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报学史之定名
报字本作 。《说文》：“当罪人也；从 从 ， ，服罪也。”其义犹今言判决。今世用为报告之义，乃赴字之假借。《礼记·丧服小记》：“报葬者报虞。”注：“报读为赴，急疾之义。”此用为急报之意之始。今报纸、报馆、报界等名词，为世所习用，其源盖出于此也。
我国之所谓报，即日本之新闻（我国之所谓新闻，在日本为报道、报知、杂道、新知、新报），英国之Newspaper，德国之Zeitung、Nachricht、Bericht，法国之Journal、Nouvelle、Couriur、Mesager，意国之Jiornale，俄国之Γазета。此外，尚有形容词的名称极多，不备举。惟报字称谓简而含义广，且习用已久，故本书之所谓报，尝包括杂志及其他定期刊物而言。
报字之定义既如上述，报纸之定义将于下节详言之。今请进而言报学史之定义。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本书所讨论之范围，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故定名曰《中国报学史》。
第二节 报纸之定义
报纸果为何物？此本书一先决问题也。诸家之说纷纭，大概可分为三类：
（一）以报纸作用为基础而下定义者；
（二）从法律上所规定报纸之性质而下定义者；
（三）从报纸之形式上与作用上之观察而下定义者。
就第一方法而论，如吉文（Given）之见解，谓“报纸为舆论之制造者与新闻之纪录者”[1] 。但将此一语细加玩味，即觉微有偏颇。大凡一事物之作用，极易变化，若仅从作用上而即定一事物之意义，无乃太浅。且从报纸之发达上观之，已有许多变化之迹可寻，故此定义不能谓为确当。不过此定义系明举易见之作用，而暗示其原质之特色，亦大可留意也。又如毕修（Bücher）以经济家之见解，谓“报纸为新闻公布之方法”[2] ，于作用上之意义，可谓揭发无遗。但吾人所欲知者，乃报纸全部之定义，此不能不与他种见解相比较也。
就第二方法而论，如民国三年公布之《报纸条例》规定：“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字图画，以一定名称继续发行者，均为报纸。”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公布之《新闻纸法》规定：“本法所称之新闻纸，系指用一定之名称，定期发行，或在六个月之期间内不定时期而发行之著作物，及同一名称之临时发行著作物而言。”英国一八八一年公布之《报纸法》规定：“报纸系指揭载公报新闻事件注释及观察之纸片。因贩卖而印刷，在英格兰或爱尔兰发行，或系专门或大部分登载广告，在二十六日以内每周一次或一周以上，印刷贩卖及为公众刊行之纸片。”凡此，虽均可借以窥知报纸定期性与继续发行性之特色，但事实上却包含报纸与杂志之二义。盖法律为取缔上之便宜，认报纸为一种定期为公众之刊行物而不与其他同类物相区别。倘欲以此为定义，则尚须加以修正也。
就第三方法而言，此种定义均在吾人目前，但因研究之初步不同，故定义亦异。如班禄客（Belloc）之见解，谓“报纸为不定期或定期（普通每日）而印刷发行之纸片，报告新闻，暗示观念”。[3] 又如建部之见解，谓“报纸以每日一次以上刊行为原则，以报告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社会生活上之事态为主，且常有若干评论”。[4] 此二种定义中，建部之见解，对于现代报纸之意义，颇能挈其纲要，且将报纸与同一定期刊行物之杂志有加以区别之意。不过此定义侧重报纸外观之特色，乃一种常识上之见解耳。其以科学的眼光，从报纸内部之特色而下定义者，如萨罗门（Salomon）之见解，谓“报纸为定期刊行物，以机械复制，将一般有兴味之现在事件状态之混合的复杂的内容，化为通俗揭载物”。[5] 此定义注意在一般兴味，现代之事件状态及内容之诸点，极有见地。但机械复制，乃外观之特色，可不必羼入。较此而更精密者，如布润和波（Brunhuber）之见解，谓“报纸为不定时期而发行，不限于某人而为公众刊行之出版物，内容乃复杂，时宜（或是实在）而有一般的兴味”。[6] 此定义之可注意者，为承认报纸发行为不定期，即承认继续发行性而不承认定期性，及表明报纸为公众而刊行。报纸为继续发行而不定期之一点，虽有讨论之余地，但复杂的、时宜的（或实在的）、一般兴味的内容公布之一点，不能不加以承认。故布润和波之定义，从全体而言，曾经过科学之整理，在研究上极有助于吾人也。观于以上各种见解，可略知报纸之意义。惟有一端不可不注意者，即报纸与杂志之区别如何是。从普通情形而言，杂志之形式内容，及其对于社会之作用，与报纸相似，可以包括于定期刊行物中。但从实际上言，二者之间，对于社会作用之范围及程度，则大不相同；且其形式内容，显有不能混为一谈者在。
报纸与杂志，普通包括于定期刊行物名义之下，正以其形式内容及对于社会之作用，有许多相似之点也。且特殊之报纸，如政治学术团体之机关报等，以及普通日刊报纸之副张，均往往含有杂志的浓厚色彩，可见二者渐相接近。在社会未进化时代，对于社会之作用上，殆有同一效果。但时至今日，报纸为寻求社会的心理之基础，始有独立色彩；故二者对于社会之作用上，其区别乃渐显明矣。今于研究报纸与杂志区别之前，为便于探求二者间关系起见，先一根求印刷（press）一字之变迁。Press一字，由印刷机械之名称而来。最初之书籍、杂志、报纸等，几纯作为机械所制之印刷物；次则以为定期发行之报纸与杂志之名称；今则仅日刊报纸可用之。[7] 普通区别报纸与杂志之方法，多从外观着手，如报纸为折叠的，杂志为装订的。此为一种皮相的见解，夫人而知之，于寻求报纸内容之特色上，无丝毫之裨益也。又有从外观之特色上而侧重数量之多寡者，如建部谓以杂志与报纸相比，其刊行数量即一定时间内编辑发行之总次数常觉较少。由此数量之一点，以求报纸与杂志之区别，较纯从外观之特色而着手者，其见解固已稍有进步，但欲认此点为根本，以为其他性质，均由此附带而生，则又未必。故欲求二者区别最适当之点，则不能不从内容方面乃至原质方面着手，即报纸以报告新闻为主，而杂志以揭载评论为主，且材料之选择，报纸是比较一般的，而杂志是比较特殊的。此乃建部、布润和波与笪艾（Diez）所一致承认者也。笪艾并谓报纸之论说（article），对于时事表示临时的反映；杂志之论文（essay）则以研究对于时事之科学的解决，且杂志之能力，乃在问题自身之解决，是尤有卓识也。报纸与杂志之区别，如上所言，自以从内容乃至原质之特色而决定为最适当。但一方面有偏重某点之机关报，一方面则报纸之杂志的色彩又渐浓厚，此种现象，殊使吾人对于二者之区别，从客观上引起怀疑。不过杂志终属报纸之一部分，则可直率的加以判断者也。
一般对于报纸之定义及报纸与杂志之区别，既如上述。兹更进一步而为有系统的综合的研究。
以上所述诸家之定义，因各人之见解而不同。但综合言之，并非不相容。兹将前所研究者，试再列举于下：
（一）报纸为公众而刊行；
（二）报纸发行有定期；
（三）报纸为机械的复制（即印刷）；
（四）报纸报告新闻；
（五）报纸揭载评论；
（六）报纸之内容乃一般的；
（七）报纸之内容以时事为限；
（八）报纸之内容乃及于多方面的。
上述各点，或注意外观，或注意内容，而成为一方面之见解，然于报纸之构成要素，均甚重要。兹为便利研究计，试化复杂而为单一，如（一）（二）（四）（五）以报纸为公众而刊行，发行有定期，揭载新闻及评论等四项，此种观察虽有根本与枝叶之殊，然在报纸之认识上，可承认其为明确之事实。如（三）以报纸为机械的复制（印刷），此点太拘泥于外观，乃法律上之见解。观于近今科学之进步，则将来未必如此，故殊无意识。如（六）（七）（八）以报纸之内容为一般的、时事的、多方面的。则又不啻从严密之眼光观察以新闻之性质定其价值。故现将新闻一字作为广义的，不将上三项作为独立的表现，为免见解之分歧而综合下一定义曰：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
上述定义，非反对其他定义，不过将纷纭不定之见解，加以整理，为便宜计，而作一比较明显之定义耳。从社会学上而研究报纸，其要点在研究其对于某特别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所发生而反应之各种特色，因此各特色之发生与发达之过程，而表明其性质，探讨其本源，以求所谓报纸原质之一物。如此，则方有社会学者所需要之定义。今为求达此目的，故对于报纸之四特点：（一）报纸之所以为公众刊行物之基础，即所谓报纸之公告性；（二）报纸之所以为定期发行物之基础，即所谓报纸之定期性；（三）报纸内容之时宜性；（四）报纸内容之一般性，将顺次而加以研究。又此种研究乃用历史的眼光，注意实际需要，非用哲学家之态度以讨论概念之自身也。
公告性报纸之公告性，即消息传达之方法。故报纸之成立，即在公开性质可以证明之时。像毕修所言，报纸与私函及公函无异，由传达消息之需要而生。不过公函系写与多数确定之人，私函专写与一人，但报纸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此唯一不同之点也。换言之，私函及公函为个人传达消息之方法，报纸乃消息公开之方法也。[8] 又如布润和波所言，古代及中世纪作客远方者，托友人为之通信，其信中常言及时事问题，但此仍为私人通信，不能作为报纸。[9] 因此种私函，对于第三者绝对守秘密也。至于公函，从其接受之人数论，似乎有公布之性质，但对受信以外之人，则依然守秘密，即此种私函与公函，其内容万一有公布的价值，亦必经过受信人之口述，而后始能成为街谈巷议之资料。故王公贵人、政治家、议员、大学教授、从事于教会公共事务之人、大商人、重要人物之驻京代表、邮务局长等，有接受与传递私函及公函之最大便利，常将信中完全关于私人之消息略去，而将有公开性质之一部分加以整理，公之于其友人或主顾；此种报告，即所谓Zeitung或是Neue Zeitung。据毕修所言，十六世纪之初叶，此种Zeitung方发生，意大利及德意志诸城市头脑较新之商人，对于此新消息传达之方法，方使之独立存在。即向来可以接受之少数特别人间，以私人传达消息之方法，取一定之代价，推广于不定人之间。如此而中世纪之手写报纸（Geschriebene Zeitung）遂独立存在。对于定阅者供给新闻之职业，亦由此发生。时至今日，报纸更成为资本家营利事业之上品，超过中世纪经济组织的所谓主顾的定阅者，于是报纸之公告性，乃扩大至于无限。
由斯言之，报纸之公开性质，即报纸有公告性之一语，其义甚明。但由此进而论报纸之社会作用，尚觉不足。盖报纸不过为适合于公告性之一种媒介物，所以承认此特色者，为其介绍包含有公告性之新闻耳。
定期性报纸之定期性，能作为其特色之一否，此诚一问题也。布润和波将报纸之定期性（Periodicity）仅作为广义的续刊性（Faitge setzte Erscheinung），为报纸之构成要素。萨罗门谓十六世纪定期发行之手写报纸，为报纸正式成立之起源。至于每遇大事发生之时，不定期而报告而贩卖之Neue Zeitung或Realationen，乃报纸之类似物。[10] 又据李氏（Lee）言，一六〇九年前后发行之一面印刷品（broadside），因其非定期，故不承认为正式报纸。[11] 又据朝仓言，日本之读卖瓦版亦因为非定期，不与报纸同论。[12] 然则从何时期始有正式报纸，此非俟诸家意见统一不可。今为便利研究计，姑以定期性之有无，为报纸正式构成之特色。毕修谓报纸之定期发行，不过为求适合于交通之状况。如报纸发达史上所公认最初定期印刷之半年报Relationes Semestrales在一五八〇年发行。至一六〇九年前后，即有周报Strassburger Blatt发生。在半年报与周报之间，应有月报之一阶级。但不经此阶级，突然发生定期性之变化，即因每半年所开之年市，将商业及交通之中心之印刷通信，向一切方面分布。但邮政在重要之路线上，系每星期往返一次。故英国最初之周报，在一六二二年发生；荷兰在一六二六年发生；法国在一六三一年发生。且所谓手写报纸，实起源于书信，即多数驻于都会之通信人所传递，其与邮政制度相关，尤为明显。[13] 但由报纸自身之性质而言，从社会学上观察之，人人立于国家政治之下，养成共同之利害关系。而此种社会生活，又因共同动作而渐趋复杂，故对于社会现象乃有统一之要求。是则报纸之定期刊行，即所谓新闻之公布，自为可能之事。此见解如非谬误，则报纸之刊行，不期而与交通之情形相一致，而定期性遂发生。舍此理由外，使定期性成为报纸之重大要素也，即社会之阅读书报习惯（reading habit）实由定期性存在之故也。
时宜性报纸之时宜性为报纸构成之特色，此为人所尽知。如新闻之“新”，由时间之距离而起。zeitung一字，由zeit一字变化而来，原有当时所发现之事（Was in der Zeit geschieht）之意也。[14] 由是言之，报纸以现在发生事件为内容，则时宜性之特色，固甚显明也。布润和波于其书内，在用时宜性（Zeitgemassigkeit）之处，均用现实性（Aktu alitat）。但新闻之价值，不止一时间条件可以决定，且须满足读者之感觉，而引起其兴味。故现在发生之事件，在新闻价值上言，当然首屈一指。但从读者兴味上言，材料不必限于现在发生之事件。故与其谓为现实性，不如谓为时宜性，则一切广义有新闻价值之材料，均可包含于内也。
若将现实性及时宜性除去，则报纸尚有何物存在乎？故现实性之与报纸，犹维持生命之血，舍此更无他物也。今日报纸上之新闻与事件之发生，其中究有若干距离，诚一有兴味之问题，但绝不似中世纪事件与新闻，为交通所限制，完全分而为二。且事件即新闻，新闻即事件，其时期当已不远。盖因无线电与无线电话之进步无已，将使报纸之现实性，有极可惊异之发展。英国报纸协会会长唐乃尔（Robert Donald）尝在年会席上演说报纸之将来，谓“吾人现时家中已有电灯、自来水等种种供给，不久将装置新发明类似留音机器之物，可以随时听新闻”。
故现实性与时宜性之发展，当然与各时代之交通机关并行。如驿传、轮船、铁路、电报、电话、无线电话、无线电报、飞行机等之种种进步，均极影响于报纸之新闻，此固尽人而知之矣。不过报纸之新闻，所以有现在程度之现实性，不仅赖交通机关之能力，报纸自身之努力亦未可轻视，如报馆自设电报房以求新闻之迅速是也。当一九〇三年英国修改关税会议于伯明罕（Birmingham）举行时，其地距伦敦百七十基罗米达，而殖民大臣张伯伦（G.Chamberlain）演说后，相隔只十五分钟，其词已传布于伦敦全市；此为极有名之一事。各报馆之通信网，其范围日以扩大，昔只临时装置，今且每日为新闻之搜集矣。不特此也，印刷等方面技艺上之改良，亦于现实性之发展大有贡献。此非本处所注意之事，姑存而弗论。总之，现在报纸之最大特色为现实性，则固可承认而无疑也。现实性既为报纸之最大特色，则报纸之搜集材料，对于一分一秒之迅速，努力竞争，亦系自然之趋势。因此而报纸之现实性对于社会上，其结果不能有功而无过。何以言之？所应承认为功者，为世界之缩小，将人类之种种意识及活动，在同一时间内，可以互相交换而响应。如劳韦尔（Lowell）所言，人类生活之过程，在极小极速之进化内发展，至不许有时间之停留，此均报纸之功。吾人不必乞怜于“时间之门”，可于报纸上得新观念之供给。至所应承认为过者，当分自然的与人为的二种。自然之过，为新闻之机械化。据班禄客所言，报告一事件时，吾人若直接从某人访得，必须将对方人格及自己对于该事件之见解有充分之预备，但此颇费时间与金钱，故只有将新闻照所得者报告，并不加以思索。倘吾人能取多数人之材料，加以长时间之研究，所得印象，方为有机的，若今日报纸之印象，则为无机的。[15] 人为之过，则捏造事实，今日非常流行。此为报学家所谉知。尤以美国黄色报纸为甚，几视为当然之事。报馆中常备名人之小影与署名，随时可以取用。如关于冯国璋与冯玉祥之事迹，美报常误为一人而登载之。奚罗弗（Sherover）为攻击美国资本家之报纸，计搜集之捏造新闻，竟成一厚册。[16] 故两者之过，有积极与消极之殊。积极之过，当然读者不能不负一部分之责任，此乃所谓社会问题。因人类之复杂心理，而引起报纸感觉主义之发展，由现实性而趋向时宜性，即现在人类对于“最新之事”“未闻之事”有异常之要求，故仅以机械方法依样供给，断不能使现在人类满足。于以知此种满足，非仅现在发生之事件所可博得，而在寻求读者之感觉，及一般心理所构成现实之状态。但现实性终为报纸之要素，不能加以轻视。且在此观念之适用范围内比较广义之时宜性，可作为吾人所要求报纸之特色也。
一般性报纸之一般性，指普通报纸之内容有一般兴味而言。此与时宜性相似，为报纸与杂志最易区别之一点。但报纸欲有一般兴味，其内容非关系于多方面不可。故萨罗门、劳韦尔与布润和波，均以内容的多方面性（Vielseitigkeit des Inhaltes）作为报纸内容之特色。其实所谓内容的多方面性，即不似杂志有专门性质。内容为一般的，则兴味亦为一般的，此为自然之结果，固不必强为分别也。且报纸之内容，如政治、经济、文艺等一般社会纪事，种类甚多，当然数量一方面须有一般兴味。同时每一纪事，其性质亦须有一般兴味也。关于此点，即如初期报纸，虽编制与今日稍有参差，而大致不甚相远。故恺撒大帝（Julius Casar）之《每日纪闻》（Daily Acts or Acta Diurna），报告每日发生之事件，包含祭祀、罗马远征军之胜利、冒险、社会或文学等多种。[17] 十六世纪后半叶，在德国发行之报纸，不但欧洲及近东方面有定期之通信，且有波斯、中国、日本与美洲之通信。此外文艺批评、新书介绍、剧场纪载、商业农业市价等之经济纪事，亦均加网罗。[18] 此尤足以承认其性质之有一般兴味之一端。于是一般性与时宜性，充塞于报纸之内容；报纸之所以能独立存在，其基础在此，其所以根本巩固之原因亦在此。
报纸之内容，一般性若何重要，至今日而更明显。故政党之报纸，宗教之报纸及特殊之报纸，均不易发展。如一九一一年在芝加哥（Chicago）创刊之Day Book，完全不载广告，致家庭之主妇，不能于此报觅得日用品之价目，因而遂于一九一六年停刊。又如一九一二年在加利福尼（California）所创刊之Municipal News，完全送阅不取费，但因缺少电报、社论及关于政治之意见，不久亦即停刊。又如一九〇一年在刚萨司（Kansas）创刊之Daily Capital，将星期日之宗教演说，每日在报上发表，但不久亦废。现存之宗教报纸，仅有一九〇八年在波士顿（Boston）创刊之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因此报与普通宗教报纸不同，关于艺术、教育、海外贸易诸方面，均极注意。又如劳动团体之报纸，由今日情形而言，似应有势力，其实不然。英国虽有劳动会员三百万人，而周刊不过四种。且此种报纸，仅准劳动党之Daily Herald销数稍多，然亦不能过会员全体十分之一。以上所述，虽原因甚为复杂，而各种特殊报纸，因缺乏一般性，故终于不能存在，似可承认而无疑。班禄客尝排斥资本家经营之报纸，而提倡所谓报纸自由运动，然彼亦将特殊性（particularity）作为自由报纸难以持久之一原因[19] ，是以今日之报纸，吾人称为社会自身之缩影或反映者，实已不啻确定其社会作用之基础矣。
以上四者，已将报纸之公告性、定期性、时宜性、一般性构成之要素，加以简单之说明。然大都以诸家学说为根据，而不免综合上之缺点。今再从根本上讨论报纸之原质。
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大凡事物之原质，其特色必具恒存性；尤以事物之发生，经过一切发达之过程，即在任何时代，该事物之形式上有发展之特色，方可谓之原质。否则无称原质之价值也，但一切事物，其最初所定之目的，未必完全不变，有时且发生预期以外之结果；且其作用之特色著明时，往往误认为原质之特色。不过作用之特色，并非永远不变，乃附带而生者。故恒存之特色，不能不加以承认。
报纸之原质如何，向无专门之研究。若将各种主张归纳，则多认为发表意见。此种观念之根据，以报纸为舆论之机关。吾人由报纸发达史及现在情形而言，报纸与舆论之生成有关系，确为当然之事实。不过其间不能不加以分别，即报纸与舆论生成有关系之事实，其程度如何，其意思如何，应加以研究耳。舆论为社会之意识，其成立之过程，为消极意思之潜力欤？抑为积极意思之显力欤？为二者之一欤？抑二义俱兼欤？此种详密研究，惜尚无人为之。夫上述意见之发表，若作为报纸之原质，则有积极意思之诸问题，如政治、经济、社会等一般时事，报纸以社会之眼光，用指导之意思，发表一己之意见，似可如斯解释。试以历史上事实证之，如十七世纪英国之所谓大报，在长期议会时，批评政治时事，以论说为主要材料。又如现在报馆之内部组织，有所谓以主笔为领袖之论说记者团，在编制上诚为一种事实也。但报纸之内容，由发生及发达上加以考查，则中世纪之手写报纸，仅为事实之报告，或与此相类之新闻，至积极发表意见，可谓决无。
关于时事之各种通信，由各方面搜集而来，在登载以前，不能无去取。对于一般事实，初未尝不思用客观态度；但至最后，依然入于主观态度。且报纸既已成为商业化，因上述编辑上之便利，记者之主观化，亦系当然之结果。同时报纸不断地处置此种通信，有特别之权能，使报纸对于时事问题，有先觉者或专门家之优越地位。此种现象，使报纸不仅报告事实，对于重要问题，且独立加以评论，且其评论乃以个人之丰富知识为根据，有时可以超越普通仅由事实观察者之意见，甚且超越一报纸之意见因而成为一般公众之意见，是即谓之舆论。此种可能性，适为社会所要求；其最显明可见者，乃十七世纪英国报纸之特色也。
报纸之此种特色，从一般事物之发展过程上观之，日久渐成规律。在法国大革命时代，报纸积极活动，方有所谓舆论之建议（initiative）。今日之报纸，一方受资本家之蹂躏，一方因平民教育之普及，此种荣誉，渐次减色而日趋退化。不过从报纸之全体言，此种评论之重要，依然存在，其特色终不变也。
由上所述，从报纸发达史上研究，发表意见，决非报纸原质之特色，乃附带而生者也。若统观公告性、定期性、时宜性、一般性之特色，即可知前二者为报纸外观方面之特色，后二者为报纸内容方面之特色，即报纸具体成立之特色，及从外观的及内容的两种特色而成。若外观上或内容上之特色而缺少其一，则报纸之形体不完；形体不完，当然无原质之可言。故吾人不可不脚踏实地，从报纸外观与内容之形体上而求其特色也。
外观的原质吾人研究报纸外观之特色时，究竟公告性与定期性二者之间，何者为原质，何者为根本？夫所谓定期性，在报纸形体成立上，关系颇重。但定期性之存在，常受交通机关及其他情形之影响，不能作为原质，至于公告性，只须社会存在一日，彼亦存在一日也。且初期报纸，当造成报纸形体之时，即手写报纸，由私人书信蜕化而来，不过将有公告性之客观内容，搜集而描写之。故由此种事实加以观察，公告性乃报纸不可缺之要素，固甚明显也。且古代报纸之发行，常在公众最易知之地方，与公众最密集之时季，更可证明公告性为报纸之原质。即在今日，报纸之公告性，依然为其重要之特色也。不过报纸外观之原质的公告性，渐由消极的性质而成为积极的性质，在今日社会上，占广告的动力（advertising factor）之重要地位；一方面从单纯性质的公告而带宣传色彩，一方面报纸之内容上加入附属事项，是即所谓广告栏是也。
内容的原质时宜性与一般性，二者孰为重要？若纯从价值上判断，当然别有见解。若以新闻内容为目的而限定其范围，则二者不应分离讨论。如普通私人通信可以缺少时宜性及一般性，若其通信而作为报纸上材料之时，即不能成立。据向来报学家所言，均以时宜性为新闻内容之楔子，即报纸自身之生命。不过此种见解，乃从常识上着想，若用科学眼光研究，吾人与报纸上之新闻接触之时，其知新闻之时宜性必较一般性为早。因时宜性仅由个人之认识而即可知，至一般性之认识，却间接有待于社会。而社会之意识，常隐匿而不易见也。故从主观之认识作用上，使一般性之承认，比较陷于不利，而从客观上研究，一般性依然为新闻内容不可缺少之要素。即所谓公告性之报纸外观的原质，对于新闻内容，必须加入如何之限制乎？即如何性质之内容，方与公告性之外观相配乎？知此，则一般性在内容上之特色，可了然矣。
总之，时宜性与一般性，二者不能分离而存在，且互相维系而成报纸之特殊形体，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体之自身，作为报纸内容之原质。此特殊形体，可名之曰新闻，即新闻为报纸内容之原质。因此为报纸自身问题，虽作新闻的问题观，亦无不可。
新闻（news）果为何物？此一极有兴味之问题也。美国各大学自设立报学科以来，对于新闻之科学研究，方开其端。其中较得要领者，以布乃雅（Bleyer）、哈润登（Harrington）与弗润开宝（Frankemberg）为最。据布乃雅所绍介者，计有十种之多。[20] 各种研究之中，其简而赅者，如（一）新闻者，读者所欲知之事物也；（二）新闻者，使人人引起兴味之发生事件也；稍加详细之解释，如（三）新闻者，对于读者引起兴味与影响之事件发见意见等正确而得时之报告也；（四）新闻者，有人类之兴味，与人类生活上及幸福上能发生影响之一切事件及观念等相关之原质的事实也。上述四者之中，（一）与（二）说明过于简单，颇难得明确之概念。但于人类所欲知及引起兴味之事物云云，已有一种暗示。至于（三）（四）将上述暗示充分表明，即（三）所谓正确而得时之报告，表明何种事项以何种性质状态使读者引起兴味。（四）说明对于人类生活之影响，以表示其性质，但遗其状态之所谓得时的条件；此虽为其所短，但与（三）之报告云云相反，主张原质的事实而研究新闻之题目如何，此点极可注意。总之，此四者均暗示新闻应以何种性质而规定。于是可知新闻之性质，不可不令一般人引起兴味，不可不得时，此二条件极为易知。是即布乃雅所谓新闻者，使多数之人有兴味而得时之一切事物也。使多数之人有兴味云云，是即所谓一般性之意；所谓得时云云，是即所谓时宜性之意。所谓时宜性，即新的、现在的、得时的一切条件，若均能包括，方可谓为完全。但如布乃雅之定义，对于报纸之形体如何，似未注意。由上述四者之见解，或云发生之事件，或云发生之事件及发见、意见等诸事项之报告，或更云此等事件之原质的事实，已有追求明确观念之倾向。关于新闻之形体之见解则有三：（一）主张为发生事件之自身；（二）主张为发生事件之报告；（三）不云发生事件，不云其报告，直接主张为时宜性及一般性之自身。（一）与（二）根本为同一旨趣，但若求适合于报纸内容所限定之标准，则（二）较（一）之见解为适当。但若以（一）与（二）为同一旨趣，根据布乃雅之见解而推阐之，则易陷于谬误，以为发生事件之自身（即固定事物）即为新闻。所以取此见解者，由新闻之具体的事项以求新闻与否之甄别，此于实际上虽若便宜，但于报学之处置上，有散漫而不明显之憾。由科学的眼光以决定新闻之形体者，即为（三）之见解，即哈润登与弗润开宝之性质说（Quality Theory）。由此见解而言，性质与具体的事实乃同一体，其结果可以避免谬误，不致以新闻事实之自身为新闻与否之区别，只须包含上述性质之事实，均可作为新闻，而广告一物为新闻与否之问题，亦即易于解决。盖新闻既作为一般抽象的性质而加以承认，同时又将新闻作为一种具体的特别性质带有所谓报纸之背景。详言之，即报纸内容之一般发生事件，当然含有时宜性及一般性。此二者非对立而存在，乃以联合而互相维系之状态，作为新闻之要件。新闻既为一种性质，故由感觉力而采取以后，其时乃发生主观的外形。例如有“红”之性质，对于生理构造不同之二人，不能成为同一之“红”的感觉。所以新闻之价值，若求范围广泛，则不能不对多数之人即有主观的多数之人使之发生兴味。
大凡一种事物之存在，必有外观与内容之二者。若加以分析，则外观常确定，内容时有改变，故观察报纸之原质，其外观之公告性毫不变更，只其内容之新闻有变更。即在公告性形式的限制之下，新闻之变化，使原质亦起变化。由此一种变化，在报纸发达之过程中，造成种种形式之变化，即所谓内容的新闻之变化，不外求适合于社会而已。当然，新闻之变化并无原型消灭之意，仅其外貌改变耳。总之，报纸之变态，无非对于各特别事情求其适合，因而造成种种报纸。今日之日刊报纸，殊可称为过去各种报纸形式之结晶。若细加观察，除少数之论说、小说、学术论文、杂记及广告以外，其他各种纪事，决非纯粹的新闻之原型，毫不加以雕琢，即因新闻对于社会有一种顺应性也。且新闻之变型，为要求适合于公告性的形式，故在一定范围以内，受有限制，而决非无限制。即因新闻之一般性，乃公告性之里子。若用社会学之眼光，解释公告性之意义，所谓公告性者，即对于多数民众或者至少对于某特别关系范围，用认识行为，借交通之媒介，如言语文字之类，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决定之精神公开是也。所谓新闻之一般性，虽受主观的限制，然既为社会之认识行为价值决定及意志决定，承认由特别的多数人而代表，故即得作为一般的而加以公告。
由此观之，公告性之一物，可以解释为由新闻一般性之特色而来。故报纸之原质，直可谓为新闻。若用科学眼光，欲使报纸之研究，能概括而明确，则上述之分析方法，似较适当。此处所以举出新闻之公告性，而不仅言新闻，其原因在此。毕修谓“报纸乃新闻公布之方法”犹是意也。
以上所述，颇取日人藤原勘治之说，对于报纸原质之研究，用概括的态度，可谓推求尽力。但既以社会学的眼光，注意报纸之社会作用方面，姑且假定如此，不能谓已无讨论之余地也。
注释
[1]Given：Making a Newspaper, p.4.
[2]Bü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wirtschaft.
[3]Belloc：The Free Press, p.4.
[4]建部：《教政学》第一一九九页。
[5]Salomo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Zeitungswesens, S.i.
[6]Brunhuber：Das Moderne Zeitungswesens, S.15.
[7]Jone：Fleet Street and Downing Street, p.10.
[8]Bü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9]Brunhuber：Das Moderne Zeitungswesens, S.23.
[10]Salomo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Zeitungswesens.
[11]Lee：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12]朝仓：《日本新闻史》。
[13]Bü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4]Bü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5]Belloc：The Free Press, p.96.
[16]Sherover：Fakes in American Journalism.
[17]Salomo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Zeitungswesens.
[18]Bücher：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Belloc：The Free Press, p.60.
[20]Bleyer：Newspaper Writing and Editing.
Harrington and Frankemberg：Essentials of Journalism.
Sch覿ffle：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u K觟rpers.
第三节 本书编辑之方法
报纸之定义既明，吾因进而一述本书编辑之方法。
凡稍研究报纸之共通历史者，必知有所谓口头报纸（spoken news paper）、手写报纸、木版印刷报纸与活版印刷报纸之四类。我国报纸之进化，当然亦循此阶级。惟口头报纸，颇不易得明确之材料，吾故存而勿论。
我国报纸为便利研究计，可分四时期如下：
第一，官报独占时期自汉唐以迄清末，以邸报为中心。在此时期内，因全国统于一尊，言禁綦严，无人民论政之机会，清末虽有外报民报甚多，但为时极短，故称之为独占时期。
第二，外报创始时期自基督教新教东来，米怜（William Milne）创《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其内容有言论，有新闻之纪载，是为我国有现代报纸之始，故称之为创始时期。在此时期内，报纸之目的，有传教与经商之殊，其文字有华文与外国文之别，吾为便利计，并一述外报今日在我国之状况。
第三，民报勃兴时期我国人民所办之报纸，在同治末已有之，特当时只视为商业之一种，姑试为之，固无明显之主张也。其形式既不脱外报窠臼，其发行亦多假名外人。迨中日战争之后，强学会之《中外纪闻》出，始闻人民论政之端。此后上海、香港与日本，乃成民报产生之三大区域。其性质又有君宪、民主、国粹及迎合时好之多种，故称之为勃兴时期；而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基于此。
第四，报纸营业时期民国成立以后，党争岁不绝书，凡不欲牵入政治漩涡之报纸，遂渐趋向于营业方面。物质上之改良日有进步，商业色彩大见浓厚，故谓之为营业时期。分民国以后之报纸及报界之现状二节详述之。夫自常理言之，报馆经济不独立，则言论罕难公而无私。但近观此种商业化之报纸则不然，依违两可，毫无生气，其指导舆论之精神，殆浸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