语而非双声，可以知苏诗之喜用双声矣。）然齐、梁以前，未立“叠韵”、“双声”之目，齐、梁以后，又渐失双声叠韵之传，然考其篇章，往往亦多暗合。
则叠韵双声乃自然之音律，非人力所可强为矣。故未有文字之前，已具此体，惟前人未能一抉其秘耳。海宁周氏作《杜诗双声谱》，已发明此例，并旁采古今之诗以为证佐，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矣；惟意有未尽，故复即其义而申之。（王西庄诸儒亦复深信此说，见《蛾术编》。）
二四
昔孟子之论说诗也，谓“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志”。予观秦、汉以后之诗文，何以文害词者之多乎？如江淹《恨赋》有云：“孤臣危涕，孽子坠心。”夫“坠涕”、“危心”之语，均于古籍有征，而江氏必欲反其词以自矜险语，不知“危涕坠心”四字，语词相缀，皆属不伦，奚得谓之合论理乎？又杜甫《秋兴》诗有云：“红豆啄余鹦鹉粟，碧梧栖老凤凰枝。”夫“鹦鹉”、“凤凰”，皆系主词；“豆”、“粟”、“梧”、“枝”，皆系所谓词：（当云“鹦鹉啄余红豆粟，凤凰栖老碧梧枝”。）而杜氏必欲倒其词以自矜研炼，此非嗜奇之失乎？不惟此也。杜甫律诗有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夫白发可言长短，今易白发为白头则属不词。（俞氏荫甫亦议之。）又白居易诗云：“掌珠一颗儿三岁，鬓雪千茎父六旬。”夫十日为旬，载于往籍；（《说文》“勹”部“旬”字下云：“十日为旬。”故唐代以前，无以旬为十年者。）今白氏以十载为旬，非与古训相背乎？（以十年为一旬，盖始于唐。故白氏又有诗云：“且喜同年满七旬。”又明徐尊生诗云：“客中生日近七夕，老子行年当五旬。”以十年为旬，与白氏同。）夫智者千虑，岂无一失？特名不正者言不顺，欲顺其言，必正其名。若以文害词，则背于正名之义，岂可复蹈其弊乎？故举古人文词之失，以见其凡。（夫今日所以不敢议江淹、杜甫者，以其名高也。若初学作文之人，造语与江、杜同，必斥之为文理不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