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举义，全国景从，报纸鼓吹之功，不可没也。“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既载诸临时约法中；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兹举其知名者如下：
北京：《共和报》《新民公报》《亚细亚日报》《通报》《中华日报》《燕京时报》《北京日日新闻》《民命报》《民权报》《商务报》《国华报》《国报》《民意报》《中华民报》《大凡日报》《公论报》《中央新闻》《共和日报》《新华日报》《民国报》《群强报》《新中华报》《亚东新报》《民牖报》《五民日报》《五族民报》《大民报》《大自由报》《东大陆日报》《快报》《大一统报》《工商公报》《民主报》《北京时报》《国权报》《新直报》《新社会日报》《黄钟报》《新华报》《世纪新闻》《救国报》《兴华日报》《先闻报》《平权报》《国民自强报》《新中国报》《燕声日报》《新世界报》《塞北公报》《女学日报》
天津：《民意报》《天津公论》《国风日报》
汉口：《国民新报》《共和报》《震旦民报》《民国日报》《新闻报》《大汉报》
武昌：《武昌公报》《群报》
南昌：《晨钟报》《民报》《商务日报》《大江报》《天佣报》《新闻迅报》《豫章日报》《章贡潮》
安庆：《民岩报》《皖报》《公论日报》
南京：《中华报》
扬州：《民声报》《扬州日报》
常州：《公言报》《新兰陵报》
无锡：《锡报》《新无锡报》
苏州：《苏州日报》
南通：《通海新报》
上海：《大共和日报》《民国报》《民报》《太平洋报》《黄报》《中华民报》《民信日报》《共和新报》《民强报》《民权报》《爱国报》《民声日报》《民国新闻》《启民爱国报》《演说报》
杭州：《之江日报》《汉民日报》
绍兴：《越铎报》
福州：《民听报》《民言报》《民心报》《群报》《共和报》《福建民报》《求是报》《民兴报》《正言日报》《舆论日报》《民生日报》
汕头：《中华新报》
广州：《震旦报》《平民报》《广南报》《新醒报》《广州共和报》《大公报》《岭华日报》《南越报》《惟一报》《天职报》《华严报》《华国报》《商权报》
奉天：《醒时报》
吉林：《吉长日报》《新吉林报》
济南：《大东日报》《山东日报》《新齐鲁公报》
烟台：《钟声报》
太原：《山西公报》
开封：《自由报》《河声报》《民立报》
长沙：《长沙日报》《湖南公报》《黄汉湘报》
常德：《沅湘日报》
成都：《川报》《民国公报》《蜀报》《民宪报》
香港：《香港实报》《大光报》
槟榔屿：《光华日报》
雪梨：《民国报》
菲列滨：《民号报》《公理报》
磐谷：《中华民报》
当时统计全国达五百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可谓盛矣。乃未几二次革命发生，凡属国民党与赞同革命党之报纸，几全被封禁。筹安议起，更以威迫利诱之手段，对付报馆，至北京报纸，只余二十家，上海只余五家，汉口只余二家，报纸销数亦由四千二百万降至三千九百万。盖自报纸条例公布，检查邮电，阅看大样，拘捕记者，有炙手可热之势也。自是而后，有督军团之祸，张勋之复辟，护法之役，直皖、直奉及江浙之战，与最近东南及东北之战，兵连祸结，岁无宁日。虽内地报馆，前仆后继，时有增益，然或仰给于军阀之津贴，或为戒严法所劫持，其言论非偏于一端，即模棱两可，毫无生气。以视民国初元之仅以事杂言庞为病者，盖不胜今昔之感焉。
第一节 两度帝制之倏现
袁世凯本无意于共和，姑假之以覆清室耳。故自赣宁一役后，即以大刀阔斧之手段，努力排除异己，积极为家天下之预备。其首先觉察袁氏之阴谋者，为北京之《国民公报》。当时又有北京之《国风日报》，天津之《民意报》，汉口之《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广州之《觉魂报》，开封之《民立报》，南昌之《新闻迅报》，福州之《民心报》《民世报》《民听报》《福建民报》，香港之《实报》《新民报》等，相继而起，类皆据理执言，公正雄健，莫不首遭封禁之祸。迨美人古德诺氏之《君主与共和利弊论》在北京报纸上披露，旋有筹安会应之而起。于是杨度之《君宪救国论》，刘师培之《国情论》，纷然并作。其鼓吹最力者，当推《亚细亚报》，盖御用之机关也。又知人民心理殊不赞成帝制，则进行自以秘密为愈。始则限制报纸，仅得登载将军巡按使之文电，继则一律不准登载关于国体问题之文字。北京之《天民报》，即以学理的对筹安会加以评论而被封禁者。其他持反对之论调，如《时事新报》《爱国报》《中华新报》《民信报》《民国日报》《民意报》《益世报》等[1] ，在内地则勒令停版，在租界则停止邮递，在国外则禁止输入。当时真正之民意，几不能于字面求之矣。民国四年十二月，参政院推袁为帝，北京各报除日人之《顺天时报》外，皆印红报，阿谀备至，而“臣记者”三字，遂成一新名词。但上海之《亚细亚报》，则连于九月、十二月两度发见炸弹。[2] 是南方之空气究与北方不同也。次年改元洪宪，令各报照登。上海各报独否，仅载西历年月。旋淞沪警察厅致上海日报公会函云：“上海各报应各改用洪宪纪元一案，前奉宣武上将军接准内务部佳电，如再沿用民国五年，不奉中央政令，即照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等因饬行到厅，当经函请遵改在案。兹接上海邮务管理局来函：以此案奉交通部电饬照办，函请查照前来。查各报不用洪宪纪元，既奉部饬停止邮递，敝厅管辖地内，事属一律，应即禁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第以报纸为言论机关，且上海各报馆亦与敝厅感情素笃，为再具函奉告。务希贵会转知各报馆，即日遵改。如三日内犹不遵改，则敝厅职责所在，万难漠视，惟有禁止发卖，并报纸没收也。”各报不得已乃以六号字之“洪宪纪元”四字，横嵌于年月之下，并将警察厅来函，同日登出以求国民之谅解。近人《虎厂杂记》载此事甚详，并言及假《时报》事。亦可见当时除压制真正民意而外，尚有假造民意之活剧。其言曰：“筹安时代，京中各报，慑伏于权力之下，咸一致拥戴。惟《顺天时报》颇多讥讽不满之词。然此报为日人机关，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宜其有非难之声。故时人则不重视之。惟上海各报，除薛大可组织之《亚细亚报》外，所持论调颇为国人所注目。及民四冬月，项城有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曩时部中即通令各省一律遵用。上海各报以格于禁令，勉强奉行，乃以近于滑稽之手段，改民国元年为西历纪元几年，更于西历下别刊‘洪宪元年’四小字，字绝纤细，读者苟不察，几不能见，其用心亦良苦矣。盖若不刊‘洪宪元年’，销场只及上海一隅之地，不能普及全国，而邮局亦未能为之代递也。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于此有一至可痛惜之事而不可不纪者，则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黄远庸（远生）氏以旧金山华侨误认为帝制派而杀之也。黄初尝为北京《亚细亚报》撰文，兼为上海《东方日报》通信，《东方日报》停刊，乃为《时报》通信，后又为《申报》通信，其理解力及文字之组织力，实有过人处。尝谓“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贵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盖报界之奇才也。帝制议起，袁之爪牙，以黄之通信极能吸引读者，嬲其作赞成帝制之文。上海《亚细亚报》成立，并约其为总撰述。时帝制派炙手可热，黄不敢显为反对，姑以似是而非关于帝制之文应之。九月，即托故离京，假名赴美游历，辞去《申报》通信及上海《亚细亚报》之预约总撰述。犹忆去沪之一夕，尚过予时报馆，谈笑多奇趣，不意竟为最后之晤别也。黄所为文，通信外又散见《少年中国》《东方》《庸言》《论衡》《国民公报》诸杂志，已由其友人林志钧氏汇集成书，名曰《远生遗著》。
民国六年七月，以参加欧战问题，府院间发生意见。段祺瑞嗾北洋派之武人倡解散国会之议，黎元洪免段职，召张勋入京。张乘机率兵拥宣统复辟。虽旋起旋灭，为时不过十二日，而北京报纸停刊者达十四家云。
注释
[1]当时各报著论，痛诋袁氏，目之为民贼政府，为叛逆之政府，而梁启超氏《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尤传诵于人口。西报亦有著论反对帝制者。如法文《巴黎人道报》题云《奸险无赖之袁世凯》，俄文《哈尔滨报》题云《中国之自扰》，英文《京津泰晤士报》题云《武力耶民意耶》《论袁氏僭帝之责任》《痛斥袁氏愚弄国人之手段》，《字林报》题云《喜剧耶滑稽剧耶》，具见公理之不可没也。
淞沪警察厅布告：“案奉江苏都督民政长兼会办江苏军务行署通令内开：照得新闻报纸为舆论机关，自非宗旨纯正，议论平允，不足以代表人民心理，导引政治进步。乃有《民权》《民立》《民强》各报，专为乱党鼓吹异说，破坏民国，捏造事实，颠倒是非，信口开河，肆无忌惮，亟应从速禁售，以免淆乱人心。为此训令该厅长遵照，凡《民权》《民立》《民强》暨乱党各种机关报纸，立即禁止售卖，并布告人民，一体知悉，切速勿违，此令。等因，奉此。合亟布告周知，仰各卖报人遵照，嗣后凡《民权》《民立》《民强》暨乱党各种机关报纸，均即禁止售卖。凡我人民，亦应一体勿再购阅上开各项报纸，以免淆乱人心，是为至要。”
[2]北京《亚细亚报》总理薛子奇氏，于民国四年秋至上海，创办《亚细亚报》。事先已接有匿名信，或称“君主之敌”，或称“中国公民一份子”，谓如果出版鼓吹君主问题，必以激烈手段对付。九月十二日，为该报出版之第二日，下午七时许，该馆望平街十一号门首，即有人往掷炸弹，当死华捕一及路人二，伤者十余。该报并不停刊，且挟政府之力，要求从严根究。乃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九时，又有炸弹从二层楼窗口掷入，炸毁桌椅器具及对街之玻璃窗，主任刘竺佛氏几被殃及。该馆附近商店，以两次发生炸弹案，非但危险，且营业大受损失，因由房主禀请会审公堂，限三礼拜迁移。该报因他处不能得屋，始停刊。
第二节 杂志
一国学术之盛衰，可于其杂志之多寡而知之。民国以来，出版事业日盛。以时期言，则可分为欧战以前与欧战以后。以性质言，则可分为学术与政论与改革文学思想及批评社会之三大类。欧战以前，民国初造，国人望治，建议纷如，故各杂志之所讨论，皆注意于政治方面，其着眼在治标。欧战以后，国人始渐了然人生之意义，求一根本解决之道，而知命运之不足恃。故讨论此种问题之杂志，风起云涌，其着眼在将盘根错节之复杂事汇，皆加以彻底之判断，如国家政治、家族制度、婚姻、迷信等等思想上之问题，举数千百年来积习而推翻之，诚我国思想界之一大变迁也。世界新潮，澎湃东来，虽有大力，莫之能御。然一方面杂志之大声疾呼，使鼾睡者霍然醒觉，其影响亦非浅鲜，盖可断言。然吾人有不可不注意者，即破坏之能事已尽，而建设之能事未举。且矫枉过正，昔人所悲，今则将成为事实矣。夫我国社会上之根本问题，自不能不力谋最有效最安全之方策。故吾人苟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财产共有，无政府主义，凡曾经三思者未尝不可提倡，如徒袭他人之文章，不问本国国情之是否适合，则其发生之恶影响，亦殊可惧。虽然，真理以讨论而渐明，今日之议论百出，亦为进步过程之不可免；吾人固不能不大有待于今后杂志之努力也。至已发行之诸杂志，所惜创始易，继续难，此非完全执笔者不努力之咎，实亦社会要求程度太低之故。今择内容较有精彩，销行较广，而较持久者，介绍于后。挂一漏万之讥，知不免焉。
以学术为主体者
《孔教会杂志》，于民国二年二月发刊于北京，由陈焕章编辑。每月一册，志在提倡以孔教为国教。
《科学》，于民国四年正月发刊于上海，为留美学生所组织之科学社之言论机关，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旨，每月一册，分通论，物质科学及其应用，自然科学及其应用、历史、传记诸栏，其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文句读点句，盖便于插写算学、物理、化学诸方式也。
《观象丛报》，于民国四年七月发刊于北京，为教育部中央观象台之言论机关，由高鲁编辑。每月一册，分论说、乾象、历象诸栏。言天文之唯一出版物也。
《清华学报》，于民国四年十一月发刊于北京，为清华学校师生所合编。每季一册，分著述、记述、译述三大部，有中文本、英文本二种。近自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等为讲师，中文季刊大见精彩。
《民铎》，于民国五年六月发刊于日本东京，为中华学术研究会之言论机关，由李石岑编辑。初每季一册，后改每二月一册，现改每月一册。以促进民智，培养民德，发扬民力为宗旨，立说务求平近而切世用，力去艰涩之弊。
《新教育》，于民国八年二月，发刊于上海，为新教育共进社之言论机关，由蒋梦麟等编辑。其主旨在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现归中华教育改进社主持。又增刊《新教育评论》，由陶行知等编辑，每周一册。
《学艺》，于民国八年四月发刊于日本东京，为中华学艺社之言论机关。志在介绍科学及艺术，从两方面发阐自然及人生诸问题。初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分文科、理科、小说、杂文、通信诸栏。
《史地学报》，于民国十年十一月发刊于上海，为国立东南大学史地学会之言论机关。初每季一册，现改每年八册。分通论、专著、研究、世界新闻等栏。
《北京大学月刊》，于民国八年一月发刊于北京，为北大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发表心得之言论机关。每期由校长及各系主任轮流编辑。每年十册，材料多则出增刊。其印法旁行上左，与《科学杂志》同。
《学林》，于民国十年九月发刊于北京，每月一册。以研究学术，批评世界思潮为宗旨。分哲学文学组、社会经济组、政治法律组，与交通系有关系。
《学衡》，于民国十一年一月发刊于上海，为刘伯明、吴宓等所编辑，每月一册。以昌明国学、融化新知为宗旨。盖提倡文学革命之反响也。
《社会学杂志》，于民国十一年二月发刊于上海，为中国社会学会之言论机关，由余天休编辑。每年六册，用中英文合刊。
《社会科学季刊》，于民国十一年十一月发刊于北京，为北大教授顾孟馀等所编辑，每季一册。泛论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伦理、史地，分其他社会科学，从学理上立言。
《国学丛刊》，于民国十二年夏季发刊于上海，为国立东南大学高师国学研究会之言论机关，由顾实编辑。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每季一册。曾特刊《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等专号。
《华国》，于民国十二年十月发刊于上海，为章太炎所编辑。以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为宗旨。每月一册，分通论、学术、文苑、记事诸栏。
《国学季刊》，于民国十二年一月发刊于北京，为北大教授胡适等所编辑，以发表国内及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学之结果为宗旨。其方法：（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现因材料甚富，又附出周刊。其博大精深，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
《工程》，于民国十四年一月创刊于上海，为中国工程学会所编辑，每季出一册，其宗旨为发展工程学识引起社会对于工程之兴趣。
《自然界》，于民国十五年一月，发刊于上海，为杜亚泉、周建人等所编辑。每年十册，志在提倡中国的科学化，而以考订名词、调查、纳非科学的环境于科学中三者为工具。
以政治为主体者
《独立周报》，于民国元年九月发刊于上海，为章士钊所编辑。分纪事、社论、专论、投函、评论之评论、别报、文艺诸栏。盖章出《民立报》后而别主调和之说者。
《庸言》，于民国元年十二月发刊于天津，由梁任公主撰，系继《国风报》而发行者。意在利用袁世凯。每月二册，分建言、译述、艺林、佥载四大部。
《不忍》，于民国二年二月出版于上海，由康南海主撰。志在以孔教为国教。每月一册，分政论、说教、瀛谈、艺林等栏。是年十一月，南海丁母艰，停刊。至民国六年十二月，曾续出，但未几亦废。
《国民》，于民国二年五月发刊于上海，为国民党之言论机关。孙中山黄兴作出世辞。每月一册，分言论、专载、纪事、丛录四类。勉党员以“进步思想，乐观精神，准公理，据政纲，以达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目的”。
《雅言》，于民国二年十二月发刊于上海，为康宭所编辑。每月二册，分论说、纪事、文艺诸栏。盖康出《甲寅》后而别主赞助袁世凯之论者。
《正谊》，于民国三年一月发刊于上海，为谷钟秀、杨永泰、丁世峄、孙润宇、卢信等所组织。每月一册，分论说、纪载、译述、文艺诸栏。为失望于袁世凯而作。
《甲寅》，于民国三年五月发刊于日本东京，为章士钊所编辑。每月一册，分时评、评论、论评、通信、文艺诸栏。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盖反对袁世凯而有学理之出版物也。民国十四年七月，改为周刊，在北京发行。
《大中华》，于民国四年一月发刊于上海，由梁任公主撰，每月一册。以养成国民世界知识，增进国民人格，研究事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之南针为宗旨。其特色注重社会教育，论述世界大势战争之因果及吾国将来之地位，与夫国民之天职，为欧战后之重要出版物。
《太平洋》，于民国六年三月发刊于上海，为《甲寅》分出之英法派人所编辑，每月一册。分论说、海外大事、评林、译述、国内大事等栏。考证学理，斟酌国情，以求真是真非；于财政经济各问题，尤多所论列。
《建设》，于民国八年八月发刊于上海，为国民党之言论机关，每月一册。孙中山作发刊词，有云：“鼓吹建设之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知建设为今日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为有显明主张之唯一出版物。
《解放与改造》，于民国八年九月发刊于上海，为北京新学会之言论机关，每月二册。主张解放精神物质两方面一切不自然不合理之状态，同时介绍世界新潮，以为改造地步。分评坛、论说、读书录、世界观、思潮、社会实况、译述诸栏，与研究系有关系。出至二卷，改组为《改造》月刊。
《星期评论》，于民国八年，发刊于上海，为戴季陶所编辑，而沈玄庐孙棣三助之，志在提倡经济改革。
《法政学报》，于民国十一年一月出版于北京，为法政大学之言论机关，每年十册。分论著、杂感二大部。关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心理、历史、哲学等文字，均兼容并包，不以法政为范围。
《努力》，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发刊于北京，由胡适编辑，为讨论政治之周刊。民国十二年，因胡病停刊。
《向导》，于民国十一年九月发刊于广州，为陈独秀等所编辑，每周一册。以统一、独立、自由、和平为标语。中国共产党之宣传品也。
《现代评论》，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发刊于北京，为周鲠生等所编辑，每周一册。言论趋重实际，不尚空谈；态度趋重研究，不尚攻讦。包含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各种文字。
《语丝》，于民国十四年一月发刊于北京，由周作人等编辑，每周一册。注重于新思想之宣传，其评论政治社会各方面之事实，隽永有味。
《远东》，于民国十四年十月发刊于北京，为吴统续所编辑，每月二册。以研究远东问题与宣达国际消息为宗旨。用中、英、法三国文字合刊。与交通系有关系。以改革文学思想及批评社会为主体者。
《新青年》，于民国四年九月发刊于上海，为陈独秀所编辑，每月一册。初提倡文学革命，后则转入共产。勉青年以“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生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于脑际。利刃断铁，快刀斩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
《新潮》，于民国八年一月，发刊于北京，为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所编辑，每月一册，亦提倡文学革命者。
《每周评论》，于民国八年，发刊于北京，为陈独秀李大钊等所编辑，志在改革社会思想，但不久即为警厅所封禁。
《创造季刊》，于民国十一年六月，发刊于上海，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所编辑，志在提倡国语文学。次年五月，又创周刊，但后均停止。
第三节 国内外会议与我国报界
我国报纸之纪载，曩只注重东亚一隅，所译欧洲消息，徒以充篇幅而已。自民国三年夏奥塞因事起衅，德、法、英、俄、意、比先后卷入漩涡，酿成有史以来空前之大战。至是，沪报始购用路透公司电报，以求消息之灵通。是年秋，日本借口英日同盟，向德宣战，与英兵合占青岛。于是欧战遂直接与我国发生关系。日本以列强不遑东顾，于次年一月十八日，突向我国提出二十一条之要求。五月七日，迫令承认。其苛酷足以制我国之死命而有余，并要求严守秘密禁止报纸登载。当时各报之论调，均愤慨异常，莫不主张拒绝日本无理之要求，并有提议召集国民大会，抵制日货，以为政府之后盾者。各地日领，乃请中国官吏，禁止报界开会。上海《公论西报》（The National Re view）以《失信》一文，责英人与日人同恶相济，竟被控于法庭。[1] 强权之下，固无公理之可言也。民国六年，我国以德潜艇之任意袭击商船，继美而向之宣战。各国与我国曾互提希望条件。孰知民国七年，巴黎和会开幕后，为英、美、日、法、意各国所把持，对于我国所提出之由德国直接交还山东之一切权利，取消被迫承认之二十一条要求，及取消列强所得于我国之种种不平等条约各条件，均曲徇日本之意，无公平之解决。此消息传至中国，举国大哗，电代表不得签字于德约。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有激烈之示威运动，且请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亲日派。全国学生响应，商界继之。上海商店首先罢市，杭州、南京、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继之。工界亦有罢工者。报界则发起救国储金，为实力对外之提倡。日人知我国民气之不可侮，时以直接交涉相引诱。美上院亦以处置山东问题未当，不批准和约。旋于民国十年，召集华盛顿会议，期挽回其国际上之地位。我国亦被邀请，提出前此未解决之各案。各报均直接由美发电，并试用交通部南洋大学无线电，以传达消息。此种消息常置于国内电报之前，其注意可知矣。
自山东问题起，始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如参与巴黎和会之胡霖；参与国际联盟之朱少屏、夏奇峰、王一之、李昭实；参与华盛顿会议之许建屏、王伯衡、钱伯涵等，虽不能向外宣传，然而有关于我国之消息，固常有通信报告也。
美人毕德生，所著《中国之报业》一书中，曾言及中国报纸在外交上活动之成绩，著者曾译载《东方杂志》中。兹节录如下：
“欧洲大战期间，蓝辛、石井条约签字后，中国各报纸之第一报告，均含有日本在中国之特权主张已经美国承认之意味。此种纪载之结果如何，则中国全国事实上不论何处何人，均愤怒如狂是也。幸而此一种外交之实在内容，其后为中国人士所知，始得风平浪静。其次则二十一条件，中日两政府签字之际，学生运动及各报界继起而抵制日货，亦报纸活动之结果也。
及至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中国与日本举行分离的会议时，中国报纸所得之急报，只有直接交涉之一语。但未曾说明在每次会议时，英美二国之全权代表，必出席其间；又中国保存完全抗议之一端，亦未曾声明。中国读者，遂以为中国政府方面数次拒绝。如此会议后，中国代表竟终至于卖国，各国竟均承认日人行动。于是华盛顿中国公使馆，接受无数忠告之海底电报，中国全国各处皆有示威运动，均要求中国代表辞职。英美及其他各国，均受中国人之非难，中国人的信念几完全震动矣。一月后，始有第一之正确报告，但其时中国代表已将辞职，华盛顿会议之中国民间的各方面代表，亦同时证实直接交涉，而不加以详细之说明，直至外交总长颜惠庆发出正式报告，将情形详说后，中国人始稍得安静。
此一例，可具体证明中国报之势力。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的议论，几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读者之人数固日见增加，已受较良训练之新闻记者之活动，亦日有进步，有力出版物销行亦盛。此乃关于国内将来之安定，中国在国际间位置之稳固上，大有希望之一端也。更进一步言之，虽谓为万国和平上一真希望，亦无不可。”[2]
民国以来，以法律之争执，成南北对峙之局。八年二月，南北各派代表议和于上海，各报以此会关系国内和平，均派员至沪，以通消息。因各地记者之聚集，遂成立全国报界联合会；当时并出有《和平日刊》，与会相终始，为严密之监视。
后此又有国是会议、国民会议、善后会议等。虽或发起而未开，或开而无结果，然各派均知利用报纸以宣传一己之主张也。
注释
[1]民国四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公论西报》载有《失信》一文，其原文如下：“中国人知亲贵之不可恃，于是改专制而为共和。今乃知所谓国际条约保护弱小之国以抗御强敌者，亦曾不足恃。日英两国既尝正式担保，复一再为明白之宣言，以维持中国之独立完全为己任，至其间接之声明，则更不可以次数计也。然除二三外交家之宣言外，世之确信日本有丝毫维持中国独立或完全之意者，殊居少数。若朝鲜之合并，南满之吸收，与夫暗助党人阴谋扰乱中国之治安，凡此数端，无不足为日本无意践言之明证。盖日本之视其宣言，初无异于工厂中佣役之妇孺仅思利用以经营事业，而初不足劳其一盻也。顾日虽如此，而世人犹希冀其信托二国以为信誓，而二国今竟失信。
自今以后，彼于二国之约言，惟视之为一无价值之谵语而已。顾英方有战事，不暇东顾，或可借此以自解，然英固可呼美国为助以援中国，而英不然。故论弃绝中国之辜，美犹在英国之下。当下议院某议员质问英政府，英美二国间曾否有关于中日交涉之文件往来时，英外相格雷答以无有，谓惟仅有一简短非正式之谈话而已。夫日本所开之强要条件，凡先于最后通牒或即在最后通牒之内者，其于中国之自立与领土之主权，皆有重要之危险，固为公众所承认。乃英国对斯二者，虽尝有切实之担保，布告天下，今竟漠然置之。其他若门户开放主义，今虽以东蒙之条约而废弃，已成封闭之域。英美二国间，且并上三者，不过为一非正式之谈话。中国于此，当可不再望外交之援助，而欲求诸满口大言毅然以维持中国独立为完全己任之国，则更不足深恃矣。要之，日本哀的美敦书之成功，日、英、美、法、俄、德诸国皆应各负其责。其中除日本为兹罪戾之实犯者外，其负有可耻之罪责者，尤当以英为首。夫法语之言，其味最苦。然以为苦而秘之，必于人无若何之裨益，是乃所以为真理也。”英政府延律师控告该报主笔李治氏（W.Shedon Ridge）。上海英日按察使署以其有意煽惑，违反一九〇九年英日敕令，双方辩论甚长，不具录。证人伍廷芳氏谓此文于中英两国友谊，只有益而无害，王宠惠氏亦谓此文不致发生恶影响于华人，结果，宣告被告无罪。
[2]D.D.Patterson：The Journalism of China, P.74.
第四节 结论
民国以来之报纸，舍一部分之杂志外，其精神远逊于清末。盖有为之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故政治革命迄未成功，国事窳败日益加甚。从国体一方面观，当筹安时代，号称稳健之报纸，多具暧昧之态度，其是否有金钱关系虽不可知，若使无民党报纸之奋不顾身，努力反抗，则在外人眼光中，我国人之默许袁氏为帝，似无疑义。故从严格立论，若当袁氏蓄意破坏共和之时，各报即一致举发，则筹安会中人或不敢为国体问题之尝试，是以后纷乱，可以不作。更进一步言之，使袁氏至今而健在，则其为害于民国，有为吾人所不敢想像者。报纸之失职，有逾于此耶？其实袁氏虽死，继之而起者，往往倒行逆施，无所恐惧。虽曰其故甚多，而舆论之软弱无力，不可谓非一种诱因。从社会思想方面观，各种学说，纷纭杂错，目迷五色，论其学理，无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其果适合于我国国情否，果适用于我国今日之人否，是尚不能无所踌躇。身为记者，于此应先下一番研究功夫，以徐待事实之证明，若根据捕风捉影之谈，人云亦云，漫为鼓吹相攻击，其不为通人所齿冷也幾希。从科学方面观，可谓最无贡献。因科学之不发达，而迷信遂益难打破。乩坛可以问政，建醮可以弭兵，野蛮时代之把戏，居然能在二十世纪之新舞台上与人争长短，不可嗤哉？甚至“天皇圣明”“天命所归”之文字，竟能在报纸上发表，此真足悲愤者也。从艺术方面观，如音乐、戏曲、绘画、文学等，均为人生必不可少之正当娱乐，而报纸多不提及。试以上海一隅言，大部分之女子，除吃著生育而外，惟有烧香、打牌、看戏、逛游戏场，请问此为何等生活耶？其所以致此者，为一方面无高尚之娱乐，一方面多恶劣之引诱。譬如小说尚不脱章回窠臼，公然提倡嫖赌，无丝毫清醒之气，则无知女子之日趋堕落，亦不足怪。报纸于此种现象，岂不应注意耶？闻之埃及都丹（Tutankhamen）王陵之发现，欧美记者纷往参观，其研究之所得，报纸常连篇累牍而载之。其在我国，如最近美国博物院所派遣之亚洲考古队，在蒙古所掘得之古代器物及恐龙兽之化石，欧美各报争相影印，而我国报纸若不知其有事。又如敦煌石室之发现，实为研究我国古代艺术之绝好材料，在理我国报纸应大拓篇幅，以发挥我先民之优越，其价值与埃及王陵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试问我国报纸对于此种事业之成绩如何，能不扪心自愧否？今日之报纸，惟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事物，以博无知读者之一笑。其幼稚诚不堪言矣。从外交方面观，国际因交通与经济之关系，息息相通。外人之对我国也，其政策均有一定步骤，虽五卅惨案之猝然发生，可谓震动全国，而外人之态度依然不改其镇静。盖由平日知之有素，自可因病而下药也。我国报纸向不注意国际间事，外交常识可云绝无。每遇交涉，则手忙脚乱，恒不能导民众入于有利之途。上者为外人宣传而不自觉，下者则以受外人之津贴为得计。言念及此，不寒而栗矣。虽然民国以来，报纸对于社会，亦非全无影响。如人民阅报之习惯业已养成，凡具文字之知识者，几无不阅报。偶有谈论，辄为报纸上之纪载。盖人民渐知个人以外，尚有其他事物足以注意。本来我国人对于“自己”之观念甚深，而对于社会国家之观念则甚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之消极人生观，实为我民族积弱之由来。今则渐知自己以外，尚有社会，尚有国家，去真正醒觉之期不远矣，且人民因读报而渐有判断力，当安福专政时代，报纸多为收买，凡色彩浓厚者，俱为社会所贱恶，而销数大跌。年来报纸之主张不时变易者，虽竭力振刷精神，而终不得社会之信仰。是可见阅报者之程度日见增高，能辨别孰真而孰伪，孰公平而孰偏颇。宣传之术，不容轻售矣。此外，报纸之作用，已为一般人所谉知。故一家庭有报，一学校有报，一商店有报，一工厂有报，一团体有报，一机关有报。其不能有报者，亦知借他报以发抒其意见。即就报界自身言，亦知经济独立之重要，而积极改良营业方法；知注意社会心理，而积极改良编辑方法。不过自本国言之，似比较的有进步；若与欧美之进步率相比较，则其进步将等于零。至此，吾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纸之觉悟，吾更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界之努力！