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最初为月刊，周刊次之，日刊又次之。本章所述以中文杂志为一类，日报为一类，外国文报纸又为一类，而译报附焉。并为便利起见，一论今日外报在我国之状况。至我国人所自办之报纸，并无外人资本在内，仅雇用外人或挂洋旗者，概不列入。
第一节 外报之种类
（一）中文杂志
官报仅辑录成文，无访稿，无评论，盖Bulletin（公报）之一类耳。若在我国而寻求所谓现代的报纸，则自以马六甲（Malacca）所出之《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原名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为最早，时民国前九十七年（嘉庆二十年）西历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也。
先是，嘉庆十二年（一八〇七年）之春，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我国传教，是为基督教新教入我国之始。马礼逊在伦敦，尝从粤人扬善达游。又在博物院中，得读中文《新约》及拉丁文、中文《合璧字典》，而一一亲自誊录之。至广州后，又继续练习中语，故当时欧人之精通中文中语者只三人，马礼逊其一也。
当时欧人之来我国者，以经商为范围。故马礼逊之行为，极为官厅所注意。基督教旧教中人尤忌之，至不许其居留澳门。马氏幸兼任东印度公司翻译，始得免于驱逐。马礼逊之工作，最致力于文字，初编辑《华英辞典》及《文法》，又翻译《新约》为中文，秘密雇人刻版。乃事机不密，为官厅所知，刻工恐祸将及己，举所有付之一炬以灭迹，损失甚巨。嘉庆十八年，伦敦布道会又派米怜（William Milne）东来为之助。次年，马礼逊亦收得刻工蔡高为教徒，此为我国人崇信基督教新教之始。马礼逊知官厅侦之严，恐再蹈前辙，乃遣二人同往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印刷书报，并创办华英书院，教授中国人以英文。《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即发刊于斯时也。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自嘉庆二十年起，至道光元年止（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凡七卷，五百七十四页。内有数期，由马礼逊、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及梁亚发三人编辑，余均出自米怜一人之手，梁氏为米怜所收之教徒，我国之第一基督教新教教士亦即正式服务报界之第一人也。〔梁亚发（亦译梁发）生于乾隆五十四年。世居粤东内地，距广州约二百里。家贫，十一岁始就塾读书，十四岁辍学。初在广州学笔工，继为梓民。嘉庆十五年，因母丧，曾返里一次。嘉庆二十年，随米怜赴马六甲，刻印华文书报。次年受洗入基督教新教。嘉庆二十四年回国，为宣传教旨，特刊小书，分贻诸亲友。时官厅视该教为异端，捕梁笞三十，并籍没小书木版火之。越二日，由马礼逊设法保释，再往马六甲。道光三年，由马礼逊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道光七年，受教士职，中国之第一基督教新教教士也。道光十四年，官厅以其在内地分送教会书报，又捕之，幸马礼逊之子，时在英领署，出资斡旋，乃得释放。亲友咸劝其避往马六甲，梁因挈子去南洋，来往马六甲新加坡间，勤劳无间。道光十九年，再返祖国，每日向乡人讲道，老而不倦，至咸丰五年谢世，享年六十六岁。葬广州河南凤凰冈。其著述之可考者，有《救世撮要略解》《熟学圣理略论》《真道问答浅解》《圣书日课》《初学便用劝世良言小书》等。其最后一种，洪秀全曾加翻印，传播最广。〕
此报所载，关于宗教之事居大半，余为新闻及新智识。最初每期印五百册后增至二千册。每逢粤省县试、府试与乡试时，由梁亚发携往考棚，与宗教书籍一同分送；余则借友人游历船舶之便利，销售于南洋群岛、暹罗、交趾支那各地华侨荟萃之区。其第二期中，米怜曾自述办报之旨趣如下：
“第一期本报文字印刷，胥不免于简陋之讥。惟积学之士，当能心知其意，而曲为之谅。记者深愿此后假以时日，俾得于中国文字研究益深，而逐渐加以改善。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欲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岂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作始虽简，将毕必巨，若干人创之于前，若夫发挥光大，则后之学者，责无旁贷矣。是故不揣谫陋，而率尔为之，非冒昧也，不过树之风声，为后人之先驱云尔。”
“本报篇幅有限，种种资料，自不能网罗无遗；然非割弃或停止也，将循序而为之耳。前此所载论说，多属宗教道德问题，天文、轶事、传记、政治各端，采择甚寡。此则限于地位，致较预计为少，非本意也。”
“欲使本报随时改良，以引起读者之兴味，非竭教士一人半月之时间以从事于斯不为功，且须征求外来稿件，以补其不足。记者甚愿致力于是。他日国人之习华文者日多，当有佳作以光本报之篇幅，而年来最不易得者，即此项资料是也。本报发展，尚在萌芽时代，更无酬报可言。年来月印五百册，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利，以销售于南洋群岛、暹罗、交趾支那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内地亦时有输入焉。近者改印一千册，需要大增，销路渐畅，三四年后，或能增至二千册以上，未可知也。”[1]
继《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而起者，为《特选撮要》（原名Monthly Magazine），发刊于巴达维亚（Batavia）。自道光三年起，至道光六年止（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二六年），凡四卷，所载为宗教、时事、历史及杂俎等。
《天下新闻》（原名Universal Gazette），自道光八年起至道光九年止（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二九年），发刊于马六甲，为麦都思等所编辑。所载为中国新闻、欧洲新闻、科学、历史与宗教之类。此报系活版与报纸所印，在当时为创见。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原名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自道光十三年起至十七年止（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七年），凡四卷。最初发刊于广州，所载为宗教、政治、科学、商业与杂俎等。后由郭实猎（Charles Gutzlaff）主持，迁至新加坡。至道光十七年，又让与在华传播实用知识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此报发刊于中国境内，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或推此为第一种，因前三种皆发刊于南洋也。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香港以鸦片战争之结果，割于英。英华书院即由马六甲迁至香港。斯时教士之从欧美来者渐众，所制中国铅字亦渐完备，于是出版事业日兴。兹择其重要者，略记于后：
《遐迩贯珍》（原名Chinese Serial），自咸丰三年起（一八五三年），每月发行于香港，每册自十二页至二十四页。初由麦都思为主笔；次年，由奚礼尔（C.B.Hillier）为主笔，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改由理雅各（James Legge）为主笔。旋即停刊。
《中外新报》（原名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为半月刊，于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发刊于宁波；每期四页，所载为新闻、宗教、科学与文学。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改为月刊，始由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主持。后彼赴日本，乃归应思理（E.B.In slee）主持。至一八六〇年停刊。
《六合丛谈》（原名Shanghai Serial）[2] ，于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发刊于上海。每月一册，所载为宗教、科学、文学与新闻等。大半出自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之手，余系投稿。次年，迁至日本，印刷较精美。但关于宗教之著作，均被删去。文字之旁，且加入日本文法之符号。旋即停刊。
《香港新闻》为《孖剌报》（China Mail）之副刊。自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起，凡八卷。专纪船期、货价，系纯粹商业性质之杂志。
《中外杂志》（原名Shanghai Miscellany），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发刊于上海。每月一册，约十二页至十五页，所载除普通之新闻外，有关于宗教、科学与文学之著作；英人麦嘉湖（John Macgowan）为主笔。至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停刊。
《中外新闻七日录》（原名Chinese and Foreign Weekly News），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发刊于广州。所载为新闻、科学、宗教与杂俎等；查美司（Chalmers）为主笔。
《教会新闻》，自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起，每周发行于上海。林乐知（Young J.Allen）为主笔，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助之。此报既专言宗教，则销路自不能畅。故出至三百期时，即易名《万国公报》（原名Chinese Globe Magazine），每月发行，兼言政教。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又增出《益智新录》（原名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为专言科学之姊妹刊。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又增出《中西教会报》（原名Missionary Review），为专言宗教之姊妹刊。惟亦因销路不畅，未几即废。至《万国公报》之体例，亦屡有更变。盖出资者多教士，主张尽登有关传教之文字，而普通阅者则又注重时事，故于政教二方面之材料，颇难无所偏重。然至光绪三十年（西历一九〇四年）始停刊，其中所载文字，以中东战纪为最有价值，足以唤醒中国人士。林乐知支持此报，先后至三十七年之久，其热心毅力，不能不令吾人钦佩也。
《中西闻见录》，于同治十年（一八七二年）七月发刊于北京。由京都施医院编辑，杂录各国近事及天文、地理、格致之学。时北方多雨，河决屡见，该报关于预防水灾之法，言之綦详，故颇为学者所称道。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易名《格致汇编》（原名Chinese Sci entific Magazine），发行于上海，由英人傅兰雅主持。后由月刊改为季刊，至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始终止。
《小孩月报》（Child’s Paper），于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出版于上海，为范约翰（J.M.W.Farnham）所编辑。连史纸印；文字极浅近易读，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插画均雕刻，铜版尤精美。至民国四年改名《开风报》，但出五期即止。
《益闻录》自光绪四年起（一八七八年）发行于上海，为半月刊，未久改为周刊，由南汇李杕主编。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与《格致新闻》合并，易名《格致益闻汇报》，每星期发行二次。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又简称《汇报》（原名Revue Pour Tous），而分别出版。《时事汇编》，每星期出两次；《科学汇编》，每两星期出一次。关于科学问答，由此人赫师慎（Van Hee）任之。次年赫师慎回国，《科学汇编》遂停。此后《汇报》乃成专纪时事之半周刊，至民国元年，又易名《圣教杂志》，每月发行，至今存在。此报为基督教旧教之言论机关，继续出版四十余年。在外人所创办之杂志中，当以此为最久。
《图画新报》（原名Chinese Illustrated News），自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起，至民国二年止，为上海圣教书会所出版。每月发行，连史纸雕刻铜版精印。有地图、风景、天文、地理、科学、风俗、时事、名人像等。
《益文月报》创刊于光绪十三年六月，每月发行于汉口。首论天文、地理、格物之学；次载一切新机新法，及略选各省近事；末录诗词歌赋，并医学。木版印，每册三十页左右。
《亚东时报》，自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至二十六年三月，发行于上海，为日人组织之乙未会所编辑。每册约三十页，连史纸印。始为旬刊，继改为半月刊。所载分论说、汇译、杂录、诗赋等；以中日携手相标榜。
《大同报》为上海广学会所出版。自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至民国六年止，每周发行。分论说、译著、新闻三部。译著材料最丰富，包括哲学、教育、历史、宗教、农业、动植物等。
此外，据伦敦中国报载，西历一八九五年，德国勃立门地方，曾出一中文报纸，名曰“日国”（日耳曼），为柏林大学掌教东方语言文字者所编辑，印刷极精美。专言中德商务。其创刊号凡一百五十二页。又据圣彼得堡《威得莫斯地报》载，同年俄京曾出一中俄文合璧之报纸，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科清语学系所编辑，专纪中俄交涉事宜。外人在本国创办中文报纸，当以此为仅见。
注释
[1]见Chinese Repository（《中国文库》）第二卷第二百三十四页。惟彼从汉文译成英文，此又从英文译成汉文，与原义恐不无出入。
[2]《六合丛谈》小引：溯自吾西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与中国敦和好之谊，已十有四年矣。吾国士民旅于沪者，几历寒暑，日与中国士民游，近沪之地，渐能相稔。然通商设教，仅在五口，而士人足迹未至者，不知凡几，兼以言语各异，政化不同，安能使之尽明吾意哉？是以必须书籍以通其理，假文字以达其辞，俾远方之民与西土人士性情，不至于隔阂，事理有可以观摩，而遐迩自能一致矣。始吾西人之僻在西陲也，耳目所及不远，辙迹所至未周，于时有人采国之奇事异闻，镌板传布，因此一举一动，众无不知，民甚便之。迨后日积月盛，其规渐拓，至于家喻户晓，不独富贵者能知之，即贫贱者亦预闻焉。军国之政，先睹为快，货殖之书，不胫而走，盖几视四海如一室矣。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是以琐言皆登诸纪载，异事不壅于流传也。是书中所言天算舆图及民间事实，纤悉备载。粤稽中国载籍极博，而所纪皆陈迹也。如六经诸子三通等书，吾人皆喜泛览涉猎而获其益，因以观事度理，推陈出新，竭心思以探窔略，舍旧说而创妙法，惟在乎学之勤而已。比来西人学此者，精益求精，超前轶古，启名哲未解之奥，辟造化未泄之奇，请略举其纲：一为化学，言物各有质，自能变化，精识之士，条分缕析，知有六十四元，此物未成之质也；一为察地之学，地中泥沙与石，各有层累，积无数年岁而成，细为推究，皆分先后。人类未生之际，鸿蒙甫辟之时，观此朗如明鉴，此物已成之质也；一为鸟兽草木之学，举一骨即能辨析入微，知全体形状之殊异，植群卉即能区别其类，如列国气候之不同；一为测天之学，地球一行星耳，与他行星同，远地球者为定星，定星之外，则有星气，星气之说，昔以为天空之气，近以远镜窥之，始知系恒河沙数之定星所聚而成，今之谈天者，其法较密于古，中国古时有天元求一诸法，今泰西代数最深者为微分法，以之推算天文，无不触处洞然矣；一为电气之学，天地人物之中，其气之精密流动者曰电气。发则为电，藏则隐含万物之内，昔人畏避之，以其能杀人也，今则聚为妙用，以代邮传，顷刻可通数百万里，别有重学流质数端以及听视诸学，皆穷极毫芒，精研物理，凡此地球中生成之庶汇，由于上帝所造而考察之，名理亦由于上帝所畀，故当敬事上帝，知其聪明权力无限无量。盖明其未必深其本，穷其流必溯其源也。泰西历代相传之《圣经》新、旧《约》书，自开辟宇宙以迄圣子降生，上下数千年间，治乱兴废之事，靡不悉举，读之深信不疑。浏览古今，援考史册，知《圣经》所言，若合符节。今于是书中，亦当详论之，以明非世人所能忆说其言。帝子耶稣，为世救主，普天之下，咸当敬畏，率士之滨，并宜尊崇，吾侪托其宇下者，自宜阐发奥旨，借以显其荣光。因恩大地之上，惟一造物主，万民之生，惟一救世主，真道流行，无远弗届，圣教所被，靡人不从，是则所望于格物名流也。呜呼，疆域虽有攸别，学问要贵相资，圣人不能无过，愚者尚有一得，以中外之大，其所见所知，岂无短长优绌之分哉？
（二）中文日报
我国现代日报之产生，亦发端于外人。盖斯时商务交涉日繁，其材料非杂志所能尽载也。香港之《孖剌报》，于民国前五十四年（咸丰八年）即西历一八五八年，由伍廷芳提议，增出中文晚报，名曰《中外新报》；始为两日刊，旋改日刊，为我国日报最先之一种。继之而起者，为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德臣报》（Daily Press）之《华字日报》；上海则有字林洋行之《上海新报》与《沪报》，英人美查（F.Majer）之《申报》，丹福士之《新闻报》；天津则有德人德璀琳（S.Detring）之《时报》，及汉纳根之《直报》，北京有德人毕连士之《北京日报》。惟岁月既久，人事变更，今巍然尚存者，只上海之《申报》与《新闻报》，香港之《华字日报》三种耳。
《中外新报》为《孖剌报》之中文版。初该报因印刷《中英合璧字典》，曾购中文活字一副。旋从伍廷芳之建议，附刊中文报纸，即延伍氏主其事。西人对于中文报纸之经营，当然非其所长，且在斯时，华人之有报纸，实为创见，办理尤非易事；故名为《孖剌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而《孖剌报》只每年享有若干权利，以为报酬而已。闻其互惠条件，大约《孖剌报》之店面及机器铅字，供《中外新报》之用，不取租值，只取印刷工价。《中外新报》则登载《孖剌报》所招来之西人广告，亦不取费。此为清末时事，创始时是否如此，则不得而知之矣。民国初元，该报攻击龙济光颇力，为粤人所欢迎，销数逾万，为该报之最盛时期。然经理无方，财政非常竭蹶，乃加入新股若干。欧战时，段祺瑞力主参战，该报持论反对，为港政府所控，从轻罚锾百零一元。该报新股东多系稳健商人，经此波折，不欲再办。其时龙济光已退守琼崖，而图粤之心未死，乃收买该报，以为言论机关。然该报之机器铅字，并非己有，龙氏之所谓收买者，不过每月拨款若干，充该报经费，而派人管理收支，主持编辑而已。于是该报言论，遂由反龙而变为拥龙，前后若出两报，诚该报历史上之一大缺憾也。迨龙氏再败，琼崖不守，该报经济告绝，惟有停版，资格最老之《中外新报》，至此遂废。
中文日报之现存者，当以《华字日报》为最早。该报创刊于同治三四年间，为《德臣报》之中文版。动议者为该报主笔陈蔼亭，而其戚伍廷芳、何启实助成之。陈氏邃于国学，因鉴香港割让于英以后，华人以得为买办通事为荣，不特西学仅得皮毛，且将祖国文化视若陈腐，思借报纸以开通民智，乃展转向教会西人，购得旧铅字一副，编辑陈氏自任之，印刷发行由《德臣报》任之。初创时，篇幅甚小，仅及今日该报四分之一。其取材亦不外翻译西报及转载《京报》而已。未几，陈氏奉命为驻美使馆参赞，及古巴总领事，乃由其子斗垣继任。筚路蓝缕，渐臻发达。后报馆失慎，旧报尽付一炬，从此中西两报乃各立门户，《华字日报》不复为《德臣报》之附庸矣。
《上海新报》发刊于同治元年正月（一八六二年），为《字林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之中文版。洋纸两面印，大小约抵普通报纸四分之一。每二日出一纸，星期日亦停刊。由伍德（Wood）、林乐知等编辑，其新闻大半译自《字林报》，余则转录《京报》及香港报纸。时洪秀全已奠都金陵，该报以外人及教会之关系，能探得官军及太平军双方消息而并载之。故凡注意战事者，靡不人手一纸。迨《申报》出版，该报亦改为日刊，且核减报价，刷新内容，以与之竞争。报首画黄浦江风景，颇足代表一地方之特色。后《申报》挽人游说，以同系英商，何苦相煎。字林洋行亦以经营西文报纸，事务已繁，何必再劳精疲神于毫无利益之中文报纸。于是上海最早之《上海新报》，遂自动停刊。
《申报》发刊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为英人美查所有。美查初与其兄贩茶于中国，精通中国语言文字。某岁折阅，思改业。其买办赣人陈莘庚鉴于《上海新报》之畅销，乃以办报之说进，并介其同乡吴子让为主笔。美查赞同其议，乃延钱昕伯赴香港，调查报业情形，以资仿效。时日报初兴，竞争者少，其兄所营茶业亦大转机，故美查得以历年所获之利，先后添设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申昌书局、燧昌火柴厂与江苏药水厂等。光绪十四年，美查忽动故国之思，乃添招外股，改为美查有限公司，而收回其原本。托其友阿拍拿及芬林代为主持。光绪三十二年，公司以申报馆营业不振，及江苏药水厂待款扩充，由申报馆买办席裕福（子佩）借款接办，名义则犹属之外人。民国元年，席将申报馆售于史家修（量才），于是申报馆遂完全归于华人。史氏延陈冷（景寒）为主笔，张竹平为经理，采取新法，引用新人，营业蒸蒸日上矣。
美查虽为英人，而一以营业为前提。谓“此报乃与华人阅看”，故于言论不加束缚。有时且自撰社论，无所偏倚，是其特色也。光绪二年，以《申报》文字高深，非妇孺工人所能尽读，乃附刊《民报》，间日出一纸，每月取费六十五文。光绪十年，又附刊《画报》，每十日出一纸；一纸八图，所绘多时事，每纸取费八文，此为我国日报有增刊之始。同治十三年，台湾生番戕杀琉球人，日本兴问罪之师，美查四出探访，务得真相。光绪十年，法越构兵，美查雇俄人至法营探报，既详且碻。次年，法舰侵宁波，又遣人前往观战，且绘图附说以明之。此为我国报纸有军事通信员之始。光绪七年，津沪电线初通，美查即用以传递谕旨。迨京津电线续成，朝野大事，亦间有以电报传递者，由是社会知阅报之有益。凡此荦荦大端，均当时所深为诧怪，而至今报纸尚有未能踵行者。至于增加材料，推广销路，免除误会，亦颇煞费苦心，逐渐前进。虽其间有效有不效，然美查开路之功，不可没也。[1]
《沪报》亦为《字林报》之中文版，创刊于光绪八年（一八八三年）四月二日；其所以不于初一日出报者，以是日为日蚀之期，旧俗以为不吉也。先是该报主笔巴尔福氏（Frederic Henry Balfour）见馆中存有全副中文铅字，置而不用，以为可惜，乃商得该行同意，延戴谱笙、蔡尔康（紫黻）等为主笔，重振旗鼓，续出《沪报》。其材料大半译自《字林报》，杂著有《野叟曝言》《花团锦簇楼诗》等。据蔡氏语予，当时报界有一种迷信，谓报名纵书者，俱不能长存，以《汇报》《益报》为殷鉴，故《沪报》后改名《字林沪报》而横书之。但营业仍不振，乃售于日人之东亚同文会，改名《同文沪报》。
《时报》于光绪十二年一月（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六日）出版于天津，为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怡和洋行总理笳臣集股所创办，延李提摩太为主笔。每日著论一篇，每七日登一图，均希望中国仿行新法，以跻富强者。《时事新论》一书，即集报中论说成之。是报封面画初出之日，上书《在明明德》四篆文，盖隐寓时字之意也。
《新闻报》发刊于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之元旦，初为中外商人所合组，推英人丹福士为总董，延蔡尔康为主笔。嗣以经济竭蹶，遂为美国Buchesster公司所有。丹福士于光绪二十五年，以个人所办浦东砖瓦厂折阅，由美公堂宣告破产。该报遂由美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出资购得。光绪三十二年，改组英国公司，照香港法律注册。民国五年，又改组美国公司，照特来福省法律注册。福开森任汪龙标（汉溪）为总理。汪事必躬亲，二十余年，未尝稍懈。故中国报纸之能经济独立者，以《新闻报》为最早。汪氏逝世，由其子伯奇继任。
最近三十年中，外人在华所刊之中文报纸。属于日人者为最多，英德人次之，兹举其知名者如下：
《闽报》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发刊于福州，为日人报纸在华之第一种。
《顺天时报》于光绪二十七年，发刊于北京，民国四年，以反对袁世凯为帝，销数颇畅，其言论多关系中国内政，与该国外交政策相吻合。
《盛京时报》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发刊于奉天。以张作霖取缔中国报纸颇严，而该报独肆言中国内政，无所顾忌，故华人多读之，东三省日人报纸之领袖也。
《泰东日报》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发刊于大连。大连者，日人在东三省之商业根据地也。后此又有民国八年十一月发刊之《关东报》，与民国十年七月发刊之《满洲报》。
《铁岭每日新闻》于民国六年十一月，发刊于铁岭。《大北日报》于民国十一年十月，发刊于哈尔滨。
《胶东新报》于民国十三年七月，发刊于青岛。后此又有民国十四年发刊之《大青岛报》。
其已废刊者，有上海之《华报亚洲日报》；汉口之《湖广新报》，济南之《济南日报》等。
英人于欧战时，曾于上海发刊《诚报》，所附战事画报印刷甚精美，后此又于北京发刊华文《东方时报》，但现已入华人之手。
德人曾于上海发刊《协和报》，今废。
注释
[1]《申江新报》缘起，书册之兴，所以纪事述言，因其意以传之世者也。惟今书而赖众口以传，则其所传必不能广且大，且必不能确；而人之得闻所闻而习所习者，抑亦寡矣。吾申新报一事，可谓多见博闻而便于民者也。曷言乎其便于民？盖古书之事，昔日之事；而新报之事，今日之事也。今日之事何便乎？盖古书仅集前人之意以为今事之鉴；新闻则书今日之事，以见今人之才。若无新报，则古书所传可朝稽而夕考，而今人之事，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者，心所未识，耳所未闻，使徒赖众口以扬目前之事焉，又乌足以殚见而博闻哉？乃世局既以时为变迁，兼之天下之大，万民之众，则古记之所云，实不足以窥今时之全豹矣；又乌可不有新报以集其大成乎？即如今欧罗巴诸国，其规模之日兴月盛，人得者知之；而溯其由来，即在数百年之内，人又乌得而知之？盖欧洲诸国，数百年之前，无新闻纸以纪其事；其人之留心见闻者，亦仅有之。迨近数百年间，有新闻纸出，而天下之名山大川，奇闻异见，或因其人而传之，或因其事而传之，而人之所未闻者，亦得各擅其矜奇斗巧之才，以传其智能之技，作者快之，闻者获之；甚且不远千万里而受教者有之，讲求者有之。至合为成书，如远者《遐迩贯珍》，近者《飞龙报篇》等书，至流传中国，岂不获益无穷者哉？则其所以日新而月盛者，非新闻纸其谁归美乎？今如英京伦敦一处，每日所发之新报不啻数十纸，而每纸且如中国史鉴数十纸之多，其语言文字皆出于才人之笔，故阅之者不惮烦；则所以广其意而大其识者，岂浅鲜哉？仆尝念中华为天下第一大邦，其间才力智巧之士，稀奇怪异之事，几乎日异而岁不同，而声名文物从古又称极盛，则其纪述之详明，议论之精实，当必大有可观者；又岂僻壤遐陬之可比哉？惜乎闻于朝而不闻于野，闻于此而不闻于彼，虽有新闻而未能传之天下。尤可异者，朝廷以每日所下之训谕，所上之章禀，咸登《京报》，为民表率，而民间无一事一闻以上达于君。所谓上行而下效者，其果何心乎？夫《京报》以见国家之意，而民亦宜皆有意；苟民之意不达于上，而上所为治理者，其何能如乎民心乎？是故新闻者，真可便民而有益于国者也。夫民间不立新闻者何？惧其有诽谤之罪也，惧有虚妄之嫌也。乃朝廷不惮烦以垂教万民，而民反无以献于上，揆诸古者采风问俗之典，其咎将安归乎？吾今特与中国士大夫缙绅先生约，愿各无惜小费而惠大益于天下，以冀集思而广益。其法捷，其价廉，为活字版以印行，将见日异而月不同焉。倘此举可久行，无大亏损，则不胫而走，得以行吾志焉；是盖鄙念所甚慰已。本馆先设海上，故颜曰《申报》。至于价目日期，另字申明，不赘书。《申报》主人启。
申报馆条例
启者：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闻见，流布四方者也。使不事遐搜博采，以广我见闻，复何资兼听并观以传其新异，是不可徒拘拘于一乡一邑也。兹者本馆特将条例开列于下，如贵客愿赐教或乐观者，祈惠顾一切为幸。
一、本新报议价，于上海各店，零售每张取钱八文，各远处发卖每张取钱十文；本馆趸售每张取钱六文。
一、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
一、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新报，概不取酬。
一、如有招贴告白、货物船只、经济行情等款，愿刊登入本馆新报者，以五十字为式。买一天者，取刊资二百五十文；倘字数多者，每加十字照加钱五十文。买二天者收钱一百五十文；字数多者，每加十字照加钱三十文起算。如有愿买三四天者，该价与第二天同。
一、如有西人告白附刻本馆中者，每五十字取洋一元。倘五十字以外，欲再添字数，每一字加洋一分，并先取刊资。此只论附刊一天之例。如欲买日子长久，本馆新报限于篇幅，该价另议。如系西字，本馆代译亦可。
一、西人告白，惟轮船开行日期及拍卖二款、刊资照中国告白一例。倘系西字，欲本馆译出者，第一天加中国刊资一半，并祈先惠。
一、苏杭等处地方有欲刊告白者，即向该卖报店司人说明，某街坊某人生理，并须作速寄来该价，另加一半为卖报人饭资。
一、本馆开设伊始，今雇人分送各行号，或沿街零售。如贵客欲看者，请向该送报人取阅，每张取钱八文。如有愿买一月之新报者，先请向送报人注明入册，本馆上期收一月之价，每张取钱六文，余二文为送报人饭资。俟其于月底自取，以免逐日零星收钱之累。
一、本报之设新报，原冀流传广远，故设法由信局带往京都各省销售。贵信局如有每日趸买一二百张者，请先赴本馆注明入册，以便逐日分送。本馆议价每张六文，该价于月底算账时再付。各处不能销售，俟月底仍将新报交回本馆，不取报资。
一、贵客如欲贩至他处销售，其价钱一切与信局一式，请赴本馆面议可也。
一、本馆新报系整卖；贵客如欲零买，向送报各店自取，本馆事繁，不能兼顾也。
以上各款，本馆经营伊始，条例未周，望四方君子赐教为幸。
（三）外国文报纸
外人之在我国办报也，最初目的，仅在研究中国文字与风土人情，为来华传教经商者之向导而已；而其发荣滋长，实亦借教士与商人之力。今时势迁移，均转其目光于外交方面矣。语其时间，以葡文为较早；数量以日文为较多；势力以英文为较优。外人在我国殖民政策之努力，可于此推而知也。
此种外国文报纸之发行，当然系供给其本国人阅览，然外人在华所设学校之中国学生及少数注意外事之华人，亦有购而读之者；同时亦能招致我国大商店及有关外人之广告，故不能谓其直接与华人无关系也。
今举外国文报纸之比较知名者如下，其专言教务者未列入。
葡文报纸
▲澳门
A Abelha da Chine（译意《蜜蜂华报》）发刊于一八二二年（道光元年）九月十二日。一八二四年，入一急进党之手，易名Gazetache Macao。越二年停刊。
Chronica de Macao（译意《澳门钞报》）发刊于一八三四年十月十二日。一八三八年停刊。
O Macaista Imperial（译意《帝国澳门人》）发刊于一八三六年六月九日。一八三八年为政府所封禁。
Ta-ssi-yang-Kuo（译意《大西洋国》）发刊于一八三六年十月八日。
O Verdadiers Patrial（译意《真爱国者》）发刊于一八三八年。
The Boletim Official de Governo de Macao（译意“澳门政府公报”）发刊于一八三九年一月九日。自第二期起，易名Gazette de Macao。
按粤省于明初即有葡人足迹，嘉靖十四年，官厅纳葡人贿，以晒货为名，划澳门地与之。三十四年，互市由广州移澳门，西人、荷人、意人踵至，法人、英人继之，于是澳门遂成当时东方第一商埠矣。英人善经商，葡人忌之，常阴掣其肘。英以鸦片启衅，葡报颇袒中而抑英，盖恐中国并外人为一谈，则将有害于彼之商业也。《海国图志》所载之“夷情备采”，大率译自上述各报，所谓《澳门月报》似即Chronica de Macao之译文也。
英文报纸
▲广州
Canton Register（译意《广东纪录》）发刊于一八二七年（道光六年）十一月八日，为在华英文报纸之第一种。系马德生James Matheson所创办。执笔之知名者，有马礼逊、施赖德（John Slade）等。每周一册。第二册易名The Canton Register，一八三九年，迁至澳门发行，一八四三年又迁至香港，易名HongKong Register。一八三三年起在广州，曾附刊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一八四五年起在香港曾附刊The Overland Register and Price Current于中英之初期商务，言之綦详。
Canton Press（译意《广东报》）发刊于一八三五年九月十二日，每周一册。一八三九年，迁至澳门，并附刊Commercial Price Current。一八四四年停刊。
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译意《华人差报与广东钞报》）发刊于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次年四月十四日停刊，简称Chinese Courier。
The Canton Miscellany（译意《广东杂志》）发刊于一八三一年。
Chinese Repository（译意《中国文库》）发刊于一八三二年五月，为美国医生柏克（Peter Parker）所创办。每月一册。执笔之知名者，为马礼逊、郭实猎等。至一八五三年停刊。其中所纪，多为当时英人在华之商务报告，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有极精密之研究。
▲香港
HongKong Gazette（译意《香港钞报》）发刊于一八四一年五月一日，为马礼逊等所创办。次年并入The Friend of China。
The Friend of China（译意《中国之友》）发刊于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七日，系半周刊。执笔之知名者，为马礼逊、华德（James White）、卡尔（Jorr Carr）、笪润特（William Tarrant）等。一八五八年，以英政府不满意于其论调，曾停刊数月。一八六〇年，迁至广州发行。一八六六年又迁至上海，改为晚报。一八六九年易名The Friend of China and Shipping Gazette，旋即停刊。
China Mail（旧译《孖剌报》）发刊于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初为晚周刊，执笔者为萧德锐（Andrew Shortrede）。后与一八六四年发刊之HongKong Evening Mail and Shipping List合并，至一八七六年二月一日，改为日刊，为香港重要报纸之一。
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译意《中国之外友》）发刊于一八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Daily Press（旧译《德臣报》）发刊于一八五七年十月一日，为香港重要报纸之一，发行兼编辑为英人茹兜（Ges M.Ryden）。
Dixions HongKong Recorder（译意《狄兴氏香港纪载》）发刊于一八五〇年六月十七日，于一八五九年一月十四日停刊，简称The HongKong Recorder。
HongKong Shipping List（译意《香港航运录》）发刊于一八五五年八月一日，三年后停刊。
The Chinese Magazine（译意《华人杂志》）发刊于一八六八年三月七日。
The Daily Advertiser（译意《香港广告报》）发刊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一日，于一八七三年五月一日，易名The HongKong Times，越三年停刊。
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译意《香港政府公报》）发刊于一八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每周一册。
China Punch（译意《中国滑稽报》）发刊于一八七二年八月二日。
The Far East（译意《远东》）发刊于一八七六年七月，每月一册，在香港、上海及东京三处发行，由布纳凯（J.R.Black）编辑。图画极多。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译意《南华晨报》）发刊于一八八一年，为英人所有。
HongKong Telegraph（译意《香港电报》）发刊于一八八一年，为英人所有。
Central Post（译意《中央邮报》）发刊于一九〇四年。
▲上海
Th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译意《皇家亚细亚文会北中国分会报》）发刊于一八五八年，为伟烈亚力所编辑，每年一册，今尚继续出版。其中如梅雅士（W.F.Mazers）之《华人发明火药史》，笪伟德（Abbe Armond David）之《中国博物志》，布润珠（Emill Bretschueider）之《马可·波罗（Marco Polo）事略》，与鲍乃迪（Archimandrite Palladius）之《中古时代亚洲中部地志》等篇，均极有价值。
Evening Express（译意《晚差报》）发刊于一八六七年十月一日，系《中国之友》主笔琼斯（C.Treasure Jones）所编辑，数年后停刊。
The Shanghai Courier（译意《上海差报》）发刊于一八六八年十月一日，系郎格（Hugh Long）所编辑，评论多出其手。
The Shanghai Budget and Weekly Courier（译意《上海锦囊与每周差报》）发刊于一八七一年一月四日，一八七五年为Evening Gazette所并。
The Evening Gazette（译意《晚报》）发刊于一八七三年六月二日，购入The Shanghai Courier and China Gazette后，由巴尔福编辑。
The Celestial Empire（原名《华洋通闻》）发刊于一八七四年，系葡人陆芮罗（Pedro Loureiro）所发行，后由巴尔福编辑，巴尔福所著之Waifs and Strays from the Far East（译意《远东浪游》）即集此报与《上海差报》之论文成之者。
North China Herald（译意《北华捷报》）发刊于一八五〇年八月三日，为重要英文周刊之一，一八六七年四月八日，增加商情，易名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一八七〇年一月四日，又发行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译意《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但不久即合而为一，易名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因关于船舶及商业之材料日多，乃别出North China Daily News（原名《字林报》），今已成为重要英文日刊之领袖，而《北华捷报》转成此报之附刊。先后执笔于《北华捷报》之有名者，为奚安门（Henry Shearman）、马诗门（Samuel Mossman）、詹美生（R.Alexander Jamiesson）、盖德润（R.S.Gandry）、海单（G.W.Haden）、巴尔福、李德尔（R.W.Little）、毕尔（H.T.Montague Bill）、葛林（O.M.Green）等，其中所载上海开埠后之情形，颇足供我国历史家之参考。《字林报》为纯粹英国式之报纸，在上海为工部局之喉舌，故在社会上颇占势力。其立论常与华人意志相反，故注意外事之华人多阅之。近因经营有方，自建房屋，骎骎然为英人在东方之唯一言论机关矣。
Shanghai Daily Times（译意《上海每日时报》）发刊于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一八六二年停刊。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译意《远东释疑》）发刊于一八六七年，每季一册，为当时在华学者伟烈亚力等所组织，泛论中国历史、宗教、语言等及批评关于远东之书籍，至一八七二年，易名China Review，每二月一册，至一九二〇年，又易名The New China Review，至一九二三年，又易名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原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每月一册；由苏万岁（C.Sowersy）编辑。科学方面，苏氏自任之，美术方面，由福开森任之，甚有精彩。
The Cycle（译意《循环》）发刊于一八七〇年五月七日，主笔为詹美生，为海关之言论机关，专谈政治与文学，每周出版，一八七一年停刊。
Mesney's Chinese Miscellany（原名《华英会通》）发刊于一八九五年，为梅思来（William Mesney）所创办，未数年停刊。
The Shanghai Recorder（译意《上海载纪》）发刊于一八六七年正月，旋即破产。
The Shanghai Mercury（原名《文汇报》）为上海重要晚报之一，系英人开乐凯（J.D.Clark）、布纳凯、李围登（C.Rivington）等，于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创办。近数年其股份大半曾为日人购入，故论调颇有更变，但日人现又将股份售出矣。
Shanghai News Letter for California and the Atlantic States（译意《上海通信》）发刊于一八六七年十月十六日，为美人所有，每月一册，至一八七四年，为《上海差报》所并。
Commonwealth（译意《共和政报》）为《上海通信》之主笔茹波特（J.P.Robert）、马尔（John Morne）所创办，但六星期后即停刊。
Shanghai Times（原名《泰晤士报》）为英人所创办，带亲日之彩色。China Press（原名《大陆报》）为美人密勒（F.Millard）等所创办，华人亦有若干股份，为纯粹美国式之报纸。学界初颇喜阅之，今已为英人所有，论调一变矣。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原名《密勒氏评论报》）为美人所创办，系论政治与财政之周刊，由鲍威尔（J.B.Powell）编辑。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e Journal（原名《上海英商会报》）。
China and Far East Commerce and Finance（译意《中国远东商业金融报》）为英人所创办，系论金融之周刊。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译意《东亚杂志》）发刊于一九〇二年正月，为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之季报。其中如李提摩太之《中国社会与风俗》，海宁汉（Father Henninghams）所译之《今古奇观》等，均极有趣味。
Far Eastern Capital and Trade（译意《远东资本与商业》）。
Far Eastern Review（原名《远东时报》）发刊于一九〇四年，系论商业工程金融之月刊。
China Medical Journal（原名《博医会报》）为教会之中外人士所合编。
Oriental Motor（译意《东方汽车报》）为美人所创办之月刊。
Oriental Advertising（译意《东方广告报》）为法人所创办之月刊。
▲汉口
Hankow Times（译意《汉口时报》）发刊于一八六六年一月六日，二年后停刊。
Central China Post（原名《楚报》）发刊于一九〇四年。
The Independent Herald（原名《自由报》）以上均英人所创办。
▲福州
The Foochow Courier（译意《福州府差报》）发刊于一八五八年十月十二日。
The Foochow Advertiser（译意《福州广告报》）。
The Foochow Daily Echo（译意《福州每日回声报》）。
The Foochow Herald（译意《福州捷报》）。
▲厦门
The Amoy Gazette（译意《厦门钞报》）发刊于一九〇二年七月十六日。
▲天津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原名《京津泰晤士报》）发刊于一八九四年三月，初为周刊，至一九〇二年十月一日，始改为日刊。为英人裴令汉（W.Bellingham）所创办，北方英文报纸之翘楚也。
China Times（译意《中国时报》）发刊于一九〇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为高文（J.Cowen）所创办。
North China Daily Mail（原名《华北日报》）。
China Illustrated Review（原名《星期画报》）以上二种亦英人所创办。
North China Star（原名《华北明星报》）为美人报创办，华人执有一部分之股份。
The China Advertiser（译意《中国广告报》）为日人所创办。
North China Commerce（译意《华北商务报》）为论商业之周报。
China Critic（译意《中国评论》）。
▲烟台
Chefoo Express（译意《芝罘差报》）发刊于一八九四年，为沙泰（H.Sietas）公司所有。
▲北京
North China Standard（译意《北华正报》）为日人所创办。
Peking Leader（原名《北京导报》）为华人所创办，现已入美人之手。Far Eastern Times（原名《东方时报》）为英人所创办，现已入华人之手。
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译意《中国政治社会科学评论》）为教会中之中外人士所合编。
法文报纸
▲上海
La Nowvelliste de Shanghai（译意《上海报界》）发刊于一八七〇年十二月五日，每周出版，一八七二年停刊。
Le Courrier de Shanghai（译意《上海差报》）发刊于一八七三年一月十六日，每周出版，但至三期即停刊。
Le Progrès（译意《进步》）发刊于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每周出版，因与《上海报界》竞争颇烈，遂同归于尽。
L'cho de Shanghai（译意《上海回声报》）发刊于一八八五年。每日出版，但数月即止。
L'cho de Chine（原名《中法汇报》）发刊于一八九五年，每日出版，篇幅甚小，但为在华法文报纸之领袖。
▲北京
Le Journal de Pèkin（原名《北京新闻》）。
La Politique de Pékin（原名《北京政闻报》）。
▲天津
Echo de Tientsin（译意《天津回声报》）。
La Tientsinois（译意《天津人报》）。
德文报纸
▲上海
Der Ostasiatische Lloyed（原名《德文新报》）发刊于一八六六年，至一九一七年，我国对德宣战而止。
Der Ferne Osten（译意《远东报》）发刊于一九〇二年，为《德文新报》主笔苏克（C.Fink）所创办，满三卷即停。
▲北京
Deutscher Ostasien Bote（译意《德国东亚差报》）。
俄文报纸
▲哈尔滨
哈尔滨为俄国在东方之商业根据地，故有报纸亦最多。属于白党者：如НовостиЖизни（译意《新生活报》）创立已二十一年，每星期增周刊画报一纸。但现渐与该国政府接近，有左转之倾向。
Заря（译意《霞报》）每日发行二次。晨刊名曰朝霞，夕刊名曰晚霞。昔在哈尔滨最占势力，在上海亦设有分馆。
Рупор（译意《传声报》）仅载普通消息。
РусскоеСпово（译意《俄声报》）属于皇室一派，但无势力。
属于红党者如Эхо（译意《回声报》）为俄政府在东三省之机关报。注意俄人在东三省之生活。宣传共产主义，不遗余力。凡中东路职员之隶白党者，一律送阅不取费，以期移转其意志。
Мопва（译意《风闻报》）销数甚少。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БюппетеньКВжд（《中东路经济周刊》）为中东路职员所编辑，偏重学术方面。
▲上海
ШанхайскаяЗаря（译意《上海霞报》）为哈尔滨《霞报》之分支，亦以反对该国政府为事。
Россия（译意《俄国》）为前皇族尼可来公等所组织，专事鼓吹复辟。执笔者多武人，持论颇激。有以张宗昌及张作霖之收容白党要人，故推崇备至。
▲上海
China Observer（译意《中国观察报》）。
日文报纸
▲北京
《新支那》（一九一三年）、《支那问题》（一九二二年）、《极东新信》（一九二三年）、《北京新闻》（一九二三年）。
▲天津
《天津日报》（一九一一年）、《京津日日新闻》（一九一八年）、《天津经济新报》（一九二〇年）。
▲奉天
《奉天新报》（一九一七年）、《奉天每日新闻》（一九二〇年）、《奉天商工周报》（一九二二年）、《大陆日日新闻》（一九二二年）、《满蒙经济新报》（一九二三年）半月刊。
▲营口
《满洲新报》（一九〇九年）、《营口经济日报》（一九二二年）。
▲铁岭
《铁岭时报》（一九〇九年）。
▲开原
《开原时报》（一九一九年）、《开原实业新报》（一九二三年）。
▲吉林
《吉林时报》（一九一二年）周刊、《松江新闻》（一九二三年）。
▲长春
《长春日报》（一九一〇年）、《长春商业时报》（一九一五年）、《长春实业新闻》（一九二〇年）。
▲安东
《安东新报》（一九〇六年）、《满鲜纵横评论》（一九二〇年）月刊、《满鲜时报》（一九二〇年）。
▲大连
《辽东新报》（一九〇六年）、《满洲日日新闻》（一九〇九年）、《满洲商业新报》（一九一七年）、《大连新闻》（一九二〇年）、《关东新报》（一九二〇年）、《极东》（一九二四年）周刊。
▲抚顺
《抚顺新闻》（一九二二年）。
▲本溪湖
《安东新闻》（一九一二年）。
▲哈尔滨
《哈尔滨日日新闻》（一九二二年）、《哈尔滨时报》（一九二三年）。
▲公主岭
《公主岭商报》（一九二〇年）。
▲辽阳
《辽阳每日新闻》（一九〇九年）。
▲间岛
《间岛新报》（一九一八年）。
▲四平街
《四洮新闻》（一九二〇年）。
▲济南
《山东新闻》（一九一六年）、《山东商报》（一九二三年）、《胶济时事新报》（一九二三年）。
▲青岛
《青岛新报》（一九二五年）。
▲上海
《上海日报》（一九〇四年）、《上海》（一九一三年）周刊、《上海日日新闻》（一九一四年）、《上海每日新闻》（一九一八年）、《上海时论》（一九二六年）月刊。
▲汉口
《汉口日报》（一九〇八年）、《汉口日日新闻》（一九一八年）、《汉口公论》（一九二二年）周刊。
▲福州
《福州时报》（一九二四年）半周刊。
▲厦门
《南支那》（一九二二年）周刊。
▲广州
《广州日报》（一九二三年）。
▲香港
《香港日报》（一九一〇年）。
此外尚有发刊于其本国之外国文杂志，而以研究东方政治、宗教、社会、文学、美术为事者，其文字之关于中国者极多，今举其知名者如下：此种杂志中最先之数种，系在东方编辑，因当时在东方不能得外国铅字，故不得不寄往其本国印刷云。
伦敦Transaction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Asiatic Researches.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ents, London Institution.巴黎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Journal Asiatique ou Recueil.
Annales de I'Extreme Orient.
Revue de I'Extreme Orient.
Annales du Mussee Guimet.
T'oung Pao.（华名《通报》）。
Le Progres, Journal de I'Extreme Orient.
柏林Mitteilung des Seminars fu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东京Gesellschaft fur Natur und Volkerkund Ostasiens.
维也纳Monatsschrift fur den Orient.
罗马Societa Asiatica Italiana.
L'Oriente.
纽约Asia.
新加坡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Straits Branch.
海防Bulletin de I’Ecole Francais d’Extreme Orient.
（四）译报
鸦片之役，两广总督林则徐延通西文者翻译外报，故于英人动静，了如指掌。尝将外报所论中国、茶叶、军事、鸦片四端，附奏进呈。又编成《华事夷言录要》一书，见两江总督裕谦奏折中。时客林幕者为魏源（默深），倡议译报最力。其所著《圣武记》及《海国图志》，颇采外报之说。其《答奕山将军防御粤省书》，至以译报为其一端。[1]
兵志有之，“知彼知此，百战百胜”；以言译报之功，魏氏实开其先也。光绪初，上海机器制造局延美人金理楷、林乐知等翻译外报，每日或数日择要闻十余条，印送官绅阅看，其式如手折。其刊印成册者，名曰《西国近事汇编》，至光绪二十四年始止。此乃译报之大观。惟时过境迁，不免明日黄花之诮耳[2] ，后此，部臣疆吏多有以译报为言者，如安徽巡抚王笃棠奏请设立译报馆，谓“今中国贫弱至此，危殆至此，臣敢以一言括之，曰不明彼己而已。何也？我所日与争者，地球各国也。然各国人才如何，国势如何，学校何如，我不知也。我之人才，我之国势，我之学校，较各国如何，我亦不知也。各国议论我国人才国势学校如何，我更不知也。若此，岂特不知彼哉？直不知己耳。语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果不知也，其能胜乎？为今日计，拟请旨设一译洋报处，派翰林部员数人，率同翻译数人，专司其事。凡所得东西洋报，有关中国政事者，逐日译成，进呈御览。京外大小臣工，一并发观。其言本国政事，亦一律译呈。于是可以知彼，并可以知己矣。或云洋报坏人心术，惑人耳目，此误国之言，欲以塞我皇太后皇上之聪明，不复求所以御侮之策也。前两广督臣林则徐在任日，多方求外国新闻纸阅之，遂知洋情。林则徐精忠大节，中外所敬，岂亦为坏人心术惑人耳目之事乎？”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内，亦视分译西报为要图。谓“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如阅报，二者相需而成，缺一不可。泰西各国，报馆多至数百所，每馆每日出报多至数万张。凡时局、政要、商务、兵机、新艺、奇技，五洲所有事故，靡所不言。阅报之人，上自君后，下至妇孺，皆足不出户而于天下事了然也。故在上者能措办庶政而无壅蔽，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富强之原，厥由于是。今中国邸抄之外，其报馆仅有上海、汉口、广州、香港十余所；主笔之人不学无术，所言率皆浅陋不足省览。总署海关近译西报，然所译甚少，又未经印行，外间未有得见。今请于京师及各省会并通商口岸繁盛镇埠，咸立大报馆，择购西报之尤善者，分而译之。除恭缮进呈御览并咨送京外大小衙门外，即广印廉售，布之海内。其各省政俗土宜，亦由各报馆派人查验，随时报闻。则识时之俊日多，干国之材日出矣”。嗣总署议覆，谓“西人报例有专谈时务者，有专谈艺学者。时务之报，译者尚多；艺学之报，译者寥寥，而为用甚广，亦不妨令学堂中选择译之，以收知新之效。”曾奉旨允准，亦一时之风气也。
昔时报纸，访稿鲜少，以译报为大宗材料；且为规避法律责任计，亦以译报为便利，《上海闲话》云：“上海报纸于不受政治暴力之外，尤得有一大助力，则取材于本埠外报是也。查本埠外报以《字林泰晤士》为最大，继之者为《文汇报》《大陆报》，皆英文也。此外复有法文报、德文报、日文报，皆各国殖民政策中之一手段也。沪上华报所得消息，其始既无本报专电，即路透电亦仅代外人为喉舌；而各外报则均受各该本国政治上之委任，即各方面之消息，亦较灵通。故十数年前华报所得紧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报转译而来。且一经登载，声明由某外报译录，即有错误，本报可不负责。盖其时报纸为不正当营业之一，偶有误闻，无所谓具函更正之手续，小而起诉，大而封闭，此更办报者之所寒心。故转登外报，既得灵便之消息，又不负法律之责任，其为华报之助力者大矣。”
注释
[1]魏源《答奕山将军书》：“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较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
[2]练青轩《自强刍议》：“官书局译西报，语涉中国，多置不录，是弃有用而收无用。江南制造局译西报，除送要署数处，待数年后始刊《近事汇编》，时过境迁，何关要领，是收有用而置无用。——故通商数十年，官吏士民，能识洋情者盖寡——驻使随员，并令多译西报，汇寄刊行，必较中国辗转译者尤多翔实。”
第二节 当时报界之情形
吾前不云乎：“我国人民所办之报纸，在同治末已有之，特当时只视为商业之一种，姑试为之，固无明显之主张也。其形式既不脱外报窠臼，其发行亦多假名外人。”故由鸦片战争以迄戊戌政变，其时期俱为外报所占有，而《申报》《新闻报》又为此中翘楚。兹节所述，虽以外报为中心，然此时期之一切报纸情形，可由此推而知也。
（一）编辑之形式自同治末年，以迄光绪中叶，日报编辑之形式，大率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论说则有若制义。新闻必重要者始有题目；琐屑者则各就其地冠以总名。如北京则“上林春色”“禁苑秋声”；江宁则“白门柳色”；镇江则“铁瓮涛声”；苏州则“屧廊艳影”；松江则“峰泖闲云”；杭州则“西湖棹歌”；嘉兴则“鸳湖渔唱”；武昌则“鹤楼留韵”；九江则“湓湖潮声”；安庆则“皖公山色”；广州则“羊城夕照”之类。颠倒变换，应用不穷。本埠则称某界公堂琐案，或某界捕房琐案而已。其时尚无专电之名词，除电传上谕外，如各省大员出缺，或兵变、大火灾，间由访员发电报告，然亦非常见之事。故斯时报务至简单，午后着手，上灯时已一律竣事矣。《最近五十年之中国》云：“彼时报纸所摭拾，大率里巷琐闻，无关宏旨。国家大政事大计划，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决不敢形诸笔墨。故报纸资料，大半模糊而琐细。核其门目，约分数端：一为谕旨、奏折、宫门抄、辕门抄等，备官场中人浏览，借知升迁降调等情形与送往迎来之事迹；盖宦海之珍闻也。一为各省各埠琐录，如试场文字、书院题目与夫命盗灾异，以及谈狐说鬼等，备普通社会阅之，借为酒后茶余之谈助；盖稗官之别派也。一为诗词，彼唱此和，喋喋不休，或描写艳情，或流连景物，互矜风雅，高据词坛，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累牍连篇，阅者生厌；盖诗社之变相也。此外如商家市价、轮船行期、戏馆剧目等等，皆属于广告性质，借便一般人士之检查；是又游客之指南针，旅人之消遣品也。要而言之，其时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而其总原因，由于全国上下皆无政治思想，无世界眼光，以为报纸不过洋商一种营业，与吾侪初无若何之关系。”言之可谓深切。吾尝纵览昔日之报纸，觉其材料之简陋，与编辑之板滞，视今日报纸之副张，犹有逊色。但此亦时势使然，非果昔人之才智不如今人也。
（二）记者之地位记者之职业，誉之者至谓为“无冕之王”，而在昔则不敢以此自鸣于世也。《上海闲话》云：“昔左文襄在新疆，由胡雪岩介绍，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万，沪上报纸颇有非难。夫兵事借债，最为非计，特彼时朝野上下，知此者鲜；无论借者不明斯义，即反对者亦只知以中朝向外国贷款为有失体面，直不过无的之矢，双方均属蒙昧而已。然文襄闻有反对者，即大怒不止，故与其友人书，有云：‘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之语。其轻视报界为何如！惟当时并不以左氏之诋斥为非者。盖社会普通心理，认报馆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钞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宜文襄之因事大施讥评也。”夫左之言诚过矣；然当时社会所谓优秀份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此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思。各埠访员人格，犹鲜高贵，则亦事实之不可为讳者。迨梁启超等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矣。
社会之观察记者既如此，自报馆以观察记者又如何？《最近五十年之中国》云：“当时报馆房屋，均甚敝旧，起居办事之室，方广不逾寻丈，光线甚暗，而寝处饮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则寒风砭骨，夏则炽热如炉。最难堪者，臭虫生殖之繁，到处蠕蠕而动，大堪惊异。往往终夜被扰，不能睡眠。馆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肆，或令仆人购餐于市肆，携回房中食之。所谓仆人者，实即馆中司阍而兼充主笔房同人差遣奔走，并非专司其事之馆役。薪水按西历发给，至丰者月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降，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给于中。生涯之落寞，盖无有甚于此者。”此种情形，虽未必馆尽如是，然设备上之简陋，经济上之节省，概可知矣。
（三）营业之状况当时报馆必延一华人为买办，与洋行制度无异。而所谓买办者，其职权不啻账房。又卖报之人，即招揽广告之人，外埠且兼任访员，以访员与账房接近，偶有访稿，亦即附致账房信中，故无形中账房隐有支配主笔之力焉。每日印报不过数百纸，每纸取费八文，预定六文，卖报者得增取二文。广告每五十字起码，每日取费二百五十文，每加十字加费五十文。报费每月一结，未卖去者可以退还。然阅报者与登广告者，仍以洋商或与洋商有关系之人为多。报馆经济之维持，惟赖此耳。《上海闲话》云：“昔日每日发行之报，无过数百份。每份仅一纸，其事务之简单可知。而偏有一种雇用之人，为今日之所无须，乃为昔日之所必有。其人惟何？则每日挨门送报之人是也。缘今日各日报，其发行本埠之报纸，均由贩报者先时订定或由一人承包，已为今日沪上一种专业，若彼时则无有也。而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故每日出报，外埠则托信局分寄；而本埠则必雇有专人，于分送长年定阅各家者外，其剩余之报，则挨门分送于各商店。然各商店并不欢迎，且有厉声色以饷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则唯唯承受惟谨。及届月终，复多方善言，乞取报资，多少即亦不论，几与沿门求乞无异。惟其中有一事，至可为吾人纪念者。报馆每日所出之报，其总数无过于数百份，而社会之不欢迎又如上述，则所谓长年定阅之各家，究系何人？盖大率洋商开设之洋行公司，及与洋商有关系之商店为多。噫！中西人知识之不侔，于此可见矣。”
至于各报之间，既无公会，且少联络，当时并有一种风气，各报喜于笔战，夸己之长，蹈人之短，而所争者乃极细微而无意识之事。自今视之，亦可笑矣。
第三节 当时国人对外报之态度
外人之在我国办报，自别有其作用。昔之有识者，已慨乎其言之。《盛世危言》云：“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摈诸四夷矣。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此指外人所办之华字日报而言也。
至对外人所办之西字日报，则有主张自创西文报纸者。如王韬之《上方照轩军门书》云：“一宜设洋文日报以挽回欧洲之人心也。迩来西人在中土通商口岸，创设日报馆，其资皆出自西人。其为主笔者，类皆久居中土，稔悉内地情形。且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混淆，是非倒置。泰西之人，只识洋文，信其所言为确实，遇中外交涉之事，则有先入之言为主，而中国自难与之争矣。今我自为政，备述其颠末，而曲直则自见。彼又何从以再逞其鼓簧哉？”又尝在报端著论，言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谓：“由今之时观今之势，中国之所宜自设者，不在乎华字日报，而在乎西字日报。盖日报而系华字，而传而诵之者，只华人而已；西人则无从辨其文义也。中外交涉，于今称胜，远非昔日之比。修好睦邻之道，首在于联声气，通梱素，明事理，达情形。然此则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必先于平日预为之地然后可。若是者，非自设西字日报不为功。请进而言其利：以西国之人，述中国之事，容有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斯固势之所必然，而无足怪者。中国既自设西文日报，则可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纠其谬而正其讹，然后事理不至于乖错，即可泯猜贰于无形。就使西报一无错误，而我复重言以申明之，亦未始非互证旁稽之一助。此其利一。凡中外利病之所在，因革损益之所宜，或在事前，或在事后，皆得秉公论断，指陈得失，使彼知孰为不便，因以定从违之准，分取舍之途，则彼此可免扞格不通之病。此其利二。交涉巨案，兵戎玉帛，胥于是焉系。西报苟稍存左袒之心，或措辞之轻重失其宜，叙事之详略失其当，皆足以激愤而致祸。要之，直道自在天壤，吾第据事直书，不以加减臧否褒贬于其间，务使公是公非，灿然大白于天下，则彼求全责备之心，不烦言而自解，国家或于此得转圜之力。此其利三。斯三者，皆其彰明较著，而于中国政事人民极有关系者也。”后此言创办西字报而较有计划者，为熊希龄之呈请设立寰球通报社，谓：“外交之术，不外乎通。通者，知彼知己之谓也。欧美各国，犬牙相错，消息灵通。苟有关于政治问题，甲国之密议初开，乙国则新闻缕载；丙国之报章方出，丁国则诋辩旋来。捕风捉影之谈，转瞬即而冰释。秣马厉兵之说，当时立见调和。故报馆之力，几若操各国和战之权，不独耸世界人民之观听已也。日本自变法以来，即于各国都城开设洋文杂志，政府助以津贴。故日俄之役，俄虽以黄祸之说煽动欧美各报，日本即于其所设杂志中反复申辩，以释各国之疑忌，而免其干涉，卒以是收效果焉。近更于吾国各省，设立华文报，如上海《同文沪报》，北京《顺天时报》《天津报》，奉天《辽东新报》《盛京时报》，约有数十余家。俄法仿之，亦于吉林、青岛、上海等处，开设华字新报，意在与各国商务竞争，并以联吾国官民之感情也。然上海虽有西人所设之《字林报》《南方报》之附译洋文，足以供西人之浏览。然各国居沪者多属商人，于其本国政界，无甚势力，言之未足以动听也。夫东西各国，立国既异，而政体、历史、风土、人情、语言、文字，亦不相同。中国文学之艰深，言语之复杂，政体历史之相沿，风俗人情之习惯，尤非西人所能尽悉。希龄等游历欧美，与其国官绅来往酬答，知其于东方事实，全属隔膜之谈，故于吾国外交，多凭耳食，往往误会宗旨，相持不下。一教案之交涉，则疑为官吏之唆成；一聘使之往来，则疑为朝廷之密约。上海公堂一案，而西文各报则指为贩奴之恶习；抵制美货一案，而西文各报则指为排外之风潮。南北大操，为吾国讲武之政，而各国咸有疑心；路矿争抗，为吾国自主之权，而各国皆谓为仇外。甚至北京聘一教习，直省延一顾问，各国报纸喧腾，非以为偏重日德，则以为左袒法俄。因讹生疑，因疑生忌，忌则机械变诈，牵制抵抗，见之实行，而吾国政府应办之内政，亦多受其影响，几不能出各国势力范围之外矣。苟于各国都城，设立洋文杂志，遇有关于各国政治之交涉者，则先为登述；遇有各国报纸之误疑中国政策者，则曲为申辩。使之洞然于理之是非，时之难易，事之曲直，而更正焉，而扶助焉，将于吾国外交界中实有无形之裨益也。希龄等拟仿日本之意，纠集公私各股，专于日本、英、美、德、法、俄、奥、意八国，次第设立洋文杂志，每月一册，赠送各国政府官绅及各报馆，余则售诸民间。其经费，汇寄各国驻使，请其按月发给。其杂志，则雇请外人主笔，而由本国学生授之以意。其事实，则由各省官吏钞寄案件，而由上海通信员为之转递。希龄等前在欧美各国时，彼此集商，意见相同。又以上海一埠，滨临江海，中外交通，极形利便，拟先设立寰球通报社一所，以为枢纽。由日而美，而英，而法，而德，而俄，而奥，而意，次第开办，渐求完全。此举系为通外情申公论起见，合应仰恳宪台鼎力维持，并咨行内地各省督抚宪，遇有交涉应登之件，邮寄寰球通报社以便转递外洋，登之杂志。庶几联国际之感情，解条文之误会，实于目前大局，极有关系。”当时东三省总督曾批准年拨五万两，以为之倡，惜未见之实行。近人之言办西字报者日多，然出版不过数种。且规模甚小，宗旨又时变易，以云宣传，戛戛乎其难之矣。
以上乃对国内外报及自办西字报而言也。至注意国外外报而所见更进一层者，如寿萱室条陈，列结纳洋报为其一端，谓：“查外洋各报，大者日出兆数，小者亦销万余。一纸传来，争相购阅。况其流布之捷，秉笔之公，有时反足为中国助。昔者越南洋事起，曾惠敏适秉驻法使节，除与译署随时电商机要外，一面即结好各洋报之主笔访事。故维时各报之论说，不致袒法侮中，其首相兼外部斐礼，遂大不理于人口。民志骚然，竟有袖枪以谋击刺者。厥后镇南之败，斐礼至议院请再添饷添兵，而议院竟不之允。斐礼不得已，即日辞职卸权，是以继任之茀来西尼遂肯乘势转圜，议和就款，不复索偿兵费，则实洋报维系之功也。惟近来各报于彼国在华之种种迫胁要求，每多附和之词。虽法国《奴弗利斯忒报》之主笔访事，如虚素拂拉维男爵、白吕楠及覃尔玛三人，尚能独排众议，秉公昌言，然卒以势孤而无济于事。至该三人之所以肯出此者，不过曾与中国使署往还耳。而其发议，已肯为中国代鸣不平如此。诚使各出使大臣平日皆以曾惠敏为法则，月旦公评，遍于道路，其受益有在于无形者。此事关系匪轻，拟请旨密令各出使大臣及参赞译员等，于外洋各报馆之主笔访事，广为结纳，并许以宝星之奖，俾作隐援而联声气，则于交涉事件实大有裨益也。”
第四节 外报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
外报之影响于中国文化，可略举数端如下：
（一）政治方面甲午以前，报纸罕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如英使郭嵩焘在伦敦画像，为彼国报纸所讥讽，《申报》载之，大费交涉。又如江南提督谭碧理往来淞沪，为报纸所纪载，即命人与报馆交涉，不得登载。后又行文总督，大肆诋。在今日视之，固不值一哂也。迨戊戌政变，沪报始对旧派有微词。至各报之论说，亦常建议创办航路邮政，改良市政水利，诸凡兴利除弊裕国便民之事，虽不尽为当局所采纳，而促起其注意之力，则甚伟也。
（二）教育方面明清以制义取士，同光间其风尤盛，时报纸初兴，为迎合社会心理，常征刻时艺，谓以供士子揣摩。而每逢考试，则题目视为重要新闻之一，榜名尤须快著先鞭。不惜糜金钱耗精神以赴之。有所论列，亦皆科场中事。而学政黄某提覆一案，尤哄传一时[1] ，盖亦受科举之影响也。《上海闲话》云：“清时科举盛行，每当直省乡试之年，则各报必延聘一科甲者，于放榜之前，拟作江浙两省闱题文，登之报者，以代论说。此风不知始自何时，其后乃相沿成例。盖举世为科举梦所浸灌也。犹忆丁酉江南乡试首场，第一题为‘文学子游’四字。《申报》既延某太史拟作闱墨，发之报端矣；嗣于九月初旬，俞曲园自苏寄来拟作一篇，嘱登报端，其破题为‘殿四科以文学，圣道南矣’云云，通篇即以此作骨，一时士子轰传。未几，该报邮寄南京监临某，携达主考官，时距放榜之期，尚有两旬。两主考官见曲园拟作如是云云，即就以习礼作骨之阅定各卷，重行去取，而以圣道南行作骨之各卷补其额。吾友孙君霆锐即被摈于此者。孙其时即主《申报》之笔政者。揭晓后，其荐卷房师某过沪，以语霆锐，并询曲园之文之所自来，并为孙惋惜不置。此为报纸之用，本不在科举之末政，而影响反中于是。亦上海自有报纸以来之异闻矣。”又：“当戊戌四五月间，朝旨废八股，改试经义策论，士子多自琢磨。虽在穷乡僻壤，亦订结数人，合阅沪报一份。所谓时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亦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书贾坊刻，亦间就各报分类摘抄，刊售以牟利。盖巨剪之业，在今日用之办报，以与名山分席，而在昔日，则名山事业且无过于剪报学问也。”当时主笔之职责，以报首论说为重要。每星期中，某人轮某日，预为认定。题则各人自拟，大概采取本报所载时事，或论、或说、或议、或书后，体裁与科场试题相仿佛。而篇幅则须满足一千二百字左右，纵意竭词穷，亦必敷衍至及格始已。又与科场程式为近。夫以纵谈时事之文，而限以字数，使言者不得尽其意，其无理孰甚于此。迨甲午一战以后，诽议杂兴，旋废八股试士之法，此风始稍稍革矣。
（三）科学方面外人之传教也，均以输入学术为接近社会之方法。故最初发行之报纸，其材料之大部分，舍宗教外，即为声光化电之学。惟当时我国人因鸦片之战，洪杨之役，见西人之船坚炮利，以为西学即在于此，致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一方面，来华之教士，亦未必均为博学之士。报中文字又极肤浅，分期出版，亦觉一鳞一爪，破碎不完。重以报纸因传教之关系，有使科学同被厌弃之倾向。故虽有印刷发行之利便，而迄不能发展我国之科学思想也。
（四）外交方面外报之目的，为传教与通商而宣传，其为一己谋便利，夫何待言。当时教士与关吏，深入内地，调查风土人情，探刺机密，以供其国人之参考。故彼等之言，足以左右外人舆论与其政府之外交方策，而彼等直接间接与报纸均有关系。初外报对于中国，尚知尊重，不敢妄加评议。及经几度战事，窘象毕露，言论乃肆无忌惮。挑衅饰非，淆乱听闻，无恶不作矣。
外报今日在中国之势力，英人为最，日人次之，美、法等国又次之。其言论与纪载，均与其国之外交方策息息相关。一步一趋，丝毫不乱。近二十余年来，日人所办之华字报，如《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因军人压制言论之关系，乃与彼等以绝大推销之机会。借外交之后盾，为离间我国人之手段。夫报纸之自攻击其政府与国民可也，彼报之攻击我政府与国民亦可也，今彼报代表其政府，以我国之文字与我国人之口吻，而攻击我政府与国民，斯可忍，孰不可忍！附述于此，以当国人棒喝。
（五）商业方面日报之发生，与商业极有关系。其唯一之需要，即船期与市情之报告是。外货之推销，以广告为唯一方法，不胫而走，实报纸传播之力也。从乐观方面言，因新经济学说之输入，足以促华商之觉悟，使具国际间之知识，而渐启其从事企业之思想。从悲观方面言，则外货阑入内地，漏卮日巨，因而物价腾踊，民生日困，在我国经济史上，诚一大变迁也。
（六）宗教方面基督教之传入，极注意文字上之宣传，欲以新偶像代旧偶像，流弊所及，遂养成一种功利主义，以致民教不和。民国以后，教案较少。此非教会之让步，乃外势之屈伏，当宪法议至人民一章时，国教一问题，在国会中争论至烈，其影响之大可知矣。其实教士之来华，不啻为其政府之密探。此在彼等报纸通信中，及彼使馆所持为交涉之证据而知之。近者“五卅”案发生，彼等爱中国爱和平之假面具，更揭破而无余矣。
注释
[1]光绪七年十二月，江苏学政黄某考试文童，于向例正场出图之后即行复试，改为正场之后先行悬牌提覆，于正额之外溢取若干名，俟提覆之后，再行出图。《申报》著论讥之，以为徒多周折。黄某阅报大怒，特发告示，令会审公廨张贴申报馆前，大致谓：“本月二十四日，阅《申报》中列有论院试提覆，信口讥评。显系童试被黜之家散布流言，希图泄忿。而该馆受其嘱托，为之推波助澜。事关文风士习，不得不为该馆详悉言之。（中略）总之，此事已经奏闻，非奉旨停止，断不为蜚语所摇。该馆平日议论，公私参半，于中朝大政，且有所是非，于廷臣直言，且有所臧否，何有于学使？本官虽单寒出身，一官如寄。焚香清夜，临上质旁，心苟无瑕，即使群不逞者聚而诅咒之，强有力者随而排挤之，亦所不顾，何有于该馆执笔之徒？惟素性酷爱人才，乐闻己过。该馆既明目张胆，不必隐姓埋名。如另有剔伪求真之良法，实在有利无弊，至公无私，自应降心采择。至各学书斗，与本署丁役人等，如果有从中索诈，如所称曩年童生鲍某一案，尽可据实指斥，以开本院之耳目。除讯明惩治，心感无既，万万不至于护前。若专斥提覆为非法，指被黜为冤屈，诬慎重为害人，袒横议为近理，藏头露尾，自居于匿名揭帖之列，此端一开，必至失意各童生纷纷私嘱，使执笔者以簧鼓士林。于风俗人心，贻害不浅。本院当移咨本省各大宪，转饬地方官，按律惩办。毋谓有恃不恐也。”
第五节 结论
秦汉唐元以还，我国声威远播，几乎震烁全球。然而文化实力，终觉局于一隅。其与我国接近之民族，又无一不为我国文化所濡染；即有可为我国他山之助者，仍因限于东方之一部分，故于文化之进步上，未能有充分发达。虽元代以兵力沟通欧亚，在战争史上诚为无上光荣；而在文化史上，颇足阻同化之进行。至若意人马可·波罗之东来，及其留仕我国，此只一坚苦卓绝之旅行家，旷代一至，于交通上之关系甚微。明代遣郑和七下南洋，诚可化干戈而为玉帛，但亦只一时之盛事，均无裨于文化之交换。盖当时我国人之心理，对于西人，若汉之于西域，东晋之于五胡，唐之于东西两突厥，以文明之地位自居，以域外蛮荒拟人也。
自葡人发见印度航路，基督教东来，而后我国人始知世界大势。基督教传教之方法，旧教由上行下，故重在著书；新教由下向上，故重在办报。而均以实学为之媒介以自重。其中如利玛窦（Matteo Ric ci）、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 biest）、伟烈亚力等之天算物理，慕维廉、裨治文（Elizah Coleman）等之地志，艾儒略（Jules Aleni）、艾约瑟等之重学，玛高温之电学，丁韪良（William Martin）之律学，合信（Thomas Hall Hudson）之医学，以及哲学、矿学、艺术、外国文字等，均足补我国旧有学术之不足，而另辟一新途径。同时渠等又致力我国经籍，贯串考核，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中间又经过中英与英法之战，我国人士之守旧思想，渐次为之打破，而以研究新学相激励。至是，中西文化融和之机大启，开千古未有之创局。追本溯源，为双方灌输之先导者，谁欤？则外人所发行之书报是已。虽然，从文化上之全体以观，外报在我国，关于科学上之贡献，当然为吾人所承认；惜以传教为主要目的，是去一偶像而又立一偶像也。且流弊所及，一部分乃养成许多“boy”式之人材，舍本逐末，为彼辈之走狗，得不偿失，无过于此。若就近日之外报言之，几一致为其国家出力，鼓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关于外交问题，往往推波助澜，为害于我国实大。不过以第三者眼光观之，外报于编辑、发行、印刷诸方面，均较中国报纸胜一筹，销数不多而甚有势力，著论纪事，均有素养，且无论规模大小，能继续经营，渐趋稳固。是则中国报纸所宜效法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