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对刘勰《文心雕龙》的主要内容作了简单的介绍。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心雕龙》的出现，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总结了先秦以来的文学创作经验，一方面也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文学理论的成果，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刘勰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当时弥漫文坛的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歪风邪气，也在某些方面给予后代的创作和批评以有益的启示。他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无可怀疑的。
正因为《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遗产中一向被人重视的杰作之一，所以早在唐代，刘知几就曾指出它可以纠正创作和批评上的偏差（《史通·自叙》）；到了宋代，黄庭坚也曾称它能够正确指出文学上的弊病（《与王立之书》）。明清以来，称赞它的人更多了，如谢榛认为它关于诗歌的论点不是深于此道者是说不出来的（《四溟诗话》卷四），胡应麟说它的议论非常精当（《诗薮·内编》卷二），章学诚佩服它的规模宏大，思考周密（《文史通义·诗话篇》），叶燮指出“风骨”之说是接触到创作的根本问题（《原诗》），刘熙载很赞美关于“隐秀”的主张（《艺概》卷一）。可见，在一千多年来的古典文学史上，这部书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文心雕龙》的影响较大，因而不断有人对它进行评注工作。加以注释的，最早有宋代的辛处信 [1] ，其书今不传。以后逐渐多起来，如明代有梅庆生 [2] 、王惟俭 [3] 等；清代有黄叔琳 [4] 、张松孙 [5] 等。加以批点的，在明代就很多，如杨慎 [6] 、曹学佺 [7] 、钟惺 [8] 、陈仁锡 [9] 等；到清代还有纪昀 [10] 、李安民 [11] 等。最近几十年内，著名学者如李详 [12] 、黄侃 [13] 等，都有关于这部书的注解或评论的著作。这些都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可说明历代学者对这部书的重视。
建国以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的鼓舞下，对于《文心雕龙》的探讨、争辩，达到空前的繁荣。出版、印行了不少关于这部书的注解、校勘、翻译、分析的专著，各地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对《文心雕龙》中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经过这些讨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文心雕龙》中的某些问题，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刘勰的思想体系问题，关于他对创作方法的论述问题，批评原则和标准的问题，关于他所运用的某些专门术语的理解问题，等等，这些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逐步解决。
今天，我们在“古为今用”的原则指导下，要对《文心雕龙》获得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从中有所借鉴，就应该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真钻研这部杰作，细致地分辨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加以批判地继承。
作为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的世界观和文学主张不可避免地带有严重的错误和缺陷。这些，我们在上文已随时分别指出了。例如：他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并用儒家观点来衡量作家作品。他对文学与现实、内容与形式等问题的理论探讨，都远不能做到深入、全面。在文学继承关系上，他偏重技巧，而且有循环发展的味道。他对文学体裁的认识比较混乱。他的批评标准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所以对作家、作品的估价就不能完全恰当。他的创作理论体系还不够完整，也不理解社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他强调作家的才华和性情，而不懂得作家的阶级性。他把构思说得有点微妙，分析风格未涉及其社会根源，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也远不够彻底有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对于古人的理论遗产，只有在经过严格的批判以后，才谈得到正确的继承与借鉴。对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也不例外。
* * *
[1] 《宋史·艺文志》载“辛处信《文心雕龙注》十卷”。
[2] 他的《音注》常和杨慎的批点合刻。
[3] 《文心雕龙训故》，有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刊本。
[4] 他的书最流行，版本较多。
[5] 他的《辑注》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本。
[6]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有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本。
[7] 明闵绳初刻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和杨慎批点合刻。
[8] 明末合刻“五家言”本《文心雕龙》，和杨慎、曹学佺批点合刻。
[9] 《赏奇汇编》本《文心雕龙》，南京图书馆藏。
[10] 他的评语常和黄叔琳的注合刻。
[11] 乾隆四年（1739）刊本《文心雕龙》，江西省图书馆藏。
[12] 他的《文心雕龙补注》在潮阳郑氏《龙溪精舍丛书》内。
[13] 他的《文心雕龙札记》1962年由中华书局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