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叔公振逝世已二十年，他所著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出版也已二十八年了。回想在他生前，他曾经想用白话来改写《中国报学史》，同时并将他所发现的各种新的史料增补进去，使它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可惜这个愿望他始终未能实现。甚至在他临终的遗言中，他还曾这样告诉邹韬奋先生：“我的著作……《报学史》原想用白话改写，现在要请你叫宝权替我用白话完全写过……关于苏联的视察记，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宝权接下去……还有关于《世界报业考察记》，材料都已有，可惜还未写出来……现在只好随它去了。……”（见韬奋：《悼戈公振先生》）多少年来，我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来往于国内外各地，家叔公振生前所收集的书籍和材料又散置各处，再加以我的学识和能力都有限，以致未能完成他遗言中的愿望。当此三联书店决定把《中国报学史》重印出来，供研究新闻学的人作为史料参考之用，特在书前略志数句，以示纪念。
家叔公振自从在民初参加了《时报》的编辑工作之后，就决定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这是一条长远而又曲折的旅程，同时也是一条思想的探索和发展的道路。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他从《时报》出发，经过了《申报》，一直发展到筹划创办《生活日报》的阶段。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他除了从事报纸的编辑工作之外，还又专心于研究新闻学和新闻学史（他称之为报学和报学史），在这方面他留下了不少著作，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就是现在重印的这本《中国报学史》。
远在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时，他就根据开乐凯（F.N.Clark, Jr.）所写的《新闻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编写过一本《新闻学撮要》。民国十四年，他在上海“国民大学”讲授新闻学，并于同年组织了“上海报学社”。就在这时候，他已开始从事编写《中国报学史》的工作。他在《中国报学史》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民国十四年夏，国民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在欧美亦甚新颖，其在我国，则更无成书可考。无已，姑取关于报馆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成书，时未越岁，已裒然成帙矣。”这本书最初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翌年十月再版，民国二十年五月三版，民国二十四年一月曾出过国难后第一版，此后即未曾再印过。这本书的题名，虽然称为《中国报学史》，其实也可说是一本泛论新闻学和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书籍。
家叔公振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曾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记得在他的书房（同时也是他的卧室）里，有四个高大的书架，全放满了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和收藏着各种稀有的报刊与剪报。据他告诉我，他为了写作这本书，常向私家的藏书室和图书馆借阅书籍，并且曾在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的藏书楼里消磨了很多时光。他还常向各方面请教和征询意见，像他为了调查和了解当时俄国人在我国所出版的各种俄文报纸，曾和蒋光赤通过信。又如《中国报学史》第二章《官报独占时期》中有不少图片，就是他的朋友在北京书肆中代为搜集和赠送给他的。他在这本书的编排和印刷上，也提供了不少意见，甚至模仿《京报》的形式和颜色所印成的封面，也是他本人设计的。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他仍然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我记得他有一本用深蓝色的丝绸装订成的《中国报学史》，经常带在身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这本书上，他改了很多的字误，写上了许多补充的材料，可惜不知道这本书现在存置何处，否则这次可根据他亲自修改过的文字再版付印。当他在民国十六年至十八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间至欧美日本等国旅行和考察各国的新闻事业时，他曾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读过书，尤其是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曾发现了《中国报学史》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所提及的许多种报刊，他在《英京读书记》一文中曾写道：“我国向未视报章为一种著述，且日久则卷帙浩繁，非有大厦，庋藏实难。故予纂《中国报学史》时，有若干种只存其名而未见其书，中心憾之。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系发端于英人，比来伦敦，于英国博物院藏书目录中，果获曩日遍访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种，爰撮大要，以足吾书，兼以饷治报学者快睹焉。”在这篇文字中，他介绍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种刊物，并用照片影印出来。这一部分材料始终未能编入《中国报学史》，因此特将《英京读书记》一文作为附录印在本书的后面，以供参考。
家叔公振所著的《中国报学史》系写作于二十八年前，从观点上看当然不是一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写成的书，同时在论点上也不一定全然正确，但其中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因此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只能用批判的眼光和把它当作史料来使用。
当此家叔公振逝世二十周年之际，特将他的略传和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一些事情，一并附述于此。
家叔公振于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月十六日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原名绍发，字春霆，公振是他的号。他从参加《时报》的编辑工作和发表文章的时候起，就用“公振”这个名字，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他幼年时，曾在伯祖母翟氏所办的弢庵学塾读书。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入东台高等学堂，毕业后曾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参加过《东台日报》的工作。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考入南通师范学堂，因家庭经济困难未入学，当年冬他即往上海，至有正书局习业，后任《时报》编辑，旋被洊任为总编辑。当时他即已致力于报纸革新的工作，创办了各种副刊，并首创了《图书时报》，此外他又开始研究新闻学，前后在《时报》工作达十五年之久。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正月，他靠了历年来的积蓄，至欧美日本等国旅行并考察各国的新闻事业，他曾先后到过英、法、德、意、瑞士、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并曾于民国十六年八月间出席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所召开的报界专家会议。民国十八年冬返国，旋参加《申报》总管理处的设计工作，并曾先后在上海的国民、南方、大夏和复旦等大学讲授新闻学，在杭州创办过暑期报学讲习所。他所写的《世界报业考察记》的一部分，特别是关于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的，亦即成于此时。我当时曾抄写和校阅过这部分稿子，可惜“一·二八”淞沪战役时因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及编辑部全毁于火而未能出版。
“九一八”和“一·二八”前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是他在思想上起了很大转变的年代。他这时开始阅读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研究苏联的书籍，同时愤于国难，又积极地参加了抗日运动。“一·二八”之后当国际联盟派了调查团前来我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役的情况时，家叔公振曾以新闻记者的资格随团访问了淞沪战场并同去东北。他知道国联调查团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他当时曾这样讲过：“我们自己不争气，只是希望旁人卖力为我们争回东北，本来是不合情理；而国际联盟又是个纸老虎，调查团的五委员只以自身利害为立场，将来报告书的制作，最多只从原则上说几句风凉话，似乎也在意料之中。”在到了东北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到东北调查后，据我个人粗浅的观察，除非举国一致，背城借一，不但东北无收回的希望，而且华北也要陷于极危险的地位。事实如此，并非我危言耸听。”（俱见《到东北调查后》一文）他预感到这次去东北可能发生意外，在离开北京之前就写好了遗书，果然在抵沈阳后不久即被逮捕，后幸获释放。从他的遗书中看来，他是抱了勇敢的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前往东北，想将东北沦陷后的真相忠实地报道出来。同年九月间他又随调查团前往日内瓦，参加了国际联盟讨论有关日本侵略我国问题的特别大会。会后曾赴马德里参加国际新闻专家会议。此外他还曾先后赴法、意、德、奥及捷克等国游览，并考察了这几个国家的新闻事业。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苏两国恢复邦交，翌年家叔公振即随复交的使团前往莫斯科，这是他久所向往的地方，当他在民国十六年第一次到欧洲时，他曾想赴苏联一游，及至行抵波兰，中俄断绝邦交，不得已废然而返，这次他总算是一偿夙愿了。在苏联前后居留的三年当中，他潜心于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他甚至将苏联一名词改译为“庶联”，用他的解释来说：“Sovi et Union通常译为苏联，苏字译音无意，故我改译为庶，‘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见《从日内瓦到莫斯科》一文）这三年也是他的思想迅速发展和成长的年代，韬奋先生曾指出他在这两三年当中“对世界大势的辛勤的观察研究，在正确认识上的迈进”，并且写道：“我在莫斯科和他作数次长谈，深感觉到他的猛烈进步”（见《悼戈公振先生》一文）。我还记得我在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初抵莫斯科时，他曾这样向我讲过：“中苏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个国家地大物博，接壤相连，两个国家的人民又都是爱勤劳的。苏联今天的建设，处处值得我们借镜和学习，看了苏联的今天，就能展望我们的将来。”正因为这样，他在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情形下，不断地向国内的报刊寄发新闻和通讯，来介绍苏联人民的英勇的建设成就。
在这三年当中，他除常住莫斯科之外，还曾先后转赴列宁格勒、哈尔柯夫、得尼泊、罗斯托夫、巴库、乌拉尔山一带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马格尼托高尔斯克、契略宾斯克，以及中央亚细亚各共和国、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游览参观，写成了《社会城》《谷城》《电城》《油城》《硷城和铁城》等许多通讯文字，反映出了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情形。这些通讯文字曾由韬奋先生辑为一册，题名为《从东北到庶联》，由生活书店出版经售。
家叔公振和邹韬奋先生是有着深厚的友谊的，早在“一·二八”前后时，他就和韬奋先生筹划出版《生活日报》的工作，可惜未能实现。他在致韬奋先生的信中曾写道：“韬奋吾兄：二次赴欧，决定于最短期间，出于意外，然国难当前，岂惮个人跋涉？故又冒暑远征。弟对于国事实抱无上悲观，但吾人既稍有知识，只有尽国民一份子责任，从自己奋斗起。《生活日报》筹备事，使兄偏劳，心实不安，弟身虽远，此心实悬念也。”（民国二十一年十月二日于日内瓦）民国二十四年夏，国难日深，韬奋先生曾电邀他早日返国重新筹办《生活日报》，他立即整装启程，当他临终时他曾告诉韬奋先生：“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从这些话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祖国的热爱。他于当年十月十五日抵上海，旋即病倒，因盲肠炎与腹膜炎开刀，于十月二十二日长逝，享年四十有六，遗骨葬上海市公墓。
在他遗留下的著作中，有《新闻学撮要》（民国十四年二月初版，十八年二月再版）《中国报学史》《世界报业考察记》（未出版）《新闻学》（此书原为《万有文库》所写，成书于民国二十年，后经家叔绍龙整理，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三十六年二月再版）及《从东北到庶联》（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二十五年三月三版）等书。据我所记得的，他在《时报》工作的期间，还曾编辑过一本《中国美术图案集》，由有正书局出版。此外他所写的通讯文字甚多，散见《时报》《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生活周刊》《世界知识》等各种报刊中。
戈宝权识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于北京，时为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