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尊报纸者，常以之比附《春秋》，盖根据王安石《断烂朝报》之一语也。[1] 按《说文》有 字，读与记同[2] ，与后世记者之职为近。 从丌，其义为荐陈，犹今言报也； 从辵，其义为行走，犹今言访也。孟子云：“《诗》亡而后《春秋》作”， 之所采为《诗》， 之所记亦即为《春秋》。《左传》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刘歆《与扬雄书》曰，“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代语童谣歌戏”。知 之为职，于春秋二季，出而采风问俗，故归而记之，即谓之《春秋》。鲁史曰《春秋》，然《春秋》不必为鲁史。《墨子》书言：“杜伯之鬼，射杀周宣王，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庄子仪之鬼，荷朱杖击燕简公，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祩子稿 观辜，殪之坛上，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羊触中里徼，殪之盟所，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凡此所谓《春秋》，均与后世报纸之性质为近。此王氏之说之所由来也。
虽然，自狭义言之，《春秋》纪已往之事，仅为一种良史，似不能即谓之报。故本书之言官报，仍自邸报始。至《春秋》以严谨之笔，定大公之予夺，故“《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乃后世报纸纪事之极则。吾人时遭丧乱，痛舆论之萎靡无方而愈为向往不置耳。
邸报始于汉唐，亦称杂报、朝报、条报；其源盖出于起居注、月表、月历、时政记之类。[3] 历代因之。清初改名《京报》，亦称《塘报》《驿报》；此外又有《宫门抄》《辕门抄》《谕折汇存》之类。所纪无非皇室动静、官吏升降与寻常谕折而已。清末预备立宪，由政府刊行《政治官报》，后改名《内阁官报》，各省亦各有官报。民国成立，又改名《政府公报》，各省亦改名《公报》。至是，官报遂成为国家之制度矣。
欧美报纸之滥觞，亦为官报。西历纪元前六年，罗马凯萨大帝所刊之《每日纪闻》乃共和政府之公报，以战事为主要材料，选举之胜负次之，宗教之仪式等又次之。由政府颁发于各地军队，或揭诸政厅之壁，与我国邸报之性质极相似也。
注释
[1]《海陵集跋先君讲〈春秋〉序后》云：“初王荆公欲释《春秋》以行天下，而莘老之书已出，一见而有惎心，自知不复能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
[2]《说文》五篇上第二十二页。
[3]起居注，官名，即周左右史之职；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时起居注，本宫中女史任之。魏晋有职无官，后魏始置起居令史。
唐宋置起居郎及起居舍人，分掌其职，明初设起居注，后裁革，属翰林院。清曰起居注官，以翰林兼之。
月表，列表记每月之大事也。《史记》有《秦楚之际月表》。
月历，记一月中所行政事之书也。《后汉书》：“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政。”
时政记：唐时朝廷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谓之时政记。唐初每日朝退，太宗与宰相每日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故贞观注记政事极详。高宗命宰相一人专司撰录，每日分送史馆。穆宗时，则岁终付史馆。文宗时分委中书门下丞二人随时撰录，每季送馆，则不必宰相自撰矣。因每日记载，亦谓之日历。
第一节 邸报名称之由来
邸，《说文》“属国舍也”。《汉书》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史记·封禅书》：“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则邸之制度，由来旧矣。邸中传抄一切诏令章奏以报于诸侯，谓之“邸报”。犹今日传达消息之各省驻京代表办事处也。
第二节 汉有邸报乎
《西汉会要》：“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注：“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1] 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
秦筑驰道，汉收其利而定驿制[2] 。书写之具，竹帛之外，又有纸之发明，其用亦日备。当时西域既通，夷越朝鲜既平，疆宇大拓，商业大兴。君主固极留心边事，而诸侯之心怀叵测者，又极注意皇室动静，则传递消息之方法，因政治上之需要与交通书写之便利，自宜较前代为进步也。
昭帝时，燕王旦遣人告霍光谋反。光惧，不敢见帝。帝召之，光免冠谢罪。帝曰：“将军冠！此事朕知其诬也。不然，更调羽林，事方八日，燕王何由知之，已使告变矣？”夫更调羽林事，与燕无涉，帝既不诏谕燕知，群臣亦断不敢以朝事私告外藩，亲王亦断无仅据民间传闻即告大臣谋反之理。帝所谓燕王何由知之者，意或彼时已有邸报传知朝政之事，特史书未明言之耳。
注释
[1]《西汉会要》第六十六卷第十二页。
[2]汉制每三十里置驿，有驿马，亦称驿骑。驿各有传，传置车称曰传车。旋又改置马，称曰传马。传车有一乘传、四乘传、六乘传、七乘传之称，以其数之多寡别之。又有置传、驰传、乘传诸称，则以传马之良否别之。置传谓四马之高足者，驰传谓四马之中足者，乘传谓四马之下足者。驿传而外，有步传，或称邮，亦称驲。驿马、传马、步传等，皆以供公家之用，非公事不用。又承秦制，十里置亭，有亭长。武帝元光六年，始于南夷置邮亭，此外所置诸亭皆秦置。迨武帝通西域，自敦煌临泽之间皆置亭。后汉时，亦常有亭传邮驿之制，或通未开之地，置亭传，皆凿山而设邮驿，以利交通焉。
第三节 邸报见于集部之始
“邸报”二字之见于集部者，自唐始。《全唐诗话》：“韩翃久家居。一日，夜将半，客叩门急，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翃愕然曰：‘误矣！’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1] 按此为唐德宗初年事，民国前一千一百三十年也。唐之藩镇皆置邸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邸务留后使”，后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官”，以传达文报。据《西京城坊考》载，崇仁坊有东都、河南、商汝、汴、淄、青、淮南、兖州、太原、幽州、冀州、丰州、沧州、天德、荆南、宣歙、江西、福建、广桂、安南、邕州、黔南进奏院。此均邸报之所自出也。按隋唐皆都于西北，而财赋则仰给于东南，故开运河以通南北，开广运渠以通长安，修榆林御道以通塞外，修大庾岭道路以通粤东。唐又更定驿制。[2] 迟速有定程，运价有定数。于是京师与各道，交通便利，消息灵通，无隔阂之病。吾国文化之统一，实利赖之。而报纸在政治上之地位，亦由是确立矣。
注释
[1]《全唐诗话》第三卷第十五页。
[2]唐制，每三十里置驿，若其地险阻，置驿尤多。天下陆驿凡一千二百九十七，水驿凡二百有六十，兼水陆者凡八十六。驿有驿长，有驿马。都亭置驿马凡七十五匹；诸道一等驿置六十匹，二等驿置四十五匹，三等驿置三十匹，四等驿置十八匹，五等驿置十二匹，六等驿置八匹，皆供公用。凡乘驿者，必先领券，在京由门下省给发，在外由诸军州给发。其行程约以日行十驿为率。至颁行赦急等须紧速者，日行五百里。水驿冲繁者，每驿置舟四，每舟给丁三人，其下置三舟二舟不等。凡重舟溯河而行者，限日行三十里，溯江者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者，限日行四十里，溯江者五十里，余水六十里。其顺流而下者，无轻重之别，溯河者限日行百五十里，溯江者百里，余七十里。运价平地驴驮每百斤行百里一百文，山阪处，百二十文；车载千斤九百文；江河，上水十六文，下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七文。
第四节 唐代邸报之一斑
《经纬集·杂著类》，有读《开元杂报》文：“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藉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十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藉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若石刻，乃射堂旧址，则射礼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悬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乎？安有廷奏诤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云。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生不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事，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1] 唐代文人，孙可之为巨擘，昌黎门下，首推斯人。是篇慨谈时事，挟声泪以俱下，有类今日报端之社论。吾国之从报纸以观政局者，当以孙氏为最早矣。据《中国雕版源流考》载：“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是影漫漶，不甚可辨。”[2] 唐代邸报之内容与外观，读此可见一斑。按雕版肇自隋时，唐刻留世绝少。只我国之《开元杂报》与日本之《陀罗尼经》二本耳。此不仅为版本家所重视，在报界尤为奇珍。余虽勤加访求，但尚未能一见之也。
注释
[1]《经纬集》第三卷第九页。
[2]《中国雕版源流考》第二页。
第五节 宋代邸报之一斑
宋本《王荆公文诗》，有《读镇南邸报》篇，李壁注云：“仁宗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罢相，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谏官员，以王素、欧阳修、余靖为之；又除蔡襄知谏院，风采倾天下。四月甲辰，韩琦、范仲淹，并自陕西召为枢密副使。乙巳，罢夏竦，令赴忠武本镇，以杜衍代之。富范韩杜同居政府。公诗谓癸未岁四月作，即此时也。”[1]
《汪文定集·与朱元晦书》：“见报有旨引见而未报登对之日。窃计诚心正论，从容献纳，所以开寤上意者多矣。”又《与李运使书》：“垦田之议，顷于邸报中见之，颇讶其首尾不贯串；今得见全文，甚幸！”[2] 读此可知宋代邸报略而不详，然而欲知朝政，又舍此莫由也。
宋因唐制，各州镇亦设进奏院于京师，始由州镇补人为进奏官。太宗始简充进奏官，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监之。熙宁四年诏应朝廷擢用才能赏功罚罪，事可惩劝者，中书检正枢密院检详官，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元祐初罢之。绍圣元年，诏如熙宁旧条。靖康元年三月，诏诸监司帅守文字应边防机密急切事，许进奏院直赴通进司投进。旧制，通进司掌受银台司所领天下章奏案牍，及阁门在臣百司奏牍，文武近臣奏疏以进御，然后颁布于外。银台司掌受天下奏状案牍，抄录其目进御，发付勾检，纠其违失而稽其淹缓。发敕司掌受中书枢密院宣敕著籍以颁下之。此乃当时中央与各道传递文报之大概，因交通与印刷之进步，较唐代为周至。[3] 且朝事公布，见之诏令，是邸报之发行，俨若国家之制度矣。通政使曾改名承进司，后世有称报馆记者为大通政者，盖本此。
注释
[1]《王荆公文诗》第二十五卷第五页。
[2]《文定集》第十五卷第三页，第十六页。
[3]宋代交通之机关，大别为四：一曰步递，二曰马递，三曰急脚递，四曰水运。步递即汉之步传，马递即汉唐之驿马，急脚递乃军事所用者，而其最发达者为水运。乾德间诸路置转运使掌之。京畿及江淮等枢要之地，有发运使。皇祐中，诸路所置发运使尤多。印刷参看第六章第六节。
第六节 邸报见于史册之始
《宋史·刘奉世传》：“熙宁三年，初置枢密院。诸房检详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伏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而邸吏辄先期报下，或矫为家书以入邮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实封，但以通函誊报，从之。”[1] 《吕溱传》：“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2] 《曹辅传》：“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语，自是邸报闻四方。”[3] 刘氏之言，所以矫偷传之弊；吕氏之言，则以边氛不靖，何可聋聩国民，亦隐有以戢饰败之非；曹氏之言，可知事虽微细，苟据实直书，亦足使在上者有所儆戒。总之，在君主专制之下，敢为斯言，是无异为报纸扩张势力也。
注释
[1]《宋史》第三百十九卷第十页。
[2]《宋史》第三百二十卷第三页。
[3]《宋史》第三百五十二卷第八页。
第七节 小报与新闻
宋时，邸报最为流行，如杨万里致周必大函：“近读邸报，得感事诗。”《东坡集》“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则更以之入诗矣。兹择有关报纸之自身者录之，以见当时风气。《海陵集·论禁小报》：“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如前日所谓召用旧臣，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矣，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耶，则事涉不密；其不然耶，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1] 《朝野类要》：“边报，系沿边州郡，列日具干事人探报平安事宜，实封申尚书省枢密院。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2] 读此，则小报与新闻二名词，在宋时盖已有之矣。
注释
[1]《海陵集》第四卷第二页。
[2]《朝野类要》第四卷第六七页。
第八节 元初之邸报
《癸辛杂识续集》：“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王克仁居越，荣邸近属也。所居尝独毁于火，于是乡人呼为‘王火烧’。同时有黄瑰者，亦越人，尝为评事。忽遭台评，云其积恶以遭天谴，至于独焚其家，乡人有‘黄火烧’之号。盖误以王为黄耳。邸报既行，而评事之邻有李应麟者为维扬幕，一见大惊，知有被火之事，亟告假而归。制史李应山怜之，馈以官楮二万。及归，则家无患，乃知为误耳。”[1] 读此，可知邸报所载不必尽为官事；社会消息，亦录入焉。说者谓此乃供行旅阅览者也。
注释
[1]《癸辛杂识续集》第三十七页。
第九节 禁止传报之无益
明因宋制，设通政司，掌受内外章奏；置驿传，掌交通行政。[1] 通政司等官，为把持朝政者所必争。故严嵩当道，即以位置其私党赵文华，盖欲豫知一切而上下其手也。《皇明典故纪闻》：“故事，章奏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报，使知朝政。自成化时汪直用事，其党千户吴绶，以为泄漏机密，请禁之。奸人恐不便己私，遂往往禁诸传报者，然卒未有不传，亦可笑矣。”此与今日军人之检查邮电实无以异！
注释
[1]明制，置驿传，掌交通行政。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马驿、水驿、递运所。又十五里置急递铺。马驿分三等：上等置马八十匹，次六十匹，又次三十匹。其非冲要者，驿马二十匹、十匹、五匹不等。驿马有自备者，有官给者，为马夫者，免赋役。水驿亦分数等，置驿船二十艘、十五艘、十艘不等；其支路置七艘、五艘不等。每船备水夫十名，以供驾使之用。急递铺每铺置铺司一人，铺兵四人。凡充铺司铺兵者，均免差役。
第十节 邸报用活字之始
书籍之以活字排印者，在宋时已有之。如《天禄琳琅》：“宋本《毛诗·唐风》内，‘自’字横置，可证其为活字板。”至报纸之以活板排印，则自明崇祯时始。顾亭林《与公肃甥书》：“窃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藁，以待后人；如刘昫之《旧唐书》是也。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写本。而中秘所收，乃出涿州之献，岂无意为增损者乎？访问士大夫家，有当时旧钞，以俸薪别购一部，择其大关目处，略一对勘，便可知矣。”[1] 《书隐丛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其江宁本多不甚工。比有用活字板者。宋毕昇为活字板，用胶泥烧成。今用木刻字，设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则搅和之，复配他页。大略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余家有活板《苏斜川集》十卷，惟字大小不划一耳。近日邸报，往往用活板配印，以便屡印屡换，乃出于不得已。即有讹谬，可以情恕也。”[2] 报纸而用手写，其费时可知；一旦改用活版，其出数可以随意增加。则当时阅报者，亦势必因之日众。故改用活字，于报纸之发达，极有关系也。
注释
[1]《亭林文集》第三卷第十五页。
[2]《书隐丛说》第十三卷第十二页。
第十一节 《京报》
清因明制，设内阁以总揽机要。《通考》：“大学士掌赞理庶政，奉宣纶音。内外诸司题疏到阁，票拟进呈，得报转下六科，抄发各部施行，以别本绿旨送皇史宬。”又《会典》：“每日钦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其应发抄者，皆下于阁。内外陈奏事件，有折奏，有题本。折奏或奉朱旨谕旨，或由军机处拟写随旨；题本或票拟钦定，或奉旨改签。下阁后，谕旨及奏折，则传知各衙门抄录遵行；题本则发科由六科传抄。”朝廷消息之传布，其手续大略如此。
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搢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其性质犹南方之信局也。
《京报》所载，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以竹纸或毛太纸印之，多者十余页，少者五六页；以黄色纸为面；长约六寸，宽约三寸。光绪间，又有《谕折汇存》，其材料即积数日之《京报》而成者。盖杂志式之《官报》，与《京报》并行而不悖也。
《京报》以活体木字排印，常漶漫不可读；各报房所出，其内容亦不尽同。盖内阁发抄之文件甚多，又往往有一件长至万余字者，而《京报》之篇幅则有限，不能毕登，有此有而彼无者，有此无而彼有者。斯时尚系手印，虽可另制泥板，然出数究不能多也。
《京报》每日发行，每册取费十文。若在京师，则另有《宫门抄》送阅，每月取费二百文。每日下午，阁抄既出，有老于刻字者，不必书写，随可刻于一种石膏类之泥板上。此板质柔易受刀，俗称“豆腐干儿板”，以火微烙之，则立坚。用煤屑和水印之，故墨色甚黯淡。此中又分详略两种：略者于黄昏时即可送出，详者须夜午，犹今日之晚报也。铅印既行，遂改由北洋、京华两书局印售。且当时南方报纸，均以转载《京报》为唯一材料。迨京中报纸发生，所载亦无非《京报》材料。报房所出之《京报》，至是遂日归淘汰矣。
第十二节 传抄伪稿案
清乾隆十五年七月，抚州卫千总卢鲁生，虑及办差赔累，希图停止巡幸，乃商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捏造奏稿，有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因尚书孙嘉淦敢上条陈，即借其名，交各提塘传抄，印入《京报》。十六年七月，由云贵总督硕色发觉奏闻。当谕令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湖北、湖南、贵州督抚，密访严拿，可想见当时传播之广。中间因各省畏事，任意周内，无辜去官受刑者，不知凡几。直至乾隆十八年二月，始行破案。判卢鲁生凌迟处死，其子锡龄、锡荣及刘时达俱斩监候。凡办理不力之官吏，或夺职，或交部议处。诚清初一大文字狱也！兹将重要谕旨，摘录如下[1] ：
乾隆十六年八月谕军机大臣等：“据云贵总督硕色折奏：本年七月初一日接古州镇总兵宋爱密禀内称：六月二十二日据驻安顺府提塘吴士周呈禀内，另有密禀一纸，词殊不经。查系本月初八日，有赴滇过普之客人，钞录传播。见即著落提塘吴士周跟追。阅密禀所钞传播之词，竟系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种种妄诞，不一而足。显系大恶逆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等语。著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鄂容安、山东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令其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奉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泄漏。”
乾隆十七年二月谕军机大臣等：“浙省传钞伪稿案内仇英供，系提督内衙传出，应将吴进义家人究明来历。今据吴进义前后具折奏辩，以承审官逼令画供，已成冤狱，请特派大臣审讯等语。伪撰逆稿，本出情理之外。在吴进义身受厚恩，若谓此稿竟出伊手，朕可保其必无是事。但伊本属武人，年已衰老，交移案件，岂能一一过目。或由提塘以新闻禀报，吴进义不加检点，自有应得之咎。若并此俱欲洗刷净尽，转非实在情形。若谓喀尔吉善与之不协，亦何必借此大案，授意问官，株连文致？且平日亦未见其有不协之处，何值特派大臣赴审，骇人听闻？朕看来，吴进义不过如此。是以从前降旨，止以年老解任，不因关涉伪稿，即行革职治罪也。著喀尔吉善将此旨传谕吴进义知之。若有别情，亦令喀尔吉善据实直奏，不可回护。”
乾隆十八年正月谕军机大臣等：“据鄂容安奏，查审传钞伪稿之卢鲁生一案，系南昌卫守备刘时达给与。随提讯刘时达，据供，十五年七月，伊子刘守朴前任浙江金华县典史时，在家书内封寄。并供刘守朴业已告病，回广东原籍等语。看来此案传稿年月，较他案为最早，似于根株渐近。所有供出之刘守朴或系闻风畏罪，先期托病潜回，亦未可定。刘守朴前在金华，既传此稿，则金华地方必有伪稿踪迹。必得干员前往访办，庶能得其根柢。著将供单钞寄庄有恭、雅尔哈善，令其即派承办此案之周承勃、钱度速往该处，密行确加访查办理。应拿问者即著拿问，令其从权行事。并将刘守朴从前在浙系于何时告病回籍，及是否实系患病或系捏词，该地方有无伪稿传播之处，一并详悉体访。务须得其确据，不可稍有疏漏。”
又谕：“各省传钞伪稿一案，朕屡经降旨，宣示中外。此等奸徒，传播流言，其诬谤朕躬者，有无虚实，人所共见共知，不足置辩。而诪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乃各省督抚，仅视为寻常案件，惟任属员取供详解，过堂一审，即为归案了事，以致展转蔓延，久迷正线。各省就案完结情形大略不过如此，而在江西为尤甚。即如施廷翰案内之张三、施奕度，江西承审各官，草率错谬。及到江南，亦不能审出实情，几认为捏造正犯，经朕命军机大臣等审明昭雪。而千总卢鲁生在江西两次到案，俱被狡饰脱漏。又经军机大臣等从解京之书办段树武、彭楚白等供词互异之处，细加穷诘，始将千总卢鲁生、守备刘时达传稿情节，逐层究出。比卢鲁生、刘时达先后到京，朕督令诸臣虚心研鞫，反复推求。始则借端支饰，继则混指同寅。既不能推卸传稿实情，又不能供得稿来历。诘问再四，即各委之伊子。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迨情竭词穷，始将其会商捏造种种奸伪情节，并将伪稿条款逐一默写，及其造谋起意，于破案后商同借线掩饰情由，一一吐露，矢口不移。当此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等魑魅魍魉，潜行逞伪，实出情理之外。今不待重刑，供情俱已确凿，殆由奸徒罪大恶极，传钞贻累多人，好还之道，自无所逃耳。卢鲁生、刘时达著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同军机大臣，再行详细研鞫定拟具奏。至督抚为封疆大吏，不特此等大逆之犯，即寻常案件，孰非民生休戚攸关？而养骄饰伪，妄自托为敦体，可乎？此案若查办之始，即行竭力根究，自可早得正犯。乃粗率苟且，江西舛谬于前，江南迷误于后，均无所辞咎。江西近在同城，群卫弁腾口嚣嚣，毫无顾忌，串供借线，几于漏网吞舟，厥罪较重于南省。解任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知府戚振鹭俱著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总督尹继善及派往江西同审之周承勃、高麟勋，俱著交部严加议处。钱度、朱奎扬等尚与专委承办者有间，俱著交部议处。至卫弁乃总漕专责，瑚宝亦不能辞责，亦交部严察议奏。当日查办之始，未知根源所在，须披叶寻枝，势不得谓法不及众，畏难中止，以致颟顸了事。朕犹恐拖累者众，屡经密谕各省督抚，分别发落，以省拖延。即武弁大员曾经私看者，亦悉置之不问。然在伊等食毛履土，见此大逆不道之词，当为痛心疾首。譬如闻人詈其父祖，转乐为称述，非逆子而何？然使非有首先捏造之人，则伊等亦无从传阅。是传阅本有应得之罪，不可谓被所愚弄。而朕则悯其无知，譬子虽不孝，父不忍不慈。今首犯既得，不妨曲宥。除在京人犯已予省释外，著传谕各省督抚，通行出示晓谕，无论已未发觉，概行从宽免究释放。凡属此案例应拟罪人众，蒙朕格外宽宥，务宜痛自改悔，动尊君亲上之天良，戒造言喜事之恶习，庶不至良苗化为稂莠，永受朕保全爱养之恩。夫谗说殄行，为圣世所不容；奸顽不除，则风俗人心何由而正？而吏治狃于因循，尤关治道。朕宵旰忧勤，与诸臣共相敦勉者，岂可稍存姑息，致启废弛之渐？将此一并宣谕中外知之。”
乾隆十八年三月谕：“军机大臣刑部奏捏造伪稿一案，先经云贵总督参奏，展转追至江西传钞之江绵章，递究至彭楚白，经江抚审拟彭楚白得稿于段树武，发落完结。臣等因案情可疑，将传钞授受未明之段树武、彭楚白等，请旨行提到京，详细推究，据段树武供称，实未给稿，曾经彭楚白告知伊另有得稿来历。及研讯彭楚白，始供系伊本官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给稿传钞，所供得稿于段树武，实因卢鲁生之次子卢锡荣属令隐瞒等情。随提卢鲁生审讯，诘其得稿来历。初供系次子卢锡荣不知从何处钞来。迨再三究诘，忽供系伊在赣州卫千总李世璠处得稿于永新卫千总石宪曾，忽供得稿于南昌卫守备刘时达，并称系刘时达之子刘守朴任所寄来。因其言语支离，反复开导。始据该犯供认，自行起意，与刘时达商谋捏造。缘该犯系四川南部县人，曾任长淮卫守备，缘事降调千总。乾隆十五年七月内，在刘时达家，虑及办差赔累，妄希停止巡幸。与刘时达编造奏稿，凑成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复思孙嘉淦肯上条陈，借名耸听。于各帮会议公事时，给众阅看，交书办彭楚白钞传。旋据刘时达供，系广东海阳县人，现任南昌卫守备。于乾隆十五年七月内，卢鲁生起意捏造伪稿，一时听从编凑。当经卢鲁生取去，给人钞传。从前所供儿子刘守朴金华寄来，实系自知罪重，希图推卸，一一供认不讳。卢鲁生业经先行正法，其通同捏造之刘时达应照不分首从律，凌迟处死。卢鲁生之子卢锡龄、卢锡荣，均应斩立决。缘坐家属及见稿不首之犯，均按律分别定拟。得旨，卢鲁生、刘时达二犯商撰伪奏，肆行传播，其诬谤朕躬，凡天下臣民，自所共晓，不足置论。而当此承平之时，乃敢作伪逞奸，摇惑众听，其贻害于风俗人心者甚巨，自应并置重典以昭炯戒。但刘时达提解来京，一经研讯，即将与卢鲁生商谋伪撰及从前串供捏饰情节，逐一据实供认。且伊子刘守朴系患病垂毙之人，该犯亦何难坚执江省初供，以希狡卸。而王大臣等再三详鞫，始终自认不讳，此可见其天良犹未尽昧矣。朕君临海宇，刑赏一秉至公，从无丝毫成见。卢鲁生起意捏造，实为此案罪首，已经先行正法。刘时达著从宽免其凌迟处死，改为应斩。卢鲁生之子卢锡龄、卢锡荣亦著改为应斩，俱监候秋后处决。其刘时达家属之应行缘坐者，俟解京之日，该部另行请旨。”
注释
[1]《东华录》第十二卷第十四页至第十三卷第四页。
第十三节 所谓《塘报》与《良乡报》
清之驿制，与明无异。兵部车驾司，于东华门左近，设两机关：一曰马馆，专司夫马；一曰捷报处，收发来去文移，兵部另派武职十六员，驻扎各省会，归按察使司管辖，经管该处直接寄京之文报，名曰《提塘》。此《塘报》名称之所由来也。当时所分之区域，为直隶、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及黄河、运河一带。凡经驿站传寄各省之官封，先由车驾司验妥盖戳，随即送往捷报处，经由马馆预备夫马，然后由京传至第一站，西路即系良乡县，东路则系通州；此一州一县，负转发下站之责，如是沿途递转，以达原封应投之处所。而各省之文报，亦系如是送达北京，即交提塘发交首站，再由各站递转，以达在京之车驾司。因此报由驿寄递也，故又称《驿报》。
《京报》出版后，本由塘兵排日传递，然历久弊生。塘兵饷额，不足以自赡，或以一人而兼充数名，或同在一途，而此省兼带彼省；虽京中有专司其事者，然不能沿途稽查也。因而《塘报》多过程限，如苏浙皆止四五十日者，往往迟至三四月。大宪诘责提塘，终无良法。而塘饷或裁或减，益成虚设矣。道咸之间，有所谓《良乡报》者，盖有信局特设于良乡，于《京报》出京后，由良乡按站雇人接递。省中上官，自出资购买之。然价贵，常月费三五千钱。于是省中提塘，又买《良乡报》而翻印售卖矣。
第十四节 请刊《邸报》之受斥
《京报》内容简略，寄递迟延，且价贵不易得。故咸丰元年，张芾奏请刊刻《邸报》，发交各省[1] ，后奉谕严行申斥，有“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语。谓“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逐日所降明发谕旨及应行发钞内外臣工折奏，例由内阁传知各衙门通钞，即由各该管衙门行知各直省，或由驿站，或交提塘分递。该衙门自能斟酌缓急轻重，遵令妥办，岂有各省大吏无从闻知之理？所有刊发钞报，乃民间私设报房，转向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内阁为经纶重地，办事之侍读中书，从无封交兵部发递事件。若令其擅发钞报，与各督抚纷纷交涉，不但无此体制，且恐别滋弊端。”盖当时朝廷因循畏事，故不问其事之可行与否及有益与否，即严词而深拒之也。
注释
[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十五卷第五页。
第十五节 太平天国之办报条陈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咸丰九年），军师干王洪仁玕进呈《资政新篇》[1] ，其中有设新闻馆之建议，谓：“所谓以法法之者，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是以下有所趋，庶不陷于僻矣。然其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必又教法兼行，如设书信馆以通各省郡县市镇公文；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昭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以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朱批：“钦定此策是也。”又谓：“一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罪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人岂有不善，世岂有不平哉。”朱批：“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时客干王幕者多教士，故能见之独早。我国之言新政者，当莫先于此书矣。
注释
[1]《资政新篇》一书，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君抄出。
第十六节 西士关于官报之建议
中日战争之后，清廷广征善后之策，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乃草《新政策》以进。其中关于创办官报之事，曾一再言之。如谓：“教民之法，欲通上下有四事。一曰，立报馆。欲强国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须变法，中国苟行新政，可以立致富强，而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其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又谓：“中国目下应办之事，其目有九：……（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美人李佳白（Gilbert Reid）总管报事，派中国熟悉中西情势之人为之主笔。”并请增立广学部以总揽其成。按：光绪十三年，旅华基督教新教派之英美官吏与教士，组织广学会，以赞助中国革新相标榜，李氏其中坚人物也。
第十七节 《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
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官绅文廷式等，设强学书局，讲求时务；发行《中外纪闻》，以资宣传。由御史杨崇伊，以诽议朝政名义，奏请封禁。旋于翌年正月，御史胡孚宸奏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改为官书局，命孙家鼐管理。此为清廷提倡新学之始。盖时当中日战后，民气郁张，故孙奏有“近者倭人构衅，创巨痛深。一二文人学士，默参消息，审此富强之端，基乎学问。讲肄所积，爰出人才。砥砺奋兴，消除畛域，以洞中外之情形，保国家于久大。此与同治初年，设立同文馆之意，实相表里。诚转移风气一大枢纽也”等语，欲借以缓和之也。局中除译刻各国关于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之书籍外，又刊行《官书局报》与《官书局汇报》二种；其形式与《京报》相似，内容除谕折外，尚有若干关于新事新艺之译文。虽章程中有“印送各路电报，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钞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之语，然不能不谓其有进步也。迨戊戌政变，斯报遂被裁撤。
第十八节 《时务官报》
中日战后，光绪锐意维新。二十四年，自初夏至初秋，督责中外大臣实行新政之上谕，凡数十起。如废八股，改科举，兴学堂，汰冗员，广言路，保荐经济特科人材，删改各衙门则例，废祀典不载之庙宇，裁老弱无用之额兵，是其荦荦大者。同时从御史宋伯鲁之请，将上海《时务报》改归官办，命康有为督办。[1] 又从学士瑞洵之请，在北京创设报馆，以为上海《官报》之续，即命瑞洵办理。并令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劝导官绅士民创办报馆，以期一律举行。然当时朝臣非真赞成新政及创办报馆，特忌康有为屡有陈奏，欲假名义以出之，故有催其赴沪之谕[2] 。迨八月慈禧太后训政，立于十一日下谕，谓“《时务官报》无裨于治，徒惑人心，著即裁撤”。于是官办之事，遂成虚话。
注释
[1]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孙家鼐奏：“五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御史宋伯鲁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著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钦此’。臣窃维明目达聪，唐虞之盛德，采风问俗，三代之隆规。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今之论治者，皆以贫弱为患矣。臣窃为贫弱之患犹小，壅塞之患最深。该御史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进呈御览，拟请准如所奏。该御史请以梁启超督同向来主笔人等，实力办理。查梁启超奉旨办理译书事务，现在学堂既开，急待译书以供士子讲习，尚恐分译书功课。可否以康有为督办官报之处，恭请圣裁。抑臣更有请者。唐臣魏徵对唐太宗曰，‘人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今《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饬各省督抚饬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份，大学堂一份，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之明，无偏听之蔽。如此，则皇上虽法宫高拱，万里之外，如在目前，于用人行政，似有裨益。臣谨拟章程三条，开列于后：
（一）《时务报》虽有可取，而庞杂猥琐之谈，夸诞虚诬之语，实所不免。今既改为官报，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渎乱神听者，一经查出，主笔者不得辞其咎。
（二）官书局虽有《汇报》，系遵总理衙门奏定章程，不准议论政事，不准臧否人物，专译外国之事，俾阅者略知各国情形。今新开官报，既得随时进呈，胪陈利弊，将《官书局报》亦请开除禁忌，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政。惟各处报纸送到，臣仍督饬书局办事人员，详慎选择，不得滥为印送。
（三）原奏官报纸经费一节，臣查官书局印报例，令阅报者出价。惟所售无多，故每月经费不足，由书局贴补。兹新设报馆，阅报者自应一体出价。拟请将此项官报随时寄送各省督抚，通行道府州县，均令阅看。每月出价银一两，统十八省一千数百州县，约计每月得价近一千两。常年核算约在两万四千两之谱。加以官商士庶阅报出价，经费亦可得巨款。于纸墨印刷工本，自当游刃有余，可无庸另筹经费。惟创设之始，需费必在数千金。若在上海开办，或由上海道代为筹画，可令该员自往筹商。以上遵旨议奏，及所筹办法，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旋奉上谕：“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自应亟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均尚周妥。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着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册，择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指陈利害，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筹官报经费，亦依议行。”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孙家鼐奏：“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为转传军机大臣面奏谕旨，‘将筹办官报事宜与孙家鼐说’。臣询之康有为云，《时务报》
之设，经费皆由士夫捐助。今改为官报，则无人捐款。此报前经湖广督臣张之洞等札行州县阅看，每州县每年报费共银四元，未便骤增至十二两。捐款既无，价又难增。既为官报，自应拨以官款。拟照官书局月拨千金，请旨饬下两江督臣在上海洋务局按月拨交官报局一千两，以资经费，另拨六千两，以资开办。官报既发明国是民隐，各省群僚皆应阅看，以开风气。且教案既烦，交涉日多，官欲通外国之故，尤以阅报为要。应请旨饬下直省督抚，令司道府厅州县文武衙门，一律阅看。用报若干份，将报费解向上海官报局，按期照数由驿递交各省会，分散各衙门，每年仍收四元，仍按湖广督臣张之洞旧例，由善后局先行垫解官报局，以资办公。至报律由康有为采译各国报律，交臣送呈御览，恭候钦定。臣以康有为所筹，事尚可行，请俯如所请，谨具折呈明。”旋奉上谕：“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并据廖寿恒面奏，嗣后办理官报事宜，应令康有为向孙家鼐商办。当谕令由总理衙门传知康有为遵照。兹据孙家鼐奏陈官报一切办法。报馆之设，义在发明国是，宣达民情，原与古者陈诗观风之制相同。一切学校、工商、兵制、赋税，均准胪陈利弊，借为鞀铎之助。兼可翻译各国报章，以便官商士庶开扩见闻。其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浅，所需经费，自应先期妥筹，以为久远之计。著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兼另拨开办经费银六千两，以资布置。各省官民阅报，仍照商报例价，著各督抚解至报馆。所著论说，总以昌明大意，决去壅弊为要义，不必拘牵忌讳，致多窒碍。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
[2]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日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之治理。康有为素日讲求时务，是以召见一次，命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通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已筹办公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第十九节 官报全盛时期
庚子一役，慈禧太后受巨创，乃不能不议改革，以涂饰人民之耳目。光绪二十九年，四川学政吴郁生请修政治专书[1] ，由政务处议覆：“嗣后凡有内外各衙门奏定各折件，拟由军机处抄送政务处。其非事关慎密，即发交报房刊行，日出一编，月成一册。传观既速，最易流通。则现行政要，外间均可周知。”三十年，御史黄昌年请刊谕旨阁钞[2] ，亦由政务处议覆，“嗣后具奏折件，除事关慎密及通例核覆之件毋庸钞送外，所有创改章程及议定事件，皆于奉旨后咨送政务处，陆续发刊，以广传布。凡军机处于京外折件，向系明发谕旨及有办法者，概交发钞”。均奉旨依议。三十二年，适当日俄战事之后，日本立宪之效大著。要求立宪之声，遂腾播于全国。清廷不得已，乃下诏预备立宪。御史赵炳麟请创办官报，俾人民明悉国政。翌年，由考察政治馆议复，定名《政治官报》[3] 。宣统三年，新官制之内阁成立，又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4] 。一切新法令，以报到之日起发生效力。至是，官报始成为公布法律命令之机关，其用益宏伟矣。
天津者，北方商务之中心，当时新政之试验场也。时直隶总督为袁世凯，颇热心于改革。故光绪二十七年冬，即首有《北洋官报》之刊行[5] ，以为鼓吹直隶新政之机关。其体例首载圣谕广训直解，次上谕，次本省学务，次本省兵事，次近今时势，次农学，次工学，次商学，次兵学，次教案，次交涉，次外省新闻，次各国新闻。每期常有诰诫式之序文一篇，与时事风景图画一二纸。附带发行者，又有《北洋学报》与《北洋政学旬报》，诚可谓开风气之先矣。
《北洋官报》既出，山西踵起。光绪二十九年，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伍廷芳于奏陈近今要务折内，又有推广官报之请。嗣外务部议覆，“推广官报，实为转移整顿之要义。现北洋所刊官报，首刊圣谕广训，恭录谕旨，并载奏议、公牍、时政、新闻等类，与该大臣等所拟条例，大致相同。且月出一册，尤便观览。南洋现尚无官报，应令仿照北洋章程妥酌开办，一体发交各属，销售各学堂阅看。南北洋官报如能畅行，各省亦可逐渐推广”。朝廷既视为功令，各省自风景云从。于是有两日刊，如《南洋官报》；有五日刊，如《安徽官报》；有旬刊，如《湖北官报》；有官商合办者，如《江西日日官报》；有官督商办者，如《豫省中外官报》；有始官办而终归商办者，有始商办而终归官办者，如《汉口日报》等。体例大率相同，而办法至不一律。盖各省政务繁简，财政丰啬异也。惟《湖北官报》之体例，系张之洞所手订。一、圣训，二、上谕，三、宫抄，四、辕抄，五、要电，六、要闻，七、政务，八、科学，九、实业，十、杂纂，十一、图表，十二、论述，十三、国粹篇，十四、新说郛，十五、纠谬篇。后半则均他官报所未有，谓如是方可以正人心，增学识。张氏于官报文字，必取雅驯。幕府拟稿，偶不惬意，辄令重改，再三不厌。其第一期曾赠送至二万份之多，此亦有足述者。
一部之有官报，自光绪三十二年之《商务官报》始[6] ，《学务官报》次之。盖当时以二部之事为最殷繁也。《商务官报》所载，可别为论说、译稿、公牍、法律、章程调查、报告、专件、纪事诸类；《学务官报》所载，可别为上谕、学务、报告、文牍、章程、奏折、杂志、各国学务新闻、审定教科书目诸类；官报中之含有专门性质者也。光绪二十九年，直隶总督袁世凯请饬外务部仿照蓝皮书办法，刊发交涉事件。嗣外务部议覆，“交涉重要，不得不加慎密，未便一律宣播。臣部条约章程，均经刊布，其余或通行知照，或有案可稽，办事者并非毫无依据，所请应无庸议”。三十二年，外务部曾有将商办之《外交报》改归官办，以张元济经理之议，但未实行。
注释
[1]原折谓：“简易办法，莫如广刻邸钞。故大学士陈宏谋、曾国藩等，均以点读邸钞为课程，近来报房所录，大抵各省例折，而于在京各衙门折件，仅千百之十一，实属无从取裁。外务部为洋务总汇之区，六部为天下政事根本。庚子定乱以后，朝廷励精图治，迭经谕令中外，删定旧例，举行新政。所有各该部议复折件及各省办事各章程，时愈近则事愈详，益有裨于实用。”
[2]原折谓：“各衙具奏奉旨准驳之件，须令各衙门皆知。重要则明发谕旨；次要则编发阁钞。拟请饬政务处妥拟办法，凡政务处、练兵处、学务处及银行、铁路、矿务、电报一切举行要政，或揭署前，或发阁钞，或刊刻告示。”
[3]政务处折：“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御史赵炳麟奏设印刷官报局一片，奉旨‘考察政治馆知道，钦此’。查该御史奏称朝廷立法行政，公诸国人，拟请参用东西各国官报体例，设立官报，以仰副七月十三日懿旨，使绅民明悉国政，为预备立宪基础之意等语。窃惟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皆能明悉国政治。东西各国，开化较迟，而进化独速。其宪法成立，乃至上下一体，气脉相通，莫不借官报以为行政之机关。是以风动令行，纤悉毕达。或谓英国人民政治智识最富，故其宪法程度最高，盖收效于官报非浅鲜也。中国风气甫开，国民教育尚未普及，朝章国典，罕有讲求。向行邸报，大抵例折居多。而私家报纸，又往往摭拾无当，传闻失实，甚或放言高论，荧惑是非。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前政务处曾经奏明，汇取中外文牍，编纂政要一书，只因各家抄送寥寥，未能编辑。今学部、农工商部，暨南北洋、山东、陕西等处已有官报，刊行，惟关于一部一省之事。亟应兼综条贯，汇集通国政治事宜，由馆派员专办一报，以归纳众流，启发群治。即如该御史所奏，凡一切立法行政之上谕，及内外臣工折件、电奏，并咨牍、章程等类，除军机外交秘密不宣外，所有军机处发钞暨各衙随时咨送事件。依类分门，悉心选录。取东西各报敏速之意，先办日报一种。一俟钞送日多，流布寖广，再行查照前次奏案，择其尤要，编辑月报，一体印行，以期周备。通国官民，从此传观研究，俾皆晓然于政令条教之本，无不与民休戚相关。自然智虑开通，共识负担国家之意；忠爱激发，咸有服从法律之心。非特宪法日以修明，而巩固邦基，要不外此。谨奏。”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五日奉旨，“依议”。
《政治官报章程》
一定名本报专载国家政治文牍，由考察政治馆办理，每月发行，即名曰《政治官报》。
二宗旨本报敬体上年七月十三日上谕，使绅民明悉国政预备立宪之意，凡有政治文牍，无不详慎登载。期使通国人民开通政治之智识，发达国家之思想，以成就立宪国民之智格。
三办法本报先出日报一种，将每日发钞咨送到馆文件依类登录，必详必备。如日后钞送渐多，再行按照前政务处奏定章程，择取精要，编辑月报，一体印行，以求完善而备掌故。所有办事人员，约分四项：一编辑，二校对，三印刷，四发行。
四体类分类如下：谕旨批折宫门抄第一（如有廷寄业经复奏发钞者一并敬谨登录）；电报奏咨第二；奏折第三（次录次序约分外务、吏政、民政、典礼、学校、军政、法律、农工、商政、邮电航路政十门，除军机外交秘密不宣外，凡由军机处发钞暨内外各衙门具奏事件，随时录送到馆，以备登载，以下各类文牍仿此，如咨札章程等件，漏未咨送者，并由馆随时咨取，以期详备）；咨札第四；法制章程第五（如改定官制、军制、民法、刑法、商律、矿律及部章、省章一切规条，均归此类）；条约合同第六（如订定颁行条约及聘订东西各国教习、工师、技师等员合同文件，均归此类）；报告示谕第七（如统计报告及各部示谕、各省督抚衙门紧要告示等件，均归此类）；外事第八（如翻译路透电报、《泰晤士报》及东西各国紧要新闻，及在外使臣领事报告等件，均归此类）；广告第九（如官办银行、钱局、工艺陈列各所、铁路矿务各公司及经农工商部注册各实业，均准送报代登广告，酌照东西各国官报广告办法办理）；杂录第十（如各学堂公所训词、演说及已经采录之各条陈，或见于各官报之紧要调查记事民件，均归此类）。以上十类，每日有则登录，不必具备。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
五发行本报为开通政治起见，无论官民皆当购阅，以扩见闻。除京内各部院暨各省督抚衙门，由馆分别送寄外。其余京师购阅者，由馆设立派报处，照价发行。外省司道府厅州县及各局所学堂等处，均由馆酌按省份大小，配定数目，发交邮局，寄各省督抚衙门分派购阅。所有报价，应待出版后酌定，知照办理。
[4]宣统三年内阁奏改设《内阁官报》以为公布法令机关折云：“窃查东西各国，均以官报为宣布法令之用。凡中央政府之规章条教，一经拟定，即宣付官报刊登。酌量远近路程，分别到达期限。以官报递到之次日或数日为实行之期，法令即生效力。整齐迅捷，与吾国古昔读法悬书之举，同为意美而法良。而其编辑发行，由内阁主之。盖以其地为发号施令之总枢，即有宣化承流之责任。责专任重，所以谋统一而杜纷歧。我国向来谕旨章奏及各部通行文件，由京师达于外省，由长官达于庶僚，不知几何日月，几经转折，而其效力仅及于少数之官宪。至于承学之士，受治之民，隔阂茫昧，有如秦越。欲其率循观感，人人有国家观念，具法律精神，不可得也。迩来既奉明诏，实行宪政，先立内阁以为集合政权之基。凡法制之变更，规章之厘定，以及条文法律之解释，文书传布，倍于曩日。若犹用通咨之例，非特观听有限，不能收法治之成效，即下级官厅亦且因文移迟滞，无以资因应而赴事功。臣等再四筹商，拟将内阁印铸局接收之《政治官报》改为《内阁官报》，即请先将明发谕旨及各部院章奏咨札例须备文通行京外各衙门，一体遵照者，量为变通，以为公布法律命令之程式。凡钦奉明发谕旨，敬谨登载官报，宣示中外，一体钦遵。官报到达之日，即作为奉旨日期。各衙门奏准事件，例应通行者，奉旨后，恭录谕旨，抄黏原奏，盖用堂印，片送内阁印铸局，刊登官报。其通行咨札等件，一并用印片径送该局刊登。均即以此传布，内阁例应通行之件，亦即照此办理。自后京外各衙门，应即以官报所刊布者为依据，毋庸另文通行。至各衙门对于一部一省并非通行事件，或虽应通行而事关秘密者，仍令各以文书传达，以示区别。每日官报登载例应通行之奏章咨札，篇幅字体，特别区分，以期明显。各部各省接到官报之日，即为文书递到之期。应举行者即举行，应遵守者即遵守。似此办理，庶几国家政令一经刊布，而远近上下可以周知。下令如流水之源，效应如桴鼓之捷。而楮墨之费，吏胥之烦，藏匿伤失延宕欺蒙之弊，均不禁自绝。其余内外紧要奏咨及示谕条约等项，亦均依类附载，供官府之引证，学人之研求。惟目前交通尚未尽便，到达之期，不能一律迅速。拟暂照已设邮政处所及驿递办法，酌定递到各省省城及将军都统办事大臣驻扎地方日期，以资考核。余俱由该省布政局或度支司，分别远近，逐日寄发。此拟改办《内阁官报》大概情形也。除饬印铸局拟定编辑体例及妥订发行章程，由臣等核定遵行外，谨将《内阁官报》条例十二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施行。抑臣等更有请者，此次印铸局接收《政治官报》，查悉各省应解报费，按期解到者固多，而历年积欠尚有九万余元之谱，已由内阁电催速解。惟闻外省州县各官零星欠解者实少，司库收集后或有挪移，并间有一二省报纸递到之时，书吏抗匿不发，以致各官不能如期领阅，甚且有需索领费之弊。此后改设《内阁官报》，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代从前通行文书之用，实与重要公文无异。应饬各督抚，责成各该司，按照条例章程，妥为分布，不得如前玩愒。各省领报之数，暂照现在数目给发。不敷之处，准予增加。每年每份仍收回工纸费银币八元。从前欠解《政治官报》费，即交印铸局接收，以为扩充《内阁官报》之用。限令各省于八月以前，一律解清。自《内阁官报》发行之日起，仍令照章预缴半年报费，不得延欠，庶几此项要政可以维持于不敝。谨奏。”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奉旨，“著依议”。
《内阁官报》条例
第一条《内阁官报》为公布法律命令之机关，凡谕旨、章奏及颁行全国之法令，统由《内阁官报》刊布。
第二条凡京师各衙门通行京外文书，均由《内阁官报》刊布，各衙门毋庸再以文书布告。其各衙门单行文件，并非通行及未公布者，仍应自用文书传达。
第三条凡法令除专条别定施行期限外，京师以刊登《内阁官报》之日始，各行省以《内阁官报》递到之日起，即生一体遵守之效力。其各行省先期接有官发印电者，不在此限。
第四条凡未经《内阁官报》刊布之章程奏折，有在商办报章登载者，不得援据。
第五条各部院衙门均须指派专任报告员。将例应通行之章奏咨札逐条检校，盖用堂印，片送内阁印铸局，刊登官报。其非通行之章奏咨札而应行刊布者，得并送内阁印铸局，依次刊布。各衙门专任报告员，得随时与内阁印铸局办理官报人员商订刊登事宜。
第六条各省布政司衙门，应于所属科员中，特派一员，经理寄送《内阁官报》及收集报费事宜，并将该员衔名，申报内阁，年终汇案考成，有延误者，照遗误公文例惩处。其无布政司省分，由该省督抚饬令度支司派员办理。
第七条各省应解《内阁官报》费，仍照从前《政治官报》派定之数。由该布政司或度支司预将半年报费先期垫汇，以重官本。各该司仍自行向本省阅报各官厅按数分收，归缴司库。
第八条《内阁官报》既为代达公文之用，凡逐日寄送各省官署之官报，应于封面盖用印铸局印信，交大清邮政局递寄，准免邮费。邮政局凡接有内阁印铸局印信之官报包封，即为免邮费之凭证。
第九条《内阁官报》递送之法，凡到各省各城之督抚及布政司或度支司衙门，暨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驻扎地方，应暂照邮局章程及驿递章程，酌定日限如下：
第十条各省督抚应将自省城至各属之官报到达日限，分别配定列表，咨报内阁备案查核。
第十一条京外大小官署，均有购读《内阁官报》之义务。
第十二条本条例自《内阁官报》发刊之日实行。
《内阁官报》发行章程
第一条印铸局设发行所，专管官报寄递内外事宜。
第二条《内阁官报》每日出版一份，每月收回大洋八角，常年八元，邮费在外，概不另售。
第三条《内阁官报》发行以十二个月为一年，六月为半年。
第四条在京各部院按日送阅一份至三份，不收报费外，其各署厅司局处另行在本局订购者，均于每日出版后即刻派人专送。
第五条应发各省官署之《官报》，按日包封，于封面盖用印铸局印信，分交邮政总局寄递。除总督或巡抚及将军都统办事大臣，按照在京各部院之例，分别送阅，不收报资外，余均暂照原认领报之数，寄交各该布政司或度支司衙门转发。如有不敷分布，再由印铸局增加。
第六条各省除行政司法各官厅皆有购读官报义务外，凡武职旗营、自治团体、学堂及候补人员、本地绅民，均可向布政司或度支司衙门经理官报处购买。
第七条前条阅报人员有欲径向印铸局挂号按日径寄者，每份先缴报费，并酌交邮费，由局按日另寄。
第八条在京分送各报，系由印铸局送报夫役走送者，均登送报簿。如有遗漏迟误，阅报人得随时函告印铸局处理。外寄各报，有遗漏者，由经理官报处或阅报人函知印铸局查补。
第九条远近定购本报，至少须先定半年，预交报费后，给与定报收单。即照开明地址，分别送寄。如有迁移事故，随时知照，以便更改。
第十条应寄出使各国大臣官报，每日照数包封送交外务部转发。
第十一条《内阁官报》除在京由印铸局发行，及准各报房承领，在外由布政司或度支司发行外，各省官报局商报馆以及殷实店铺，有愿代销者，函告印铸局发行所，书明认领报数，即可订定照寄。扣给报价二成，作为酬劳。惟应常年先付报价三月，以照凭信。愿领销多分者，得另订合同。
第十二条除各官厅官有事业、官立学堂示谕广告外，凡京外官商曾经奏请办理之银行、铁路、矿务，及在农工商部注册设立各项公司，并有确实证据之不动产，欲刊印单篇告白，随报附送者，可函请本局刊登。其附送以本京为限。五行起码，第一日至第三日每日五元，四日以下四元五角。六行以下，第一日至第三日每日每行加五角，四日以下每行加四角五分。其附登本报，则以半面起码。第一日每半面洋十元，第二日至第十日每半面日收洋八元，十一日至一个月每半面日收洋六元，第二月后每半面日收洋五元。以后官报行销愈广，再行改订。
凡各官厅及官有事业学堂公益等事，欲附登本报者，酌收半费。
第十三条凡由印铸局印行各书，版权均归所有，各处不得翻刻翻印。
第十四条书报各项，无论何处代销，除照邮政定章酌收邮费外，概照印铸局定价发售，不能私自增加。
[5]《北洋官报序》：“大易之义，上下交而志通为泰，反之为否。诚以民与民相积而成国，必有人焉以治之。其积愈众，待治之事愈多，其势亦愈急；而治之者之心必愈劳，其法亦必愈求详而不已。此其相维相系之故，至切极巨。凡所以求其志之交通者，故不可苟焉已也。古者鞀驿之设，刍荛之询，皆欲使下之性毕达于上，而象魏之悬书，月吉之读法，则欲使上之意遍喻于下。后世如书疏、章表、一切奏议之类，皆所以述下之性也。制诰谕敕一切诏令之类，皆所以明上之意也。然自三代以前，以封建治天下，百里数十里之间，尝有君卿大夫士以分治之。一国之情事，上下得以周知，其相通也犹易。自秦以后，易封建以郡县，合数千里或万里而统治于一人。守宰令长，不得专制。上下之间，已有难于相通之势矣。且上之所以治下者，代有国家之律令，勒为成书，臣若民相与遵守之。承平日久，国家诏诰，率皆依于故事；则遵守者相习相安，而渐以相忘。乃至自薄书期会以外，一若上之意则无待喻于民者。此在安常处顺之时，固亦未觉其弊也。及乎世变多故，一切因时为治之法，非小民所习见，则相与惊异而不安，有告以立法之意者，亦或仍顽固而不信。上下岌岌，势不得已，乃取其尤愚梗者以法绳之；于是上下阂阻之弊暴著而大显，而所谓求其志之交通者，乃愈知其不可一日已矣。泰西报纸之兴，所以广见闻，开风气，而通上下，为国家之要务。中外大通以来，中国识时之士，亦稍稍仿西法，立报馆矣。然皆私家之报，非官报。官报尝一设于京师，未久而旋罢。夫私家之报，识议宏通，足以觉悟愚蒙者，诚亦不少。独其间不无诡激失中之论，及或陷惑愚民，使之莫知所守。然则求其所以交通上下之志，使人人知新政新学为今日立国必不可缓之务，而勿以狃习旧故之见，疑阻上法，固不能无赖于官报也。今设直隶官报，以讲求政治学理，破锢习，浚智识，期于上下通志，渐致富强为宗旨。不取空言危论，首载圣谕广训直解，次上谕，次本省政治，次本省学务，次本省兵事，次近今时务，次农学，次工学，次商学，次兵学，次教案，次交涉，次外省新闻，次各国新闻。事必其切实可行，文必其明显易晓。凡百有位，与我士民，当其详观而审察之哉。”
《北洋官报》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一、官报专以宣德通情启发民智为要义；登载事实，期简明易解，力除上下隔阂之弊。
一、官报篇首恭录圣谕广训一节，次则恭录谕旨，再次则本省之政治、学务、兵事，旁至时务各学之新理，农工商业之近效，教务洋务之交涉，各国各省之新闻，凡足以惊动国人之心目者，靡不择要登载。
一、官报为直隶本省而设，总局设于天津，分局设于保定、北京。按期递寄各府厅州县，分送各村长各学堂阅看。至外省之商埠城镇，亦可推广分售。
一、官报每份一册，每册至少八页，多至十余页。开办伊始，间日一出。嗣后酌量情形，或按日一出，以符日报之例。
一、开办官报，本省以一个月为限，外省以十日为限，概由本局捐送，不收报价。
第二章 职务
一、本局总办一员，总理局务。举凡局内应办之事，以及官报之体例，办事之规则，寄报之章程，报价之数目，统由总办核定，禀明遵办。
一、本局自总办以次，分编纂处、翻译处、绘画处、印刷处、文案处、收支处为六股，每股按事务之繁简，定人数之多寡，统由总办延聘之。
一、编纂处，有总纂，有副纂，司撰述、论注、选录、校勘等事；报务是其专责。
一、翻译处，专译东西各国现售之新闻纸及诸杂志、诸新书。
一、绘画处，专摹外国新图，以舆图为大宗，旁及名人胜迹。凡足资观感之一名一物，每图必有说以发明之。
一、印刷处，司印刷、盖戳、号码、裁订、题封等事，兼存储图籍画器及一切需用之物料。
一、文案处，司禀启移咨公牍各件，并刊发公私告白，掌管卷宗，誊写报册，盖用关防等事。
一、收支处，司发售官报，收回报价，采办物料，发给薪俸伙食杂用，及一切出入等款。
第三章 条规
一、总办须分别设立各股每日办公之时刻，局员各有专责，一律遵守。除有疾病大故等情，由总办酌予假期，勿得旷废误公。
一、副纂所订原稿，必经总纂详加参阅后，统由总办过目盖戳，于设定时刻内发印。印刷处不得擅改印样，仍送总纂校阅无讹，始准发售。
一、发售由收支处经管，必于设立时刻内按号分送，勿许停滞。报价照章核收，必受有凭照者，始准发行。
一、报章之体裁，图画之有无，记载之事项及文章之工拙，均有关于风气之通塞。报章之销数，准由总纂随斟酌修改，惟须总办意见之相同。
一、不准妄参毁誉，致乱听闻。
一、不准收受私函，致挟恩怨。
一、所有离经害俗委谈隐事，无关官报宗旨者，一概屏不登录。
一、记载各条必其事实有根据，其或偶涉讹误者，应随时声明更正。
一、各股应办事务，遵现立定章实办奉行。凡章程未尽事宜，准由各股随时商请总办改修；其有应行变通者，即随时商明改订，附入现章，一体遵行。
[6]《商务官报》章程
第一节 总纲
第一条本报照商部奏定章 程开办，隶属商部，名曰《商务官报》。
第二条本报发行一切事宜，由商务官报局经理。
第二节 宗旨
第三条本报宗旨，得分列数项如后：（一）发表商部之方针；（二）启发商民之智识；（三）提倡商业之前途；（四）调查中外之商务。
第三节 体例
第四条本报体例酌定如下：（一）论说，以经济学理为基础，而参以实际应用之方法，此为发挥本报主义之地；（二）译稿，东西各报，其关系商务者，精理明言，不遑枚举，至各国之对我经营，尤足注意，译录于此，以示他山之助；（三）公牍，凡关涉商务重要问题者，节录登载，其例行公事从略。分类如下：（甲）谕旨，（乙）奏稿，（丙）咨文，（丁）批示，凡商部各种批示，悉行登载，商民得以为据；（四）法律章程，凡商部所定各种商律及新颁各种部章，悉行首先登载，以示公布；（五）调查报告，凡调查报告之件，足资参考者，节录登载，或全文照登，约分三类：（甲）本部特派员之报告，（乙）各省商务机关之报告，（丙）各埠领事之报告；（六）专件，凡关于商务上各种条约、合同、条陈、章程等类，悉归此门登载；（七）记事，以关涉商部及商界中之事为限；（八）附录，不拘条例。
第五条本报每月三册，逢五发行，每册四十页；全年三十三册，闰月增刊三册。
第六条本报除定期刊行外，遇有要件，仍随时发行，作为临时增刊。
附售报章程
（一）本报总发行所设在商埠工艺局内，此外各省商务局、官报局及商会等处，均有本报寄售。
（二）本京、上海、汉口三处，均设有总代售所，经理另售及定报各事。凡愿阅本报者，可就近购取。
（三）本报定价，全年大洋五元，半年三元，另售每册二角。京外一律。除总代售所外，概不另售。以半年起码闰月加洋五角。
（四）凡邮政已通之处，本报不另取邮费。惟内地由民局转递者，寄资由阅者自给。外洋加收邮费，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五）凡向总发行所定报者，均须先付报资，由本所掣取收条为凭。
（六）凡愿代售本报者，可函致总发行所书明认销若干，并附切实铺保，即可照寄。至本报寄出三期后，除应除去酬劳外，函外须先将报资半年汇寄本所，否则停寄。
（七）凡代售本报者，照通例提二成作为酬劳。代售至百份以上，再加酬劳半成。所有汇寄报资汇费，由代售所认付。
（八）凡向总发行所定报者，如迁徙他处，应即先期知照，以免误送。
第二十节 《政府公报》
辛亥革命，武昌军政府发行《中华民国公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又发行《临时政府公报》。迨正式政府成立，乃由印铸局仿照《内阁官报》，拟定《政府公报》条例及发行章程[1] ，经国务会议议决施行。历年以来，以事实上之窒碍，又屡有修政。如各县定报，向由省城转寄，往往耽延时日，中间又徒多收发手续，后改为直接寄递之类。袁世凯称帝，以政事堂为其承流宣化之机关，各官署文件均由机要局抄送，故《政府公报》所载，率为通行之公文。有关系者，均为隐匿。袁死，始行恢复旧制。是亦关于《政府公报》之一故实也。
《政府公报》之体例，略可分：（一）法律，由国会议决经大总统命令公布之一切法律属之；（二）命令，大总统命令、军令及国务院令、各部院令等属之；（三）布告；（四）公文，京内外各官署呈文、咨文、咨呈、公函等属之；（五）批示；（六）公电；（七）通告；（八）判词；（九）外报，驻外各使署领事馆商务随员等之报告通信属之；（十）附录，凡不属于上列各类之文件属之，如地方自治及卫生消防违警等事项，并译录东西文各报，惟既名附录，自与正报有别，不一律发生效力也。
民国以来，事务日繁，部有部公报，省有省公报，一省之内，厅局又各有公报。其他如参议院、众议院，亦莫不有公报。其名不胜枚举，亦时势所要求也。吾因《政府公报》及其他公报与官报之性质同，且有连续之关系，遂附述于本章之末焉。
注释
[1]《政府公报》条例
第一条《政府公报》为公布法律命令之机关，凡法令及应行公布之文电等，统由《政府公报》刊布。
第二条中央各官署通行官外文书，既由《政府公报》刊布，各官署毋庸再以文书布告。其各官署单行之件，并非通行及未便公布者，仍自用文书传达。
第三条中央各官署，均须派定专员，将应通行之文件逐件检校盖章签字，送交印铸局刊登公报。有非通行文件可以刊布者，得并送印铸局酌量刊布。各署专员与印铸局办理公报人员，得互相商订交付文件事宜。
第四条凡未经《政府公报》刊布之章程文电，有在其他报纸及印刷品登载者，不得援据。
第五条凡法令除专条别定施行期限外，京师以刊布《政府公报》之日起，各省以《政府公报》递到该省最高行政官署之日起，即生一体遵守之效力。其先期接有官发印电及文书者，不在此限。
第六条《政府公报》到达各地方日期，酌定如下：
第七条各省城及各属所阅之《政府公报》，均由印铸局直接径寄各属，应缴之报费邮费，均交该省行政长官汇齐，汇解印铸局。
第八条各省行政长官厅于属员中特派一人，经理收集报费事宜，并将该员简明履历咨送印铸局备案，准由所收报费中提给二成以示奖励。
第九条京外各官署均有购阅《政府公报》之义务，应由各该长官派定数目，开单送印铸局照寄。
第十条在京各官署送刊之件，每日下午三点钟以前到局者，即登翌日《公报》；逾时则须延第三日登布。其收到时刻，以印铸局收文凭单所注为据。
第十一条在京各官署送刊之件，字画务求明晰，易于辨认；如过于草率或致错讹，应由各官署自负其责。
《政府公报》发行章程
第一条《政府公报》由印铸局发行所发行。
第二条《政府公报》按照阳历，每日出报一号。定购一月者，收回报费大洋八角，三月二元三角，半年四元五角，常年八元。须先缴报价，邮费在外，零售以本日为限，每号铜元五枚。
第三条中央各部院及各地方高级官署，按日送阅一份，不收报费；其向印铸局定购公报者，在京于每日出报后即刻派人专送，各地交邮局递寄。
第四条在京分送各报，系由印铸局送报夫役走送者，均登送报簿，如有遗漏迟误，阅报人得随时函告印铸局办理，其外寄各报如有遗误者，亦同。
第五条应寄各地方官署之报，按日包封，于封面盖用印铸局发行戳记。
第六条凡远方定购《公报》，预缴报费后，给予定报收单，即照开明地址，分别寄送。如有迁移事故，须随时知照以便更改。
第七条《政府公报》除在京由印铸局发行所直接收费外，其外省报房各公报局商报馆以及殷实店铺，有愿代销者，告知印铸局发行所，订明认领报数，即可照发，另给报价二成作为酬劳。惟应先付报价三个月，以昭凭信。愿领多分者，另订合同。
第八条凡内外官商绅民欲刊印单篇 告白，随报附送者，可函告印铸局核定刊登，其附送以本京为限。五行起码，每日五元。六行以外，每行加五角。纸费另加。刊登广告者，第一日每行二角四分，第二日至第七日每日每行一角六分，第八日至第十五日每日每行一角二分，第十六日至一个月每日每行八分。登至半年，每月每行一元六角。均以两行起码，每行四十字，大字照加。其各官署官有事业官立学堂之广告，除第一日照公布之例不收刊费外，其继续登载，一律收费。
第九条凡代销《政府公报》者，除照邮政定章酌收邮费外，概照印铸局定价发售，不得私自增加。
第十条本章 程自公布之日施行。
第二十一节 结论
本书从顺序上不得不先论官报，于未论官报功过之先，应一述历史上之事实。
秦得天下，民议其政者有诛，民相偶语者有禁；君与民隔，何啻万里？汉法稍疏，故三老尚得干预朝政，而有进言于皇帝者。然孔光于温室之树，尚不敢言其数，其他可知；其朝政之秘密，亦可知矣。魏晋以后，李唐以前，治少乱多，兵不厌诈，事更秘密，故臣下愈无敢泄漏其机密者。贞观之治，稍觉近古。太宗好名，尚能不隐过失。民间疾苦，亦不壅于上闻。厥后高宗昏暗，武氏临朝，下有告密之风，上多罗织之事，其朝政更不堪言。明皇绍统，开元之治，几及贞观；天宝之后，艳妻擅宠于内，奸相专权于外，及至播迁之日，始闻父老之言，而势已无及矣。至德以后，天下用兵，诏制皆从中出。乃妙选臣僚为翰林学士，内择一人，年深德重者为承旨，独承密令，其禁有四：曰漏泄，曰稽缓，曰遗失，曰忘误。双日起草，单日宣旨，遇有机要，则亦双日缮焉。首禁既在漏泄，臣下又何敢故犯其禁以贾祸？所以遇有机要之事，其底稿不敢宣示于众，惟同列尚能知之。其他朝臣，不敢过问，即问之恐亦如孔光之不言，反不如不问之为愈也。又安敢笔之于书，播之于众，相传于草野之间哉？由唐而五代，而两宋，而元，而明，而清，相沿成风，未之或改。故邸报之所得而传录者，仅在习闻习见之事，至于机要大事，则付缺如。专制之下，言禁必严，势也！
虽然，昔人有言：欲知古事，莫如阅史；欲知今事，莫如阅钞。故明季黄陶庵，馆于钱牧斋家，得阅邸报，知朝政，发为文章，遂多讥讽时事之作。卒能以一书生守孤城，死节报国。清初顾亭林，读书旅中，实录奏报，手自钞节。其《日知录》一书，由体及用，将以待一治于后王，而跻斯世于隆古之盛。故古之学者，莫不诵当世之法，读当世之书，学贵致用，理宜然也。
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亦不过视若掌故，如黄顾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