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报，无民意之可言也。外报，仅可代表外人之意思；虽其间执笔者有华人，然办报之宗旨不同，即言之亦不能尽其意也。我国民报之产生，当以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之《昭文新报》为最早。次为同治十三年在上海出版之《汇报》，在香港出版之《循环日报》，光绪二年在上海出版之《新报》，及光绪十二年在广州出版之《广报》；斯四者皆当时深悉外情者之所为，惜国人尚不知阅报为何事，未为社会所见重耳。迨光绪二十一年，时适中日战后，国人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之《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京沪，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盖自此始。后此《时务报》与《时务日报》等接踵而起，一时报纸，兴也勃焉。语其比较知名者如下：
上海：《苏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国公报》《新世界日报》《指南报》《维新报》《博闻报》《爱国日报》《华洋报》《申江日报》《少年中国报》《独立报》《江浙汇报》《苏海汇报》《民吁报》《民立报》《民呼报》《天铎报》《民意报》《时事报》《舆论报》《舆论时事报》《海上日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南方报》《世界通报》（以上日报）
《农学报》《艺学报》《算学报》《中外算报》《实学报》《萃报》《工商学报》《商务报》《江南商务报》《政艺通报》《国粹学报》《普通学报》《通学报》《学报》《新学报》《格致新闻》《新世界学报》《政治学报》《集成报》《求是报》《女报》《外交报》《求我报》《蒙学画报》《新中国白话报》《大陆》《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外大事报》《五洲时事汇报》《扬子江丛报》《新小说》《科学世界》《东方杂志》《译林》《选报》《卫生报》《预备立宪公会报》《书画谱报》《欧美法政介闻》《飞影阁画报》《飞云阁画报》《政论》《国风报》《民声杂志》《进步》（以上杂志）
北京：《京话日报》《强学报》《燕京时报》《京报》《刍言报》《北京日报》《中华报》《中国报》《全京日报》《帝国日报》《京都时报》《帝京新闻》《华字汇报》《金台组报》《宪志日报》《公论实报》《国民公报》《新闻汇报》《京津时报》（以上日报）
《启蒙画报》《工艺报》《宪法新闻》《地学杂志》《北京商务报》（以上杂志）
天津：《津报》《国闻报》《天津时报》《天津日日新闻》《大公报》《时闻报》《北方日报》《多闻报》《通报》《中外实报》（以上日报）
《国闻汇编》《农学报》（以上杂志）
广州：《博文报》《岭南报》《岭海报》《寰球报》《商务报》《纪南报》《广智报》《羊城报》《七十二行商报》《越峤纪闻》《南越报》《商务总会报》《人权报》《粤东公报》《公言报》《时敏报》《亚东报》《亚洲报》《醒报》《廿世纪报》《国事报》《光华报》《光汉报》《震旦报》《天运报》《国民报》《中原报》《又新报》《可报》《陀城报》《安雅书局世说编》（以上日报）
《报华五日大事纪》《南洋七日报》《半星期报》《农工商报》《保国粹旬报》（以上杂志）
潮州：《公理报》
苏州：《苏报》《苏州白话报》《日新报》
无锡：《锡金日报》（日报）《无锡白话报》（杂志）
镇江：《扬子江日报》
扬州：《淮南日报》（日报）《广陵涛》（杂志）
芜湖：《商务日报》《皖江日报》《皖报》《鸠江日报》
安庆：《爱国新报》
南昌：《博闻报》《新民报》《自治日报》
九江：《江报》
赣州：《又新日报》
汉口：《汉报》《商务报》《武汉新报》《中西报》《大江报》《夏报》《楚报》《湖北日报》《汉皋新闻》《鄂报》《绎言报》《新汉报》《大汉报》
武昌：《通俗报》《湖北商务报》
长沙：《湘报》《长沙日报》（以上日报）《外交俚语报》《湘学报》《经济报》《广雅俗报》《算报》《蒙养学报》《演说通俗报》《通俗教育报》（以上杂志）
重庆：《救时报》《重庆日报》（以上日报）《渝报》《广益丛报》（以上杂志）
成都：《蜀学报》《蜀报》（杂志）
济南：《济南报》《简报》（以上日报）《国文报》（杂志）
烟台：《胶州报》《芝罘日报》《山东日报》《勃海日报》
青岛：《青岛报》
太原：《晋报》《晋阳日报》
奉天：《东三省日报》《大中公报》《微言报》《醒时报》《盛京报》
吉林：《自治日报》
长春：《长春公报》
营口：《营商日报》
哈尔滨：《滨江日报》《东陲公报》
伊犁：《伊犁白话报》
杭州：《杭报》《经世报》《全浙公报》《浙江日报》《危言报》（以上日报）
《杭州白话报》《医学报》《五日报》《新政交儆报》《群学社编》（以上杂志）
宁波：《四明日报》《甬报》
厦门：《漳泉日报》《福建日日报》（以上日报）《鹭江报》（杂志）
福州：《福报》《福建日日新闻》《福建日报》《福建新闻报》（以上日报）《福建七日报》（杂志）
汕头：《岭东月报》《中华新报》
贵州：《西南日报》
桂林：《广仁报》（日报）《官话报》（杂志）
梧州：《广西新报》
香港：《循环日报》《中国日报》《公益报》《维新日报》《香港新报》《公益报》《有所谓报》《少年报》《香港商报》《通报》《广东报》《香海日报》
澳门：《澳报》（日报）《知新报》（杂志）
新加坡：《天南星报》《日新报》《叻报》《总汇新报》《图南报》《中兴日报》《阳明报》
槟榔屿：《槟城新报》
雪梨：《东华新报》《广益华报》
爪哇：《乌岛日报》
巴达维亚：《华铎报》
马尼剌：《岷报》
旧金山：《文兴日报》《金港日报》《华洋报》《大同晨报》《世界日报》《少年中国晨报》《翰香报》《实文报》《中西报》《华美报》《万球报》
檀香山：《新中国报》《隆记报》《华夏报》《丽记报》
温哥武：《大汉公报》《华英日报》
纽约：《光报》《纽约日报》
巴黎：《新世纪》
神户：《东亚报》《日华新报》
东京：《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云南杂志》《四川杂志》《河南》《晋乘》《粤西》《直说》《游学译编》《译书汇编》《新译界》《中国新报》《学报》《牖报》《学海》《医药学报》《卫生世界》《中国商业》《研究会日报》《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农商杂志》《中国蚕丝业会报》《法政学交通社月报》《政法学报》《宪法新志》《大同报》《廿世纪之中国女子》《新女界》《廿世纪之支那》《天义报》《民报》《复报》（以上杂志）
横滨：《大同学录》《开智录》《清议报》《新民丛报》（以上杂志）
高丽：《皇城新闻》
暹罗：《启南报》《华暹新报》
西贡：《光兴日报》
以上各报，其中一大部分，始因外侮之刺激，倡议维新，继以满人之顽固，昌言革命。武汉义旗一举，而清社遂屋。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第一节 日报之先导
我国人自办之日报，开其先路者，实为《昭文新报》，《循环日报》次之，《汇报》《新报》《广报》又次之。今硕果仅存者，惟《循环日报》耳。
《昭文新报》于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即民国前三十九年创刊于汉口，为艾小梅所发起。最初每日一出，以阅者甚少，乃改为五日一出。但销路仍不佳，未几遂停。
《循环日报》，创刊于同治十三年之春。先是，有王韬（紫诠）者，以上书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之嫌，清廷欲得而甘心，乃随麦华陀牧师走香港。旋应英华书院之聘，编辑《圣经》，遂家焉。迨欧海理牧师解散英华书院，王氏遂与该院买办黄平甫集股购入，易名中华印务总局，此同治十年事也。后就印务总局改组《循环日报》。“循环”云者，意谓革命虽败，而借是报以传播其种子，可以循环不已也。王氏自主笔政，洪幹甫及其婿钱昕伯辅之。钱氏盖奉《申报》主人美查之命，赴港调查报务以资仿效者也。初创时，新闻用洋纸印刷，船期尚用土纸（南山贝）。新闻常占篇幅三分之一，区为三栏：首栏选录《京报》，次栏为羊城新闻，又次则为中外新闻栏。然其时交通未便，消息难通，故主笔政者常须述野语稗史以补白。次年，附刊月报，择重要时事汇为一册，每年取费一元。嗣因销数不多，未期年而罢。当时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论说一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之合于我者，讽清廷以改革。《弢园文录外编》，即集该报论说精华成之。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自是而后，上海、新加坡等地报纸渐兴，互相转录，材料遂不虞缺乏。光绪四年，该报因省港消息灵通，特将每日报纸于先一夕派送，是为香港汉文晚报之先声。但往省船只，例于下午四时开行，而报纸印竣须在八时，故寄往广州澳门者，仍须俟诸次日。历四年，因时促事忙，遂取消晚报。光绪三十年，增加篇幅，分为庄谐二部，附以歌谣曲本，字句加圈点，阅者一目了然。光绪三十四年，京沪要事以电报传达，于是港中各报遂以专电互竞优劣。近年该报又迭有改良，无待缕述矣。
《汇报》，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创刊于上海，为中国第一留学生容闳（纯甫）所发起。集股万两，投资者多粤人，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实助成之。然又以文字易于贾祸，乃延英人葛理为总主笔，黄子韩、贾季良等为编辑。新闻中时涉及官事，股东不以为然。至七月二十一日，由葛理出名承顶，易名《汇报》，延管才叔为主笔。以《申报》为外人所开设，遇有当时以为不利于中国之事，即与之笔战。但营业不佳，乃清理账目，加入新股，于光绪元年六月十四日，易名《益报》，延朱莲生为主笔。至是年十一月初七日，朱氏辞职，斯报遂废。此三报以为时势所限，致难销行。然每日报首必载新闻目录，使阅者一目了然，是其特色也。
《新报》，于光绪二年十月初八日创刊于上海。由各省商帮出名，而其款实出自道库。新闻中英文并列；后此《南方报》《太平洋报》实仿之。惟外人未必阅此报，故次年五月即将英文取消，报名亦改横写为直写。至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以销路不畅，遂归并于制造局。
《广报》，于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创刊于广州，为邝其照（蓉阶）所发起。延吴大猷、林翰瀛为主笔。其形式与《申报》同。当道以报馆之馆字不妥，令改为局字。光绪十七年，以事触怒粤督李小泉，令番南两县封闭，不准复开。有“辩言乱政，法所不容。广报局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实堪痛恨，亟应严行查禁，以免淆惑人心！”等语。该报不得已，乃迁沙面租界，请英商必文出面，改名《中西日报》，继续出版。后又易名《越峤纪闻》，但不久亦停。
第二节 《中外纪闻》与《强学报》
强学会者，清季维新运动之总机关也。先是，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徐勤、汤觉顿等，在南方组织桂学会，谓非变法自强，则无由救国；并联合公车一再伏阙上书请求革新政治，此光绪二十年事也。时北方由文廷式之主倡，亦有强学会之组织，已而改为强学会书局，其目的亦在改良政治。其会员有黄绍箕、汪康年、黄遵宪、岑春煊、陈宝琛、陈三立等，而工部尚书孙家鼐、湖广总督张之洞胥其有力之后援者。康有为等闻之，因即遵海北游，往来上海北京，加入斯会，于是强学会势益大振，时光绪二十一年秋季也。斯会最初著手之事业，为办报馆与图书馆。袁世凯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北京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之梁启超，英人李提摩太亦参与之。当时会中殊无自购印刷机器之力，而坊间亦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板雕刻印行，日出一册，名曰《中外纪闻》。其形式与《京报》相似，即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发行月余，每日居然可送出二三千册。是年冬季，上海分会亦发行《强学报》[1] ，用铅字排印，每日出一小册，亦不取费。守旧派见而忌之，由杨崇伊奏请封禁。翌年二月下谕：“御史杨崇伊奏参翰林院学士文廷式一折，据称文廷式在松筠庵广集徒众，妄议朝政，及贿通内监，结党营私等事。虽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文廷式著革职永不叙用，并即行驱逐回籍，不许逗留。”于是《中外纪闻》与《强学报》，遂同归消灭。
注释
[1]康有为之《强学会报》序云：号物之大者，曰驼、象、骡、马、牛，皆彭亨庞巨，倍于人体。然而槛之，絷之，服之，乘之，甚且刲之，炰之。驼、牛、马宛转悲啼痛苦，受絷、缚、驾、乘、刲、炰，而呼号终莫救，仇怨终莫雪者，何哉？为其弱也。牛马无罪无辜，服勤供役，劳亦甚矣；而不免宰割者，何哉？为其愚也。《书》曰：“兼弱攻昧”，既弱既昧，自召兼攻，奈之何哉？尝考三千年青史氏之册，五大洲万国之志，若刘石之破洛阳，耶律氏之取石晋，金斡离不之破汴，驱虏搒掠，有若犬羊，断殊骨肉，宛转道路，托命异类，寄生鼎俎。当此之时，其与象、驼、牛、马之受絷、缚、驾、乘、刲割，岂有异哉？岂有异哉？彼马基顿之破波斯，回教突厥之破罗马，及近者泰西之分非洲，虏掠凌暴，异种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者。然则天道无知，惟佑强者。《易》首系乾以自强不息；洪范六极，弱居极下。盖强弱势也，虽圣人亦有不能不奉天者欤？然则惟有自强而已。夫强者有二：有力强，有智强。虎豹之猛，而扼于人；虎豹不能学问考论则愚，人能学问考论则智，是智胜也。至于天人、鬼物、昆虫、草木，莫不考论，则益智，故贵学。美人学会繁盛，立国百年，而著书立说多于希腊罗马三千年。故兵仅二万，而万国莫敢谁何？此以智强也。夫物单则弱兼则强，至累重什百千万亿兆京陔之则益强。荀子言物不能群，惟人能群，象、马、牛、驼不能群，故人得制焉。如使能群，则至微之蝗，群飞蔽天，天下畏焉，况莫大之象马而能群乎？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百亿兆人共学。学则强，群则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吾中国地合欧洲民众倍之，可谓庞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今者思自保之，在学群之。昔在京师，既与诸君子开会以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土集者百数，然犹未足合天下之才。海内耆贤通学，捧手推襟，欲推广京师之会，择合群之地，而益宏厥规则。沪上总南北之汇，为士夫所走集，乃群中外之图书器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无间，而因推行于直省焉。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以免为象驼牛马之受槛、絷、刲割，岂无同心乎？抑其甘沦异类耶？其诸有乐于会友辅仁欤？仁者何？仁吾神明之胄，先圣孔子之教非欤？
第三节 杂志之勃兴
北京强学会既被封禁，其上海支会不得已乃改为时务报馆；由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主笔，努力继续鼓吹其主张，时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也。《时务报》每旬一册，每册二十余页，以石版印连史纸上，极清晰而美观。所载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而域外报译，独占篇幅至二分之一而强。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之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举其著者，如长沙之湘学会、时务学堂；衡州之任学会；苏州之苏学会；北京之集学会；其他如算学会、农学会、天足会、禁烟会等，尤不可以计数，而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其意见。于是维新运动，顿呈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劝学篇》谓：“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盖指此时而言也。
《时务报》乃捐款所开办，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捐最多。张以报中论说太新，频加干涉，视主笔若资本家之于雇佣。时梁启超年少气盛，不能耐，翌年冬舍而之他；报事遂由汪康年一人主持。迨光绪二十四年夏，朝廷允御史宋伯鲁之请，改《时务报》为官报，命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乃改《时务报》为《昌言报》，延梁鼎芬为主笔，另行出版。于是时务报馆乃发生移交与否之问题，而大开笔战。但未几戊戌事起，康梁出走海外，《昌言报》亦旋停。此事遂无人过问。[1]
梁启超走日本后，又创《清议报》，以攻击慈禧太后及刚毅、荣禄为事。清廷相疾甚，至禁止入口。庚子后，创《新民丛报》，偏重灌输常识，极受社会欢迎。尝复印十余版，至今流行。光绪三十三年，发起政闻社，发行机关报，名曰《政论》，但旋为清廷所封禁。宣统二年，创《国风报》，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与《新民丛报》同时又创《新小说报》，以鼓吹革命。中有一小说，名《新中国未来记》，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所言多与后事暗合。
《清议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每旬出版于横滨，每册约四十页。所载分论说、名家著述、新书译丛、文苑、外论汇译、纪事、群报撷华等。阅三年，以不戒于火而止。
《新民丛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七年冬季，每半月发行于横滨，发行人为冯紫珊。每册约四十页。所载分论说、学说、时局、政治、杂评、小说、文苑等。出至七十二册而止。
《政论》，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每月发行于上海，由蒋智由编辑，为政闻社之机关。每册六十余页，所载分演讲、论著、记载、社报等。出至七期而止。
《国风报》，创刊于宣统二年正月，每旬出版于上海，发行人为何国桢。每册五六十页。所载分论说、时评、著译、调查、纪事、文苑等。出至五十三期而止。
当时继《时务报》而起者，为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在澳门出版之《知新报》，同年三月在长沙出版之《湘学新报》，时有三足鼎立之称。
《知新报》由康广仁、何廷光为经理，徐勤、何树龄等为主笔。始五日一出，后改每旬一出，每册约十五页，杭连纸铅印。所载分论说、上谕、近事、译报等。初拟名《广时务报》，后以报主维新不取复沓，乃用此名；至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始止。
《湘学新报》后简称《湘学报》，为长沙校经书院所编辑。每旬发行，每册约四十页，木刻连史纸印。内分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商学、交涉学、格致浅例等，盖讲义体也。出至二十三期而止。
其以纪述国内外大事与介绍新学术与新知识，继此发行，足资称述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在杭州出版之《经世报》；同年八月在上海出版之《实学报》；同年十月在重庆出版之《渝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在成都出版之《蜀学报》；五月在上海出版之《东亚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在上海出版之《东方杂志》及《译林》；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在厦门出版之《鹭江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在上海出版之《大陆》；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在广州出版之《振华五日大事记》；及三十四年三月出版之《半星期报》；与宣统二年七月在成都出版之《蜀报》。
《经世报》为章炳麟（太炎）、宋恕等所编辑，论说外，多译英法文报章；十余册即止。
《实学报》为王斯源、王仁俊等所编辑，每月三册，首载章奏及英日报文，后附刻中西人书籍甚多，均未全。原此报主义，将分天地人物为四纲，包举宏广；惜十余册即止。
《渝报》之总理为宋育仁（芸子），主笔为潘清荫（季约）。每旬发行，每册约二十页，木刻贡川纸印。所载分谕折、译报、新论、川省物价、渝城物价、各省新闻、本省新闻、外国新闻等；出至十六期而止。
《蜀学报》每旬发行，为尊经书局所出版。每册约二十五页，木刻毛边纸印。总理为宋育仁，主笔为吴之英（伯杰）。所载分谕旨、学会讲义、专论、海外近事、中国近事、蜀中近事等。《丛书报》为此报之附刊。
《东亚报》为韩昙首等所编辑，分论说、宗教、政治、法律、商务、艺学、经世文选诸门。每月三册，发行未一年而止。
《东方杂志》，为商务印书馆所出版，注意国内外大事。始每月一出；十七年后，改为半月刊。至今继续发行，为杂志中时期最长久而最努力者。前年为该报二十周年纪念，曾取二十年内材料之有系统者，仿丛书体例，编为《东方文库》，计八十二种一百册，该报精粹之所在也。
《译林》每册二十五页，考贝纸印。所载分法律、经济、名人传、商业史、游记等。执笔者为林长民、魏易等，林纾监译。出至十二册即止。
《鹭江报》每旬发行，每册二十余页，杭连纸印。所载分论说、谕折、中国纪事、各国纪事、汇论、西文译编、闽峤琐闻等。出至八十六期而止。
《大陆》为归国留日学生江吞所编辑。每月发行，每期约百页。所载分言论、学术、史传、军事、商工、教育、时事批评、杂录、文苑、小说、外论等。出至三十四期而止。
《振华五日大事记》，每小册约二十页。所载分论说、群言、学理、世界大事、中国大事、本省大事、浅说、白话、粤声等。出至五十一期而止。
《半星期报》，每三日发行，为莫梓軨所编辑。每册约二十页。所载分论说、短评、科学、新法、群言、小说、文苑、世界大事、中国大事、本省大事等。
《蜀报》，每半月发行，每册约三十页，铅字考贝纸印。由朱山编辑。所载分论著、文汇、译丛三大类。出至十二期而止。
其仿各史纪事本末及中西纪事体者，有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在上海发行之《萃报》，主持之者为朱强父。每周发行，连史纸石印，每册约三十页。所载分谕折、中国要务、各国要务、中华新闻、外事新闻、《路透》电音等。继之者为同年九月出版之《求是报》，为曾仰东、陈彭寿等所编辑。内编分交涉、时事、附录；外编分西报、西律、制造、格致、泰西稗编诸门，所采多出自法文书报。每旬发行。后此又有《集成报》，及光绪二十八年所出之《选报》，均每旬发行。而《集成报》印刷最精，所载多各省紧要成案，及各使馆档案，分类编纂，删繁而就简焉。
其提倡改良农工商事业者，有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在上海出版之《农学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出版之《工商学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之《商务报》；光绪三十三年在广州出版之《农工商报》与《实业报》。
《农学报》，每半月发行，每册约二十五页，连史纸石印。主持之者为罗振玉（叔蕴）、蒋斧。所载分公文、古籍调查、译述、专著等。二十四年改为旬刊，九月让渡于日人香月梅外。出至三百十五册而止。
《工商学报》，为张德坤编辑，每月四册，每册二十余页，连史纸石印。所载分谕折、论说、公牍、工商情形、译论、调查、市情。不久即停。
《商务报》，每旬发行，每册三十余页。所载分上谕、公牍、论说、浅说、商情、译述、实业、小说等。出至六十五期而止。
《农工商报》，编辑者为江宝衍（侠庵），每旬发行，每期约二十余页。所载分论说、农业、工业、商业、工商时事等。至四五十期，改名《广东劝业报》，至宣统二年始止。
《实业报》，每旬发行，每册约二十页，为曾公健等所创办。体例与《农工商报》相仿佛。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止。
其偏重数理者，有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在上海出版之《新学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出版之《格致新闻》；光绪二十七年出版之《普通学报》；光绪二十八年出版之《中外算报》。
《新学报》，每半月发行，为新学会与算学会所编辑。每册二十余页，石版连史纸印。所载为上谕、算学、政学、医学、博物等。
《格致新闻》，每旬发行，为朱开甲、王显理所创办，连史纸石印。报中有问答栏，颇便于初学者。又设学舍，请教士讲演，并实地试验，且得代购一切理化器械。后因事中止，与《益闻录》合并。
《普通学报》，每月发行，连史纸石印小册，每册约四十页。所载分经、史、文、算、格致、博物、外国语、学务等。
《中外算报》，每月发行，有光纸石印小册，每册二十余页。为杜亚泉等所编辑。
其专言教育者，则有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在上海出版之《教育世界》，与宣统元年正月出版之《教育杂志》。
《教育世界》之创刊，为罗振玉所发起，王国维为主笔，每旬发行。初专事译述；自六十九期起，改为半月刊，始加改良，分论说、学理、教授、训练、学制、传记、小说、本国学事、外国学事等。出至百十六期而止。
《教育杂志》，为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出版，每月一册。今尚继续发行。
其注意通俗教育者，有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在无锡出版之《无锡白话报》，每五日发行，木刻活字毛边纸印，每册十余页，为裘毓芳（梅侣）女士所创办。第五期起，改名《中国官音白话报》，每半月发行。继此者，有《苏州白话报》《杭州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京话报》等，其名不胜枚举。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女士为第一人矣。[2]
其提倡女学与女权者，则有光绪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之《女报》，为《苏报》主人陈范之女撷芬所创办。每月发行一小册，每册约二十页。所载分论说、新闻、翻译、教育论等。初出版时，随《苏报》附送六期，我国之有女报自此始。后此有丁初我、曾孟朴等所创办之《女界月刊》；陈以益所创办之《新女子世界》；秋瑾女士所创办之《中国女报》。秋女士就义后，《新女子世界》与《中国女报》合而为一，易名《神州女报》。
其提倡儿童教育者，则有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出版之《求我报》，每半月发行，连史纸石印。所载分方名、正蒙二编，由浅入深，与今日通行之初等小学教科书无异。继此者，有光绪二十九年在北京出版之《启蒙画报》，与光绪三十四年上海中华学会所出之《蒙学画报》，均每半月发行，若今之儿童教育画也。
其专言外交者，有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普通学书局所出之《外交报》，及三十年所出之《日俄战纪》。
《外交报》，每半月发行，每册约二十页，考贝纸印。所载分论说、谕旨、文牍、外交纪闻、译报、要电等；出至一百三十二期而止。
《日俄战纪》，为上海商务书馆所发行，每册约五十页。所载分地图、图画、军事、小史、战国文牍、海陆战事、日本防务、俄国防务、中国中立、各国中立、韩国近事、战地人物、杂记、时论，自开战迄议和，凡三十册。
其专研究外国语者，有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在上海发行之《通学报》，为任独（申甫）所编辑。始每旬发行，二年后改为月刊。所载有英语与世界语，分历史、地理、理化诸学科，由浅入深，与今之函授讲义同。发行六年始止。
其专言侨务者，有宣统元年四月巴达维亚华巫编辑所所出之《华铎报》，主笔为白洲。每周发行，每册约二十页，以引导华侨有独立合群尚武之性质，有国家之思想为宗旨。出至次年八月而止。
其专言地理者，有《地学杂志》，于宣统二年正月出版于北京，为中国地学会之言论机关。由张相文编辑。始全年十册，后改月刊，有光纸印。分论丛、杂俎、说部、记事诸栏。民国八年十二月休刊。
其专言法政者，有《法政杂志》，于宣统三年二月出版于上海，是陶保霖等编辑以研究法律政治现象，参证学理，以促进群治为宗旨。每月一册，分社说、资料、杂纂、记事诸栏。民国四年十二月休刊。
清代文字，受桐城派与八股之影响，重法度而轻意义。自魏源、梁启超等出，绍介新知，滋为恣肆开阖之致。留东学子所编书报，尤力求浅近，且喜用新名词，文体为之大变。守旧者不以为然，乃创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等杂志，以期挽救。但虽注重旧学，而实寓种族革命思想，是其特色也。
《政艺通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每半月出版于上海，编辑者为邓实（秋枚）。每册约四十页，考贝纸印。每册分上下两篇，上篇言政，下篇言艺。宣统元年，改为月刊；但旋即停止。
《国粹学报》，创刊于光绪三十年正月，每月发行于上海。编辑者亦为邓实。每册约四十页，所载以章炳麟、刘师培之文字为多。有光纸印。分政篇、史篇、学篇、文篇等。出至八十二期而止。[3]
《国文报》后改名《山东国文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每旬发行于济南。每册三十余页，考贝纸印。所载分论议、序跋、考古、公牍、书札、讲义等。出至二十八期而止。
《国粹丛编》，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所载为佚书、遗籍，出十二期而止。
《保国粹旬报》，创刊于宣统二年正月，每旬发行于广州。为黄德钧（继和）所编辑。但仅出六期即止。
慈禧太后复政后，立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下谕，谓：“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妄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大有借口康、梁，将报馆一网打尽之意。逮《清议报》出版，清廷衔康梁益甚，故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又下谕，谓：“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迭经谕令沿海各省督抚，悬赏缉拿，迄今尚未弋获。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著南洋、闽、浙、广东各省督抚，仍行明白示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如该逆犯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奖。此项银两，并着先行提存上海道库，一面验明交银，免致展转稽延。如有不愿领赏，愿得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亦必予以破格之赏。至该逆犯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犯等自无所施其伎。并着各该督抚实力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藏有该逆犯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行销毁，以申国宪而靖人心。”但康、梁均寓海外，此谕固无若何之效力也。
注释
[1]汪康年启事：
（一）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至今二年。现既奉旨改为官报，则《时务报》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即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谕，改为《昌言报》。另延请番禺梁节庵先生鼎芬为总董。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祈代派暨阅报诸君共鉴之。
（二）自甲午以来，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彼知己，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者。丙申春，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己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新旧之中，乃议设时务报馆于上海。时梁卓如孝廉方留滞京邸，致书康年，有公如设报馆某当惟命是遵之语。乃发电信，延之来馆，专司论说。及公延古城坦堂张少堂二君翻译东文西文报。是后诸君去来不常，故撰论译报，时易其人，而要其直言无隐，冀以草野之见闻，上备朝廷之采择，则犹夫初志。办理两年，未敢谓尽妥善，犹幸上承京外诸大吏之扶掖，中赖同志诸君之辅助，得以渐次推广，遍及各行省。馆中经费，全赖集资。核计五月开馆时，南皮制军倡捐千元，强学会留存余款七十余元，又康年经手斥卖无用器具银三百数十元，收回多付房租银一百数十元（以上三项，即首次捐款清单内所列之六百二十元），暨出版后诸同志陆续捐助，计共收银一万一千余元，又二千六百余两，报费五万八千余元（约及十成之八五），撙节支用，幸得搘拄至今。窃自谓可告无罪于海宇士夫矣。惟是去夏以来，人言藉藉，咸谓康年有亏空八千金情事。康年先时犹谓无根之言，不足置辩。近日则言者愈多，京城尤甚。并风闻业已见诸奏章，上尘天听。事之可诧，莫过于斯。夫馆中所收之经费，以捐款报资二者为大宗，其余均为数甚微。捐款除随时登报志谢外，又于每六阅月所开之收支清册，将实收之数，详细开列。试问助资诸君，有已付款而未登报者否？使此八千金之款，康年取为己用，匿不以报，则彼助资诸君何为默不一言？至于所收报资，亦已两次开列寄报收款清单表，供人检核。大约除所托非人被其乾没，或其人不善经理，以致报费无着，又或相距较远，尚未收到外，其余即已尽数列入表内。使康年所侵匿以八千金或取之报费，则必有曾付八千金而未获列入表内者矣。盍亦就代派诸君而一问之乎？收款之凿凿可指，既已如是，则必支用之帐或有不实，而后此八千金之数乃可融入其中而使人不觉。然自丙申初秋以至今夏，计共用七万二千余元又二百两，其用之也，有其时，有其人，并有其籍。且旧年以前，姑不置论。今岁上半年，计共用一万八千余元，内除薪资、印报费、寄报费，暨还代派处各款共一万四千八百余元外，其余房租、饭金、各项零用，都共三千二百余元。以半岁七月除之，计月用四百五十余元。其为款归实用，确凿可知，更何处容此八千金之虚数乎？至于此时所存银四百两又一千八百余元（以六月底为断），除实存现银外，亦有款可抵（此皆有着之款，惟暂不能入帐，诸君欲知其详，请到馆查阅可也）。则亏空八千金之说，抑亦不辩而自明矣。此外蜚语谤言，尤不一而足。凡此流传之言，本不愿琐琐辩论。惟是吾辈办事，贵使人信其无他。若所办之事，甫经就绪。而生平之操守几不能自白于人，则此后即日与人言维新，言开化，而人将以不肖相待，更有何事可为，不益为当世士大夫所羞辱乎？附缀数言，以谂知者。或不以为哓哓也。
（三）兹将康年上黄钦使之呈稿，刊录于后，借呈助资诸公公鉴。现在帐目均已齐备，一俟奉有明文，即行交出。仍另行筹款，续办《昌言报》，合并奉闻。“具呈进士汪康年，呈为据实申呈事。窃康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到苏松太道蔡谕开：七月二十三日，奉南洋大臣刘札，准总理衙门电开：两江总督转电出使日本大臣黄，湖广总督转电出使日本大臣黄，奉旨，刘坤一电称，康有为电，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等语。该报馆是否创自汪康年，及现在应如何收交之处，着黄遵宪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旷报务。钦此等因。到本大臣承准此，合行恭录札饬，札道即便遵照，转饬该报馆钦遵等因。奉此，合即谕饬，谕到该报馆即便钦遵毋违等因。奉此，康年窃惟已前之时务报馆，系由众人集捐而成，即是商款商办。故款项出入，非康年所敢独专。伏读六月初二日特派康有为督办之谕中，并有另给开办费六千两之旨。又检查协办大学士吏部大堂孙复奏，第筹议开办常年各经费，亦未提及交收一字，名为开办，事实创而非因；费有常年，责在官而无借商力。是朝旨既未令交代，而康年所办又系众人集捐之事，亦何能独自擅交。此康年难于交代之缘由也。康年于获见电传上谕后，遵即暂行停办《时务报》，一面电催康主政速行来沪，候其主持，以明不敢擅专之意。又读谕旨，令民间广开报馆以开风气，康年窃思时务报馆原有之款，本系公共纠集，以为办报之用，故即续办《昌言报》，上副圣天子广开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诸人集资委托之重任。商款仍归商办，此则康年另办《昌言报》之缘由也。康年办理报馆，至今两年，以众人公捐之财，办众人愿办之事，若未奉交代之明旨，又未见督办官报之康主政，遽以商馆所有，率行交出，置身事外，设捐款诸人责康年以未能体会谕旨，任意委弃，康年岂能任此众怨？现在帐目一切，本自齐备。所有以前时务报馆之商款，应否并归官报之处，迭次上谕并无明文，理合静候秉公核议，谕示遵行。自当按照临时帐目交代。兹奉前因，合将先今办理情形，及听候核议交收缘由，呈明查核。除呈苏松太道蔡转呈南洋大臣刘外，合行据实申呈。谨呈。”据呈，时务报馆原系民间设立之报，商款商办，由该进士经理其事。既奉旨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员督办，由官拨款。该进士遵即就原办报馆，另拟《昌言报》，刊印发售，尚无不合，应准照办，候咨明总理衙门查照。该报所出报单，并应按时呈送来辕，以凭汇择咨送。至《时务报》应否交收，仰候出使黄大臣过沪查明，秉公核议具奏，并印缴照。此批。
又梁启超有“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一文，照录于下：
本日在《国闻报》中见有汪君穰卿告白云：“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等语。”阅之，不胜骇诧。现《时务报》既奉旨改为官报，又适派吾师南海康先生督办。局外人见穰卿告白，恐将有谓启超搀夺彼所独创之事业者，故不得不详细言之。夫所谓创办者何：一曰筹款，二曰出力而已。查《时务报》初起，系用上海强学会余款。当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办强学会，张南皮师首倡捐一千五百两为开办经费，沪上诸当道亦有捐助者。遂在王家沙地方开办。当时康先生以母寿之故，不能久驻上海，因致穰卿一函两电，属其来沪接办。当时穰卿犹在湖北就馆也。既而穰卿到沪，而京师强学会为言者中止，沪会亦因之停办。当时尚余银七百余两，又将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银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将会中所置器物书籍等项变卖，得二百余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实为《时务报》嚆矢。第一期报中所登汪穰卿进士梁卓如孝廉捐集银一千二百两者，即此项也。第三期以后，改为张孝达制军捐银七百两，汪梁集捐六百元者，系原存七百两，乃南皮师原捐，故改登，其追回房租变卖器物等项，无从指名，故仍冒我等二人名也。当时穰卿因欲灭康先生旧迹，故不将此款声明强学会之余款，而登为汪某等捐集云云。黄公度京卿改之，使并列两名，实则启超何尝有捐集之功，而冒此称，实滋不安耳。此《时务报》最初之起点也。强学会停办之后，穰卿即在沪度岁（穰卿已移家上海）。时启超方在京师，康先生并招至沪，改办报以续会事。同乡黄公度京卿遵宪适在沪。公度固强学会同事之人，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于是与穰卿启超三人，日夜谋议此事。公度自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且语穰卿云：吾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无所谓集款，不作为股份，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此等语固公度屡言之，穰卿屡闻之者也。创办时所印公启三十条，系由启超所拟草稿，而公度大加改定者（彼时穰卿力主办日报，欲与天南遁叟争短长，公度及启超力主旬报之说，乃定议）。其后聘请英文翻译张少堂，系公度托郑瀚生司马代请者。东文翻译古城贞吉，系由公度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者。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其致函各处劝捐，托各处派报，亦均公度之力。当时公度在上海，至九月方北行。数月之中，报馆一切事，公度无不与闻。其捐款之独多也如彼，其开办之出力也如此。今穰卿自称《时务报》为彼所创办者，不知置公度于何地也？邹展书部郎凌瀚，亦强学会同事之人，志愿与公度同，故首捐五百金开办。吴季清大令德绵与公度、穰卿、启超皆至交，当时又与启超同寓京师，故《时务报》开办，一切事无不共之，丙申五月，季清先生与其子亡友铁樵石樵同到沪，即寓在报馆，朝夕商榷一切。故《时务报》公启，即以公度、季清、展书、穰卿及启超五人出名，此人人所共见者。（当时公启订成一小本，自四五月间即分送各处同志，至第一期出报时，用单张夹在报内，想阅报诸君无不共见。四人之名，岂可剔去？）今穰卿自称《时务报》为彼所创办，不知置季清、展书于何地也？同人既议定此报为众人之事，不得作为一人之事，因得以公议向各同志助捐，而海内君子亦以公议之故而乐助之。二年以来，得款至万余金。此实《时务报》公事而非私事之明证。今穰卿称《时务报》为彼所创办者，不知置捐款诸君于何地也？至启超既为穰卿雇工之人，亦复何足比较。然自问创办时，固不无微劳矣。当丙申五六月间，穰卿湖北馆地尚未辞去，恐报馆之或不能支，住鄂住沪，不能自决，屡商之于启超，启超谓报能销四千份，则此事便可支持，因固留之。启超自以不谙会计，惮管杂务，因与穰卿约，彼理事务兼外间应酬，而启超主报中文字，此总理撰述之名所由分也。当时各因天才，自执一职。天泽之分不甚严，总办之与属员名分平等，而启超亦贸贸然自忘其受总办厚恩为总办所请之人也。当时总办之勤劳固云至矣，然即如启超者，忝任报中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虽云受总办厚恩，顾东家生意，然自问亦无负于《时务报》矣。然犹不止此。
计丙申七月初一日为《时务报》出报之日，而穰卿于六月前赴湖北，月底始返沪。七月下旬又因祝南皮寿辰，前赴湖北，中秋后始返沪。彼时正当创办吃紧之时，承乏其间谁乎？虽以启超之不才，亦只得竭蹶从事，僭行护理总办而已。此后局面既成矣，捐款既至万余金矣，销报既至万余份矣，穰卿之以启超为功狗，固其宜也。且穰卿之称《时务报》为彼创办，不自今日始。当丙申夏秋间，海内巨公同志提倡斯举，捐款日多。当时我两人商议，谓不可无谢启。启超谓宜将公启内之五人作为公函。凡有捐款者，五人公谢之。穰卿谓何必如斯，只我两人出名足矣。凡此等馆中杂务，向章皆由穰卿主办，启超不能争也。自八月以后，凡有捐款者，皆穰卿一人出名函谢矣。其函中之言，犹夫本日《国闻报》告白之言也。盖当初办之时，早有据为汪氏产业之计，而天下之人视此局为汪氏产业也，亦已久矣。穰卿既为东家，则启超虽欲辞佣工之名，岂可得哉？当开办之始，公度恐穰卿应酬太繁（盖穰卿宗旨，谓必吃花酒，乃能广达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因不能兼办全局之事），乃议推吴铁樵（名樵，四川人，季清先生之子，去年已即世矣）。又开办时所出公启内办事规条第九款云：在报除住馆办事各人外，另举总董四人，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议定，交馆中照行云云。自丙申秋至丁酉夏，公度屡申此议，谓当举总董。以此两事之故，穰卿以此深衔公度，在沪日日向同人诋排之。且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以致各同志中，有生平极敬公度转而为极恶公度者。至去年六月，公度赴湘任，道经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议，几乎翻脸，始勉强依议举数人。然此后遇事，未尝一公商如故也。总董虽有虚名，岂能干预汪家产业哉？穰卿尝谓启超云：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公度一抗，则莫有毒予者矣。此言，启超之所熟闻者也。自兹以往正名之论大起。日日自语云：总理之名，不可不正；总理之权利，不可不定。于是东家之架子益出矣。去年一年中，馆中凡添请十余人，时启超在沪同事也，而所添请之人未有一次与启超言及者。虽总办之尊，东家之阔，亦何至如斯乎？启超性狭隘，诚不能无所芥蒂。自去秋以来，常不免有龃龉总办之事，此实不容自讳也。至于馆中开销，公度与启超当开办时再四熟筹，但能销报四千份，即可支持。乃此后捐款万金，销报万余份，而去年年底几于不能度岁。致使万国公报，后旁姗笑。虽曰各处报费难于收齐，然其中曲折，固有非佣工小人所能窥者。穰卿与启超之有意见，自去年以来矣。同事之难，自古所叹。以乱易整，旁观所笑。启超所以隐忍于心，绝不敢为我同志一言之也。独所不解者，穰卿于康先生何怨何仇，以启超有嫌之故，迁怒于康先生，日日向花酒场中专以诋排为事。犹以为未足，又于《时务日报》中编造谣言，嬉笑怒骂。犹以为未足，又腾书当道，及各省大府，设法构陷，至诬以不可听闻之言。夫谤康先生之人亦多矣，诬康先生之言亦种种色色怪怪奇奇无所不有矣，启超固不与辩，亦不稍愤。独怪我穰卿自命维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吾不解其何心也！康先生之待穰卿，自启超观之，可谓得朋友之道矣。乙未办强学会，屡致函请其来接办，是久以同志可信之人待之也。此次奉旨督办《时务报》后，即致一函一电与穰卿，请其仍旧办理，己不过遥领而已（电文云：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其函则系六月十二日邮政局寄者，文长不能全录）。康先生之于穰卿，可谓尽道矣。而穰卿既无覆电，又无回信，既不可同办，又不肯交出。私众人所捐之金为己产，私众人所出之力为己功，不顾交情，显抗圣旨，吾不解其何心也！此后之事，既改归官办，则亦非启超之所敢言。惟于创办之原委，及启超之为佣工与否，不得不哓哓一辩白之。褊心之诮，固不敢辞；知我罪我，听之海内同志而已。六月二十四日新会梁启超谨白。
[2]女子之服务报界，我国以裘毓芳女士为最早。次之，则为陈撷芬女士与胡彬夏女士。光复后，张默君（时名昭汉）女士曾创办《大汉报》，同时又与汤国黎、谈社英、杨季威三女士合编《神州女报》。近年胡彬夏女士曾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妇女杂志》，张默君女士曾主编《时报》之《妇女周刊》，谈社英女士曾主编《中华新报》之《妇女与家庭》。其著声于外交界者，则有《时报》驻欧通信员李昭实女士；其专门研究报学而得学位者，则有张继英女士；在北方创办《女子日报》者，则有万璞女士。就吾所知，服务报界最久及撰述最多者，又当推谈女士为第一也。
[3]《国粹学报》发刊词：“学术所以观会通也。前哲有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往轨，知来辙。史公之言曰，知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又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孟坚曰，函雅故，通古今。盖化裁为变，推行为通，观会通以御世变，是为通儒之才。但所谓观其会通者，非龂龂于训诂词章之末，株株守一先生之说也。乃综贯百家，博通今古，洞流索源，明体达用。昔庄生作《天下篇》，荀卿作《非十二子篇》。皆明学术之源流，历叙诸家之得失。炎汉代兴，通儒辈出。马谈论六家要旨，刘班志七略艺文，于学派源流，反复论说，尤能洞见元本。至谓修六艺之文，采诸家之言，舍短取长，可通万方之略，观古人会通之学，何其盛哉？自汉氏后，二千余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纵其间递兴递衰，莫不有一时好尚以成其所学之盛，然学术流别，茫乎未闻。惟近儒章氏龚氏，崛起浙西，由汉志之微言，上窥官守师儒之成法。较之郑焦，盖有进矣。无如近世以来，学鲜实用。自考据之风炽，学者祖述许郑，以汉学相高。就其善者，确能推阐遗经，抉发阃奥。及陋者为之，则拾摭细微，剿袭成说，丛脞无用。而一二为宋儒学者，又复空言心性，禅寂清谭，孤陋寡闻，闭聪塞明。学术湮没，谁之咎欤？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晳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嗟乎！旧籍未沦，风徽未沫。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百世之下，犹将感发兴起，况生于其邦，可不知尚论其人乎？夫前贤学派，各有师承，懿行嘉言，在在可法。至若阳明授徒，独称心得。习斋讲学，趋重实行。东原治经，力崇新理。椎轮筚路，用能别辟途径，启发后人。承学之士，正可师三贤之意，综百家之长，以观学术之会通，岂不懿欤？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为之导，虽美弗彰。不揣固陋，拟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曰《国粹》。虽夏声不振，师法式微，操钟鼓于击壤之乡，习俎豆于被发之俗，易招覆瓿之讥，安望移风之效。然钩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是则下士区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也。知言君子，或亦有取于斯。”
第四节 《国闻报》《时务日报》与《时报》
《国闻报》[1] 为严复等所发起，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出版于天津。次月增出旬报，名《国闻汇报》。首译外论，次译俄、英、法、德、美、日各报中之各国纪闻，乃北方报纸之最佳者。惜发行未久即停耳。
《时务日报》[2] 于光绪二十四年之闰三月二十一日，创刊于上海。时《时务报》风行一时，然月止三册，又以提倡变法为主旨。故其经理汪康年（穰卿）乃别出此报，以纪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是时日报故步自封，而《申报》又以先进自负，汪氏乃锐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与《申报》相竞争，遂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是年六月，《时务报》改归官办，故次月此报亦易名《中外日报》以别之，光绪三十四年，以经济不充，由沪道蔡乃煌资助。是为我国报界受政界津贴之始。蔡派其乡人沈仲赫至馆监督，编辑者咸感不便，纷纷他去，汪遂以报馆全部售于蔡。惟官吏迁调靡常，办报仅为一时计，未几《中外日报》销数大落，遂停刊。
汪氏于光绪三十二年，又创《京报》于北京。至宣统元年，以论杨翠喜案被封。次年，又创《刍言报》，侧重评议，为三日刊之滥觞。宣统三年，汪氏逝世，此报亦停刊。其所著社论，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而《自强策》三篇，尤传诵于人口。《汪穰卿遗著》即集各报之文字而成者。
关于《京报》，尚有一事足述。先是，《京报》出版，对于庆亲王父子及其私人，讥刺备至。汪为军机大臣瞿鸿禨之门人，为人所共知。以是瞿乃为权贵所侧目。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某日，瞿入值军机。慈禧太后偶与谈及庆亲王，颇致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之语。瞿归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以告曾敬贻，初不过闲谈而已。讵曾竟告之《伦敦时报》驻北京访员马利孙。马即据以为实在消息，电告报馆发表。而驻京英使反无所闻，乃向外部询问。事为慈禧所知，甚责瞿之漏言。旋言官即起而劾瞿。所谓暗通报馆，即指《京报》；阴结外援，即指《伦敦时报》。是月七日下谕：“恽毓鼎参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各节，着交孙家鼐铁良秉公查明，据实复奏。”同日不俟复奏，又下朱谕：“恽毓鼎奏参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瞿鸿禨着即开缺回籍，以示薄惩。”当时倾轧之烈可想。故九日庆亲王有奏请开去军机大臣要差之举。然瞿去而庆亲王转得慰留，亦可见慈禧太后之好恶无恒也。
《时报》[3] 于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创刊于上海，主持者为狄葆贤（楚青）。先是，狄氏抱革新思想自日本归国后，即与《湘学报》主笔唐才常在上海组织中国独立协会，图大举。假名东文译社，以掩官厅耳目。经济无出，则鬻旧藏古书画以充之。初拟结连各秘密党，乘间入京。寻八国联军之役起，首都沦陷。乃一面邀集各省人氏，组织国会，推容闳、严复为正、副议长，以为对外代表人民之机关。一面购置军火上溯汉口，欲占为起义之地。惜内部事机不密，功败垂成。从此狄氏灰心武力运动，乃创办《时报》，为文字上之鼓吹。延陈冷为主笔。独创体裁，不随流俗。如首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扼其机枢。如提倡教育，如保存国粹，如注重图画，如欧战后增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周刊，今均为各报所踵行。又如光绪三十年之冬，为粤汉路建筑权，发争回权利之议论。次年以美人虐待华工，劝国人制造国货，购买国货。民国五年，因日人二十一条之要挟，提倡救国储金，借众力以振兴实业。此皆其荦荦大端，为注意时事者所能记忆。狄氏尝语著者云：“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耳。”其所以不惜牺牲，甘与守旧者为敌以此。北大教授胡适（適之）于《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中，于《时报》对于报界之贡献，言之颇详。兹节录如下：
我于前清光绪三十年的二月间，从徽州来到上海，求那当时所谓《新学》。我进梅溪学堂后，不到二个月，《时报》便出版了。那时正当日俄战争初起的时候，全国的人心大震动。但是当时几家老报纸，仍旧做那古文的长篇论说，仍旧保守那遗传下来的老格式与老办法，故不能供给当时的需要。就是那比较稍新的《中外日报》，也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期望。《时报》应此时势而产生，他的内容与办法，也确然能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因此《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国知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就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
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记得《时报》有一次征求报上登的一部小说的全份，似乎是《火里罪人》，我也是送去应征许多人中的一个。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订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他补起来。
我现在回想当时我们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我想有两个大原因：
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我记得《时报》产生的第一年里，有几件大案子。一件是周有生案；一件是大闹会审公堂案。《时报》对于这几件事，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签名的短评，同时登出。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文体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功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功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我还记得当周有生案快结束的时候，我受了《时报》短评的影响，痛恨上海道袁树勋的丧失国权，曾和两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也可见《时报》当日对于一般少年人的影响之大。这确是《时报》的一大贡献。我们试看这种短评，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
第二，《时报》在当日确能引起一般少年的文学兴趣。中国报纸登载小说，大概最早要算徐家汇的《汇报》，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但《汇报》登的小说，一大部分后来汇刻为《兰苕馆外史》，都是“聊斋”式的怪异小说，没有什么影响。戊戌以后，杂志里时时有译著的小说出现。专提倡小说的杂志，也有了几种，例如《新小说》及《绣像小说》（商务）。日报之中，只有《繁华报》（一种“花报”）逐日登载李伯元的小说。那些大报，好像还不屑做这种事情（这一点我不敢断定，我那时年纪太小了，看的报又不多，不知《时报》以前的“大报”有没有登新小说的）。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义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或“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也是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时报》登的许多小说之中，《双泪碑》最风行。但依我看来，还应该推那些白话译本为最好。这些译本，如《销金窟》之类，用很畅达的文笔，作很自由的翻译，在当时最为适用。倘《幾道山恩仇记》全书都能像《销金窟》（此乃《恩仇记》的一部分）这样的译出，这部名著，在中国一定也会成了一部户晓家喻的小说了。《时报》当日还有“平等阁诗话”一栏，对于现代诗人的绍介，选择很精。诗话虽不如小说之风行，也很能引起许多人的文学兴趣。我关于现代中国诗的知识，差不多都是先从这部诗话里引起的。
我们可以说《时报》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为中国日报界开辟一种带文学兴趣的“附张”。自从《时报》出世以来，这种文学附张的需要，也渐渐地成为日报界公认的了。
这两件，都是比较最大的贡献。此外如专电及要闻分别轻重，参用大小字，如专电的加多等等，在当日都是日报界的革新事业，在今日也都成为习惯，不觉得新鲜了。我们若回头去研究这许多习惯的由来，自不能不承认《时报》在中国报史上的大功劳。简单说来，《时报》的贡献，是在十七年前发起了几件重要的新改革。因为适合时代的需要，故后来的报纸也不能不尽量采用，就渐渐地变成中国日报不可少的制度了。
狄氏于《时报》之外，又创《民报》及有正书局。《民报》延杨荫杭（老圃）为主笔，文字较《时报》为激烈。后以款绌，仅出二年而止。有正书局印行碑帖名画，以保存国粹提倡美术为主恉，并出有《佛学丛报》《妇女时报》与《小说时报》。《佛学丛报》延濮一乘（伯欣）为主笔，为我国阐扬禅理之唯一月刊。狄氏工书画诗，著有《平等阁笔记》与《平等阁诗话》，曾登载《时报》中，为文学家所谉知。民国十年，狄氏积劳成疾，以《时报》售于黄承恩（伯惠）。
狄氏有弟曰葆丰（南士），于《时报》多所助力。曾创办《舆论日报》。
注释
[1]《国闻报》缘起：“光绪二十三年之夏，馆之主者议创《国闻报》于天津，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日报之外，继以旬报。五月而后事成。报将出，客有造室而问曰，《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如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如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龠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道光之季，既通道于欧美各洲；咸同以来，若广州，若福州，若上海，若天津，各以次设立报馆。自上年今大冢宰孙公奏设《官书局汇报》于京师，而黄公度观察、梁卓如孝廉、汪穰卿进士继之以《时务报》，于是海内人士始稍稍明于当世之务，知四国之为矣。踵事而起者，乃有若《知新报》《集成报》《求是报》《经世报》《萃报》《苏报》《湘报》等报；讲专门之业者，则有若《农学》《算学》等报。虽复体例各殊，宗旨互异，其于求通之道则一也。虽然，凡此诸报，其撰述事例可略分为二类：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阅报之人亦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夫若是，则于求通之术，其或有未尽矣乎？抑吾尝闻之：积人而成群，各群而成国。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上自君相，下至齐民，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所以智而不自安于愚，夫而后士得究古今之变，而不仅以旧德之名氏为可食也；农得尽地利之用，而不徒以先畴之畎亩为可服也；工得讲求艺事探索新理，而不复拘拘于高曾之规矩为不可易也；商得消息盈虚，操计奇赢，而不复斤斤于族世之所鬻为不可变也。一群之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于是其为君相者，不过综其大纲，提挈之，宣布之，上既不劳，下乃大治。泰西各国所以富且强者，岂其君若臣一二人之才之力有以致此哉？亦其群之各自为谋也。然则今日谋吾群之道将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何者？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吾试言吾民不通外情之弊。今欧美教士，足迹遍天下，大都蒙犯霜雪，跋涉险阻，耗资财，劳筋骨，以求其所谓尽人事天之道。此不独在吾中国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视其劝善之书，则以为收买人心矣；得其治病之药，则以为迷拐人口矣。此不通西儒之所谓教也。游历之士，或登高山，涉大川；地学之家，或搜古迹，考物产，以求其所谓博物穷理之学。此亦不独在吾中国然也。而吾民之相遇者，睹其筹笔之记载，则以为侦探矣；见其测量之仪器，则以为魔术矣。此不通西士之所谓学也。尤甚者，见其男女之交际，而或疑为淫乱；见其贵贱之杂坐，而或讥为野蛮。此不通西人之礼俗也。其诸类乎此者，更仆不可以悉计。坐是不通之弊，于是平居无事，则互相猜忌，积不相能。仓卒之间，毫毛之事，群然而哗，激为事变。数十年来，如闹教案，杀游士，不一而足。上烦九重之虑，下竭举国之力，仅而后安。不通外情，其流弊乃至于此，可胜痛哉！可胜悼哉！然则求吾民通知外情之道将奈何？曰，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此国闻报馆之所为继诸家而起也。本馆取报之例，大要有二：一翻译，一采访。翻译之报，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若日本、若欧美其余诸国，萃取各国之报凡百余种，延聘通晓各国文字之士凡十余人。采访之报，如天津本地，如保定省会，如京师，如河南，如山东，山西，如陕、甘、新疆，如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如前后藏，如内外蒙古，外国如伦敦，如巴黎，如柏林，如圣彼得堡，如纽约、华盛顿，访事之地大小凡百余处，访事之人中外凡数十位。本馆编报之例，大要亦有二：凡寻常之事，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义取观览明晓者，皆登之每日续印之报。至重要之事，亦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苟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
附国闻报馆章程：
（一）本馆出报两种：日报每日印一张，计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报》。旬报十日印一册，约计三万言，用三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汇编》。
（一）日报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路透电报，次登本馆主笔人论说，次登天津本地新闻，次登京城新闻，次登保定、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营口、牛庄、旅顺、奉天、吉林、黑龙江、青海、前藏、后藏各处新闻，次登外洋新闻，至东南各省新闻，东南各报馆言之甚详，本馆一概不述。
（一）日报另出附张，不取分文。先登告白，次登每日上谕、宫门抄、京外各衙门奏折。其所印奏折，四围留空白，以便阅报诸君将来汇齐，裁订成册。
（一）毁谤官长，攻讦隐私，不但干国家之律令，亦实非报章之公理。凡有涉于此者，本馆概不登载。即有冤抑等情，借报章申诉，至本馆登上告白者，亦必须本人具名，并有妥实保家，本馆方许代登。如隐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
（一）日报每月售制钱三百文。旬报每册售制钱一百五十文，一年计三十三册，定阅全年者，每分售制钱四千文。外埠寄费，按照路之远近，酌量加费。凡代本馆经售各报者，其报资按八折计算，即以二成作为代售经费。但各代卖之人，向阅报人取值，不得多于本馆所定之数。
[2]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呜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顽固，有如吾国者乎？去年胶事亟，国事安危在呼吸。时东友某君，特航海来吾国，至上海，则诧曰，德踞胶州，吾国上下议若沸，而处其国者声色如故，酬燕如故。问胶事，或不知，或知之又不悉，又若不相关，何若是欤？至胶州，则又诧曰，吾以为胶民晏然若处乐土，何又若是欤？呜呼！吾人心之不动，患在无以动之也。今若是，岂有冀于后欤？日报之制，仿于中国之邸抄，而后盛行于泰西。又大变其制，能通消息，联气类，宣上德，达下情。内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内。在事者得诉艰苦于人；僻处之士，不出户庭而知全球之事。顾其利或全或偏，或有利不能无弊。然要之，利胜于弊，于撤壅蔽，辟顽固，力甚大而效甚捷。譬之隆冬始春，百草枯枿，蛰虫咸俯，震雷一击，而蛰者起，枯者茁。两国交绥，战士懈怠，鼓声一振，而士皆奋发，悉力致死。然则处今之世，而欲使吾壅蔽顽痼之俗，一变而洞彻，而愤厉，惟日报宜也。顾或谓今上海已有《申》《沪》《新闻》《大公》《苏》五报，而天津有《直报》《国闻报》，汉口有《汉报》，长沙有《湘报》，福州有《福报》，广州有《中西博闻报》，香港有《循环》《维新》《华字》《环球》四报。意事无不举论，无不周，何用赘为？不知闻见患其不博，论说患其不参。博则虚实可相核，参则是非可相校，固不以复出为嫌也。夫如是，故海上同志，复集款设立《时务日报》，出其所得以告当途，并陈其一得之愚。海内贤人君子，其亦矜其志而许之欤？若夫市利之诮，不洁之嫌，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附《时务日报》章程：
本馆纠集同人，创建兹举，一切体例章程，较他报稍异。兹特申明于下，愿海宇君子鉴之：
（一）本馆之意在转圜时务，广牖见闻。论说之文务取远大精确，篇章但求简赅，毋取冗长。即所登新闻，均择紧要有征之事。凡郢燕市虎之词，概为严删。
（二）本馆重在采译西报，凡紧要新闻及有益之论说章程，悉行摘录。
（三）现在风气大开，公司局厂林列，惟办理情形，局外无从窥测。本馆拟逐细探求，以饷究心时务之人。
（四）本报另立专件一门，凡奏疏章程条陈等件之关于时务者，无不广为搜录，以资考证。
（五）各处如有异常紧要之事，均令访友即行电告，俾阅者先睹为快。
（六）报纸分为三层，俾阅者少省目力；句读加点，以清眉目。
（七）首页开明目录，告白分别门类，以便检览。
（八）各处访友，虽已订定，惟处事不厌精详，凡沿江沿海各埠及各都会，有才学兼优之人，愿襄助为理者，请将新闻随时寄示，如能入格，即可添订。
（九）事贵集思广益，倘有挂漏未妥之处，尚幸诸贤匡其不逮；如有崇论伟议见示者，本馆亦为采登。
（十）报价，本埠每张十文，外埠十四文。
（十一）告白价，第一日每字五厘，二日至七日每字三厘，以后每字二厘半。登在首页加一倍。告白至少以三十字为率，多则以十字递加。
（十二）本馆并登聚会告白，如同业公议及寿筵喜筵，须布告于众者，均可代登。此项告白，编于新闻之中，使人易见，实为最便。每日每事，取洋一元。
（十三）凡惠寄论说新闻及各项函件，信资概请自给，登否概不寄还。
讨论：
（一）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函告本馆，即可托人前往试验，如确，当代登报表扬。
（二）如有新撰新译书籍，亦请送至本馆，当酌为代登。
（三）如有已开译书籍及创意欲撰之书，亦可告知本馆登报，以免重复。
（四）如报中登事错误，请随时指正。
（五）如有不惬意于报中行言者，请随时函示。
（六）如有冒称本馆人及访事人在外生事者，请速函示，俾得查究。如有致各处要函或取要件之函，均有本馆总理或正主笔总翻译签字为凭。
[3]《时报》发刊词：“《时报》何为而作也？记曰，君子而时中。又曰，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故道国齐民，莫贵于时。此岂惟中国之教为然耳；其在泰西，达尔文氏始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理，而斯宾塞以适者生存一语易之。不适焉者，或虽优而反为劣；适焉者，或虽劣而反为优，胜败之林在于是矣。是故狐貉诚暖，不足以当暑；湘葛云丽，不足以御冬。与时不相应，未有不敝焉者也。今之中国，其高居于权要伏处山谷者，既不知天下大势，谓欲抱持数千年之旧治旧学，可以应今日之变，则亦既情见势绌，蹙然如不可终日矣。于是江湖恢奇小年踸踔之士，其泰西各国之由何途而拨乱，操何业而致强也，相与歆之，奔走焉，号呼焉，曰吾其若是！夫彼之所以拨乱而致强者，谁曰不然，而独不知与吾辈之时代果有适焉否也。孔子曰：过犹不及。不及于时者蹉跎荏苒，日即腐败，而国遂不可救；过于时者，叫嚣狂掷，终无一成，或缘是以生他种难局，而国亦遂不可救。要之，亡国之咎，两者均之。若夫明达沉毅之士，有志于执两用中，为国民谋秩序之进步者，盖亦有焉矣。顾亦于常识不足，于学理不明，于是势不审，故言之不能有故，持之不能成理。欲实行焉，而伥伥不知所适。纵奋发以兴举一二事，又以误其方略而致失败者，项相望也。则相与惩焉，不复敢齿及变革。呜呼！全国中言论家政治家，种类虽繁，究其指归，不出于此三途。耗矣哀哉！今日千均一发之时哉！同人有怵于此，爰创此报，命之曰《时》，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而于本国及世界所起之大问题，凡关于政治学术者，必竭同人谫识之所及，以公平之论，研究其是非利害，与夫所以匡救之应付之之方策，以献替于于我有司而商榷于我国民。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虽然，西哲亦有言，完备之事物必产于完备之时代。今以我国文明发达，如彼其幼稚也，而本报乃欲窃比于各国大报馆之林，知其无当矣。跬步积以致千里，百川学以放四海，务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焉，斯乃本报所日孜孜也。吾国家能在地球诸国中占最高之位置，而因使本报在地球诸报馆中，不得不求占最高之位置，则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国民之恩我无量也夫！”
附《时报》发刊例：
第一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必将有辟于亲好辟于所贱恶，非惟自蔽，抑其言亦不足取重于社会也，故勉避之。
第二本报论说，以要为主。凡所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若辽豕白头之理想，邻猫产子之事实，概不置论，以严别裁。
第三本报论说，以周为主。凡每日所出事实，其关于一国一群之大问题。为国民所当厝意者，必次论之。或著之论说，或缀以批评，务献蒭荛，以助达识。
第四本报论说，以适为主。虽有高尚之学理，恢奇之言论，苟其不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则其言必无力而反以滋病，故同人相勖，必度可行者乃言之。
第五本报纪事，以博为主。故于北京、天津、金陵，均置特别访事；其余各省皆有坐访。又日本东京置特别访事二员，伦敦、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圣路易各一员，其余美洲澳洲各埠皆托人代理。又现当日俄战事之际，本馆特派一观战访事员随时通信。又上海各西报，日本东京各日报及杂志，皆购备全份，精择翻译。欧美各大日报，亦定购十余家备译。务期材料丰富，使读者不出户而知天下。
第六本报纪事，以速为主。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之快。
第七本报纪事，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若有访函一时失实者，必更正之。
第八本报纪事，以直为主。凡事关大局者，必忠实报闻，无所隐讳。
第九本报纪事，以正为主。凡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概严屏绝，以全报馆之德义。
第十本报特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使读者虽无暇遍读新闻，已可略知梗概，且增事实之趣味，助读者之常识。
第十一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
第十二本报设报界舆论一门，凡全国及海外，所有华文报章共六十余种，本报悉与交换。每日择其论说之佳者，撮其大意叙述之，使读者手一纸而各报之精华皆见焉。此亦各报馆之通例也。
第十三本报设外论撷华一门，凡东西文各报之论说批评，其关于我国问题及世界全局问题者，则译录之，如报界舆论之例。
第十四本报设介绍新著一门，凡新印各书，每礼拜汇录其目及出版局名，定价数目，其善本加以评论，以备内地学者之采择。
第十五本报设词林一门，诗古文辞之尤雅者随录焉。
第十六本报设插画一门，或寓意讽事，或中外名人画像，或各国风景画，或与事实比附之地图，随时采登。
第十七本报设商情报告表一门，上海各行市价，专员采访，详细纪载；外埠亦择要随录。
第十八本报设口碑丛述一门，其有近世遗闻轶事，虽属过去，亦予甄录，以供史料而资多识。
第十九本报设谈瀛零拾一门，凡世界之奇闻琐记，足以新我辈之耳目者，亦间录焉。
第二十本报于京钞及官私专件，取材务博，另裁务精，要者不遗，蔓者不录。
第二十一本报编排，务求秩序。如论说、谕旨、电报及紧要新闻，皆有一定之位置，使读者开卷即见，不劳探索。其纪载本国新闻，以地别之；外国新闻，以国别之。
第二十二本报编排，务求显醒。故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字模及各种圈点符号，俱行置备。其最紧要之事则用大字，次者中字，寻常新闻用小字。用大字者，所以醒目也；用小字者，求内容之丰富也。论说批评中之主眼，新闻中之标题，皆加圈点以为识别。凡以省读者之目力而已。
第二十三本报遇有紧要新闻特别电报，当发传单，以期敏速。
第二十四本报别类务多，取材最富。既用各小号字排入，尚虑限于篇幅，不能全录，特于每日排印洋纸两大张，不惜工资以求赡博，而定价格外从廉。
第二十五本馆广聘通人留局坐办外，尚有特约寄稿主笔数十人，俱属海内外名士，议论文章，务足发扬祖国之光荣。
第五节 鼓吹革命之健者
报纸之主张革命者，以光绪二十五年在香港出版之《中国日报》为始。其最惊人之文字，为《民主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继之者有《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少年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天铎报》《复报》《民报》《二十世纪之新支那》等，皆提倡民族主义，鼓吹排满。其酿成文字之祸者，则以上海之苏报案为最著。
《苏报》创于光绪二十三年之夏，为胡璋（铁梅）所经营，但由其妻日本女子生驹悦出名，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后由陈范（梦坡）出资购得。陈系江西知县，以教案落职，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其主张始属保皇，后变为革命。延吴敬恒（稚晖）等为主笔。先是，有所谓光复会者，为吴及章炳麟（太炎）、蔡元培（孑民）等所组织，为革命运动中之理想的指导者。其会员有徐锡麟、马忠汉、陈伯平、秋瑾女士等之实行家，当时即借《苏报》以鼓吹革命。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蜀人邹容组织爱国学社，发行《革命军》一书，章为之序，报中亦为文以张之。又于新书介绍栏，说明此书内容。[1] 清廷大怒，密电两江总督及苏抚，转饬上海道，令会审公堂立出牌票，谓：“奉道宪密札，奉苏抚宪札，钦奉电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形同叛逆，着严密查拿等因钦此。札道拿办。并先奉南洋大臣谕，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转饬密派干役，将单开各要犯分别严拿，务获禀办，毋稍泄漏疏虞，致被兔脱。一面签差协捕，立将苏报馆严行封闭等因奉此。除另单发封苏报馆外，合饬密拿，仰即协捕立提后开人等，限即日解候讯究：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以上苏报馆主笔；章炳麟、邹容、龙积之，以上伪作《革命军》匪人；陈范即陈梦坡，苏报馆主。以上七名，该差不动声色即行按名拿获，解究毋延。”陈范时适赴日本，仅其子仲彝及章、邹等先后被获。清廷要求引渡，外交团以此案系国事性质，不允。[2] 结果，乃组织额外公堂，派上海县会审，并延律师声述案由。谓：“陈范住三马路二十号门牌，登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闰月初五，登论说界，《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五月二十三，登《满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读〈革命军〉，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总之驱逐满人，匡辅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交通外人，能得欢心，可使中外子民轻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登特别要闻，东京留学生捏造上谕。总之，《苏报》污蔑皇上事多，未能一一指出。中国政府饬拿章炳麟、邹容，因其大逆不道，谋为不轨。其《革命军》第一章，叙披毛戴角之满洲人应予杀尽，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狱，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满人而为君；满人约五万人，目不识丁者系亲王大臣，唱京调二簧者系将军都统等语。其余五人，做《康有为论》，做《革命军》，应是一起，内有龙积之，他系二十六年分富有票案要犯，犯事在汉口，俟后归另案讯办。”被告亦延律师出而辩护。[3] 先后会审四次，乃由上海县下谕：“本县奉南洋大臣委派，会同公廨委员，暨英副领事，审讯苏报馆一案。今审得钱允生陈吉甫，一为报馆伙友，一为司账，既非馆主，又非主笔，已管押四月，应行开释。陈仲彝系馆主陈范之子，姑准交保，寻交伊父到案。龙积之于苏报案内虽无证据，惟奉鄂督饬拿之人，仍押候鄂督示谕，再行办理。至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彼二人者，同恶相济，厥罪惟均，实为本国律法所不容，亦为各国公法所不恕。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又律载谋背本国潜从他国为叛；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又律载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绞监候。如邹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俾租界一群不逞之徒，知所警惕，而不敢为匪，中外幸甚。仍禀请宪示遵行。”时民气激昂，领事团对此谕亦持异议，相持不能决。乃移京交涉，至次年三月，始改判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龙积之省释。
《国民日日报》[4] 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为《苏报》中人所发起，由外人高茂尔（A.Somoll）出面。附刊《黑暗世界》，由连横（慕秦）编辑，攻击官僚，不遗余力。所载《南渡录演义》，尤足唤起种族之观念。清廷鉴于《苏报》交涉困难，乃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谓：“上海逆党著书刊报，煽惑人心，大逆不法。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按名拿办，并将报馆封闭在案。乃又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依然妄肆蜚语，昌言无忌，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有寄售《国民报》者，提究。”一面又由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谓：“八月初九日，接准南洋大臣谘称，据苏松太道袁树勋禀称，查上海苏报馆著书刊报，煽惑人心，业将报馆封闭在案。现又有人创设《国民日日报》，依然放肆蜚语，昌言无忌。该报执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于为非，扰害大局，怂人观听，借广销场。但使无人阅其报纸，彼必支持不住，不难立即闭歇。除分谘沿江各省，通饬一体示禁，不准商民买看该报外，应请剀行总税务司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国民日日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旋总税务司复外交部文：“查邮政局接政寄件，均以信字为主。随到随寄。虽有时因特别之故，有开看之权，然其大致，总以如何接收，如何转寄为本。现奉前因，除抄录来往文件，通饬各口邮局。遇有皮面书明《国民日日报》交局，概不准其收寄外，理合申复。惟查如此禁寄，防不胜防，实属不妥。查此项日报系在中国印行，前数月苏报馆既由中国官宪封闭，《国民日日报》似可一律由官宪查封，方为清源之法。”时邮局初兴，报多由信局递寄，故各报亦多讥此法为徒劳而无益也。
《警钟日报》，为《俄事警闻》之后身，始名《警钟》，系蔡元培等所组织，与《苏报》《国民日日报》同一宗旨。清廷介德领事函致会审公堂，出票拘究主笔金少甫、刘师培。经理李春波事先离沪。结果：戴普鹤以发报出售，监禁一年半；胡少卿系校对，监禁年半；代印该报之机器充公。此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事也。
《复报》与《民报》[5] ，同刊于光绪三十一二年间，每月发行于东京。其文字之激烈，旗帜之鲜明，较以上各日报为尤甚。《复报》由刘师培（光汉）编辑。《民报》始由张继（溥泉）编辑。执笔者有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主义以中英文刊于该志最显明之处：（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土地国有；（三）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四）建设共和政府；（五）主张中日国民的连合；（六）要求各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其传诵人口者，有《民族的国民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与小说《狮子吼》等篇。逮章炳麟出狱东渡，改以章为编辑。一时有纸贵洛阳不胫而走之慨。
光复会之别派，有于伯循（右任）者，以著书排满，不容于清吏，由陕遁而至沪，与汪瘦岑、汪秉忠等组织《神州日报》。嗣于同盟会成立之后，先嘱其乡人李季直创刊《须弥日报》。继乃经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与《民立报》[6] ，执笔者均民党之中坚人物。而宋教仁在《民立报》署名渔父，发表光焰逼人之文，努力鼓吹革命主义。凡所议论，一本学理，能于根本上反复详言清政府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尤受国内外知识阶级之欢迎。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览。故是时《民立报》于上海遂有革命党本部之观。清廷虽加严禁，亦未如之何也。
《民呼报》创于宣统元年春，专以攻击官场为事。当道诬于吞没陕甘赈款，拘捕房四十余日，并判于驱逐出境。斯报凡历九十三日而殇。于走日本，于斯年秋，延谈善吾续办《民吁报》，改变论调，专事攻击日本。驻沪日领请上海道封禁。出版仅四十二日。于乃于次年九月九日，又办《民立报》。执笔者宋教仁外，有吕志伊、王印川、章行严、覃寿堃等，主张虽属急进，而无叫嚣之习。日销多至二万份，昼夜印机不停。入民国后，乃有“竖三民横三民”之称。竖三民者，《民呼》《民吁》《民立》也；横三民者，戴天仇所创之《民权》、吕志伊所创之《国民新闻》、邓家彦所创之《中华民报》也。横三民言词激烈，感情用事，强于从同。于不可，以脱党相拒。后于以奔走政治，报事完全托之范光熙。迨论调改变，销数遂一落千丈。二次革命后，只余千份。未几，遂以经济缺乏停刊，民党与非民党俱为惜之。《民立》废后，而《神州》销路又稍增矣。
注释
[1]《苏报》新书介绍云：“《革命军》，凡七篇：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笔极锐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2]慈禧太后以雷霆万钧之力，严令江督，转饬上海道，向领事团交涉，将苏报案诸人引渡。领事已有同意者。幸西报一致反对，故英使萨道首先倡议，谓：“《苏报》诸人，当在租界鞫讯，断不可交与华官。使果有罪可据，则加以应获之罪，亦不能出租界一步。”英政府蓝斯庚侯爵在上议院答施宾塞伯爵之问云：“此次诸人，因刊登激烈之词于报纸，以致逮捕。予尝一读其译文，亦不能不称其为最激烈最勇猛之议论。按彼等所以为上海工部局所拘获者，因工部局受上海当道之促迫，不得已而出此。故与华官订定，诸人当在上海租界之会审公堂审判受罪。迨其中二人既经公堂辩明之罪，则吾等亦不能不照华官所定之约实行之。乃清政府忽有将诸人交出之要求，吾等惟有坚持方针，不为所移。并须寄语吾国之审判此事者，亦当力拒其要求也。上海各领事之意见，虽属可疑，但吾等自知其决不致孤立。夫华人之正法于北京者，受惨酷之刑罚，其野蛮之情状，贵爵当亦知之熟矣。由此观之，目前所论之案，虽有一派人主张交诸人于华官之手，吾等决不当附和之也。然党于此派之领事官，吾亦不敢谓其必居多数也。”美外部亦令其领事，不得将《苏报》诸人交与华官，并将主张引渡之上海总领事古纳调任。
[3]苏报案供词：陈仲彝供：“那陈范是父亲，事前到东洋去了。苏报馆总主笔是吴稚晖。这陈吉甫是账房，钱允生不认识。报馆是共同开设，归父亲经理。小的仅止在馆内读书，于主笔事务，不相过问。于报馆事务，概不料理。馆中共有四个账房，经理原是父亲，如不在馆，归账房代理。小的只是专心读书，不管馆中事务。那吴稚晖是专管主笔。是实。”钱允生供：“小的实名钱宝仁，并不是钱允生，前堂也曾提及的。系镇江人，暂寓客栈。苏报馆事，并没知道。因办九江矿务来沪，在新马路跑马厅女学堂内被拿，不是在苏报馆中拿来的。是实。”陈吉甫供：“系苏报馆告白账房，即二账房，不管馆中别事。如遇经理人陈范有事他出，系三账房李志园代为料理。况小的于前年十二月辞去，去年三月又进去，所以银钱一切都不管的。有旧报告白，呈求明鉴。是实。”章炳麟供：“浙江余杭人，年三十六岁，不应满洲考试。《革命军序》是我所作，《苏报》论说与我无涉。是实。”龙积之供：“广西临桂县人，年四十四岁。由优贡选四川知县，到过省的。庚子年，唐才常京卿于富有票事，职贡因母丧停柩在沪，虽到汉口，单上并无名字。次年赴广东，单上又无名字，今唐京卿已死，只求明鉴。是实。”邹容供：“《革命军》是小人所作”，余无别供，不录。堂谕：“此案会商英副领事，着将陈仲彝等六人，暂行还押捕房，即提供出之苏报馆主笔吴稚晖，代理经手账房李志园到案须讯核办。陈范是否避往东瀛，未可轻信，仍饬差严缉解究，毋延。”
[4]《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国民’二字之名义与范围，东方民族之所不解也；今若易言之曰‘蚁民’，则其所顺受者也；更易言之曰‘乡民’，则其所尸祝者也。何也？驯伏专制政体之下之既久，一切横敛惨杀之毒，亦已司空见惯，以为吾侪小人，侥幸寝馈于黑甜之乡，而老死于黄馘槁项，不见兵戎，亦即了此一生，安问所谓国民，安问国之属于谁氏。
咄！国何物，而顾以民支配之？岂不以国者，民之集合体也？大凡机体之能集合者，中以含有无数胶粘之质点；即以无意识非官品之金一类，亦岂各原质之不相爱而能化合者？况庞然机体绝大之一国，而以若干不相联属蠕蠕蜴蜴之动物阗骈于其内，如豕之圈于笠，如马之系于槛，而谓豕视笠，马视槛，有若何密切之感情，岂可以训？毋亦视牧儿之恶作剧而已！今以蚁民之名义，定乡民之范围，则国一笠也，一槛也，无怪乎三千年来，独夫民贼，以国为牧场，以民为畜类，其所以圈之系之之术，任凭作弄，而不见有一毫之反动！嘻！东方民族之历史，可以此两端尽之者（蚁民与乡民）。世界陆沉，人道泯棼，即循此两端旧由之轨道，亦足以经行于小天地之内。何哉？近世纪之间，有随欧风美雨，新发现于东大陆之名词，曰国民，曰国民云云者。
今之自命为先导者，其发议畴不曰国民哉？而吾强聒之为国民者，彼且不解国民为何物。则欲以吾理想之国民，组织国民之事业，是不啻无椎轮而求大辂也。虽然，有果也，必有因。有良果也，必有良因。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故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舆论谁尸之？此亦不难解决之问题也。夫贵族舆平民之界既分，则不在贵族而在平民无疑。然平民之质点甚淆乱，言庞而论驳无当也。盖舆论者，必具有转移社会，左右世界之力者也。大凡一国家之成立，当无不有一种无名之舆论，隐据于工规师谏之巅，而政治之发见，亦间受其影响。不过公理之未著明，民党之无势力，凡文明上之事业，皆甚幼稚，则此称舆论，亦遂旁皇而无所著。自十九世纪欧洲有所谓第四种族之新产儿出世，而舆论乃大定。第四种族者，以对于贵族、教徒、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另成一绝大种族者也。此种族者何物也？乃为一切言论之出发地，所放于社会之影光，所占于社会之位置，至于如是。盖即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所为新闻记者是也。新闻学之与国民之关切为何如，故记者既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为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如林肯为记者，而后有释黑奴之战争；格兰斯顿为记者，而后有爱尔兰自治案之通过。言论为一切事实之母，是岂不然。
虽然，言论者必立于民党之一点而发者也。有足为事实之母之言论，必先有为言论之母之观念。所为民族之观念是也。故欧洲之有第四种族，必平民得与于三大种族之列，而后以平民多数之志望，并合发表而为第四种族，乃足以抵抗贵族教会而立于平等之地位。嘻！尚已！哀哀我同胞，谁非民族，而吾民族之观念何在？
中国民族之历史，言之实可丑也。其上有僭窃盗贼之习惯；其下有奴隶牛马之习惯。两点相并，其僭窃盗贼也，不可思议；其奴隶牛马也，愈不可思议。至于今日，羁勒于非种人之下，内奴外奴之重重胶结而不可解。国展转其已亡；人嬉游以待死。号称数万万，宁可当欧洲第三种族之一指趾哉？第三种族于沉沦，至于此极；而望第四种族之间起而勃兴，胡可也！然第三种族之沉沦，至于此极，而不升高以望第四种族之间起而勃兴，又胡可也！
中国之业新闻者，亦既三十年；其于社会有一毫之影响与否，此可验之今日而知之者也。有取媚权贵焉者；有求悦市人焉者；甚有混淆种界，折辱同胞焉者。求一注定宗旨，大声疾呼，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者，概乎无闻。有之，则又玉碎而不能瓦全也。呜呼！中国报业之沿革如是，国民之程度如是。而欲蔚成一种族，吸取民族之暗潮，改造全国之现势，其殆不能乎？其殆不能乎？故以吾《国民日日报》区区之组织，詹詹之小言，而谓将解说‘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则非能如裁判官，能如救世主（松本君平之所颂新闻记者），诚未之敢望。亦以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木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哀哀吾同胞，傥愿闻之！”
[5]孙文《民报》发刊词：“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姱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后先进止之别，由之不贰，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兴。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扑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法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不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美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目我后也。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等绝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
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旧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觇之。”
[6]于右任《民立报》发刊词：“秋深矣！鸣蝉寂矣！草木渐摇落矣！万籁无声，时闻寒蛩，似断似续，如诉如泣矣！此佳节乎？而有心人当之，顿生无穷之感。悲天欤？悯人欤？噫！如此乾坤，吾何独为此佳节贺，吾亦悲悯中人也！而孰意万卉将零之时，独有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者，此何物？吾爱其色，吾慕其香，吾特敬其有超出凡卉之气概。此花耶？此名花耶？此岂非世人之所谓晚节黄花也耶？噫嘻！噫嘻！晚节黄花！噫嘻！噫嘻！晚节黄花！‘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未能忘。’当物而思，其思深矣。香草美人，今昔不远。当此名花照耀东大陆之际，而更有其色其香其气概坚于彼寿于彼璀璨于彼者，是何物？非国香乎？万花环绕，《民立》现矣！是为《民立》发祥之日！是为《民立》出世之瑞！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此非昔人之所自命也耶？《民立》之际此时会，此佳节之中而产《民立》，天之厚《民立》，《民立》敢不自重。大凡一杰物之出现此社会，与此社会即有际地蟠天之关系；否则新事业无异乎陈死人。倘其适宜于此社会也，虽百劫而不磨，而其精光浩气，时来时往于两大之间，时隐时现于世人耳目之表，待时而出，自足风靡乎一世；而社会宝爱之，而国家更须珍惜之。夫然后始能自立于四面楚歌之中，以造福于国民。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呜呼！岂不重欤！
秋高马肥，记者当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并修吾先圣先贤、闻人巨子自立之学说，以提倡吾国民自立之精神；搜吾军事实业、辟地殖民、英雄豪杰独立之历史，以培植吾国民独立之思想。重以世界之智识，世界之事业，世界之学理，以辅助吾国民进立于世界之眼光。此则记者之所深赖，而愿为同胞尽力驰驱于无已者也。虽然，未已也。
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东海愁云，浸及满洲原野。歃血之约，恐又使马首欲东者，转而西图。新亡国民之臭名，岂独戴高帽子之族含无穷之痛乎？嗟嗟！将不远矣！迎秋一叶，已先零矣，恐此后切切凄凄之声难断也。在馆同人之生此时，自痛其智之仅能知此，自信其政见之亦足以济此，所补助于国民者，则此后对外当如何有一定之方针，对内当如何有一定之改革，对经济恐慌当如何有一定之补救法，对人心卑下当如何有一定之救济法，容他日分析言之。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伤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力虽不逮，不敢不勉。
夫前数年吾国之言论界，其气魄之雄建何如，其议论之慷慨何如，其精神之发越何如，而今日者，则何如？或者曰：此皆冥顽不仁之政府所致也，而又何言？记者曰：吾思此，吾欲哭，吾哭此，吾欲吊，吾吊此，吾欲作《招魂》篇。吾特名之曰《骚心》。夫《离骚》，非爱国者之所作乎？其生也，谁知之；其死也，谁怜之；而其忠爱之心，则自信之。记者读而泣，泣而又读，则请诵其辞于同胞之前曰：‘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第六节 留学界之出版物
清末留学之风盛行，在日本者最多，美国次之，皆青年锐气之士也。诵习之余，常编辑书报，以灌输新思想新知识于国内为己任。其销行较多者，类如下：
（一）以改良桑梓促国人之醒觉为务者
《浙江潮》，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每月发行于东京，为浙江同乡会所编辑。每册六十余页，所载分社说、论说、学说、政法、经济、哲理、教育、军事、历史、传记、大势、时评等。出至第十二期而止。
《湖北学生界》，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每月发行于东京。编辑兼发行者，为王璟芳、尹援一，执笔者有蓝天蔚、刘成禺、李步青、但焘等。每册五十余页，所载分论说、教育、实业、军事、历史、地理、科学、理科、时评、国闻、外事、留学纪闻等。至第四期后，易名《汉声》，由窦燕石编辑。曾出《旧学增刊》一册。但出二册即止。
《江苏》，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每月发行于东京，为江苏同乡会所编辑。每册五十余页，所载分社说、学说、译篇、时论、小说、记言、纪事等。出至第八期而止。
《云南杂志》，创刊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为吴琨所编辑。每月发行于东京，每册约六十页。分论说、译述、记事、外交等，而以英、法、越、缅关于西南之文字为最堪动心骇目。
《四川杂志》，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每月发行于东京，以输入世界文明，研究地方自治，经营藏回领土，开拓路矿利源为宗旨。每册约八十页，所载分论著、译丛、时评、文苑、大事记等。但出至三期即止。
《河南》，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每月发行于东京，为武人朱宣等所编辑。以政治革命为目标。每册约八十页，所载分论著、译述、时评、小说、文苑等。但出至三期即止。
《晋乘》，为山西学生所编辑，每月发行于东京。以发扬国粹，融化文明，提倡自治，奖励实业，收复路矿，经营蒙盟为宗旨。
（二）以介绍学术为务者
《直说》，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每月发行于东京。每册六十余页，所载分教育、政治、社会、生计、军事、外交、传记、外论等。《游学译编》，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每月发行于东京，为湖南同乡会所编辑。每册五十余页，所载分学说、教育、军事、时事、历史、传记、地理、外论等。出至十二期而止。
《译书汇编》，创刊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每月发行于东京。每册约五十页。以翻译欧美关于行政理财之书为事。由胡英敏编辑。后改名《政法学报》，始分社说、论说、学术、研究资料等。出至十一期而止。
《中国新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每月发行于东京，为杨度、薛大可、陈耔美等所编辑。每册约八十页，所载分论说、时评、译件，以提倡经济的军国主义为事。出至七期而止。
《学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每月发行于东京，每册约百页。编辑者为何天柱、梁德猷。所载分论理、地理、传记、博物、数学、化学、物理、英语、法制、经济、生理、卫生、时事等。
《牖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编辑兼发行者为李庆芳。每月发行于东京，每册约六十页。所载分社说、教育、法律、政治、经济、实业、军事、文苑等。出至八期而止。
《科学一斑》，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为留日学生组织之科学研究会所出版。每册约七十页，道林纸印。所载分教育、国文、历史、地理、音乐、体操、博物、理化、算学等。出至四期而止。
《学海》，创刊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每月发行于东京。为北京大学留日学生所编辑，分为甲乙两编：甲编专言文、法、政、商；乙编专言理、工、农、医。每册五十余页。
《留美学生会年报》，创刊于宣统二年，编辑者为胡彬夏女士。每册约百页，印刷极精美。所载分美国留学界情形、美国之政治风俗、时事感言、新思想等。
（三）以振兴祖国及华侨商业为务者
《实业界》，创刊于光绪三十一年，为美洲学报社出版。每册约四十页，道林纸印。但出二期即止。
《中国商业研究会月报》，创刊于宣统二年正月，为东京中国商业研究会出版。每册八十余页，所载为论说、学说、调查、统计、英文等。
《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创刊于宣统二年，为李文权所编辑。每月发行于东京，每册约四十页。所载分论说、译著、文牍、传记、调查、报告、侨音等。但出至三期即止。
《中国蚕丝业会报》，创刊于宣统二年，每二月发行于东京。以振兴祖国丝业为宗旨。所载多国内各省之蚕业情形，与海外各国之销行状况。
（四）以介绍法律常识冀祖国立宪为务者
《法政学交通社月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每月发行于东京，由孟昭常等编辑。每期约四十页，所载多该社研究所得之材料。出至四期而止。
《政法学报》，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每月发行于东京，由沈其昌等编辑。每册约四十页，所载分社说、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国际法、财政、殖民等。
《预备立宪公会报》，创刊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每半月发行于上海，为孟昭常等所编辑。每册约二十页，有光纸印。所载分撰述、编辑、纪事三大部。出至二十四期而止。
《欧美法政介闻》，创刊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每月发行于上海，为马德润、周泽青等所编辑。每册约四十页，道林纸印。以输入欧美各国法律知识，扩充我国人政法之观念为宗旨。出至三期而止。
《宪法新志》，创刊于宣统元年八月，每月发行于东京。为谘议局事务调查会所出版，由吴冠英编辑。每册约六十页，所载分论著、时评、译述、记载、调查等。民国二年六月，改名《宪法新闻》；至是年十一月止。
《宪法新闻》，创刊于宣统元年八月，每周发行于北京，编辑者为李庆芳。每册约五十页，所载分宪论、宪史、杂纂三大部十六类。出至次年二月止。
（五）以提倡女子教育与女权为务者
《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创刊于光绪三十三年，每月发行于东京，为河南学生会所出版。延恨海女士为主笔。以纠正近世女子教育之谬妄，提倡社会女子，注重道德，恢复女权为宗旨。所谓近世女子教育，盖指我国日本化之女子教育而言，因当时各女学多延日人为教习也。
时孙文、黄兴等常亲赴东京，聚学生数千人，演说三民主义，学生受其影响。以海外言论之自由，皆明目张胆，痛谈革命。《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乃其最著者。清廷未如之何，乃严禁学生购阅。谓：“查游学东洋学生，上年冬间在日本东京开设报章，各处分售。察阅报纸，其中议论，虽在开通民智，而乖谬偏宕之语，亦往往杂厕其间。即令毫无流弊，亦非学生应尽之义务。当经传电蔡公使并监督，设法禁阻，并续经剀切劝谕停办在案。兹查此项报章，业已出售。诚恐无识之徒，习染其说，殊于学术人心有害。查现在广设学堂，收召有志之士，优与廪饩，俾得尽心学问，讲求实业，冀收明朴忠贞之士为国家效用。此等报章，自无虑其蛊惑观听。第恐年少学生，血气未定，或偶喜新奇，致分向学之诚；或多阅报章，有妨学堂功课。查东西各国，学堂章程，入学期内有一定程限，令其专习，不得旁骛他求。即如抄印书籍，非各生应学者，除学部命令准置外，不得入堂。是置备书籍，必待学部许可，方令入堂。又况不根之游谈，漫浪之杂说，可令其随意泛览乎？为此特申约束，以杜歧趋。学堂中如有购阅此等报章，及为寄售传播者，学生即时驱逐出堂，并加以惩治；堂中委员不事先禁阻，亦一律记过撤差；并望监督分教诸公认真诰诫，务令遵依。”然禁者自禁，而此等报章依然秘密输入。学堂当局对之，亦惟有置诸不闻不见而已。
第七节 提倡阅报与禁止阅报
清廷之对于报馆，始则以屈于外侮，为维新而提倡；继则以诽议杂兴，为革命而禁止。前后迥异，而以戊戌政变为之鸿沟。各省大吏，望风承旨，自属当然之事。如鄂督张之洞，在善后局拨款定购《时务报》二百八十八份，发给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及各书院各学堂；浙抚购《时务报》，发给各府州县；湘抚购《时务报》，发给各书院；广西洋务总局，通饬全省府厅州县，购阅《知新报》；直督袁世凯通饬各衙署局所，购阅《外交报》；《湘学新报》见于湖南学政江标之奏牍；《渝报》见于川东道之告示。此皆当时报纸所引以为荣者。而各省大吏，亦颇受报纸之影响，常取其言论以入奏。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举行新政之上谕，有：“今之言者，率出两途：一则袭报馆之文章，一则拘书生之浅见。更相是亦更相非，常囿于偏私不化；睹其利未睹其害，胥归于窒碍难行”之语。迨后禁止报馆严拿主笔之上谕屡下，内地报纸遂寥若晨星，或闭歇，或迁入租界，当时以阅报者学生居多，故学堂章程禁令中，亦定有“（三）各学堂学生，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四）学生不得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五）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中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之条。各省且出示禁止言论激烈之书报，如《新民丛报》《新小说》《革命军》等，售者阅者，均须提究。[1] 此外尚有官绅合办之宣讲所阅报公所，地方人士所设之阅书报社等，此则始终以提倡阅报为事，于开通民智上固极有裨益也。
注释
[1]查禁悖逆各书示：“准军机处函开，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并吞中国策》《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野蛮之精神》《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瓜分惨祸预言》《新民丛报》《热血谭》《荡虏丛书》《浏阳二杰论》《新小说》《支那化成论》《广长舌》《最近之满洲》《新中国》《支那活历史》等种种名目，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独坏我世道人心，且恐环球太平之局，亦将隐受其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国公法所不许。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行查禁。但使内地无销售之路，士林无购阅之人，此等狂言，不难日就澌灭等因。仰书坊报馆及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倘取再售前项悖逆各书，一经查出定即饬提严办。其各学堂诸生及士民人等，务各束身自爱，不得购阅，致于咎戾。”
第八节 君宪民主之论战
戊戌政变后，清廷益任顽固之守旧派，专横跋扈，厉行极端之反动政治，遂酿成义和团运动。自是以后，全国优秀之士，恐罹党锢之危，群不出仕，放言高论于民间，隐培革命之种子；复努力探讨康梁之主张，究其所以失败之原因，其结果惟使汉人恍然自觉，知满清之不足与言改革耳。
康有为走日本后，会孙文亦自伦敦至。日本诸志士，欲令孙康携手，合图大规模之进行，卒以君宪民主之根本上不容并立，两派遂分道扬镳，距离日远。前者以梁启超所主之《新民丛报》为根据，后者以张继、章炳麟所主之《民报》为根据，遂正式作民主君宪之论战，曾有《立宪论与革命论之论战》一书发刊。各地报纸，亦显分两派如下：
《上海闲话》云：“至最近辛亥数年之间，政府以预备立宪人民，而内幕之腐败愈甚。其尤著者，在官僚亦知舆论之不可终遏，乃设法沟通报馆，以为私人作辩护。斯时报纸之道德，固已坠落达于极点，而真正舆论无可发泄，则激成反动力，主张根本改革之反对报纸，乃应时而发生也。自此类报纸盛行，全国为之风靡。清政府一方以政治上压力制止之不效，则别组反对报纸以反对之。所惜者，此中有一极大机会，政府未能利用以和缓反对派之势力。则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其所主张之政见本自不同。立宪派之言曰：‘国体无善恶，视乎政治，就原有之基础以谋改良，其事较根本改造为易。’革命派之言曰：‘清政府决无立宪之望，不能立宪，惟有亡国；故以根本改革为宜。’此两派之所争持，其以立宪为前提则一也。使彼时清政府果能实行宪政，则根本问题即已解决，革命派之消融或在意中。即不然者，事实上并可倚重立宪派以与革命派互持，未始非政治上之作用。惜乎满清不足语此，名为立宪，违宪之事日出不穷，而结果上立宪派亦有爱莫能助之隐。至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尤上海报纸党见离合之一段落矣。”
第九节 清末报纸之厄运
文字贾祸，自古有之；报纸既行，于今为烈。语其最早者，当为《申报》之郭星使画像案[1] ，以纪载不实，致受外界之诘责。次之则为泄漏机密案，见之彭玉麟之奏议。[2] 故当时大吏之守旧者，常禁民间阅报；言论稍有锋芒，鲜有不遭蹂躏者。报律颁行以后，官厅益有所根据，凭己意以周内。如光绪三十一年汉口《楚报》以宣布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被封，主笔张汉杰监禁十年。《重庆日报》以宣布知府鄂芳劣迹被封，主笔卞小和下狱死。光绪三十二年北京《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禨卫兵抢掠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籍。宣统元年《湖北日报》以插画有讽刺当道嫌疑被封。宣统二年天津《北方报》以广告内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字样被封。宣统三年汉口《大江报》以时评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被封，主笔詹大悲监禁一年。北京《国报》与《中央大同报》以宣布安奉路条约被封。广州《可报》与汕头《中华新报》，以论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事被封。奉天《大中公报》以登载巡警总局防疫所真相，与《东省日报》，以主张共和提倡独立被捣毁。此皆荦荦大端，在人耳目者。尤可异者，外人以我国报纸之常揭其短，忌之，利用我国官吏之畏葸，亦时有干涉言论界之举。如光绪二十六年，广州《博闻报》《岭海报》与《中西报》，以登载义和团获胜西军败绩事，外人请粤当道封禁。光绪三十年，北京《京话报》载华工往南非后，将遭英人虐待，致应募者寥寥，英使请外部禁止发刊。三十一年，汉口《汉报》载道胜银行行员陈延庆所开之庆安钱庄，资本不充足，致被提款而搁浅，俄使请鄂当道封禁。厦门《鹭江报》以载金门教案失实，英领请厦门道封禁。《济南报》及上海《中外日报》《时报》《警钟日报》屡载德国在山东有不利于中国，德领请鲁当道及上海道禁止登载。天津《大公报》以载不购美货新闻，美领请直当道禁止人民阅看。三十四年，广州各报以论佛山轮船命案，葡领请粤当道严行申斥。宣统元年，上海《民吁报》于中国之危急，泰东之和平，与锦齐铁路事，有所论列，日领谓有关日本名誉，请上海道封禁。宣统三年，哈尔滨《东陲新报》以载俄人在蒙古招兵，及攫傅家甸防疫权事，俄领请西北道封禁。如此者，又屡见不一见。其他借故罚款，或停刊若干日者，尚不胜枚举。且有报馆因时受摧残，而自行停业者。盖官权之无限久矣，出一言而莫予敢违，以习惯之所趋，而成为不文之法。今忽有昌言无讳之报馆，与立于极端反对之地位，而时时刺取不可告人之隐事，宣诸万众之听闻，恶其所为，则思去其籍。彼巍然民上之有司，其痛心疾首于报馆欲得而甘心以为快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独是外人之干涉实别有用心，乃亦推波助澜，隐有“咎由自取，权不我操”之意，其情为最不可恕耳。
注释
[1]《上海闲话》记郭星使画像案云：光绪四年六月二十日，《申报》登一新闻，题云：《郭星使驻英近事》。据载：英国各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事，每涉诙谐。近阅某日报，言英国近立一赛会，院中有一小像，俨然大清国郭嵩焘星使也。据画师顾曼云：“余欲图大人小像时，见大人大有踌躇之意，迟延许久，始略首肯。余方婉曲陈说，大人始允就座。余因索观其手，大人置诸袖中，坚不肯示。余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躇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画像须两耳齐露；若只一耳，观者不将谓一耳已经割去耶？”大人又言翎顶必应画入；余以顶为帽檐所蔽，翎枚又在脑后，断不能画。大人即俯首至膝，问余曰，“今见之否？”余曰，“大人之翎顶虽见，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与大笑。后大人愿科头箕坐，将大帽另绘一旁。余又请大人穿朝服，大人又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贵国民人见之泥首矣”。以上悉画师语。该西报又言画成后，郭以画像精妙，并欲延顾曼画其夫人云。自该报邮寄至欧，为郭使所见，而绝大交涉以起矣。
《申报》登载此节新闻，不得不先解决两大前提：（一）郭使是否有画像事；（二）即有顾曼画像事，临画时是否有是项语言。此二前提不决，则郭使之怒，怒其造谣乎？抑怒其颠倒事实乎？兹先就当时画像事实略叙如下：
前清光绪元年，政府以中外交涉日繁，允总理衙门之请，特派使臣出驻各国，此为中国派遣钦差驻洋之始。当时派赴英国者，正使为郭嵩焘，副使为刘锡鸿。二年冬放洋，至三年夏间，刘副使偶于伦敦某书画会见一天主神母画幅颇佳，以价昂故，因嘱随员马格里（英人，由郭、刘在中国携往伦敦充随员者）代觅画工，摹仿一幅。马随荐一画师名顾曼者应之。顾曼摹画天主像既竣事，郭使见之，甚为奖饰。顾曼因云：“今蒙钦差不弃，愿画尊照一幅，不计画工，但赐笔费，于愿足矣。”郭闻之喜，随议定笔费二十镑。正拟择日绘画，郭又以不耐久坐，商之顾曼，可否先以相片作蓝本。顾应之，即于次日偕同马格里、顾曼赴照相馆拍照而回。当拍照之时，郭意顶珠必须露出，否则外人不知所戴为何帽，又面不可正，亦不可过偏；一一如法拍成，交顾携往。及十日后，送画稿来，亦邀郭使赏鉴。此当时画像情形也。阖使馆人员所见闻者如是。
事实如此，而《申报》所登者如彼。时郭使适在法都巴黎，见报后，即饬马格里函诘画师顾曼，何以妄造此言；一方电询《申报》，根究此项新闻究译自何报，务求水落石出而止。乃顾信去后，得伊家属复函云：“顾已挈眷出游，此时行踪无定，俟回后再行通知作复。”《申报》则两次电询，均无回音。迄九月初，始得顾曼来信云：“刻在伦敦绘画为生，无暇赴法面谒。惟上海《申报》所登各节，全系虚妄；鄙人以绘画为生，此后声名既坏，衣食为难。既据《申报》系译载西报，鄙人惟有一方致函各报辩白，一方根究此项新闻究出何报，何月何日，以为恢复名誉之地”云云。而《申报》两次去电未复，第三次并将复电之费随电汇去；电中告以如不作复，定当诉之法庭。至九月初十日，始据《申报》复电云，“该项新闻，新译自本年四月某日欧卧兰美报”。郭使遂饬马格里前赴该报根问。乃根问之结果，则该报系每星期日发行者，《申报》所云之四月某日，并非星期，则该馆并不出报。马以《申报》电复，恐其月日有讹误，遂将该报全月若干份，出价购来，乃遍阅亦无是说。于是郭使之怒则更甚。
嗣有人为郭使言，根究《申报》译载何项西报为一事，先行致函《申报》以及各西报，以证明新闻之错误为又一事。今前一事，不妨缓为根究，而更正之举，似不容缓。郭使善之，旋画师亦由马格里觅至使馆，当由郭使命顾曼及马格里各具一辩白之函；稿成，译成汉文，经郭使点窜数过，然后分寄上海申报馆及欧洲各日报登载，以明真伪。至马格里之具函辩白，盖当时画像，郭使与顾曼应对之词，均由马为之舌人也。画师顾曼更正之函如下：
启者：顷阅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报》登载，星使驻英近事一则，或谓系由仆口传出者，殊属诧异。仆以声名为重，安甘受咎。今特陈数语以辨其诬。查《申报》所述，系中国钦差在伦敦令仆画像各情，及画成后悬诸画阁之事，所言诸多谬妄。仆目下正在追求原委，兹先为辨正其词，以免外间之误会。夫仆之画像，系马格里为之先容。带见时，乞得照像为蓝本；画成后，请星使临视二次，星使极为称许。仆方感谢不尽，何至有捏造讥诮之理？且仆与星使言语不通，概由马格里传说。马来诘仆，仆茫然无以为对。谓以全无影响之词，出自仆口，即马格里含糊，仆亦断不能隐忍。以上各情，除函上海《申报》先行辨正，一面根究来历外，并请贵报刊登，俾阅此报者得知中国此段《申报》，传自何人，刊自何日，可以早日知照鄙人也。画师顾曼启。
马格里辨正之函则如下：
敬启者：前于法京获见本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申报》，披阅之下，不胜诧异。查顾曼为钦差画像，系由仆所引荐。画成后，钦差初不惬意，经顾曼再三修饰，钦差始言略得形似。迨悬于画阁，见者极为称赏；由是，顾曼画名噪于海外焉。盖英人以钦差初次来英，诧为罕见，遂使顾曼之画名，顿为增重。当其画像之时，彼此言语不通，一切由仆传达。若如《申报》所言，则仆从钦差将及两年，曾未见有此形状。似此平空侮慢，令仆何以自处？后由法京回伦敦，诘以此事之缘起。顾曼指天明矢，坚不承认。且在伦敦阅看新报十余家，亦未见此一段文字。仆以此等讥诮文字，或因他人有意诬蔑，故借画像为词，或出自顾曼手笔，要皆无足轻重。盖顾曼不过一画工耳，辄敢矢口讥笑，自有人责其非。乃《申报》遽谓英国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诙谐，而仆自随钦差来此，所见新报，无不钦佩，绝不闻有涉及诙谐者。因思泰西各国，无不讲情理，无不讲法律，各新闻之司笔墨者亦多明白事理之人，故于各国驻扎星使，从不肯有所讥诮。如若《申报》所载，甚非英人所乐闻也。今顾曼已有辨说，更望将仆此论载入贵报，稍正前言之诬。顾曼之得失不足与校，惟仆自觉其人由仆引荐，言语由仆口传，此等诬蔑之词，实令仆无颜以对钦差也，用沥陈之，伏候钧鉴。马格里启。
自顾曼马格里两更正之函，登入各西报，外人始知此事之原委，而郭使以事隔多时，怒亦稍息。嗣经馆员详细调查，则知《申报》所登，确有来历，惟不若原西报之故甚其词。而西报之所以得此新闻，则蛛丝马迹亦复别有原因。兹再将事后馆员所查得之消息，汇录如下：时则郭使已瓜届回华，此事卒亦未具何等之结果也。当顾曼画像之后，有顾丹者，顾曼之弟，充英伦新闻纸名《代立太理格拉茀》馆之主笔。偶闻乃兄代中国钦差画像则探问之。顾曼初次为中国达官画像，则亦故甚其词以告顾丹，云中国有割耳之罪，故画贵人时必将两耳齐露。所言不经，大抵类是。顾丹即以是告之《代立太理格拉茀》馆员，嗣又恐碍及顾曼，乃以是说介之别一新闻纸名《喀尔司喀尔纳》者，于四月十六日登出。事经顾曼、顾丹、《代立太理格拉茀》《喀尔司喀尔纳》展转附会，及该报传至上海，又经上海某西报装点其词。时则《申报》尚在外人之手，不问事实之有无及真伪，即与尽情披露。观六月二十日所登之文云，英国各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事，每涉诙谐者，即指《喀尔司喀尔纳》报而言云。近阅某日报云云者，即指上海某西报。及郭使致电诘责，始无以对，则置之不复。后经郭使将复电之费一并汇沪，乃知事终难讳，不得已泛指一英京之星期报以为搪塞，固不虞郭使之志在澈究也。然始终未将上海某西报指出，并《喀尔司喀尔纳》报之登载，亦未举以告郭。盖当时中国无所谓报律，而就转载别报之件以甚其词，则几同勾串造谣矣。宜其只以延宕为缓兵之计也。此案开始于光绪四年四月十六日《英报》之登载，而上海西报则于六月初转登，《申报》则于六月二十日转登。迄巴黎伦敦上海展转函诘，直至光绪五年秋间郭使受代，然后此案成一不了之了局。其亦华字报纸最初最巨之交涉乎？濡笔录之，作为上海报界之一大纪念也可。
[2]彭刚直奏议：“奉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谕，近来寄信，紧要事件，往往漏泄，甚至外间传播刊入新闻纸中等因钦此。窃维机要事件，似此刊布通都，互相传播，臣向未曾闻见。近来乃有寄谕及各省紧要公件，未经见有明文，而外间已传说纷纭，刊入报纸。初谓民间谣传，未足深信，既而无不吻合，殊堪诧异。即如此次天津所议简明条约，未接密咨以前，已见各报馆详为刊列。其得信不知从何而来，诚有不可解者。查该报馆意存垄断，惟务搜采新闻，人所未及知者，列入报中，使人以先睹为快，售广利赢。彼既惟利是视，则所以用其探刺者，无所不至；亦难免不别有营谋，此事之所由漏泄也。且有变混黑白，以无为有，任性议论，尤堪痛恨。臣嗣后惟加谨慎，不敢稍有疏忽，致取愆尤。”
第十节 结论
以庞大之中国，败于蕞尔之日本，遗传惟我独尊之梦，至斯方憬然觉悟。在野之有识者，知政治之有待改革，而又无柄可操，则不得不借报纸以发抒其意见，亦势也。当时之执笔者，念国家之阽危，懔然有栋折榱崩之惧，其忧伤之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故其感人也最深，而发生影响也亦最速。其可得而称者，一为报纸以捐款而创办，非以谋利为目的；一为报纸有鲜明之主张，能聚精会神以赴之。斯二者，乃报纸之正轨，而今日所不多觏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